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条时代让人更幸福10个观念
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利，观念才是推动这个星球的神秘力量。一场全球性的经济萧条，不可避免地持续到2009年，这里，我们推出萧条时代让我们更幸福的10个观念。
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我们的专题并非强作笑颜，而是在承认形势不乐观的前提下，提供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从“危”中看到“机”。甚至，客观环境没变，只要观念转变，苦事就变成了乐事，这是一种智慧。这10个思想中，主要是针对个人的，也有针对政府的，社会的，有经济理财领域的，也有生活哲学领域的，有的务实，有的务虚。
我们坚信，好的故事能让我们幸福，好的思想也会让我们幸福。
景气低迷中的企业家行为
《哈佛商业评论》经常将几十年前的老文章拿出来重新刊登，因为，这些老文章中闪烁的智慧并不随时间湮灭，相反，它们历久弥香，读者温故知新。这里，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授权本刊刊登的本文即属此列，它作于十年前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的经济萧条中
周其仁
景气低迷，是目前许多厂家面对的一个现实。本文试图提出，企业和企业家在景气低迷时期的行为，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样的题目从何谈起？我想还是先从几个故事开始。
故事里面大有学问
第一个故事是冰箱的门。冰箱原来都有个门把——鼓出来的那么一个物件。但是你现在到商场里看，大部分冰箱的门都是“暗开”的了，就是没有门把了，只是在门的上边，开一道暗槽。这当然不是什么太大不了的发明创造。但是，对于住房面积比较小的许多中国家庭来讲，这个小小的改进有其功效。因为许多家庭希望冰箱有装饰功能，放在那里比较好看一点。没有门把的冰箱门，可以满足这么一点需要。事后来看，这件事平淡之至。但是对于第一个做出没有门把的冰箱的工厂来讲，就不简单。生产线要改，模具要改，其他设备要改，工人习惯的生产工艺和流程也要改。那么，谁在中国第一个生产出没有门把的冰箱来的呢？据科龙集团主管技术的陈福兴副总裁讲，是科龙。什么时间？1988年至1989年。为什么在那个时间？因为不景气。冰箱生产“过剩”，要竞争图存，不拿出点新的东西，商场和顾客如何会买你的账？你听，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意思了？企业为了对付不景气，加快了创新活动。你再问下去，果然就是科龙的一条发展线索。冰箱的门可以两边开，第一个也是科龙在国内生产出来的。门可以两边开，冰箱在房间里的摆法就多了。冰箱可以就着房间，而不是房间必须就着冰箱。什么时候搞出来的
呢？就是前两年业内人士普遍抱怨宏观调控把经济调下来的时候。去年以来，市场更“冷”了。科龙的产品可就更“花”了。他们率先引进“热转印”技术，在冰箱门体上压膜制成大面积图案，高温成型，永不脱落。冰箱的装饰性更强了。
这只是讲了一扇冰箱的门。创新的背后是投资、技术改造和管理。科龙的轨迹非常有意思：每逢景气低迷就大手笔投资。去年、今年，科龙在成都收购成都发动机厂的一个车间，在西南建起一个冰箱生产基地。一家伙投入2.5亿元现金，把原来整个车间推倒。潘宁(科龙老总)的理念是，市场低迷，大家难过，我扩大规模，提高竞争门槛，等到下个市场高潮来到时，科龙已经准备好了。你总不能说，等市场热点来的时候，你才去推倒车间建生产线吧。潘宁讲的这一条，不是什么点子大王的秘诀，但就是很难做到。就是把这个方子告诉天下所有老总，也不是个个都可以照做的。在景气低迷时大投资，你要多么雄厚的实力、多么稳健的财务基础和多么好的信用!这样讲起来，后面的学问就大了。
第二个故事是酒。中国人早就知道“酒是陈的香”。但是，消费者买到的酒，究竟有多“陈”，从来没有成为我们这样一个酿酒大国里酒品的一个卖点。欧洲的酒不但“越陈越香”，而且“越陈越贵”。人家把酒的年头标在酒牌上了，多一个年头多一分价钱。现在国内也有标明陈酒年份的酒品了。第一个标明酒年份的是谁？据我所知，是古井贡酒。市场上有“五年古井”和“十年古井”等，年代不同，价钱不同，越陈越贵。什么时候有此“创新”的呢？1989年，市场低谷，连古井贡酒都不好卖时。从此消费者可以喝到不同年份的陈酒，多了一种口福，厂家多了一个卖点，增加了突破景气低迷的力量。
最近又有报道，上海两家很有名的超市，在国内第一个改变了跟供货商的合约模式。原来流行的是所谓代销制，就是你厂家的东西放到我这里来卖，商家只是代销，要是卖不掉，对不起了，你负担吧。但是这样一来，厂家对商家怎么可能一心？等到市场热起来时，商家竞争加剧，厂家就可以拿一把，轮到他做大爷了。如此循环，家家得到平均利润(或者平均没利润)，谁可以出得头？上海的这两家超市“逆向”而动：偏偏在市道最不好的时候，主动跟上千个商品品质好的厂家签订了买断性合同——就是商家把产品买断，卖不出我承担风险。在低潮的时候这样结成的联盟，到商业高潮来的时候就非常可靠。这也是景气低迷时投资的故事。
最后一个故事，“永和豆浆大王”。这是一家台湾食家的连锁店，把豆
浆、油条、小笼包、牛肉面这样的小生意，从台湾地区做到了美国。你在洛杉矶中国城“永和”的铺子里，可以喝到地道的中国豆浆。几年前，“永和”进军内地。北京海淀区三环路边上开了一家，墙上写的是“中国第26家”，卖的无非早先上海路边摊摊上的早点，但你看人家那个红火。就是在现在，市道不景气到了顶点，多少大小饭馆酒楼门可罗雀，“永和”一个卖豆浆的，绝没有什么“高科技”，冬天能把冰激凌卖得如此火爆，到了夏天还怕什么呢?
