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内敦煌民族研究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早在战国之前，这里就先后定居过三苗（？）、火烧沟人（羌）、塞种、允戎等多种部族。战国秦汉之际，这里又有月氏（大月氏、小月氏）、乌孙和匈奴等入居。汉代以后，相继又有汉、鲜卑、退浑（吐浑、吐谷浑、阿柴）、粟特（昭武九姓）、吐蕃、嗢末 、苏毗（孙波）等繁衍生息于这里。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引起了西北地区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于是，回纥（回鹘）、龙家（龙部落、肃州家）、南山、仲云（众云、众熨、种榅） 等相继登上了敦煌的历史大舞台。再后，又有鞑靼（黄头鞑靼）、党项（西夏）、蒙古 及黄头回纥（裕固族）等民族跃马挥鞭于这块热土。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诸民族间既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与争斗，也有和睦共处、友好往来的融融岁月，尤以后者为主，构成了历史上 敦煌民族关系的主旋律。各民族在这里或游牧，或农耕，或农牧兼营，以不同的方式开发建设着祖国的边疆，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敦煌文明，这在今存于世的敦煌石窟艺术和见藏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敦煌文献中都可反映出来，中外史乘也不绝于书。
今敦煌地区现存的500余个洞窟中，除了汉人政权 时代开凿的300余窟外，少数民族政权时代所开的洞窟也有170余个，约占洞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敦煌发现的50000多卷古代文献中，除汉文外，尚有吐 蕃文写卷5000件左右，另有突厥文、龟兹文（乙种吐火罗文）、焉耆文（甲种吐火罗文）、摩尼文（摩尼教徒使用的“正式”文字）、回鹘文、于阗文、粟特 文、西夏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等多种文献，此外还有用佉卢文、梵文、钵罗婆文（中古波斯文）、叙利亚文写成的文献。它们为我们认识历史上敦煌民族的 社会活动、经济状况、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敦煌民族是敦煌学领域中内容复杂、研究难度较大的分支学 科。在1949年以前，我国研究者不多，偶有论及者也都主要局限于利用汉籍史乘的记载来考证在敦煌活动过的古代诸族，如三苗、乌孙、月氏、匈奴等。 1949年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学术事业的全面复兴，敦煌民族研究也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在社会历史、古代文献、语言文字、宗教哲学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其中尤以吐蕃、粟特、回鹘与西夏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在新世纪伊始对近年涌现出的这些成果进行总结、回顾，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一 吐 蕃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
，唐政府被迫调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以及北庭、安西等西北各地的精锐部队入援内地，西北边防空虚，青藏高原的吐蕃帝国乘 机进攻，逐步占领了陇右及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至于吐蕃何时攻占敦煌？则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直接资料较少，学者们只能通过间接资料和其他 有关文献进行研究的，推测成分较大，故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形成一致的意见，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有多种，如大历十二年（777）、 建中二年（781） 、贞元元年（785） 、贞元二年（786） 、贞元三年（787） 及贞元四年（788） 等多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上述诸 说中，笔者倾向于786年说。自此年至848年张议潮起义推翻吐蕃贵族在敦煌的统治，吐蕃统治敦煌达68年之久。关于这一时期吐蕃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 区的施政及当地的社会、经济与宗教文化状况，两《唐书》及其它史乘都绝少记载。有时虽偶有提及，也往往语焉不详，且失之传闻。幸赖敦煌写本的发现，才弥补了这一缺憾。
敦煌发现的吐蕃史料主要有两类，一为古藏文文献（亦称吐蕃文书或称古藏文卷），一为汉文文献，它们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都有 大量发现。不幸的是，这些文献大都于20世纪初由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等巧取豪夺，席卷而去，其中就有约5000余卷的藏文写卷流落伦敦和巴黎，分别庋 藏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
我国藏学研究的先驱于道泉先生早在30年代初负籍巴黎就学时就注意到这些文献的重要价值，且受北平图书馆的委托，谋求对这些文献进行复制、摄影，以期携归国内供国人研究，但由于受到收藏单位的掣肘，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以至国内学人长期无缘从事研究，只能望洋兴叹。
我国学者对敦煌藏文文献的价值虽早有认识，对其研究也酝酿已久，但成果的发表却迟至1978年，开风气之先的当为黄文焕先生发表的《河西吐蕃文书简述》 （《文物》1978年第12期）一文。该文通过对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以及兰州等地所藏吐蕃文书的调查与整理，指出现存河西的吐蕃文书达9000多页， 并论述了这些文书多方面的宝贵价值。随后，他又发表《河西吐蕃经卷目录跋》（《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通过对河西所藏古藏文经卷中百余人题记 的研究，指出这些既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物证，同时也是吐蕃奴隶主利用佛教统治人民的具体反映。继之，他又发表《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后记》（《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两部佛经抄本的研究，以阐明中唐时期吐蕃与兄弟诸民族在文化方面的协作。这些成果引起了我国
学界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广 泛重视。
继其后，王尧、陈践先生合力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研究，切入点就是法国学者巴考等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940年版）和法国科学院与巴黎国立图书馆合作影印的两巨册《法藏敦煌藏文写卷选刊》（1978、1980年版）。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共存三件，编号分别为P. T. 1289、S. T. 750、Or. 8212-187。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使，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是研究吐蕃历史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王尧、陈践合力将其译为汉文发表。
