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法学Tsinghua Law Revie w
Vol 13,No 11(2009)美国法律文化的自由及其局限
高鸿钧3
摘 要 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和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相继考察了美国法律文化,描述了自由的特
色及其突出地位。在美国法律文化中,自由经历了重要的转变,从放任的自由转向调控的自由,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看,这两种自由都有局限,更需要的在于公民的积极自由。在权威与自由的关系上,美国通过宪政机制防止政治权威滥用权力,并尝试通过大众文化消解政治权威,但根本措施在于公民积极行使公共自主权,主动参与政治和社会治理。当代美国的法律数量不断增加,调控的领域也不断扩大,这在限制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自由的保护,但要使法律与自由相容并真正成为保护自由的有效武器,必须实现公民自我立法,只有公民既是守法者又是立法者时,法律的发展才会与自由的扩大并行不悖。
关键词 美国 法律文化 自由
法律文化是指特定社会中植根于历史和文化的法律价值和观念,法律文化直接或间接影响
法律制度的运作效果,而法律制度也明显或隐含体现法律文化。〔1〕美国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
认为,现代法律文化具有某些跨越民族或国家的共同特征。
〔2〕但这种观点并不否认不同民族或国家的现代法律文化具体不同的特色或“偏好”。例如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法律文化就存在差异。当问及美国法律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时,人们便立即会想到“自由”一词。
在美国的法律文化中,“自由”是与“权利”并驾齐驱的另一个核心话语。早在北美独立战争时期,“自由权”就与“生命权”和“追求幸福权”一道,构成了三大基本权利,并庄严地重申于《独立宣言》之中。在美国的政治、法律、社会乃至哲学的话语中,自由也许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许多美式格言都与自由相连,其中流传最广的则是林肯演说中“不自由,?78?3〔1〕〔2〕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英美法系与西方法制文明研究”课题(项目批准号:06JJD820014)的资助。
参见高鸿钧:“法律文化的语义、语境及其中国问题”,《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
See L 1M 1Fried man,Is There a Modern Legal Culture?Ratio Juris ,vol 17,No 12,July 1994,pp 1117～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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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宁死”那句名言。在美国,拥戴自由的人士自然高举自由大旗,甚至反对自由的人们也常常祭起这只“魔戒”,例如在南北战争中,主张解放奴隶的联邦政府宣布为自由而战,维护奴隶制度的南方各州也声称为自由而战。与此同时,自由还被付诸各种具体形象的表达,诸如“自由钟”、“自由女神像”以及“自由列车”等就是其中的典型。总之,在美国,自由已被升华为俗
世神灵,成为一种现代图腾。
〔3〕在诸多研究美国法律文化的著作中,托克维尔两卷本的《论美国的民主》和弗里德曼的《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影响甚巨。就内容而言,前者虽然偏重政治文化,但其中较多涉及法律文化,因为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都是法律问题,并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因而政治文化与法律文化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许多政治文化同时也是宪政文化;后者是一部描述当代美国法律文化的专著,作者是研究美国法律史和法律文化的权威学者。在时间上,前者涵盖了19世纪40年代之前的时段,而后者则始于19世纪中叶,直至20世纪末。这两部著作在时间上巧妙衔接,向读者展现了一部较为完整的美国法律文化演进的历史画卷。此外,这两部著作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分别作为哲学家和法学家的两位作者,同时运用了社会学的经验性观察和描述方法。本文试以这两部著作的相关描述作为主要线索,考察自由在美国法律文化中的含义及其语境变迁,探索自由与权威的关系以及自由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并以观察者的视角评价美国法律文化中自由演进过程及其得失。
一、放任的自由与调控的自由:两难抉择
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完成了为期3个月的访美之旅。美国人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酷爱自由的特点。他发现,美国人“既把自由视为获得幸福的最佳工具,
又把它视为获得幸福的最大保障”。
〔4〕他认为,欧陆人崇尚平等甚于崇尚自由,他的同胞法国人尤其如此,而美国人既崇尚平等又崇尚自由,但在平等与自由之间,美国人的天平更倾向于后者。他对美国的考察发现,自由是民主国家的法宝,可以克服平等主义造成的单调,防止物质主义造成的平庸,抵制国家权力制造的压迫,遏制民主主义可能导致的“多数暴政”,反抗工商业发展可能造成的工商贵族统治。实际上,托氏本人也热爱自由,这种信念不
仅体现在他论述美国民主的著作中,而且“是贯穿在他的一生活动中的一条红线”。
〔5〕在他看来,“自由可为人们的社会活动造成良好的精神气氛”,“而保护这种气氛则是托克维尔的全
部努力的中心”。
〔6〕众所周知,19世纪的西方曾被奉为自由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放逐上帝、击败君主的时代,是斯密及其经济自由主义如火如荼的时代,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时代,也是一个强调私人自主和反对政府干预的时代。根据劳伦斯?弗里德曼的描述,在美国,当时的自由主要限于经济领域的市场自由和政治领域的选举自由,而就私人生活而言,基本的价值仍旧取向于
?