景气低迷另外产生的故事就不像上面的几个那么美妙。许多企业现在不是什么创新问题，更不是什么投资，而是活得下去与否的问题。关闭、合并、重组，工人下岗、老总下台、公司换旗，这些都不是好事，需要政府谨慎对待。但是，事情也有另一面。景气低迷是完成市场重整和企业重组的良机。市场出清劣质公司，多半在景气低迷之时。所谓竞争优胜劣汰，多半不在景气高扬的时候。试想，无论谁的东西都好卖，萝卜快了不洗泥，你说谁“劣”谁“优”？但是，一个经济要是没有优胜劣汰，产品如何更新换代？经济结构如何优化？经营活动的质量如何提高？所以，市道越低迷，企业越两极分化。憋到一定时候，该淘汰的淘汰，该重组的重组，该兼并的兼并。要是日日景气，“六亿神州尽尧舜”，海尔到哪里去吃“休克鱼”，科龙又在何处可以精挑“生猛海鲜”呢？
经济萧条的正面功能
上面的故事都平常，谁也看得见。但是，联想到经济增长，我们对市场不景气的认识恐怕也要“重组”。过去讲经济萧条和危机，只有灾难的一面。政策上就是如何调节景气，防止损害。原来以为经济波动只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关，计划经济则可以消除景气循环，至少可以主动调整加以避免。现在反过来，大家认定西方发达国家可以成功调节景气，值得中国人学上三招两式。无论怎么180度地翻转运动，就是不能面对景气波动在古今中外都消除不了的现实(否则奈特的“不确定性”概念，怎么可以“活”到今天)。至于经济萧条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功能”，更被看做奇谈怪论。
但是，经济萧条对经济增长确有“正面功能”。妨碍我们看到这一点的，除了利益的原因，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推理。比如，“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的分类。依我之见，这个分类之所以没有道理，在于它假设市场里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是一样的。1989年，没标陈酒年份的古井卖不动，“五年古井”和“十年古井”买不到，问：古井贡酒是不是买方市场？1995年，单向开门的冰箱过剩，双向开门的冰箱短缺，
问：冰箱是不是卖方市场？1998年，一般饭馆过剩，“永和豆浆店”短缺(否则为什么老是排队)，问：饮食业是什么市场？三问下来，自知讲不清楚何谓买方市场、卖方市场。讲不清楚的原因，是分类概念本身有问题。冰箱、酒和吃食，每一个时期，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都同时存在，某一品种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过剩”了，另一种或多种同时“不足”。推广开来，人类的衣、食、住、行、用，无不如此。在最不景气的时候，也存在着“卖方市场”，否则怎么会有经济增长？企业家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这就是企业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就是不断通过创新来制造“卖方市场”。这样的“卖方市场”多了，景气低迷就走出来了。
进一步要讲景气低迷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不免显得突兀。但景气低迷导致的重组和创新活动密集，驱动经济增长沿着结构更新、品质提高和技术、组织创新的路径前进，恐怕是经济生活中不争的事实。这里有两种机制。一是商业低潮大大降低了企业组织在市场环境里“存活”的临界值，客观上会把在经济高潮时难免带来的滥竽充数的企业和企业家列入“淘汰名单”。二是低潮时期商业世界激烈竞争的冷酷现实，会以“不创新就是死亡”的压力逼迫企业家发挥潜力。结果，“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越是景气低迷、难度非常高的时候，市场越可以识别出优秀企业家。从上面几个故事可以看出，很多出奇制胜的动作是景气低迷时完成的。最重要的学习是这个时候进行的，因为在这个时候逼得你非学不可。现在全球讨论东南亚经济危机，人们热衷于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似乎被忽略了：那些最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包括中国的)，在急速的亚洲危机之中究竟如何应对？如何调整战略战术？如何创新图存的呢？
没有微观基础的宏观调控
凯恩斯以来，经济学家在景气低迷时呼吁政府运用经济政策刺激总需求、启动市场，但依我之见，把政府作为启动市场的诉诸对象，错得离了谱。我的道理是，政府是不可能直接提供突破“买方市场”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能够提供这些的，只有企业和企业家中富于创新精神的那一族。诚然，政府对市场疲软(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流行语)的社会经济后果极为关心，并承担着很重的责任。但是，政府终究是生产不出不带门把的冰箱的，就像政府也从来没有向市场提供过一瓶“五年古井”一样。能够提供这些的，是企业，特别是“企业家控制的企业”。至于政府用多印刷票子的办法
“启动”市场，除了为下一轮高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不会有别的效果。讲到底，除非有足够的企业和企业家创新活动，不以未来的高通货膨胀为代价，政府断然“启动”不了今天的市场。
财政政策又会如何呢？我的看法，离开了企业家的行为，财政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无法带动市场景气的。近十年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但相应的经济问题也日积月累。多少富丽堂皇的机场没有几驾飞机起降；多少漂亮的高速公路一年跑不了多少车。按照常识，我们不免要问：这些耗资巨大而又无人“买单”的“宏伟工程”，究竟到哪里去下账？流行的回答是，“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超前”。超前当然很好，问题是要谁来为“超前”付费？无人付费，如何超前得成？就是有人付费，还要问一问，这个“费”将来要不要还？如果要还，就要问，还本付息的财务基础在哪里，以及谁来事先估计、预测和决定？显然的道理，政府不合适来作这类决定，因为基础设施投资的还本付息期很长。政府定期换届，顾不了那么长。当期多修，政绩显著。但以后不能还，就会引起财政金融的麻烦。
现在不少经济学家说，为了拉动景气，中国需要一个“罗斯福新政”。这就是说，政府用税收修一批无须将来付费的基础设施。政府只是“投入”，而不是投资，因为根本不用还。这样既刺激经济景气，又形成一批“超前的”基础设施，岂不两全其美？按照传统的公共财政理论，政府用税收修公共基础设施，理所当然。凯恩斯以来，以财政政策刺激景气，为很多国家的财经精英们津津乐道。但是，有几点要当心。一是“无须付费”的东西，“需求”会无限；二是不以未来的收益为标准，项目合理性的标准就没有了——这两条使得政府“投入”的经济效果必定不好；三是所谓“无须付费”，最终还是来自政府从企业和居民那里课来的税。不景气时期，政府增加课税和开支，但企业居民的开支要减少，一进一出，对景气的影响会抵消。考虑到从企业居民“溢出”的收入转化为政府较低绩效的“投入”，经济不景气还会加剧。
