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的“两可之说”——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看
在分析言语行为的过程中，塞尔指出，只有把它放在特定的话语语境中，该言语行为才能被清楚明白地理解和执行。因为同一句话可以在不同的话语语境中表现为不同的言语行为。例如，在一个语境中，“我会好好学习的”可以是一种预测；然而在另一种语境下，这句话也可以是一种承诺。“话语语境作为实现言语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有5个可以区别的元素和元素集构成:说话人，听话人，时间，地点以及话语世界。话语世界指与完成言语行为有关的说话者，听话者，时间和地点的各种其他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心理特征。
下面我们来分析在特定的语境中的4句话
(1)山姆习惯抽烟。
(2)山姆习惯抽烟吗?
(3)山姆，要习惯抽烟!
(4)要是山姆习惯抽烟就好了。
在说上面这几句话时，说话者指称了一个人—山姆，陈述了一种行为—那个人抽烟。所不同的是，在句(1)的说话中，说话者是在断言;在句(2)中，提出一个问题;在句(3)中，下达一个命令;在句(4)中，表达一个愿望。“因此，我们可以说，这4句话的指称和陈述是一样的，虽然这些同样的指称和陈述是各自不一样的完整言语行为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把指称和陈述的概念跟断言、疑问、命令等完整的言语行为概念分离开了。“说话人在说出上述4句话时，常常至少实施了3种不同的行为。(a)说出词语(词素、句子);(b)指称和陈述;(c)声明、疑问、命令、许诺，等等。由此，塞尔将言语行为划分为发语行为、命题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
塞尔还指出:“命题行为不能单独出现，命题的内容总是通过以言行事行为的实施来表达的。在绝大多数用以完成言语行为的语句中，都包含有一个命题内容成分和一定的语力成分，例如，在“我答应出席会议”这个语句中，“出席晚会”标志命题内容成分，“我答应”则标志语力成分。“用P来表示命题内容，F表示语力，大多数言语行为可以被表示成。
为了进一步探求言语行为的规律，以语力为出发点，塞尔提出了言语行为得以顺利实施的4个恰当性条件:准备条件、真诚性条件、命题内容条件和本质条件，只要一个言语行为符合这4个条件，那么它就是恰当的。
准备条件一般指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身份、地位、能力足以保障相应的言语行为得以实现，它随着语力的变化而改变，有些准备条件是特定语力所特有的。如命令，“要求”这一类的言语行为的准备条件是听话者有能力去执行该行为，同时要求说话者处在一个权威的地位上。如“我宣布李某被判无罪”，说话人应具有法官的身份。
“在许多情况下，某种语力F会把一些条件加到命题内容P中去。例如说话人承诺去做某
事，则命题内容应该是:说话人将来要做的事情，而不能是已经做过的事情;同时是说话人自己要做的事情，说话人不能承诺别人将要做某事。同样的，如果说话人表示道歉，则命题内容应该是:说话人已经做过的事情或者是说话人应该负责任的事情。“比如在一个言语行为中，说出“我命令你已经起床了”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命令要求命题内容应该是将要做的事情。这种通过语力对命题内容产生影响的条件称为命题内容条件。
真诚性条件指说话人执行言语行为时的心理状态。陈述与相信相对应，命令与需要或愿望相对应。当表述“我承诺我一定来参加舞会”时，说话者应该是想来参加舞会的，如果他接着说“可我不想来”，就难以让人接受，缺乏真诚性条件。
本质条件是指说话人实行言语行为的要点或目的，比如承诺的目的在于使说话人有责任去做某事，陈述的要点是告诉人们事情是怎样的。一般来说，本质条件决定其他3个条件，比如命令的本质条件是设法让听话人H做某事，而它的命题内容条件则在此基础上要求听话人将去做某事而不是已经做过某事。
3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解读邓析的“两可之说”
用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笔者从语境和恰当性条件两个层面解读邓析的“两可之说”，证明邓析的“两可之说”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从而澄清前人对他的误解。
首先用分别表示邓析和“富人”，邓析和“得死者”进行言语行为的语境，S表示说话者，H表示听话者，T表示时间，P表示地点，W表示话语世界，则。在这两个式子中，和都是邓析，则是“富人”，是“得死者”，则由于邓析不可能在同一时刻对“富人”和“得死者”进行言语行为，故;地点我们无从了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因为,。也就是说，邓析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做出判断的，并没有“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
“通常在实际的言语行为中，上下文会使听话者自然而然地了解到该言语行为的语力，而不需要直接清楚地表示出语力指示成分。在邓析的“两可之说”中，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判断出“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和“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所表现出的语力都是“建议”。根据前文所述，不同的语力有着不同的恰当性条件。“‘建议’的准备条件是说话者有理由相信事件A使听话者获利;对于说话者和听话者而言，并不显而易见听话者在事件A的正常过程中会自发地去做A。命题内容条件是说话者做的事件A是一种将来的行为。真诚性条件是说话者相信事件A会使听话者获利。本质条件是A能够引起听话者的兴趣并且能够让他得到好处。下面将依据这4个条件分别分析邓析与“富人”和邓析与“得死者”的言语行为是否是恰当的。
“富人”想要赎回尸体，但“得死者”求金甚多，故富人“以告邓析”，希望邓析帮他出主意，这说明富人相信邓析的建议会对自己有好处，邓析说“安之，人必莫之卖矣”，让“富人”放心，不着急，因为除了“富人”外，没有人会去买尸体，“富人”是唯一的买主。如果邓析不这样说，对于邓析和“富人”来说，并不显而易见“富人”会“安之”，这符合准备条件。“安之，人必莫之卖矣”是一种将来的行为，符合命题内容条件。邓析相信他的这个建议对“富人”有好处，因为“得死者”迟早会把尸体卖给他，符合真诚性条件和本质条件。可见，邓析与“富人”的言语行为是恰当的。尔后“得死者患之”也证明了邓析的判断是正确的。
“得死者”找到邓析，希望邓析给他想想办法，相信邓析的办法会对他有所帮助，邓析对他说“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得死者”是唯一的卖主，只有在他这里，“富人”才能买到尸体。如果邓析不这样说，也许“得死者”会沉不住气，主动降低价格，邓析站在“得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相信自己的建议会使“得死者”获益，卖个好价钱，且“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是一种将来的行为。这分别符合准备条件，本质条件，真诚性条件和命题内容条件。
4结束语
可见，邓析认识到了语境的变化，及时地转变了身份角色，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对象，就不同的方面做出的回答符合言语行为的恰当性条件，因而是无可厚非的。所以，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看，邓析的“两可之说”并不是诡辩，邓析不但进行了换位思考，还告诉“富人”和“得死者”什么是对他们最有利的做法。古人对“两可之说”的解读只是停留在外在的语言形式的层面，没有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衡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两可之说”的正确理解，对邓析也缺乏一个公允的评价。因而，笔者认为，在评价任何一种学说之前，都要将它放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浅析胡塞尔与言语行为理论
作者：郑辟瑞时间：2011-4-29 11:50:00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论文关键词言语行为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质性
内容提要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哲学的重要部分，改变了传统哲学对语言和世界的关系的看法。言语行为理论由于奥斯汀、塞尔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二十世纪初已经出现了萌茅，胡塞尔对此亦有大量论述。本文立足于胡塞尔早期思想，力图句画出胡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复杂分析，评价它的得失。
毫无疑问，言语行为理论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根据其主要代表奥斯汀和塞尔的理论，说话就是根据规则行事，言语行为，而非命题才是语言哲学所要研究的基本单位。近来，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现代语言哲学的起源问题时，人们发现，言语行为理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语思想界就有了雏形，其中，胡塞尔和围绕着他形成的哥廷根现象学小组已经对此做了大量的论述，他们的研究表明，言语行为理论和意向性理论是相容的，这一点也表现在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之中。本文将整理出胡塞尔有关言语行为的论述，并且分析他最终为什么没有建构起完整的言语行为理论。