88?〔3〕〔4〕〔5〕〔6〕关于自由在美国的历史演变,可参见〔美〕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74页。
〔英〕拉斯基为《托克维尔全集》中“论美国的民主”所撰写的导言,同上,第953页。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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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强调自我克制和节俭勤勉的生活方式。这正是韦伯所谓“新教伦理”的典型特征。
〔7〕与这种自由相适应,当时的法律维护绝对的财产权,保护几乎不受限制的契约自由,漠视弱势群
体和边缘人群的实际不平等境况,抑制个人选择独特的生活方式。
〔8〕处在这个时代的托克维尔也是自由放任的倡导者,极力主张“个人是本身利益的最好的和唯一的裁判者”;“除非社会感
到自己被个人行为侵害或必须要求个人协助,社会无权干涉个人的行动”。
〔9〕托克维尔已敏锐地察觉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身份的平等在使人们觉得自己独立的同时,也使他们感到自己
软弱”;人们在享有自由的同时“却面临着无数的意外威胁”。
〔10〕他预言,随着工商业的实业发展,美国将产生资本家阶层这种新型贵族,这些非常富裕的少数人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残酷的贵族,将把工人置于贫穷愚昧的境地,因而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需要某种帮助。但是,他反对政府出面提供这种帮助,认为这样会导致政府集权,对自由造成威胁。他认为,无微不至的家长式政府集权会剥夺人们的自由和选择,将“只能使它治下的人民萎靡不振,因为它在不断消磨人民的公民精神”;政府集权虽然“可能迎来战争的凯旋,但会缩短政权的寿命”,虽然“可
能对一个人的转瞬即逝的伟大颇有帮助,但却无补于一个民族的持久繁荣”。
〔11〕美国后来的冷酷现实粉碎了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理想逻辑,市场有输有赢的博弈结局终结了“经济人”共赢的神话,经济繁荣和财富涌流的预言在经济危机中化为泡影,消极守夜人的政府角色在贫富分化的现实冲突中失去了正当性。与此同时,利益最大化的功利观压抑了生活多样化的追求,清教徒般的生活方式限制了合理欲望的实现,人们在选择生活方式上的自由空间十分狭小。更为严酷的现实是,在消极自由之下,弱势人群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享有的不过是贫穷与匮乏的自由。弗里德曼指出,在19世纪的自由放任时期,面对无形之手操控下的自由市场大潮,人们不得不纷纷“跳下海”去,任凭沉浮,少数人成功了,成为了经济弄潮儿,但成千上万的人沉没了,成为了市场的牺牲品。这些失败者包括形形色色的流浪者、人数众多的孤独寡居者以及各种各样的道德沦丧者,它们成为了自由社会的弃儿。在当时的美国,“没有贷款担保,没有补贴,也没有预防和处理灾难的公共计划,破产制度也尚未成熟,济贫法调整范围狭小而粗暴”;“人们终日在充满灾难的阴影中生活,饥
饿和贫穷结伴”,〔12〕贫穷与疾病为伍,“美国的城市街道上充满了流离失所的人”,他们是些
“迷失和被遗弃的灵魂”。
〔13〕显然,这种悲惨的生活状况限制了人们对自由的享有,除非自由意味着优胜劣汰和弱者自生自灭。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工作,生存条件就无保障,更
?