更实际的问题是，我国已建的大量基础设施有待整合，“超前”而无人付账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少。“为了景气”，再由政府主导突击“超前”一批，老账未结又加新账，又找不到真正付钱的主，那样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国民经济承受不了如此“超前”。
因此，把市场景气低迷看成绝对的“坏事”，并诉诸政府“启动”市场是错误的。景气低迷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一个经济突破景气低迷并不难，难的是不以“
预支未来”为代价。至于能不能在景气低迷的突破中提升经济生活的品质，真正达到经济增长，那就要各看各的气数了。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企业和企业家在市场景气低迷时期的行为。中国已经历多年的高速经济成长，数量上的GNP长出了一大块，但经济活动质量和品位的提高，与增长速度相比远不相称。当前亚洲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的景气低迷，自有其形成的道理。如果今天可以快速为危机和景气低迷“解套”，那么它在昨天就根本不会形成。当景气低迷来临时，经济学家试图“教导”政府如何调控经济、启动市场、摆脱低迷。但是在看了一些杰出的企业和企业家在景气低迷时的行为之后，我不免要问，除了诉诸政府刺激景气之外，难道在景气低迷中真的别无他事可干了吗？
尽管衰退的经济影响可能巨大，但长期而言，它对工作和工作习惯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
琳达·格拉顿
当我们回顾2008年至2009年的衰退时，它将被视为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它将让我们“正本清源”，在下一轮过剩前，纠正过去的支出过剩。这是一场经济“斋戒”。上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的衰退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衰退就是糟糕透顶的事情发生之时；就是我们立足的根基塌陷之时。
处于衰退时——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人们关注的是资金、金融和经济。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图片和数据，“10亿”成为一个常见的数字。短期而言，吸引注意力的是资金，但长期而言，衰退将像影响我们的钱包那样，影响我们的日常工作。尽管衰退的经济影响可能巨大，但长期而言，它对工作和工作习惯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
1981年至1982年的衰退预示着“终身工作”想法的终结。工作和职业绝不是一回事。上世纪80年代的衰退过后，人们的箴言变成了“自由职业者”。员工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从“子女与家长”变成了“成人与成人”的关系；弹性工作越来越被视为一个可行的选择，只有那些受到蛊惑的人才会认为他们有一份终身工作。这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规范，它让一些人陷入了绝望，同时给其他人带来了解放的感觉。
1990年至1991年的衰退加速了这些变化，同时增加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维度：全球化。通过把工作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印度和东欧等新兴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成本下降了。接下来的10年，低成本工作加速流向发展中国家，融入了信息技术(IT)和研究等行业人才的全球化。
那么，目前的衰退将给未来10年的工作造成何种影响呢？当然，我们事后很容易发现这些趋势，但当你处于经济低迷之中时，就比较难以做到。但我们有足够的线索进行推测。
首先，虽然人们目前关注的重点仍是提振金融和经济，但最终我们将开始质疑目前的领导和决策标准。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命令和控制”式领导风格，让雷曼兄弟的理查德·富尔德(Richard Fuld)等首席执行官可以单方面做出有关整个公司的决定。这种风格将日益受到详细审查。如果群众是真正明智的，我们为何要相信一小部分人的决定和知识？我预测，未来几年，越来越多的人们会意识到，把决策和领导权分配给更广泛的不同人群将产生更佳决策。这将对领导人的选择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过去的衰退往往加速了那些在衰退之前不太受欢迎的行为和程序的发展。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的衰退之前，外包被视为一个过于复杂且困难的选择。只有在付出衰退所必须的代价后，外包才开始受到推动，最终变成一种标准，并在后来得到扩大和深化，变成如今的样子。群件技术也是如此，当时人们对它理解不深，人们说，他们更愿意面对面交流。但现在，去年那些会坐飞机去参加会议的人们已大幅削减了差旅预算。他们不得不使用视频会议和网络播放。一旦成本削减计划放松，一些人将回到机场。然而，其他人则会彻底改变自己的习惯，开始建设虚拟工作社区。
最后，2008年至2009年的衰退将深刻改变人们看待职业的方式。此前的每次衰退都对人们的认知产生了一些影响。上世纪90年代的衰退放慢了人们涌向科技和初创企业的步伐。当前的危机很可能对银行业产生同样的影响——银行业一直是吸引人才的一块巨大磁石。此次衰退的一个好处是，我们最优秀的年轻人可能不会把事业目标仅仅放在投行。
经济衰退是旧秩序毁灭的时刻，所有的假设都会受到质疑，新鲜的行为和想法将获得蓬勃发展的空间。目前看来，这并不太令人兴奋，但长期而言，这是一种对改革的巨大刺激。
(本文作者是伦敦商学院教授本文原载FT)
逆势创业为什么可行？公司的成败取决于创业者本身的特质。也就是说，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是谁”，而不是“我在什么时候做”
乔戈里
不要跳槽，千万不要和老板提加薪，如果你是面临就业的毕业生大军中的一员，那么，不幸的孩子，听着——即使是月薪一千甚至零工资的机会，你也要抓住……形形色色指导我们如何安然渡过不景气时代的报纸、杂志和权威人士，乃至父母，都在反反复复、耳提面命地提醒告诫一个“真理”——总之，在这个还看不到头的经济寒冬里，保住自己的打工饭碗才是王道，即使你感到没吃饱，即使你不爱吃。
常人的目光总是这么短浅。所以，成功者往往是人
群中的少数。
经济衰退不是等待的理由。如果你一直有创业的梦想，有成熟的想法，还有持之以恒的耐力和毅力，那么就考虑创业吧。
