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中的酒与药谈起
——魏晋名士及其“洒脱”人生简析
摘要：魏晋名士指的是生活与三国、两晋晋时期的名士。此间名士迭出，形成一个非常活跃、影响极大的阶层，虽人格内涵与外在表现仍在流动变化之中，但具有一些比较一致的特征，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里显得特别突出，且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风度”或曰“魏晋风流”，至今人们对此并不感到陌生。而常言道“乱世出英雄”，对于文人学士来说，天下愈乱，愈见士至；天下越黑，越见士节。汉末魏晋名士正是处在天下大乱且黑暗的历史时代，故名士之宏志、气节也更加张扬或也更隐晦。魏晋名士实际上是一批生活于魏晋期间的精神贵族，是高扬生命意识、崇尚清逸自然、具有非凡才情、洞识人生玄理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自觉追求完美的人格，表现出与世俗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①。他们自建安至东晋末年的两百余年中，在混乱黑暗的社会中闪出耀眼亮丽的色彩，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关键词：酒、药、魏晋名士、魏晋风度
一、学术史回顾
关于魏晋风度，学术史上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其中罗宗强先生在他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是从玄学这个思想领域对魏晋士人的心态以及作为作出的探讨；范子烨先生的《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则是全方位的解读了那个时代的文人生活和文化现象；而余英时先生则是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上用了三章（这三章分别是：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主要探讨的就是魏晋时期的士人及魏晋时期的思想与文化；再者如王晓毅先生所著《中国文化的清流》，又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将魏晋风度的内在精神做出了阐释。
由于魏晋时期文化的大繁荣和魏晋士人之独特魅力吸引了一批又一批①
的学者进行研究，对于前人之探索与研究自己了解的还太少，但感觉对于魏晋风度和魏晋名士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文化史和思想史方面，对于他们的放诞不羁和潇洒风流的生活态度虽然都有提及，但没有集中阐述，特别是对“酒”和“药”这两个在魏晋士人生活乃至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角色还没有较为全面的探讨。在本文就着重想要通过对《世说新语》中所提及的魏晋士人之与“酒”、“药”的密切关系来简单谈谈魏晋名士之“洒脱”人生。
二、酒与药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酒是最有魔力的饮料。从不知年代的远古起，人类就如痴如狂地醉心与它了。在地中海北岸，古希腊人用最动人的神话塑造了自己的酒神狄俄索斯，又在每年葡萄收获的季节，载歌载舞地狂欢着向他献祭，感谢和祈求他带给人们带来幸福和欢乐①。而生活在黄河、长江两岸的华夏先民，虽然没有古希腊人那么浪漫，但依然也把自己的厚爱献给了美酒：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琴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诗·小雅·鹿鸣）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诗·大雅·既醉》）
酒在古代先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在其逐步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源远流长的酒文化。据萧家成《升华的魅力——中华民族酒文化》一书的表述：“酒文化就是围绕酒这一中心所产生的一系列物质的、技艺的。精神的、习俗的、心理的、行为的、现象的总和。②”
关于酒的起源，主要有着仪狄造酒和杜康造酒两个传说，当然，对于杜康造酒这一传说在古籍中的记载很多，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道“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③”但是后代也对这些说法提出了质疑。实际上，考古发现的酒具将酒史向前延伸了数千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文化遗址中，已有大量的酒具存在，酒史之悠久可见一斑。对于酒的起源需要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在这里我们就略过，仅谈谈酒与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对于古代文人的生活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①陈洪著，《醒醉人生——魏晋士风散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②萧家成著，《升华的魅力——中华民族酒文化》，华龄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③
酒，从它产生以来，就对中国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更与文人墨客之间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及至魏晋，酒在魏晋名士生活乃至生命中都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谈起魏晋名士，我们心中浮现的必是洒脱不羁的浪漫文人形象。饮酒、服药的风气则更是让他们变得潇洒、率真，不拘泥于世俗礼教。《世说新语》是最能体现魏晋时期士人风范的作品，其中有《任诞》一篇，是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侧面，而最能体现“任诞”之风的莫过于饮酒，所以《任诞》篇共54条，其中提到“酒”一字的就有26条，占了几乎一半，更不用说那些不提及“酒”但实际言饮酒，如《文学》篇中的阮籍借酒避司马氏，但最后还是写了一篇时人谓之“神笔”的文章（第六十七：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①）之类的条目了。这个数据也很能说明酒在魏晋名士生活甚至生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虽然酒有着非凡的魅力，但同时也是有着无尽的苦闷和无奈，而最能体会酒中苦辣酸甜的，也莫过于魏晋名士。正如研究酒与艺术的鲁克兵这样写道：“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这一时期（笔者注：魏晋时期）离酒更近，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这时的人们离酒更远。②”
题中“药”一字涵盖的内容太广泛，但在这里我仅仅指的是魏晋名士所嗜的不同寻常之药——五石散。五石散，据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其他》所述：“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③”据《抱朴子·金丹》说：“五石者，丹砂、雄黄、白凡、曾青、慈石也。”而唐人孙思邈则在其《千金翼方》里说五石是紫石英、赤石脂、白石英、钟乳、石硫黄。④虽药方用料不同，但其功用却大概一致，可以轻身延年、益精补气、令人有子、治疗疾病。相传五石散出于汉代，至魏晋正始年间，由于名士何晏服用此药获得神效，遂风行一时。《世说新语·言语》注引秦丞相《寒食散论》说：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
①刘义庆著，刘孝标注，曲建文、陈桦译注《世说新语译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166页
②鲁克兵著，《执着与逍遥——陶渊明饮酒诗文的审美观照》，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③鲁迅著，《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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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也①。而且何晏自己也说道：“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②”由此可见服散在魏晋时期的风行了。
而据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记载，说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而且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之后的发冷恰恰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又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吃冷的，那就是酒③。在《世说新语》中，虽然明着提到“吃药”、“服散”一类的话并不多，但纵观全书，，写名士们吃完药“行散”之类的话却也是随处可见的。甚至连走路一词都慢慢的被“行散”所取代，由此可见吃药在魏晋士人中的盛行程度了。
所以，酒和药就一起构成了魏晋士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也成了他们寄托情感或者实现自我的手段了。换句话说，酒与药在魏晋名士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若想要更加真切地认识魏晋名士，探讨其人生、其人格，酒与药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三、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
