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5期 总第115期
新闻大学
JOURNALISM BIMONTHLY “两会”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会议。本文“两会”专指全国“两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两会”越来越为媒介所关注，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既是代表委员参政议政、讨论国家大事的舞台，也是政府广泛吸纳社情民意的平台，更是实践民主政治的窗口。“两会”报道不仅是公众了解“两会”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影响公众对于“两会”的认识，进而也会影响“两会”的进程。本文从媒介社会学视角开展研究，运用框架理论对《人民日报》1978年至2012年“两会”报道框架进行考察。
框架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Bateson），由“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戈夫曼（Goffman）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再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戈夫曼（Goffman）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加姆桑（William Gamson）在戈夫曼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如摄像机的镜头，凡是能被纳入这一镜头的景象，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部分；另一类是用以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是为人们建构意义而用，人们以此来解
释、转述和评议外在世界的活动。[1]加姆桑认为，框架构成行动者观察世界的视角，思维推理的
前提，裁选现实素材的模式，以及传播行动中的组织话语单元的核心思想。恩特曼（Entman）认为，框架是人们选择感知到的现实的某部分，将它们凸显在传播的文本当中，以此来宣导关于被描述现象的某种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义评估以及处理方法。
将框架理论引入新闻传播领域的是美国传播学者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吉特林认为：“媒介框架是选择、强调和表达的原则，由很多对存在、发生和发展的事物加以解释的细微理论构成。”“媒介框架是认知、解释和表达的连贯模式，是筛选、强调和排除新闻报道的过
媒介与民主
——《人民日报》1978-2012“两会”报道框架分析
贺 蕾 黄芝晓
（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作者简介] 贺 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体育学院新闻系副教授
黄芝晓，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新闻业务·【摘 要】“两会”既是我国的重要政治体制，也是我国民主建设进程的标志，一直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对于“两会”的报道，其本身也是民主建设步伐的体现，同样受到关注。本文以框架理论考察、分析1978年到2012年《人民日报》的“两会”报道，提出《人民日报》在民主建设中的媒体角色定位及公众对《人民日报》的媒体期盼。“两会”民主有理由对媒介作更全面的角色期待，《人民日报》有责任也有义务完成“两会”民主对其更全面的角色期待。
【关键词】人民日报；两会；框架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程，同时也是事件操纵者组织言论的过程，不管这种言论是动态的还是视觉的。”[2]潘忠党在其研究中将建立与并使用框架的过程称为架构。他认为“架构分析是对人们如何建构社会现实——裁选和诠释现实生活的某一部分，将之置于某特定意义体系内——的分析。这也意味着架构分析在方法上更易步入诠释社会行动者的这一逻辑轨道。”[3]
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不变框架
纵观1978-2012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可以看到：《人民日报》“两会”报道定位经历了一个从宣传举国盛事到回归会议报道的过程；报道内容经历了从注重报道会议程序到注重会议内容的过程，从重人大到人大政协并重的过程；报道绝对数量呈总体性上升趋势；稿件来源从以新华社稿为主到以“本报讯”为主，同时采用新华社以外其他媒体稿源、读者来信来电、代表委员博客、微博、公众与报纸互动信息等，稿件来源越来越多元；新闻体裁越来越多样；报道视角越来越平视，越来越重视基层代表的声音，越来越注重代表委员的履职意识和履职能力，越来越注重会议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重视读者的声音，越来越重视报道的可读性。可以说，三十多年里，《人民日报》“两会”报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通过“两会”报道话语分析可以看到，《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主题框架却从未发生变化。从民主的视角来报道和解读“两会”是《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不变框架， 1978-2012年的《人民日报》正是通过“两会”这一窗口呈现了1978-2012年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讲述了中国民主进程的故事。
