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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的民族属性
“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之三
【作者简介】徐江伟，1982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专业，曾当过教师，后从商，现为自由职业 者，并爱好历史研究。一、可疑的大禹治水故事夏后是中国第一个有起讫记载的朝代，开创者名叫禹，史称“夏禹”，他是黄帝的后裔，可信，因为在游牧社会里没有高贵血缘而进入贵族行列的可能性本不存在，那是由游牧文化的血缘特性决定了的。“夏后”应该读作hogou，即“回鹘”，读音已经显示出民族背景。“夏”应读作ho，这是古音，吴越方言如此读法，“后”读“诟”音，也是古音。禹的父亲名“鲧”，他是帝舜重臣，《帝王纪》云：“（禹）本西夷人也。”就
是说禹所统属的部族从西而来入据中原，夏后之国早已有之，原处在甘青甚至更遥远的西方。
《史记·夏本纪》主要篇幅记载了夏禹“巡狩”路线：
禹行自冀州始，东至于东海，西至于流沙，北至于太原，南至于交趾。东浙于海，西被于流沙……入于渭，乱于河……均江海，通淮泗。于是九州攸同……九山集旅，九川滌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教讫于四海。帝禹的疆域广大，不仅是黄土高原，东至东部沿海，南到云南滇池，全都在帝国的版图之中。“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确立起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
夏禹根据各地田土肥瘠把赋税分上、中、下三等，并指定各诸侯国贡纳名目繁多的特产。“大史公曰：夏时，贡赋备关！”由此可见其时国家政权已经相当完备了。
政府会催生文字，因为管理一个巨大的国家离不开文字，文字会随着
□徐江伟卫
方社会科学论
政府的产生而出现，古人说“夏人有典有册”，这是完全可信的。
夏禹时代，黄土高原上的黄河重要支流黑水、弱水、泾水、渭水、汭水、漆水、沮水、沣水流域，这些支流汇入黄河的三角洲地带是最容易垦殖农耕
的地方，其时可能全部被开垦了。《夏本纪》在指称黄土高原时有这样的话：
“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帝禹规定的赋税与长江流域相比不算高，是
“中下”，因为那里只是可以农耕，但不是最适宜农耕的地方，不是传统的农
耕区域。夏禹时代黄土高原上的农耕人口应已有相当规模。
《夏本纪》曰：
（禹时）三苗大序……
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
“三苗”即后世著名的“石抹”（唐代出现在辽东的“渤海”国就是石抹创建的，
帝位传了十代，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辽史》中石抹是契丹强族，石抹
也是《金史》著姓，元初有著名人物“石抹·明安”，他是汉军总管。“苗”古代
有“猫”这样一个读音，“大序”是顺服的意思。
还有几个阿尔泰游牧民族族名也值得注意，后世将反复出现：
“析支”即《汉书·匈奴传》中的“休屠”（“屠”通“储”），析支是“党项”的另一个称呼，他们将建立中国历史上的“西夏”。析支的蒙古语读音是“塞尔柱”，公
元10世纪他们将建立横跨欧亚的巨大帝国，并引起延续百年的十字军东征。
“三危”即“室韦”，成吉思汗蒙古人的前身。夏禹时他们在“黑水”即六盘山北侧，《魏书》中“室书”已北迁至大兴安岭西侧了。
我们从《夏本纪》中可以读出其时华北平原、徐淮平原已从海中冒出来的信息：
禹行自冀州始……大陆既为，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
岛夷卉服，其篚织贝。
淮维徐州……大野既都，东原底平，其土填墳，草木渐包。
华北平原上“大陆既为”，逐渐成为游牧民族的新领地。北方鸟图腾女直部
落，即“鸟夷”穿着兽皮缝制的衣服即“皮服”出现在那里。
更为广阔的黄淮平原上，“东原底平”“草木渐包”，很快就会成为游牧民族争夺的地盘。
山东半岛可能还没有完全与大陆相连，那里的“岛夷”穿的是“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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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草编（也可能指麻）的衣服，他们用细线穿起贝壳装饰在身上。岛夷也是鸟夷，属于女直系游牧民族。他们从东北南下而来，但山东半岛气候暖和些，与东北森林地带的鸟夷不同，他们不穿皮服改穿“卉服”了。
《夏本纪》没有提到北方的匈奴，禹时政权的重心可能已南移，对北方游牧区域的控制力已有所萎缩，就是说政权农耕化程度相比五帝时期有所提高。
夏王朝共传十七代，延续了四百七十一年，最后一个帝王名“桀”，战败后被商汤放逐。
《夏本纪》曰：
商汤伐桀……桀走呜条。
《括地谱》曰：
夏桀无道，汤放之呜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呜条”古籍又异写作“密竹”，原本是族名，但古人早已把它当作地名了，就是《蒙古秘史》中的“篾尔乞”，成吉思汗的仇敌，其时他们已北移至鄂尔浑河流域。地名从族名而来很自然，这个“密竹”就是今天的甘肃民勤县。
夏桀与“篾尔乞”关系非一般，可能就是帝桀的本族，那里是他的本国，否则他不会败逃到那里去避难。夏桀的儿子名叫“獯粥”xunyu，那是黄帝北逐“荤粥”的异写。而父死子妻其后母乃是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并不是夏桀儿子的堕落行为，更不是什么“兽行”，而是一种民族特征。
数千年后在河套地区建立的西夏王朝，自称是夏禹的后裔，可信。从西夏的情形中我们可以想象到数千年前夏禹的情形，西夏人原先也游牧在青海一带。
大禹的民族背景如何？《夏本纪》记载的官职称呼“四嶽”已经传递出明确的信息：
《史记》记载黄帝设有四大臣，曰：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但没有明确指出这就是“四嶽”，帝舜时就明确有了这个官职：
