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政法学院马列教学部
新开设公共选修课教案
课程名称：近代宪政文化及台湾宪政研究
讲授人：迟晓静
2010年11月3日
第一章宪政理念的演进
教学目标：
1、了解西方宪政思想发展的脉络
2、源自于西方的现在在近代中国的发轫与传播
3、国民党人对于宪政理解的差异性
重点和难点：
1、宪政的内涵、特征及价值的理解
2、西方宪政的经纬
3、各民主党派及近代知识分子对宪政的理解
教学课时：6学时
主要内容：
第一节西方宪政的经纬
一、宪政的内涵、特征及价值
1、宪政的内涵：前面已经从广义上讨论过宪政的涵义，实际上就是一种民主政治形态及其
运行过程；狭义上的宪政，是指由宪法性法律或宪法性惯例确定国家权力的组织形式、相互关系、职责权限、活动规则，旨在保护公民权利，并由制度保证宪法得以实现的状态。目前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西方民族社会的近代宪政主义通常都包含一种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这种市民社会是根据一套成文“宪法”体系来组织和管理的。
2、特征：关于宪政的特征，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宪政的基本特征就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争得的民主体制确定下来，以便巩固这种民主体制，发展这种民主体制。”
第二种观点认为，宪政的基本特征包括：人民主权原则是现代宪政正当性的基础；宪法至上是宪法发挥根本大法作用的条件；宪法通过有效地组织国家政权来监督国家权力的合宪性；宪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武器；宪法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的总章程；宪法是实行法治的核心；公民的法治意识是实践宪政的重要条件。
第三种观点认为，宪政的主要特征是：宪法的实施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建立有限政府是实现宪政的基本精神；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是宪政的集中体现。
第四种观点认为，宪政最主要的特征，一是立宪政府（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这种政体不是个人专制和人治，而实行法治；二是政治运作是在宪法、法律规则下展开的，这种规则既来之于统治角年个的自我限制（auto-limitation），也来自于被统治阶层（social contract），政治运行受制于严格的监督。
第五种观点认为，“就宪政的产生、根本任务及其手段和方法来看，其特征就在于它的契约性”。
第六种观点认为，“宪政的基本特征有四：一是人民制定宪法；二是宪法确定制度；三是人民服从宪法；四是政府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
第七种观点认为，“宪政的核心特征就是分权”。
第八种观点认为，宪政的根本特征是议会民主政治。
第九种观点认为，立现政府（也即本文所说的宪政）的特点可通过其包含的下列因素得以阐述：程序的稳定性；责任性；分权性；公开性和透明性；合宪性；宪法的解释和修改；宪法的稳定性。可以说，这些概括都很有道理。归纳其共性，就是法治、人权和权力监约三个要素。
3、价值：宪政的价值是指宪政在其与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对社会
的有用性。宪政价值的客观性、社会性和绝对性决定了宪政具有普遍认同性，即宪政的基本价值。
二、西方宪政思想的演进
1、西方宪政是以自由主义为内核，起源于启蒙运动，但要追溯于古希腊时代，“立宪政治的观念其起源与西方政治思想一样古老”。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思想家们关于宪政思想的滥觞奠定了系统成熟的西方宪政思想体系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早在几千年就提出了各城邦国家宪法体制的利弊，他的论述开启了宪政大门。此后，许多哲学思想家开始了对正义的法律，即宪政理念的研究。
柏拉图是古希腊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理想主义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都服从法律，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
神的保佑和赐福。”他的法律概念具有宗教的色彩，但毕竟提出了限制政治权力的建议；同时，他提出“法律之邦”的理想政体应该是君主制与民主制相结合的混合型政体，初具宪政的色彩。
2、古罗马的法学家们继承了希腊的法治理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塞罗，他把对宪政的研究发挥到了极致，第一次提出自然法本质是正确的理性认识，自此，自然法思想开始被引入法学界，使得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成为可能。他提出国家最好的政体就是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者的均衡结合，可以提供某种高度的平等，具有稳定性，其实质就是一种贵族民主共和制，体现了法治、民主和权力制衡的原则。
早于西塞罗的波里比阿是西方宪政主义史上最早明确阐释分权与平衡原则的政制思想家。他在对已覆亡的希腊城邦宪政学的追思和检讨中，总结出：任何单纯形式的政制都无力抗拒衰变的周期率；最优良的宪制史权势均衡的“混合政体”。这些思想使他在众多政治思想家中独显个性。