除此之外，他们还先后发表了《敦煌藏文写卷P.T.986号——〈尚书〉译文证补》、《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译本介绍》、《敦煌古藏文〈礼仪问答写卷〉译解》、《P.T.1071号、1073号、1075号吐蕃律例文献》、《敦煌藏文写卷P. T. 1088、1085号研究》、《敦煌藏文写卷〈战国策〉译解》、《敦煌藏文写卷〈尚书〉译解》、《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P.T.1047、1055号译释》、《吐蕃景教文书及其他》、《敦煌吐蕃文书P. T. 1297号再释——兼谈敦煌地区佛教寺院在缓和社会矛盾中的作用》等一系列论文，大都被收录于王尧、陈践著《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8年）和王尧著《西藏文史考信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中。他们还合作出版了《《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敦 煌本藏文文献》（民族出版社，1983年，藏文版）等多部专著，将敦煌出土藏文文献中比较重要的内容翻译成汉文或现代藏文，并予以详细注疏，为学术界的研 究提供了极大方便。
敦煌发现的古藏文《吐谷浑大事纪年》记载了吐谷浑灭亡后附蕃的吐谷浑王室和国家字公元706年至715年间发生的大事。是研究吐谷浑史的重要资料。
古藏文《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是五位回鹘使臣写的报告，记吐蕃北方的突厥、默啜、契丹、乌护、回鹘等三十几个大小部落的名称、地理位置及其生活习俗等，是研究八、九世纪中国北方诸民族的珍贵历史资料。
敦煌发现的藏族医学文献很多，有《医疗杂方》、《医灸法》、《医百病疗方》、《针灸图》、《医马经》，还有用象雄语书写的医药文献，罗秉芬在《试论敦煌本古 藏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中对其进行了概括性论述。他与黄布凡编译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为古代藏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资料。王尧、陈践在《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57号——藏医杂疗方译释》、《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27号、1044号——藏医灸法残卷》中也译释了其中的几件较重要的文献。
最近，由王尧
主编，陈践、褚俊杰、王维强、熊文彬参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民族出版社，1999年）也得以问世，公布了全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目录，计有编号4450个，含3375个卷号。这是古代藏族文献研究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此外，杨福泉《敦煌吐蕃文书〈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与东巴经〈献冥马〉的比较研究》、陈庆英、端智嘉《一份敦煌吐蕃驿递文书》、黄布凡《敦煌〈汉藏对照词 语〉残卷考辨订误》、汶江《吐蕃官制考——敦煌藏文卷子P.T.1089号研究》、任远《罗摩衍那敦煌古藏文本与梵文精校本》、周季文《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马林《敦煌文书P.T.1083号藏文写卷考释》等都是研究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的颇有价值的论著。
除藏文外，敦煌还出土有一大批与吐蕃密切相关的汉文文献，他们与藏文文献一样，对于吐蕃史和汉—吐蕃关系史来说，无论就历史、地理，还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甚或宗教、民族学，都是第一等重要的资料。于道泉、王 重民、向达诸先生都曾对此花过心力，在海外访问、研究期间，孜孜不倦搜集、抄录，作过报导。惜形成文字、公诸于世的文献却为数不多。对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其实也是最近二十年间发展起来的。其中尤以对巴黎国立图书馆藏P.2555号《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的研究成果最丰。
该文献 包括沙州敦煌郡佚名氏诗59首、甘州张掖郡马云奇诗13首，共计72首。早在30年代，王重民先生在巴黎时就注意到这一文献，将其全部录文后带回北京，进 行了整理，指出其写成年代当在大历元年（765）凉州陷蕃至建中二年（781）敦煌沦陷之间。 但直到1977年才由舒学整理后于《文物资料丛刊》的第一辑中发表。舒学进一步指出，此诗为唐德宗建中年间河西重镇张掖、敦煌陷于吐蕃后，被蕃军押往青海 湖动侧监禁的两位唐俘所写的囚诗。高嵩根据诗歌内容，并亲赴青海湖东侧进行考察，然后对每首诗几乎都作了系年说明，撰成《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宁夏人 民出版社，1982年）一书。随后，柴剑虹先后发表《敦煌伯二五五五卷“马云奇诗辨”》、《〈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伯2555）〉初探》，指出仅有一首为马 云奇所写，其余可能为“落蕃人毛押牙”的作品。台湾学者潘重规也有类似看法，并有更细致的论证。与上述将诗集系年与吐蕃占领沙州时期的意见不同，陈国灿于近期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佚名氏的五十九首诗当为910年金山国张承奉派往吐蕃的使者的作品。 这些诗按时间先后编排，记录了作者沿途的见闻和感慨，其所记地区，当时都已为吐蕃所占，在唐
五代史籍上基本上没有记载，故这些诗作便成了研究唐朝中期或唐 末五代之交吐蕃历史与吐蕃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珍贵史料。
P.2555号卷背面窦昊撰《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也是研究唐代唐—蕃关系的第一手资料，也由王重民先生从巴黎抄归，惜一直未能发表。直到1982年 才由邓小楠整理研究后以《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伯二五五五）校释》为题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上。
敦煌文献中所见汉文吐蕃佛教典籍为数不少，其中尤以昙旷《大乘二十二问》、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及法成的有关著作最引人注目。
S.2674《大乘二十二问》为长安西明寺僧人昙旷为回答吐蕃赞普关于佛法的垂询而撰写的。文中罗列有关大小乘教理、教义、教史方面的二十二个问题，诸如涅 槃、三身、佛性、真如、十地菩萨、三乘异同、部派分裂之类，然后答之，是研究昙旷思想及吐蕃统治时期河西佛教状况的珍贵资料。
P. 4646号《顿悟大乘正理决》记录了8世纪以摩诃衍为首的汉僧和印度僧侣在吐蕃赞普主持下于拉萨所进行的“顿”“悟”之争，对于研究汉地禅僧在藏族中的活动以及禅宗教法在西藏的传播等问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代藏族高僧法成的著作在敦煌石窟中留存极多。其中有法成由汉译藏的《金光明最胜王经》、《解深密经疏》、《楞伽阿波多罗宝经》、《善恶因果经》、《贤愚 经》等二十部；藏译汉者有《般若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萨婆多宗五事论》、《菩萨律仪二十颂》、《释迦牟尼如来象法灭尽之记》等五部；著述有《大 乘四法论及广释开决记》、《大乘稻芊经随听手镜记》、《叹诸佛如来无染著德赞》等三部，另有法成讲，弟子谈迅、福慧、法镜、洪真、恒安、一真、明照、智慧 山等人手录的《瑜伽师地论讲议录》等。这些对研究古代吐蕃乃至河西地区的佛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上面所说的这些佛教文献，对研究吐蕃 历史，尤其是佛教史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早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如法国著名汉、藏学家戴密微以《顿悟大乘正理决》为据，结合其他文献撰成的《吐蕃僧诤 记》一书曾名重一时；日本上山大峻对《大乘二十二问》、《顿悟大乘正理决》及法成著作的研究，都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有幸的是，这些也已逐步引起 国内学者的关注，如王尧通过这些敦煌发现的汉藏吐蕃文献以阐述法成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 杜斗成、陈海涛则以之为据论述了法成在河西汉藏佛教融合中的作用； 张广达、佟德富通过对《顿悟大乘正理决》的研究