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之礼？皆曰伯夷可。
舜由帝尧的“四嶽”荐举给帝尧而后被重用；禹由帝舜的“四嶽”荐举给帝舜而后被重用，可见这是一个非常显要的官职。
“四嶽”其实就是“四狗”，“嶽”是个会意字，本义是“能说话的狗”。成吉思汗也有“四狗”：分别是忽必来（此人与元始祖同名）、者勒篾、速不台、者别
（原名“主儿扯”），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四员大将，大汗征服世界的忠诚助手，
其赫赫大名令敌人闻风丧胆，原来“四狗”可以追溯到黄帝和大禹时代。
狗是一种忠诚的动物，在世界上好像都是褒义的，但在汉民族中却是贬义的。怎么会这样呢？可能与远古历史在民族心理上的积淀有关，奴隶主
使唤的狗不被奴隶们喜欢也属自然。
荐举大禹的“狗”名叫“皋陶”，大禹能终成帝业，皋陶功不可没。《夏本纪》曰：
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
如不服从禹就会被身为帝舜“四嶽”之一的皋陶投入大狱之中。《尚书》有“皋
陶谟”，即此人发布的训令。
皋陶说什么语言？此人是什么民族背景？当笔者告诉你“皋陶”就是“窝阔台”（标准读音ogodai），与成吉思汗的继位者、蒙古帝国的第二代可汗同
名时，你已经豁然开朗并知道答案了。这是一个阿尔泰游牧民族的传统姓
名，金太祖名“完颜·阿骨打”，这个“阿骨打”也是同名异写。
特别要指出：夏禹“治水”被无限夸大了，到了非常荒谬的地步。相对于自然力而言，人类的力量是渺小的，夏禹时代人们手里拿着木锄、木棒、木
铲，如何能去治水？且不是一般的水，那是可以填海造陆的黄河啊！
如果说夏禹果真有过“治水”之举，那么必定像他的“巡狩”一样，只是一种政治姿态。帝舜是有“五岁一巡狩”，诸侯每五年要到规定的地方去朝
见帝舜一次，夏禹继承之，“巡狩”不是真的为获取食物去捕猎，而是向诸侯
国宣示至高无上权威的一种仪式，就是“库里台”大会。“巡狩”从游牧生存
方式中来，为游牧文化固有的东西，帝舜之前应早就存在，直到清代的木兰
围场，乃是这种游牧文化一以贯之的传承。《魏书·高车传》记载，五部高车
就有每三年“合众祭天”的习俗，那是“巡狩”的另一种写法而已。夏禹的治水
只会是一种仪式，譬如向河中抛下几块玉璧之类，“治水”的记载反映夏禹时代
农耕人口的数量已相当大，农耕人口的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游牧文化的内在特质注定了“大禹治水”不可能真实出现过。游牧文化特征是崇拜自然，所谓“天人合一”，主张融入自然、顺服自然。对于滔滔黄
河，游牧民族除了敬畏就是崇拜，绝对不会产生“征服”的妄想。征服自然的
观念从来没有在华夏文化中存在过，那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东西，东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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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随笔141夏商周三代的民族属性
壤中不存在此种元素。
《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阻止人们为他建造宫殿和园林，说那样会“刺破大地的皮肤”，祖先留下来的蒙古包才是天底下最好的宫殿，原野草地不可去破坏，森林草原就是他最喜爱的园林。蒙古人甚至颁布法律严禁定居民族下河洗澡，认为洗澡污染水源，那是对水中神灵的大不敬。草原民族就这样对自然，对自然之水充满敬畏。蒙古人这样想，成吉思汗这样想，大禹也会这样想，他怎么可能产生“治水”的念头呢？
就像成吉思汗不会去“治”水一样，大禹也不会去治水，大禹很可能像成吉思汗那样住在蒙古包里，本来就没有“家门”，当然不会发生“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情。
黄河总是在泰山南北两侧来回摆动，历史上黄河改道有准确记载的共有五次，即黄河曾有六条流路：一曰禹王故道，约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602年（周定王五年），行河时间有1370年，渤海出口；二曰西汉流路，公元前602年至11年，行河613年，黄海出口；三曰东汉流路，公元11年至公元1048年，行河1037年，黄海出口；四曰北宋流路，公元1048年至公元1128年，行河81年，黄海出口；五曰明清流路，公元1128年至1855年，行河723年，黄海出口；六曰利津流路，公元1855年至今，渤海出口。
五千年内，黄河两次注入渤海湾，其余四次改道但都流入黄海，黄河每一次摆动都会使当地百姓遭殃。
今天仍有许多人对夏禹治水大加颂扬，说此乃中华民族伟大壮举，大禹的治河工程必定浩大而且科学，否则怎会有一千三百七十年那么长的行河期呢？就这样言之凿凿，禹就这样被神化了。一个远古时代的成吉思汗会像绍兴大禹庙壁画中那样，扛着木锄去疏浚黄河吗？
禹王故道行河时间特长，是因为其时黄土高原上生态破坏程度相对还不十分严重，黄河含泥量相对较少的缘故，岂是大禹治河所致哉！大禹治水，一个流传了数千年的荒诞故事！
五帝、夏代是否真实存在过？中华是否有五千年之久的文明史？这个问题争论已久，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公布后，争论又一次爆发出来。持否定意见的人认为，五帝和夏代都城遗址至今没有考古发现，无法相信其真实存在过。
人们历来把五帝和夏后看成农耕汉民族创建的朝代，认定他们是定居民族，从这样一个前提思考问题就会持否定意见。
其实五帝和夏后是游牧民族创建的朝代，其时统治者的定居化程度尚低，他们的居所以蒙古包为主，奴隶的住所就更简陋了，所谓都城就是几个“斡
儿朵”，这个时代难以出现较为永久的建筑物，当然就没有历史遗存可供发掘。
在游牧文化指导的社会里，即使到了成吉思汗时期，和林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
世界首都，且为时尚近，但至今那里也没有找到多少建筑遗存，那是一个游牧
社会的缘故。笔者以为三皇五帝和夏代不能以无有都城遗址去否定。
二、禹的原始读音
夏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国家名称的朝代，此前三皇五帝也曾建立过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但没有确切的国名流传下来，故没有作为朝代