奥斯汀讨论言语行为，是从区分记述句(Constatives)和施事句(Pedormatives)开始的。记述句，比如一般的陈述句有真值，它是用来描述事态的，而传统哲学把这种句子的功能作为语言的本质来把握，从而武断地判定，语言就是描述世界的工具。在他看来，这显然忽略了记述句之外的其他类型的语句，比如疑问、命令，传统哲学家犯了“描述性谬误(descriptivefallacy ) "，这些句子没有真值，但是它们也并非没有意义，实际上，在说出这些语句的同时，说话者就是在做事，奥斯汀称这些语句为施事句。尽管他后来不再坚持记述句和施事句的区分，并且认为，记述也是一种言语行为，这个区分作为起点却是非常重要的。胡塞尔也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区分，并且在《逻辑研究》最后部分用一篇的篇幅着重讨论。
胡塞尔的讨论是从一个古老的争论开始的:对祈使句、愿望句的讨论由来已久，它们是否和判断句具有同等地位?它们和判断句有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一直构成对逻辑学家的挑战。胡塞尔称不同于判断句的祈使句、愿望句等为“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对胡塞尔来说，这些问题意味着，“无可置疑的是，各个表述所具有的意义就包含在有关行为的意向本质之中，这是一个极具价值的明察;但是，哪一类的行为可以行使意指的功能，或者毋宁说，是否每一种行为在这一点上都是平等的，这个问题还根本没有被考虑过。
哪一类行为可以行使意指的功能?或者说，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意义的承载者?意义来源于什么样的行为?对此，逻辑学历来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任何行为都可以作为意义给予的行为起作用，我们可以将任何行为表述出来，这些被表述的行为就为相关的话语形式提供了意义，比如，判断为陈述句提供意义，愿望为愿望句提供意义。另一种观点是，意义只局限在有限的行为种类中，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表述，但是，它是在这个表述中被认识为这样的行为，判断被认识为判断，愿望被认识为愿望，因而，这些行为只是这些表述的对象，它的意义并不来源于这些行为，而是来源于表述性的行为。
争论的双方分别以亚里士多德和鲍尔查诺为代表，弗雷格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后一阵营。
亚里士多德认为，陈述就是判断某物存在还是不存在，它们做出判定，只有在陈述那里才能谈及真假;而对于判断之外的表述，比如一个愿望、一个疑问，它们根本不主张任何东西，人们不能够针对一个疑问发出这样的指责，即它说的是错误的，因为疑问和真假无关;另一方面，所有独立完整的语句的意义都包含在各种不同的心理体验之中，意义也包含在判断之外的其他心理体验之中，比如愿望、命令等等。如果用胡塞尔的话说，那么赋予意义的行为不仅仅是判断行为，这也就承认了非客体化行为也具有赋予意义的功能。
鲍尔查诺和一些近代哲学家则认为，意指仅仅是在判断行为或其表象性变异中进行。以疑问句为例，一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被表述出来，但只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即:这个问题被理解为问题，它在理解中作为说者的体验被提出并因此被判定为他的体验。鲍尔查诺说，“一个问题，例如‘一个圆的直径与圆的面积处在何种关系之中?’的问题，当然不会对它所提出的东西做出陈述，但它因此却仍然还陈述了某个东西，即我们的要求:我们要求在我们所提问的对象上获得教海。它恰恰既可以为真，也可以为假。而如果这个通过提问所提出的要求被标明为是不正确的，那么它便为假。
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选择了鲍尔查诺，这是因为，胡塞尔始终坚持认识的优先地位，意义的赋予行为只能是具有指称功能的客体化行为，在客体化行为中，我们区分表述行为和直观行为，他们分别具有意义(Bedeutung)和意义(Sinn )，认识只能是表述行为和直观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表述行为而言，那么，只有判断行为才能赋予表述以意义，其他行为，比如疑问、愿望，它们都不能赋予意义，并且表述思想。事实上，将语言的功能狭隘地局限在对世界的认识和描画上，这种观点这不仅是胡塞尔的局限之处，也是其他许多语言哲学家的局限之处，比如弗雷格和早期维特根斯坦
从这一结论出发，我们有两个选择:一种选择是将非判断句完全排除出研究的范围，但这个选择也同时否定，愿望语句、疑问句等具有意义，这显然是错误的;另一个选择是，我们可
以将非判断句还原为判断句，并且确认，它们和判断句一样，也行使指称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点，胡塞尔选择了第二点，也就是说，他选择了鲍尔查诺。
1.胡塞尔始终坚持，就表述行为而言，只有判断行为才是赋予意义的行为。因为讨论“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人们是否能够倡导这样一门学说，这要取决于对这个被谈论的问题的决断，这门学说是指:所有在意向与充实中的意指行为都属于一个种属—即客体化行为种属连同其符号行为和直观行为的基本划分—，或者毋宁说是取决于:人们是否必须决定，可以将任何一个种属的行为都看作是意义给予的和意义充实的行为。胡塞尔对此回答是否定的。
2.根据第一点，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如果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要有意义，它们就能够还原为一个陈述句，并且其意义保持不变。我们可以将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补足为一个陈述句，比如疑问句可以具有“我询问，是否S是P”这样的完整形式，愿望句可以具有“我希望that S是P.这样的完整形式，原则上，如果语言具有足够的表述形式，那么一切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都可以转化为相应形式的陈述句，“人们始终可以找到一个与原初的问题式、愿望式等等‘本质上意味着同一个东西’的陈述，例如‘S是P吗?’就等于‘我期望知道’或‘人们期望知道，S是否是P'等等。”网在做出这样的转换之后，我们可以说，“这个语句的完整意义并不在于这个语句本身根据其语音所意指的东西，相反，这个完整的意义是受机遇所规定的，即受与当时的说话人的关系所规定的。
3.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将任何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转变成一个相应的陈述句，那么它也要符合陈述句的一般规则，即其意义是判断行为给予的，但判断行为本身并不成为这个陈述句所指称的对象。同时，陈述句总是关涉到某个对象性，这样，可见一个基本的区分:“那些在名称与陈述中‘被表述的’表象行为或判断行为虽然是意义给予的(或者说，意义充实的)，但却恰恰并不因此而被意指;这些行为在指称和陈述中不是对象性的，而是构造对象的。另一方面则恰恰与此相反，我们在所有这些有争议的表述(指疑问句、愿望句等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引者注)上都发现，这些‘被表述的’行为对于我们来说是对象性的，尽管它们据说是意义给予的。
4.如果扩展到整个客体化行为，那么我们也要将疑问句转变后的陈述句纳人到一般的陈述句和直观的关系中。正如我们已经分析的，直观为陈述奠基并且充实它。对于一般的陈述句，这里的直观是我们对外在对象的外直观，尤其是外感知;相应的，胡塞尔认为，在疑问句那里，这些表述总是伴随着相应的内直观，“在交往关系中，与命令一样，一些其他的有关的表述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即以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方式对听者说，说者在与他、即与听者的意向联系中进行被传述的行为(请求行为、祝福行为、哀悼行为等等)。只要每一种表述都能够完全有意识地承载这样的愿望，即:用这些表述来向他人进行传达，向他人告知本己的信念、怀疑、希望等等，所有这些表述便都有可能伴随着对这些内体验的反思行为，而且更进一步说，伴随着对内体验的直观的行为，这些直观行为使那些内体验与自我和那个被招呼的人发生联系。”
据此，我们可以粗略地列出一般陈述句和祈使句的对比图。
我们可以将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补足为一个陈述句，比如疑问句可以具有“我询问，是否S是P”这样的完整形式，愿望句可以具有“我希望thatS是P”这样的完整形式，原则上，如果语言具有足够的表述形式，那么一切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都可以转化为相应形式的陈述句。在做出这样的转换之后，我们可以说，“这个语句的完整意义并不在于这个语句本身根据其语音所意指的东西，相反，这个完整的意义是受机遇所规定的，即受与当时的说话人的关系所规定的。
1.上述转换应当同样适用于陈述句，那么“S是P”可以补足为“我判断，S是P }。但是，如果这种补足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将导致无限后退，即还可将“我判断，S是P”补足为“我判断，我判断，S是P.}，以至无限。那么，对于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而言，这种补足是合理的，为什么对于陈述句，这种补足则是不合理的，它不仅导致无限后退，而且事实上改变了原初陈述句的意义呢?