，探讨了汉地禅宗在吐蕃中的传播及其影响。
上述的这些文献，昙旷所著写成于吐蕃攻陷河 西之初，反映了汉地禅宗与吐蕃的早期接触；王锡的著作则反映了禅宗在吐蕃的盛行；到法成时期，禅宗已几无影响，其著作反映出来的完全是唯识宗的思想。所以 可以认为：昙旷、王锡、法成的著作，大致代表了汉地禅宗在吐蕃中的传入、兴盛到衰亡三个阶段的历史。
除上述文献之外，敦煌出土的与吐蕃历史、文化、宗教关系甚为密切的尚有释门杂文、王锡致吐蕃赞普奏表、牒状、户籍、契约、写经题记、碑铭赞、变文等多方面的资料。
敦煌发现的为数丰富的这些藏汉文资料，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依据，杨铭近期出版的《吐蕃统治敦煌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就是利 用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汉文文献撰写成的，对吐蕃统治河陇及西域的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在此之前，他已经先后发表过《唐代吐蕃统治于阗的若干问 题》、《吐蕃统治时期敦煌部落使考》、《吐蕃统治下的河陇少数民族》、《试论吐蕃统治下汉人的地位》、《敦煌文书中的Lho bal与南波》、《吐蕃时期河陇军政机构设置考》、《曹——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吐蕃“十将”制补证》等文。《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可以 说是对其以往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
王尧、陈践在研究敦煌藏文文献的同时，很注意利用这些文献来研究吐蕃王朝的历史及吐蕃统治敦煌的历史，撰成《吐蕃兵制考》、《吐蕃法制考》、《吐蕃职官考信录》、《蕃占时期的敦煌佛教事业探微》、《敦煌吐蕃官号“节儿”考》等一系列很有价值的论文。
此外，黄文焕《吐蕃经卷里的数码研究》、陈庆英《从敦煌藏文P. T. 999号写卷看吐蕃史的几个问题》、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突地考》、《沙州道门亲表部落释证》、史苇湘《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黄盛璋《敦煌文书中“南山”与仲云》、杨际平《吐蕃时期敦煌计口授田考》、《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黄颢《敦煌吐蕃佛教的特点》、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荣新江《通颊考》、谢重光《吐蕃占领期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僧官制度》、张云《“节儿”考略》、马德《吐蕃统治敦煌初期 的几个问题》、石硕《从敦煌藏文写卷P. T. 1287看囊日伦赞时代吐蕃联盟政权的扩展及其内部矛盾》、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杨正刚《苏毗初探》、邵文实《沙州节儿考及其引申出来的问 题》、金滢坤《吐蕃统治敦煌的社会基层组织》、《吐蕃统治敦
煌时期的部落使考》、《吐蕃统治敦煌的财政职官体系——兼论吐蕃对敦煌农业的经营》等都是利用 这些正史缺载文献以探讨敦煌历史问题的成功之作。
在为数丰富的汉藏文吐蕃文献之外，敦煌现存的吐蕃文化遗产还有相当数量的石窟艺术品 和一定数量的藏文题名 。吐蕃统治者笃信佛教，曾在敦煌大兴法事，广度僧尼，由来自吐蕃本土的高僧大德管理敦煌佛教并参与政事。在吐蕃统治敦煌的60余年间，莫高窟的开凿也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属于这一时期的洞窟很多，据统计，新开洞窟57个，补绘前代洞窟近20个，后代重绘约11个，即今天莫高窟所留吐蕃时期的洞窟近90 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洞窟有112、231、237、159、360、261等。 吐蕃时代的洞窟在制作上比较考究，线条潇酒流畅，色彩清雅明丽，构图严谨紧凑，富有生活气息，对晚唐、五代乃至宋、回鹘、西夏时代洞窟的修造有着深远的影 响，在敦煌艺术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1227年，蒙古人攻破沙州。在蒙古军进攻河西之前，成吉思汗就向西藏佛教界表示愿意皈依，西藏 地方势力也派使者表示臣服之意。1244年阔端王与西藏萨迦宗教领袖班智达会晤于凉州，遂使藏传佛教密宗艺术渐次盛于河西，莫高窟第465窟的金刚乘藏密 壁画即为其代表。此窟主室为正方形，覆斗顶，设中心圆坛。窟顶绘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方佛，四壁绘各种金刚，有表现男（象征慈悲）女（象征智慧）双身合抱 “双合像”，有表现以恶制恶的各种愤怒金刚等。各种形象都很生动细腻。用色变化多样，晕染富有立体感，表现了萨迦派艺术的独特风格，不特在藏族密教艺术中 堪称上品，即使在整个敦煌石窟艺术中也是难得的瑰宝，值得珍重。学界对其多有研究，如宿白《榆林、莫高两窟的藏传佛教遗迹》（《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北 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杨雄《敦煌藏传密教艺术的珍贵遗存——莫高窟第四六五窟附榆林窟第四窟的内容与形式》（《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六五窟 （元）》，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谢继胜《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壁画双身图像辨识》（《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至于该窟的时代，学 界一般称之为元代洞窟，但同时又存在着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该窟的开凿应在唐代中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如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415～417页）；金维诺《吐蕃佛教图像与敦煌的藏传绘画遗存》（《艺术史研究》第2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谢继胜《莫高窟 465窟断代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2000年第3～4期）等。
二 粟 特
粟特是古
代中亚历史上最活跃、最神秘的民族之一，其经济、文化水平很高，知农善艺，并且拥有记录自己语言的特殊文字——粟特文。他们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利 之所在，无远弗至，故而被称为“商业民族”，其商业活动不仅沟通了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也使自己独特灿烂的文化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播至东方。
提 起敦煌粟特民族，我们首先会想起的无疑是1907年英人斯坦因于敦煌西北汉长城烽火台遗址发现的8封古粟特文信札。这些书信时代早且内容丰富，对丝绸之路 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故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其年代问题。在这些古信札出土不久，威斯尼通过对其纸质的鉴定，认 为其时代应在2世纪左右。后来，随着书信内容的解读，其具体年代也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1948年，英国学者亨宁读懂了其中编号为T. XII. a. ii. 2的信札（即第二号信札）的部分内容，认为其年代应在312～313年之间。60年代，匈牙利学者哈尔玛塔进一步解读了这封书信，对亨宁的观点提出反驳意 见，认为其写成之时应在196年。