进入中国历史。
“夏后”其实是“回鹘”的异写，“回鹘”也是汉字注音，最标准的读音当然是突厥语yulgur。现在我国仍然有他们的后裔，法定注音是“裕固”。
四千年前的回鹘人是黄土高原上一个勇武好战的游牧部族，我们可以从“夏”这个象形会意字中看出一些端倪，这个汉字由三部分组成，从上到
下依次是头、双手和脚，象形一个高大威武的王者形象。
夏后王朝与其他游牧汗国一样是部族军事联盟，众多的游牧部族即诸侯国围绕一个核心部族结成联盟，他们通过库里台大会推举核心部族首领为天
可汗，就像入股一样，狩猎时分享猎物，战争中分享掳掠来的奴隶和财物。帝国
内部有许多大小不同的部族（国），故古籍有“诸夏”的称呼，“诸”是众多的意思。
帝禹是这个军事联盟的首领，他是帝国的创建者。“禹”是一个象形字，象形一位峨冠博带的君王。“禹”的原始读音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象形
字的原始读音不会是单音节的，因为他们说多音节语言，阿尔泰游牧民族
的族名都是多音节的。
禹这个象形字必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汉字之一，因为是一个远古帝王的专用名，那么怎样去寻找这个汉字的原始读音呢？
游牧文化有极其顽强的传承能力，因为它来自无比久远的人类历史，古代的游牧帝国都是在原生态的游牧文化中产生出来，这些游牧帝国常常
是远古帝国的复制品。游牧文化的特征是以族名为人名，核心部族的族名
就是帝王之名。
唐代出现在蒙古高原上的回鹘汗国可以为我们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
回鹘汗国称霸蒙古高原上百年，他们还曾为唐王朝收复过安史之乱中陷落
的国都，但他们不断南下掳掠人口和财物，唐王朝深受其害，故唐代史书对
其有较多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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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随笔143夏商周三代的民族属性
《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回纥（即回鹘）汗国的核心部族即出可汗的部族叫“药逻（葛）”，古代突厥语Ilig 本义就有君王的意思。
这个族名在《魏书》中记作“伊娄”，乃是拓拔北魏“帝族十姓”之一，魏穆帝名“猗卢”，即是“伊娄”的异写。《金史》记作“移剌”，金代贵姓，地位仅次于“完颜”。“药逻葛”之“葛”，一个词尾塞音，塞音读音轻微，通常只是一个口型变化，以汉字拟音时可以忽略。“伊娄”就是忽略塞音后的汉字注音。《金史·百官》罗列金代贵姓时记作“移剌荅”，但到具体人名时一律省略了“荅”音。如《列传》人物移剌元宜，移剌子敬、移剌卜道、移剌成、移剌斡里朵等等。
根据上述记载可以推定帝禹的本族是“药逻”。这还可以在《夏本纪》中找到佐证，《夏本纪》记载，夏王朝传至第十四代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其时“有龙作乱”（即有龙图腾部族反叛内侵），所幸有“刘累事孔甲”，这个名叫刘累的人能“扰龙”（古人注曰：扰，顺也）。意思是刘累能顺服作乱之龙，帝孔甲靠刘累逃过一劫。为奖赏刘累，“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把帝姓赐给功臣属于最高奖赏。“御龙”必定是夏王朝的帝族私姓。“御龙”是音译和意译的结合体，与“药逻”“伊娄”“移剌”只是注音异写而已。
由此可以推定“禹”的原始读音就是“药逻”，禹今天的读音“yu”是从“药逻”单音节化而来，快读即可导出“yu”之音。
《唐会要·马》记载了唐代大漠南北四十个游牧部落出产马匹的情况，并记下了各部族马印的形状。游牧民族自古就有在马身上剪出或者烙上部族标志的习俗，就像他们把自己的头发剃掉一部分，用以标识部族一样。《魏书·高车传》：草原民族对于有标识的马，“虽纵闲在野，终无妄取”。
《唐会要·马》记载回鹘人的马印：。
他们的马印与“夏后”之“后”字的古体非常相似，这不会是一种巧合。甲骨文和篆文“后”是个会意字，从“人”从“口”，表示君王之口向四面八方发出号令。“后”本义就是君王，不是“皇后”。例如：武王伐纣，众诸侯会师于孟津，《尚书》曰“群后以师毕会”，“后”就是指众多的诸侯王。回鹘的马印与“后”字的篆文如此相似，已经把夏后王朝的创建者是什么民族隐约地显示出来，这个马印当作文字来读的话，必定读作“hogou”！
《旧唐书》中还有“回纥”为何又写作“回鹘”的原因说明，说回纥崇拜一种叫做“鹘”的鹰，他们要求唐王朝在文书往来时把“回纥”写成“回鹘”，这显示回鹘属于鸟图腾的女直系民族，并与大禹是黄帝后裔的记载吻合。
如果你想知道大禹说什么语言，那么读一读《蒙古秘史》吧！它就说那种多音节的粘着性语言，他说话时总是卷着舌头，全是倒装句，我们汉人听
不懂他在说什么，但蒙古人能听懂，因为他们都说阿尔泰语！
三、殷人之名
商盘庚帝把自己的“斡儿朵”从黄河以北迁到黄河以南的殷，商王朝从此有了明确可考的都城，史家习惯上称商为殷，此后的中国历史，成为公认
的信史。考古已经表明，即使迁都于殷之后，殷墟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永久
性建筑群，那里仍然只是游牧民族的“斡尔朵”，一个帐篷群而已。
《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商始祖名“契”，“契”为卵生，从鸟而出。这里有民族背景信息，女直才有一以贯之的鸟生传说。司马迁说“契”母名“简狄”，
其实是“女直”的异写。
《殷本纪》曰：
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诗经·商颂》则曰：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司马迁说“契”是帝舜的大臣，被封于商。契传四百多年，历十四代，方传至
“成汤”，成汤开创了商王朝。“玄”不是黑，玄鸟不是黑鸟，玄是“北”的意思，
他们从北而来入据中原。
“汤”是姓，“成”是后人谥号，或者是伐桀成功之后，众诸侯王在“库里台”
大会上所上的尊号。“汤”与“鐋”通，《尔雅》：“黄金谓之鐋。”蒙古语“金”读