2.根据鲍尔查诺的论证，疑问句的说出来的意义(S是P)和其实际的意义(我询问，S 是P)不同。当然，在疑问句之中，疑问和疑问者的关系可以不表现出来，就像在陈述句之中，判断和判断者的联系也可以不表现出来;在某些情况下，说出来的意义(S是P)可以转变为补足后的意义(我询问，S是P)，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说，说出来的意义完整地将单纯的问题(S是P)表述出来了。
3.在陈述句之中，陈述句传述说话者的判断行为，即，听者可以把说者理解为判断者，这一点可以由陈述句的语法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达到传述的效果;但正如文章开头已表明的，表述的传述行为并不构造这个表述的意义，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我们在孤独心灵的表述中并不传述，而这个表述所具有的意义和它在交往话语中所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意义始终作为同一判断内容被包含在判断行为之中。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疑问句。我们可以将对陈述句的论证同样运用于疑问句，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孤独心灵的表述中还是在交往的话语中，我们都具有同样的内容，疑问句的交往功能并不参与构造疑问句的意义。尽管疑问句可以发生变异，即我们将注意力从单纯的愿望转移到被传述的怀疑这一心理体验，但我们也可以找到未发生变异的场合，比如自发的怀疑。
上述反驳都关涉到根本的问题，即疑问的言语行为、愿望的言语行为等是否具有和判断的言语行为同等的地位。胡塞尔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1.“陈述以及例如问题，对于这两者来说，境况仍然是不尽相同的。从陈述句“S是P”到“我判断，S是P..，不仅意义改变了，而且句子的真值也改变了，因为在“S是P”为真的情况下，“我判断，S是P..可以为假;对于疑问句则不然，它无关于真假，疑问句“S 是P}”完全等同于“我询问，S是P..。另一个重要的辩护是，胡塞尔认为，针对于疑问句，它的意义恰恰不在于单纯的疑问，而在于对这些体验的内直观。
2.对内直观的反驳可能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愿望句总是将愿望作为指称的对象，那么在被陈述的判断的情况中，事情也应当是一样的，即当我们做出一个判断时，判断也应当内部地被感知。但是，这是错误的，如果有人判断“金是黄的，”那么他并没有判断，他随着金这个语词而一同具有的那个表象就是金。他判断的是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的事态，而不是判断者的表象。所以对判断的指称不是判断，同样，对愿望的指称本身并不是愿望。胡塞尔则认为，上述指责可以肯定，并非每一个表述本身都预先设定了一个使被传述的体验成为对象的行为。然而，这一指责仍然没有证明:这些有争议的语句形式恰恰不是对各种体验的判断。
胡塞尔说:“对一个愿望的指称还不会因此就是愿望;对一个愿望的体验并与此一致地对它的指称难道不恰恰也就是愿望吗?
3.这些有争议的表述都关系到缄默的主语:我。人们由此可以指责说，如果“要求”被视为一个客观的谓词，那么这个句子就不具有愿望或命令的意义。一个客观的责任被陈述，陈述者可以不体验一种构成现时责任意识的行为，比如一个人的意愿受其风俗品德的束缚而做出判断，此时他并不表述活生生的愿望。胡塞尔则认为，要求—谓语固然常常具有客观的意义和价值，但这并没有证明:这种情况不发生，就没有谓语陈述。交往关系中，人们总是用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方式进行被传述的行为，在此之中总是伴随着对内体验的反思行为。这不仅适用于交往性的陈述，也适用于孤独心灵生活中的表述。
由此，胡塞尔得出结论:“那些对非客体化行为的所谓表述是在实践上、尤其是在交往上极为重要，除此之外，它们只是对客体化行为的陈述或其他表述的偶然的特别化。
简单地说，这些有争议的表述不过是一些特别的陈述句，“如果我们对陈述句和疑问句进行比较，那么我们不可以将判断与愿望相互并列，而只能将事态与愿望相互并列。即，它们之间存在的不是质性的差别，而是质料的差别，即，判断内容的差别。
事实上，胡塞尔对这种解释模式的有效性并不坚定，我相信，胡塞尔的这种模式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混淆了实行一个行为和描述一个行为的区别。之所以如此，乃是他从一开始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们可以将对非客体化行为地表述补足为一个陈述句，比如疑问句可以具有“我询问，是否S是P”这样的完整形式，愿望句可以具有“我希望that S是P”这样的完整形式，原则上，如果语言具有足够的表述形式，那么一切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都可以转化为相应形式的陈述句。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在一场战争中，上司A需要一匹马，于是他对警卫B说，“我命令，你给我一匹马。”警卫的正常反映是遵从上司的命令，到外面牵一匹马。如果马厩的管理者C知道上司知道马已经没有了，于是他可能对警卫说，“上司的命令真的是这样吗?”显然，B和C对A的命令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于B来说，A通过一个表述实行了一个命令行为，而对于C来说，他由于认为A的命令和他对马匹情况的知晓之间存在着矛盾，从而反思A的命令，并提出质疑。
对一个命令句的不同理解可以导致不同的否定方式，如果把它理解为言说者在给出一个命令，听者会说，“对不起，我不能做P"，对他而言，命题“我命令that p”和命题“P”是一回事，“我命令”只是对命令的强调，它可以通过其它手段，比如语气表现出来;而如果把它理解成，说话者只是在描述他的心理体验，那么听者会说，“你的命令不是这样的。”因此，在日常语言中，往往由于第一人称的使用，我们可能混淆一个“我命令，……”这样的命题的两种用法，而如果使用其它人称或专名，这种混淆的机会就会小一些。
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可以用一些符号来代表说话者使用表述来实行的行为:用卜代表断定，用?代表疑问，用!代表命令。于是，可以将对同一个具有“我命令，……”这样的形式的命题做两种不同的理解，它们分别是!}P)和(我命令，P)。
现在，让我们回顾胡塞尔对“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的论述。我们仍然以“马车夫约翰套车”为例，在一个具体的场合中，当我命令约翰套车时，我的表述可以符号化为!(马
车夫约翰套车)，而在反思中，我内直观到我的心理体验，并且把它作为我的判断所指称的对象，那么这个表述就可以符号化为卜(我命令，马车夫约翰套车)。
由此可见，胡塞尔对所谓“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的一般论述完全适用于上(我命令，马车夫约翰套车)这样的形式，而此时，这个命题并不是在实行一个命令行为，只是在描述一个命令行为。而当我们使用这类表述以实行某种行为时，胡塞尔的论述就不再适用了。胡塞尔在将命令句、愿望语句等这类表述转换为陈述句时，他已经悄悄地将间题转换了，可以说，他事实上是将所要得出的结论始终作为预设和前提来使用。
在陈述反对各种反对意见并且一一加以批判的过程中，胡塞尔事实上已经描述了这些可能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者可以指责胡塞尔，“只要这个要求被视为客观的谓语并且本身事实上被附加进来，这个要求句就不具有一个愿望或命令的意义，或者它不仅仅具有这种意义。一个客观的责任可以作为有效的而被陈述出来，而陈述者本身却不必同时体验一种构成了现时责任意识的行为。如果我知道一个人的意愿受其雇佣关系或受风俗和品德的束缚，那么我便可以判断，他应当并且必定会做某些事情。但我并不因此而表述任何生动的愿望、欲求或要求。当然，要求—陈述在机遇性的功能中也可以被用来表述这类行为，例如，‘约翰应当套车了!’很明显，这里被表述的不只是客观的责任，而是我的意愿。它没有在这些语词本身之中得到表述，但却可能通过语调和状况而得到表述。
胡塞尔有时也接受了这种“客观的要求”和“生动的要求”之间的区分，比如，他认为，由第三个传递命令的人所使用，或者作为对法律中的立法意愿的表述就是这类“客观的要求”。
那么，为什么胡塞尔最终放弃了上述“客观的要求”和“生动的要求”之间的区分，并且认为，“生动的要求”可以转换为“客观的要求”呢?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如果坚持这种区分，他就将不得不改变他所描述的一般的意向行为的结构:
1.胡塞尔认为，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意向行为区分为两类: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其中，愿望、命令、怀疑等都属于非客体化行为，它们没有自己的质料，而是奠基于客体化行为之上，借助于这个客体化行为的质料而与对象发生关联;表述行为属于客体化行为，它具有自身的质料，即意义，并通过意义和对象发生关联，所以在语法形式上，它只能表现为陈述句，只有陈述行为才是赋义行为，是意义的承担者。正是基于此，胡塞尔才认为，一切“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都可以转化为某种具有“我希望……”、“我命令……”、“我怀疑……”等形式的陈述句，并且这些陈述句也符合一般表述所具有的指称模式。显然，在这个框架内，胡塞尔认为，愿望、命令等行为都不能赋予意义，他无法解释“(p)”、“?(p)”、“!(p)这样的语法形式。
2.胡塞尔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将质料和质性放在同等的本体论地位上，它们都是我们的意向行为的抽象因素，它们的结合就是意向本质，所以，他称质料为狭义的意义，而称意向本质为广义的意义。然而，(p)”、“?(p)”、“!(p)这样的语法形式中，质料被表述，质性则是被显示，只有在“我希望……”、“我命令……”、“我怀疑……”等形式的陈述句中，行为的质性才得
到表述，并成为二阶的判断行为的意义或质料。客观的要求、希望等中，我们说，这些句子
都是判断句，差别在于质料;而在生动的要求、希望等中，我们说，这些句子分别实行了不同的行为，即差异在于质性，而非质料。
随着思想的逐渐成熟，胡塞尔意识到，他在《逻辑研究》中对这类特殊表述的分析是错误的，在1913年，当他修订《逻辑研究》时，他宣称，“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版发表之后不久，我就已经改变了我对疑问句和愿望句之现象学阐述问题的态度。尽管如此，胡塞尔的认识论中心立场使他错失了对言语行为的恰当分析，而这项工作要等到奥斯汀才得以可能。
名称：认知心理学 姓名：张瑞 学号： 201141000144 学院：心理学院 班级：应用心理学一班
