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起义前后及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回忆姚雨平
我参加革命的动机
清朝末年，朝政不纲，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有识之士咸思革命，期挽救国家于危亡。我在早年因喜读新书报章，即具革命思想，特别是孙中山的“倾复清廷、创建民国”的主张，更使我起向往之心。一九○○年（庚子）八国联军入京，全国震动。当时嘉应州属各县会党（三点会）极为活跃，以反清复明为宗旨，遂趁此人心动乱之际，在陈廷山（梅县人）、潘富山（又名潘亚清，兴宁人）、何彪山（又名裕古，兴宁人）、温贵山（紫金人）诸人的领导下，率领大帮人马攻打兴宁县城，以事机不密失败，陈等逃往闽、粤、赣三省边界下坝墟，受伙店主所骗，放下武器，为当地清吏捕获，仅潘富山一人逃脱，其余同行八个头目被解往嘉应州（今梅县）杀害。其时，我县（平远）大拓司下村亦有会党姚来士、姚卿庄等人在活动，招收党徒。这些，给我民族革命思想的启发颇大，使我认识到将来进行革命时，可以运动其加入我方，增加革命力量。因此，我对于会党的作用，这时即已有所注意。迨一九○五年正月，我就读于汕头岭东同文学堂（为丘逢甲、温仲和、何如璋等所创办），从此对国内外大势更有所认识，认为要进行革命，必须要有革命武装，乃决弃文就武，即于是年秋赴广州，考入黄埔陆军中学。
翌年，清廷命各省只准设陆军小学和水师学堂，应将既设陆军中学与原有之广东将弁学堂合并，改办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同学以两广总督岑春煊朝令夕改，影响学业，推出代表拟向清廷控告，势将激成风潮。这时，我认为陆军中学三年毕业，陆军速成学堂一年半毕业，后者年限虽短，却正合革命需要；且改制乃清廷本意，岑奉命行事，控亦无益，唯有从事革命，方能根本解决。遂将此意婉告同学代表林百举、李世新二人，同学均以为然，乃告无事。我入校意图，原为革命，因此在校即秘密宣传革命。由于这次风潮偃息，颇受同学尊敬，宣传联络就较易进行，遂为学校当局所注意。终于一九○七年春，校方以“学术无进步”为名，将我与张酉录村、刘古香、陈铭谦、廖挺纶、张则通、廖益通等十余人革除出校。
二、入盟后的初步活动
我因在校搞革命活动被革出校之后，随即加入了同盟会，是由谢良牧、张谷山二人介绍，以姚汉强的名字加盟的。在这之前几年，我之从事革命活动，可说是一种自发性的行动。我入盟后，始认识胡毅生、朱执信等，并由他们转介至香港，见在港主持人胡汉民和许雪秋等，这才开始接受党的领导，从事更广泛而深入的各种革命活动。
同年夏间，我在港与许雪秋等共谋黄岗起义，当时党内曾有派我去指挥之议。我因言语不通，不易号召群众，联络各方，遂没有去。黄岗起义亦旋告失败。
在这同时，党人鉴于过去屡次起义遭到失败，总结原因不外四者：（一）地点偏僻，交通不便；（二）经费支绌，不能久持；（三）枪械缺少，力量不大；（四）军事人才缺乏，策划指挥无人。其中尤以军事干部方面更为重要。其他三者较易筹办，而军事人才则非咄尔可以培训出来。因此，一方面对新军、防营和民军更积极地展开宣传、鼓动、联络；另方面即注意党员干部的军事训练，至是我等乃转而注意培养军事干部。适梅县松口党人谢良牧、谢逸桥、温靖侯、温羽中远、李次温、梁鸣九、温奋立等，亦感于革命屡遭失败，实为缺乏军事干部，乃集资筹办松口体育会，借以培养军事人材，为他日革命之用。并假已故太史温仲和的学堂“悠然见南山之斋”为会所，函请我和张酉录村、林修明（三月廿九之役殉难烈士）等到松口协商进行，且同任该会教员。该会于是年六月开学，学生一百八十余人，半年毕业。（现任广东文史馆馆员叶菊生、古公愚〈已故〉均是该会学生。）内分三班：一为专修班，教战术战略，多为同盟会会员及倾向革命的进步分子；二为普通班，教普通体育学科，造就一般体育教员；三为简易班，造就下级干部。该会主要培养对象，在专修与简易二班。普通班的设置，不过为掩人耳目之计。再该会虽系继承松口师范
传习所的教育机关，常得梅县劝学所总董饶芙裳的掩护，然亦为反对派所嫉视，故第一期毕业后，即无法续办。
由于我过去对会党作用有所注意，所以在这时除了授课之外，还注意会党的活动，与在校会党人士兼同盟会会员的梁鸣九（留日学生）、李思唐等人作秘密联系，对兴宁陈文友（泗水华侨，后在惠州运动会党被捕殉难）、五华李绍宾（曾任梅县三堡学堂教师）、蕉岭陈某傅某、平远黄双贵等分别进行工作，运动他们加入同盟会。可是后来我在负责调度课时，以运动新旧军工作过忙，协助乏人，因之对会党联络较少，未起什么重大作用，然其给各方面的影响帮助很不小。