我国学者对该文献的关注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1981年，黄振华撰《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 动态》1981年第9期）一文，基本上赞成哈尔玛塔的断代，但对亨宁和哈尔玛塔释出的“匈奴”表示怀疑，提出“原文究竟是‘匈奴’或‘汉人’，还值得研 究”，认为写信的年代有可能是汉献帝建安六年(201)。此后，维族学者依不拉音?穆提依撰《中亚地区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 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基本上接受了亨宁的4世纪说。
1983年，李均明与林梅村合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 1984年)，其中也谈到该问题，认为其时代不应晚于汉代。后来，林梅村又继续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通过对信件文义的分析和考古地层关系，将其时代推定在 200～204年之间，认为其中以202年的可能性最大。 与此说相左，陈国灿撰《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辑，1985年），以大量的汉文史料来揭示第二封信札所 包含的历史事件，指出其发信地点是姑臧而非敦煌，书写的时间是西晋永嘉六年八月，即公元312年10月。王冀青通过对第二号信札的译释和考证，认为此信写 于东晋初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信札内容中有永嘉元年邺城被焚毁事件和西晋怀帝被俘一事。
数年后，敦煌学研究的翘楚荣新江撰《西域粟特移 民考》（《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再次论证了古信札的年代。他根据英国学者辛斯
威廉新检出的若干粟特语文书，结合这些文书所用 粟特文字母与敦煌粟特文信札的相似性，从而论证信札的年代为西晋永嘉五年或其后几年间。受此说启发，刘波又通过对文书纸张的论述及二号信札的语渊学证据， 进一步论定该文献为4世纪之物。至此，敦煌粟特文信札的年代差强可定。
对敦煌粟特聚落问题的研究，是多年来学术界所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着了先鞭，涌现出不少成果，其中尤以池田温于1965年发表的《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最为引人注目。他利用敦煌文书中之差科 簿，对蕃占之前敦煌粟特人聚落从化乡之位置、人员结构、宗教信仰、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做了详尽的探讨。指出，这一聚落出现于7世纪前半叶，其时，粟特人通过 定居并与汉人通婚而逐步汉化。这一聚落的最大作用，是作为通商交易的中介而维护粟特人的利益。8世纪中叶，粟特本土与唐朝的政局都出现了板荡之势，加强唐 与粟特诸国关系的恶化和吐蕃对河西的占领，导致了敦煌粟特聚落居民的离散。 陈国灿进一步认为这一粟特人聚落的出现，是因为原居于塔里木盆地东部且末河流域播仙镇的粟特人受到西突厥故将阿史那阙啜忠节的劫掠骚扰，而逃往敦煌以期得 到沙州刺史的保护，沙州政府对这批逃难而来的粟特人，专门划出地域进行安置，建立户籍，其时间略早于景龙二年(707) 。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废除了唐代的乡里制度，将汉人、吐蕃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相混合，而组成一种新的基层组织－－部落，从化乡于是消失，粟特人多集中于丝 绵、行人、上、下等部落之中，并开始参与吐蕃对敦煌的统治 。这一过程，大大加速了粟特人同当地人，主要是汉族融合的进程。归义军时期，敦煌粟特人基本上已经汉化，在居住地域、宗教信仰、与地方政权等关系上，都已 完全等同于汉族。
池田温的著作对以后敦煌粟特聚落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影响极大。只是文中提出的这一粟特人聚落在吐蕃占领敦煌之后 因粟特人的逃亡而消失的观点，却受到了国内学者的质疑。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根据P. 5038《丙午年九月一日纳磨草人名目》中的粟特人名，判断在归义军时期仍有粟特遗民活动，著籍的粟特人长期活跃于沙州。陆庆夫、郑炳林、王尚达、陈海涛 等也都撰文指出：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打破了唐代的乡里制度，但粟特人并没有逃亡，而是促进了他们同敦煌汉族社会的融合，在归义军时期恢复乡里制度时从化乡 的消失，是他们汉化完成的标志。
近期，荣新江、冯培红分别撰文
探讨了敦煌归义军统治者曹氏家族的族源，提出他们应为粟特后裔的说法。 这是一个全新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关于粟特人在敦煌的活动，我国学者多有研究，其中以敦煌文献研究的翘楚郑炳林用力最勤，他先后独立或与人合作发表了多篇论文，如《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归义 军政权》（《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贷卖胡粉历〉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唐末五代敦煌的社与粟特人聚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7年）等。
上述诸文以丰富的敦煌写本为依据，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粟特人的活动给以深入论述，指出粟特人当时在僧、俗两界都依然有广 泛分布，其上层人士有的还成为吐蕃统治阶级的一员。848年，敦煌土豪张议潮发动了反对吐蕃贵族统治的起义，粟特人积极参与其间，随后建立的归义军政权实 际上就是以张氏为主的敦煌大姓与以安姓为主的粟特人联合推翻吐蕃统治者后建立的区域性政权，在这种背景下，敦煌的粟特人同汉族大姓一样，都发展成为一种新 的大姓豪族，其中以安、康二姓最为显著。
此外，可述的成果还有很多，如：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敦煌学辑刊》1986 年第1期）认为张议潮起义至少运用了三支力量，其中之一就是粟特人，并且此后粟特人在归义军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的汉化》（《历 史研究》1996年第6期）从职业分布、婚姻关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方面探讨了敦煌粟特人的生活状况和汉化问题。党新玲《五代敦煌粟特人医家史再盈》（《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根据敦煌写本S. 4363《天福七年史再盈改补充节度押衙牒》的记载，论述了粟特医学家史再盈的生平事迹。尤有进者，冯培红《P. 3249背〈军籍残卷〉与归义军初期的僧兵武装》（《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指出，在归义军政权统治之初，敦煌有许多粟特人还曾组成僧兵武装，参加 了反对吐蕃人的战争。其中既有一般俗人，也有佛教僧侣。
在商业活动上，姜伯勤《敦煌、吐鲁番とシルクロード上のソグド人》（《季刊东西交 涉》第5卷第1～3期，1985年）、《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认为丝绸之路也是“白银之路”，在7世纪以前，吐鲁番和敦 煌地区都是白银通货的流通区，商业民族粟特人是银钱流通的推行者，而在唐代，则变为沿着“丝马贸易”之道流出铜钱的状况，这依然与粟