言语行为理论及其应用综述 摘要：言语行为理论是由英国哲学家奥斯汀(Austin)于20世纪50年代末首先提出的，后来哲学家塞尔(Searle)在批判奥斯汀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并提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最终使其成为语言学以及学科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本文将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概述，总结了言语行为理论存在的不足，并对我国近几年来言语行为理论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进行阐述，以便人们更好地了解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价值和应用前景。 关键字：言语行为理论应用综述 自从语用学被确认为语言学的一门新兴学科以来,作为语用学研究中心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就引起了各界学者的广泛兴趣,它旨在回答语言是怎样用之于“行”,而不是用之于“指”这样一个问题,体现了“言”则“行”这样的语言观。 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语用学研究重点，自诞生之日起就得到了广泛关注并起到极大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言语行为理论不仅在理论上越来越完善，取得不少新的发展和成就，同时它的应用价值不断提升，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如今，言语行为理论已被应用于研究语言中的多种现象，并且都取得了不菲的成果。 一言语行为理论概述 言语行为理论的哲学渊源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思想，他“把语言视为一种游戏，是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于语用层面，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使用，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价值”[1]。奥斯汀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和“意义使用论”的启示下，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经历了两个阶段：在初始阶段，奥斯汀划分了“表述句”（constatives）和“施为句”(performatives) 。奥斯汀把表达有所述之言的句子称为“表述句”，而把表达有所为之言的句子称作“实施行为句”，简称“施为句”。表述句的目的在于以言指事，而施为句的目的是以言行事[2]。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并不科学，表述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施为句。所以在这种理论的缺陷上，奥斯汀又发展了他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也就是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第二阶段。他把言语行为分为“以言指事”( locutionary act) 、“以言行事”( illocutionary act) 、“以言成事”(perlocutionary act) 三类。在这三类行为中，语用研究最关注的是言外行为，因为它与说话人的意图一致，所以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言外行为上。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美国哲学家塞尔(J.R Searl) 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理论，“把对言语行为的理论和对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3]。塞尔认为奥斯汀对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只是对施为动词的分类。塞尔把以言行事行为重新分为五类: 断言类( assertives) 、指令类(directives) 、承诺类( commissives) 、表达类(expressives) 、宣告类(declarations) 。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另一个发展是他提出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就是解决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用意”来表达间接的“言外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思和说话人的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同时强调了语境和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在理解话语时的重要性[4]。 奥斯汀和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无论对语言研究还是对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语言交际以及语言习得研究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让语言研究从以句子本身的结构为重点转向句子表达的意义、意图和社会功能方面，从而突出了用语言做事或言语的社会功能。与此同时，也提高了言语行为理论在多个领域中的应用价值，拓宽了应用的范畴。 奥斯汀认为施事行为是规约行为。但事实上，自然语境中的施事行为与仪式、典礼这种高度程式化的语境中的施事行为绝然不同，而且规约性更小。现实生活中只有小部分施事行
语用学中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综述摘要:20世纪初，西方传统哲学开始向语言学转向，形成了语言哲学研究的热潮。日常分析哲学家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说，他的学生同为哲学家的塞尔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并进一步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引起了语言学界、哲学界的普遮关注。言语行为理论因此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与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言语行为理论也暴露了其不足与缺陷。为了进一步完善言语行为理论，这些问题还亟待语言学家、哲学家共同解决。 一、引言 很久以来,哲学家(或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持的一种假设是:陈述之言的作用或是描述事物的状态,或是陈述某一事实,两者必居其一,别无他用,而陈述之言所作的描述或陈述只能是真实或者是谬误。哲学家历来关心的只限于陈述的可验证性,即如何验证某一陈述是真实的或是谬误的,以及如何规定某一个真实的陈述必须满足的条件等。语言学家奥斯汀则认为有时没有必要也无从区分语句的“真”或“假”,因为有些句子一说出来就是一种行为,而行为只有适当不适当之分,没有真假之分。由此他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的理论第一次在西方学术界把言外之意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应。 二、言语行为理论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就把人类语言区分为“语言”和“言语”。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又进一步把人类语言区分为“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二者的理论所涉及的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无论是索绪尔还是乔姆斯基实际上都认为人类的语言活动涉及语言的体系和语言的使用两个方面。但真正对语言使用进行认真研究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言语行为理论的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兰索·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他在1962年发表的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论言有所为》)被认为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奠基著作和核论。奥斯汀在探讨语言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时，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人说出话语不仅是提供信息，而且是完成许多其他行为。换言之，语言不仅是描述和陈述客观世界的工具，而且是一种行为，即言语行为。奥斯汀针对实证主义的真值条件语义论提出了了著名的“言语行为三分说”。他认为，一个人在说话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实施着三种言语行为，即以言指事或表述性言语行为、以言行事或施为性言语行为和以言成事或成事性言语行为。继奥斯汀之后，其弟子—美国著名哲学家塞尔在继承和批判他的日常语言哲学分析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实施以言行事行为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系统化、严格化，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语言是传达信息的手段，人们是在以言行事，一切语言交流都包括言语行为。语言是人类交际的手段，但人类交际的基本单位不仅仅是符号、词、句子或者这些符号、词、句子的标型，而是完成一定的行为，比如:陈述、请求、命令、提问、道歉、祝贺等。不同的行为可以通过同一种言语来表达，同一行为也可以通过不同的言语得以实现。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说话人所表达的是话语的意思而不是语言本身的意思;对于一种结构的研究往往是对意义、语言的使用以及言外之意功能的预设。 三、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之处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No.62009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20世纪60年代初由英国哲学家Austin提出后，在语言学界引起了普遍关注，并在语言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语用研究核心理论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任何属于语用范畴的研究都毫不例外以“言必行”的语言哲学思想为基础。 