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排除妨害对应义务主体的司法实践困境及解决方法
[摘要]：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实施以后，对于物权保护以及物上请求权的如何使用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司法操作层面上统一了理论界长期以来的意见纷争，但是，具体到司法个案实践中，关于排除妨害对应义务主体的确定仍然面临一个很实际很棘手的困境，如何保障权利人的权利得到法律的实效、有用保护，如何防止义务人通过主体变换规避应有义务，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还是有些力不从心，很多时候权利人拿着加盖多级法院印章的数个判决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最后演化成信访案件，权利人放弃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本文试图通过具体案件的展现来发现问题，梳理基层法院司法操作层面的做法和意见，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一些解决思路，以期能够抛砖引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物权的行政保护部分缺乏理论支持和实际操作经验，仅为一种探索想法，不当之处请多加指正。全文共6123字。
关键词：排除妨害、主体、禁令、行政保护
一、一起宅基地使用权纠纷引发的法律困境
原告梁某与被告冯某均为某村村民，南北为邻，冯某居于北侧，梁某位于南侧。2012年春天原告梁某将自己宅基地内的北屋、东屋以及西屋一部分拆除后进行翻建，被告冯某及其家人多次阻止梁某翻建房屋。梁某以宅基地使用权纠纷为由诉至当地县法院，要求被告冯某停止侵权、排除对自己建房的妨害。经查明原告梁某持有合法的宅基地使用权证，翻建房屋未超出宅基地使用证确定的范围。县法院随
即作出判决，梁某有权在其宅基地内修建房屋，被告冯某不得妨碍。其后该案经过发回、重审、终审最终以维持原判决意见结案。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冯某长子阻止梁某翻建房屋，后冯某本家兄弟也阻止梁某翻建房屋，因其均不是判决书列明的被告，执行工作陷入困境。其后原告也明确拒绝了法院提出另立新诉的建议，原告认为那样只是被动的防御，根本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任何一个新冒出来的阻挠主体都可以使判决沦为不能执行的空文。
与此相类似还有清除障碍物案件，通过义务主体、障碍物的有意变换，阻止判决的执行。
现有的侵权责任法律体系和民事诉讼法体系均要求被告主题明确、侵权行为确定，不能肆意扩张义务主体和义务行为，即使在有限扩张范围内也难以解决实际问题，权利人的权利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法律的无能为力还是法律的某个部分出现了问题。
二、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和意见。
对于物权保护方面出现的侵权行为，人民法院现阶段一般采取严格遵循民诉法、侵权责任法以原告所诉主体、行为范围进行审查、判决，特别情况下依据职权追加被告和释明潜在法律风险，避免在判决主文内出现模糊的、浮动的、有扩张性的表述。这与上世纪90年代判决主文经常出现的约束不确定的其它人的做法相比较具有进步性、科学性、体系性、严谨性。同时认为，法律是众多社会管理方法的中一种，不能苛求法律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提倡通过择优选择其它社会管理方法去解决法律不能解决的问题。
明确法律是一个组合体的概念，各个部分相联系又有所不同，有实体和程序之分，有审判和执行之分，不能因实体部分出现问题就通过违反程序来修正，不能因执行问题来反推审判的错误，通过规则构建起来的法律组合体，具有天生的不完善性。
明确潜在的、可能的与确定的区别，只有已经出现的侵权行为和侵权主体或者法律明确的潜在的行为、主体才是进入司法程序的范畴，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禁止随意解释和扩张法律，依法裁判，有法可依。
三、现行的物权保护的结构模式
物权法、侵权责任法通过及实施以后，基本上在立法层面上终结了物权保护的请求权基础性质之争，根据现有国情创造性地确立了侵权请求权、物上请求权的双核共存，同时在结构体系上更加倾向于明确责任的独立地位而不是构建纯粹德国式的权利、义务模式。
侵权责任法是对侵权行为之债法的借鉴与变革,它从债法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新体系,是民事立法的创举,是《民法通则》创立的民事权利-民事义务-民事责任立法模式的延续与发展。1侵权责任法明确了排除妨碍为的承担侵权责任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将此类案件纳入其调整范围，那关于责任主体的确定，一般情况下也应遵循侵权责任法的要求。侵权责任法关于责任主体的一般架构是谁侵权谁担责，并以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作为辅助，关于责任主体的一般规定首先要求明确的侵权人，或者是可能的侵权人，但不能解决本文所讨
1魏振瀛：《侵权责任法在我国民法中的地位及其与民法其他部分的关系》，载《中国法学》2010年02月期，第27页。
论的侵权人变换问题。侵权责任法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是单列一章，对主体的行为能力、职务行为、特殊场所的责任主体确定、特殊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可以说对责任主体一般规定没有进行范围扩大，这与侵权责任法的债法原身有着紧密的关系，从立法上侵权责任法虽然独立，但却无法突破其先天性的一些债法基本原则，比如说相对性，侵权人与被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而相对产生，一侵权一侵权人，不会出现“无缘无故”的侵权人。
物权法的规定，物权法上对于物权的保护依据的是物上请求权，其中一项权利就是要求排除妨害，与侵权责任法的排除妨碍仅一字之差，目前多数学者是认同两者的等同关系的（笔者此观点也表示认同，并作为行文依据。）物上请求权是一种什么权利，它对主体的要求与侵权责任法有什么区别，温德沙伊德认为对物权是由无限多的请求权构成的,对物权人有针对一切人的请求权,物权请求权针对的是某种消极的东西,是一项不作为。温德沙伊德还认为,物权请求权也可以要求他人进行作为,这主要是对物权受到侵害的情形，由于这种侵害,其就转换成了要求消除侵害的请求权。2作为我国民法体系渊源的《德国民法典》接受了温德沙伊德提出的物权请求权这一术语和其含义。我国多数学者也是认同并继承发扬了这种理论。由此推出，物上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在义务主体确定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物上请求权据物权而生，没有债权的影子，不受相对性的约束，可以更为广泛、全面地保护物权。那权利人可以据此提出要求其它任何人不得妨
2金可可:《论温德沙伊德的请求权概念》，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3期，第58页.
