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学术中的现实性
──“纯粹哲学论坛”侧记
黄裕生
“纯粹哲学论坛”从去年（2000年）四月运作起，已进行近十次的主题讨论。该论坛希图通过经常性的学术研讨活动倡导这样一种纯粹的学术旨趣，即以无前提、无偏见的自由精神探讨学术问题。简单说，就是以真正学术的态度探讨真正学术的问题。从叶秀山教授主讲的“时间与真理”到王路研究员的“西方哲学中的‘是’与‘是者’”，从梁存秀教授的“费希特的历史哲学──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到雷立柏博士的“基督教与现代性”等等主题演讲与研讨都体现了论坛对纯粹学术精神的追求。
追求学术的纯粹性并不是要学术从现实中退场而放弃学术的现实使命，消磨学术的现实力量。相反，维护学术的纯粹性倒恰恰是为了使学术回到它自己的位置上而获得自己真正的现实力量；任何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位置的学术，它所具有的“力量”都是借助于非学术性因素的支持。学术所要面对的现实也不是某种被指定或被给定的现实，而首先是学术本身所理解的现实，在纯粹学术中的现实才是学术真正需要去面对的现实。在相当长时间以来，学术与现实的关系几乎成了学界里的一个死结：人人都在强调学术要面对现实，可是在这一原则下的学术活动却不见得有什么真正的现实力量。这促使人们不能不反思：对于学术来说，现实是什么？这也正是“时间与真理”这一主题研究讨中所讨论的一个问题。
在（西方）传统哲学（学术）里，真理与时间无关，因为真理是对现实存在的把握与理解，而一切现实存在都是非时间的──时间和感性历来就被排除在现实世界之外，现实世界之所以是现实的，而不是虚幻的，就在于它在时间之外，在感性之上。康德把这一思想称为独断的教条。康德在学术史上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以超验主义立场改变了对现实存在的理解：恰恰只有在时间中的东西才是现实的，而时间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接受有东西给予我们的感性形式，换句话说，时间就是超验的直接意识。于是，现实的东西必定是在这种超验意识中显现出来或被意识到的东西，因而，必定是时间性的东西。由此，真理与时间，与活生生的超验存在联系了起来，而不再是要把感性生命排除出去而只与铁定必然相联系的东西。康德有关现实存在、真理与时间性意识相联系的思想在现代德法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深化。在这里，现实不是学术（哲学）要加以迁就或屈从的东西，而是必须以学术为尽度、由学术来理解与确认的东西。
从某种“现实观”看来，象如何理解“西方哲学中的‘是’与‘是者’”这样的问题只有“纯粹学术”的意义，而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确，讨论这样的问题首先追求的就是纯粹学术方面的意义。这一问题几乎伴随着中国人与西学接触的历史，而随着接触的深入，这一问题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迫切性而越引人关注。为什么？对Sein（是、在）与Seinde（是者、在者）的追问在西方学术中构成了一个专门学问，被称为Ontologie（存在论、本体论，是学）或Metaphysik（形而上学，元物理学或元自然学）。但是，这个专门学问并不是众多学问（Wissenschaften，科学）中的一个分支学问，而是各种学问的基础，也就是说，Ontologie是一种元学问。它不仅是各门数理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神源泉，甚至构成了基督教神学的基础。因此，如何理解西方哲学中的“是（在）”与“是者（在者）”的问题，实际上关乎的是如何从根本上正确理解包括科学精神在内的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如果说科学是全人类今天必须共同承担起来的一项事业，那么，还有什么问题比我们研讨的这个问题更具有现实性意义呢？只有首先具有纯粹学术意义的学术，才真正会有现实性的力量。这也是“纯粹学术论坛”的一个学术信念。
学术纯粹化的一个追求就是拒绝和摆脱一切教条和偏见，把费希特哲学看作是从康德到黑格
尔的一个过渡环节，就是在某种偏见主导下形成的一种定识。梁存秀教授在主题报告中对这种定识提出了挑战，并且对费希特历史哲学中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问题进行了着重讨论。当法国革命奠立了以“人权宣言”为立国之本的共和国时，费希特宣称自己（精神上）是法兰西公民，而当拿破伦统兵横扫欧洲，并入侵德国时，费希特又以坚定的立场主张把法国人赶出去。这看似乎矛盾的行动在费希特的哲学思想中却合理地统一起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都必须以理性的自由法则为基础，也即以遵守个人的公民自由权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有前提的，而不是没有前提的，是必须受到限制的，而不是可以无节制地强调。只有出于维护每个个人的公民自由权，人们才有责任和义务对一个国家采取爱国主义或国际主义的行动。这是一种启蒙了的理性爱国主义，它区别于近代以前的一切蒙昧的、愚忠的爱国主义，或者极端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谢地坤研究员在有关谢林哲学的演讲中也对把谢林哲学视为过渡环节的定见提出质疑。
徐友渔研究员在论坛上所作的主题报告“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争论”则以纯粹学术的方式讨论了当今世界最现实的难题：自由与平等的问题。这一主题研讨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向人们摆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一个追求实质平等，以平等为优先原则的社会里，是否会真正带来平等，或者恰恰可能带来最严重的不平等？而在一个以追求和维护个人自由权利为优先原则的社会里，是否就一定会带来不平等，抑或恰恰能把不平等限制在最小程度内，从而带来最不坏的制度？尤为重要的是，在政治哲学里，自由与平等难道不能统一起来吗？把自由与平等对立起来的讨论方式本身也许就是值得进一步加以讨论的。这些都不仅仅是政治家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每个公民需要思考与承担起来的问题。
“基督教与现代性”是论坛去年的最后一次主题研讨。如果从“洋务运动”算起，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实践已逾一个多世纪，其历程的曲折艰难，使近年来的中国学者猛然发现，何为“现代性”原来还是一个问题。因此，基督教世界如何完成自己的现代性转换而进入新时代，也就成为值得任何一个尚在现代性世界边缘徘徊的国家或民族加以参照的一个问题。在许多学者的心目中，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性即便不是背道而驰，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雷立柏博士在他的主题报告中则把基督教信仰视为欧洲民族走向现代性世界的一个有利的条件。因为，正是基督教信仰对罗马的法律精神与希腊的理性传统的提升，才酝酿出欧洲的近现代文明。于是，中世纪与近代也就不只是有断裂的一面，更有内在联系的一面。这也是国内近年来一些前沿学者的一种共识。而这一共识实际上向人们摆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更客观、合理地看待一神教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信仰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
“纯粹哲学论坛”看重的不仅是持之有据的独立观点，而且同样看重持之有据地摆出来的真问题。因此，它是开放的，而且仍将是开放的。
2001年1月31日（原载《人民政协报》2001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