正如商业思想家Paul Graham所说，“在经济衰退期创业似乎也不是那么糟。当然我也不是说经济衰退有助于创业。事实其实很简单：对于创业而言，经济状况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公司的成败取决于创业者本身的特质。也就是说，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是谁”，而不是“我在什么时候做”。如果你是“正确”的人，你就可以成功——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如果你不是那种人，那么再好的经济状况也帮不了你。一些人认为“现在经济状况太糟了，我最好还是别在这个时候创业”，他们的这种错误和经济泡沫时期的那些人一样。在那时，人们的想法是：只要创业，就有钱。
在这个不景气的时候，我的朋友、前外企职员Julia终于决定把一直怀有的创业念头付诸实际行动了。
Julia是个地道的上海女孩，精明能干，颇有商业头脑，再加上善于理财投资，工作以来积累下一笔不小的财富，是朋友堆中的“小富婆”。两年前因为厌倦干了十年之久的外贸物流工作，她潇洒地辞职，到澳洲、西藏、四川旅行去“寻找人生的真谛”。旅行归来后，她既一心一意又三心二意地寻找着心目中的“有意义、体现个人价值”的工作。这正是中国股市最疯狂的时段，在退休后就当模范股民的老妈操盘下，Julia在股市的资产一路暴涨，足足翻了一倍多。加上每月固定的一笔房租收入，还有一套几年前买下盼着领动迁款的老公房(买下一个将来可能要拆迁的老房子，这样就可以拿到一笔很丰厚的动迁费，上海有很多人这么做)，待业的日子滋润得冒泡。
当股市里的本金缩水70%，老公房传闻市政缺钱拆迁遥遥无期时，悠哉游哉待业的她终于慌张起来。当决心重新振作、再战职场时，情况似乎不妙了——轻车熟路的老本行成为本轮经济危机中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实在不甘心随便找个工作混日子，Julia终于下定决心去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她不止一次动过自己开餐馆的念头，每次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合作伙伴、理想的店面，就是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还有家人的强烈反对——小姑娘家找份轻松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找个好人嫁掉才是正事。
但Julia决心已下。每个硬币都有两个面，不景气时，创业也有优势。虽然不时传来让你沮丧的公司倒闭破产消息，可是，这也预示着你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取更好更稀缺的资源。譬如，这几个月忙着考察店面的Julia就发现：好多闹市区的现在贴着“旺铺转让”
的白条和联系电话，这在两年前是不太可能的事，你还可以就租金狠狠地砍一笔。而且，和你竞争的对手也在减少。
但别高兴得太早，若是别人做不好，你凭什么能做得好？所以，要非常之慎重，要做出详细的计划书，尽可能地考虑周全。在经济泡沫膨胀的年代，一份华而不实的商业计划书或许可以帮你忽悠到各种VC、天使投资；而这个时候，你得老老实实的。
你要认真考虑特殊时期的特殊市场定位。经济危机，人人自危，大家开始学习勤俭过日子，上海的餐饮业都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有意思的是，一家平价咖啡烘焙食品的连锁店从2008年下半年快速地扩张，抢占了闹市区的黄金地段。无论什么时候去，这家店的柜台前永远拥满了排队买咖啡和面包的人群，不时可以看到外卖人员拎着装有几十个纸杯咖啡的送货包急匆匆赶往周围的写字楼。
在热闹街头和午休时候，小白领们喝上8元左右一杯货真价实的研磨咖啡(相比放奶精的冲泡咖啡)，要上10块钱以内的小点心，享受一把经济危机下“缩水”了的小资情调。我已经注意到，另一家复制这种模式的咖啡烘焙连锁店也在迅速地抢占地盘开店，他们的生意看起来也不错。
这个时候，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才能打得开顾客们捂得紧紧的腰包。经济萧条时创业不意味着你可以忽略经济因素的影响。消费者和投资者现在都会感到囊中羞涩。不过消费者的这种状况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你甚至可以从中获益。你可以为他们做出更便宜的东西。新创公司的东西一般都比较便宜。从这一角度看，新创公司比大公司更适于在经济衰退时期生存。
经济不景气的另一个优点就是竞争压力减少。技术的发展就像列车前进，如果出站时人们都窝在角落里，你就可以独享整个车厢。
对于资金准备更雄厚的创业者来说，你需要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你必须问自己——你想进入的行业在未来是否有很好的成长性？从西方国家的经济史来看，每次经济萧条之后，都伴随着一次巨大的产业转型。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经济持续处于恶劣的境况中，但是那个时候正是微软公司和苹果公司成立之时，之后以个人电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席卷了全球的产业界。
Paul Graham指出，技术进步本身并不太受股票行情影响。所以对于任何想法，迅速行动的回报远高于观望不前。微软做的第一个产品是为Altair系统的Basic解释器。那就是1975 年的世界所需要的产品，如果当时比尔·盖茨多等了几年才行动，一切就太晚了。
再将目光转向国内。享受了二三十年美好时光后，制造业为主的中
国民营企业这些年日子过得都很艰难，经济危机导致的欧美市场萎缩，更是雪上加霜。在这个“危”和“机”并存的时候，与其坐着等死，不如有所行动。
廖童的父亲是温州一家颇具规模的鞋业公司老板。从加拿大留学回来后，作为“接班”步骤的一部分，他被父亲安排到旗下一家工厂当人事总监。因为海外反倾销，原材料成本上涨，加上新的劳动法，鞋业公司利润空间日益稀薄，2008年外贸订单更是大幅减少。这个时候，他终于获得父亲的默许和资金支持，离开家族生意自己到上海创业。
他注册了一家投资公司，组建了自己的团队涉水期货投资。“经济形势是很不好，大宗商品的价格惨跌，但是，现在的风险也很小，有更多时间来学习和追赶”。这个竭力表现成熟的娃娃脸80后男生梦想很大，“等有足够的经验和人才储备后，我们以后向做专业期货经纪公司转型，再以后……投行。”虽然美国人玩一套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把自己和全世界都坑苦了，然而，无需置疑，金融行业未来在中国是最有前途的新兴产业之一。
成立于2007年底的“接力中国”聚集了200多个像廖童这样的民营企业“富二代”，其中有三分之一自己独立创业的，大多进入他们那代草根出身的父辈们搞不懂的金融、新媒体、生物技术等新领域，同时，也背负着延续家业兴旺的使命。
然而，无论你是否拥有一个“富爸爸”，严格的成本控制都是抵抗经济衰退的首要生存法则，对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而言，尤是如此。创始人们取得成功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做一只打不死的商业“小强”，“导致小企业立即倒闭的原因就是总是缺钱。你的公司越是廉价地运营，它就越不容易倒闭。幸运的是经营小公司非常省钱，而且经济衰退有可能让它变得更加省钱。”
Julia从一个创业指导会回来，她刚刚学到了新的一课——一旦创业不顺，亏损多久和多少资金额就该放弃？听上去有些“触霉头”。但是，何时止损，是每个创业新手最不愿考虑、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荷包瘪了？