作“阿勒坛”（阿尔泰），此乃汉字“鐋”（汤）读音的来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殷商仍然是“金”姓阿尔泰游牧民族开创的王朝。
成汤时“夏桀为虐政淫荒”又逢“昆吾氏为乱”（注曰：“昆吾者，卫氏”），帝桀的近幸大臣为乱朝政，“卫氏”应指夏桀的亲兵，即禁卫军。于是“汤乃
兴师伐昆吾”，灭去昆吾后，一不做二不休，“遂伐桀”，于是夏后王朝灭亡了。
以“清君侧”为名夺取帝位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而成汤的故事
可能是有记载的第一次。
“汤”曾被夏桀囚于“夏台”大狱中，但夏桀一念之差，竟放了他，放虎归山。“桀死时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至使然！”但悔之晚矣！
“伊尹”是儒家理论中的圣人，常常与周公并论，他与周公的历史作用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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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随笔145夏商周三代的民族属性
非常相似，位居“冢宰”（百官之首），商汤在灭夏之后死去，其子尚幼，于是伊尹执政，继伊尹为冢宰的人是“咎单”。其实“伊尹”是“蠕蠕”的异写，“咎单”是“契丹”的异写，都是族名作人名。
殷商王朝有几个特点，都显示着他们的游牧民族背景：一是帝位兄死弟继，叔侄相传。殷商王朝共历三十一帝，大多是兄死弟继，这显然不是农耕汉民族的传统，但我们在蒙元时代看到了这种传统的继续，而金代皇帝没有一个是父子相传的，那是一种文化习俗，民族的特征。其二是国都迁徙不定，“自契至汤八迁，汤始据亳”，他们在黄河南北频繁迁徙，显示着他们的游牧习性，而盘庚以后逐渐进入定居状态，乃是汉化加深的表现。
《尚书》有“盘庚”篇，记载说：“盘庚迁于殷，民有不适居”“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他们对盘庚都怀有怨言，极不情愿南迁，因为他们原本是游牧之人，他们“不适居”，没有定居习惯。文中盘庚帝用威严的语气警告那些不愿迁都的贵族首领，说你们不要不听劝告诽议迁都，否则将招致杀身之祸。
游牧民族眷恋故土，眷恋游牧生活，不愿南迁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魏孝文帝决定南迁国都时也遭到来自贵族内部的严重阻力，魏帝不得不欺骗性地答应贵族们可以冬天在洛阳，一到夏天马上让他们返回蒙古高原之“代地”，这样才勉强得到贵族们的同意，想不到太子也不愿南迁去住宫殿，结果太子被废黜。盘庚迁都遭到反对不过是有记载的第一次，同时也把殷人的民族背景显示出来了。
殷商王朝历时长达四百九十六年，期间几度衰微又几度中兴，如此绵延不绝的顽强存在，世所罕见。有一个地名，其实是族名，值得辨析。
《史记·殷本纪》：
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
武丁夜梦得圣人，
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因故被关押拿问），筑（居）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司马迁显然把“傅险”当作地名了。笔者以为“说”这个“圣人”后来以地名为姓的说法是错误的。
“傅险”不是地名，而是著名的游牧民族族名，这个族名在殷商初年就出现了，并且在《殷本纪》中不断出现，开始写作“巫贤”，后来写作“巫咸”，他们在不同时代都位居宰相之位。“傅险”只是这个族名的又一个异写而已，就是后世的“兀颜”（完颜），数千年后他们的传人“完颜·阿骨打”将创建“金”，成为
宋的死敌。“说”本来就姓“傅险”！一个族名，讹传成了地名。由此可见“完颜”
部族在殷商王朝中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强大的部族，能左右政局。人会死去，
但族不会消失，游牧民族自古以族名为名，这样的人名就会在历史上不断
出现，并把他们的民族背景清晰地显示给后人。“傅险·说”应当与“完颜·阿
骨打”一样说古代满洲语，帝武丁也一样，否则他们怎么“得而与之语”呢？
《殷本纪》中还有两个人物被儒家不断提起，民间也有过许多演义故事。
一是“妲己”，帝纣的宠妾。二是“比干”，死谏之臣，帝纣恨之，“剖比干”观其
心，他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忠臣。本文不对这些历史人物做道义上的评说，
只关注他们的民族背景，笔者以为“妲己”是“台吉”的异写，一个宠幸后妃
拥有“台吉”这样一种贵族称号是符合游牧民族习俗的。“比干”是蒙古语“必
儿干”的异写，意思是“有智慧者”，至今蒙古人中仍然有许许多多人名叫“必
尔干”。这些包含着游牧文化和阿尔泰语特征的姓名，显示着这些历史人物
的民族背景和语言背景。
殷商王朝帝位继承实行兄终弟及制，我们看到金代帝王也是兄终弟继，与殷商完全相同，这种帝位传承方式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殷商王朝是
女直先民建立的王朝，他们当然不会是说汉语之人，他们说古代阿尔泰语。
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话：“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意思是说殷人有这样的习俗，路上碰到车来是吉兆，殷商王朝以白色为贵。我们在《蒙古秘史》
中找到了这种习俗被继承的明确记载，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人确有这种习俗。
四、从妇好墓看殷商王朝的民族背景
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发掘出一座商代贵族墓葬，就是著名的“妇好”墓。墓葬保存完好，出土文物之丰富精美，为商代
王陵考古挖掘所罕见。墓中有青铜器、玉器、象牙器、海贝等文物，共计
一千九百二十八件。
墓中出土了有铭文的青铜器二百余件，其中有“妇好”字样的就有一百余件。可以确定墓主人是一位女性，但这个女性极不一般，因为墓中有大量
武器，有代表国家最高军事权力的大铜钺，且有两个，一为龙纹，一为虎纹，
都刻有“妇好”两字，那是她的专用之物，就是说此女人权同帝王。