害其物权的请求吗，作者认为可以，但不可以在启动的诉讼中提出如此或雷同的诉求，因为除了物权法，还有来自程序法的民事诉讼法的要求。民事诉讼法明确要求起诉要有明确的被告，明确的侵权事实，缺乏这种明确，人民法院是不予受理案件的。问题迂回了一圈再次陷入没有方向困境。
四、对几种探索做法的评析
1、判决主文追加表述其它任何人不得妨碍权利人合法行为。民事权利分为绝对权和相对权，绝对权有谓之为对抗一般人之权利，而相对权为对抗特定人之权利。有谓相对权为要求特定人之行为或不行为之权利，绝对权为要求一般人不行为之权利。亦有称之为对世权与对人权。通说谓人格权、物权、继承权为绝对权，债权为相对权。3从绝对权角度出发，物权法明确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故权利人可以提出要求其它任何人不得妨害其物权的请求，如果因诉讼法的要求不能提出，人民法院判决主文中应专门表述，以切实保护权利人权益。作者认为，这种思路和做法有很强的实战性，但缺乏理论和法律依据。物权是绝对权，其具有支配力和排他力，一旦有人侵犯物权，物权人与这个侵犯人之间便形成了物权请求权的法律关系，物权人只能请求该特定的侵犯人停止侵犯、干涉以及排除妨害，这种物权请求权的法律关系是相对性的，与物权法律关系完全不同。享有物权并不等于享有物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是物权受到妨害后的救济权，它的出现要求具有侵害或者
3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可能侵害权利的事实要件。
2、法院做好释明工作或依据职权追加被告，务求将侵权人进行详尽列明，严防疏漏。排除妨害的义务主体有不确定性，那就通过多列被告进行全方位主体覆盖，将潜在的、可能的侵权人全部罗列，解决问题。不可否认这种方法具有可操作性，但过于愚笨，也缺乏法律的严谨性，以数量消灭不确定本身就不是一种解决方法。之所以不确定不是因为范围不周延，而是义务主体存有变动性、复杂性，可能今天不是，明天是，也肯能今天是明天就不是，有亲戚朋友，还有可能是陌路人，怎么做到全覆盖？起诉应是以侵权事实存在为依据的，没有产生的侵权事实不会导致法院判决附加相应义务，最后得不到法院支持，无法解决问题。
3、法院对此类案件不用考虑义务主体的变更问题，这不是法院能够解决的问题，应由其他社会管理机构进行处理，比如说公安系统。现有的法律构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是一个现实，应明白法律赋予了权利，但不一定能给予完全周到的法律保护措施。作者认为，这种观点有一种无赖的样子，法律既然赋予权利，就应该提供救济的权利，这也是法律的立身原则，如果出现问题，应加以改进而不是推脱。法律制度中有司法机关，还有立法机关、执法机关，都应为权利人的权利不受损害提供保障之伞。公安机关是一个考虑选择对象，其职能也可以覆盖解决掉一部分此类问题，但不能解决这类问题，权利不清时如何查明，如何评判义务人的抗辩理由，显然均超出了公安机关的职能范围。
五、一些思路和方法。
通过以上分析，关于排除妨害的义务主体的确定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找不到解决方法，我们在这方面缺乏有效的理论和条文支持，按部就班的思考问题是一条死胡同，必须进行一些突破性尝试，在不改变法律根本原旨的情况下寻求法律架构之间联系，通过构建一些横向关联点和增加一定的革新点来协调条文，处理问题。在提出解决途径之前，首先明确一下准备努力的方向。
首先，解决排除妨害的义务主体确定问题应适用物权法而不是《侵权责任法》。侵权行为法重在侵权人的行为和过错，是典型的行为、过错考察，而实际上在一些情况下承担侵权责任的不仅是侵权行为人,还有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其他人，这些情况包括“替代责任”、“准侵权行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等新的侵权类型，以及本文所讨论的排除妨害的义务主体确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出现了一个侵权后果和不确定的承担责任的主体情况，因此用侵权责任法显得力不从心。相对应的是，物权法在这方面由先天性的优势，其不需要考察过错，重视物权的排他性，物权优先效力体现在物权的排他性，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的责任方式应用于物权等绝对权时,可按照绝对权的效力来认定相应请求权的效力。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物权。
其次，认识到法律体系是一个有机的综合体，解决法律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一个部门法，单个的法律也是不易于解决复杂的受到多方掣肘的疑难案件的。我们有公法和私法，有民法和行政法，有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开阔思路，进行一定横向和纵向联系，将问题分解，民
法的交给民法，行政法的交给行政法，法院的交给法院，公安的交给公安，划分和分配然后重新组合，也许能得到意想不到的解决之道。
方法一：法院发出具有对世约束力的预防性质的禁令，并明确违反禁令的法律后果和制裁措施。妨害本质上仅仅是指伤害、损害、不便或者侵扰。它作为一个通用的术语，描述的仅仅是行为的结果——给他人造成的不便。所以，与其说妨害是一种侵权行为，不如说它仅仅是一种侵权责任。4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使得权利受到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威胁，原有的侵权理论已经不能满足权利保护的需要，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建立权利-责任机制，发展责任法律，创新责任承担方式。比如说具有对世约束力的行为禁令。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在物权法物权保护部分中确立禁令制度。一旦出现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据职权在判决主文中发布禁令，阻止潜在的不确定侵权。
侵权领域的禁令制度起源英美法系，并在判例中得到丰富和完善。法院命令不仅在废弃物处置、公害及其它侵权案件中发行,同时也用于合同和物权保护,它不仅具有消极效果而对某种行为作出限制,同时还发生肯定和强制行为的效果而要求为某种行为。因为当事人不仅会被要求不得放置废弃物、制造公害,还会被要求修复墙或建筑……命令不仅可以是暂时的，中间性的，也可以是永久的、最终的”。5英国预防性禁令是指在损害尚未发生的情况下，以预防将来发生公害行为造成损害为目的而适用的衡平法救济，又叫“损害发生前的救4李亚虹：《美国侵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5李亚虹：《美国侵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济。”预防性禁令的发生是在损害根本没有发生过或损害虽已经发生过一次,但是尚未发生第二次或尚未重复的情况下。禁令的出发点是防止利益受到侵害，体现的是对权利保护的全面周到。
需要注意的是，针对排除妨害的义务主体的确定问题，发出禁令应对潜在的有碍权利发挥的事实注意区分，侵权可能来源行为的重复或者主体的有意变更，但也有可能来自合法的权利主张，对于某一部分来说权利人的权利行使是合法应得到法律保护的，但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这种权利行使可能就会损害其它的合法权利。比如说地役权的先有存在、基于合同的有关行为约束、相邻关系中权利约束。这些存在要求法院在发出禁令之前应予预先评估，发出之后，提供救济途径，比如说复议程序。同时相应地应赋予主审法官更多权限，以平衡法益。
方法二：物权确认和行政保护的结合运用。
妨害物权行为的出现主要集中表现为在对权利人权利的不认同，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宅基地使用权案件中，是否认权利人的建房权利，是否认权利人的权利范围。归结到一点，是物权的不确定性导致的纠纷产生。物权确认，是指在物权归属不明或者发生争议时，利害关系人请求有关国家机关确认物权归属、解决物权争议的行为。需要强调说明一下的是确认物权的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裁判请求权。不能等同于物权权利或者物权保护的一种方法。“请求确认所有权……是物权法上的排除妨害请求权所派生的权利……没有必要将其列为一
种单独的物权民法保护方法。” 6它只是一种保护物权的手段，而
且既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也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
权利确认之后，便可以演化为权利人的一种财产权益，这种权益一旦受到来自他人的侵犯，权利人除了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外，有权直接向行政执法机关寻求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其立法原旨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所以一旦经确认后的权益受到损害，公安机关有义务保障该项合法权益的不受损害。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多种处罚措施，在应对此类权益侵害上完全具有处理能力。
通过行政机关保护合法的物权权益，相对于司法保护具有多种优势。首先行政机关的处理程序更为便捷、快速，能够在纠纷产生的初期便予以介入，快速维权，防止矛盾积累甚至升级。其次，行政机关的处置措施更为多样和严厉，除了补救性质的侵害行为制止措施外，还有惩罚性措施，比如拘留、罚款，对违法人的法律威慑力更为强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可以方便地解决义务主体的确定问题，按照有违法有制裁的模式，行政机关是不用考虑义务主体的变更问题的，只要存在违法行为，行政权力便能介入，谁侵犯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就追究谁的违法责任。
六、结语
排除妨害的义务主体的确定是一个现实的法律问题，直接关系人