1978年《人民日报》在“两会”开幕社论中对“两会”的重大意义进行了阐释：“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规模盛大，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济济一堂，共议大政。它标志着我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标志着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的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保证。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确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只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断加强人民的团结，为实现伟大的革命任务而奋斗。这两个会议的召开，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体现。”简而言之，“两会”的召开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的体现，这是《人民日报》对“两会”重大意义的阐释，也是1978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出发点。可见，从1978年恢复“两会”报道起，《人民日报》就把“两会”与“民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从1978年起，几乎每年的《人民日报》“两会”报道都会通过话语不断强化“两会”与“民主”之间的联系，用“中国民主政治进程”来架构“两会”报道成为《人民日报》“两会”报道不变的框架。因之，《人民日报》1978-2012年“两会”报道中所呈现出的“两会”变化无不成为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表征。
在《人民日报》历年的“两会”报道中总能看到以民主政治进程来解读“两会”制度改革和职能完善的篇章。《人民日报》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社论中写道：“这次会议比较显著地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标志着我国民主化进程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4]可见，《人民日报》正是将“比较显著地体现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视为我国民主化进程向前跨进一步的标志。
报道人大代表首次差额产生，《人民日报》写道：“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每一位代表，不论资格和经历，也不论民族和性别，都无一例外地在差额选举中经受了一次民意的测验。虽然这其中也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外，但它毕竟把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推进了一步。”[5]
《人民日报》“两会”报道中，会风的变化更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一个表征。“从会风的转变中，我们感受到的是民主政治前进的脚步。”[6]是《人民日报》“两会”报道对会风变化最简洁的概括。
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代表委员履职意识的增强，履职能力的提高也是中国民主政治进
程的一个表征。“每年‘两会’，是集中时间发扬民主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最想听的、全国人民最想了解的，就是来自天南地北、各行各业代表和委员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有同有异的声音，不但为国家大政方针的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且推动了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两会”的基调是‘民主、求实、团结、稳定、鼓劲’，民主放在第一位，恰恰体现了我国“两会”的鲜明特色。”[7]
“近年来，许多人大代表的‘金点子’被采纳实施，完善了法制，加强了监督，促进了发展，凸显了人大和人大代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既说明代表们更加主动自觉地履行神圣职责，不负人民重托；又反映他们参政议政能力、民主素质不断提高，履职成效有了坚实基础，使人们看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加速推进。”[8]这是《人民日报》关于代表委员履职变化的报道与评论。
《人民日报》“两会”报道中公众对“两会”的关注和有序参与同样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一个表征。“在民意越来越受重视的年代，一个关于两会的网络民调能坚持8年，本身就是新闻，它见证了中国民主政治稳步迈进。”“两会网络民调的蓬勃兴起，开辟了政治沟通的新渠道，无疑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新气象。”[9]这是《人民日报》“两会”报道中关于网民参与“两会”的报道与评论。
1978-2012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呈现出的“两会”职能日渐完善、代表委员履职意识不断增强履职能力不断提高、“两会”会风日益开放务实高效关注民生与时俱进、公众对“两会”的关注程度日益加强参与热情越来越高。在报道中这些现象反映的是“两会”越来越民主的发展态势，这一发展态势反映的正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逐步发展与完善。对此，《人民日报》通过报道对“两会”历史变迁的主题意义予以了明确说明。
以30年甚至更长时间为观察维度，在曲折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两会所呈现的中国民主开放的步伐，始终坚定并迈进了新的阶段。如今已成惯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
1983年首次设立时，是登上人民日报的新鲜事；如今在各场新闻发布会上频频发问的
西方记者，改革开放初期还只能“用高倍望远镜眺望人民大会堂”，观察中国的大事；
1988年七届人大上首次出现的反对票，一时哗然，而如今，媒体正公开讨论“十几年
都投赞成票的代表是否合格”、“开会总是请假的委员是否称职”……以新闻观察两