98?〔7〕〔8〕〔9〕〔10〕〔11〕〔12〕〔13〕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参见〔美〕弗里德曼:《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42页。
前注〔4〕,〔法〕托克维尔书
(上卷),第72页。同上
(下卷),第713页。同上(上卷),第97页;托克维尔对政府集权怀有戒心并明确指出:“即使存在一个常在的权威当局,它经常关心我的享乐不受干扰,排除我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危险,不要我对此操心,但把我的生活中的任何一点小困难都照顾到的这个当局,如果是我的自由和生命的专制主人,包办整个社会的活动和生活,以致当它无精打采时周围的一切也得无精打采,当它睡觉时周围的一切也得睡觉,当它死去时周围的一切也得灭亡,那它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同上,第103页。
同上,第67页。
同上,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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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经济无保障是碾碎那些敢于标新立异者的强大机器。“如果你按
照自己的方式走,那你就很可能走向毁灭。”
〔14〕虽然美国社会允许甚至鼓励某些冒险活动,但它也会相当严厉地惩罚失败者,与其他社会相比,当时乃至今天的美国社会尤其不容忍失败者。
为了摆脱放任的自由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和缓解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冲突,人们不得不放弃自由放任的信条,并要求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导控,对社会乃至私人活动进行干预。在美国,“新政”标志着自由放任时代的结束,政府开始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从消极的“守夜人”变成了积极的“巡逻警”,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调整经济结构,通过宏观计划进行资源配置,通过税收制度实现财富的再分配,通过社会保障措施维持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条件,通过特殊的补偿行动
(affir mative acti on )为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提供优待。
〔15〕在法律上,原先无限制的财产权受到了各种限制,政府通过增加税收实行财富的再分配,旨在使所有的人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早期的契约自由原则不再被奉为铁律了,尤其是通过对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以及其他保护劳工权益的规定,工人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境遇得到了改善。伴随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界限的打破,私法与公法的疆域也不再泾渭分明,一些私法领域被公法化了,许多私法问题成为了人权问题,被纳入宪法的保护范围。这些措施都旨在改变放任的自由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抑制社会中弱者与强者零和博弈的“自然”结局,通过为弱势群体提供享有自由的基本物质条件,确保所有的人都能实际享有自由。“新政”之后的美国,通过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了社会“安全网”,为人们进行自由选择提供了基本条件,为人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物质前提。社会上虽然还会有穷人,但他们的生活可以获得最低标准保障;社会上还会有不幸的
人们,但他们可以得到政府的各种救助。“第二次机会”〔16〕和“失败者正义”
〔17〕等观念的流行,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法律文化领域自由观的重大变化。
弗里德曼认为,福利国家时代政府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关照所以具有正当性,根本在于它的宗旨是保障个人自由和维护私人自主。他认为,19世纪的自由概念未免简单、粗糙,当代美国法律文化的核心仍然是自由,但自由已经不再简单等同于不受干预的消极自由,还意味着政府调控的自由,以便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享有自由的基本生活条件。现在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衣、食、住以及保健等物质条件是人们行使自由和进行选择的必要基础,贫病交加不仅意味着这些人自身不幸,而且意味着社会失调和政府失职。因此,保障自由是政府应履行的义务,政府向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补贴和其他社会保障措施,是它的责任而不是慈善机构的施舍行为。美国当代法律文化关于自由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其主流认为,正如国家提供警察、道路和交通等组织条件和物质设施以保障公民旅行自由的实现一样,福利国家也应为需要者提供一些基本补助
?
09?〔14〕〔15〕〔16〕〔17〕前注〔8〕,〔美〕弗里德曼书,第67页。
“补偿行动”(affir mative acti on ),指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为补偿历史上因对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歧视所遗留的问题,在就业和入学等方面对他们采取照顾的做法。美国一些直接受到这种做法影响的白人提起诉讼,认为这种做法构成对白人的“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 m inati on ),违反宪法“平等保护”原则。德沃金从他的权利理论出发,对“补偿行动”和“反向歧视”的实质合理性进行了有力论证。详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317页。关于“补偿行动”,也参见A 1Cox,The Court and Constitution ,Hought on M ifflin Company,1987,pp 1269～287。