一、语言哲学基础 西方语言哲学是西方哲学两次转向的结果，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论，体现了语言哲学的研究目的，即通过语言研究来澄清由于滥用语言而造成的哲学问题，通过对语词意义的研究反推出人的理性和哲思［1］。Austin和Searle都是语言哲学家，他们对语言的研究都是在哲学轨道上进行的，他们所创立的言语行为理论最初不是用于语用学，而是为哲学研究目的服务。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受规则控制的行为，语言研究应属为行为科学，语言交流的基本的或最小的单位是被完成了的言语行为，而不是符号、语词或语句。Searle认为，研究语词的意义在原则上和研究言语行为没有区别，它们是同一种研究。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讲话就是做事”，人们讲一句话就是在执行某种言语行为，如陈述、命令、提问等，这些言语行为遵守一定的规则，而且正是这些规则使得言语行为成为可能。言语行为理论旨在揭示这类语言运用的规则。 二、Austin与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最初由英国哲学家Austin提出。Austin是英国剑桥大学哲学教授，20世纪50-60年代，他在一系列的演讲与论文中，提出并逐步发展了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其主要著作有《如何以言行事》《哲学论文集》等。 Austin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句子：叙述句和施为句（或施事句），他认为叙述句是用来说明、报告或描写事物的句子，这类句子有真假值，如“中国在亚洲”、“天在下雨”等等；陈述句是典型的叙述句，我们可以通过评判句子的真假值来判断句子是否是叙述句，从而纠正句子的描写性谬误。如果“中国在亚洲”为真，那么我们就说“中国在亚洲”正确地描写了中国在亚洲这一事实，否则就是错误的描写。Austin进一步发现很多句子没有真假值。例如：一上校对士兵说：“我命令你们开火！”对这样的句子，我们不能问“是真还是假”这个问题。Austin认为像这样的句子，并没有描写或报道什么事实，这句话是发话者在以言行事，即在用言语做下命令这个行为。Austin把这种“以言行事”的语句叫做施为句。施为句没有真假值，但有适切与不适切(felicity and infelicity)、愉悦与不愉悦(happy and unhappy)的问题。例如只有奥运会主席才有权力宣布奥运会开幕或闭幕，他的宣布行为是适切的，而其他人如记者的宣布就是不适切的。Austin还区分了施事动词和非施事动词、显施事句和隐施事句(explicit and prima-ry)。然而，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Austin发现有些施事句像叙述句一样也有真假值，有些叙述句跟施事句一样也有适切与不适切的问题。Austin认识到在通常情况下，凡是说话者认真说出的话语都是在以言行事，于是他摈弃了叙述句和施事 句的区别。 Austin认识到我们所要阐释的唯一现象是在完整的言语环境中所做的完整的言语行为。摈弃叙述句和施事句的区分，Austin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探索有了新的飞跃。Austin从一个完整的言语环境中抽象出三种行为：“说话行为”、“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2］。“说话行为”就是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施事行为”就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即语力；“取效行为”指说话行为或施事行为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某种效果［3］。Austin还从说话行为中进一步抽象出另外三种行为：“发声行为”、“发音行为”和“表意行为”。Austin在说话行为、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中，谈得最多的是施事行为。Austin之后的言语行为理论也完全侧重于施事行为，施事行为成了言语行为的代名词。言语行为到底有多少以及言语行为的分类问题是Austin关注的重点。他认为，言语行为不下于10的3次方，如此多的言语行为大致可分为五种：（1）评判行为类：对某事或行为做出判决或评价，诸如仲裁、判决、估价等；（2）施权行为类：实施权力、影响等，诸如任命、选举、命令、敦促等；（3）承诺行为类：承担义务、履行允诺，诸如答应、许诺等；（4）表态行为类：表明态度、褒贬等，诸如道歉、赞扬、祝贺、憎恶等；（5）论理行为类：在辩论或会话中作辩白、说理、让步等。虽然Austin本人对他的分类不太满意，但他并没有做出比这更满意的分类。他的言语行为分类被他的学生Searle继承并加以发展。 奥斯汀与塞尔言语行为理论浅释 崔冬梅 摘要:介绍奥斯汀和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语言哲学基础、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以及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和塞尔是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其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对语言学特别是语用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键词：奥斯汀；塞尔；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 中图分类号：H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99（2009）06-0145-02 作者简介：崔冬梅（1971-），女，江苏盐城人，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南京210046）外国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收稿日期：2009-03-21 基金项目：教育部对外留学司教外司留（2008-890号，学校编号0802017课题“英语语义能力的调查研究”项目。
关于奥斯汀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 篇一：言语行为理论中英文 言语行为理论 目录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 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言语行为理论的评价 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与问题 言语行为理论英文介绍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 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言语行为理论的评价 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与问题 言语行为理论英文介绍 展开 编辑本段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语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最初是由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根据言语行为理论，我们说话的同时是在实施某种行为。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说话者说话时可能同时实施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是说出词、短语和分句的行为，它是通过句法、词汇和音位
来表达字面意义的行为。言外行为是表达说话者的意图的行为，它是在说某些话时所实施的行为。言后行为是通过某些话所实施的行为，或讲某些话所导致的行为，它是话语所产生的后果或所引起的变化，它是通过讲某些话所完成的行为。编辑本段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美国的哲学语言学家约翰.舍尔(Searle)对言语行为有了深入的探讨，参考实施言外行为的恰当条件（准备条件、诚意条件、命题内容条件、根本条件）对言语行为间接指令进行分类。对实施间接指令的各种方式即“指令”这一行为所涉及的几个因素出发考虑：说话人（发出指令者）、听话人（指令对象）和说话人想要听话人去做的动作。例如，在餐桌上请别人递一下盐瓶，可以有以下各种间接的形式。 以说话人为出发点： a)陈述愿望I would like you to pass me the salt. b)询问愿望* Would I like you to pass me the salt? 听话人为出发点：1a)陈述能力You can pass me the salt. 1b)询问能力Can you pass me the salt? 2a)陈述意愿You want to pass me the salt. 2b)询问意愿Would you mind passing me the salt? 3a)陈述将来的动作You will pass me the salt. 3b)询问将来的动作Will you pass me the salt? 以动作为出发点：a)陈述理由The soup is not salty enough. b)询问理由Wouldn't it be a good idea if we add some salt to the soup? 他把言外行为分为五类，每一类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普遍的目的。这五大类是：阐述类：陈述或描述说话者认为是真实的情况；
言语行为的应用 语言作为一种行为存在于我们的日常交际中，被人们广泛的使用，对言语行为的关注有助于提高我们语言使用的语用意识。在此，我对“请求”、“拒绝”和“撒谎”的言语行为进行一个讨论。 2.1“请求”言语行为 “请求”是一种使役性的言语行为，它的使用涉及到面子的威胁也就是礼貌及其程度问题。因此，人们在运用表示请求的言语时为了顾全面子，通常都不会直截了当的发出请求，而是借助一定的辅助性话语和间接性话语，以降低请求所产生的使役性，或减少该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 (1) 嗨，小张，我的自行车坏了，可不可以借用一下你的？我明天一定还你。 例（1）是一个请求借用自行车的言语行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此类的话语随处可见。例(1)这一长串话语所表达的中心就是“借一下你的自行车”这一中心行为，其他部分都是服务于该中心的附加性话语，其中“嗨，小张”是一种称呼语，用于打招呼，表示友好，引起对方注意；“我的自行车坏了”是一个信息的陈述，是提供请求原因的辅助性话语，为之后所实施的请求的言语行为创造条件；“可不可以…?”是人们实施请求行为时采用的委婉形式，有助于降低请求产生的驱使性；“我明天一定还你”则是实施请求的后置辅助性话语，它可以推动促成该行为的顺利实施。由此可见，言语行为在具体运用于请求时，根据语境添加大量的附加性话语请求功能的顺利完成。 2.2“拒绝”言语行为 “拒绝”言语行为是针对对方的请求、邀请或建议之后，说话人做出的一种“不合作性”选择，有时候也就是我们汉语所指的“婉言谢绝”、“断然拒绝”、“一口回绝”等说法，拒绝言语行为广泛存在于言语交际，而且形式多种多样。例如， （2）女儿：妈妈，我去逛街了 母亲：不可以，写作业！ （3）小王：小明，你把橡皮擦借我用下吧 小明：上次你都不借我 （4）甲：明天下午去打球吧！ 乙：我明天有课 （5）甲：请问考试是在什么时间啊？