6季秀平: 《论物权的确认》载https://www.doczj.com/doc/3c14978141.html,/article/default.asp?id=21905，于2014年05月20日访问。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乎人民群众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程度，作为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关于方法的选择上，作者认为在法律层面上应尽快建立起物权保护的禁令制度，区分物权与其它权利保护方式的不同，切实保护物权，同时解决好禁令制度与民事诉讼法的衔接问题。在实际操作层面，在禁令制度未建立的情况下，通过物权的确认这种方式为物权保护提供更为多样的救济途径，这需要协调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职能上作出更多实质性的工作，防止相互推脱。
大 中 小【访问量】2269 网络时代的司法困境 贺卫方 【学科分类】法律信息 【出处】《中国周刊》 【写作年份】2009年 【正文】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今天的我们已经毫无疑问地进入了言论 的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们依赖网络上的各种信息，同时也在网络 上发出自己的信息。记者们在那里搜集各种新闻线索。纵然是偏远小城，也是遍地网吧，一些人会把传统新闻藏而不露的“坏消息”捅到 网上，让地球人都知道。数以百万计的博客主人在打理着他们的言论 家园。“俯卧撑”、“躲猫猫”等新词层出不穷，它们源于网络，相 传于亿万人的口耳之间。 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空间！发表文章不再像传统媒体那样要过五关、斩六将，还经常被编辑改得面目全非。现在，写完之后点击“提交”，顷刻间一篇文章就横空出世了。“出世”应当加着重号，因为 真正是世界上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得到。这种发表过程的轻而易举使得 民意得以直接展现，但与此同时，笔墨时代不容易也不轻易发言带来 的言辞的审慎性质也大打折扣，甚至毫无责任感的言论也可以大行其道。一些触动人们敏感神经的事件一经披露马上引发嚣嚣民愤，百万 网友在这个虚拟空间的阵阵怒吼足以给人一种“国人皆曰可杀”的真 实感觉，对于相关决策者产生巨大的压力。 正是从这个角度观察，网络时代的言论与司法制度之间的关系有 了特别的意义。过去我们讨论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致力于确立三 个层面的规则，第一，如何强化媒体对司法权行使过程的监督。司法
权是国家的公共权力，它必须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否则，就会像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一样走向滥用。而现代民主实践表明，在国家治理越来越趋向专业化的时代，活跃的媒体能够将权力运行的过程及其影响加以展现，并显示民众的评价，形成对于公权力的有效约束。第二，需要切实防止媒体超越合理的界线，维护司法应有的独立性。媒体言论过于强权，或者以真理自居，或者煽动民意，对司法施加压力，都有可能造成案件实际上是由媒体判决的结果。第三，司法如何通过案件的审理和司法解释保护我国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 很明显，网络言论对司法权的监督较之传统媒体要更加直率和严厉，这是值得欢迎的趋势。可以说，如果没有网络的巨大力量，像孙志刚之类案件是不可能得到后来那样的结果的。但是，媒体的双刃剑效应在网络时代又格外凸现出来，它可以让一些案件得到较为公正的审理，同时也可能施加更大的压力让司法屈从于舆论，从而加剧司法判决与法律准则之间的背离，也进一步削弱司法的公信力，加剧司法权的边缘化。自然，指望这样手足无措、动辄得咎的司法能够有力地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也是不现实的。 对此，有人希望通过加强对网络言论的控制，从而减少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不过，这样的方案显然成本太高，而且容易滥用。首先是管理网络不比管理传统媒体，每一秒都在不断涌出的言论仿佛“离离原上草”一般，删不尽也删不及。另外，什么样的言论该删，什么样的言论不该删，根本无法提前作出详尽的规定，只好凭某些部门的模糊判断，对标准把握的参差不齐将会带来删帖尺度的严重不平衡。加之管理者在追查责任的压力下，本能地趋向是从严把关，结果很可能“滥杀无辜”，把有价值的言论也删除一空，本来该是生机勃勃的网络最终却是一片肃杀之气。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必然是一句空话。我们前面说过的，没有了监督，就不可能有公正的司法。于是，本来为减少司法所承受的压力而进行的言论控制，
法院司法体制改革面临问题与对策和举措我院法庭审判执行工作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案多人少问题。 我院5个法庭现有在编干警15人，目前只有***法庭为三名审判员一名书记员配置，***法庭、***法庭三名审判员，***法庭两名审判员，***法庭两名审判员一名书记员。***、***法庭、***法庭均需借助人民陪审员才能组成合议庭。法庭要承担案件立案、审判、执行及送达等全过程，并且每个法庭年诉讼、执行案件在350件以上，案多人少矛盾十分突出。 今年我院根据省法院统一部署进行司法改革，法官实行员额制，业务部门法官只能有31人，而现在业务部门工作实有40人，司法改革后法庭法官势必要抽回一部分回院里工作，在下一步工作中法庭案多人少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由于编制限制，法庭无法配备司法警察，法庭保卫工作只能由聘用制司机等人兼任，法院安全工作无法保障。另外在执行工作中，如果遇到有反抗的当事人或者有几个亲友围攻的情况，现有法官和书记员也无应付能力。 造成案多人少矛盾的原因主要有： 1、人员不能及时得到补充。根据相关规定法院招录工作人员时除法警职位外不允许限制性别，能考到我院的公务员近几年来又基本都是女生，由于女干警在农村法庭住宿不
方便无法分配到法庭工作，年级较大的同志院里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又把他们调回院里工作，所以法庭工作人员一直补充不上。 2、招录人员留不住。近几年招录的干警大部分都不是大安本地生源，法庭工作条件相对于院里要坚苦很多，并且周末经常需要加班，很多年轻干警无法安心在法庭工作，2012年以来法庭有5人通过遴选、调转等方式离开法院。 建议：1、现有人员编制依据还是2002年三定方案，已经不能满足现在工作需要，希望上级部门能为我院增加人员编制。 2、在公务员招录考试中增加本地生源限制和男生比例。
浅析当代主体性困境和出路(一) 论文关键词：主体性困境主体性原则伦理实践 论文摘要：主体性是主体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自觉能动性。在科技水平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由于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忽略了对象的客体性维度，人的主体性处在前所未有的困境中。要走出这一主体性困境，必须呼唤社会实践中精神文化实践和伦理实践的审美性和道德性维度，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通过主体与特殊客体(主体)之间的沟通，达到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和谐。 主体性之所以被称为主体性，就是因为它是主动的、自主的、创造的，就是因为它具有自身特有的性质。但是，在当代社会，人的主体性在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也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人的主体性在扩展中引起了反主体性的问题。 在现代性背景下，主体不断刨造为我性客体、工具，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在不断创造与自己作对的“非我性”世界。主体性的发挥常常导致了对主体性的压抑和制度性的驱使，不断制造为我性工具的后果常常是主体成了自己某种力量的工具，改造客体的结果常常是自己成了客体。当代社会出现的反主体性问题包括主体自身的异化、客体的反主体化和他人的非客体性等。主体自身的异化是在主客体关系中发生的，是主体的主体性的丧失，是主客体地位的倒置。马克思的描述是：“……他的活动由此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人的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本身的异化在于人活动的异化，本质上是人生命活动的异化。社会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同化它的成员，以便使他与社会融为一体。在这种同化中，如果个体甘愿放弃自己的个性，或者社会强迫个体放弃自己的个性，那么这种同化实际上就是异化。当人类越来越依赖自己所创造的高新科技产品时，人就失去了自己的类生活和类本质。劳动作为类的发展的自由的活动，变成为个人维持生存的手段，劳动的异化造成了主体自身的异化。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指出，工业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方式趋于同一化，“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形式，形成了一种单向度的社会。”“标准化和程式化，使生产性工作与非生产性工作同化了。”“在职业分层中进一步显示出这种同化趋势。”哪在社会整体单调的同一性中，人个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被牺牲或压抑了，个人甚至群体的主体性都可能发生异化。这种情况不仅在刚走人现代化的社会中存在，而且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依然存在。 当代主体的困境还表现为客体对主体的抵制和反抗。主体素来支配着客体，现在却反过来为客体所支配。这种状况对于主体而言是异化，对于客体而言就是反主体化对于人类主体而言，客体就是自然界。自然界作为客体的反主体化，是人类主体控制和改造自然界的活动引起的危害主体自身的反作用。近代以来，科学及其转化而来的技术确实增强了人类的能力，使人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了自然。