甲骨文卜辞显示，“妇好”是商王武丁六十位妻子之一，身为皇后，又是商王祖庚，祖甲的母辈，即太后。《史记·殷本纪》就有商王“武丁思复兴殷”
的记载，在武丁振兴商王朝的过程中，这个“妇好”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卜
辞记载，她为殷商开疆拓土，曾派兵北讨土方，东伐夷国，南败巴人，威震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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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随笔147夏商周三代的民族属性
现今河南人已经在那里竖起一尊汉白玉雕像，称其为“中国最早的女将军”，这个“妇好”手持大钺，英武而美貌。有考古学家说，这个“女将军”生前一定力大无比，神勇无比，否则她怎么挥得动每个重达九公斤的青铜钺呢？其实钺只是一个象征之物，军事征伐大权的象征而已。武丁之妻如果真是一位鲁智深般的女大力士，那个商王武丁不被她吓死才怪呢！
妇好墓中出土的玉器形状与纹饰与红山文化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且墓中玉器大多属于和田玉，就是说来自遥远的新疆。墓中还有原产自阿拉伯海的海贝，这种“阿纹绶贝”并非产自中国沿海，说明商王朝与西亚存在某种联系。
笔者以为从“妇好”墓中可以解读出商王朝的民族背景。
“妇”蒙古语读音为“豁埃”（快读即成“妇”音），指已经生育过的女人，此为尊称，并不是每个女人都可以如此自称的，蒙古人有圣母“埃兰·豁埃”的故事，这个“埃兰”是族名，而“豁埃”就是“妇”。
甲骨文卜辞记载这个“妇好”生前有自己独立的封邑和邦国，此乃游牧文化的一个特征，只有游牧民族的可敦才有自己独立的封土和属民。
史书记载唐代回鹘汗国的可敦有自己的城郭和独立的官署，成吉思汗的可敦也有自己的斡儿朵。蒙元时代蒙古帝国在今天的鄂尔多斯有八个斡儿朵（鄂尔多即“斡儿朵”，“斯”是蒙古语复数后缀音），其中有两个专属于大汗的两个可敦，还有一个属于成吉思汗的母亲额伦。这种皇太后有自己的官署和属民的现象不见于汉民族建立的王朝中，乃是草原民族的特征。
游牧文化具有强烈的血缘属性，这种血缘关系在草原帝国中是一种庞大而稳定的核心贵族架构，这是政权稳固的人文基础。帝位总是在叔伯兄弟间传承，很少有父子相继的，这种继位方式使得继承人选择范围成倍扩大，有利于推选出优秀者，这可能是游牧帝国生命力的一种制度保障，乃是以攻战掳掠为生的游牧民族在无比久远的自然历史中理性选择的结果。
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当继位者年幼的时候，皇太后执政便出现了。皇帝幼冲为女性行使最高权力提供了机会，而草原母亲特有的坚毅顽强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展示出来，并成为一种民族标记和民族特征供后人识别。
例如，北魏初期有“文明太后”，她是魏孝文帝的养母，这个女人在北魏创建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因此她死后孝文帝为她建造了豪华的陵墓，陵墓就在鲜卑拓跋的故都山西大同附近，至今尚有“文明太后方山石室”，那原是太后陵前的一个享堂，形制宏大，装饰精美。辽代初年有“应天萧太后”，她是回鹘汗国王族后裔，协助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了耶律诸部，奠定帝业，太祖死后扶立太宗德光，德光年幼，她长期执掌朝政，镇压诸弟叛乱，西并奚国，东灭渤海，在辽王朝的创建中功不可没。清初的孝庄皇后是蒙古
人，这个女人在皇太极死去、清兵入关之时起过重要历史作用，那个摄政王
多尔衮也最终未能超脱她的掌控，显示出一个草原女性卓越的政治才能。
而慈禧太后精于权变，执政达半个世纪，中国历史上少有皇帝能出其右。
“妇好”墓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殷商王朝的民族背景，这确是一个由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这个“妇好”是否像武则天那样自称过帝王
不得而知，但只有在草原帝国中才会出现这样的历史人物。
笔者以为，考古工作者只要按照笔者所指认的民族背景去思考中国的先秦历史，许多历史谜团可迎刃而解。
五、“变身戎狄”的周人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的祖先名叫“弃”，他是帝喾的后裔。“弃”生下来就被抛弃，但“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得以不死，这与殷商祖先“契”的故事属
于同一版本的不同演绎，“弃”与“契”不过是同音异写。
同一个故事演绎之后出现一些差异很自然，因为记录在不同时代，口口相传之后难免走样，就像《魏书》记载的鲜卑拓跋的祖先故事和《蒙古秘
史》记载的成吉思汗的祖先故事类同但又有些差异一样，因为故事由不同
的人讲述，不同的人记录，怎么可能不走样呢？只要大体近似就应当肯定他
们有共同的来源。
司马迁说“弃”长大后成为帝舜的大臣：
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
弃可能是帝舜时代专门管理农耕人口的人，故有“稷官”之称，但周人不是
农耕民族，他们是地地道道的阿尔泰游牧民族。
《周本纪》曰：
不窟未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窟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间。
《匈奴列传》：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身西戎，邑于豳。
“不窟”（chu）是族名，我们可以在《金史·官氏志》中找到对应姓氏“蒲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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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随笔149夏商周三代的民族属性
为女直著姓，《金史·列传》中有许多以此为名者。“公刘”也是著名族名，“公”古代有“乌”读音，“乌刘”就是“斛律”（前面已提到斛律·金）。