那就回家吧！
达摩
家？多长时间没回了，有的一两年，有的五六年，甚至有的超过十年。这是无数珠三角农民工的生活写照。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寒冬，让他们卷起铺盖，奔向暌违已久的家乡和父母。这一场取暖之旅，拉近了本已疏远的亲情，让人重新审视家庭的价值。
这样的故事不仅发生在农村。
31岁的傅小筝第一次在一个月里如此密集地看见丈夫。在她的月历牌上，红星的数目第一次压倒了红叉。她万万没想到，一场席卷全球影响到芸芸众生的经济萧条，
几乎挽救了她与丈夫濒临破碎的婚姻，这莫不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以前我一个星期7天，只有两天晚上能看见他。其余5天，他基本上都是喝到后半夜才回家。”那是经济景气的时候，她老公“盖茨”加盟了一家餐饮连锁店，饭店规模很大，楼上楼下好几层，一千多平方，加盟费就掏了400万。丈夫常常因为应酬，夜夜笙歌。
“我以前给他画过考勤表，按时回家就在日历上打一个红星，过了12点还不回家的，就打一个红叉，你真应该看看去年他生意最红火、工作最忙的那几个月的日历牌，上面几乎全是红叉叉！”她翻到其中一张，全部红叉叉的上面，又打了一个最大的红叉，把整个日历都叉住了。“这是一次吵架后我画的，当时真觉得是用大红叉给这个婚姻判了死刑了。”
“盖茨”毫不掩饰地对傅小筝翻了个白眼。“幼稚死了！当我是幼儿园小朋友啊，为了你画一朵小红花就要乖乖表现？”
傅小筝喜欢这种斗嘴，斗嘴是在乎的表示，一个肯跟你斗嘴的老公，总比一个下落不明的老公好得多，所以她更起劲了，一天不落地惦记着小红星。这几个月，红星闪烁，老公的公司业务下滑，应酬少了，回家吃饭多了，本来只负责打扫卫生的保姆又多了一项任务：烧晚饭。
经济不景，餐馆亏损，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的傅小筝成为了家里每个月支付银行抵押贷款利息的中流砥柱。“盖茨”闲下来以后，示好般的接送傅小筝上下班。
经济危机能让家庭成员抱成团，这点傅小筝以前可没想到。社会越进化，似乎婚姻的功能性就越消退，戏文里怎么唱的：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这种分工合作现在已经渐渐消失了。七八十年代的小说里，女人赌气一回娘家，男人就面临着没人做饭、没人洗衣、没人补袜子的尴尬境地，男人一出走，女人就陷入灯泡无人修、煤气包无人换、买米无人扛的悲情角色，现在不会了。“我以前常常发现，我老公确实不用回家，外面宴席比家常菜带劲，酒吧比起居室自由，搓麻比看电视过瘾，就连按摩妹都比老婆温柔漂亮，他在外头多滋润啊！现在可好，舍不得顿顿应酬下馆子买醉了，只好乖乖回家吃饭。”
“盖茨”矢口否认自己现在恋家是因为没钱，“谁愿意天天应酬？有钱有生意做的时候，谁都粘着你，跟你称兄道弟，没钱没生意做了，就看出来了，都是假的，只有家里人是真的。”虽然他重新认识家庭的价值，是被迫和非自愿的，但毕竟算是认识了。
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某一天，经济回暖，这个男人，或者这些男人们，会不会又头也不回地冲到外面那个热气腾腾
的世界里去了？
中国历经30年的高经济成长后，也罹患了西方先进国家的文明病——对家庭疏离、追求个人主义。
有学者指出，过去，家庭的组合不谈感情，夫妻对家庭只谈责任和义务。但近十多年，浪漫的爱兴起，对婚姻的冲击很大，“因为爱情比婚姻更不易维持。”离婚率越来越高，家变得越来越脆弱。个人主义的需求让现代人不知如何与别人共组一个家。现代人想活出自己，又想脱离社会桎梏，却缺乏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家庭对个人越来越不重要。”
这一代的年轻人被称为亲情荒漠的一代，他们的求学和工作遭遇了中国市场化、工业化乃至信息化进程，这个进程解构了传统的祖孙数代同堂、朝夕相处的大家庭，导致中国家庭形态和家庭关系的骤变——家庭成员四散谋生、离婚率猛增、婚外情泛滥，还有亲情遭遇金钱离间……对许多七八十年代人出生的年轻人来说，许多人记不得父母的生日，父母的嘘寒问暖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他们的谆谆教诲也成了观念落后的唠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年轻人认为，荒漠亲情已经成为经济和精神独立的代名词，成为时尚，成为一种进步，成为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表征之一。
经济萧条的时代，我们需要取暖。家，首当其冲地，是我们想到的选择。这个冬天让我们反思，在这个社会激烈变迁的家庭碎片化时代，科技迅猛发展知识后喻化时代，父母的关爱、夫妻的唠叨也许没有技术上的意义，却有着某种类似宗教的关怀，它也许无法助你完成某项具体的任务，却是你在冷漠世事中的一股暖流，是一个精神上的航标，毕竟，血缘关系、夫妻之情是人类最自然的一种关系，也是最无私的关系。
低成本生活 简约而不简单
黄广明
在法国，“零欧元生存”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廉价商店门口泊下越来越多的高档车；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简朴生活”信徒；在中国大陆，市民进入高校食堂进餐悭钱一时成风；在台湾，官方力推“节能减碳”，主妇们降低生活成本，少吃肉，多骑车，网上购物，二手货当道……
勒紧裤带过紧日子，突然环球同此凉热。
简朴生活风行全球，起因是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然而世易时移，情随境迁，这个原本与“底层生活”紧密联系的“低成本生活”，突然成了一种无论穷富都趋之若鹜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
正如同城市中一次偶然的停电突然让家庭成员们远离电视，促膝长谈，唤回那田园牧歌时代的家庭温情一样，这次因经济危机引发的“低成本生活”时尚，让世人感受到了简朴生活的好处，并反省曾被“消费主义
”挟持的饕餮岁月。
个人主义消费的时代宣告终结。30年来，美国推崇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和致富的观念。如今时过境迁。从好莱坞电影、名流文化到电视节目，勤俭节约逐渐成为时尚。消费者在减少开支。奢侈品牌受到冷落。甚至连体育界都在控制铺张浪费行为。
一位在美国一家超大型石油公司工作的职员最终选择了辞职，回到了他的老家俄克拉荷马州，找一块土地安家，这不是法律上的“安家”，而是种植小麦，放养牲畜，创造新的生活，而不仅仅是谋生。
他反思道，“使我们的经济体得以运转下去的是什么？西方世界的每个人都想像帝王般地生活；游山玩水、锦衣玉食、赫赫权势。要像帝王一样生活，你就要有一大群仆人满足你的每一个愿望。在过去，只有少数人是帝王，其他人都是他们的奴仆，而如今呢，大家都是帝王(至少想当帝王)，而机器就是我们的奴仆。在短期内这是能行的，但是在下列情况下肯定行不通：如果能源耗光，或者环境变得如此恶劣，连活着都是极大的痛苦。工业时代让我们挺开心的，但是我妻子和我要迷途知返，奔向未来了……
由于全国上下都在厉行节约，餐饮和图书行业受到影响，整容手术的需求量也在急剧减少。衰退正在改变普通百姓的生活。在新总统即将就职之际，美国人试图打造新的特性。与布什在8年前上任时相比，他们所处的世界已经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