说到魏晋名士在这里首先要谈谈中国的“士”。士在西周是贵族中最低的一个品级，是靠田地税收生活的非体力劳动者，从事下层官吏与侍卫、出征等事务。自春秋战国以降，社会秩序崩坏，“士”阶级的地位也产生上浮和下沉的分化，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④。自孔子率先提出“士志于道”之后，“以天下为己任”便成了“士”的基本特征。
但是“士”的这一传统特征是随着中国历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面貌出现的：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可以集学者、地主、
①刘义庆著，刘孝标注，曲建文、陈桦译注《世说新语译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6页
②刘义庆著，刘孝标注，曲建文、陈桦译注《世说新语译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6页
③鲁迅著，《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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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于一身。其中魏晋南北朝时代因儒学中衰，道家名士以及心存“济俗”的高僧更能体现“士”的基本精神。
“士”又有着独立的品格和牺牲的精神。从孟子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身”（《孟子·尽心上》）的杀身成仁，到汉末党人的“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清道夫，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休戚与共，都成为儒学之士的人格理想。而从庄子的“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缮性》）的存身之道，到阮籍的“言及玄远，口不臧否人物①”和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②”的处世态度，都有从抗世疾俗的角度维护了社会基本价值，并成了道家名士的人格理想。
而“名士”，先秦就有此名目，但名士成为明显的阶层，并活跃于社会当在东汉后期，期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春秋时期，王室渐渐衰微。随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的西周强盛局面的结束，社会正在酝酿着深刻的变革，周天子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不断下降，诸侯实力在摆脱“周礼”的束缚后迅速增强，以至能与天子分庭抗礼③。在这种情势下，士人阶层的人数急剧增加，且随着社会又一次大分工的出现，士的分化也相当激烈，加之私人设教的出现，教育的贵族垄断开始转变为一定程度的普及化，平民接受教育，挤入“士”阶层的情况也很普遍。于是人数众多的士人阶层在春秋后期及战国时期成了社会上的一支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名士”指的是“名望高而不仕的人”。《礼记·月令》：“[季春三月]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郑玄注：“名士，不仕者。”孔颖达疏：“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绝，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这样的定义合乎春秋战国及此前的社会名士的实际情况④。但自秦统一天下后，社会情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较难以“不仕”作为名士的必要条件了，因此，名士主要指在社会上享有盛誉、影响极大的人。我们后面所讲的魏晋名士即在此之列。
汉末士人处于乱世，“党锢”的血腥使汉末士人丧失人生的信念，发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的沉重悲叹。但以曹操为首
①《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阮籍，中华书局，第1361页
②《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嵇康，中华书局，第1369页
③周海平著，《魏晋名士人格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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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安名士很快以“对酒当歌”的积极姿态出现了。他们文治武功，摧毁了行将倒塌的没落政权，将酒的阳刚之气灌注到人生中，将对死的忧虑转化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
及至曹魏初建，百废待兴。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名士，扛出老庄的思想旗帜，以道合儒，一面清谈于酒席高宴，一面勤心于制度改良，力图创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新的统治思想。尽管他们在意识领域掀起了一个被称之为黄金时代的哲学高潮，但其人生实践却在曹氏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中搁浅了。
司马氏夺权的胜利，使天下“名士减半”。“竹林七贤”却正处于这一最黑暗、最残酷、最虚伪的改朝换代时期。起初，他们还能逍遥于世外，诗酒酣畅，琴箫和谐，傲睨风尘。但司马氏祖孙三代的屠刀却砍尽了“竹林”，逼得他们不得不分道扬镳、歧路而去。而常言道“乱世出英雄”，对于文人学士来说，天下愈乱，愈见士至；天下越黑，越见士节。魏晋名士虽处乱世，却正是这样彰显了其独特的气节，他们自建安至东晋末年的两百余年中，在混乱黑暗的社会中闪出耀眼亮丽的色彩，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四、魏晋时期饮酒、服药之风的主要表现
1、魏晋时期饮酒之风
谈起魏晋名士，我们心中浮现的必是洒脱不羁的浪漫文人形象。饮酒、服药的风气则更是让他们变得潇洒、率真，不拘泥于世俗礼教。前面提到了酒在魏晋士人生活乃至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可同是饮酒，魏晋名士之饮酒却也是有着各自的无奈与辛酸。对曹操等建安名士来说，酒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人生感慨，但对于“竹林七贤”，酒却是抗争的火药，也是自我麻醉的手段，而到了中朝名士手里，酒又成了奢侈品，是享乐的工具。据罗宗强先生以玄学发展时期分类，将之前的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进行了另一种划分，他说“七贤交游，非始于一时，非始于一地。但开始于正始年间，却是无疑的。也就是说，他们交游与何晏、王弼、夏侯玄谈玄同时。……基于此种考虑，我们把何晏、
王弼、夏侯玄与竹林七贤都看做一代士风的代表。①”
各个时期，大家饮酒之心态虽不同，但魏晋名士之豪放、饮酒风气之盛，却倒是一样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魏晋名士之豪饮让“酒”在文学里成了潇洒风流之代名词，也是酒造就了魏晋名士之独特的飘逸气质。
魏晋名士的饮酒之所以如此出名，主要在于他们的饮酒已经到达了疯狂的地步。魏晋名士之饮酒不分场合，对他们来说，几乎任何地方都是饮酒的好去处。吊唁的灵堂可以饮酒，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豚，饮二斗酒，然后临诀。②”他就是这样用饮酒面对母亲的死亡消息，也是这样用饮酒来迎接前来吊唁他母亲之丧的裴楷等客人的；青山绿水之间更是饮酒赋诗的绝佳之地，王羲之兰亭之会留下了千古风流佳话“曲水流觞，举杯交错”之风雅畅饮；而最有代表的是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③”他就是这样的嗜酒，甚至可以无所谓死后之安生所，只要有酒陪着也就够了。
他们的饮酒，不分时机，不分场合，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畅饮。更有甚者，他们的饮酒是连同饮的对象也是可以不分的。据说阮咸好饮酒“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④”这是达到了怎样的一种境界，只管自己的酒，能饮到酒便是好的，这样的饮酒之风，不可不谓之“癫狂”了。
魏晋名士狂饮无度，以致在世人眼中他们似乎从未清醒过。但我觉得《石林诗话》言颜延之《五君咏》：“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最也。”却正是一语道破魏晋名士之“醉”。世俗之人以为他们真醉了，而他们知道自己并非真醉。在那动荡黑暗的年代里，他们不得不这样真真假假，似醉非醉，以维持自己最后的思想壁垒，最后的人格操守和人格尊严。
①罗宗强著，《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4页
②《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阮籍，中华书局，第1361页
③《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刘伶，中华书局，第1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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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晋时期服药之风