会，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开放、透明、自信、进步的中国。[10]
综合《人民日报》“两会”报道历史回顾以及“两会”报道框架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两会”新闻要素的选择还是对“两会”新闻现象的解释、转述与评议，《人民日报》都紧紧围绕中国民主政治进程这一框架进行。
《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形成原因
根据框架理论，框架的选取和确定并非随意为之，框架是新闻工作人员、消息来源、受众、社会情境之间的互动的结果。就“两会”报道而言，《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的形成与《人民日报》角色定位有关，与“两会”的性质及其变化有关，也与整个社会情境有关。
一、角色定位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不同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人民日报》非常关心，也都对《人民日报》提出过要求和希望。具体到“两会”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非常具体的指导和指示。几乎每年的《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总结中都会提到类似“今年的报道严格按照中央批准的“两会”报道计划组织报道”这样的句子，可见，中央对《人民日报》的“两会”报道极为重视。严格按计划报道，报道“两会”，配合“两会”也是《人民日报》每年“两会”报道的首要职责。
1995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总结提到：两会前，我们充分讨论的是怎样正确理解开好两会的指导思想，怎样把握好报道两会的基调。两会开得好不好，两会报道得好不好，关系到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能不能落实，关系到全国能不能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11] 1996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总结提到：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充分认识到“两会”的政治地位、重要作用和巨大影响力，因而把报道“两会”的过程作为配合“两会”、服务“两会”的过程。[12]
1997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思路的第一点就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从积极的、建设性的角度进行报道。[13]
1998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提出要有三个“充分反映”：通过代表委员的切身体会，充分反映五年来我国两个文明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选用活的材料，充分反映本次“两会”的新形势、新任务；立足于正面引导，充分反映民意。[14]
1999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提出“三个确保”：确保导向正确，确保任务完成和质量提高，确保不出政治性差错。[15]
2003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坚持民主、求实、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切实改进文风，讲求报道实效，充分反映大会盛况，大力宣传五年来我国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和2003年工作总的要求和部署，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宣传人大代表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政协委员认真履行政协各项职能积极参政议政的情况，为保证“两会”的圆满成功，为动员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做好今年各项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16]
2004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民主、求实、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要方针，坚持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出发，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结合起来，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为保证两个会议的圆满成功，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做好今年各项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17] 2005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提出：坚持一个导向（正确舆论导向）、实现两个统一（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心声的统一）、落实三个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做到四个结合（导向性和新闻性结合、指导性和可读性结合、权威性和群众性结合、思想性和服务性结合）。[18]
2006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提出的要求是“出新出彩不出错、有品有格更有神”，提出的目标是“三个满意”，即：让党中央满意，让代表、委员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19] 2008年的《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总结中提到：“按照中央的指示和报社领导的要求，头版推出《代表委员议国是》栏目，内容活，形式新，收到良好效果。”[20]