但人对自然的控制不是单向的，而是必然反过来制约人自身在人类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的情况下，控制自然意味着由某些个人或社会集团完全支配特定范围内的现有资源，并且部分或全部排斥其他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加拿大学者威廉·菜斯写道：“在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人成了为控制自然而制造的工具的奴仆，因为技术发明的速度甚至连最先进的社会也不能控制……由于对自然的控制而加剧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控制。”人类依靠科学技术制造的工具系统，本来是主体用以作用于客体的中介如机械系统、通讯系统、交通系统、武器系统等等越来越客体化，也可能反过来制约、束缚乃至危害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某种反主体的存在物。同时，人类作为主体还创造社会客体，包括社会制度、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管理和联系的手段等等。这些由主体创造的为主体服务的社会客体或中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反过来凌驾于主体之上，束缚或反对主体，成为主体的主人。同样的，人的观念的创造物(观念客体)如果被教条化、神秘化或神圣化，成为束缚、压抑、误导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东西，或者被统治者用来进行社
论我国量刑司法运作的困境 [摘要]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的量刑制度改革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学界和实务界地关注，其中关于如何规范量刑程序成为推进改革的有益探索。现在各级司法机关都在积极寻求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量刑司法运作模式，这其中不得不涉及现有量刑司法运作的各种问题，如定罪和量刑一体化、量刑建议权、量刑答辩制度等等。 [关键词]量刑程序；司法运作；量刑建议；量刑答辩 一、刑罚裁量的现实困境 刑罚裁量，又称量刑，是法官运用法律知识、逻辑经验，理性地对犯罪的各个要素进行综合评价、认定并加以权衡和取舍，确定是否判处刑罚以及判处怎样的刑罚的过程。 中国现行刑事审判制度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主流的诉讼理论也是以定罪控制为中心确立起来的，有关量刑的程序规定没有定罪程序完备，缺乏专门针对量刑的诉讼规则，是一种比较简略的诉讼程序。可以说，在定罪与量刑之间，我国的刑事审判体系更为重视定罪的制度设计，忽视了量刑与定罪的区别，忽视了量刑的程序正义对于量刑的实体正义的有力支撑和保障。 在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的审判模式下，法庭审判的核心是被告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量刑没有在程序上独立于定罪过程之外，而成为依附于定罪问题的附带裁判事项。司法实践中，就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还存有争议，有种观点认为量刑建议于法无据，是检察机关给自己争权；也有观点认为量刑建议没有强制力，说了也是白说；也有认为量刑建议会干涉法官独立审判。其实归纳一下原因，还是在于立法对量刑建议的定位不清，缺乏一个体现量刑建议的程序。其实我们在追求实体公正的过程中，必然需要用一种大家看得见的方式去实现，而这就是程序公正，在量刑建议上，体现量刑价值的同样是一个公开的量刑程序，当p二、量刑建议制度的司法困境 量刑建议权，也称为检察机关的求刑权。就是检察机关不仅要指控犯罪，而且要向法庭提出依法应对被告人适用何种确定的刑种和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幅度的建议。我国刑事诉讼法未明确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导致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就是否需要提出量刑建议陷入了尴尬境遇。这一问题在理论界尚且存有争议：有人认为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是符合司法改革的方向的，有人认为该制
报告编号：YT-FS-2338-72 法院司法改革工作报告范 本(完整版) After Completing The T ask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Plan, A Report Will Be Formed T o Reflect The Basic Situation Encountered, Reveal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Future Ideas. 互惠互利共同繁荣 Mutual Benefit And Common Prosperity
法院司法改革工作报告范本(完整 版) 备注：该报告书文本主要按照原定计划完成任务后形成报告，并反映遇到的基本情况、实际取得的成功和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教训、揭露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今后设想。文档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和使用。 尊敬的***： 非常感谢市、县人大各位领导在百忙之中莅临**调研指导工作，我代表**法院党组，将我院司法改革工作汇报如下： 党的xx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法院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县人大及其会的有力监督、上级法院的精心指导、县政府、政协和社会各界的大力关心支持下，全面加强审判执行工作和自身建设，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顺利开展了多项司法改革工作和大量人、财、物上划省统管前期摸底准备工作。 **法院现设置政治部、纪检组、监察室、立案庭、
民一庭、民二庭、刑事审判庭、少年刑事审判庭、审判监督庭、执行局、**、**、**人民法庭、办公室、法警大队、书记员管理处、审判事务管理办公室等**个编制内机构外，还设立设立新闻办为内设机构。核定政法专项编制**人，现实有干警**人，空编**人。现有在职在岗**人中，党员干警**人，占干警职工总数的**3%，女干警**人，占干警总人数**%，少数民族**人，占干警总人数**%。30岁以下**人，31-35周岁**人，36-45周岁**人，46-55周岁**人，56岁以上**人。分别占干警职工总数的8.5%、23.4%、23.4%、42.6%、2.1%。全院干警平均年龄**岁，党组成员平均年龄**岁，各庭室负责人平均年龄**岁。高中以下学历**人，大专学历**人，本科学历人数**人，分别占干警职工总人数的**%、**%、**%。从职级情况看，现有在岗**人中，副处**人，正科**人，副科**人，主任科员**人，副主任科员**人，科员** 人，工人**人，分别占干警职工总人数的**%、**8%、*7%、*2%、*6%、*1%。现空缺副科**人。现有审判人员**人，占干警职
虚拟现实的现代性和美学性 摘要：虚拟现实、网络空间都是技术现代性的产物。虽然技术现代性的危机在网络诞生之前，就已经暴露出来，并被学术界所反思。但是，作为当代技术最前沿、最重大的成果，虚拟技术则最集中地反映了技术现代性的成绩与问题。虚拟现实技术系统所营造的“虚拟现实”，开辟了人类的新一堆生存空间，提供了新的生存方式。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通常是指以计算机为主，利用并综合三维图形技术、多媒体技术、仿真技术等诸多技术的新的技术形态。虚拟现实技术及其结果——“虚拟现实”，不仅是一个高度逼真地模拟人的现实世界行为的“模拟的世界”，而且日益成为人类交流信息、思想和情感的新一维时空。所谓技术现代性，简单地说，就是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相比较本质上具有的新特性。技术现代性的核心是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对现代社会的全面渗透或者说技术理性的世俗化。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工具理性就是目的合乎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的。这是一种十足的功利主义的态度、现世主义的态度。它只问目的，不问意义；只问世俗，不问超越。相反，传统技术是在人一天相通的话语背景下的产物，与人之生、人之死、人之超越和人一天交流联系在一起。虚拟现实技术与艺术有许多共通之处：虚拟现实技术与艺术一样有交流传播的符号媒介功能，认识人类自身率质的去蔽功能；其实践活动具有虚拟性，都是采用模拟虚构的方式建构虚拟的世界；实践过程具有交互性、沉浸性，都通过感性的方式认识世界并追求感性认识的完善；两者都具有超越性，都是通过超越日常性生存、追求理想性生存的过程，彰显出人类追求心灵解放和美的自由境界，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本性。 工具理性的引导，使虚拟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社会虚拟技术化一方面，虚拟技术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从推动物质