汉末年间，战争连年，生灵涂炭。自《古诗十九首》以下，歌咏多以为“人生朝露”。生死之忧弥漫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为道教，佛教的兴盛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而道教多以信仰肉体不死，久视长生为其核心，他们获得这个长生、不死的办法久视炼气，服药。
服药追求长生之举自古有之，更有许多帝王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及至魏晋时期，服药之风更是在士人之间盛行。这一时期的名士、贵族所服之药主要是“五石散”，又称“寒食散”。前面提到：相传五石散出于汉代，至魏晋正始年间，由于名士何晏服用此药获得神效，遂风行一时。《世说新语·言语》注引秦丞相《寒食散论》说：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也①。何晏何等人也，作为清谈的领袖人物，又处于吏部尚书这一选官的重要位置上，在名士圈子里又有很高的声望，他的一言一行极易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对象，而且何晏自己又说：“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②”就是说服此药不但可以治病，更重要的是可以使精神爽朗、气色红润。这在盛行清谈、人物品评的当时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众人都嗜好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五石散虽然可以治病，但它也是一种毒性很强的药，饮服稍有不当，就会一命呜呼。就和我们今天的海洛因差不多。服散的人必须饮热酒，而不可饮冷酒，但饮食又必须是冷的。唐孙思邈《千金翼方》二十二说：“凡是五石散，先名寒食散者，言此散言寒食，冷水洗取寒，惟酒欲清热饮之；不尔，即百病生焉。”而且就算服散得当，也是很麻烦额。药发时，大热大冷，非常人所能忍受。晋人皇甫谧自己就说：“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常悲忿，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③”晋武帝下诏征召他做官，他上疏说道：“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疟，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痛。于今困劣，救命呼翕，父兄见出，妻
①刘义庆著，刘孝标注，曲建文、陈桦译注《世说新语译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6页
②刘义庆著，刘孝标注，曲建文、陈桦译注《世说新语译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③
息长诀。①”由此可见，服食五石散是很受罪的事。魏晋以来，名士多宽衣长袖、弃履拖屐，这一现象其实和服药发热不敢穿新衣、紧衣有关。由于常发热汗，故身上每每生出虱子来，以致“扪虱而谈”竟成了一代风流！这样的服药之风也不可不谓“癫狂”。
狂饮、服药构成了魏晋名士的一大行为特征，也更将其潇洒风流的生活风貌得以更好的体现。
五、魏晋时期士人服药、饮酒的原因
尽管吃药有种种危险，更有可能在极度痛苦中死去，可这一期间的文士仍旧冒着危险，大量吃药。而且较之吃药，饮酒之风更盛，饮酒者几乎不醉不休，毫无节制。然而我们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过度饮酒对自己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吃药、狂饮酒并不是绝对的舒服，那为何魏晋名士却都纷纷服药和大量饮酒呢？私以为这绝不能简单地以追求享受，精神颓废，生活腐化等来认识。
起初，文人吃药有着极现实的目的。虽然长生不死在文人当中已无多少人相信，但延年益寿的要求还是合理的。他们认为，除导引养生外，吃药具此功效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嵇康就曾与人一起入深山寻药服食，并著《养生论》，文中认为人活数百岁乃至千岁也是可能的（“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②”）。而且服药的另一大目的是治病强身，据西晋嵇含《寒食散并序》，叙述他不满周岁的孩子病危，“决意与寒食散，未至三旬，几于平复。”感叹道“伟斯药之入神，建殊功于今世”。服药祛病强身，获得了神效，名士们想要延年益寿，这也不是不可以的。
同时，服药还有美容的功效。据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所述：“中古士人对容貌和举止的关注，最初与选拔人才有关。……而至三国魏晋时期，士林对人物的容止更加重视。容止成为鉴别人物的主要依据之一。③”魏晋文士普遍追求美丽的女性化容貌，出了天生具有一副好皮囊之外，还要靠服药达到此追求。何晏本形容枯槁，人谓之“幽鬼”，但自服食寒食散后，
①《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皇甫谧，中华书局，第1415页
②《嵇康诗文选译》，嵇康《养生论》，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97页
③
脸色白嫩红润。之前提过，魏晋时期人物品评，人的容貌是一大考察重点。既然服药能有此神效，名士们当然不愿错过。
再往深了探寻，其实吃药也是一种对自我的追求，对现实的反抗。在魏晋之前，文人学士普遍存在着以社会为本体的价值观，很少去发现一个独立的自我。而到了魏晋，文人学士大多处于社会政治的边缘，或者置身于其外（这其中的原因就不再深究，到底是自己的不愿，还是现实的排挤？），如皇甫谧等都是在野的文士，他们在家族、国家之外发现了个体生命尚有一个独立的自我。吃药的行为正是其追求自我的一种表现。
其次，吃药也是文士对传统和当下统治者的一种反抗。魏晋名士的吃药，显然带有一种反对传统的意味。在此之前，长生之药只有皇室才有资格服食，在此之后，历代帝王服食也不少，而文人学士服药的现象则不多（道教徒除外）。于是魏晋名士吃药的这一现象就有了一种与正统意识相对立的意味。吃药是件麻烦事，吃药者为了吃药而影响公务则是常见之事。吃药人中大部分努力淡化公务，敷衍共事，对职务采取消极态度，这与狂饮烂醉、荒废公务如出一辙，如皇甫谧等还以吃药为由婉拒西晋朝廷的征召。所以，吃药是可以从与现实政治拉开距离这个角度加以理解的。
与吃药相似，魏晋名士之饮酒也更多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原因首先在于长期的政治形势多变。竹林之流在正始年间，曹氏与司马氏的斗争由松至紧，由暗至明，即使在高平陵政变已见分晓，但皇族尚有余力，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在最终决胜前难言胜负①。嵇康的狂放也是在“八王之乱”开幕之际，东晋各大族相继执政，朝廷统治不仅有北方的威胁，内部的斗争也始终未断。身处其间的文士，实在是难以抉择，除了饮酒烂醉，隐于世俗之外，别无良策。
其次，动荡不安的社会，使得人们的思想灵魂无法保持平静。整个魏晋期间，最高统治者一直没有放松宣传儒学的力度，经学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统治者自身的行为又极力的展示了与儒家思想截然不同的观念。
再者，玄学兴盛，道教漫行，佛学渐进而至于大观，最后与儒道并驾齐驱，在这样日益发展的思想潮流中，士人们很难立即接受，所以只得在饮酒
①
里找寻解脱。而且在现实的探讨里，人们不能说，不敢说。在权力斗争不断，掌权势力不断变更的年代，有自己政治见地的名士很多都是因为自己的立场而招致杀身之祸。面对这样依、违两难的境地，唯有麻醉自己，麻醉社会，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①。
终其原因，魏晋名士吃药成风，饮酒成狂的状况与其所处的动荡、荒唐的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朝代更替，流传着一个关于“禅让”的美丽传说，虽然我们现在都知道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可笑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上演了一次次“禅让”的闹剧，魏代汉以禅让，晋代魏以禅让，宋代晋等无不以“禅让”为名。我们不想去探究这些“禅让”闹剧的滑稽可笑，只想去探寻生活在其中，并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这些演出的正直文士们会有怎样的感受。
禅让的前提是皇帝要“自愿”，但我们这一时期的皇帝几乎都是被迫的，甚至有的皇帝还是在别人坐上他的龙椅之后，自己稀里糊涂的被人“恭送”出宫的。明明是抢，却还要演出禅让的假戏，名士们是看不惯也受不了的。面对这一动荡，荒唐的年代，名士们也只好以荒唐的行为来应对。虽然在世人看来他们的行为放诞，甚至有些不可理喻。但是在这荒诞不羁的行为背后，他们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个性。我们可以看到，名士们怪异行为的背后是对世事的冷漠、对富贵名利的淡然，是对自己独立之人格的坚持。
六、魏晋士人另一种潇洒风流的生活态度——追求自然
其实魏晋名士的洒脱人生不仅仅是体现在饮酒、服药上，他们还有着别的一番生活方式，而那些生活方式也同样能体现其潇洒风流的生活态度。
追求自然，是魏晋名士的人生目标，虽然在行为上他们放诞不羁，但他们的心灵旅程其实就是一个自然化的过程。同时魏晋名士也是一个高扬个体生命意识的文人群体，他们奉行了与传统相左，与世俗相异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因此显示出了极为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
东汉后期，政治黑暗，统治者与广大士人的关系不怎么和谐，士人就从自身生存状况出发，开始脱离社会，走向自然，大量的隐士出现了。名士将目光投向了大自然，并且常常身临其境，心领其韵，揭开了文人与自然关系
①
的新篇章。陶渊明更是因为他的结庐人间，隐居田园的生活方式而被推上了“田园诗人”这一群体的领军人物的地位。
一时间，魏晋名士在自然中的活动丰富多彩，或结庐于山林，隐居避世，静享自然之恬适，或游于山水之间，悠然自得，从容自在，甚至还有如嵇康之类去山间寻药，不畏艰险，去深山险崖采集药物。其中缘由也多是魏晋士人面对现实，无法排遣心无无奈和苦闷，遂寄情于山水，到自然中去寻求慰藉，去安顿灵魂。