是年冬，松口体育会结束后，我回到广州，即趋见胡毅生、朱执信。彼等以党人策动河口起义事相告，并谓现正需要陆军学生相助，一时苦以无人可派。我即急电松口谢温诸人速派学生郭典三、黄嵩南、丘仰徽、廖淑唐等人来省。当由谭人凤率领，取道海防前往，是为松口体育会学生参加革命行动的开端。讵船到岸，所藏革命用具如军旗等被法警搜出，人遭拘留，乃急报当地同志设法保出，然已无法参与是役，遂折回广州。而河口起义亦因乏人指挥，力量减弱，旋告失败。此后，清吏对于革命党人盘查极严，在大城市一时活动不易，我便返原乡在平远县立中学担任文史教员，来掩护革命活动（如宣传革命、吸收党员、联络会党等工作）。因之平远虽一偏僻小县，而先后加入同盟会的不下数百人，而且影响及于潮梅各县，遂演为一九○九年嘉应党人大狱。
嘉应（旧辖现今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五县）党狱是这样发生的：一九○九年六月，党人和会党以革命活动在在需款，苦于经费无着，乃效历史上的义侠劫富济贫行为，于某夜劫嘉应州属营子里商人钟某家。事发后，州官派人勘查，见遗有登屋用的竹篙一根，竹上刻有附近某伙店店名，乃拘究店主。据供：“某日，有钟增官二与黄双贵来买此竹，实不知其用途。”官府又拘钟增官二，在严刑之下，供与平远赵竹乡（现合并大柘乡）启宇学校教员姚竹英等有关。时嘉应州知州邹增祜，痛恶革命，与豪绅黄遵谟（黄公度之弟）狼狈为奸，遂派兵到平远该校（党人革命机关，张酉录村、丘映芙、郭典三等曾来往其间）拘捕，未获，乃严令该校校长姚瑞星将姚竹英交案。姚竹英以被人诬告，株连家族，黄遵谟复多方诱骗，乃自行投案。讵投案后，被严刑迫供。嘉应州劝学所总董江柏坚、兴宁劝学所总董萧惠长，同情革命，亦先后被牵及，全州大为震动。南洋嘉属侨胞闻讯愤极，纷电广州清政府，该案因此遂未再行扩大。姚竹英久系囹圄，至一九一一年辛亥光复前数日，因创伤病死狱中。是为嘉应党人大狱。
三、对新军和防营的工作一九○九年清廷命广东编练新军二镇，先练一镇，嗣以各项条件未备，又改练一混成协，合其他兵种约为数五千人。当派黄士龙等分赴北江、高州、嘉应州三处征集新军。同时又由新军中挑选文化程度较好的五百人，编练学兵营，一年毕业，即派充新军班长。当时所有新军与防营的下级官佐，多由各军事学校如虎门讲武堂、陆军将弁学堂，特别是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充任。新军入营后，清吏即派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林震、苏慎初、扬刚，广东将弁学堂毕业生张念雄等任见习官、班长、排长等职。我以时机已至，一方面对林、苏等人指出，这是我们宣传革命的最好场所，应积极进行，不要把机会错过；另一方面，我又与朱执信、张谷山、张伯裔、姚方渝（壁楼）、张酉录村、吴倚沧、邹鲁等各以同乡或同学关系，发展革命组织。在多方进行之下，新军中便布满了革命种子，只候春雷一声，就可开花结果。至于革命活动经费，由热心革命侨商丘莘荣、曾伯锷、邓寿南、曾稚南、姚海珊等不断资助，因而革命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又为了掩护党人的革命活动，在香港中环德辅道设立嘉属商学会（起初党人到港，经常住在温佐才所开的广嘉兴客栈），在广州高第街开办瓷业公司，其款项支出，大部由曾伯锷担任。记得有一次，新军标统赵声（别字伯先，江苏丹徒人）与其队长陈励吾曾亲到我住所马鞍街姚氏书室见访，并询问军队中革命党人情形，我具以实告，彼等欣然而去。
我是负责搞军队工作的，除了新军方面已着手进行外，防营方面也不遗余力，谋求打入之法。起初我对巡防营运动是这样入手的：观音山（现改称越秀山）龙王庙驻有巡防营，制台衙（即两广总督署）和水师提督行台适在山下，倘能在防营中广泛传布革命思想，使其能为我用，一旦革命发动，可以借居高临下，近在咫尺的有利地势，则张鸣岐、李准不难就擒。因此，我便忆起广东将弁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兴宁人张军（后往南洋办报，笔名杜鹃），在广东督练公所任职，距离该处甚近，乃往询以巡防营内有无相熟的人，承其先后陆续约见的不少。据现在尚能忆得起的有兴宁曾福山（哨官）、王朝宾（哨长），惠州范秀山（哨官）、范锦坤（哨长），湖北卜厥明（哨长）等。坐谈之下，以彼等对革命均具热忱，乃先后分别介绍入盟。以此开端，继续发展，革命思想便在巡防营打下基础。记得一九○八年春间，河口起义策动将告成熟时，我即晓以革命时机已至，须早日准备发动。彼等说：“单由防营起义，力量太薄，必须有外援，始不感孤立，而事乃可成。最好新军先起义，由防营响应；或由外面调入队伍共同起义。”当将彼等意见转告胡毅生、朱执信，议由李福林部先举，但李又要城内先发动。在这同时，我们亦分别派郭典三往香港筹措款械，李济民往虎门商调会党相助。所得报告，均不能应当时革命的要求，事遂未成，然经此一番进行，革命影响更深入巡防营了。李准心腹的防营统领吴宗禹部，也由李济民、何秉钧、曾传范、丘锦芳、罗俊、张桓杰、刘逸史、魏炯球、陈钧衡等人分头进行运动，其中尤以李、何、曾三人活动最力，他们均系虎门讲武堂毕业生，派往防营任下级官佐的。防营中有哨官温带雄，亦系虎门讲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对革命热情，忠厚可靠。一九○八年冬，党人谋在广州起义，事泄。清吏派兵围捕，谭馥奔邹鲁处，幸有温带雄暗中相护，得免于难。