论我国税收司法的困境及其出路 司法是法运行的重要环节,在法的运行中占有特殊地位。所谓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具体适用法律处理各种案件的专门活动。税收司法指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税法处理税务案件的专门活动。[1]它的宗旨在于排除法律运行的障碍,消除法律运行被阻碍或切断的现象,以保证法律运行的正常进行,从而使社会保持法律秩序状态。 税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属于在宪法之下与行政法、刑法、民法和经济法等基本法律相并立的经济法部门。所谓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干预或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法律表现。一般的讲,税法是调整税收征纳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集中地体现和反映了国家干预或管理特定领域内的社会经济活动。税法调整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税务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特定经济关系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肯定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障碍,亦即各类案件,比如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及行政案件等。这些案件实质上是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给税法运行设置的种种障碍,这些障碍造成了税法运行的阻滞和税收法律秩序的破坏。司法权的行使正是通过这些案件的审理,来排除税法运行中的障碍,以开通被阻滞的税法运行渠道和弥补被破坏的税收法律秩序。[2] 在我国,司法权包括审判权、检察权以及刑事侦查权,其中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检察权由人民检察院行使,涉税案件的刑事侦查权由公安机关行使。司法权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权,与行政权相比具有被动性、中立性、终极性、稳定性、权利专属性、司法过程的形式性、司法职业法律性、运行方式交涉性、司法管理的非服从性以及价值取向上的公平优先性等特点。同时,税收司法还应遵循两大原则,即税收司法独立原则和税收司法中立性原则。[3] 虽然税收司法权是确保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得以顺畅实施落实的重要手段,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变革时期,税收司法权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司法机关在处
我国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一) 司法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司法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建立于五十年代初期，适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我国现行司法制度，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影响了司法功能的正常发挥，不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因此，自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后，我国司法机关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司法改革运动。现在刚刚闭幕的十六大又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司法改革的前景令人鼓舞。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有必要对五年多来的司法改革进行总结和反思，并根据党的十六大的要求作出新的部署。一、司法的涵义和当代司法制度的主要特征所谓司法，是指国家适用法律解决社会纠纷的活动。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司法是国家“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不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法”。（参见张文显《西方法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司法方式解决纠纷，相对于人类早期社会中采用“自力救济”方式解决纠纷，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它属于“公力救济”的范畴。所谓公力救济，即凭借国家和社会的力量，而不是凭借纠纷当事人自己的力量，对受到侵害的权利进行救济。司法活动是一种国家活动，它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公正性、终局性等显著特点。国家规范司法活动的制度，便是司法制度。司法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只要有国家存在，就必然有司法制度。同时，司法制度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又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它必将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完善。所谓当代司法制度，是指“二战”以后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符合司法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体现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种比较先进的司法制度。一般认为，当代司法制度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司法的统一性。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国家的司法权统一由法律规定的机关行使，其他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均无权行使司法权；二是指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时，必须适用统一的国家法律，不能各行其是；三是指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同样的事实适用同样的法律，不同的事实适用不同的法律。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独立作为当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为联合国核准认可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所规定。在我国，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不仅早已载入1982年的宪法，成为一项宪法原则，同时也被执政党的正式文件所确认。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按照西方国家的理解，司法独立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立审判，只服从宪法和法律，不受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的干涉；二是指每个法院的独立审判，只服从宪法和法律，不受上级法院和其他法院的干涉；三是指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宪法和法律，不受其他因素左右。马克思早就说过，“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在我国，司法独立
谈虚拟实践 伴随着现代计算机，互联网，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当代社会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实践活动形式——虚拟实践。虚拟实践是指人们运用计算机、网络和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在赛伯空间和电脑网络空间中有目的地进行的能动地改造和探索虚拟客体的一切客观活动。通俗地说，虚拟实践是指在虚拟世界里所形成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人类实践活动形式之一，是一种超越现实性的创造性思维实践活动。 相比于传统的现实实践，虚拟实践是主体和客体之间通过数字化中介系统在虚拟空间进行的双向对象化的活动，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多样的自由空间，极大地提升了人的活动的自主性、创造性。实践手段的“数字化”，是虚拟实践突破以往实践的局限，并崛起为一种新型实践形态的基石和标志；虚拟实践的指向具有现实实践不同的超越性和创造性；虚拟实践比现实实践更具有自由开放性。现实实践是虚拟实践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虚拟实践是现实实践的延伸和升华。 对于虚拟实践这种当代人实践的新形态，有人会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对虚拟实践作过研究、虚拟实践从来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为理由，根本否认虚拟实践是一种实践形态，或者根本否认虚拟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意义。我认为，我们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具体论述、观点和结论，而要在研究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哲学创新，哲学是与时俱进的。在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当确认并坚持“实践对于理论的优先性”观点，坚持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坚持不懈地对教条主义、怀疑主义等进行批判。惟其如此，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推进当代实践的合理化，才可能由一种学术话语和人们的期盼变成现实。虚拟实践的崛起，正在剧烈地改变着人类的存在方式。虚拟实践的优点在于它极大地提升了人的主体能力和自由度，使人在虚拟空间能够超越现实限制，去操纵现实世界原先的可能或