3、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神权时代虽然是对古希腊、罗马时代政治学所体现的民主思想和革新精神的一种反动，但是不得不承认它在完善宪政体系过程中的贡献。正是在这个神权肆行的时代，限制权力的宪政理念成为普遍的政治思想，权力制衡思想开始出现。这一特定的时期影响了宪制思想的发展，并使其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但仍出现了一大批宪政思想家。作为西方基督教神权主义的创立人——圣·奥古斯丁，以一个教父的身份来解释他的宪政思想，把先知们的自然法思想神化，构罗了上帝依法而治世的宗教模式，开辟了宗教法治主义的新传统，影响了中世纪的法治观。
后继的阿奎那以重新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以此解决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冲突而维护神权政治。他迷恋君主制，但是提出以道德、制度和法律来防止暴君政体。针对出现的暴君政制，“应该由公共的权力机构进行，而不应该诉诸于个人私下的判断。”为后世思想家们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契机。
4、文艺复兴时期，是神权由盛而衰的转折期，并伴随着大批思想家的涌现，此时的政治思想家们已经把政治问题与宗教、伦理问题分别开来，从而使政治学获得了彻底的独立。其中，马基亚维利的贡献最为卓越。他构建的理想共和主义宪政国家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完美结合。马氏的政治思想具有浓
厚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色彩，因而在思想史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5、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迎来了西方政治学发展史上辉煌的时代。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自由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主张。思想者们强调个人自由与价值，自由主义得到空前的繁荣，奠定了近代宪政的思想基础。此时，个人权利得到保护，国家权力受到法律限制，民主理念日益成为宪政理论的核心，宪政经过几千年来发展终于完善起来，并在西方的政制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17世纪英国的柯克、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等思想家们，以“天赋人权”为思想核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18世纪的卢梭、孟德斯鸠、西耶斯、罗伯斯比尔等为代表政治学者，打出了“平等、自由、博爱”等资产阶级政治口号。19世纪以来，人权原则普遍化，代议制得到认同，选举权进一步扩大。其中，洛克的“二权分立”，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与分权制衡”，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边沁的资产阶级功利思想等，这些宪政思想中华丽的闪光点，成为西方宪政思想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价值理念。
第二节近代中国宪政之争
一、宪政思想在中国的发轫
1、首先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冯桂芬等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他们摇旗呐喊首先登上启蒙的历史舞台。
2、其次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思想者，他们意识到晚清中国身处西方现代化向全球扩张的格局下，正在发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他们开始思索和寻求中国自救之路，“探源之策，在于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他们提倡兴办军事工业，发展民用工业，举办新式教育，翻译西方著作，持续时间长达30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当时封闭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这也是社会变革的思想基础之一。洋务派以“西学”解“中体”，不可避免的接触西方政治制度，潜移默化中宣传了不同于皇权至上的西方代议制，二者的区别吸引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关注，以至于洋务运动失败后，人们的视角从器物上迅速转移到制度上，可以说洋务运动在其中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洋务运动在某些方面背离了发起的初衷——维护和巩固岌
岌可危的清王朝，无意识的使中国政治思想界逐渐向西方宪政思想靠拢，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提供了政治和经济基础。
3、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思想，也称为早期维新思想。他们已经意识到制度落后对国力的牵绊，开始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种弊端，努力在西方民主制度中寻求救亡图存的理想制度，并且认为君主立宪制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4、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是维新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以报刊为阵地，呼吁学习西方，实行变法。。
二、宪政之争