我们搞新军和防营工作，曾设有内代表和外代表的组织，以便互通消息，密切联系。记得当时林震、苏慎初、罗炽扬、姚右军等，俱是新军的军官，且系我们的内代表。特别是由学兵营入伍的姚右军，担任司务长，管理军队给养，他就利用职务关系，外出机会较多，担任内外联系，传达消息信件，非常方便，不易为人觉察。至于外代表，则由黄嵩南、郭典三、郭冠雄、廖淑唐、温若侬、吴倚沧等担任。平常是假府学东街廖家祠和惠爱街古家祠等地为党人会晤接洽之所。通过几年来一系列的活动，新旧军中革命气氛已达到一定程度。
在庚戌新军起义前不久，朱执信以一批同盟会会员盟单交我带至香港总部保存。我把盟单用腰带捆好，绑在腰间，由清水濠机关内乘大轿，拟到西堤码头趁船赴港。不料轿夫竟把我一直抬进巡警道衙署。我发觉后大吃一惊，立即对轿夫大声说：“我不是到这里，我是到西堤码头的。”轿夫便说：“当时讲的是到这里，若到码头，须加钱若干。”我立即答应他，从容退出。警署卫兵以为某处大官，未加注意，就没有加以盘查。这样，我便平安地到达码头，乘船到香港去，完成了送盟单到总部的任务。至于当时轿夫何以会把我抬进警署，原因至今未明。
四、广州庚戌新军的起义
广州新军联络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原定一九一○年（庚戌）正月初旬即行举义。继念惠州密迩省城，兼有重兵驻扎，若不事先进行活动，势将为广州起义的障碍，因此，决定在惠州方面也展开策动工作。我在完成送盟单到香港总部任务返来后不久，于十二月间又奉命往惠州作策动联络工作，如在会党方面和陆路提督秦炳直部下开展活动。我到达惠州后，即与原在当地活动的丘锦芳、罗俊、严德明、李子先等人取得联系，传达上级指示，加速分头向秦炳直部进行工作。一面又与张淮清、郭保靖、邓某等向会党头目钟牛颈、杨坤如等接洽策应广州起义事宜。因此，广州庚戌新军起义时，我仍在惠州，未及直接参加是役。由于新军起义不数日即告失败，和惠州工作基础薄弱，就没有什么动作表现。过了几天，我也便取道淡水径返香港总部报告。
广州庚戌新军起义的经过情形，大致是这样的：一九○九年（己酉）十二月三十日除夕，广州燕塘新军第二标三营后队兵士吴元英往双门底绣文斋取定印名片，与店东发生口角，巡警向前干涉，致互相斗殴，巡警并将新军拘去，激起新军公愤，党人便乘机鼓动，发为革命起义之举。翌日庚戌正月初一，由新军第一标首先发难，拆毁警局。起义一连三日，初时声势甚壮，节节胜利。嗣因子弹告乏，倪映典被击毙，指挥乏人，同时又忽略群众工作的配合，起义仅凭一时气愤，时机亦未尽成熟，遂形成孤军作战，后援无人的局面，终于失败。
五、新军起义给清政府的打击
庚戌新军起义虽然失败了，由于其来也如暴风骤雨，震动了清廷，也振奋了人心。过去清廷一向认为新军是挽救衰亡，重振家声的续命灵丹，殊不知结果适得其反，恰如清御史温肃于一九一一年（辛亥）七月奏摺上说的“养虎自卫”了。而在社会方面，一般人认为在科学昌明，船坚炮利时期，非有充足的武力，不足以谈革命。革命党人只凭赤手空拳，充其量不外乎民军、会党等等一点力量，是无能为力的。新军起义后，使这种观感为之一变，大大增强了人们革命的信心，激发了人民的斗志，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华侨方面，这个影响更大。新军起义后，很多华侨都愿输财资助革命，基本上解决了当时革命活动的经费问题。此役失败之后，新军大受清廷疑忌，监视摧残，唯恐不力。然而党人谋重振旗鼓，再接再厉，准备在广州作更大规模的起义活动。
六、广州再举义旗的准备
各地党人，闻悉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消息，都异常愤激，咸欲趁此时机，克日再举。这时，孙中山先生在美国三藩市，于是年十月由美取道日本至南洋庇能（一名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及各地代表前来开会，面商今后继续革命的计划。当时与会各人以新败之余，经费困难万分，咸有难色，相视无言。孙中山先生乃慰以失败不足怕，谓过去吾人搞革命，其困难实百倍于今日；现在吾人虽穷，而革命风潮已到处澎湃，华侨之思想亦已开通，从今以后，只虑吾人无计划无勇气。如果大家思想不变，经费一项，吾当设法筹措。继又说，过去历次失败的原因，在于专靠军队力量，此后除仍须以新军为革命骨干外，同时还须要运用民军的力量。