2009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原则，即：统筹程序性报道和特色性报道、统筹领导人活动报道和基层代表委员报道、统筹国内报道和国际报道、统筹会内报道和会外报道、统筹人民日报社舆论引导资源。[21]
2010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提出“做深、做细、做实、做亮”，最重要的是必须在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方面做得更自觉、更主动、更得力、在国内外众多新闻媒体参与的“新闻大战”中体现自身拥有的核心竞争力。[22]
可见，《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指导思想虽然年年都有变化，但坚持舆论导向正确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从未改变。《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中的一段话表明了《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角色选择：“800多名境外记者的走入，2000多名国内媒体人的‘跑会’，既是两会民主开放的见证者，也成为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参与者、推动力。”“媒体已不再是两会的‘看客’或是‘报道者’，已经成为直接的参与者，更形成了一股对民主进步的正向激励和监督力量。”
尽管这些评述性的话语并非《人民日报》自指，但基本上反映了《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认识和追求。[23]从这段话中可以感受到《人民日报》对于媒介自身“两会”报道角色定位的思考：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因此报道“两会”民主进程中任何一点进步，并为之鼓与呼，必然成为《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选择与追求。
因此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正是《人民日报》的角色定位决定了1978-2012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展现的既是一个报道“两会”，反映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的过程，更是一个配合“两会”，为中国民主政治鼓与呼的过程。
二、内容约束
前述分析可知，《人民日报》“两会”报道，通过话语策略在“两会”与“民主”之间建构了非常稳定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的建构并非任意为之。关于新闻事实与报道框架，迈克尔?舒德森认为：“新闻记者编织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但素材由不得他们亲自选择。这些素材是强加给新闻记者的。”“新闻记者没有过多地思考和搜寻，而是‘很自然地’选中那种在他们看来适合眼前新闻故事的报道叙述格式和框架。”[24]显然，舒德森这段话强调的是框架选择的“非任意性”，框架选择是受到报道内容制约的。
《人民日报》用“民主”框架“两会”与“两会”的性质以及“两会”的发展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制度设计上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这两个制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人民当家做主。“它从法理上表征着民意代表背后的亿万民众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因此，对记者而言，很容易地就会选择这样的认识和报道框架：“‘两会’新闻，是参与式民主的另类表现，可以体现民主与新闻的互动。”[25]
从实际运行来看，三十多年来，“两会”实实在在地发生着变化，从“两会”收到的议案提案数目的增多，从“两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发布会的增多，从采访“两会”记者的增多，从参与“两会”网上调查的网民数量的增多无不表明着“两会”自身的发展变化。也就是说，尽管仍有不足，但“两会”本身确实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制度确实在不断地完善，会议确实越来越透明开放，代表委员的履职意识确实在增强，公众对“两会”的关注程度确实在提高。
因而《人民日报》的“两会”报道框架必然也受到“两会”性质和变化的制约。对此，《人民日报》在其评论中曾有过表述：“新闻是事实的反映。新闻宣传工作有进步，首先是有客观事实的基础。”“有了这举世公认的客观现实，才使新闻报道有了真实可靠、丰富多彩、令人信服、令人鼓舞的内容。否则，新闻工作者纵有生花妙笔，又有何益？”[26]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在《人民日报》编辑记者眼中，没有事实“新闻工作者纵有生花妙笔”也是毫无益处。
可见，无论是持“反映”论，还是“建构”论，都不应该忽略内容对新闻报道的约束作用。
三、社会情境
《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所以特别关注“民主”也与整个社会情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20世纪中叶，“民主”是毛泽东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跳出“历史周期律”支配时给出的新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党的十四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的十五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党的十七大把“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首要任务。报告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要建立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7]可见，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直都是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