前注〔8〕,〔美〕弗里德曼书,第121～123页。
同上,第205～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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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项目以使所有的公民都享有选择的自由,支配自己的命运。没有这种前提,自由就只会是强者的自由,对于弱势群体来说,自由则是无法享有的奢侈品。因此,弗里德曼指出,“有人认为这些社会保险的法律规定了管制和征税因而减少了自由”,实际上,就保障普遍的自由而
言,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误导”。
〔18〕福利国家时代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于财产权的限制,对于契约自由的约束,虽然在表面上限制了个人自由,但实际上却有助于自由的普遍实现。
鉴于新型自由观的发展,政府在关照弱势群体的同时,开始给强势群体施加更多限制。为了维护雇员和房客的权益,有成千上万条的规则约束和限制雇主和房东的权力;为了小农场主、小商业者、小店主和消费者的权益,有多种多样的法律规制银行、铁路公司和其他大型公司的活动。例如《罗宾逊-帕特曼法》(Robins on -Pat m an Act )通过禁止价格垄断等不公平竞争行为保护小企业。再如面对连锁店的兴起,美国近一半的州通过了旨在抑制连锁店的税法,以防止大型食品连锁店剥夺个人建立小店的机会。针对此种抑强扶弱的法律,一些人士提出了批评,认为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悖。但弗里德曼认为,这些法律对于保护弱势群体、保障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维护职业选择的权利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小人物”或“小企业”面对章鱼式的“经济庞然大物”时显然处于弱势,法律是惟一可以凭借的有利武器,否则很难生存下
来。
〔19〕这些法律的制定和运行表明,美国法律文化中一种新的自由观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新型自由观就是调控的自由。
〔20〕关于美国法律文化中自由观的变化,弗里德曼的描述反映了历史演进的真实脉络。在自由放任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放任的自由,到政府干预时期,取而代之的是调控的自由。在这个阶段,托克维尔当年对美国自由的描述显然已经过时。弗里德曼对于调控的自由予以高度肯定,认为政府的干预和调控在实质上更有利于个人自由的享有和个人选择权的行使,但是他没有看到这种调控的自由所具有的局限。第一,这种调控的自由的初衷是通过福利和救助措施保护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使他们获得享受自由的基本生活条件,从而能够实现私人自主。但政府要对享受社会福利和政府救助的人们的生活予以监视和查问,以便确定他们是否符合享受福利和救助的条件,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政府对个人自由和私人自治的干预,从而导致一个悖论,即政府以妨碍个人自由和私人自主的方式来保障个人自由和私人自主。
哈贝马斯对这种悖论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福利国家时代的自由仍然存在重大缺陷。
〔21〕第二,这种调控的自由虽然对政府施加了压力和责任,但是它毕竟不是积极的自由,而仍然是一种消极的自由,因为享受社会保障和政府救助在美国始终作为政策调控的对象,而不是公民所享有的法定权利,公民是否或多大程度能够享受社会保障和政府救助,全凭政府裁量定夺,而不是作为一种可诉性权利。因此,在美国,社会保障和政府救助仍然具有恩赐和特惠
的气质,与之相伴的调控的自由也就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22〕与西欧的许多福利型国家相比,美国的福利保障水平和质量都远远落后。在许多西欧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已经成为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
?
19?〔18〕〔19〕〔20〕〔21〕〔22〕同上,第77页。
同上,第75～76页。
笔者找不到与放任的自由相对应之词,特用这个词语表达政府干预时代的自由。
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章。
参见〔美〕L 1亨金:《权利的时代》,信春鹰等译,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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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认为,在所有西方社会中,除了少数顽固分子,各阶层的人们都接受了国家提
供基本福利保障的理论和实践。
〔23〕这种判断显然过于简单。实际上,在当代美国的法律文化中,对于如何理解自由仍然存在很大分歧。一种流行观点主张政府干预下的调控的自由,认为放任的自由会导致社会不公和弱肉强食。这种自由观在中下层人士中广泛流行,并在民主党的纲领中有明显的体现。与之相对的是放任的自由观,它反对政府干预,强调私人自主和市场自由,认为政府推行的社会保障措施不仅会影响市场效率,同时也会对个人自由和私人自主构成威胁。这种观点在美国上层社会和大企业主阶层颇有市场。这种自由观以新自由主
义的旗号在美国卷土重来,由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予以主张和反复重申,〔
24〕得到了共和党纲领的应和,并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执政后得到了推行。其主要标志是以撤销管制(deregulati on )的名义掀起了市场自由化的浪潮。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浪潮虽然没有能够使美国完全回归自由放任时代,但是毕竟是对“新政”所确立的福利国家自由观的倒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冷战结束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在时间上恰好同步,对全球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并极大地增加了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竞争力与影响力。但是,令新自由主义者始料不及的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与随之而来的“金融海啸”正在使其再次饱尝放任自由的苦果。这种对市场神话的旧梦重续也对全球的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中、下层民众再次品尝“匮乏自由”的滋味。