广州一得，即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南京等语。这番指示，遂坚定了同志们的革命意志，并决定在广州作更大规模的起义，派黄兴、赵声、胡汉民等负责主持策划工作。设统筹部于香港，作为指挥机关。党人此次举义，倾全党的人力财力而来，有破釜沉舟，非推倒清廷誓不罢休的气概，故举义虽定广州，计划则及于长江各省。不久，黄、赵、胡诸人先后从南洋返抵香港，于一九一一年（辛亥）正月租赁跑马地三十五号为统筹部办公地址，加速策划进行；并召集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到港开会协商。会议由黄兴主持，首先报告孙中山先生对这次起义的指示及在南洋筹款的情形；后谈到统筹部组织人选事宜和如何运械进广州等问题。统筹部设正副部长，由黄兴、赵声分任之；下设出纳、秘书、储备、调度、交通、编制、调查、总务八课。八课人选早在庇能会议时，已大致就党人原担任之工作性质及其能力，作了初步选拔；统筹部成立时，再经黄、赵、胡等审慎决定。
统筹部是全国性的革命领导机构。为了更具体的更好的指挥广州方面的起义工作，另设广州起义指挥部，举赵声为总指挥，黄兴为副总指挥。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据我了解，黄兴在革命党中资历较深，威望较高，统筹部非由他领导莫属。而赵声曾任新军标统，在新旧军中有一定的威信，且谙军事学识，故由他担任总指挥，正是因才使用的道理。但在当时清廷对革命党人严密戒备和防守之下，赵声以在粤识之者多，露面活动不易，因之事先暂不能上广州策划，而由黄兴代行总指挥职务。此事黄兴亦曾于民国元年在南京黄花岗周年纪念会演词《广东三月廿九革命之前因后果》里亲自对众说明，略谓：“设统筹部，兴自任之，赵伯先先生为总指挥。事后外间传言兴为总指挥，误也。”于此，吾人便可以了然
当日事实的真象。
七、关于起义日期的更改
广州举义计划既定，筹备亦经有日，即谋发难日期的决定。初议三月十五日起义，后因三月十日温生才刺清将军孚琦后，广州戒备特别严密，党人活动困难，许多起义筹备工作不能按照计划进行；再则款械尚未到齐，特别是选锋没有足够的武器，如果急于发动，势必不利，因此乃改期三月廿八日。迨黄兴于廿五日由港到粤，听取各部报告进行情况后，再改为廿九日，是为以后震动全国，声闻全世界的黄花岗之役的起义日期。当时决定起义日期，并没有正式开会，不过事前黄兴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表示赞同。因这时不能与承平时期相比，可以坐下来从容商量，时时刻刻都在防备不幸事件的发生。记得廿七日那天，黄兴对我说，有人主张起义日期改至三十日，亦有人主张改日期，但不指明改至何日。这些主张，实际等于取消起义。当时我坚决反对改期，但曾要求发五百支枪为选锋及补助新军之用，这是由于我当时错认各地枪枝已大帮运到，可以分发各部使用，同时因我部选锋多，须多发一些；再则新军自温生才刺孚琦案发后，子弹被清吏收缴，变成有枪无弹，等于徒手，必须补充才能有所动作。嗣经黄兴宣布枪弹实况后，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这是一个事实，事后同志们很多都知道，特别是胡国梁在《辛亥广州起义别纪》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但有的同志不明情况，误会我“故意要枪五百支，存心刁难”，这，我认为有必要在此加以说明。
我和黄兴都认为革命党人动员了广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可说已全力以赴，改期就无异解散，将无以对国内群众，对海外侨胞。如果我们这次不彻底干一番，连一声炮都不响，还有谁再会相信革命党？革命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冒险的，如果要等到处处工作都做得尽善尽美，一点危险都没有，是绝对不可能的，也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事。同时，我还说及巡防营在这几天内就会由顺德调来广州，我们在巡防营有工作基础，只要选锋能发动，它就可能起义响应。这样，起义日期就更不应该再改。果也，由顺德调回的防营已到省，泊南堤天字码头。我得讯后即向黄兴报告，谓此三营内多同志，其哨官十有八九系加盟会员。经黄兴又一再周密考虑研究之后，便铁定在廿九日下午五时半发难。盖以前因各部分负责人意见分歧，影响了黄兴对日期的最后决定，至此才作最后一次的决定。故是日谭人凤从香港返来说，赵声、胡汉民要求展期一天，亦不可得了。在决定日期后，随即宣布廿九日上午分发枪枝准备发难。
八、设置调度课的原因