在魏晋士人的眼中，大自然是平静的、和谐的、他们不可能像西方人那样去自然里发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激烈竞争的自然规律①。因为在他们所生活的现实社会环境里就充满了你争我夺的激烈竞争。社会的动荡不安，使他们更加向往大自然的宁静、和谐、有序。②同时，现实社会里的权力、财势的争夺充满了世俗的尘埃，而只有原始性的青山绿水的大自然还保持着洁净的面目。或许魏晋名士们也希望能在自然的怀抱里涤尽世俗的尘埃，从而获得心灵的平静吧。大自然的另一个特点是不伪，大自然里欲风则风、欲雨则雨，云起日落都是那么率真，从不顾及在其中的人们的想法。这样率性的作风，像极了魏晋名士所追求的生活态度和处事原则。游于自然之中，他们也更能与之契合而不用去看尽魏晋统治者们一面标榜名教，一面践踏名教的伪善面孔。魏晋名士的这种行为所昭示的正是他们崇尚内外一致、观念与行为一致的自然人格。
七、魏晋名士的生活态度对后世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一去不复返，魏晋名士作为一个活跃的曾相当风光的独立阶层，在历史上还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其人格魅力，对后来的文人学士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能够从后来无数杰出的文人学士身上看到魏晋名士的遗风流韵。
首先，魏晋名士崇尚自然的、自由的生活成了后代文人们追求的人生目标。魏晋总体上是个混乱的年代失序的年代，名士们以时代提供的条件，以
①周海平著，《魏晋名士人格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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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他们自身的生活态度，活出了一个基本上接近于极度自由和自然本真的生活。这种潇洒的、艺术的、脱俗的生活，成了后代文人学士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李白心中的偶像便是东晋的谢安，白居易、苏东坡等都以陶渊明的形象作为自己的理想。魏晋名士们充满个性色彩和洋溢蓬勃生气的人格形象，成为一代文人雅士赏鉴、品味的对象，并在他们自身人格中留下了或多或少、或强或弱的影响。
其次，身在人境而超凡出俗成为了士人新的清高人格的评判原则。清高，是自古以来正直人士的人格特征之一。在先秦有不食周粟的夷、齐，有绝意仕进的岩穴之士庄周之类。而魏晋名士则是开创了身处人世而宅心世外的清高境界。他们有的虽有官职且有俸禄，但并不在意名利，不关心公务，如山简、王衍、阮孚之类；或者弃官职，不要功名利禄，但并不岩穴而处，而是“结庐人境”，如张翰、陶渊明之类，这种心隐而身不隐的绝高境界就是周敦颐所说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士人新的清高人格的范式。所以其后为历代清高之文士所效仿，如王维、白居易等。
再者，儒、道、释兼摄成为了后代士人思想修养的基本范式。儒家是很强调思想的纯粹行的，若遇异端，可“鸣鼓而攻之”。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对异端更是采取排斥的态度，形成了所谓的正统观念。魏晋时期处于多种文化大碰撞、各种思潮大激荡的时代，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冲击，佛、道思想开始融入人们的生活①。在魏晋时期，思想上没有绝对的偶像，士人博采内外经典，杂糅了儒、道、释各家思想。到了唐代，基本上不排斥道、释各家思想，文人虽然仍以儒学为基础，但仍延续了魏晋名士的修养方式，博采广摄。柳宗元崇佛，白居易崇道，至宋代，苏东坡更是各界都有至交好友。即使是正统的理学，也吸收了禅宗的思想，重建儒学系统。虽然在很多文士心中仍然反佛斥道，但是兼采各家所长的思想修养方式实际上已经浸入他们的行为准则深处。
八、结语
历史的长河总是不断向前，但魏晋名士在这条长河里所激起的浪花却是①
那样的绚丽多彩，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回顾中国历史，魏晋时期无疑是最具动人魅力的时期。千百年来，魏晋风度曾使无数的士人仰慕不已，也是无数的学者沉思不已：他们处于乱世，有着即是是在今天人看来仍然荒唐不已的放诞行为，他们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他们的魅力何在？很多学者认为，魏晋风度诞生于人生最痛苦，但思想最解放，个性最张扬和生活最艺术的历史氛围，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年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有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①它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思想繁荣一样，是人文精神的大绽放。有道是：“国家不幸诗家幸”，正如我们所见，在那样黑暗动荡的年代里，时代造就了一批令后世文人不无歆羡的洒脱名士。他们对酒放歌,临刑挥琴,麈尾清谈,兰亭流觞,东篱采菊……魏晋士人的生活、个性和思想，闪烁着他们对于人生价值、意义和归宿的的深刻反思，也是他们对自我，对人生的追求。
他们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这个命题似乎太大，我只想说的是他们虽然有着那样多的为后人所诟病的行为，但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更多的是他们那极具个性的人生态度和人格魅力。虽然“士”这一阶层到了现代社会似乎早已不存在，但对于深受中国古老文化熏陶的我们，却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曾经的名士们留给我们的思想和文化传统。而魏晋名士们那样追求自我，面对动乱仍希冀实现自我的态度，还有玄学的兴起与发展，等等，无不在体现着中国古代文士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所以，若要谈魏晋名士之潇洒风流，我想他们确实是做到了保持独特的自我，而且能让后人对他们无比的羡慕和崇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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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浅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5211409 ,王敏） 摘要：对魏晋文学及魏晋风度的简略阐述 关键词：魏晋风度，魏晋文学 谈到魏晋风度 ,首先得谈它独特的历史背景。自汉末以来 ,大规模战乱不已 ,先是董卓之乱 ,接踵而来的是三国鼎立 ,魏晋易代 ,八王之乱 ,永嘉南渡 ,中原地区出现了白骨遍 野的惨象。魏晋士人们流离失所 ,辗转四方 ,寻求栖身之所 ,过着朝不保夕的寄寓生活。面对天翻地覆 ,人命如蚁的社会现实 ,生性敏感多思的士人 ,心中的哀伤和悲痛可以想见。他们把这种哀伤和悲痛沉淀 ,转换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索和询问 ,转换成对生与死的思索 , 在他们的诗中“,忧生之嗟”随处可见(如《古诗十九首》、曹操《短歌行》) 。同时 ,汉末以来的正统儒学受到反拨 ,面对“白骨蔽平原”的社会现象 ,儒家对于生死问题的逃避态度 ,已不能令魏晋士人满意。况且 ,越来越僵化的礼教 ,成为上层集团统治人的工具 ,阻碍人的真性情、真道德的表达 ,魏晋士人们要求冲破这种束缚 ,展示个人独特魅力。特别是魏晋玄学的兴起 ,从哲学思想上给当时的士人以指导 ,打破了礼教在人们头脑中的僵化作用 ,使当时的士人追求一种自然、超脱、玄远和神明 :一种“大人先生”式的飘逸境界。对这种境界的追求 ,外显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仪表等方面 ,就形成了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两朝审美风尚的变迁 摘要:魏晋时期,审美风尚变幻迅速,人们从追求事功演变到追求风流自适,从重视人的品行、才能、政绩演变到注重人的仪表风神之美,从崇尚自然到关注大自然,自觉地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欣赏自然山水的神韵之美。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审美风尚；变迁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代，是一个政权更迭，战乱频仍的乱世，可思想却是高度的自由开放。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统治衰微,老庄、佛教等各种思想发展迅速。人们从儒家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很快就发现了自我、感情、欲望和个性。各种新的观念、新的风尚不断涌现,社会的审美风尚也不断变迁。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 笔者试图通过《世说》一书,对魏晋时期的审美风尚及其变化略作探讨。 一、从崇尚功业到追求风流自适 汉代是封建阶级处于上升的时期,士大夫积极进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当时的人生信条,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是其代表,曹操到晚年还慷慨高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一时期,非凡的政治才能和赫赫功业往往受到人们的赞赏和钦慕,《世说》也多有记载。《赞誉》篇载:“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又谢子微评许子政说:“若许子政者,有斡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陈藩、谢甄这两位士林领袖所赞赏的都是年轻人的政治才能和忠诚的品格。魏晋之际的名士已没有了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那种慷慨的情怀。