与之同时，公众的民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政治学者英格哈特等提出，人类发展有三个维度：一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工业化、后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增长、教育普及、信息社会等物质层面的发展；二是个人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表现在人们的观念逐渐现代化、世俗化、倾向个人自主、独立等；三是民主化，即人民逐渐选择平等的、开放的、负责任的、竞争性的政治制度来管理自己的社会。这三个维度似乎是有先后顺序的：物质层面的发展使个人获得许多现代的和后现代的观念，而大众观念对政治变革提出要求，促成政治体制的变化。这一理论在实证上有很强的支持。[28]这一理论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当人们慢慢习惯了从很多种洗涤用品、食品、时装、杂志和电视频道中选择时，在某一天，他们将会很自然地以同样的方式作出政治选择。市场经济的思维和行为变成了民主发展的推动力量。”[29]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的程度不断提高等促进了公众生活的独立自主，促进了公众的民主意识的增强。
这一切可以从公众对“两会”的关注中反映出来。2007年新华社“两会”报道受众需求调查显示：当问及对“两会”的关注程度时，共有37.7%被访者选择“比较关注”，位居所有选项第一位；其次是“很关注”，占24.5%，两项合计占62.2%。[30]2010年两会期间，共有5千万网民访问了13家万瑞数据全流量监测的“两会专题”， 带来了共计3．37亿的页面浏览量，平时每个用户访问6．72页，每次访问停留4分钟。[31]2010年2月25日至3月2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题客调查网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470位市民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95．2%的普通市民不同程度地关注当年的全国两会。[32]2010年人民网开设的“我有问题问总理”栏目从2010年2月24日至3月13日共收到183832条网友的提问。[33]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据统计，网友向总理提问的帖子超过40万个，还有10多万手机用户发来短信提问。[34]人民网推出的“2011两会调查：你最关心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中，逾10．8万人参与了投票。
当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在关注民主之时，作为这个社会最敏感神经的媒介怎能不从民主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效应
正如塔奇曼所言“跟任何用以描绘世界的框架一样，新闻这个框架本身也有自己的问题。窗口展示的视野取决于窗口大小、空格的多少、窗玻璃窗明暗以及窗户的朝向是迎着街面还是对着后院。这个视野还取决于视点的位置，比如是远点还是近点、是歪着脖子看还是脑袋向前伸展，或者是侧着身使眼睛跟开窗的这面墙平行。”[35]
对于《人民日报》“两会”报道各界评价不一。《人民日报》“两会”报道中显示了一些读者、代表委员及其他媒体表示的积极评价，《人民日报》的“两会”报道总结也会提到社会各界来电来函对《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认可和肯定。
不过，对《人民日报》的“两会”报道表现并非仅有肯定的声音。《新闻记者》2010年4月号《两会报道：主流媒体与网络媒体谁主沉浮》一文认为：
官方主流媒体表现出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反映在报道上，便是一切都是有计划、有预案的规定动作，用堂皇的术语来解释，这是有大局意识，是“讲政治”的表现。其
实，如果真正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宗旨与原则，这种做法却明
显不正确，因为这种表现只是应付差事走过场，作表面文章，不敢越雷池半步，在国际
国内复杂、深重的危机局面下，人为地制造出一片歌舞升平虚假景象，对党和人民的新
闻宣传事业没有尽职尽责。
当前的一个特点，越是级别高、规模大的官方新闻单位，就越对现实的反应迟钝或不作为，对社会热点话题视若无睹、置若罔闻。这虽然不算掩耳盗铃，但是对于担当瞭
望者与观察者的媒体来说，实在不是职业上的光荣而是职业上的耻辱。某些官方主流媒
体只能说掌握着宣传机器，但是却没有正确行使话语权，因为如果无话可说，或者是空
话、废话连篇，再大的媒介平台也都形同虚设，难以起到影响舆论的效果。[36]
这篇文章虽说并未点名，而且意不在批评某一家媒体，然而这段文字还是很容易地令人想到《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正是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官方报纸。文章之所以如此批评官方主流媒体“两会”报道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在共商治国大计的两会上，话题当然既有正面的又有负面的，体现在报道上，至少该是三七开，然而在实际中根本做不到，在官方主流媒体的版面与栏目中是看不到负面
新闻事件的，更不用说评论了。[37]
批评的意见并非只此一家，网络上还可以看到比这个还要严历的批评之声。同样是《人民日报》的“两会”报道，却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该如何理解这些观点的差异？