浅谈言语行为理论综述 ” 论文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语用学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是由英国哲学家奥斯汀(Austin)于20世纪50年代末首先提出的， 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 Searle)在批判奥斯汀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并提出了 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自从语用学被确认为语言学的一门新兴学科以来，作为语用学研究中心的言语行为理论(S peech ActZheory)就引起了各界学者的广泛兴趣，它旨在回答语言是怎样用之于“行”，而不是用之于“指”这样一个问题，体现了“言”则“行”这样的语言观。 1.关于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是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首先提出的。1957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做讲座，以《以言行事》为书名发表了讲座的全部内容，在其论述中，贯穿了一个思想:人们 说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说话，当他说一句话的同时可以实施一个行为。 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应是词、句子或其他语言形式，而应是人们用词或句子所完成的行为。奥斯汀认为，传统语法把句子按其功能分成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等类型，这不利于人们对言语的理解和使用，因为同一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功能。他认为不少话语不仅是提供信息，而且是完成或帮助完成许多行为。奥斯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在《以言行事》中奥斯汀首先区分了表述性(con-stative)和施为性(perFom}ative)话语。表述性话语指陈述、描写事情的过程或状态;施为性话语则具有行事能力，说出来就是一 种行为，可以表达许诺、道歉、指责、感谢、祝贺等。例如:I visit her once a month.它的意思并不是“我”现在去拜访她，而是陈述“我每月去拜访她一次”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它是表述性话语。而I ad-vise him not to give up trying.这句话不是要陈述“劝告”这件事，而是说话人“我”在说话的过程中实施了“劝告”这个行为，所以它是施为性话语。两者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表述性话语是描写某一事件的过程或状态，因而有真假之分。施为句是用来实施某种行为的，说话本身就是在做一件事，因此无真假之分，但有合适不合适之分。随着研究的深人，奥斯汀又把施为句分成显性施为句和隐性施为句两类。显性施为句即他原先所说的施为句(该句子的主要特征为:主语是第一人称，时态是现在时，谓语动词是行事动词)，如:” I orderyou to close the door”o隐性施为句则指不具备上述特征的许多其他种类的语句，如:” Close the door”。这类句子大都可以加上显性施为句所具有的语言特征而变成显性施为句，如“( I order you to) clouse t he door”。
关于奥斯汀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言语行为理论 目录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 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言语行为理论的评价 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与问题 言语行为理论英文介绍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 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言语行为理论的评价 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与问题 言语行为理论英文介绍
展开 本段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语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最初是由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根据言语行为理论，我们说话的同时是在实施某种行为。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说话者说话时可能同时实施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是说出词、短语和分句的行为，它是通过句法、词汇和音位来表达字面意义的行为。言外行为是表达说话者的意图的行为，它是在说某些话时所实施的行为。言后行为是通过某些话所实施的行为，或讲某些话所导致的行为，它是话语所产生的后果或所引起的变化，它是通过讲某些话所完成的行为。本段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美国的哲学语言学家约翰.舍尔(Searle)对言语行为有了深入的探讨，参考实施言外行为的恰当条件（准备条件、诚意条件、命题内容条件、根本条件）对言语行为间接指令进行分类。对实施间接指令的各种方式即“指令”这一行为所涉及的几个因素出发考虑：说话人
（发出指令者）、听话人（指令对象）和说话人想要听话人去做的动作。例如，在餐桌上请别人递一下盐瓶，可以有以下各种间接的形式。 以说话人为出发点： a)陈述愿望 I would like you to pass me the salt. b)询问愿望 * Would I like you to pass me the salt? 听话人为出发点： 1a)陈述能力 You can pass me the salt. 1b)询问能力 Can you pass me the salt? 2a)陈述意愿 You want to pass me the salt. 2b)询问意愿 Would you mind passing me the salt? 3a)陈述将来的动作 You will pass me the salt. 3b)询问将来的动作 Will you pass me the salt? 以动作为出发点： a)陈述理由 The soup is not salty enough. b)询问理由 Wouldn't it be a good idea if we add some salt to the soup? 他把言外行为分为五类，每一类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普遍的目的。这五大类是：阐述类：陈述或描述说话者认为是真实的情况； 指令类：试图使听话者做某些事情；
浅谈通过言语行为理论透析奥斯汀和塞尔的语言哲学观 ” 〔论文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语言哲学 塞尔((J. R. Searle)是奥斯汀的学生，他同意奥斯汀的观点，即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不 是符号、词或句子，而是被完成了的某种言语行为。不过，他对“言语行为本身夕，与“用以完成言语行为而说出的话语”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两者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塞尔系统地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思想，阐述了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分类标准，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这一特殊的言语行为类型。奥斯汀和塞尔都是语言哲学家，他们对语言的研究都是在哲学轨道上进行的。“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为我们全面理解语言的现象和本质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口 一、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理论的贡献 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是英国的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奥斯汀把“言有所述”的句子称为述谓句(constatives)，如句子“中国在亚洲”和“天在下雨”，这两句话有真假值，即对 这两句话，我们可以问:“这句话是真的吗?”另一方面，他把“言有所为”的句子称为“施事句”C performatives )，如老师对一个学生说:“我要求你认真听讲。”起初，奥斯汀把他的主要力集中在对“述谓句”和“施事句”的区分上。不过，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人，他发现述谓句和施事句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根据他的观点，施事句的典型句式为“我+施事动词(现在时直陈式主动语态)(+其他成分)”，诸如“我命令……”，“我宣布……”，“我请求……”等等。然而述谓句也可以用这种句式，如“我宣布我是一位歌星”，说者一方面在做宣布，是一种行为，另一方面也在做陈述。所以，他发现述谓句与施事句两个概念之间其实并无实质的区别。 摒弃了述谓句与施事句的区分，标志着奥斯汀在言语行为理论的探索上有了新的飞跃。他认识到，归根结蒂，我们所要阐释的唯一现象就是在完整的言语环境中所做的完整的言语行为。这时他提出了著名的“言语行为三分说”，即一个人说话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说话行为(locutionary act)、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和取效 行为(perlocutionary act)。通俗地说，说话行为指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为说者所为;施事行为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illocu tionary force)，即语力，为说者所为;取效行为指说话行为或施事行为在听者身上所产 生的某种效果，为说者与听者共同而为。 奥斯汀首先提出了现代哲学意义上的言语行为概念，但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发展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就过早地去世了。不过，这一理论提出后很快便在哲学界和语言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一理论把客观世界、人的思维以及语言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使得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 二、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正式出场