1、维新派与改良派的论争
是否进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即维新变法。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体制。2、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
要不要“反满”和暴力推翻清王朝，要不要实行民主共和，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平均地权”。
3、严复与胡适的宪政之争
严复是以宪政为用，把宪政作为富强的工具，以致在宪政与富强的问题上，把富强放在首位，宪政次之，甚而为了富强搁置宪政；胡适则是把宪政视为社会道德文明的组成部分，认为不宪政，无文明。即使是在国难当头的战争时期，也力主实行宪政。
第三节国民党人宪政理念之差异性
一、孙中山的宪政理念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倡民主立宪政体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政治思想极为丰富而复杂，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宪政思想中一部分精华，又融入了苏俄“党治”理念，形成了独特的宪政理念。
1、孙中山的宪政历程
孙中山宪政理念来源于他曲折的经历和政治实践。
美国檀香山长大的经历影响了他的思想；给李鸿章上书的失败；组建兴中会、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任临时大总统、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两次护法运动、联俄联共政策。
2、孙中山宪政理念的构建
孙中山丰富的宪政理念，是以“三民主义”为总纲领，以五权宪法和权能分治为基本原则，实行“以党治国”体制，鉴于宪政在当时的中国不是一蹴而就的，孙中山设计了“革命程序”论，即分阶段而治，以期最终能够达到宪政。
（一）、“三民主义”与主权在民
（二）、革命程序论的确立
（三）、五权宪法与权能分治
（四）、党治理论
（五）、地方自治
二、胡汉民的三民主义与训政思想
胡汉民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跟随孙中山时间较长，是孙中山的政治继承人之一，对孙中山的思想颇有研究。他自诩“忠心”于三民主义遗教，但排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他对于三民主义思想的演绎及“党治”理念的设计，无不与他利益的消长相互关联。
关于训政思想。胡汉民赞成孙中山的训政设想，早年他就撰文阐释训政思想加以宣传，认为这是中国走向宪政不可缺少的步骤。
关于五权宪法。他认为要实现宪政，必须使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同时并举，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胡汉民特别强调了训政时期的地方自治，指出训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国民党对民众的训导，地方自治的完成等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才能归于宪政，所以地方自治是训政时期最要的工作任务。
“以党统一，以党训政”是胡汉民政治思想中倡导的首要内容，以中央政治会议作为领导全国训政的最高机关，涉及建国大计、施政方针、内外政策及政府人选等重大问题，“以党治国”思想模式基本确定。他的“以党治国”的训政纲领，奠定了国民政府的训政制度基础。
三、汪精卫思想剖析
孙中山逝世后，为了压制蒋介石日益增长的权势，1928年，由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汪精卫派人物组成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即改组派，提出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国”。
重新解释孙中山的建国思想作为争夺权力的工具。改组派把“改组国民党”
说成是秉承孙中山1924年改革国民党的精神进行的，以“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1。认为国民党已经成为一个腐败的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三民主义已经被篡改，因而要从“复活革命的国民党”、“恢复民众的基础”、“恢复农工政策”、“恢复党的严密组织”、“恢复党的民主精神”、“恢复不妥协的精神”2六个方面去改组国民党，以期能够真正实现民生主义。
四、戴季陶主义的出台
戴季陶也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曾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孙中山逝世后，被视为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其实早期的戴季陶曾经主张过君主立宪制，后开始对民主共和制沉迷，又一度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活动，而最终却成为坚决的反共理论家。
提出“仁爱是人类的生性”，他的尊孔思想成为蒋介石思想的核心内容。戴季陶这些理论的阐述都是为他的“三民主义共和国”这一“最高原则”作力证的，实质是一种“集权制”，尽管他在之前标榜了“民主”二字。强调仍以五权宪法作为立国之原则，嘲笑西方三权分立经典制度的“幼稚”。
五、蒋介石的“训政”理论
将儒家文化和三民主义融合起来，认为“三民主义是渊源于中国正统的道德观念的。
在革命程序论的表述及阐述中，蒋介石尤为强调训政时期的重要性，指出“民权不外四种，就是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
“以党治国”是蒋介石训政思想的重要内容。