统筹部成立后，特别注重新军方面的联络，但对防营和民军等亦未疏忽。过去党人革命，初多注意民军，再次防营，最后才是新军。然大都运动一种即行举义，故均逐一失败。此役则特设调度课，专司军队的联络，使新军、防营、民军三者能取得一致行动。然防营自举办清乡以来，不常驻省，故仍以新军为主干。顾自新军起义失败之后，清吏防范极严，子弹数发仅备操演时之用。故于新军、防营、民军之外，庇能会议上即已注意到，须增加选锋一队，以为发难的战斗骨干。由于我连年多负责搞这方面工作，以是调度课的重责就落在我身上。当时各课分头工作，各不咨会。鉴于屡次失败皆由一机关、一部分被破坏，便牵连全局。为了加强保密，议定各事由主任人员负责。各部之事，不相问，亦不相告。当时革命党中有一句话：“不是自己部分事，不必多问。”因此，各部分进行情况，彼此毫无所知。这种过分保密，后来实践证明，有好处亦有坏处，实不足为法。
调度课（或亦称调度处）负责运动新旧军起义，任重事繁，为此，我曾介绍林震、苏慎初二人为调度课副课长，以资协助。林震系我在汕头同文学堂同学，其后在陆军中学、陆军速成学校，都在一起。他在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派充新军见习官，旋升排长，最后调陆军小学任领队。苏慎初在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也派在新军服务。他们二人在新军中都有一定的联系。我保荐林、苏二人，起初已得黄兴、赵声同意，迨后黄、赵以林、苏二
人已各有专职，且不在广州为理由，对我说：“陈炯明责司编制，工作较少，经已派兼调度课副课长。”我当以革命事业，无分彼此，表示欢迎。讵陈意不在此，而又未便明言。在他奉兼副课长之后，就表示不合作，在赵声处多方挑拨，搬弄是非。曾有一次引起很大冲突。事后，适我以事往港向赵报告，值赵正在饮酒，一见到我，尚未寒暄，他立即把酒杯一掷，拍桌骂我：“雨平，你责任重大，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怎样进行工作？日后如有误事，必将受到严厉处分。”我见他酒后火气这么大，却很和气的对他说：“伯先兄，脾气不可以随便乱发。我和你不是今天才做朋友，是多年的老友和同志，你刚才所说的，有什么根据？你不妨切实调查一下，在新军和防营中，我如何进行工作，你有耳目，一问便知。调查清楚后，再来责备不迟。象你刚才这样的态度，岂是对待同志所应该的吗？”他听了我这一番话，无词以对，便立即起身对我作揖，表示歉意的说：“抱歉抱歉！”我随问他：“刚才的话，从何而来？为什么这样责备我？”赵答：“接竞存（陈炯明别字）信云。”陈炯明之为人如何，他后来怎样对革命，怎样对孙中山，于此便已露其端倪了。假如，当日领导上能尊重我的意见，任用林、苏为调度课副课长，我想调度课的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更周密更有力量。讵竟付之非人，致令以后起义时遇到种种困难，如领枪问题，指挥问题，防营联系问题等等。
九、发难计划的决定
此次发难的具体计划，除遵照庇能会议决定，仍以新军为主干，以选锋为发难领导外，统筹部复于三月初十日在港召开准备发难会议，决定十路进攻计划，并加设临时放火委员，扰乱敌人军心；同时设立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公推赵声为总指挥，黄兴为副总指挥。其后因感到这一计划规模过大，以当时的实力情况（无论人枪），以及准备的仓卒，都不可能实现。因此，在黄兴最后决定廿九日举义时，乃将十路进攻的计划，临时改为四路。第一路由黄兴负责攻两广总督署；第二路由姚雨平负责攻小北门，占飞来庙，延新军入城；第三路由陈炯明负责攻巡警教练所；第四路由胡毅生负责守大南门。这个改为四路的决定，是比较切合实际可行的。我于廿八日晚，即约定所属人员于翌早到长堤嘉属会馆集合，听候派遣、发枪。因为嘉属会馆地方比较大，来往的人也比较复杂，集合百数十人不致引起清吏的注意。当时，我部的计划和部署是：（一）郭典三、刘纯珊负责小北门飞来庙的攻击，以一部分力量夺取飞来庙的军火库，以一部分力量攻占小北门，迎新军起义部队入城。（二）黄嵩南、温若浓、郭冠雄、廖淑堂、姚右军等负责策动新军，必要时给新军以枪弹，待选锋发难后，即起义响应，从小北门入城。（三）罗俊、丘锦芳负责联系巡防营，并策动防营准备起义，待选锋发难后，即与选锋在督署和水师行台会师。届期，他们都已到嘉属会馆集合，上午九时左右，大约已到了数十人。集合后，唯一等待的就是枪弹。
十、我部领枪的波折