或许大卫?克罗图的观点可以对这个问题有所启发：媒介为什么总是有争议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不同的社会组织期待媒介扮演不同的——通常是矛盾的角色。对受众来说，媒介要提供娱乐消遣，并且给他们带来自己无法亲身体验的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对于媒介工作者来说，媒介产业要提供工作，附带着收入、声望、满意度，同时还是职业身份得到发展的地方；对媒介所有者而言，媒体是利润的来源，也许是政治权力的渊源；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媒介要传递信息和（社会化的）价值观，还要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滥用进行监督。许多关于媒介的争论其实是众多角色中哪一个角色相对占据上风的问题。[38]
大卫?克罗图的观点虽然帮助理解了观点差异原因所在，问题是面对“两会”，一边说是民主政治逐步发展完善，一边说是歌舞升平虚假景象，哪个才是真实的景象？
按照“眼见为实”的观点，大多数人无法对上述问题进行正确的判断，毕竟对于绝大多数读者而言，“两会”是一个非强制性议题，所有关于“两会”的信息只有来自媒体。以前大多数公众知晓的“两会”都是《人民日报》呈现的“两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两会”的开放，公众有了更多了解“两会”的渠道，于是就有了比较。在比较中，公众有机会看到了在《人民日报》中看不到的“两会”场景。比如“两会”分组讨论时中“人大立法所作的很多调查、调研都是人为安排好的东西”这样的发言；比如关于“10分钟发言，8分钟歌功颂德”这样的发言；比如“政协提案质量连年下降，应设专职委员”这样的呼吁；比如政协委员提案办理一年杳无音讯，结果却在第二年的提案工作情况报告中发现，对于自己的这份提案，有关部门声称“提案答复后，受到提案人的肯定”。这样的报道。这样的内容虽则听起来“不和谐”但同样是“两会”上真实的声音真实的场景。
报道代表委员履职，《瞭望》杂志载文：“有的代表和委员在发言中习惯性地说套话和空话，或者对实际情况调查研究不够，说不出新话；或者是对自身的职责理解不到位，履行不到位，对群众的声音愿望、要求漠不关心，说不出群众的心里话。空话和套话，既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也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更不利于加快经济发展、加强社会建设，反而有可能在具体政策制定和执行时因为对实情号脉不准而流于空泛、产生漏洞和疏忽，这也屡有前鉴。”[39]读者在《人民日报》中看到更多的是代表委员的兢兢业业的履职故事，看到更多的是“十余天的会期里，代表委员围绕加快转变、调整结构、促进就业、教育发展等一系列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建言献策。代表委员踊跃发言，有委员8分钟发言响起9次掌声……会场内外，人们为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喝彩，为迎接美好的明天共聚心力”这样的场景。
显然，问题集中于“两会”的“不和谐音“上。同样置身“两会”，不同媒体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对所谓的“不和谐音”，《人民日报》选择了淡化甚至过滤。相关的材料也证明《人民日报》的这一点：“过去有种新闻观点叫做‘哪壶不开提哪壶’，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工作
者显然不能苟同这种观点。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从积极的方面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从建设性的角度反映意图，而不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去‘哪壶不开提哪壶’”。[40]这样的报道理念必然决定了《人民日报》“两会”报道中对“不和谐音”保持了一种谨慎的态度。归根结底，媒介框架使然。
显然，这样的选择并没有让多数普通读者满意。对于《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批评基本上多集中于此。事实上，《人民日报》这种过于谨慎的态度反而于传播效果无助。过分强调媒体的政治作用，忽视媒体自身发展的规律，反而容易导致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的下降。于读者而言，《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本身比《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所呈现的内容更真切地展现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就此而言，《人民日报》应该是有认识的：
作为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形式，两会尤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无疑是观察中国民主政治的最佳窗口；作为零距离接触、报道两会的主体，媒体的“两会际
遇”及“两会视角”，给人们感知民主提供了一面真实镜子。[41]
显然，《人民日报》也认为，媒介的“两会”报道就是展现民主进程的镜子。既然如此，以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为报道框架的《人民日报》“两会”报道何以在实际报道中采取与自身报道框架不尽一致的报道策略？
“两会”民主期待《人民日报》更全面的媒介角色
查尔斯?埃德温?贝克认为“记者的实务及理念可以反映特定的民主视野”[42]。笔者以为，这里的“记者”可以视同为“媒介”。换言之，媒介的不同表现反映了特定的民主理念。媒介表现的差异、对媒介表现的不同评价归根结底可以说是对媒介与民主关系认识的不同所致。
贝克认为，精英民主论的核心民主价值，在于精英阶层的诚实与否及能力高低，而不是公众参与或社会结构的改造。在精英民主论者眼中，揭露政府的腐化或无能或称之为“监督功能”是传媒对民主的最重要的贡献。自由多元民主论认为，运作良好的民主系统，均等由每个人的私人欲望所影响，运作良好的民主是最为公平的机制，能够汇整所有偏好或欲望，达到立法与制度政策的目标。依据自由多元论的看法，我们应该创设公平的机会让各群体得以妥协或协商，这是设计制度（包括传媒）应遵循的原则。共和民主论的一个核心要务就是必须存在公共领域用来形成以及追求人们的“共同之善”，依据共和论这个观点，政治的最根本要务在于讨论、形成而后认可与执守共同目标。共和民主论认为传媒是核心的民主机构，设计传媒的宗旨必须要使传媒协助审议及选择过程的进行，使不同概念及价值内涵的共同之善得以充分曝露。在此基础上，贝克提出了他所主张的“复合民主论”，复合民主论声称，比起自由多元论或共和论，它传达了更为真实的经验、更为健全的规范视野。它期待的是，传媒应该承担这些理论各自期许的任务，此外，它还应该支持多元群体的自我构成之需要。[43]