“犇戎狄之间”的说法是后人的误解，周人本来就是西戎，不存在变的问题。民族身份不可能想变就变，“公刘·不窟”不可能抛弃阿尔泰语改说汉语，或者抛弃汉语改说阿尔泰语，生存方式也不可能说变就变。
“变身西戎”的说法也可能是儒家的刻意掩饰，儒家不愿把周人归入戎狄之中，因为“周礼”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内容，岂可与戎狄沾边？
《匈奴列传》：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身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年，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后三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其后二百有余年，国道衰，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
这是西周兴衰八百余年历史的简述，以后就是东周时代了。
周人在“豳”游牧了三百余年，到“太王亶父”时周人遭到匈奴的攻击，被迫迁徙到“岐下”。
一个称呼要特别注意就是“太王亶父”，“亶父”即“单于”，“太王”才是他的正名，此外还有“古公亶父”即“古公单于”，其时，周人又遭到“薰育”（匈奴）攻击，被迫再次迁徙到“周原”地方，在那里游牧了一百余年，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周文王、周武王时代。
特别要指出：把“单于”改写成“亶父”不会是司马迁的笔误，而是刻意为之，那是儒家的“良苦用心”，他们不忍看到儒家理论中的“圣人”周文王、周武王乃戎狄出身的事实。
这样刻意为之的地方在《史记》中可以说比比皆是，这也是汉民族的无奈——无法改变历史，那么就改变历史人物的民族背景吧！这种特殊的民族心理在司马迁之时形成，在司马迁之后也不断表现出来。例如乾隆皇帝是海宁汉人陈阁老所生的故事，慈禧太后是山西汉人所生的故事等等，都是这种心理作用下的产物。这种心理也反映在“超脱”的宗教界，当外来之佛终成强势宗教，本土道教弱势地位难改时，《老子化胡经》就出现了，“胡”人之佛，被说成老子化身，“佛”也会遭遇调包计！
周兴于伐“犬戎”，“西伯”大败犬戎而后周兴，周亦败于犬戎，犬戎攻杀周幽王而后周衰。犬戎即是以狼为图腾的突厥先民，他们是周的宿敌，这显示出周是女直属性。
“西伯”就是周文王，“文”显然是后人追加的谥号。“西伯”即“鲜卑”，部族名作人名，阿尔泰游牧民族的特征。
西伯与商汤的经历非常相似，商汤被夏桀囚于“夏台”大狱之中，差点被杀，夏桀一念之差竟放了商汤，夏桀死时后悔莫及。西伯也被商纣王囚于
“羑里”大狱中，死期快到，纣王同样一念之差放虎归山，酿成亡国之祸。请
读者注意这个地名“羑里”（you），其实是“耶律”的异写，这是一个著名的族
名，两千年后他们将建立“辽”。
西伯家族显然知道商纣王有何种性格，他们在关键时候搜罗了许多美女和文马（有花纹的马）献上，纣王大喜，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
乎！”不但马上释放了西伯，还允许西伯借用天子名号征伐周的敌人。“明年，
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
三年之间西伯在连续不断地征伐中实力大涨。“密须”即“蔑尔乞”，后来成了成吉思汗的仇敌，“耆国”就是“杞国”，在秦岭一带。
西伯实力越来越大，归附周人的诸侯国越来越多，又一个“成吉思汗”
崛起在黄土高原上。《元史》曰：成吉思汗一生“灭国四十”，《史记正义》曰：“诸
侯归西伯者四十余国。”两者相隔数千年，何其相似？
到武王继位时周已有取代“天子”的实力了，武王率大军四万五千人，自西袭来，在“牧野”与帝纣决战。
武王在牧野誓师：
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
武王曰：“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尔所不
勉，其于尔身有戮！”
“远矣西土之人”说明牧野与他们的出发地有较远距离，他们是长途奔袭而来。
成吉思汗的“苏鲁定”（战旗）用白色牦牛尾缀成九条缨子，武王的“白旄以麾”应与“苏鲁定”差不多，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文化背景。
武王指挥的大军全都是游牧之人，孔安国注曰：“八国皆蛮夷戎狄。”武王之师全是戎狄，但武王不是戎狄，有这样的可能吗？如果武王说汉语，用汉语誓
师，这些戎狄能听懂吗？显然他们是同类，他们都不说汉语，不是农耕之人。
牧野之战以纣师败绩结束，商纣王“自蟠于火而死”，殷商亡矣！
我们再来看武王登基大典传递出来的民族背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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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随笔151
夏商周三代的民族属性
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
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
“荷”，扛着，“罕旗”，可汗之旗，武王不是可汗何来汗旗？武王是先可汗而后称帝，就像忽必烈先可汗而后皇帝，皇太极先可汗而后皇帝一样。
《尚书·武成》曰：
武王伐殷，往伐归兽。
意思是说周武王从“周原”出发伐殷而去，取胜回归时一路狩猎（“兽”通“狩”），正是游牧民族的写照，战争与狩猎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原本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西征，得胜还师蒙古高原一路狩猎，场面盛大。术赤的军队在千百里之外的黑海沿岸向东驱赶野兽，成吉思汗在里海一带布置出口袋状围猎圈，野兽逃进围猎圈后封闭口袋捕杀，游牧民族以此为乐，并以此训练军队。周武王的军队不是游牧军队又会是什么呢？
一个疑问存在已久：周武王的都城在哪里？