公共关系专家迈克·莱文认为，社会风气的变化甚至影响到了好莱坞巨富名流的精神生活。锦衣玉食、觥筹交错、宝马香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他说：“我把 新的一年的突出风气归纳为‘奢华可耻’。在严重衰退时期，炫耀奢侈的生活方 式是庸俗而低级的。”
在消费主义当道的时代，整个世界都好像坐在一列飞速下坡、不断加速的火车上，虽然许多人为自己所走的方向感到惊愕，但他们又似乎找不到安全跳车的方法。
德国《明星》周刊曾做过一个专题：“简单地让世界变得更好”，宣扬“50个小观念起到大作用”，并在它的网站上进行了好习惯的征求和投票活动。结果以下细节“中标”：使用菜篮子或是布口袋，拒绝塑料袋；将室内温度调低1度；使用节能灯；使用环保电；下次短途旅行时放弃坐飞机(仅从汉堡到柏林往返一次，每位乘客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高于一台冰箱一整年的排放量)；等洗碗机满了后再使用(一周少用一次洗碗机，一年则可节省1000升水)……
在《明星》周刊编辑的50个让世界更美好的细节中，还有这么一条，“和你的爱人一起沐浴，既可增进情趣，又可节省水资源
。”的确，这个时候，简朴生活——低成本生活已经成了一种乐趣，它肯定会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类似地，我们是否记得小时候有许多娱乐都是不花钱的(进而，是不耗电，不污染空气，不毁坏森林的)，比如讲故事，比如猜谜语、捉迷藏、过家家，而今天的孩子，难道就一定要花钱去坐过山车、买玩具、打电子游戏才高兴吗？
一个人从大城市搬到乡间，他买的房子恰好就在一个信奉简朴生活的社区中。搬到新家那天他的一位邻居帮他卸东西，他的家电太多了，电视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空调按摩器……搬完之后，邻居对城里人说，“如果有哪样东西出故障了，只管跟我说，我会过来的。”
城里人听后有些惊喜，“好极了，你会修理电器吗？”
“不会。”他的邻居说道，“我不懂怎么修理电器。但我会很高兴地教你怎么不用电器生活。”
浪漫可以很便宜，只要你那便宜的浪漫里面，一样闪烁着在爱人面前一切皆粪土的精神光芒
木木
1943年，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写道：香港的倾覆，成全了白流苏的爱情。2009年，每一位可以和爱人一起共度情人节的男青年和女青年，你们也值得载入史册，你们的爱情没有倾覆一个大城市，但是如果站在张奶奶那个浪漫的角度去看，你们的爱情，是用四大投行的倾覆，和美帝国主义的陷落，来成全的。
150年前，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没有比2009年更合适把这话拿出来再说一次的了。这个时代最坏的部分在于萧条、失业、存款贬值、奖金缩水、巴以冲突、全球备战，而就像《倾城之恋》中那对奸诈狡猾的男女一定要在倾塌的城市面前才见到对方的真心一样，这个时代最好的部分在于如果你们在萧条、失业、存款贬值、奖金缩水、巴以冲突、全球备战的时刻仍然坚持相爱，那么祝贺你，没准这一次你找到了真爱。
人生的有趣之处在于哪怕全世界的银行都倒闭了，总有人在坚强不屈地马照跑舞照跳。也许没有多少人意识到，美国出版业起飞，正是在上世纪30年代那令美国人民至今心有余悸的大萧条时期，正是在大萧条的背景下，美国最著名的言情小说出版社Harlequin写下了它最辉煌的篇章，创造了在百业萧条时期把言情小说卖给了成千上万妇女同志的奇迹。所以这个励志故事告诉每一位正在等待爱或者企图争取爱的男青年：不要忧伤，不要徘徊，越是萧条时代，越是会涌现出更多需要爱需要浪漫需要忘掉残酷的世界和缩水的存款数目的女青年，而且，在萧条的时代，她们将前所未有地容易满足和被打动。
那么，浪漫到底要花多少钱才是真的
浪漫？长久以来，女青年容易被贵重的礼物打动，是因为在女青年心目中，礼物的意义是“我在意你，我愿意为你付出”，她们将男人为礼物付出了多少与自己在他心目中价值多重要等同。所以一切以为女人爱钻石是因为爱钱的男人，你错了，咱们爱的是你为咱们而视血汗钱为粪土的精神。
所以，浪漫可以很便宜，只要你那便宜的浪漫里面，一样闪烁着在爱人面前一切皆粪土的精神光芒。
浪漫可以便宜，但是浪漫不可以唾手可得。不要相信那些爱情专家关于清风明月蓝天白云随手捡到一片树叶都可以传递浪漫情怀的蠢话。经济状况变坏了的女青年不一定是变蠢了的女青年，她们依然目光如炬，依然严格要求对方，细心呵护自己。浪漫是一种传递“你是如此宝贵我是多么愿意为你付出”这个求偶过程中最重要信息的媒介，用钱砸死对方当然是最直接的传递方式，但是如果不幸你的钱还要留着为现在的坏情况或者谁知道哪一天会变得更坏的情况做准备不能乱花，那么花钱少的浪漫，需要你有更多的想象力，当然如果不幸你在想象力这个项目上也有欠缺，那么你还可以靠折磨自己，来向对方传递“你是如此宝贵我愿意为你折磨自己”这个重要信息。
便宜的浪漫，要打动对方，你要显现出这是你花了心思、放了爱意进去，而且它不管脑力体力精力总之一定要体现出你付出过。比如说你可以写首诗歌送爱人，那么这诗歌一定不可以是灵感大发一炷香的功夫就写出来了，你一定要绞尽脑汁废寝忘食，最后写出来字字都是血行行都是泪那样的。你也可以送她一片树叶，但那树叶一定要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某个特别的时刻落下来的，然后你可以在叶子上刻下：亲爱的叉叉，这片叶子是在你出生后的第10897天后掉下来的，我等了10897天，它终于落到了我的头上。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浪漫的精髓在于付出，浪漫的真谛在于绝对不可以实话实说。
那么在你不再愿意轻易打开钱包的时候，怎样还能继续做一个浪漫的爱人呢？
就“怎样节俭地浪漫”这个课题，全球最大的靠恋爱咨询赚钱的约会公司TROTD最近表示，经济萧条时期绝非浪漫的末日，反而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让你可以用心而不是用钱包去表达你的爱。该公司CEO并亲自免费提供以下建议：在你知道她可能过得不怎么顺利的时刻，给你的所爱发去爱的短信息；没有钱去做SPA的时候，用两个人互相挠痒痒来代替，给她梳头发，替她捏背；用香皂在浴室镜子上写下爱的小纸条儿；在客厅野餐；在2月13或者15度过情人节，这样你们就拥有自己的情人节而无需与成千上万完全不
相干的人分享这个重要日子。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收钱的缘故，CEO开出的单子太简洁了，完全不能满足广大群众多元化的口味。经过综合整理，我决定列出“萧条时期最浪漫的15件事”，并在括号内提请群众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素质酌情采纳：
1.不能去旅游的时候，两人在家联机打魔兽；
2.不能出去吃饭的时候，在家和爱人一起做饭(我谨慎地请求你们最好做三明治或者煲皮蛋粥什么的，我本人不幸目睹过好几起因为菜谱太复杂而导致双方心烦意乱最后在厨房里打起来的案例)；
3.大量使用蜡烛，无论是洗澡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还是互相挠痒痒的时候(请做好防火措施)；
4.找本对方爱读的书，读给她听(打算采纳这条的群众请事先确定你嗓音很不难听)；