在放任的自由和调控的自由之间如何抉择?这是美国以及其他现代国家面临的两难选择。在哈贝马斯看来,美国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放任自由及其“形式法”本来以保障自由为宗旨,但完全诉诸市场博弈却会导致许多人被淘汰,丧失享受自由的基本生活条件。福利国家时期的福利自由观及其福利法本来旨在纠正这种弊端,但不幸的是,这种法律的实施却以享受福利者受到监视为代价,从而侵犯了他们的自由,结果是以侵犯个人自由的方式来保障个人自由,以妨碍私人自主的措施来维护私人自主。对此,哈贝马斯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超越放任的自由和调控的自由,走向积极的自由,即公民通过运用交往自由积极地参与民主的政治过程,通过一般公共领域与立法机构的良性互动,在充分沟通和互动商谈中界定自由的含义,确定消极自由的范围以及确保公民享受消极自由的基本条件,并赋予自己享受社会保障的法
定权利。质言之,公民通过积极参与立法过程可以实现自由权的自我界定和自我赋予。
〔25〕按照哈贝马斯提出的方案,公民只有通过行使积极的自由权和政治参与权,才能赋予自己所需要的各种权利,才能形成有效地维护自己各项权益的法律,从而摆脱放任的自由所导致的“丛林状态”和调控的自由所伴随的政府家长式干预和恩赐气质。要实现这种自由,就需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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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3〕〔24〕〔25〕参见前注〔8〕,〔美〕弗里德曼书,第89～90页。
弗里德曼坚决主张自由市场的自由放任模式,认为只有通过竞争而不是政府计划才能为人们提供所需之物,主张将政府直接管理的公共事业统统私有化,废除最低工资的法律规定,废除累进制税制,废除社会保障体制。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这些主张通过电视等媒体在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对里根政府及其布什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参见〔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个人声明》,胡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参见前注〔21〕;J 1Haber mas,Paradig m s of Law,in M 1Rosenfield and A 1A rat o,ed 1,Haber m as on L aw and D e m ocracy:C ritical Exchanges ,University of Calif ornia Press,1998,pp 118～19。
高鸿钧:美国法律文化的自由及其局限
民能够从主体互动的交往理性出发,通过公共自主和私人自主的互动,通过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互动,在程序合理的民主商谈的立法过程中动态地实现自由的自我赋予。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实非易事,因为商谈不仅需要“理想的言谈情境”,而且对于公民也提出了较高的公共参与要求。但无论如何,哈贝马斯的理论毕竟为我们思考自由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二、自由与权威:体制制衡与大众文化之间
没有权威,社会可能失序。一旦社会失序,个人自由则毫无保障,因而权威的存在成为个人享有自由的重要前提。然而,权威的背后往往意味着强权,而强权则是个人自由的天敌。因此,权威与自由之间始终存在一种悖论关系,任何试图消解这个悖论的尝试都很难获得成功。可行的途径也许是不再把权威与自由对立起来或使之协调一致,而是寻求如何把权威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使它的存在和运行不致侵害个人的自由。与传统社会的权威不同,现代社会的权威不是自发的而是高度组织化的,不是简单的、面对面的而是复杂的、非人格化的,不是受传统调节和受习惯约束的而是由法律赋予和受法律限制的。但这一切并不表明现代社会的权威可以与自由并行不悖。
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民主时,对权威与自由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他指出,“正如人们为了表达自己思想而需要依靠一定的语法结构一样,一切社会为了求得生存也不
得不服从于某种权威,而没有这种权威,社会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26〕他同时指出,为所欲为的自由是一种“堕落的自由”,有序的自由是“公民或道德的自由”。
〔27〕但另一方面,绝对的权威必然会导致暴政,“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
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
〔28〕在他看来,现代社会通常是民主社会,而民主社会的权威比专制社会的权威更有利于个人自由的发展,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民主社会的权威会始终与个人自由相容互洽。实际上,民主会使社会具有屈从多数和讨好多数的特性,与专制社会屈从少数和讨好少数的特性相比,这固然值得肯定,但是这种崇拜多数的后果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在多数受到特殊情势的压力或某种情感的鼓动时,尤其如此。在托氏看来,这种“多数的暴政”对于自由的危害程度并不亚于“少数的暴政”。实际上,在民主社会中,比“多数的暴政”更可怕的是假借多数的名义所推行的“少数的暴政”,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以人民的名义来实行暴政和主事不公,暴政也
能成为合法的,不公也能变为神圣的”。
〔29〕他发现,美国在政治和法律体制的安排上和法律文化的取向上,采取了诸多防范和遏制“多数暴政”的机制。首先,宪法通过前十条修正案即
?