考古工作者在“周原”苦苦寻找他们的都城遗址，但至今没有任何发现，只发现一些墓葬。那么，“武王伐纣”从哪里出发的呢？学者们都从周人是定居民族这样一个前提去思考问题，疑问就来了。其实武王伐纣时周人是地道的游牧民族，他们没有都城，只有“斡尔朵”，都城在农耕化、定居化以后才出现，找不到周人都城也反证了周原本是游牧民族。
殷商灭亡的深层原因是农耕化（汉化）的加深，被取而代之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如果你无法想象周人的祖先“弃”，竟被抛弃荒野，那么去读《蒙古秘史》吧！少年铁木真也有过被自己部族抛弃的命运，他确是一个弃儿。如果你难以想象“弃”竟能成就大业，那么去读《蒙古秘史》吧！艰难困苦的经历能造就坚忍不拔的意志，无与伦比的毅力总是来自严酷的生存境遇，当你知道了蒙历纪元从成吉思汗开始时，你就知道“弃”最终化身为周人祖先的原因了！六、周人的国号和满洲的来历
有人会这样说：夏、商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朝代，那么周人总该是农耕汉民族了吧，况且周人有名叫“后稷”的祖先，从字面上看也与农耕有关。
从《史记·周本纪》看来，周人的祖先名“弃”，又名“后稷”。“弃”长大后“好
耕种”，帝尧“举弃为农师”，帝舜命其“播时百谷”，“弃”于是有了“后稷”之号。司
马迁说：“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又说“后稷”死在夏代末年，他死后周
人就变身戎狄了。古人叹曰：“后稷何其长寿也！”因为他竟有八百多年寿命。
“后稷”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国名！哪有一个人历时八百年之久的道理。
“后稷”就是“高车”（读ju），这是一个阿尔泰游牧民族的传统国名，《魏书》中的
“高车”是也！这个国名在《汉书·西域传》中写作“康居”，在隋唐时代写作“龟兹”，
古代阿拉伯人记作ghuz。这个古老的国名从来没有在中国历史上消失过。
“后稷”是音译与意译的结合体，“后”应读作“诟”，这是古音。“后”本是君王的意思，因为“弃”有“好耕种”的传说，又是尧舜的大臣，古人就选用“后”
与“稷”两个汉字去注音这个国名。中国历史的真面目就这样被儒家严严实
实地掩藏起来。
周人有“周”这样一个新国号始于“太王”，
《史记·匈奴列传》曰：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身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年，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后三百有余岁，周西
伯昌伐畎夷氏，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
太王单于“作周”，就是重新命名，改“高车”为“周”，这个国号存在了三百年
之后才有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
那么这个“周”原始读音如何？周人是游牧民族，他们说古代阿尔泰语，一种多音节语言，他们的国号不可能是单音节的。
为此笔者重新去考察《周礼》，并有了新发现：
《周礼》显示，周人把每个月份都赋予一个称呼，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即正月）名叫“望渚”。《尔雅·释天》记作“孟诸”，《离骚》写作“望陬”，出现许多
异写说明这只是一个汉字注音，这个词汇并不出自汉语本身，是一个外来
词汇。清人黄生注曰：“望，莫浪切，此古音也，吾乡作此音。”意思是说“望”
古代读作“孟”，我家乡方言至今还保持古音读法。
先秦时代是一个盟邦时代，周天子之国是这个盟邦中的盟主，处于诸侯国中的最高等级上，如果按照诸侯国的等级地位来命名每一个月，周人之国
当在正月，《周礼》以“孟渚”命名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应是“周”的原始读音。
笔者推定“周”这个汉字的读音是从“孟渚”单音节化而来，快读即成。
就像“夏”原本读作“夏后”，“吴”原本读作“句吴”一样，“周”原本读作“孟渚”，
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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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的民族属性游牧文化有无比顽强的传承能力，游牧文化的传承并不依赖文字，考察满洲女直的历史可以印证上述推论。
史书记载努尔哈赤的曾祖父有“满柱汗”称号，后来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把女直旧名改为“满洲”，“满洲”与“满柱”只是注音异写。皇太极如此命名有何来历？对此史家众说纷纭。“满洲”必定有某种历史背景，蕴含有这个民族引为自豪的东西，“满洲”有过辉煌的过去才会在女直文化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笔者认为“满洲”就是“孟渚”，两者相隔数千年，但显示出来的是一样的语言背景、一样的文化背景、一样的民族背景。
努尔哈赤和他的曾祖父压根就不说汉语，也不识汉字，皇太极称帝前也从来没有攻读过《周礼》《尔雅》，史书记载皇太极对于汉文化的了解仅限于曾经听过用女直语说唱的《三国演义》故事，但他为自己的民族命名，竟与数千年前的《周礼》不谋而合，这会是一种巧合吗？显然不是！七、周人的语言
说三皇五帝是游牧民族，少有人会反对，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实难把他们归入到农耕定居民族中。对夏人、商人是游牧民族也只能默认，因为考古不长气，挖遍中原大地也不见他们的都城遗址，那种宏伟的殷墟宫殿夏原图为旅游目的臆想出来，对此人们心照不宣。还有那个尚黑之秦，史书记载明确，他们原本是牧马训鹰之人，中原诸侯国一直把秦人称为“戎狄”，其游牧民族属性难以否认。
于是“周人”成了最后一道防线，已到非死守严防不可的地步，那是汉民族辉煌祖先历史的最后根基，没有根基“圣人”无处立脚，要轰然倒塌，随之而去的是儒家理论的立论基础。正因为如此，从司马迁起，儒家就煞费苦心，处处掩饰，竭力曲解，一定要把“单于”改成“亶父”，从而把周人归在农耕汉民族之中，中国历史的真相就这样被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但总会露出一些马脚。