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了在当前新形势下，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新要求。2014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4-2018）》，对深化司法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回应，其中提及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法院队伍的建设是新时期实现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而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于法院队伍的建设。人民法院的队伍建设工作，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同时又是一项庞大、复杂、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必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给人民法院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形势下，作为人民法院，必须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精神，在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法院队伍建设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深刻把握队伍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必须把法院队伍建设纳入法院工作的宏观思路，从长远及战略高度作为重要工作常抓不懈。 一、当前法院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现状分析 近年来，各级党委加强了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法院队伍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甚而比较严重的问题。只有深入分析这些问题，才可能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推动法院队伍建设实现新的跨越。 （一）司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处在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和突出，在司法领域出现了不少疑、难、新、特的案件，这就对法官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的变化提出了新要求。面对新形势新问题，一部分司法工作人员没有及时更新观念，坚守老方法、老经验办案。同时，一些司法工作人员因本身的业务素质问题而导致的冤假错案时有发生。司法能力建设的日渐欠缺，深刻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信力的认知。 （二）司法作风有待进一步改进。法院司法作风还没有得到彻底地改变，一些干警机关作风问题依然存在，服务人民群众的热情不足，责任心不够。这些问题不解决，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司法为民的公信力。法官肩扛天平，判断是非曲直，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社会公众要求法官要做到公正、廉洁、高效、为民。而少数法官政治业务素质不高，有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之现象，严重损害了法院和法官队伍公正无私、秉公执法的良好形象。个别工作人员司法为民的宗旨观念不牢，司法为民意识不强，作风不扎实，对当事人有生、冷、硬、横、推和刁难等现象，审判效率不高，有拖延办案的现象。 （三）应对新媒体的能力有待增强。当前，社会已进入新媒体时代，任何司法行为都可能成为舆论的焦点和公众的话题。同时来自舆论的压力也会对法院工
高校虚拟实践教学模式初探 摘要：本文从职业院校传统实践教学模式出发，分析了传统教学模式在当今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提出虚拟实践教学理念和虚拟平台建设，将传统的实践教学模式与虚拟实践教学模式相结合，分析了这两种模式的结合对满足实践教学要求，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和业务水平，提高实践教学效果，进一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虚拟、实践教学、模式、发展创新Reform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College Practical T eaching Styles Zhu Menggao (Shandong College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Jinan 250200,China) Abstract:From colleges practical teaching styles, the deficiency of conventional styles in current practical teaching is analyzed in the text. Based on this, virtual practical teaching concept and platform building are put forward, as well as combination of the conventional and virtual practical teaching styles. It is also explain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practical teaching styles helps
污染环境罪的司法困境与解决思路探究 作者：朱玲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6期 【摘要】为遏制当下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不正之风，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入罪门槛得以降低。然而这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出预期遏制污染势头的良好作用，污染环境罪面临立案难、定罪难的司法困境。针对这一尴尬局面，本文试图运用刑法学的基础理论和行政学知识探究问题原因，寻找解决对策，以期发挥出刑法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的作用。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司法困境；解决思路；罪责刑相适应 一、污染环境罪的司法困境概述 近来，北方的雾霾天气引起社会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普遍关注。环境污染造成的巨额财产损失，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刑法作为保护公民环境权益的最后屏障，应充分发挥刑罚强制力制裁环境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使污染环境罪入罪门槛得以降低，然而，这种变化却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出预期的良好作用。根据2011年中国环境公报提供的数据，本年度中国查处环境违法案件一万余件，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数量，环境污染犯罪却屈指可数，目前多数环境污染纠纷仍通过行政手段解决，但行政处罚的社会效果远弱于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除面立案难的困境外，司法实践中法院也较少以污染环境罪惩治严重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而多判定为投放危险物质罪。这与本罪较轻的法定刑有关。但毕竟以公民的环境权和生态安全为法益的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保障公共安全的法益有所不同，按照后者定罪处罚，并未使刑法起到良好的促进环境保护的引导作用。 面对污染环境罪立案难、定罪难的司法困境，本文试图运用刑法学和行政学知识探究问题成因，寻找解决对策，以更好地发挥刑法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的作用。 二、污染环境罪司法困境之原因探究 （一）、污染环境罪立案难困境的原因探究 根据前文关于环境污染纠纷的数据，我国目前关于污染环境罪的判例很少，行政处罚居多。之所以产生该情况，是否因为若干环境违法行为尚未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危害程度呢？笔者认为不妨从本罪的结果要件分析，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只要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
法院司法改革情况汇报 篇一：司法改革汇报材料 *****改革工作汇报材料 2015年8月日 根据会议安排，下面将我院开展*****改革试点工作情况作简要汇报，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这句话既阐释了改革由何处来，又指明了改革往何处去——解决问题才能使改革举措的落到实处。我们实行***改革的出发点就是解决***中行政化和权责不清的问题，最大限度调动干警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回归审判人员职业尊严，最大限度提升干警责任感和使命感，真正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从而提高审判质效，树立司法公信力。为此，我们按照高院的总体安排和部署，从去年12月份开始在