詹姆斯?库兰提出：“一个民主的媒介体制，应该使人们能够探询、讨论并知晓他们自身利益的所在；应该能够培养某种局部的一致性，以强化那些对各种集体利益的有效表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组织功能；应该保有对政府和各种权力中心警觉的监督；应该给予那些弱小的、尚未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各种保护和补偿的来源；应该为真正的社会协议或妥协创造条件，这些协议或妥协是建立在各种意见并开放运作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某种由精英主导的、刻意的共识。”[44]这样的一种媒介期待和贝克之复合民主的媒介期待有着极强的相似之处。
尽管贝克等的研究针对的是西方民主模式，不能也不可能代替中国媒介与民主制度的研究，但其启发意义不容小觑。作为主流媒体的《人民日报》可不可以承担起更全面的媒介期待？
比较关于《人民日报》“两会”报道争论的不同观点，会发现其根本差异正在于不同的媒介期待。《两会报道：主流媒体与网络媒体谁主沉浮》提到“对社会热点话题视若无睹、置若罔闻。这虽然不算掩耳盗铃，但是对于担当瞭望者与观察者的媒体来说，实在不是职业上的光荣而
是职业上的耻辱。”可见，“瞭望者与观察者”是这一观点的媒介期待；就《人民日报》的认识而言，媒介既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推动力”。
一边是瞭望者与观察者；一边是见证者和参与者，不同的媒介角色观显示了不同的媒介期待。对照贝克的理论，显然瞭望者与观察者比较契合精英民主论者的媒介角色期待，见证者和参与者适应了共和民主论者的媒介角色期待。
考虑到我国“两会”制度设计的目标追求实则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旨在追求民主最大化，这也可视为一种“复合”的民主，尽管这与贝克的复合型并非一码事儿，但在目标追求的“更务实、更真实”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处。库恩在其《中国30年》中写道：与华盛顿的‘民主模式’相比，北京的‘和谐模式’立意更为高远，也更为人性化。[45]
迈克尔?舒德森在其《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一书中谈到在民主社会里，按照不同的组合及侧重，新闻业通常承担着信息提供、调查报道、分析评论、社会同情、公共论坛、社会动员六项主要功能。舒德森认为：以上各种新闻业之于民主的不同功能有时候会出现相互矛盾和相互消解的情况。尤其是新闻业的动员或是鼓吹式功能有可能会削弱新闻业在信息提供以及进行调查报道上的可信度。不过，对于单一的新闻机构，尤其是某一家报纸而言，同时发挥其所有的功能来服务于民主则当属正常。[46]
尽管舒德森所言之六项功能是基于代议制民主立场之媒介如何服务于民主的一种通常状态，但对于《人民日报》以及国内其他媒介同样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综上观之，“两会”民主有理由对媒介作更全面的角色期待。
对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而言，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讲话表达了中共中央对《人民日报》的角色期待。讲话提出：“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更好地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要“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深入实际，多报道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多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多宣传人民群众中涌现的先进典型，激励全体人民信心百倍地创造美好生活。同时，要注重在报道新闻事实中体现正确导向，在同群众交流互动中形成社会共识，在加强信息服务中开展思想教育，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引导各方面群众共同前进。”要做到“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可见，党中央对机关报最终的要求是既要让党放心又要让人民满意，这也就意味着党中央对《人民日报》有着更全面的角色期待。
结语
1978年至2012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框架分析表明，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是《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不变框架。“两会”职能的实现、“两会”会风的开放透明务实高效、代表委员的履职意识不断增强，履职能力不断提高、“两会”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公众的参与程度也越来越高等方面的“两会”新闻要素在《人民日报》“两会”报道中得以凸显，成为中国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表征。
《人民日报》“两会”框架的形成与《人民日报》党中央机关报的角色定位、与“两会”的性质及发展、与整个大的社会情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
然而也要看到，中国民主政治日益发展完善的报道框架和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使得《人民日报》“两会”报道对“两会”中的“不和谐”声音采取了淡化甚至过滤的报道策略。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得益于“两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媒介参与到“两会”报道中来，公众在比较中