5.拍照，把你们在一起的样子留下来；
6.手牵手出去散步(住在城里的群众采取这一条时请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
7.在你们散步经过的地方预先画颗心，上书“叉叉爱叉叉”(创作时请远离城管)；
8.在不花钱的月光下依偎在他怀里慢舞；
9.在空气污染不严重的日子里，去天台上看星星；
10.写下你们的爱情故事，怎样遇到、怎么相爱、当时有着怎样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现在又怎样；
11.一起去种棵树，看它和你们一起生长；
12.坐下来一起看相册，看你们从小时候一直到你们相遇时候的样子；
13.一起坐在公园的长凳上，看人，猜想路过的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故事；
14.每天亲吻10秒钟；
15.一起去做义工，一起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归根结底，浪漫的目的在于传递爱，浪漫的意义在于你们愿意为彼此浪费时间，浪漫的手段是：不在一起的时候，做点什么让他(她)知道你爱他(她)；在一起的时候，一起花时间去做点什么；而且浪漫是一种心理需求，在心理学上，出其不意和偶然性会让平凡的事情变得可贵，所以要想有浪漫的人生，有时候你要做一些你通常不做的事情。
萧条最终会过去，然而无论萧条或繁荣，爱情和金钱似乎永远无法各走各的路。早在2005年《Money》杂志曾经登出过苏黎世大学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大量的研究数据表明：我们能够非常快地适应我们经济状况的好转，我们为自己能够获得的物质兴奋的时间是很短的，然而一段稳定的感情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感却可以持续相对更为长久的时间。他们发现：那些将金钱视为至为重要的人，往往比那些认为爱更重要的人，更加倾向于不满意自己的生活。
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探讨浪漫，将浪漫视为一种技术手段都是狭隘
的理解，浪漫的前提应该是爱，而爱对人生的意义，对于幸福的意义，也许比生长于这个物质时代的我们所以为的，更加重大。
经济危机的一个教诲就是，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仅要向前看，还要环顾左右，有时还要向后看看
长平
1934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时候，威斯康星州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咬牙切齿地骂罗斯福总统：“一个没有拐杖就站不起来的人！”这种对残疾人士的人身攻击显得很没有教养，但是他无意间说出了一个事实的隐喻：罗斯福要靠拐杖才能站起来，此时的美国却要靠罗斯福才能站起来。罗斯福总统领导的政府，正是国家的一根拐杖；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仅只是一根拐杖而已。
正如人在残疾时，拐杖的作用异常明显一样，经济危机中，政府的形象也分外瞩目，甚至比平常显得更加高大。每当这种时候，放弃纷争、加强团结的呼声就会高涨起来。其实，这也正是检查一下这根拐杖是否合用、是否结实的好时机。
不仅要向前看，有时还要向后看
有学者已经指出，这二三十年来，国家的所有政策，都建立在一个假设前提之下。这个前提就是，无论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会持续不断地一直增长下去。事实是，这个假设并不成立，经济会出现周期性的波动。
珠三角经济繁荣的时候，很多中小城市都在考虑让农民工就地落户。在目前的中国户籍情景中，从农村前往城市，从内陆前往沿海，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然而，这个政策具有可操作性的前提是，珠三角城市会无限发展下去，越来越大，越来越繁华。从两年前就开始的工厂倒闭潮，到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再也不用羞羞答答，愈演愈烈，大量的工人失业。有一位长期跟踪调查农民工生存状况的学者说，幸好现在这些农民工可以回家，政府只需要拿出几千万元社保基金补发他们的当月工资，就可以送他们回家。假如这些人全部变成了深圳人、东莞人，政府不知道要多花多少钱才能安抚，而且会是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炸弹。
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公平比优惠更重要。比如，打破城乡二元化分割的户籍制度，实现真正的迁徙自由和居住自由，无论经济繁荣还是萧条，都既保障了公民的平等和尊严，也会充分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但是，在一直持续增长的假设之下，农民工就会愿意接受单方面的流动，因为那样做的好处是明摆着的，再短视也能立即看见。
尤其值得思考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奉行的两句话——“一切向前看”，“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历史性地看，这两句话本身是没有问
题的，问题是我们基本上把发展理解成经济的持续增长了。于是，向前看有时成了不要计较过去的得失的幌子，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有时成了让发展来掩盖问题。
经济危机中，不仅再也无法用发展来掩盖问题，而且还有可能沉滓泛起，老调重弹。两年前，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份关于中国未来养老金收支缺口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假如经济不出问题，就业率保持高位，其实这并不一定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大问题，靠类似“庞氏骗局”的把戏也能玩下去。如今工厂关门，企业破产，各行各业都在裁员，这每年200亿的缺口，就会显得触目惊心。
经济危机的一个教诲就是，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仅要向前看，还要环顾左右，有时还要向后看看。
民众对社会公正的要求更高
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无论是1932年还是2008年的美国大选，都是民主党候选人大获全胜。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因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民众对社会公正的要求更高，而在民主党的政治理念中，这方面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追求。