士林普遍出现了一种特异的心态——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适意,主要是追求物欲和情欲的满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欲,一是清谈。魏晋士大夫的纵欲,有不少是出于对名教的反抗,《世说》所载大多为这种情形。《任诞》篇言:阮籍、嵇康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伤逝风尚 浦东外国语学校高二（3）班顾岱君李华君吴倩倩王玥艾地杨昕范众一 摘要：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很真实地还原了那时的思想风貌，借助我们去绍兴（晋代门阀士 族、文人辈出的地方）社会实践的契机，我们利用《世说新语》，简单了解了魏晋时候人们的一些思想和形成思想的原因。 ●适逢清明，我们在《世说新语》里找到“伤逝十七”，重点研究了魏晋时人们对伤逝之 事的感受和行为，并与现在做一些比较，得到不同，从不同之中，找到缘何不同，继而对魏晋伤逝文化有一定更深的了解。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伤逝风尚 魏晋是指魏晋是指东汉政权瓦解，三国到两晋的时期，是通常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到公元581年）这段历史的前一阶段。“魏”指的是三国里的曹魏，“晋主”要指的是司马氏所建上的西晋与东晋。此时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代1。魏晋面对着政权更迭频繁；内忧外患严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主流冲突；从而在门阀世族之中形成了独特风尚，在中华文明中独树一帜。 魏晋人的率性，放达，回归自然和回归人的本性，最令人难以忘怀和释怀。他们对于死亡，可以说在当时是几近平常的事，他们在生命的轮回中，领悟了死亡的真谛，不能说积极，更遑论消极。他们无畏死亡，可是却敬畏生命，似乎在他们眼里，死者最大，大过一切，包括皇帝。也许他们的行为在现代人眼里是出格的，可是这的的确确是一个真实的魏晋，真正的魏晋。 1.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王粲字仲宣，不是普通的人，他是三国时曹魏名臣，也是著名文学家，与孔融、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合称“建安七子”，而王粲作为“七子之冠冕”，文学成就又数最高。前来吊唁的“文帝”，即是魏朝开国皇帝——魏文帝曹丕。王粲的学识，一直被曹氏所赏识，对他的风骨，也推崇倍加，曹植更有《王仲宣诔》。在世说新语·伤逝的第一篇中，王粲的葬礼上，曹丕给足了面子前来参加，但令我们难以理解的是，葬礼毕，文帝对同来的人说：“王仲宣喜欢驴叫，可每个人都学一声驴叫为他送行。”与魏文帝同来参加葬礼的人，在曹丕的带领之下，驴鸣连连，好不热闹。 魏晋民间趣闻，其言有人听驴叫仿佛听天籁。至今我们也无从考证，但是从整件事情之中，我们看到了魏文帝的达观，让死者的安息是用他最喜爱的东西赠予他。和现在截然不同，我们是去把我们自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慷慨”地奉给逝者；而当时祭奠，却给他内心真正的需求，给予他心灵的满足。“驴叫”亦反映了文人最求精神自由的东西，现在的人们，可以做到这样的洒脱吗？我们感叹魏晋时期的学士的潇洒，魏晋学士的风流风度，放浪不羁，还有出奇的想象力。 3.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牀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一个时代的文人竟然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乃至 1https://www.doczj.com/doc/3a11451229.html,/view/3510067.htm
从魏晋名士看“名教”与“自然” 自古以来，每当社会发生较大的动荡或者战争频发的时代，都是百家争鸣、思想激荡的时代。 而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名教理论开始破产，“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但是士族阶层逐渐形成，他们更多的是追求入仕从政，追求“名教”。因此，魏晋掀起了一股“名教”与“自然”的争辩之风。 《魏晋名士风流》是以简洁易懂地描写魏晋时期的社会变迁和名士的思想、生活来叙述魏晋的文化的一本书，借用其编辑的话：“魏晋名士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种很独特的文化现象。魏晋名士蔑视礼法，狂放不羁，强调精神自由，展现个性的可爱。本书从不同方面勾勒出他们的精神风貌，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与众不同的价值观。”书里分为三大篇：社会百态篇、生活情趣篇和思想灵魂篇。 书中有这么一段引言：“魏晋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造就了魏晋名士的独特群体人格精神。其主流价值取向的特征就是，以超然的精神追求取代现实的物质欲求；以个体的自由洒脱取代社会意志的规矩樊笼；以士人的道统良知取代皇权的势统控制；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取代现实功利的人生态度。这些特征固然不应该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需要全盘吸收和继承的，但它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中国古代士人曾经有过的骄傲，其参照和借鉴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选择从魏晋的名士出发，以他们特殊的风流展示魏晋特殊的风度，以及这个时代的政治思想。 书中对魏晋的社会生活甚至服饰等方面有着比较独特的描述，但是本文里我打算注重于书中的第三篇——思想灵魂篇的玄学的“有无”与士人的“名教”“自然”。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来自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解释玄学的涵义为“玄，谓之深者也”，玄学之中有矛盾对立的两派：“名教”与“自然”。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对此两者的解释是：“故名教者，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即“名教”指的是入世求仕，而“自然”指的是避世不仕。 由于正统“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魏晋初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名士崇尚抑名教而扬自然的思想。何晏在《道论》中说：“有之为有，待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由此看出何晏提出“贵无论”来阐述“道乃无为”的精神。他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当时的政治现实息息相关。连年不断地战争，造就了一批“偏至之人”成为统治者，而在乱世中发展的士人阶层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十分关注统治者的人格问题，希望君王只有“平淡无味”的“中庸之德”。 而王弼则丰富和发展了何晏的“贵无”思想。王弼强调“崇本息末”，即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名教本于自然。然而他不单单看到了自然之于名教的作用，还留意到了自然并不是独立的“无”，“无”是通过“有”的外在载体形式呈现出来，存在于每件具体事务之中。用哲学中普遍性与具体性解释就是“无”是普遍性，存在于任何事物里，并通过“有”这个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度的故事集，这些故事形象的反映了魏晋士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乃至他们独特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他们以清谈玄理不问政事的生活方式，以清净明澈的心灵，以恣情任诞、率真放达、自然适意的性格演绎着千古流传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观相辅相成。 在《世说新语》一书中，记载了魏晋士人的言行轶事，充分体现着魏晋士人独特的言行风范和精神特质。这些正是魏晋士人在乱世之下对汉儒为人准则的反叛，更是他们在乱世的环境中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士人那优雅的风致、脱俗的气质、明澈的内心、诗意的神韵、浓浓的诗情，那率真任性、自然适意、任诞放达的性格，对中国人文精神产生了极大影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雅量”的内涵 写作提纲： 一、总论点：“雅量”，是指宏阔的度量。雅量是一种高雅的精神品 质，一种良好的文化内涵。在魏晋时期，士林中人特别推重雅 量，由此而构成了当时人物品藻的一个重要尺度。因此，许多 名士都是以雅量之美而获得时人的好评的。雅量是士人心灵世 界的一种美。雅量的美是一种开朗之美，一种高尚之美，也就 是所谓“开美”。在这里，我试图从《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 的言行出发开掘这种美的内涵，而具体概括为五个方面。 二、分论点： （一）能藏能敛，情感深蕴：中古时代的士林名流多为潇洒不羁的性情中人，其感情的丰富性不仅表现在言语应对和 诗赋歌咏上，也表现在对于情绪的把握与控制上。有情而 不露情，这是雅量的一个突出内涵。 举例：1、“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世说新语·雅量》三五）淝水之战，关系着东晋王朝的生死存亡，侄儿谢玄大败敌军，他岂能不万分欣喜？然而，他处重若轻，神色举止，与平日无异，足见其控制感情的能力是何等之强！ 2、藏“喜”固然不易，藏“哀”就更难。《世说新语·雅量》一： 豫章太守顾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