39?〔26〕〔27〕〔28〕〔29〕前注〔4〕,〔法〕托克维尔书
(上卷),第78页。
同上,第47页。同上,第289页。托克维尔在另一处写道:“统治者这样把每个人一个一个地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塑造成型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了。他用一张其中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的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最有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颓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同上(下卷),第870页。
同上(上卷),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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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法案》为议会设定了禁区,防止立法机关以多数的名义直接或间接剥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为发现和阻止议会制定恶法从而以法律的名义实行多数的暴政,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监控机制。其次,美国所实行的分权制衡体制,使得任何一个政府部门都受到其他部门的监督和制约,即便立法机构也不例外。再次,独立的司法机构和法学家阶层的形成和发展,成为自由的守护者和公平正义的捍卫者。最后,自由结社和由此而形成的各种自
愿性社团,其权威源于个人的认同,因而与个人自由相容。
〔30〕托氏对美国上述制度和机制深表赞赏。实际上,这些制度源于北美殖民地人民在英国暴政统治下的苦难经历,源于洛克和孟德斯鸠所倡导的自然法思想和分权制衡学说,也源于基督教文化对人性的悲观预设。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美国公法文化的重要基础,这种法律文化虽然也期待公职人员能够具备公民美德和公共奉献精神,但其重点在于对公共权威可能滥用权力的防范,而其宗旨则是有效地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托克维尔看来,国家权力是一种危险的东西,所以一个政府的法定权力越小,暴政的危险也越小,人们的自由也就越有保障。
关于权威的构成结构,托克维尔印象较深的是美国民主制下的联邦体制。他认为,小国和大国各有利弊。小国历来是政治自由的摇篮,易于实现自由制度但不易变得强大和繁荣,大国
利于在整体上变得强大和繁荣,但却易于成为中央集权的土壤,往往会导致极权和专制。
〔31〕历史上,人类一直没有找到摆脱这种两难境地的出路,但美国所设想和独创的联邦制,为在这方面开辟了一条新路。在联邦制下,联邦是人工创造的作品,而州是一种天然的秩序;“联邦既像
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像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
〔32〕联邦形成了整体的合力,有利于国家的强大和繁荣,而各州则体现并维护了自治的“乡镇精神”。
〔33〕托氏认为,美国的联邦制兼具小国与大国之长,集理性设计与自发秩序于一身,既可实现国家层面的共和,又可维护地方自治和个人自由。
继托克维尔之后,弗里德曼向我们展现了当代美国的权威走向以及权威与自由的关系。他富有洞见地指出,“自由和权威问题可能是人类存在的永久之谜。没有一种安排能够令人满意,
实现一劳永逸”;“满意的标准因时而异,并因文化不同而有别。”
〔34〕显然,他采取了多元的视角,认为权威的模式和类型总是处在变动之中,从来就没有绝对合理和永远正当的权威。换言之,人类社会中不存在解决自由与权威关系的万灵秘方。他结合美国社会的变迁过程,认为现代社会的权威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改变了形式和方向,权威、自由和法律正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发生关联,传统权威失落的空缺正由法律来填补,传统价值的功能正由程序来取代。
具有特色的是,弗里德曼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描述了当代美国权威的特点。他通过权威与名人文化的微妙关系来展现当代美国的权威走向。根据他的描述,在当代美国,权威同名人文化密切关联。当然,并非所有名人都有权威,例如落井幼童、中彩少女或百岁老翁等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名人,但这些人物只产生轰动效应而无任何权威可言。与此同时,许多名人身份都产生权威。名人多是基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或体育成就而知名,他们被人们称作明星,奉为
?