中院、***院和***法庭开展了上下联动、系统性的改革试点工作。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为顺利推进＊＊＊运行机制改革，我们认真组织干警学习领会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司法改革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高院关于司法改革的总体要求和安排部署，切实将全市法院干警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司法改革精神上来，把智慧力量凝聚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决策部署上来。同时，我们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 举办司改征文、组织司改建言献策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进行学习宣传，进一步加深了广大干警对司法改革的理解和认识，营造了浓厚的司改氛围。另外，为使改革有序健康推进，我们成立了一把手院长任组长、院领导班子成员任组员的***改革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改革的设计决策、组织协调、分析研判等重大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中院研究室，专门负责改革的日常工作。还组织召开了***改革启动会议，集中强调了开展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具体阐述了改革的总体要求和重点环节，进一步统一了广大干警的思想认识，为实施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深入分析研判，摸清问题底数 为准确掌握全市法院审判运行基本情况和存在主要问题，改革实施之前，我们采取听、查、看、问、谈的方式，派专人深入全市**个基层院和**个法庭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将调研情况逐一梳理总结，认真分析研判，找准摸清了问题底数。经归纳整理，目前，全市法院***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工作机制不够完善，运行不够合理。 （一）权责配置失衡。实践中存在的单纯追究审判长责任或承办人责任等不合理的合议责任追究制度，使得合议庭其他成员处于有权无责的状态。缺少了责任约束，合议庭成员履行合议职责
“虚拟实践”的出现与日益普及，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改变着人的生存与活动空间，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促进社会价值观念、价值秩序发生变化。这种改变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人们已经极大的得益于此，许多人由衷的欢迎这些变化。具体而论，可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说明： 1.促进了生产力的加速发展 虚拟实践使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劳动力对信息的获取、传递、处理和运用能力空前增强。并促进知识型劳动者的出现与快速增加；它借助于劳动工具的网络化、智能化，增加了生产力中的知识和科技含量，为高科学技术知识及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供了便利条件；它扩大了劳动对象的涵盖范围，使数据、信息、知识等都成了新的劳动对象；它能更有效、更充分地发挥社会化分工与协作所蕴含的生产力，通过网络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对生产力有关要素更合理地组合、协调，可以获得更高的综合效益。因而，“虚拟性实践推动了科技生产力的新发展”。 2.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交往方式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人际关系的发展形态和社会关系的丰富程度，是区分不同历史时代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曾按照人际关系的不同形态把社会划分为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人际关系是一种动态发展着的人的社会性标志。电脑和网络的出现，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关系类型-----“网缘关系”。“网缘关系”在质上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血缘,地缘，业缘”三大关系类型，它是一种通过虚拟空间建构的人际关系，网络交往既不必有血缘关联，也不必有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主体的职业性质，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文化背景，政治态度，居住地域等差异，已不再成为影响交往的前提条件。在网络虚拟空间里，交往双方所展示的实际只是一种对象符号，只要双方有共同的需求并认同交往内容，就可以进行交往。而且每一个主体还可以几乎是同时地以多种角色与多个对象交往，这就使交往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为多维度交叉和非中心化的状态。因此，“虚拟性实践以新的交往方式丰富了社会关系”。 3．进一步加快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出现相联系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状态”。世界历史的出现使人类发展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阶段。网络虚拟性实践的出现则进一步加快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由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构了超越地域限制的全球性网络，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与其他国家、地域的人直接沟通，国家概念中特有的“地域”和“国境”界被弱化，信息可以自由的跨地域在全球传播，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现实文化规范形态所具有的地域性和不可通约性，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信息和知识共享，普遍交往的扩大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各国经济发展更加相互依赖，各个国家、民族的经济文化相互影响不断加深。世界历史为发展中国家利用世界发展成果，发挥“后发效应”，提供了历史机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莱文森明确指出：“互联网上的地球村本身就是一种治国机制”。所以，网络虚拟实践的出现，必将进一步加快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当前虚拟实践的崛起，正在剧烈的改变着人类的存在方式。然而虚拟实践对于人的发展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极大的提升了人的主体能力和自由度，使人在虚拟空间能够超越现实限制，去操纵显示世界原先的可能或不可能，进而预演可能、证实可能、变现可能和虚拟不可能的可能。另一方面，它也使人们付出了新的代价，网络沉溺、数字化犯罪、计算机病毒侵害、网络帝国主义等，使主体面临着新的困惑、困境和危机。尽管虚拟实践给我们带
非法采砂面临的司法困境及对策研究 [摘要]文章首先从一则案例入手，指出了我国当前在部分地区的非法采砂现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非法采砂（矿）罪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例如，证据规则要求高，土地产权不清晰，多头管理难落实，非法采砂处罚较轻等。最后文章提出了要从非法开采行为的法律适用、证据、土地产权以及法律适用等方面入手，多方联动，从而最大限度地打击非法采砂现象。 [关键词]非法采砂；司法困境；土地产权；政府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砂石等在内的矿产资源的需求量迅速增加，从而带来了相关矿产资源市场价格的不断走高。但是，从现实来看，在我国不少地区还有不少企业以及个人受到了利益的驱动，无视国家法律法规，非法开办采砂场，大肆私采滥挖，扰乱了国家日常的矿业秩序。这种无序、非法采砂的行为造成了相关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还可能会引发因非法采砂而带来的安全事故，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从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一、案例论述 2006年至2013年期间，犯罪嫌疑人陈某在某县乡镇开设砂场，并购买采砂船及运砂船用于在该县某河段附近采砂。该县河道管理局分别于2006年6月和2007年4月向陈某发送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决定书，但犯罪嫌疑人陈某一直在从事非法采砂活动至2013年6月。后该案由河道管理局移送该县公安局侦查，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及省国土资源厅鉴定，陈某在该河段非法开采造成河岸垮塌1919.6平方米（一段连续河堤），非法开采砂矿量体积14397立方米，砂矿价值331131元。 从该案来看，在调查取证环节存在下列问题：从陈某采砂的具体位置以及鉴定指向河段来看，是否仅有陈某进行了相关的采砂活动？有没有组织相关证人来指认陈某采砂的地块位置？从陈某的供述来看，他所购买的地块并非紧密相连，但是，从鉴定意见所显示的内容来看，陈某采砂所在的采矿区域却属于连续区域。 从这些现有证据来讲，只能证实犯罪嫌疑人在还没有获得采矿许可证的前提下，违法在该河段内开展采砂活动。尽管鉴定意见超过了立案标准，然而，从陈某采砂的具体位置及鉴定指向的河段来看，这些是不是仅仅为陈某一人采砂而造成，现有证据不能有效形成非常严密的证据链，因此也就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二、案例分析以及非法采砂现状 （一）调查取证阶段困难较多 例如，在针对非法采砂的调查取证阶段，相关部门会遇到较多的现实困难。证据规则的要求比较高，调查取证手续繁杂，考虑到非法采砂的性质和范围，调