从表面上看，共和党的候选团队往往更关心经济，对市场似乎也更在行。民主党人则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打击为经济作出卓越贡献的有钱人，帮助穷人维护自己的权利。1933年，罗斯福就任第32任总统后，在他的智囊团的策划下，立即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改革，从3月9日到6月16日通过了70多个新的法案，史称“百日新政”。事实上，这些新政并没有让经济立即有所好转，但是对人心的安抚作用却立竿见影。用现在的话来说，罗斯福在发展经济之前，首先稳定了社会秩序。既然经济并不见起色，靠什么安抚民众情绪呢？那就是对社会公正问题的解决和承诺。
在1933年到1939的几年内，美国政府和国会先后颁发了775个法令，内容涉及整顿财政金融、调节工业生产、节制农业发展、改善民众困境、调整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这些政策对经济所起到的作用，至今争论不休，也一直有人持彻底否定的意见。但是，没有人否认罗斯福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亲和力。尤其是底层民众，对他充满了信任。在他的四次总统竞选中，选票多数来自南部白人、城市工人、移民、农民、黑人以及广大处于下层的“被遗忘的人”。由于他的政策的均贫富倾向，常被对手攻击为要把美国变成社会主义。当社会保险法案在国会上激烈争论的时候，有一位女议员高声抗议说：“主席先生，这个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第18页逐字逐句抄来的，我这里有原
书。”
罗斯福新政的历史证明，要让经济危机不转换为社会危机，对底层民众的关怀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我国过去由于“忙于”经济发展而被拖延了的问题，比如官员家庭财产公布制度和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恐怕再也没有理由搁置了。
政府的权力监督并不因此而松懈
经济危机最容易发生的一个误解是，以为任何国家都面临美国共和党或民主党的选择，并把共和党执政理解为放权的小政府，把民主党执政理解为收权的大政府。就美国的情况来说，两党相比较而言，可以这样描述。但是中国的情况并不相同，不存在选择自由经济还是罗斯福新政的问题。
罗斯福有着巨大的人格魅力，是美国历史上最得民心的总统之一。纽约有一所小学进行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罗斯福最受欢迎，上帝其次，但得票远不如他。他上台以后，也的确扩大了政府权力，甚至在就职演说中就要求道：“我将要求国会授予我一件惟一足以应付目前危机的武器，这就是，让我拥有足以对紧急事态发动一场大战的广泛的行政权。这种授权之大，要如同我们正遭到敌军侵犯时一样。”
他也的确得到了权力。《波士顿纪事晚报》发表社论说：“目前应由总统独揽大权。这样做势必引起史无前例的复杂问题，但是人民思变心切，就是任凭总统一个独断专行，他们也心甘情愿。”参议员约翰·根室后来回忆说：“我们往往忘记，罗斯福总统初任总统的百日之中，国会自觉自愿地授予总统的权力，是何等庞大，何等空前，何等的凌驾一切啊！就是德国国会给希特勒的权力，也不过如此。”
事实上约翰·根室有些夸张，或者说这种特权并没有超过百日。罗斯福的反对者一直存在，也一直在发出声音。在舆论界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时评家李普曼、汤普森、沙利文等都是他的反对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他的政策进行批评。当他提议提高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比率并开征遗产税时，反对者称他的方案“本质上就是共产主义”，可以叫做“斯大林·迪兰诺·罗斯福”这个“合成人物”构思出来的“杂种”。还有人称他为“法西斯主义者”。艺术家也编着歌讽刺他：“这样的一天总会到来：USA再加上一个S，变成美利坚苏维埃。”他的《全国复兴法》在体面地寿终正寝之前，也被最高法院宣判为违宪，法官还言辞激烈地对总统和国会提出警告。
由此可见，我们任何地方政府的官员，掌握的权力都远远大过经济危机中专权的罗斯福，并不需要趁机掌握更多的权力。恰恰相反，他们面临的问题仍然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无论如何应该
记住，即便在经济危机中，政府也只是一根拐杖而已，真正创造财富的是民众，促成交易的是市场，维持秩序的是法治，反映民心的是舆论。假如罗斯福那根拐杖变成了罗斯福本人，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香港人对待财富的思维开始转变，由投机时代转向理财时代，投资时更加注重保本前提，调整花钱的速度来配合自己的寿命，这对今天的内地民众颇有借鉴意义
张欢
好了，这一次我必须承认金融危机真的来了。因为当身边的朋友都在讨论年终奖打折和裁员，报纸上开始连续刊登师奶们如何省钱的各种秘诀时，领导说我们不裁员的消息听起来是那么的温暖。
三四年间，伴随着中国股市与房市的大起大落，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期而至，中国人在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次兴起的理财热刚开头就失去了方向感。毫无疑问，这是一次由投资狂热向理性理财转向的时刻，2008年之于中国内地人，正如1997年之于香港人。
1997年，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给中国造成了很大伤害，但普通的中国人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那时候中国和世界的交往远没有像今天如胶似漆。
香港人对这场经济危机却有着切肤之痛，长期以来香港不死的神话被打上了问号。尤其以房地产业为典型代表，很多人按揭买房后，发现要还的贷款比房子当前售价还高，不动产成了“负资产”，十多万业主瞬间变成了“负翁”。
就连人称“潇洒哥”的明星钟镇涛也被迫宣布破产，这固然和他败家的老婆章小蕙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潇洒哥”投资房地产失败，欠下了2.5亿港币的巨额债务。从这时开始，钟镇涛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你过得比我好”的生涯，很多过去看不上眼的戏和演出都开始接，4年的努力才让他走出困境。
从1998到2004，因为房地产迷梦破灭，香港人财富蒸发2.2万亿港币，每位业主平均损失267万港币。
在经济跌入谷底的2000年，美联物业的报告显示，香港市场成为负资产的物业有19万套。不过，香港商业银行从业主收回的住房只有5000套左右。
也就是说大多数香港“负翁”选择了坚持到底，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一位香港商人讲述过他自己的理由——断供其实是一件不太合算的事情。如果断供，便失去了翻本的本钱，只要持有物业，虽然在某个时间段内价格跌下去了，但以后还有机会涨上去。但如果断供，银行收回物业，等于失去了本钱。
与此同时，断供之后银行拍卖房产所得如果仍然无法偿清债务，银行还会持续追讨，直到全部还清为止。如果不能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