49?〔30〕〔31〕〔32〕〔33〕〔34〕同上
(上、下卷),有关论述。同上(上卷),第180～182页。
同上,第183页。
托克维尔特别看重发自新英格兰的“乡镇精神”,认为它是公民自治的基础。同上,第44、72～74、81页。
前注〔8〕,〔美〕弗里德曼书,第13页。
高鸿钧:美国法律文化的自由及其局限
楷模。就政治权威而言,它与政界名人密切关联,而政界名人不过是当代社会中各种名人的一
种,他/她要想享有权威必须首先借助名人文化成为名人。
〔35〕根据弗里德曼的观察,当代美国的权威与传统权威不同,它们不再是家长、教会或师傅式的直面权威,也不再是上帝、先知或国王那样遥不可及的权威。当代权威人物作为公共人物,他们要在媒体上频繁露面,不断与公众维持互动。他们享有实现自由的特殊能力和条件,但同时他们的自由要受到较多的限制。作为一般公众,生病住院属于个人隐私,但是对于国家总统来说,他生病住院就必须让公众知晓;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婚外私情也属于个人隐私,但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就与公共事务有关了,因为国家领导人的个人行为和活动事关国家的形象和公众的利益,人民应对他们的活动和状况享有知情权。在过去的美国,总统生病住院总是秘密的,19世纪末期的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在完全秘密的情形下进行了一次重大而危险的手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忍受着严重的中风痛苦而公众却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富兰克林?罗斯福禁止媒体登载任何显示他坐在轮椅上的照片。现在,当美国总统生病时,他的肠、脾、血压乃至前列腺都是每天公告的对象,电视甚至报道他们最轻微的疾病,成群的记者包围着有关医院。一般说来,公众自然有权知道政府首脑是否健康,因为政治领导人是公共人物。但是在这个方面了解细节的程度和涉及领导人生活隐私的程度,已经助长了大众窥探名人隐私的业余爱好,而政
府对此常常感到无可奈何。
〔36〕对于普通公众而来说,名人文化使得那些遥远的、非个人化的和令人敬畏的精英转变成了近距离的、个人化的以及和蔼可亲的常人。陌生和生疏的权威主体被人们重新界定或者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他们被纳入普通生活的轨道。名人既异于常人又同常人相似,他们只是由于一些奇迹、机运或特殊禀赋而超乎常人,变成了名人,从而享有权威。“一个人也许是总统,他可以统帅军队,甚至领导整个西方世界,然而他也有结肠、肾脏和消化系统。同我们中的部分人一
样,他有高血压和消化不良。如果你挠他痒,他能不笑吗?如果你抓伤他,他会不流血吗?”
〔37〕名人的超常之处令人崇拜,平常之处令人喜欢,而他们的权威正是源自公众的崇拜和喜欢。在美国,“选民们需要像自己一样的人,不管是不是知识分子,领导人应该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感兴趣于他们的姑妈、妻子、侄子和表兄弟,他们的嗜好,他们吃什么食物,开什么车;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原因何在。我们想看到他们的模样,听到他们说话,了解他们,嗅到他们的气味。我们甚至想知道他们的性生活以及他们是否忠实于他们的丈夫或者妻子。所有这
些被假定属于公众应该知晓的范围,是公众知情权的一部分”。
〔38〕这似乎表明,在美国,名人文化拉近了权威人物与公众的距离,而名人文化在解构权威人物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解构名人背后的权威。
名人文化下的权威是开放性的权威,它的活动几乎完全暴露于公共舆论和公众压力之下,并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压力做出回应。公众对政府施加压力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竞选中的投票、致函国会议员、为支持或反对某项法案进行游说、走向大街游行示威、提起法律诉讼以及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或在公共场所进行讲演等。在美国,这一切都受到宪法和其他法律的保护。此外,在一个开放社会中,法律允许并鼓励公众进行政治参与,保护人们以和平方
?
59?〔35〕〔36〕〔37〕〔38〕同上,第7章。
同上,第139～141页。
同上,第14页。
同上,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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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政治权威进行挑战。从这种意义上讲,在当代美国社会,权威人物是没有英雄时代的“英雄”,没有贵族时代的“贵族”。他们的出现是为了避免托克维尔所担心的那种局面:民主时代的人人平等可能导致社会平庸化。名人的成就成为了大众羡慕的典范,他们的言行举止成为了大众模仿的样板。正是这种模仿制造了流行的时尚,并潜在地发挥着维持社会行为一致性的作用。这种模仿虽然具有盲目性,却是人们选择的结果,体现的是自由的精神。这种模仿产生了两种效应,一是自由选择范围的扩大,而在传统社会中,不同的等级是不允许模仿的,很难想象一个贱民可以模仿贵族;二是人们可以在不同模仿对象之间进行选择,甚至可以选择不模仿任何对象。模仿也产生多元的效果,“即使定居在单一地点的人们,从社会和心理层面也接收来自媒体的流动性信息:他们从电视和电影场景中看到世界无限的多样性;他们通过令人着魔的
屏幕看到几乎使他们手舞足蹈的舞蹈动作”。