《刑法》第359条的司法困境及完善建议 《刑法》第359条的司法困境及完善建议 本文案例启示：《刑法》第359条的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存在重刑主义色彩浓厚、刑罚幅度设置不合理、罪与非罪未能厘定以及因“卖淫”内涵不清造成各地执法尺度不一等缺陷，对此，应从降低法定刑、衔接行政法规、明确“卖淫”内涵以及修正罪状表述方式等方面予以完善。 [案例一]2012年6月19日15时许，海拉尔公安分局在工作中发现，被告人肖某在其经营的海拉尔区华龙旅店内容留、介绍张某、宋某、赵某等三名女子进行卖淫活动，并从中牟利，容留次数为1次，人数为3人，该案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后，海拉尔区人民法院以肖某犯容留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案例二]2012年10月24日16时许，海拉尔公安分局在工作中发现，被告人王某在其经营的海拉尔区安顺旅店内容留、介绍莲某、李某两名女子进行卖淫活动，容留次数为1次，人数为2人，该案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后，海拉尔区人民法院以王某犯容留卖淫罪判处管制2年。 对比以上两则案例，差别仅仅是容留的次数或人数是3人次以上还是以下，但被告人所受到的刑罚却差异很大，肖某因容留卖淫人数为3人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但王某因容留卖淫人数为2人被判处管制2年，以上情形的出现，在司法实践中是普遍现象，更是实践中面临的困惑之所在。根据现有规定，容留卖淫3人次以上的法定刑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容留卖淫3人次以下的法定刑却可以低至管制2年。笔者结合所在地区办理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案件的情况，对该罪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困境予以分析，并提出完善刑法第359条的相关建议。 一、《刑法》第359条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困境 （一）重刑主义色彩浓厚，有违现代法治精神 卖淫嫖娼作为一种腐朽、堕落的社会现象，无论古今还是中外都
法院司法改革工作报告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法院司法改革工作报告，欢迎阅读! 法院司法改革工作报告篇1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代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报告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有关情况，请予审议。 20xx年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上海高院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上海法院的司改工作于20xx年7月在市二中院、徐汇、闵行、宝山区法院等四家法院先行试点，20xx 年4月在全市法院全面推开。一年多来，我们在市委的领导下，在最高法院的指导下，在市人大及其会的监督下，在市政府、市政协及社会各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按照试点先行、先易后难、于法有据、稳步推进的工作思路，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地推动改革，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xx年7月全国司法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对上海及上海法院改革的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一、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主要做法 (一)抓好思想发动，形成改革共识，凝聚改革力量。这次司法体制改革涉及到司法领域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等深层次、关键性问题，特别是中央确定的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五项任务，更是破冰之举，困难多、风险大、关注度高。鉴于上海法院是首批试点单位，无经验可循，同时还担负着为全国司改先行探路的重任，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因此，我们把统一思想认识放在试点工作的首要位置。改革试点开展以来，全市三级法院先后召开有关司改的动员会、答疑会、培训会70余次，教育引导全市法院干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重大战略部 署上来，以形成改革共识，凝聚改革力量，保证改革顺利推进;深刻理解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和上海试点工作的重大责任，从而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抓好顶层设计，遵循“三个坚持”，明确目标任务。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顶层设计十分重要，我们遵循“三个坚持”，着力在方案设计上狠下功夫。一是坚持问题导向。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首先必须找准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为此，我们先后召开了各类调研座谈会150余场，梳理出100多个问题，形成了10余份专题报告，确
“虚拟”是同现实“实在”相对应的表示存在方式的概念，是人类特有的思维能力和行为方式。虚拟性实践是主体按照既定的目的在虚拟空间使用纯符号手段进行的活动。当今各种类型的“计算机实践”、“互联网实践”，在本质上都是虚拟性实践。独立形态的虚拟性实践是当代高科技条件下创造出的高层次实践形式，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现实性实践的某些特征。虚拟性实践为主体开辟了新的实践空间，提供了新的价值关系。 （一）虚拟性实践的基本特征 虚拟是对现实实在性的超越，人类的理性思维天生具有超越现实的内在冲动，这种超越现实实在性的活力，正是虚拟性实践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人类从古至今的许多现实性实践中，都包含着虚拟性因素。如对神和神话故事的实物化塑造，是用实物表征虎构的对象内容；中国的《周易》预测方法，是用阴、阳爻符号的组合变化来虚拟事物的“象”，借以表征事物及其发展结果；绘画、雕塑、戏剧、舞蹈等艺术实践，是用可感知的“实物”（绘画颜料、雕塑质材和演员形体等）为载体，创造性地模拟对象内容，例如舞台上一个挥动马鞭的虚拟性动作，便表示马的存在了；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虚拟经济”，则是虚拟资本脱离实物经济价值形态的独立运动，等等。上述诸类实践活动虽然包含有不同程度的虚拟性因素，但由于都没能超脱物质实物或物理空间的局限，所以还不属于独立形态的虚拟性实践。 工业文明的到来，为虚拟性实践最终发育成独立形态的实践方式，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技术条件。真正促使虚拟性实践成为独立形态的，是当代电脑和互联网的应用。 独立形态的虚拟性实践在构成要素上，同现实性实践一样，都具有实践的目的、手段和结果三个基本要素。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实践手段方式和实践结果的存在形式。对虚拟性实践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简略地概括为：实践手段的“数字化”和存在形态的“虚拟化”。 实践手段的“数字化”是虚拟性实践从现实性实践中脱颖而出的基石和标志。如果我们把语言符号的产生作为人类实践中介的第一次革命，那么，将数字化符号上升为实践中介手段则是人类实践更为重要的一次革命。“数是我们所知道的最纯粹的量的规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02页。）。用高度抽象的“数”来表征实物的“象”，是人类思维绽放的精彩花朵。数字化手段就是将信息内容简化成一连串的0与1（或打成“包”的0与1），在电脑中按一定程序加工和储存。这种经过数字化处理后的信息可以被转化成多种信息表现形式，如文字、图画、声音等，并以电和磁的方式存储和传播。数字化符号的运用使实践过程所必需的时间和场所被大大地压缩甚至被取消了，现实距离对它已不构成可以感觉的物理限制。这种使用数字化符号在虚拟空间建构对象性存在的实践方式，超越了用“实物符号”表征现实对象的局限，从而能够获得更为广阔的实践维度和实践自由度。 实践对象、过程和实践结果的虚拟的存在形态，是虚拟性实践不同于现实性实践的一个质的差别，是高于现实性实践的又一基本特征。在电脑和互联网中，不论是对现实实在进行“模拟”（如网上交友、网上阅读、网上求职、网上旅游和电子商务等），还是对非现实对象的“创造性虚拟”（如制作离奇古怪的科幻故事等），都是用数字化手段在电脑的虚拟空间里进行的，实践的对象、过程和结果则是由数字转换成的虚拟影像展现在视屏上，犹如水中月镜中花，可视而不可及。今年4月英国制造出了一个“网络新闻主播”安娜诺娃。“她”的声音、表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