枪弹是军队的生命，选锋需要枪弹才能发难；就是新军，在当时被清吏收缴子弹、撞针、刺刀的情况下，亦须要发给补充枪弹，才能有所动作。总括来说，“万事俱备，只欠枪弹”。昨天黄兴曾向众说今日上午分发枪枝，我便于是日上午派黄嵩南、郭典三、丘锦芳等持黄兴条子往仙湖街始平书院（储备课所在地）领枪。当时该处人员对黄、郭等人说：“刚才有巡警前来检查过，为避免露出破绽，现在不能发枪。”黄、郭回头向我报告。我得讯后，又气又急，认为时间如此迫促，如果枪枝没有领到，势将贻误大事。为了使起义能依时发动，我立即偕黄、郭、丘等人亲自赶到小东营黄兴处。黄兴一见我来，首先便问我“准备得怎么样？”我气喘地对他说：“我的东西（枪弹）还没有领到。”并将上午领枪经过对他说明。他当即写亲笔条子给胡毅生，叫陈其尤陪我速即再到始平书院去。当时我看见黄兴已整装待发，枪枝武器亦已全部摆出，大有即刻出动之势。我和陈其尤连同黄嵩南、郭典三、丘锦芳等再到始平书院，见到胡毅生。胡还说：“赵声、胡汉民仍没有到，发难将改期。”还不肯即发枪。说后，他即走开，我急得拉他回来，严肃地对他说：“我刚由克强（黄
兴别字）处来，见他什么都准备好了，他本人已全副武装，所有武器都已摆出来，看样子，他立即就要发动了，谁说展期了？事不宜迟，请你赶快发枪吧！”其时我以事机急迫，声色俱厉。胡见此情况，即指着一个阁子上说：“枪枝在那里，你自己去取吧。”我立即脱下长衫，用方桌凳子层叠而上，举目一看，皆藏于屋瓦之下，即将枪枝取下，并着黄嵩南（现在广东省文史馆工作）、郭典三、丘锦芳拿一部分先行，我自己亲拿一部分后走，雇轿四乘，将装好手枪的皮箱放进轿底。讵轿夫一抬，就说：“这么重，抬不动，我不去。”此时黄、郭等人已折回，说归德门城门已闭，出不去。我只好将枪弹放回原处，仅取一支自卫，急速地走出始平书院。
十一、伟大的三月廿九之役爆发了
我出始平书院向双门底行进，原冀能接应所约巡防营进城一同起义。讵到双门底时，我即遇见两广方言学堂学生、平远同乡丘徽五。丘碰见我，他知党人举义已失败，不忍我作无谓牺牲，乃由人丛中强执我手，引至长兴里丘家祠，告以所得党人失败，清军到处戒严，搜捕党人情况。我即欲复出，以城门已闭，出即被捕，乃只得暂时隐藏该处。
四月初一日，即起义失败后二天，闻大南门已开，我便头戴假辫离开丘家祠，希望出大南门搭船往香港。不料行至文明门时，被巡警盘查，假辫落地，遂被拘送至大南门张鸣岐的特派员处审讯，以被捕人多，候了颇久，始由一个面带慈祥的老人出来问话。我答以“系新由乡下出来投考学校的”。他继问：“有没有人可以担保？”我答：“有。”他便给予纸笔，我立即作函给米市街平远留学公所广东工业学校学生吴倚沧来保。吴接函后，即以平远留学公所名义具保释放。其时广州学生有不少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把辫子剪去，但他们不一定是革命党人，我便在这一个进步学生的理由掩护下保释出来。释放后，我拟乘哈德安轮船赴香港，途中迷路，正在彷徨之时，遇肇庆党人新军班长陈德洪，见而引导，乃得登船。在船上遇见谢良牧，他对我说：“胖子（黄兴绰号）也在这船上。”当时在动乱之际，为了避人耳目，亦就没有和黄兴会面。
话得说回来，三月廿九日下午五时，这时群情激昂，意气如云，几有不可遏止之势，人人臂缠白巾，等待命令发动。时届五时半，即由黄兴下令吹螺角为号，亲率所部选锋由小东营向两广总督署进攻，一时呜呜之声惊动四邻，途遇巡警，皆枪杀之，疾行入督署。当时党人气势极盛，入督署，杀卫队管带金振邦，直冲二门大堂各处，分头遍索，不见一人，盖张鸣岐等已闻声走避。黄兴即举火焚烧，以乱敌人耳目。出至大南门，遇李准调来大队清兵，在激战之下，林时爽、林觉民等相继阵亡，黄兴亦受伤，断右两指。时黄兴以情势紧迫，就所部分为三路：以徐维扬率花县选锋数十人，出小北门，拟与新军接应；以川闽及南洋同志攻督练公所；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何克夫等十余人，出大南门，拟与防营接应。行至双门底，即遇巡防营，见其未缠臂号，并误为举枪相向，方声洞立发枪毙其哨官温带雄。防营还击，方声洞死之，黄兴避入一间小书店得免。其他两部亦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支援无人，相继失败。烈士殉难后，以党人潘达微之力，合葬于黄花岗上，数其尸七十有二，故以后又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起义之役。
此役起义之前，原由十路改成四路进攻，讵现在仅黄兴一路向督署进攻，其他三路均以种种原因未动。我这一路以领枪受阻，致使在嘉属会馆的选锋，以候枪不到，无所动作，新军不能入城，遂形成黄兴孤军作战之势，死伤惨重。设当时各路能如计划一齐发动，新军能由北门入，防营不致误会，则清兵孰能抵抗，广州垂手可得。而事变竟出意外，惜哉痛哉！此役以破釜沉舟之谋，集全国全党精华，其殉难之多，死事之惨，实为各役所未见。正如黄兴在《广州三月廿九革命之前因后果》演词上所说：“此次死难诸烈士，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其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兴亦不克及其万一。他日革命战史告成，必能表彰诸先烈之志事。”这一段讲话，我认为说得恰如其分，既不夸张，亦未低估，确是对死难烈士的一个很好评价。