《史记·周本纪》：“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于邰，号曰‘后稷’。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
后稷是周人早先的国号（与康居、龟兹、高车一样，不过是汉字注音），那是一个更早期的奴隶制国家，延续了八百年之久，后来才改国名为“周”（即满洲）。
为什么说“后稷”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呢？因为从“黎”这个汉字中可以读出这样的历史信息：
“黎”，象形会意字，由“黍”和“勿”组成。“黍”就是小米，一种能在黄土高
154社会科学论坛2012/3原这样的旱地环境里种植的作物，“勿”象形一个“弓”，弓上二撇表示弦的振动，意为弦动箭发，引申为威慑、警告，也可单独用做否定词。
甲骨文黎字 说文黎字
“黎”就是被掳掠而来的农耕汉民族先民，他们在游牧民族利箭的威慑下耕作于井田之中，为奴隶制生产粮食或服各种苦役，故又写作“黎服”（如屈原《天问》有“黎服大悦”）。“黎”是奴隶主对农耕奴隶的专门指称。由于耕奴全都面目黝黑干瘪，故这个“黎”字又被引申为黄中带黑的颜色。
井田制并不是周人的发明，“黎”的称呼在《虞书·尧典》中就已经出现，在华夏文明起源萌发全过程中，奴隶和奴隶主乃是说两种完全不同语言的人，他们之间无法用语言交流，利箭和杀戮是奴隶主表达意志的唯一方式，于是表示粮食的“黍”和表示武力威慑的“勿”有了内在的联系，被组合在一个表示人的汉字中，他们是在游牧民族利箭威慑下，与牛马一样的低贱的耕奴。
从“弃”特好耕种的记载来看，周人掳掠和使用农耕人口有特别悠久的历史，故帝舜对周“弃”有如此之言：耕奴是要饿死的，你既然有管理耕奴的特长，就由你来管理这些耕奴吧，你来指挥他们按时耕种！
“黎”把华夏文明的历史成因表露出来，华夏文明就是在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奴役中起源了，儒家所称的“圣人”何在？从来没有存在过！
同样是指称耕奴，商人专门造出“僕”字（又写作“菐，濮”，简化后成“仆”），这也是一个象形会意字，画的是头上有髻（头发簪于头顶，无剃发习俗的汉民族先民形象），手捧畚箕，形容萎琐，服事土役之人，即是掳掠而来的农耕汉民族先民，商人统称之为“濮族”。做奴隶总是要挨打的，这个汉字后来就引申出击打的意思，扑，打也。奴隶主何“德”之有？那是一个绝不可能有“德”的时代！
由此可见，造出“僕”
，“黎”两个汉字的人有一脉相承的思维方式和完全一样的价值取向，那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酷，最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并且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同样古老的汉字里面烙有那个遥远的过去、真实的历史信息。
那么周人到底是说什么语言的呢？真相是不是已经被历史的风雨冲刷得痕迹全无了呢？痕迹仍然可辨：
《史记·周本纪》记载，牧野之战失败后商纣王自杀而死，周武王进入帝宫：“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
之大白之旗。
”
（商周之人可能与后来的蒙古人一样都有尚白之习俗）
学人随笔155夏商周三代的民族属性与司马迁不同，《尚书·周书》这样记载：“周武王以轻吕击之。”
笔者以为《尚书》的记载更早期，更原始因而更可靠，司马迁之所以把“轻吕”改写成“轻剑”，为的是读来明白易懂。
“轻吕”是什么？就是“轻便的剑”。我们知道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有这样的习俗，他们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把腰刀。
但汉语中并无“轻吕”的读法，什么语言把腰刀读作“轻吕”呢？笔者在《匈奴传》中找到了答案：
《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之时，朝廷派车骑都尉韩昌和光禄大夫张猛出使匈奴，与匈奴呼韩邪（兀颜）单于缔结盟约，对盟约仪式有如此记载：
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
古人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按：刻有字符的金器）也，挠，和也，契金著酒中，挠搅饮之也。”
就是说“径路”是匈奴语“腰刀”的读音，这不就是《周书》的“轻吕”吗？区别只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汉字来注音匈奴语腰刀。周武王既然与匈奴单于一样把随身宝刀读作“轻吕”（径路），他们显然是说同一种语言的人，原来周人与匈奴是完全的同类！
笔者以为“轻吕（径路）”就是汉字“剑”的原始读音，“剑”本来就指随身腰刀，这个汉字今天的读音从“轻吕”单音节化而来，快读即成。
传说“易”是伏羲（兀颜）始作，而“文王拘而演易”，当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耶律）时，他在狱中对“易”做了进一步推演，使之更完善了，故有“周易”之称。那是一种以天地阴阳为理论的占卜图谱，共有八卦，第一卦就叫做“乾”，特指“天”。这个“乾”字在汉语口语中从不使用，也不见汉语方言中有如此读音，表明这是一个外来词，并不是汉语所固有的，那么“乾”来自什么语言？笔者又在《匈奴传》中找到了答案。
《史记·匈奴传》曰：“匈奴谓天祁连。”意思是说匈奴语把天读作“祁连”两个音节，这不正是“乾”的原始读音吗？原来是匈奴口语，汉语把“祁连”这个匈奴语缩成了单音节，方法很简单，快读即成。而《魏书》记载鲜卑拓跋也把天读作“祁连”，近来破解出来的西夏文显示宋代的党项语也把天读作“祁连”，这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是匈奴的直接后裔。从乾的原始读音可以看出，“易”这个“国粹”其实是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发明出来的，而儒家理论中的“圣人”周文王，他说古代匈奴语，不过是一个入主中原的匈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