奥斯汀与他的言语行为理论 一，关于《如何以言行事》 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 1911-1960，英国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1955年在哈佛大学作了题为《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的系列演讲（共12讲）。在此之前，他每年在牛津大学以“词语与行为”为题讲课，所涉及的围与在威廉詹姆斯讲座的围差不多。他去世后，其学生把他的这些讲课笔记整理出版，形成此书。该书体现了奥斯汀的思想精髓。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1，“描述”谬误 在奥斯汀看来，哲学家们一直假定，述的作用主要是描述某种事态，或述某种事实，而且这种描述或述必须是真的或假的。当述的意义就在于被证实这种观点出现以来，人们发现有些述是无法被证实的，即无所谓真假，因而是虚假的述，而非真正的述。于是，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许多明显虚假的述世实际上是不是表现为‘述’”（1978,p.2）.他认为，并非所有真或假的述都是描述，因此，他不用“描述”这个词，而用“记述式”这个词。 e.g. There’s a spider in your hair.→ warning. I’ve got a gun. →threatening You’re an idiot. →insulting
I need the salt. →requesting 我愿意（娶这个女人做我的合法妻子）→履行婚姻仪式。 我命名这船为伊丽莎白女王号→为船命名 From the above examples, these utterances are doing far more than simply asserting.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assertion is not involved in these utterances, but rather that there is a more basic purpose behind them. Austin wanted to counter a commonly held view by philosopher and semanticists that the sole purpose of making assertions is to describe some state of affairs. 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着手推翻认为真值条件（truth conditions）是语言理解的中心这一语言观点”（Levinson,1983:228）。归根到底，我们要阐述的唯一实际现象是在完整的言语环境中的完整的言语行为”（1975：148）。 2，奥斯汀的初期理论：施为句（performatives）和表述句（constatives） 奥斯汀理论的第一步是认为句子有两类：施为句和表述句。 如下面的句子并不是用来描述事物的，没有真假,说出这些句子是（或者部分是）实施某种行为，称为施为句： 1) I promise I’ll be there. 2) I admit I was foolish.
言语行为理论评述 申开敏 (昭通师专外语系，云南昭通 657000) 一、关于言语行为理论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D.Saussure,1857-1913)指出，人类的语言活动涉及语言的体系和语言的使用两个方面，而首先提出语言使用问题并进行认真研究的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L．Austin)他在《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一书中不仅首先探讨了语言使用问题，而且系统、具体地研究了其中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话本身为何是一种行动。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们在以言行事。言语取效不仅是文字句法的语义问题，而且还涉及到语用问题。因此，言语行为理论已成为当今语用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来源于以下假设：人类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或其他任何表达手段，而是完成一定的行为。比如：陈述、请求、命令、提问、道歉、祝贺等行为。言语行为的特点是说话人通过说一句话或者若干句话来执行一个或者若干个上面列举的行为，而且，这些行为的实现还可能给听者带来某些后果。奥斯汀认为，说任何一句话时，人们同时要完成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言后行为（顾芸英，1986），也有学者把它们称作话语行为（或说话行为）即以言指事、语现行动（或施事行为）即以言行事、语导行动（或取效行为）即以言成事。 言外行为是通过一定的话语形式，通过协定的步骤与协定的力而取得效果，所以言外行为是协定的（conventional）（王正元，1996）。而言后行为依赖于语境，不一定通过话语本身就能取得，因此是不确定的。由于“言内行为”属于语言体系的范围，“言后行为”本身又不是语言行动，而且听者的反应也不是一个语言过程，而是复杂的心理过程，所以语言学家过去不大讨论“言后行为”，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言外行为”上。只是最近，一些学者才将语言问题与认知心理相结合，写出了颇具价值的文章，从而拓宽了语言的研究领域。 奥斯汀把言外行为分为五类：即，判定语、裁定语、承诺语、阐述语和行为语（behabitives）。（奥斯汀把语用行为分为判定式(verdictives)、执行式(exercitives)、承诺式(commissives)、表态式(behabitives)和阐述式(expositives)等五类。）后来，塞尔（J.R.Searle）批评了这一分类，把言外行为分为“新五类”：即，断言、指令、承诺语、表情语和宣布。 二、关于间接言语行为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创立后立即引出了大量哲学论述。其中美国哲学家塞尔的影响最大,他将言语系统化，阐述了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分类标准，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这一特殊的言语行为类型。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使言语行为理论成为当今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人直接通过话语形式的字面意义来实现其交际意图，这是直接的言语行为；当我们通过话语形式取得了话语本身之外的效果时，这就称作间接言语行为。简单地讲，间接言语行为就是通过做某一言外行为来做另一件言外行为（顾曰国，1994），也可以说成是：“通过施行一个言外行为间接地施行了另一个言外行为。”（J.R.Searle，1975） 间接言语行为在言语交际中是非常普遍的，陈述句不是陈述，祈使句不是祈使，疑问句不是疑问的情况比比皆是。有时候，发话者说出一句话，借此表示该句字面意思，但同时又表达字面之外的其他意思，也就是说，话语意义与语句本身意义不完全一致。如：“Can you give me the book？”字面意思是询问听话人是否有此能力，但其言外之意则往往是请求。该请求是以询问形式发出的，但还要表达请求这一言语行为。至于如何理解像“It’s cold in here.（这儿很冷）”这类非规约性的间接言语行为句，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发话者可能真的是陈述这一事实，也可能是请求对方关上窗或门，或打开电暖气。遇到这种情况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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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言外之力语用等效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领域的一个重大贡献，它时翻译实践也有着重要的启示。在言语行为的三分说中，语言使用者的意图和语言接受者的反应是语言交际功能的核心，因此言外之力的翻译成为翻译的重点。在正确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和判断原文对原文读者可能产生的效果的基础上，译者应当以语用等效原则为指导，灵活使用各种翻译手段，使译文读者能够得到与原文读者相似的感受和影响。 作为语用学领域中重大贡献的言语行为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末由牛津哲学家John L. Austin提出的，后又经过Searle的修正和发展。Austin认为语言研究的对象不应当是词和句子，而是通过词和句子所完成的行为。他认为人们谈话时不仅是“言有所述”，而且是“言有所为”。也就是说，语言交际是由一系列的言语行为构成的，所有的话语除了有意义之外，事实上还有着作为交际中动态成分的交际用意。Austin探讨了在何种意义上说话就是行事，并区分了说话即行事的三种基本意义，也就是人们说话时同时发出的三种行为:以言表意行为(locutionary act)、以言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以言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 。 以言表意行为是产生有意义的语言表达的行为;以言施事行为是人们在说话的时候所实施的行为，如命令、提议、许诺、威胁、感谢等;以言取效行为是对听者施加影响的行为。实际上话语的表意是它的字面意义;话语的施事是话语发出者的交际意图;话语的取效是表意对话语接受者产生的相应影响。以言表意行为与以言施事行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通过说出句子表达了字面意义，而后者通过以言表意行为表达了说话者的意图。一旦意图被识别或得到满足，就会在听者身上产生一些变化或结果，也就是言语行为的取效。 言语行为理论的实质是句子不仅传递信息，而且完成行为;人们不仅发出有一定意义的语言单位，而且还暗示发出这些语言单位的目的以及期待这些语言单位以何种方式被理解。