蒋介石规定了地方自治的基本要务：第一是新生活运动和劳动服务运动；第二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第三是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思考题：西方的宪政思想在古老的中国到底产生了如何的变异？
参考书目：
1、黄基泉著：《西方宪政思想史略》，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1施存统：《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1928年6月），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7页。
2施存统：《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1928年6月），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第677－691页。
3、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4、谢维雁：《从宪法到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周异斌、罗志渊：《中国宪政发展史》（增订本），大东书局1947年增订再版。
6、夏新华、胡旭晟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二章宪政理念下的“党国”初成教学目标：
1、理解“党国体制”的涵义
2、党政双规制的概念
3、国民党“党国”的建制及特点
4、国民党内部的利益纷争
重点和难点：
1、“党国体制”的概念
2、国民党的政治体制运作的特点
3、国民党内部党军斗法
授课学时：4个学时
主要内容：
第一节粤汉时期的“党国”初兴
粤汉时期虽然不是中国国民党大陆执政时期的主要政府形式，但是却是国民党党国体制模式的初创阶段，是完全承接孙中山宪政理念的，也是其忠实的执行者，这一阶段的体制在某些方面呈现了民主性的特征。但是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在中国国民党政治制度史上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它经受住了与军阀的对抗，却最终成为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一、广州时期
广州国民政府的前身是孙中山于1923年建立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即大元帅府，这是一个军事机关设计的特殊政权形式。这一组织体系实际也是建立在1921年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的组织体系基础上的。
1921年建立的政府组织体系是大元帅府建制的蓝本，鉴于孙中山两次护法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及与各方面的利益协调问题，决定不再以大总统自居，而建立一个对外形式上的军事机关，以麻痹外界的利益均衡者，实际上运营的是一套政府的新政模式，这也是孙中山对于当时形势的不得已的斗争策略。孙中山任大元帅，具有军政的最高决策权和人事任免权，实行的个人独裁制。胡汉民任总参议，蒋中正任参谋长，因其辞职未就，后改任张开儒。谭延闿任内政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等等，分工巨细。直至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大本营才
告结束。大本营从建立之时，就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形势，成长步履维艰。一面要与北京政府对抗，还要应付内部沈鸿英和陈炯明的叛变，平息广州商团的暴乱，外患内乱不断。艰苦的东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的时机才渐趋成熟。大元帅府时间虽然也较为短暂，但是它的设置初步尝试了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实行独裁制，但为形势所限，这一特殊政权机关并未完全的发挥孙中山的宪政设计理念。
孙中山的“党治”理念，主要是强调由革命的政党来领导革命和治理国家。“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是用三民主义“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这是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仿效苏俄“党国”体制而在政治制度上推进的重大革新措施之一。经过改组以后的中国国民党，号称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以党治国”与“联俄”“容共”的政策，是此时国民党的基本纲领。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采取了一种所谓“委员合议制”的决策方式，目的在于强调合议精神，反对个人独裁。