特人关系密切。他进一 步将敦煌和吐鲁番的粟特人分为著籍与不著籍两类，以身份的差异来阐明其社会地位与社会活动之不同。此书资料丰富，立论准确，堪为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 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典范。继其后，程喜霖《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汉唐过所与中日过所比较》（《敦煌研究》1998 年第1期）则通过敦煌发现的涉及粟特胡商的多件文书的分析，对粟特商人的商业活动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并对这些文书的制作与使用进行了说明。彭金章、沙武田 《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与西夏钱币》（《文物》1998年第10期）、康柳锁《关于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和西夏钱币》（《甘肃金融? 钱币研究》1999年第1期）对近年于敦煌莫高窟北区发现的一枚波斯银币进行了考察，认为它的出土应与粟特人在当地的活动有关。郑炳林、王尚达《吐蕃统治 下的敦煌粟特人》（《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认为在吐蕃统治时期，依然有大量粟特人在敦煌从事商业活动，从而推动了敦煌地区商业贸易的繁荣。郑炳 林、杨富学《晚唐五代金银在敦煌的使用与流通》（《甘肃金融》1997年第8期）指出在吐蕃及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地区的黄金与白银都得到普遍使用，其中 大多是从东罗马及其所属西亚、地中海沿岸通过粟特人传来的，说明当时粟特人仍然是商业贸易的主体。
粟特民族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 点，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信仰在不同时期的粟特民族中都有一定体现，但就敦煌出土文献看，佛教、祆教应占主导地位，特别是祆教，更是粟特人最特有的宗教信仰，故受到学术界的格外关注。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对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粟特人祆教信 仰的表现形式、特点及其在敦煌等地社会活动中的作用诸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林悟殊《火祆教的习俗及其在中亚的遗痕》（《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 期）认为在敦煌所发现的一些佛教文献中，有反映祆教内容者，说明在敦煌有粟特祆教徒的存在。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祇》（《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 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通过对敦煌出土一件线描图的分析考量，成功地甄别出多种与祆教有关的粟特神祇，如持犬女神和持日、月、蛇、蝎 女神。他后来先后发表了《高昌胡天祭祀与敦煌祆寺——兼论与王朝祭礼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一文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 （文物出版社，1994年）一书，前者通过对粟特人参与
当地赛祆活动的细致描述，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对粟特文化的深刻影响；后者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 书和粟特本土的考古发现，结合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敦煌、吐鲁番等地粟特祆教的萨保制度及胡祆祠做了系统考察。指出粟特神祇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的来自 伊朗，有的来自印度或其他地方。张广达《唐代祆教图像再考》（《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对上述敦煌所出白描画进行了再研究，在肯定 姜伯勤观点的同时，进而指出他们其实应为一神，明显地受到了汉地佛教的影响。接着，他又与英国学者格瑞内合作进一步论述了9～10世纪间敦煌粟特人的祆教 信仰问题。
在佛教信仰方面，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指出在唐五代时期，敦煌粟特人继承 了祆佛并重的历史传统，认为在当时敦煌佛教僧团中，粟特人的势力一直很大，不仅其僧尼数量多，而且出任各级僧官者也不少，其中不少人对佛教的信仰存在着投 机心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粟特人经常与寺院发生关系，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现出对佛教的虔诚。此后，他又撰《〈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贷卖胡粉历〉 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进一步指出，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有大量粟特人成为佛教徒，并且在佛教教团中有一定的 势力，敦煌粟特人对蕃占时期敦煌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有大量粟特商人向敦煌寺院布施财物；敦煌地方政权的粟特人有许多都 曾参与佛事活动；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佛教教团中有众多的粟特僧人，其中不乏僧团领袖。
对于敦煌粟特人的绘画艺术，姜伯勤先生曾作过多方 面的研究，在《敦煌壁画与粟特壁画的比较研究》（《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一文中，通过对敦 煌壁画和粟特本土壁画的比较研究，指出中原绘画艺术同粟特绘画艺术之间存在着交流与融合关系。此后，他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 1994年）中在论证粟特人对丝路贸易所起巨大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中原文化对粟特人也不无影响，如唐朝的货币、纺织品，乃至银器制作技术及商业传统等，也 都被粟特人带回本土，对粟特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他还在《莫高窟隋说法图中龙王与象王的图像学研究——兼论有联珠纹边饰的一组说法图中晚期犍陀罗派及粟特 画派的影响》（《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通过对敦煌莫高窟隋代壁画与粟特本土壁画的比较
研究，指出隋代壁画的制作受到了来 自粟特的影响。
三 回 鹘
回鹘曾在敦煌有着长达数百年（自840年回鹘西迁至于元朝灭亡），甚至上千年（从7世纪初铁勒入居河西直到1687年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被抄写完毕）之久的历史活动。
关于沙州回鹘是否曾在瓜、沙一带建国立邦的问题，是近年争论的热点。在过去，学术界有不少人都认识到回鹘集团的存在及其对沙州地区的统治，但未能确证其作为 一个政权实体的存在，如森安孝夫《回鹘与敦煌》认为最晚在11世纪初或12世纪前半叶沙州确有回鹘集团存在。起初，这个集团曾操纵曹氏政权，之后取而代 之。1052年后彻底统治了沙州；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 年）则认为，1030年时，沙州发生了一场突变的政治动乱，结局似乎是沙州回鹘取代归义军曹氏。但1036年西夏统治沙州时，沙州回鹘曾企图推翻西夏在河 西的统治，但最终未得实现，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199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会上，李正宇、杨富学分别提交了《悄然湮没的王国 ——沙州回鹘政权》和《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同载《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前者列举了十条证 据证明瓜沙曹氏于1036年灭亡后，西夏并未在瓜沙地区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直到1067年。在这一时期，统治瓜沙地区的实际上是沙州回鹘政权。后者则指 出大致自10世纪初开始，沙州回鹘集团的势力就已经逐步壮大起来并逐步控制了沙州，大致于1036年建立沙州回鹘国。除了汉文史料的记载外，在回鹘文文献 中也常可见到沙州回鹘王子、可汗的称号，尤其是1036年攻克沙州的“镇国王子”一名亦可见于沙州回鹘文献中。在沙州回鹘洞窟中，亦常可见到回鹘王者像， 说明沙州回鹘确曾在瓜、沙地区存在。其灭亡的时间大致在11世纪30年代末。