获得了更为全面的“两会”信息，因而形成了更为丰富的“两会”图景。公众在比较中开始审视《人民日报》的“两会”报道，开始表达出不同的声音。于读者而言，《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本身比《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所呈现的内容更真切地展现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直都是党和政府的奋斗目标，发挥新闻业的功能，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是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应负的责任。“两会”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人民民主，本文认为，“两会”民主有理由对媒介作更全面的角色期待，《人民日报》有责任也有义务完成“两会”民主对其更全面的角色期待。
就未来《人民日报》“两会”报道而言，本文认为首先要向公众提供更加及时、全面、准确的“两会”信息。对于大多数普通读者而言，媒介中的“两会”就是“真实”的“两会”，因此，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有义务有责任向公众提供及时、全面、准确的“两会”信息。其次，要积极行使媒介舆论监督功能。“两会”报道中积极行使媒介舆论监督功能既有助于促进“两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也有利于提高媒介导向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进而推动民主政治进程。再次，提高报纸编辑记者对“两会”制度的认识和理解。编辑记者对“两会”制度的理解越深入，也就越有利于“两会”报道的传播效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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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0][41][42][43][44][45][46]注释：
张择端由读书人投身绘画，与一般的界画画家有所不同，即张在绘画过程中更多地追求绘画的创新和品格，更多地表现社会风俗
和市民生活。张择端如同一位电影导演，采用蒙太奇的手法，将近郊风物、虹桥卧波和闹市喧嚷有机地串联在一起，勾画的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的繁华景貌，不仅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在其他领域起到了历史文献的作用。画卷中的东京城，汴河上船只穿梭，街道旁店铺林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东京城居民繁华富庶的日常生活景观，使得历代的文学家、史学家和艺术家们叹为观止。本文拟从广告传播视角通过呈现画卷中的广告形式，分析这些广告在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探讨在前数码时代绘画为后世留下的珍贵广告影像记忆。
《清明上河图》中的广告，已有时贤略有论及，譬如许俊基著《中国广告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汪洋著《中国广告通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及散见一些期刊文章。
本文所参照的《清明上河图》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宝笈三编本版本。
首先围绕时间，主要表现为画卷外时间和画卷内时间，画卷外时间主要纠缠于作者生活的时代以及作品具体的创作时间等。画卷
内时间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围涉及到图中所表现的季节，描绘的具体地点场景。其次聚焦于作品本身，包括千回百转的流传经历、绘画作品的版本真伪的考证等。再次更多集中在一些细节的考证和注解上，譬如说关于绘画中“解”字的考证，关于绘画中人数、动物数量及其商店门面数量考证等。
[宋]孟元老撰 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上）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6年,313页
[宋]孟元老撰 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上）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2006年,174-176页
《清明上河图》1985年挂历 张安治撰文
[宋]孟元老撰 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下）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6年,814页
[宋]孟元老撰 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下）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6年,626页
[宋]孟元老撰 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上）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6年,41页
[宋]孟元老撰 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下）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6年,461页
[宋]孟元老撰 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下）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6年,462页
[宋]孟元老撰 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下）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6年,7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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