1925年7月1日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是在原广州大元帅府的基础上创建的，是早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决定建立的新式“党治”政权。1925年，孙中山病重期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决议将大元帅府的一人独裁制改为合议制。6月24日，胡汉民宣布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府改组议决案》，并宣布：“对于政府改组，亦经郑重考虑，决定采用合议制，以期收集集思广益之效。”3代大元帅胡汉民于6月27日发布改组政府令。7月1日，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同日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基本体现了新政府的阶级性质、组织原则等，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4，必须符合国民党的基本政纲和每一时期的具体政策，充分体现了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政治原则。为实现国民党对政府的指导监督，国民党中央在决议成立国民政府的同时修订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组织法，规定两项内容：一是政治委员会直属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指导国民革命为基本任务；二是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施政方针并交国民政府执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是决策者与实施者的
3《胡汉民宣布施行政府改组决议案电》（1925年6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4《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25年7月1日），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2册，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230页。
关系。
与此前广州的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不尽相同，广州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并非来源于国会，而是孙中山的政治“遗嘱”。为了维护政府的合法性，孙中山的继承者不得不更加强调“党国”体制并力求彻底的推行。
在中央军事机构中，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为最重要。军事委员会是国民政府中设立的最高军事行政领导机关，实际上代表着原定设立的军事部的职权。
这一时期的许多规定，都强调了国民党的政治领导地位，但由于战乱环境的影响，蒋介石的“武人”出身和个人野心的膨胀，在加上此时某些制度规定的漏洞，以及诸派系之间的纷争等原因，“党国”体制在具体的行政权力管理上逐渐远离了初衷。
在地方行政体系方面，1926年11月，广州国民政府公布的《修正省政府组织法》规定：废除了旧的省、道、县三级制，改为省、县两级制，并且将旧的行政长官独任制改为集体领导的委员合议制。
二、武汉时期
1926年10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占领了武汉三镇。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了关于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入武汉的决议。12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正式迁至武汉。随即，武汉国民政府重新修订了政治制度，对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人事作了重大的调整，在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有重要意义。12月13日，中央联席会议成立，兼具党、政双重职能，代行中央政治会议职权，并代表国民政府处理内政外交等重大事务。
治色彩极为鲜明，是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显著特点。如果说广州国民政府是孙中山党治理念的尝试时期，是党国体制的确立时期，那么武汉国民政府就是“党治”进一步强化期，不论政治、党务、军事，还是教育、媒体等都以党化为特色。在中央，秉承“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的原则；地方上通过《省党部与省政府之关系决议案》，规定了党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纳政府与党部指导之下。“党政双轨制”在这一时期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人事任用制度、司法、教育等方面的党化规定都极为严格。这一时期政治、
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得到蒋介石的称赞。但这时候的武汉政府正处于近代的三足鼎立时期，已逐渐丧失法理地位的北京政府，以军事为基础而夺党权的蒋介石为首的南昌政府（后为南京政府），三者之间相互对峙。这一局面虽然短暂，但是确实形成了民国时期特殊的政治局面。
这一时期，由于北伐战争展开及政权扩张的需要，军事成为国民党政权运作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国民党执政的内在特征不得不以军事为依托、进而突出政治及党治的合法性。身掌军权的蒋介石，把总司令部置于国民政府之上，实现以军治党，以军治政的军事独裁。事实上的以军治党、以军治政，不可避免地与孙中山苦心经营的“党国”体制相违背，现实政治也不可避免地推动着“党治”原则的变形。此后，由于国民党的执政环境未有明显改善，通过军事手段维持政治统治的方式成为国民党政治运作的常态，“以军治党”、“以军带政”甚至党政必须服务于军事斗争的运作模式，严重影响到国民党“党国”体制的运转。在经过广州、武汉时期的短暂高涨后，党权日渐低落，“党国”体制日益空洞化。