换言之，以言施事行为有着某种效力，即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force)。言外之力是语言使用者想让他的行为产生的交际价值或这个行为意欲产生的功能。相同的言外之力可以由许多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不要到那里去”和“如果我是你，我就不到那里去”表达了同样的言外之力，虽然前者是直接的劝阻而后者是间接的建议。因此，解释话语字面含义的以言表意行为应当服从于言外之力。在言语行为理论中，言外之力是被最广泛讨论的，因为它表现了话语的交际用意，与语言使用者的意图相一致。事实上，“言语行为”这个术语通常在狭义上仅仅被理解为话语的言外之力。 言语行为理论为我们重塑语言及其运作方式的观念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而“言语行为的语用分析从…说话?和…行事?与意义和效力的双重功能上看待所有的话语”。言语行为反映了说话者在发出话语时的交际意图，并且可以被看作语义意义和语用意义的结合。言语行为理论不仅局限于口头言语，而且对于书面言语也有很强的解释力，从而对翻译有着有效的指导作用。 Robinson说:“洞悉翻译和语言的一个有效方式是译者翻译的不是词语，他们翻译人们用词语做了些什么”。既然意图是意义的一部分，对意义的理解必须要将意图考虑在内。交际不仅仅是通过命题内容达到的，而且还要借助言外之力。因此，在翻译中仅仅停留在命题层次是不够的，因为说话人木但要发出表意行为，而且常常还要传递其施事行为并期望产生一定的取效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必须确保译文的言外之力和取效结果与原文的相一致，必要的时候抛弃表意意义，这就是翻译中的语用等效。仅有形式翻译或语义翻译不能执行给译文读者传递言外之力的功能，译者有必要掌握原文作者的意图并将它以适当的方式传递给译文读者。虽然在许多情况下言语行为在翻译中可以不言自明，但有时“不同的文化会在不同的程度上使用言语行为”。再加上认知环境及语言习惯的不同，译者难以完全转换原语的文化语境并将其在目的语中再现，但通过体会原文的以言施事行为，也就是原语作者的意图，译者应该能够使其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影响和效果等同或类似于原文给原语读者带来的影响和感受，从而在目的语文化中充分再现原语的文化语境。
浅述言语行为理论 [摘要]20世纪初，西方出现了研究语言学的热潮，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是其中一项重大的突破。他认为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应是词和句子，而应是通过词和句子所完成的行为。美国语言学家塞尔系统地修改了言语行为理论，除了认同言语行为是语言的最小单位，还发展了奥斯汀的观点，并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塞尔间接言语行为 一、引言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从提出至今已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奥斯汀(Austin)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其学生塞尔(searl)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学说并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该理论体系的形成对于语用学的发展有着巨大促进作用。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奥斯汀把语言分为三个层次，即认为在说什么时我们可能以三种基本的方式在做些什么。能把这三层意义的做些什么分别称为“以言表意行为”(10cufionaryact)、“以言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和“以言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act)。 (一)以言表意行为。 奥斯汀把最为通常意义上的“说些什么”(saying something)的行为称作“以言表意行为”的实施。在谈到以言表意行为的几个地方说法基本一致，都主张以言表意行为的基本特征是有意义，即我们以言意指事态或者事实。这样，我们的言语就存在着与世界中的事实是否相符的问题，因此它是有真假的。奥斯汀对这一点进行了进一步的剖析。他认为，即使在这种最为通常的“说些什么”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层次的“做些什么”。 (二)以言施事行为。 从字面上看，”以言施事行为”指在说话中所实施的行为，即在说话中实施了言外之事。这种行为，奥斯汀用如下公式做了解释“In saying x，I was doingY”。需要指出的是以言施事行为仍然是一种言语行为。以言施事行为是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 (三)以言取效行为。 以言取效行为是指说话者在说了些什么之后通常还可能对听者、说者或其他
第22卷第1期2008年1月 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Educational Sciences Edition) V ol.22N o.1 Jan.2008 用言语行为理论分析教师语言的语用功能3 陈蔼琦 曾淡君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广州 511450) [摘 要] 文章先借助语料库研究教师语言的形式和特征,再以言语行为等理论为指导,分析教师语言的语言形式和语用功能,然后提出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帮助教师调节和规范自己的语言,使教学事半功倍,收到更好的效果。 [关键词] 教师语言;教学语言;言语行为理论;语用功能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144(2008)01-0054-04 一、引言 所谓教师语言,是指教师职业的语言,是指教师在育人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的总称,包括教师所使用的口头语和书面语,课堂上语言和课堂下语言,以及在其他育人活动过程中使用的语言,可以说教师语言是指教师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整个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的总称。正如Nunan (1991)所说的那样,在外语和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教师话语对课堂教学的组织及学生的语言习得两者都至为关键,这不仅因为教学内容要通过完美的教师话语才能得到有效传播和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还因为教师语言本身起着 ,是学生语言输入的一个重要途径。[1]而且,教师语言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比如,除了Nunan所说的示范性功能外,教师还使用语言组织教学、实施教学、管理教学,从而激发师生互动,体现了教师语言的交际功能;作为教师语言一部分的教学语言,所负载的知识信息、文化信息以及其使用方式都对学生的思想观念、行为、品格形成具有巨大的影响,这里体现了教师语言的教育功能。[2]因此,本文侧重研究教师语言中的教学语言,借助语料库揭示其形式特征与规律,再以言语行为理论分析其语用功能,希望可以帮助教师规范自己的语言行为,更好地服务外语教学。 二、关于教学语言的类型 教师课堂上的教学语言是指教师在课堂上为组织和从事教学所使用的语言。可以粗略地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跟教学内容直接相关的英语教学话语;另一类是跟教学内容无关,但起着组织与引导教学作用的英语课堂用语。[3]本文根据教学语言所起的功能与作用,再具体分为:课堂组织用语、讲授用语以及反馈用语三种。课堂组织用语是教学语言中最基本的一类,因为无论课堂教学成功与否都必须有组织课堂活动的语言输入形式,如:问候、分小组、布置任务等,包括问候语和指令语。其中,指令语起教学作用、过渡作用、管理作用;讲授用语是教学语言的主干,是教学中应用最广的讲授法的语言表现形式,在教学实践中,讲授用语往往贯穿在课堂全局,包括讲解语和提问语;反馈用语是教师对学生活动参与进行评价和褒贬的反馈信息,从功能上分为肯定反馈与否定反馈两类。 三、关于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S peech Act Theory)是指Austin(1962)和Searle(1979)关于言语活动假设的理论,是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62年,Austin发表了《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著作中指出,人们说话本身是在实施某种行为,而这种行为是通过语言表达而得以完成,因此他把这种行为称为言语行为(S peech Act),而他的理论被学术界称为言语行为理论(S peech Act Theory)。[4]在Austin看来,人在说话时,或者说在实施一个言语行为时,往往同时包括或者要完成三个子言语行为,即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指的是说话行为本身,言外行为指的是通过说话这一动作所施行的一种行为,言后行为指的是说话带来的进一步后果。[5]其理论为增进人们的语言知识和深化语言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当时各领域引起极大的反响。1979年Searle继承和发展了Austin的理论,他强调三种言语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三种言语行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它们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换”,很好地解决了Austin关于言语行为假设中自我矛盾的地方。他大胆地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 peech Act)的假设,认为每个话语事件(S peech Event)都代表一个言语行为,只不过有时候这个行为表现得较为直接(direct或explicit),而有时候表现得较为间接(indirect或im2 plicit)罢了。[6] 【收稿日期】2007-09-24 3该文系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2005年青年教师研究课题“教师语言的言语理论分析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成果之一。【作者简介】陈蔼琦(1975—),女,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系讲师,教育管理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