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顾雍深蕴的悲情比那种暴雨倾天、广漠长风式的流露更为深沉，更有魅力，他昭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深邃、幽邈的精神世界。逆知儿子病逝的噩耗，而漠然终弈，这与谢安得到捷报而不动声色，可谓异曲同工。 （二）脱略荣辱，善于忍耐：富有雅量的士人都特别能忍，他们通常能够承受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人格上的污辱。 举例：1、《世说新语·雅量》八：王夷甫尝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牛背是挨鞭打的地方，王衍自以为风采过人，眼光也高人一头，所以不屑于计较别人对自己的凌辱。 2、《世说新语·雅量》九：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暗当”，即暗中承受。这不仅不意味着软弱，而恰恰显示了刚毅、坚强和耐力。 （三）面对险象，处之泰然：人生始终是与忧患相伴的，魏晋士林群英的卓异之处，就在于能够勇敢地面对一切忧患。具体的表现，就是在险象突发之际，保持镇静、从容的仪态。这种临危不
魏晋名士真风流-国学教育论文 魏晋名士真风流 口文／郭廉夫 “风流”一词早在汉代已广泛使用，原指风俗教化如风之行、如水奔流。 风流往往与恃才而不拘礼法的名士连在一起，称之为“名士风流”。风流是一种美，是魏晋士人的一个鲜明特征。冯友兰说：《世说新语》常说名士风流。我们可以说，风流是名士的主要表现。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 魏晋风流主要表现三种形式：即清谈之风、品题之风、任诞之风。 清谈之风 清谈对于统治者来说十分有利，因为转移了许多人的视线和注意力，所以上至帝王下至文武官员，文人僧道都崇尚和参加清谈。清谈，对于当时知识分子说来，是高贵风雅之举，是显露自己才华的极好机会。 清谈内容以《易》《老》《庄》三玄为主，论辩《周易》《老子》《庄子》的义理，清谈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主客相对论辩，在两人中进行；一人清谈，听者不进行辩驳，或者自己问难，自己答辩，犹如独角戏一样，王弼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本领，往往所谈的义理别人是难以企及的；临时拈题，在座都各清谈一通；两人论辩，一人评判。 东晋时代，清谈之风之盛无以复加，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东晋以后，士人们流为清谈，而不去做文章了。 品题之风 东晋时代的品题，实际上就是上层社会中对士人品德、才干、容貌、举止、风度气质的品评论鉴。
品题是有其目的的，品题既是审美的，也有其功利性。虽然不像李白说的“一经品题，便作佳士”。但它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的名誉、地位、前途。《世说新语·品藻》云：“世论温太真（峤）是过江第二流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温峤品题因为未列入第一流，脸色都变了，足以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对此是何等看重。名士品题或毁或誉都非同小可。在不少情况下，品题能起到发现与选拔人才的积极作用。对一些青少年来说，品题可激励他们成才。 汉末出现郡国举士的“月旦评”。其主题词是：“评”。而东晋时代是赏誉，其关键在一个“赏”字。品题是一个审美过程，从品题中可以看出，魏晋时代对人物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品题在美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宗白华曾指出：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 任诞之风 任诞之风主要表现在饮酒、服药、裸裎、率真任性等方面。 魏晋饮酒者之面广、人多，是这一时期以前各个朝代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文人雅士极少是不饮酒的。他们狂饮酣醉，放浪不羁。东晋名士们嗜酒如命，终日沉醉，其实质是为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 他们表面上放达任诞，内心却无比忧愤，“何以解忧，唯有社康”；“胸中块垒，故须酒浇之”，用酒来麻醉自己。更有一些名士用酣饮作为抵抗和逃避政治的一种手段。据《晋书·阮籍传》记载：“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置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在魏晋的名士看来，全身远祸，酣饮是最佳选择了。 当时的名士学人感到人生易老，生命短促，通过服药以求健康长寿。《晋
论《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的在世情怀 高 娴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4) 摘要:《世说新语》作为一个小说文本,它回避了魏晋时代黑暗的政治斗争,集中描绘士人们的日常生活画卷。小说并不能消解历史的沉重,却从侧面反映魏晋时代社会主流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这让一个沉重的时代被软化和美化。《世说新语》魏晋士人具有尚情特质,其本质在于并非入世也未能超世的在世情怀。他们将个体精神价值置于社会价值观之上,注重精神世界的交流融汇,以情为纽带,以真为准则。在悬置了道德规范的主体意识下,他们表现出了超乎特定时代道德,又合乎人性本质的情感和情感表达方式。关键词:人情;在世;生命本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687(2007)12-0008-03 收稿日期:2007-10-23 作者简介:高娴(1983-),女,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 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关系和伦理准则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被归纳为五种: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亲情、爱情、友情三种情感关系。《汉书?艺文志》中有“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宗法等级制度成为了中国古代人际关系的基本结构模式和统治者的维持国家秩序的核心依据。作为统治的工具,它排除了人与人关系处理中的情感因素,而将其理智化为等级模式并作为礼法固定下来。真情的价值在其中泯灭,礼制让虚伪者轻易的叩开了方便之门。情与真本质上就有着重要的联系,“情”的初义就是“真”。“民之情伪尽知之 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情伪相感”(《易?系辞》 )中的情和伪相对,即是真的意思。从这样的字义变化中,我们认识到情的本质价值在于真。这恰好和礼所推崇的人为的“伪”的一面形成了对立。魏晋士人明显取了前者。 三种基本人伦情感———亲情、友情、爱情,在《世说新语》都得到了表现。我们不妨以此来认识和探讨魏晋士族对功利价值观的超越,对个体精神的维护、以及对生命本质价值的演绎。 一、亲情:情至深处,不法常礼 亲子关系是生命降生所带来的最基本关系,鹁鸽护雏,乌鸦反哺,自然界都遵循着这样的生命关系。周代制礼将孝道作为人的最基本品德,孝成为古代中国立家立国的根本。“五伦”中首要的是“父子有亲”。作为道德标准的“孝”,只强调了子对父的义务,突出父子从属关系和地位差别;而发乎自然的情感没有等级区分。 当一个父亲失去了儿子那是怎样心情,《世说新语》中恰有一例: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锺,正在我 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 )这里的呼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一句,已经被后人当作了魏晋士人尚情的宣言。王戎不标榜圣人,不是鄙人,他承认自己这一个凡夫俗子是有感情的人,并且是钟情的人。这样的坦诚和真情打动了山简,山简之前用“孩抱中物,何至于此?”来劝解王戎。且不说史书记载王戎的儿子绥19岁早逝,已经不是“孩抱中 物”[1] ,那一句“何至于此”的劝解之辞,正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中 父对于子的应有态度。这是一种违反自然人性的虚伪态度,王戎的真情表露击破了它。看到了情的深刻,礼的肤浅,山简“服其言”。 当礼成为了一种行为规范而被程式化并且这种程式在生活中被反复复制的时候,慢慢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而真情是无价的。不法常礼的行为方式虽然会被社会所误解,其实质却是为了维护真情的价值。阮籍的故事尤其体现了情和礼的对抗。这种对礼的冷漠,对世俗观念的叛逆,表现了情的深刻: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籍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缀,神色自若。 (《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 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世说新语?任诞》 )这第一则故事里,阮籍在母亲的丧期依旧参加社交活动,并且饮酒吃肉。他在行为受到他人的指责后,依然神色自若。文王用“有疾”给阮籍解围。固然如文王所说,阮籍服食五石散成疾,在饮食、行为要遵守诸多规范,必须饮酒吃肉,不能有大喜大悲[2],然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礼的地位已经从无上崇高滑落到要给服食五石散的有疾人让路。阮籍真的因为服食而把母亲的丧事抛在脑外了吗?第二则故事让我们看到事实。服药者不能有大喜大悲,这里的阮籍却“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真情所致,哪里还顾及得到自己的服食禁忌。两则故事贯通来看,服食的重要性大于礼,然真情不得不发,不受任何束缚,服食禁忌已经无暇顾及。 比起无条件的对礼的服从,魏晋士人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有了自己独立于礼的价值取向。服食的本质在于追求无限的人生,后来泛化为魏晋士人的生活时尚。当魏晋士人们怀着超世的梦想追求仙风道骨而服食的时候,也同样不得不面对自己作为一 ? 8?2007年12月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Dec.2007第24卷第12期 Journal of Hub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Vol.24 No.12