第二节政治建制、运作及其特点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仅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却是民国政制的重要转折时期，是国民党从孙中山时代向蒋介石时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过渡时期，也是国民党开始进入党国体制的重要时期。这两个政府不是独立的，而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一时期里，国民党把其总理孙中山的宪政理念切实的运用到实践中，不断进行体制的探索。
一、建制
按照建国大纲的规定，国民政府基于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法理基础，中央政制采取五权分立。国民政府政制初创之时，设立了大理院、监察院等，从组织运作上看，国民政府作为行政机关，大理院则为司法机关，监察院与惩吏院为监察机关。此外还有外交部、财政部、军事部和秘书处等。虽然缺少立法机关，但是作为最高政治权力机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政治委员会可以暂为立法机关，虽无考试机关，但于监察院设立了考试一科，行使考试之权，并规定：司法行政人员应经考试合格而任用；设立课吏馆际举行县长甄别试验前之校外补习，均为实行考试权之先声。5可见已经粗具五权分立的形式。
5王正华：《国民政府初创时之组织及党政关系（1925年7月至1926年12月）》，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
广州革命政府所辖治之地域虽然狭小，但是行政自上而下初成系统：国民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国民政府实行政军分治的原则，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互不统属。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指导监督，实行委员制。
在中央，党政关系比较分明，政府要接受国民党的指导与监督。
军事委员会于1924年改组后，以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谭延闿、胡汉民、廖仲恺、蒋中正、伍朝枢九人为委员。国民政府成立后，军事委员会委员又改为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中正八人，是统辖全国军务的最高军事机关。军事委员会是军事上的决策机关，与国民政府之间，实行军政分治，但在人事上是相通的。
武汉国民政府在承接党治与合议制的基础上，对前制进行了很大的修正。初始设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暂时执掌最高权力。这一时期，为了限制蒋介石军权的发展，以政压军，以政治军，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将军事委员会纳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中，充分体现后者与前者的统属关系。
基于五权分立的原则建立的监察院、惩吏院，同样受中国国民党的指导和监督。两院作为监察机关，行使弹劾惩治官吏的职权，目的是为了能够监督官吏，保障民权的切实行使。
作为司法机关的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关，于是大理院兼得审判与司法行政事务权力。
关于地方组织，按照孙中山所主张中央与地方均权的原则，实行党治和委员合议制。外交权、国家财政、国防及用兵都归中央，地方财政、绥靖地方事宜归地方负责。
二、运作效率
广州、武汉时期，地方党部运作的效率：蒋介石曾云：“现在各地党部，都有很多缺点，最重要的是没有基本的训练和严肃的纪律。各级党部的组织虽然粗具，事实上仍是一个空架子，平时不能训练党员，使党员服从党纪，突然有一个党部，有什么用处呢？”。
广州国民政府的特点：“一是小政府，政权规模小，机构不完善，辖治区域史论集》（第7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128页。
不广，却驾驭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二是多色彩，其政权行为总的说来体现了国民党的革命主张，但也反映了各种复杂的关系和尖锐的矛盾，从中透视出传统与近代、中国与外国、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政治思想和政权观念的冲撞，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政治产生复杂的影响；三是多取向，各种政治观念和势力影响着处在十字路口的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政府。”6这一总结从整体上评价了广州政府时期政治的特点。实际上党治和委员合议制是这一时期的政制的主要特点，但是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呈现出了多样性的特征。
武汉国民政府，经过二届三中全会的修正，政制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全会的目的“乃在更彻底的实施合议制”。武汉政府给当时人留下的最深印象，无疑是其浓厚、激进的党治色彩。武汉时期的党治形态虽然与广州一脉相承，但当党治特征更为突显和鲜明。
合议制的产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独裁的势头。
过渡性也是这一时期所具有的显著性特征，它上承孙中山的大元帅府，下载南京国民政府，经历了军政合一的一长制、胡汉民的代理制、汪精卫时期的委员合议制、蒋汪合作制度及蒋介石独裁制度，是中国国民党从孙中山时代向蒋介石时代转换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它见证了孙中山所设计的“军政”时代的结束，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开始。同时，这一时代也记录了国共关系由合作到分裂的历史演变。它的使命在遭遇南京国民政府时候就已经黯然结束，于是在它的基础上，一个新的有独裁倾向的政府就宣告产生了。