十二、三月廿九之役失败的检查
三月廿九起义，是继庚戌新军起义的一次重要革命运动。
这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给后来辛亥武昌革命推翻清室，起了一个极大的鼓舞作用，现在我们来检查一下三月廿九之役的失败原因，还是有意义的。它的失败原因在哪里？我以为，其荦荦大者有下列几点：
（一）起义前发生的温生才刺孚琦事件，给党人活动带来很多困难。因孚琦被刺后，全城戒严，到处搜查，党人行动受到阻碍。同时，清吏对新军防范益严，不准请假外出，平日不发子弹，一听风声，即将枪机甚至刺刀收缴，使之赤手空拳，无能为力。再则此役筹划工作进行过久，日露风声，兼之党内又潜入敌探，机密泄漏，使敌增加戒备。如陈镜波是李准的密探，潜伏党内，不仅没有发觉，而且由他负责运械工作，以至经他转运的军械等于送给敌人，这是此役失败原因之一。
（二）各地款械未能依期到齐，致一再延迟改期。特别是枪枝这方面，初则从日本购买的一大批军械，因押运员周来苏恐惧香港检查，竟在半途尽弃之海中。以后再来购运，则需时颇久。同时，所有选锋队员多由农村选拔而来，他们固极忠勇，但多数没有使枪经验，对新式枪更是外行，要他们拿枪战斗便成问题，事先又没有给选锋练习使枪的机会，如谭人凤曾因不慎使枪失火，险些伤人，就是明证。当时就曾有选锋表示：“敢死有余，使枪不足。”结果只好单凭热血奋斗，这是此役失败原因之二。
（三）定了廿九日起义日期之后，领导人中仍二三其说，犹豫不决，步骤凌乱。黄兴于廿五日到广州时，即决定改期廿九日起义。后因廿七日清吏调防营二营回省，胡毅生疑清吏有备，又提议改期。陈炯明、宋玉琳和之，我则极力反对。黄兴见各部如此，深感痛心，无可奈何，只得令各部速即撤退，免被搜捕，以致各部前后退去者三百余人。迨廿八日，我部得报，从顺德调回防营三营，内多同志，其哨官十有八人系加盟盟员，现泊南堤天字码头，即欲乘机起义。我即向黄兴报告，黄兴再密电香港：“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仍定期廿九日起义，促各同志上省。港统筹部以在港尚有三百余人，不能全数当日到省，乃电省请展缓一日。陈炯明根据港来电，一面告知胡毅生，谓已改期三十日，一面又于廿九日早以赵声未到为词，亲请黄兴如港电展缓一日。黄兴当时立即加以拒绝。这样一来，遂使行动步骤凌乱，不赞成者采消极态度应付，无组织无纪律地不准备发动。假使定期之后，始终不变，不撤退各部，继续进行，则在省多三百人，人心旺盛，虏何足惧。这是此段失败原因之三。
（四）我部因领枪受阻，未能及时发交选锋使用，依照原定计划进行。我离开指挥岗位，整天奔走于小东营与仙湖街之间，致令所部既没有枪用，又乏人指挥，无所动作，延引新军入城，成为空谈。我部为什么会领枪不到呢？记得胡毅生在当日是极力主张改期的。他在不能公开反对时，就消极地以拒发枪械来作抗拒的表示。胡毅生为什么要这样做？照他对我说的话来看，其主要原因是赵声、胡汉民未到。这种情形，是不是黄兴不知道？知道！然而黄兴为什么仍作出这个决定？这是其中关键所在，理由亦至明显。胡毅生也不是不知道的。这就是因为当时预计日本安南之械，此日（廿八晚）方能运到分配，不能不展缓一日。又各路选锋齐集广州，若过迟延，非特四月初有新军二标退伍之讯，即机关秘密亦恐难保，经费支持亦恐不继。此中既不能速又不能迟之间，消息至微，所以最后仍决定三月廿九日为起义之期。可是身负储备课重责，且兼任守大南门一路的胡毅生，不仅自己不执行任务，依时行动，而且存心不发枪械给我部，他竟这么无视于代总指挥的决定和发领枪枝的命令（条子），是否事到临头，忽然胆怯起来贪生怕死呢？还是有意破坏起义计划？看来两种成分都是有的，这是此役失败原因之四。
这里我还要补充说明一些问题：由于我在三月廿九日那天没有直接参加起义的行动，人们就难免指摘我，说我和陈炯明、胡毅生一样做了可耻的逃兵。其实我在三月廿九日之
前，筹划起义的时候，就在敌人戒备森严中仍常住居广州，且一向支持黄兴的行动；三月廿九日那天，我不但没有退却，且为了领枪，在敌人严密防范下，整日奔走于始平书院与小东营之间。迨至领枪到手，城门已闭，起义失败，时机已失，明知再拼亦无济于事，才不得不退却。
其次，又有人曾指摘三月廿九日之役领导层有地方主义的色彩，外省同志以是役黄兴孤军奋战，陈（炯明）、胡（毅生）、姚（雨平）各路均未出动，对广东同志有所误解。我认为统筹部领导者，个人意见分歧有之，地方主义倾轧则不突出。证之以我和陈炯明关系的恶劣，胡毅生一再拒绝发枪给我，就可了然。假如广东同志联合排斥外省同志，那陈炯明就不会视我如眼中钉而极力在赵声之前加以挑拨离间。而我对黄兴、赵声一向极为尊重，特别是黄兴身居小东营，处于敌人心脏地带，日夕出生入死，为革命策划，尤令我深深感佩；对起义日期，我亦极佩黄兴之坚定而加以支持。我自问对黄、赵拥护之不暇，焉有排斥之理。这是客观事实，无须我多加说明的。