第 22 节．魏晋风度与竹林七贤 一、本集提到的知识点： 1、魏晋风度：又称魏晋风流(魏晋风骨)。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 率直任诞的行为风格。 2、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 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后世用"竹林宴、竹林欢、竹林游、竹林会、竹林兴、竹林狂、竹林笑傲"等指放任不羁的饮宴游乐，或借指莫逆的友情；以"七贤"比喻不同流俗的文人。 3、《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它是中国古代一首大型琴曲，中国音乐史 上非常著名的古琴曲，著名十大古琴曲之一，即古时的《聂政刺韩傀曲》。魏 晋琴家嵇康以善弹此曲著称，刑前仍从容不迫，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 矣!" 其来源有两种说 法： （1）据《琴操》记载:战国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因延误日期而惨遭杀害，聂政立志为父亲报仇，入山学琴十年，身成绝技，名扬韩国。韩王召唤他进宫演奏，聂政终于实现了刺杀韩王的报仇夙愿，自己毁容而死。后人根据这个故事，谱成琴曲，慷慨激昂，气势宏伟，为古琴著名大曲之一。 （2）《广陵散》的来历:据《晋书》记载，此曲乃嵇康游玩洛西时，为一古人所赠。而《太平广记》里更有一则神鬼传奇，说的是嵇康好琴，有一次，嵇康夜
宿月华亭，夜不能寝，起坐抚琴，琴声优雅，打动一幽灵，那幽灵遂传《广陵散》于嵇康，更与嵇康约定：此曲不得教人。 二、课后练习： 1、“竹林七贤”是指。 2、魏晋名士都有什么特点？ 三、练习答案： 1、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 2、率直、任诞、洒脱、自由（意思对即可）
魏晋名士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尚通脱”的惊世骇俗群体，他们独立特行而随情任性、无拘无束而消遥自在、恣肆癫狂而独得其乐，正统的儒家训导成了他们的耳边风，礼教习俗成了他们的多余，功名富贵被他们看谈，毁誉生死被他们堪破，醉酒和清谈是他们的人生第一要务，只一个顺其自然，循其本性。然而他们又并非市井无赖，愚钝顽徒，他们都有着较深的文化根底，他们谈玄论道驾轻就就熟，口灿莲花妙笔生辉，有的还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过令人敬仰的宏篇佳构或妙曲精绘，后人称他们为“魏晋名士”。连劝告青年人莫读中国书的鲁迅也对他们刮目相看，以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长文来探究名士行为的原因。多亏一部《世说新语》，把他们的言行记录下来，才没使它们被历史的烟灰埋没，才让后人能够一睹名士风采。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子猷是在世说新语中多次出现的人物，当然是名士者流。他于雪夜忽忆起友人，便兴致勃勃乘船前往，船行了一夜到得友人家门口，却是“不前而返”，因为他已经尽兴，没有必要再登堂入室，风雅得很。王子猷还有两个风雅故事：一个是他暂住别人家空宅，便急急忙忙在宅前宅后挖土种竹，有人讥他是多此一举，他却摇头晃脑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一是他乘船去京城办公事，见岸上有位吹笛的名士，于是当即停船把那位名士唤来船上，为他连吹三曲，他仍不厌足却不着一句评语，然后任其开路。公务肯定耽误了，但是王子猷觉得欣赏优美的笛声比忠于职守更重要。其实，王子猷当官也是当得莫名其妙，因为对于名士来说，官位可是不祥之物，是粪土。“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虽然当了“骑兵参军”的官，却对所司何职，战马多少匹之类的职权内问题一问三不知，还引用孔夫子的话来跟长官恶搞。还有一次，顶头上司对王子猷说：“你任职这么久了，近期内我会提拔你。”王子猷却不表示感谢也不回答，而是抬头望着对面的山吟咏道：“西山朝来，致有爽气！”可见王子猷并不想当官，当官只是他游戏人生的材料而已。王子猷应当还玩过许多“游戏”，世说新语记不得那么多。 阮籍不但是名士，还是一个文学家，中国文学史有“竹林七贤”，阮籍便是七贤之一。魏晋名士都嗜酒，阮籍也难免，李白有诗云：“古来贤者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魏晋名士倒确实因饮酒而留芳。“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只因为有足够的酒，阮籍才去求步兵校尉一职，酒比官位更重要，嗜酒如命可见一斑。“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与猪共饮可谓闻所未闻，“诸阮”中当然有阮籍在。阮籍因酒而非礼的故事也有记载：“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共眠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醉后竟睡在人家的美妇身边，却是“终无他意”，可谓“君子好色而不淫”，虽然是喝醉了酒。阮籍不醉的时候也常常非礼，例如，阮籍的嫂子有一次回娘家，阮籍竟不顾当时的忌讳去送别，还和嫂子肩并肩谈笑风生走在路上，有人讥讽阮籍这一行为，阮籍的回答是“礼岂为我辈而设也！”。再就是阮籍丧母，有位叫裴楷的去吊唁，却见阮籍披散着头发盘腿坐在床上而不哭。裴楷倒是礼貌性的大哭了一场。后来裴对人解释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而且守丧期间，重孝在身的阮籍不遵礼数照旧饮酒食肉而“神色自若”，把孔子倡导的以孝治天下的规则抛到了九霄云外。不但如此，阮籍还极端傲视权贵：“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不拘礼节，独立特行，被阮籍演释得确是淋漓尽致。 “竹林七贤”中还有个嵇康也很有名。魏晋名士都喜好相互品赏各自的容貌和气质，并且极尽形容夸张之能事。“嵇康身长七尺，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颂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可见嵇康是个美男子，大帅哥，并且风流倜傥。嵇康的才学也煞是了得，说是有个叫钟会的名士写了一篇论文，非常想要嵇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走在马路上，一边的车流日趋拥挤，一边的高楼日趋耸入云天，世人仿佛打破尘世的宁静还不够，还要竭力去侵扰缥缈的白衣苍穹。哪里可以诗意的栖居，哪里可以诗意的休憩，猛然觉得现实世界仿佛变得不再可以，于是只有把目光转向过去，欲在历史的尘封里寄托枯涸的心灵和疲惫的身躯。思绪流淌到一千七百多年前的魏晋时期，对酒放歌，临刑挥琴，麈尾清谈，华亭鹤唳，新亭洒泪，高卧东山，兰亭流觞，东篱采菊......一个个峨冠博带、潇洒超脱、空灵飘逸、翩翩而来，天地间变得月华如练，变得澄澈纯净。我尝试着感受悠悠名士的情感世界，谛听他们的心灵跳动，渴求能够与他们融为一体。怀着这种心情，翻开了《世说新语》。 汉末战乱，三国纷争，西晋一统不久就发生“八王之乱”，接下来西晋灭亡晋室东迁。魏晋南北朝是典型的乱世，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在这个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却在精神上达到了最自由、最解放、最智慧、最独立独行的境界。 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刘义庆编撰了《世说新语》，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该书共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篇，是刘义庆审视人物的三十六个视点。信手沾来一则，都可以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时而欣赏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潇洒飘逸，时而倾听到文人内心的矛盾与悲痛。 出自孔融之口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言语》）不仅使太中大夫陈韪局促不安，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巧言善辩。阮籍就座时“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让我们目睹了魏晋名士的狂放不拘，“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简傲》）“目送归鸿，受挥五弦”的嵇康和“洒脱不羁，心胸过人”的吕安让我们体会到了他们的深厚友谊与那个时代独有的，令人神往的无羁无绊。 魏晋这一特殊时代，改朝换代的压力下，诗人们淡泊功名怀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信念在否定外界社会的过程中，探求人生变化无常的命运，执着爱恋短促生命，寻求人生的欢乐。他们吃药、喝酒、轻裘缓带、不鞋而屐、扪虱而谈，这些在现代看似不解的行为是当时很高雅脱俗的举动。 正始名士何宴带头服五石散。