第三节党军斗法的隐患：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之间的斗争蒋汪胡之间的权力争夺：
1、胡汉民的落败
2、蒋、汪之间的抗衡
汪精卫、蒋介石、共产国际
3、蒋、胡之间的合作与斗争
通过中原大战，稳定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进一步巩固了军事实力，借“约法之争”打击了与其“党国”理念不同的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及各派势力。1931年5月5日，在蒋介石的力主下，国民会议制定并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根
6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据“约法”规定，政府的权力和独立性在“以党治国”原则下得以扩大，胡汉民赖以对抗蒋介石专权的“中政会”，对于国民政府的指导监督作用被大大削弱。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都由国民政府训导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督五种治权由国民政府行使。如此一来，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及对政权的掌握，便如空中楼阁般的空虚。而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就可以摆脱国民党中央“合议制”的约束，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独掌大权。
思考题：蒋汪胡三者宪政理念的差异，及之间斗争的复杂性？
参考书目：
1、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王光远、姜中秋：《汪精卫与陈璧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
3、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4、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发行。
5、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
6、付春杨：《民国时期政体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7、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三章宪政价值与利益冲突
教学目标：
1、了解胡、蒋之间的“训政”理念差异
2、人权运动
3、五五宪草
重点和难点：
1、理解什么是“训政”及蒋胡对其的不同理解
2、人权运动反映出的宪政思想
3、五五宪草的有关问题
授课学时：4学时
主要内容：
第一节胡、蒋“训政”异见：囚禁胡汉民
一、胡汉民的“训政”理念
国民政府建立后，为求政权的合法性，依据孙中山的规划，军政结束后，应该进入训政时期。在与蒋较量中败北的胡汉民、孙科远走欧洲，但是他们密切关注国内形势，向蒋介石先后提交了《训政大纲草案》和《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要求进入训政，“以党治国”，试行五权宪法。蒋介石欣然接受，由此，二者合作重新开始。这次合作是以双方的相互妥协为前提的，利益均等是首要条件。
胡汉民的训政设计，基本上是孙中山训政理念的再现，强调“以党治国”，而这个“党”只能是中国国民党，即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他也知悉一党专政的结果难免会出现独裁的势头，因此由他设计的制度均以“政”来遏“军”，政治会议便是他遏制蒋介石军事独裁的主要手段。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训政纲领》，确定了“以党治国”的基本原则，国民党“一党专政”得到制度上的确认。纲
胡汉民注重法治建设，在他任立法院院长两年多的时间里，积极主持制定了民法、刑法、公司法、地方自治法等16种法典，构成了国民党政权法律体系下的基干。7其目的也是通过法治遏制蒋介石的军人政治。
胡汉民的立法思想依然是以三民主义为前提的，把三民主义奉为国家的最高原则，“除在整个三民主义之下从事于整个国家之建设外，是没有第二个最高原则的。”
胡汉民的立法思想包涵了三方面的特性：时代性、民族本位和社会性。时代性也即时效性，他解释为法律“必须为一定的时代而立的”；民族本位，也即国家本位，实际上是法律“必须是为一定的领土范围而设的”；社会性，即针对社会上特定问题，就是法律“必须是为一定的事实而设的”。并把这三点概括为“时间，空间，事实”，认为是法律生存的必要条件。他重视“人”的权利，认为法律制定的目的也是“谋人民生命财产之保障”。他反对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宪法论，认为一个是“重于主观的理解”，一个“忘记了法律是为人而立的”。
胡汉民立法理论的阐述，利用了三民主义来驳击蒋介石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打算。
胡汉民通过五院制的设计、以及立法院和监察院职权的设置来牵制蒋介石为首的行政院。他所设计的五院制的基本精神在于分权与合议，从而避免权力的过于集中，操作上以中政会的形式出现；通过立法来限制行政，欲以立法院作为国民政府的重心。
二、蒋介石的“训政”理念
对于依靠军事力量起家的蒋介石来说，训政不只是继承最高领袖的遗教，以7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二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确保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更是对自己政治实权的保障。他与胡汉民握手言和，目的是为了利用胡汉民国民党内的权威性扫除异己力量，巩固自己的权力。