1995年，杨富学、牛汝极合著《沙州回鹘及其文献》，作为 《敦煌学文库》之一种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书中除收录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回鹘文献42件外，同时对沙州回鹘问题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对沙州回鹘的 政权组织、社会性质、经济状况、宗教文化及沙州回鹘时代开凿的佛教石窟等进行了系统论述，进一步确证沙州回鹘国的存在。
沙州回鹘说的提 出，很快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赞成者有之，如陆庆夫《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李树辉《SarωΥ UjΥur考源——兼论龟兹回鹘与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关系》（《敦煌学与中国
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但反 对之声也不绝于耳，如森安孝夫《沙州回鹘国与西回鹘国》（《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陈炳应《11世纪存在过统治瓜沙二州的回鹘汗国吗？——西夏 统治瓜沙始年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等。亦有的先反对，后赞成，如刘玉权在《再论西夏据瓜沙的时间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993年 第4期）认为：“瓜沙二州自公元1036年被西夏攻陷之后……西夏对瓜沙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227年被蒙古消灭。”后在《沙州回鹘史探微》(《1994年 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宗教文史卷》下，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中改变初衷，指出：“公元10世纪中叶前后，在中国西北角出现了一个以回鹘人 为主体、以敦煌为中心的民族政权——‘沙州回鹘’。”这些说明，由于受材料所限，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尚难达成统一。
对敦煌回鹘文文献的 研究与刊布，也在近年取得了重要成就。回鹘文是8世纪左右漠北回鹘根据中亚粟特文字母而创制的一种文字，用以书写回鹘语言。其创制虽早，但用这种文字写成 的属于那个时代的文献却几无留存。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早期回鹘语文献，大多都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
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回鹘文文献大致可 分为两部分。其一为藏经洞（敦煌研究院编号第17窟）所出，另一部分则出自464、465等元代洞窟。前者均为早期文献，其时代大致相当于沙州回鹘时期或 稍后，后者则主要是蒙元时代的文献；前者主要是一些残篇断简，后者则有不少是保存比较完好的佛教著作；就学术界的研究而言，重点主要集中在后者，而对前者 则很少研究。
现知的早期回鹘文献主要庋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中。1985年，日本学者森安孝夫首先著文对这些文献作了比较 全面的介绍，接着，法国学者哈密顿即出版了他的2卷本《九—十世纪敦煌回鹘文献汇编（Manuscrits ouωgours du Ⅸe-Ⅹe siècle de Touen-houang）》（巴黎，1986年）一书，刊布了其中的36件早期回鹘文献。这些文献的内容丰富非常，包括书信、牒状、帐单、诗歌、谚语、 格言、词汇表、发愿文、颂词、礼赞三宝文、观音赞、礼佛文、佛经、摩尼教文献和待考宗教文献，全面地展示了沙州回鹘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成为敦煌回鹘文献研 究的扛鼎之作。以其刊本为依据，杨富学、牛汝极著成《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将这些文献重新予以释读、汉译，并以之为据，结 合汉文史籍的记载，对沙州回鹘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全面研究。
敦煌出土蒙元时代的回鹘文文
献较多，除了少数世俗文献外，大多与佛教有关，其中 比较重要的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常啼和法上的故事》、《吉祥轮律仪》、《观音经相应譬喻谭》、《俱舍论颂注》、《说心性经》、《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 义疏》、《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妙法莲花经玄赞》、《阿毗达磨俱舍论》、《阿含经》、《师事瑜伽》、《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注释本）、《入阿毗达 磨论注释》、木刻本《八十华严》断简及回鹘文佛教部派残卷、佛教诗歌集和书信等，其中以《金光明最胜王经》和《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篇幅最大，保存 比较完整，显得特别重要，只是由于后者写本太草，加之文义深奥，学界至今尚无全面深入的研究。对前者，我国学者的研究则较多，如：耿世民对文献第第六卷四 天王护国品和第九卷长者流水品的研究，李经纬对序品的研究，张铁山对六、第七品和的研究等。此外，我国也有不少学者投入精力对其他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进行 研究，发表了较多的成果。
上述文献今天都庋藏于海外图书馆、博物馆或各种研究机构，国内学者只能借助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刊本或照片进 行二次性研究。而对于我国收藏的回鹘文文献，有关人员则投入极大热情与精力进行释读、刊布，涌现出如下研究著作，如耿世民对回鹘文《八十华严》、《阿毗达 磨俱舍论》的研究，、残经的研究，张铁山对敦煌尘土回鹘文《杂阿含经》、《增壹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及《别译杂阿含经》、《阿毗达磨俱舍 论实义疏》和《阿毗达磨俱舍论》的研究，P. Zieme、牛汝极对回鹘文《皈依三宝愿文》的研究，杨富学、牛汝极对《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的研究等，这些文献尽管其篇幅要比《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小 得多，但因它们都收藏于国内，对我国的回鹘学研究来说，尤其珍贵。
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中，保存有不少回鹘文题记，据笔者 普查，计有300余条，其中尤以安西榆林窟为数最多，也最为集中，据初步调查统计，在榆林窟的41个洞窟中，有20个窟都有回鹘文题记留存，计有190余 条，590余行。 近来，牛汝极、杨富学与法国学者J. Hamilton合作对这批珍贵的回鹘文资料进行研究。