“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竹林七贤”的刘伶，纵酒祥狂，常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君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嘛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少无适韵，性本爱丘山”的五柳先生也常“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 《世说新语》充满了魏晋风度的睿智，闲逸，狂放不羁的气息。我们从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县令的一言一行中看到了他们表面的颓废、悲观、消极，但也同样体会到了深藏于他们心底的对人生，对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个体意识 [摘要]《世说新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记载了魏晋时期众多女子的言行、性格和往事,与之前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女性不同，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的影响，她们追求自由、肯定自我、明理善辩、甚至有强烈的女性个体意识的体现，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觉醒。 关键词：世说新语女性觉醒自由个体意识 一、魏晋时期的女性观 魏晋时期，政治的动荡冲垮了自秦汉以来中央统治的大堤，皇权逐渐衰落；社会的离乱，少数民族入逐中原加居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外来文化的深入、碰撞带来了新的文明思想。此时玄学流行，此时男子普遍清心寡欲、行为乖张，或涂脂抹粉，或顾影自怜。不为利禄所想，也不为稻梁所谋。整日不谈世事，空知杞人忧天。而在这男子犹如扶不起的阿斗的时代，女子又是处于另壹种与前代和后朝均不同的生活状态中的。 由于政治的动荡的和民族价值观念的冲击下。魏晋的战火划破了女人们耕田织布、相夫教子的小家小国梦。金钗粉黛经过迷漫的硝烟更加坚强自立，她们不再像盛世华音下的女人舞态翩翩，悠闲自得。面对乱世，她们必须作出这者生存的勇气，时代要求她们改变，要求她们有坚毅的个性，不摧的志气和随机应变的本能。单单依靠男人做温柔红粉梦是不行的，特别是当男人也成了“扶不起的阿斗”的时候，女人不论是自愿或是被迫，只能成为强者！因此，她们要精明能干，要懂人情事故，要承受生命之重。其次，魏晋经济逐渐走向私有化，大家族制度渐渐松驰，个体家庭的意识浮出水面，这洋，以个体家庭注重个体为特点的意识替代了大家族中注重群体的意识，女子逐渐找到了自己生存的位置观念。再次，随着儒家思想的泯灭和玄学的产生，人们对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有所改变，特别是女性，对人生的意义的追求，成就了魏晋时期作为“女性的觉醒”的时代。[1] 引用纵观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的名著《世说新语》来证明观点。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查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
魏晋风骨与竹林七贤 一、魏晋风骨 魏晋诗歌承接乐府余脉，但又独有新意。首先是乐府风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诗转变。另一方面，文人诗由于吸收了民歌的精华，也开始摆脱汉赋的浮华气，形成了一种自然天成，个性飞张的风格。这方面成就较高，具有代表性，众耳能详的莫过于“三曹”父子。关于“三曹”其它文章说的很多，这里不再多说。我只有一点想说明一下。曹氏父子不同于其它建安文人。“三曹”是诗人，但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角。这种显而易见的主角意识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这种主角意识使他们可以说旁人所不能说，想旁人所不能想。曹操的率直从里到外都透着大气。他的“悲凉”、“古直”（锺嵘语）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叹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再有，曹植的《白马篇》中的游侠与一般文士的游侠也大不相同，没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迈不凡”（见《汉魏六朝诗鉴赏大辞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主角意识的深刻表现。在他们看来他们不只是在评说历史，创造历史的主体就是他们自己。 至于正始文学，则明显具有文人气的特征，但在表现个性上却与建安一脉相承。至若入晋之后，则渐少爽朗刚健的风骨。 魏晋风骨对后世影响，特别是唐代诸公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李白的诗个性之强，近于魏晋，思想上也近于玄老。后人说李白有清谈迹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称为“诗史”，在内容上更近于魏晋。而白居易文辞浅白、直率更是与魏晋有不解之缘。
再者，魏晋在形式上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使得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五言诗也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成熟，但却给后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词、曲。 二、竹林七贤 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据陈寅恪先生考，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之乱﹐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从《世说新语》中的酒与药谈起 ——魏晋名士及其“洒脱”人生简析 摘要：魏晋名士指的是生活与三国、两晋晋时期的名士。此间名士迭出，形成一个非常活跃、影响极大的阶层，虽人格内涵与外在表现仍在流动变化之中，但具有一些比较一致的特征，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里显得特别突出，且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风度”或曰“魏晋风流”，至今人们对此并不感到陌生。而常言道“乱世出英雄”，对于文人学士来说，天下愈乱，愈见士至；天下越黑，越见士节。汉末魏晋名士正是处在天下大乱且黑暗的历史时代，故名士之宏志、气节也更加张扬或也更隐晦。魏晋名士实际上是一批生活于魏晋期间的精神贵族，是高扬生命意识、崇尚清逸自然、具有非凡才情、洞识人生玄理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自觉追求完美的人格，表现出与世俗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①。他们自建安至东晋末年的两百余年中，在混乱黑暗的社会中闪出耀眼亮丽的色彩，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关键词：酒、药、魏晋名士、魏晋风度 ①
一、学术史回顾 关于魏晋风度，学术史上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其中罗宗强先生在他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是从玄学这个思想领域对魏晋士人的心态以及作为作出的探讨；范子烨先生的《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则是全方位的解读了那个时代的文人生活和文化现象；而余英时先生则是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上用了三章（这三章分别是：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主要探讨的就是魏晋时期的士人及魏晋时期的思想与文化；再者如王晓毅先生所著《中国文化的清流》，又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将魏晋风度的内在精神做出了阐释。 由于魏晋时期文化的大繁荣和魏晋士人之独特魅力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学者进行研究，对于前人之探索与研究自己了解的还太少，但感觉对于魏晋风度和魏晋名士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文化史和思想史方面，对于他们的放诞不羁和潇洒风流的生活态度虽然都有提及，但没有集中阐述，特别是对“酒”和“药”这两个在魏晋士人生活乃至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角色还没有较为全面的探讨。在本文就着重想要通过对《世说新语》中所提及的魏晋士人之与“酒”、“药”的密切关系来简单谈谈魏晋名士之“洒脱”人生。 二、酒与药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酒是最有魔力的饮料。从不知年代的远古起，人类就如痴如狂地醉心与它了。在地中海北岸，古希腊人用最动人的神话塑造了自己的酒神狄俄索斯，又在每年葡萄收获的季节，载歌载舞地狂欢着向他献祭，感谢和祈求他带给人们带来幸福和欢乐①。而生活在黄河、长江两岸的华夏先民，虽然没有古希腊人那么浪漫，但依然也把自己的厚爱献给了美酒：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琴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诗·小雅·鹿鸣）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诗·大雅·既醉》） 酒在古代先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在其逐步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