蒋介石主张“以党治国”，明确“就是以中国国民党治国，就是以三民主义治国。”
蒋介石主张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理念中，除了胡汉民保持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地位之外，最终目标是在一党专政的合法性保护下实现个人独裁。
关于法治思想，他认为道德与法治不能分开，“中国的政治哲学主张道德与法律兼用，不过有先后之分”。指出三民主义也是“渊源于中国正统的道德观念的”。剥离了孙中山对于西方先进文明理念的汲取，一味的把其归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劳，为三民主义的儒家化进行法理上的解释。
蒋介石并不满足于“党治”，军事独裁才是他的思想归依。“清党”使其迈出了掌握军权的第一步，“中山舰事件”中他又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取代汪精卫坐上军委主席的大椅，北伐的胜利再次让他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进一步上升。
蒋介石要求召开国会，制定约法。一方面是为了尽快把自己政治和军事胜利的成果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下来，另一方面也迫于两方面的压力，一是国内要求宪政的呼声越来越高，二是汪精卫等主持的太原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尤其是后者对蒋介石的冲击非常大。因此，他决定尽快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胡汉民坚决反对。
三、囚禁胡汉民
1930年之前，蒋介石因为忙于与各地方军阀势力的军事战争，无暇顾及胡汉民以“党”压“军”、以“党”抑“政”等种种打压蒋介石的手段。1930年的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军事达到了空前的胜利，政治上的呼声也逐渐升温，他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政治上来。对胡汉民由原来的忍让转变为不满与攻击。1923年2月28日晚囚禁了胡汉民。5月5日，国民会议正式召开，对约法草案进行讨论，5月12日通过。同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蒋、胡矛盾名为“约法”之争，撇开二者训政理念的差异，实际是国民党内最高党权之争，是谁能作为最高领导人的面貌出现的斗争，二者积怨由来已久，“约法”之争既是一个导火线，也是必然的结果。蒋、胡联合是为相互利用取益
而生，终以利益冲突而分。不论蒋、胡的“约法”之争是“党治”与“军治”之争，还是“党治”与“法治”之争，都不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框架。
第二节人权运动与30年代初之宪政呼声
1925年以后，国民党各党派的法统之争，导致孙中山三民主义解释的多样化，而从深层次上看，作为政治工具的三民主义难免或多或少失去本来内涵，被添加了许多功利性的成分。进入训政后，国民党以“以党治国”理念为准则，逐渐建立起“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引起各阶层的不满。
一、人权运动风波
1、人权的概念：是每个人都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权利，即“获得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国民政府建立“一党专政”的企图已经非常明显，不但把孙中山理念中的五项治权和四项政权全部纳入国民党及其政府名下，就连民众最基本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力都被削夺殆尽，遭到各个阶层的强烈反对。
2、曾表示“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在《新月》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攻击国民政府侵害人权，提出了民权保障与建立法制的关系，认为保障人权应该以法制为基础。此文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各种刊物的文章纷至沓来，探讨以党专政、人权、法治等问题。以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新月》为阵地，以平社为组织机构，积极撰文揭露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倡导人权，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人权运动”。
人权派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著书立说，如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梁漱溟的《论当前宪政问题》等，从思想上援助胡适和罗隆基，宣传人权，声势颇为浩大，引起了社会上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少数国民党人的共鸣，像张元济、蔡元培等也盛赞胡适的文章与观点，并对此表示支持。
3、国民党的反击
在《人权与约法》发表不久，就遭到国民党激进分子的猛烈讨伐，一时间《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大公报》等报纸纷纷载文批判人权派的主张。他们不满胡适对国民党和孙中山思想的指责，认为这是妖言惑众，文中也充满了对胡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