与佛教之盛行相适 应，沙州回鹘也开凿或重新修复了不少洞窟，对此学界研究成果较多。早在40年代时，我国著名画家张大千即从莫高窟中划出5个回鹘洞窟。 在此基础上，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一文通过进一步研究，从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中共划出23个沙州回鹘洞窟（其中莫高窟16个、西千佛洞 5个
、榆林窟2个）。作者还把这些石窟的相当年代划分为前（11世纪初至后期）、后（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初）二期。对于这种分期法，杨富学On the Sha-chou Uighur Kingdom（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8-1, 1994）认为前期的相对年代与沙州回鹘国存在的时代大致相当，是可信的，但后期的相对年代就不一定准确。如后期中的莫高窟第409、237和148等窟 中都有回鹘可汗、回鹘王子或回鹘汗妃的供养人像，说明这些洞窟都是属于回鹘王室的，故不可能开凿于沙州回鹘王国灭亡之后的西夏统治时期。对沙州壁画艺术的 特色，刘玉权在《沙州回鹘石窟艺术》（《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7年）一文中作了探讨，认为沙州回鹘壁画，前期 基本沿袭归义军曹氏格调，少有自身特色，诸如莫高窟第363和306、308等窟以及榆林窟第39窟等都是如此。后期学习吸收了高昌回鹘画风，探索民族艺 术新路，使壁画初具民族风格，这可以莫高窟第245、207窟和西千佛洞等4、13等窟为例。
论及敦煌回鹘文化，不能不提到敦煌莫高窟发 现的回鹘文木活字。1908年2月，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敦煌考察，在莫高窟464窟（伯希和编号181窟）中发现了大量的回鹘文木活字，计有964枚之 多。他将其全部携往巴黎，庋藏于吉美博物馆，后有4枚流散入美国。程溯洛曾就这4枚活字在古代回鹘印刷术上的意义作过简略论述。 但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他对回鹘文木活字的认识存在着不少偏差。另有消息称，在伯希和之后，俄国探险家也在莫高窟发现了数百枚的木活字，因未见正式刊布而 不得其详。
今天我们在国内所能见到回鹘文木活字数量有限，仅有敦煌研究院珍藏的54枚。其中6枚早在1949年以前即已入藏，另外的48枚是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近年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时陆续发现的。杨富学先后撰写的《敦煌研究院藏回鹘文木活字》（《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和 Uighur Wooden Movable-Types from Dunhuang and Related Problems（《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二文通过对这6枚木活字的识读和对莫高 窟北区新发现回鹘文木活字及法国收藏品的全面考察，结合敦煌地区回鹘民族活动的历史情况，认为这些木活字的创制当早于1300年，至少不会晚于王桢所创制 的汉文木活字，说明木活字是古代维吾尔族首先使用的。此后，史金波、雅森?吾守尔通过对巴黎及敦煌新出回鹘文木活字的系统整理，更为全面地研究了这些文物 所蕴涵的历史文化内容。
对西域敦煌出土回鹘文献语言的研究也于近年取得了重要进展，邓浩与杨富学
合作，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随后，在 这些论文的基础上，经过系统整理与进一步研究，撰成《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一书，于1999年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刊行，并于2002年再出修订版。在1999年，李增祥、买提热依木、张铁山合著的《回鹘文文献语言简志》也由新疆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双喜临门，堪称可喜可贺之事。
四 西 夏
西夏是11世纪初由党项羌人为主体，以宁夏为中心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盛时地跨今甘肃、宁夏两省区的大部分和陕西、内蒙古、青海三省区的一部分，举世闻名 的丝路要冲——沙州和瓜州也曾为其属地。那么，西夏是什么何时占领敦煌的ω西夏对敦煌的建置、政策如何ω其经济、文化之建设成就又有哪些ω既是西夏史本身 重要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关于西夏统治敦煌的时间，下限史书记载比较明确，即1227年蒙古人攻破沙州之时也就是 西夏统治的结束之日。但对上限，学术界则一直存在着争议，主要是因为史书虽有各种记载，但都比较零碎，且互有抵牾，故而导致学者对其理解也产生歧异。不 过，最初分歧甚微，多数论者的看法相差不过一二年或者几年而已，如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说；天圣八年(1030年)说 ；景祐二年(1035年)说 ；景祐三年(1036年)说 等。后来，随着敦煌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敦煌文献与考古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学者是们依据不同的材料，或者虽所据材料基本相同而看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不 同，对西夏瓜沙时间之上限，又提出了各种新的不同看法，以致早晚相差达30余年之多。目前影响较大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1036年说，即坚持史书上记载的西夏于1036年攻陷瓜沙二州，直至1227年被蒙古所灭，统治瓜沙共191年。这是目前学界的主流看法。
2. 1070/1072年说。20世纪70年代，我国老一辈西夏学权威王静如先生曾经提出：西夏于1036年攻陷瓜、沙、肃三州，但其势力并未马上到达敦煌莫 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等边远地区。首次提出西夏势力实际到达那里的时间是1070年前后，而1036年至1070年是西夏势力由瓜沙二州城镇向莫高、榆林等边 远地区渗透的时间，也就是说西夏据瓜沙的时间是1070年至1227年之间。 孙修身之说与之相近，但将西夏真正据有沙州的时间向后推延了二年，即定于1072年。
3.1146年说。认为1030年至1042年 间，西夏与沙州回鹘交替攻占沙州。此后(1042年后)，沙州终为回鹘所据，西夏从此失去沙州，而沙州回鹘直接对敦煌统治了140年左右，并认为，至 1146年因为金国与西夏交好，才将原属辽国的沙州和伊州分赐给西夏，西夏势力始进入沙州，沙州(龟兹)回鹘始
臣于西夏。也就是说西夏据沙州的时间是 1146年至1227年间。
4.1067年左右说。这是学界近期提出的新说法。199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李正宇、杨富 学分别提交了《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政权》和《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前者认为，西夏在1036年消灭了瓜沙曹氏政权后，并未在那里建立有效统 治，直到1067年。后者同样认为西夏真正占领沙州的时间应在11世纪60年代末期。
1978年以后，随着动乱的结束和我国学术事业的逐 步繁荣，敦煌西夏艺术的研究也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经过20多年的努力，洞窟的分布及壁画内容基本上得到了确认，可以看出，敦煌莫高窟中有大量西夏石窟 分布。其壁画题材比较单一，主要是千佛、供养菩萨像、团花图案及构图简略的净土变等。从整体上看，其作品以早期、中期者居多。早期作品之画风多承袭五代和 宋初的传统，较少创新；中期受高昌回鹘壁画艺术的影响，开始有所创新；晚期吸收了吐蕃密宗艺术的某些成分，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由于此时 西夏统治的中心在瓜州（今甘肃安西县），故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的西夏洞窟虽不及莫高窟多，但其壁画艺术成就却比之为高，如榆林窟第2、3、29窟及东千 佛洞第2、7窟的壁画就是稀见的西夏艺术奇葩。对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艺术的研究主要有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万庚育《莫高窟、榆 林窟的西夏艺术》、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和张宝玺《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等。