（五）起义党人以巡防营未缠白布臂号，发生误会，友军变成敌军，互相攻杀，功亏一篑。在防营初到当天，我曾派罗俊、丘锦芳设法联系过，传达了消息，约定廿九日下午五时半入城接应发难同志。可是起义当天我因整天忙于领枪，致没有再和防营作更密切的联系。然而防营是日是有所动作的，也说明我们对防营是做了工作，不是“自欺欺人”的。据曹亚伯《广州三月廿九日之役》和胡国梁《辛亥广州起义别记》以及邹鲁《广州辛亥三月廿九日革命史》三文有如下一些记述：哨官温带雄、哨长陈辅臣实系防营党人中最热心者，自得三月廿九日下午五时发难之命，即于下午四时同入城购买白手巾三百方，分给兵士，伪云赏赐，并传令晚餐提早半时。餐毕，即闻警讯，适李准令该哨入城攻党人，温即令扣留传命之人，并大呼“天授机缘，使吾党成功”。随告陈以擒李计划，立命全队整装入城，温持刀在前，陈殿后。讵至双门底时，以未缠白布臂号，致令起义党人发生误会，方声洞即发枪毙其先行哨官温带雄，防营还击，方声洞死之，致使预定计划不能实现。防营为什么不缠臂号呢？系想借保卫行台为名，去活捉李准，恐怕在路上发生阻碍，所以手臂上没有缠上白巾。这是一件十分不幸的事；否则转败为胜，亦左券可操。这是此役失败原因之五。
（六）代总指挥黄兴依计划是负责率该路选锋攻两广总督署（水师提督行台也在督署后面），他的机关即设在督署附近的小东营５号，可说是深入虎穴，抱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令人敬服！可是身为主将者不能单凭个人一时义愤，舍身拼命，不顾其他各路准备如何，配合得好否，就一马当先带头发难，成败在所不计。因为这不是“决心一死拼李准，以谢海外同志”的问题，而是要怎样运筹帷幄，布置全局，从各方面多方周密计划，谋得一举成功以无负全党全国人民重托的问题。黄兴在指挥决策上是有缺点的。事后黄兴本人对此役失败，亦曾作自我批评说：“此役之失败，统计百二十人中（指其所率该路选锋而言），存者不多，而死亡者皆吾党之精华。推其原故，均由兴一人之罪。盖兴当日不坚持迅发，则姚、陈不得愆期，又何至于孤军无援，陷入重地，死我英俊如此之多。”再次，赵声、胡汉民迟迟来省，造成黄兴独头领导而协议乏人，兼顾不周，因此招致孤军作战失败之局。这是此役失败原因之六。当然，我也是起义领导人之一，事前既没有和诸领导人从长计议，充分策划，周密布置；临事又不能随机应变，激动党人有一枪就以一枪向敌人开火，有一人就以一人参加作战，以致黄兴孤军无援。我之领导无方，机智不足，对此役失败，亦应负重大责任。
三月二十九日起义之役是失败了，其牺牲党人之多之惨，为以往历次起义所未有，盖此役集全党全国的精华，为破釜沉舟之举。事虽不幸失败，而革命精神，磅礴全国，振人心，寒敌胆！故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一呼，全国响应，不百日而清社倾，民国成。关于此役起义的重要性正如孙中山先生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一文中所说：
“满清末造，革命党人历艰难险阻，以坚毅不挠之精神，与民贼相搏，踬踣者屡，死事之惨，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围攻两广督署之役为最。吾党精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怒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缅怀先烈，使我无限感慨。而从这一事件的回忆，也使我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软弱无力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推翻三大敌人，完成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以我八十年的亲身经历为证，的确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证明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不与工农结合就一事无成”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选自中国人民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７月出版第２８—５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