这里需要专门提及的是敦煌 研究院刘玉权研究员对敦煌西夏石窟壁画的长期研究。他前后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在石窟断代方面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西 夏洞窟分期再议》；在壁画内容考证方面有《瓜、沙西夏石窟概论》、《榆林窟第3窟〈千手经变〉研究》、《榆林窟第29窟窟主及其营建时代考论》等；在艺术 风格探讨方面有《西夏对敦煌艺术的特殊贡献》、《民族艺术的奇葩——论敦煌西夏元时期的壁画》等，颇值得重视。同时亦应指出，由于其研究历时较久，故前后 抵牾之处也较为多见，不能不引为注意。
相对于艺术品而言，西夏文献在敦煌的发现为数不多，其中时代最早者为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西 夏文《瓜州监军司审判案》写本残片。这是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元年至翌年（1070～1071）瓜州监军司为审判一桩民事诉讼而书写的公文。我国西夏文研 究的先驱王静如慧眼识珠，最早对其进行了研究。 此文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尤其
是日本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后来，陈炳应亦对其进行了研究。
1959 年，莫高窟附近又发现了3件西夏文佛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件图解本《观音经》。其经文内容系表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53段文字，每段文字上面都配一幅注 释经文的版画。经研究，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连环画书籍，也可以说是中国连环画书籍的最早模式。 90年代，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时又有不少新发现，既有西夏钱币 ，也有不少西夏文文献出土，尽管多为残片，但无论大小，都有着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其文献种类很多，有蒙书，有社会经济文书，也有佛教、道教文献及其它各 类写本、印本。其中一则题记谈到元代敦煌曾有一藏3600余卷的西夏文刻本大藏经，颇值得关注。
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和西千佛洞 中，还有大量的西夏文题记，其中时代最早者时属西夏惠宗大安十一年（1085）之题铭。经有关专家普查、研究，在38个洞窟中共找到各类西夏文题记100 余处，计235行，1200余字。既有功德发愿文，也有供养人榜题和巡礼题铭，它们不仅是研究西夏洞窟分期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研究西夏历史与文化极其可 贵的资料。 此外，敦煌石窟中还有不少与西夏历史文化有关的汉文题记，时代最早者为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1）的题记，也已引起学界的重视。
五 存在的问题
综观我国学者对敦煌民族的研究里程，可以看出，最近20余年来国内学者对敦煌民族研究的成绩是最为巨大的。各种学术论文与研究专著的不断涌现，使许多过去一直模糊不清的历史问题得到了澄清。但有些问题也值得提出，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其一，我们对敦煌民族的研究是不平衡的，当前主要偏重于吐蕃、粟特、回鹘与西夏，其次是月氏、乌孙、龙家与达怛，而对其他民族的研究就甚为薄弱。就一个民族 言，研究也是不平衡的，如回鹘研究，主要集中于甘州回鹘，而对沙州回鹘则研究不多，对凉州回鹘、肃州回鹘的研究则更少。从客观上说，这主要是受到资料限制 所致；但也不能否认，我们对有关资料的挖掘工作也做得不够。如沙州回鹘，除了汉文史料的记载之外，敦煌遗书资料甚多，从本世纪初以来相继刊布者不少，但我 国学者却很少利用；在敦煌石窟的回鹘文题记中，与凉州回鹘、肃州回鹘有关的资料也不少，但很少为人所知。
在对敦煌民族的研究中，研究者多 热衷于统治形式、王家世系、民族源流及其与周边民族关系等问题，但对经济、文化、宗教及政体等方面则很少有人问津。当然，加强对前者的研究是完全应该的， 但对后者的研究也是
十分必要的。因为要全面、深刻地揭示出敦煌民族的历史发展，就不能仅停留在对某些热点问题的探讨上，还必须对该政权的经济、文化、宗教 与政体等方面作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敦煌民族的历史全貌。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其二，国内学者对敦煌遗 书中有关文献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够。我们知道，对敦煌民族的历史记载，除了正史及其它各种史籍的少量资料外，主要是敦煌石窟中出土的古代民族 文献和数量丰富的汉文遗书。因此，我们应通过对敦煌遗书、各种文字的题记及其它多种文献进行全面的普查，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整理出版专题性的历史资料汇 编，以便于研究者参考使用。有一种怪现象值得重视，即国内学界对敦煌吐蕃文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失到外国的那一部分上，却忽视国内藏品的研究。时至今 日，收藏于国外者大部分都已整理刊布，而庋藏于国内的数量也不在少数的敦煌古藏文文献除少数见刊者外，绝大部分都常年积压在文物库房中，至今无法利用，即 使专门的研究人员也难得一睹。据有关人员的调查研究知，国内收藏的这种文献的数量并不比外国少，甚至还多于国外的收藏数，显然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这些“藏于深闺人未识”的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必将进一步促进敦煌以至吐蕃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其三，研究中条块分割严重。几十年来， 我国的民族史研究与语言文字的研究常常是脱节的，研究历史者，大多不懂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而研究其语言文字者，则往往不懂或不从事于历史的研究。这种现 象的存在，势必会对我国民族史研究的水平造成严重的影响。我们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对吐蕃、回鹘、粟特、西夏与于阗文文献本身的深入研究，同时还应充分 利用这方面的成果，结合汉文史料的记载，对敦煌民族的社会、历史、地理、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族及东西文化交流等学科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其四，我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利用过少。敦煌出土的与吐蕃、回鹘、粟特、西夏有关的文献，不管是汉文的，还是其他民族文字的，今 天大多数（至少说有相当一部分）都流失海外，因此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历史较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势 必会走弯路，严重影响我们对敦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时还会作无益的重复劳动。（杨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