〔39〕由模仿所产生的一致性是基于人们的自愿,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而在传统文化中,“一致”不是自愿选择的产物,而是权威强制的结果。所以,当今世界上异常丰富的各种模式,不管观察者们是否享有它的益处,都逐渐被作为正常的、自然的和出于本能之物予以接受。弗里德曼认为,这导致了现代社会中权威性质的改变。从最一般的层面来说,名人文化强化了当代的个人主义趋势,而这种个人主义注重选择自己的生活、塑造自己的个性和表现自己的风格,通过在富有魅力的选择领域内自由地进行选择,可以展现一个独特的自我。这种名人文化的发展与当代传媒密切关联,名人的权威是以这些现代传媒作为桥梁建构起来的,而所有这些关于权威性质和建构方式的晚近趋势都是托克维尔当年所无法预见的。
弗里德曼认为,权威与公众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正如多数明星都煽情诱惑观众
一样,政治权威人物也可能操纵公众,“所有的政府都撒谎”,〔
40〕只是撒谎方式或程度不同罢了。但是,在当代的名人文化中,政治权威依赖于公众的意向和选择,政府不参考神谕般的民意测验,不敢轻举妄动;政要不得到主流民意的支持,不敢一意孤行;周期性的选举则是滥权政府的大限,政党轮换则是独裁政要的末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网络时代。这个世界营造了一个政府无法控制的民间媒体空间,这对政治权威构成了严厉的挑战,由此而生发的个人自由和对政治权威的解构,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自从进入了网络时代,公众对政府的意见往往通过网络的载体予以表达,而很少走上街头和诉诸极端形式了。对于近年来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对权威施加影响的方式,生活在报纸时代的托克维尔自然
无法料到。
〔41〕弗里德曼关于当代美国权威走向的生动描述,确实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托克维尔的简单描述。细而思之,我们虽然认同他的一些观点,但在许多方面与他意见不同。首先,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正在通过把政治权威置于一般名人的行列,通过他
?
69?〔39〕〔40〕〔41〕同上,第151页。
同上,第141页。
托氏认为报刊是保护自由的最佳民主手段。他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己不受迫害,这就是向全国呼吁,如果国人充耳不闻,则向全人类呼吁。他们用来进行呼吁的唯一手段就是报刊。因此,出版自由在民主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无限珍贵,只有它可以救治平等可能产生的大部分弊端。平等使人孤立和失去力量,但报刊是每个人都可阅览并能被最软弱和最孤立的人利用的强大武器。平等使每个人失去其亲友的支援,但报刊可以使他们向本国的公民和全人类求援。”参见前注〔4〕,〔法〕托克维尔书(下卷),第875～8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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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大众面前的频繁露面,使他们与公众的距离拉近,从而去除了罩在他们脸上的神秘面纱和头上的神圣光环,进而实现了传统的“垂直式权威”向当代“平行式权威”的重大转变。在他看来,一旦大众文化解构了政治人物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威,这种权威就成为了公共娱乐和大众精神消费的对象。这样一来,政治权威对公民自由似乎就再也不构成任何威胁了。但是,弗里德曼对于美国政治权威的走向做这样的描写和断言,未免失之简单和过于乐观。其他一些学者对现代社会政治权威的观察和研究,得出的却是与他完全相反的结论。韦伯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社会的行政管理科层化和非人化的趋势将有增无减。如果说韦伯关于权威的观察无法预见其后的变化,那么,卢曼与弗里德曼则属于同代人,具有充分的机会观察当代西方社会权威的发展趋势。他的研究发现,随着现代社会的分化,政治权威非但没有消融于生活世界之中,反而日趋变成一个独立系统。对于这个系统,外界的一切都不过是它的环境,系统按照内在的逻辑自我繁衍、自我复制、自我维持和自我发展。外部的诉求、愿望、呐喊只能对其构成某种刺激,至于系统是否理会外部刺激并作出反应,完全取决于系统
内部是否接受并理解这种刺激。
〔42〕卢曼的观点也许夸大了政治系统的封闭性和非人格化,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政治权威远远没有回归生活世界,仍然成为威胁个人自由的体制性力量,这在美国也不例外。其次,弗里德曼还认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权威和法律是以一种奇妙
的方式彼此转化,权威正在趋于衰落,而法律则正在日益扩张”。
〔43〕我们如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他的这个判断也成问题。他如果认为传统权威正在衰落,且它们过去发挥的社会整合功能正在由现代法律加以替代,那么我们并无异议。但是,当他认为现代的政治权威也在衰
落,进而断定“法律问题似乎是权威问题的对立面”,〔
44〕似乎法律的增加与现代政治权威的减弱存有此长彼消的关系,我们就不敢苟同了。在现代社会,法律的增加既可能削弱政治权威,也可能助长政治权威,这取决于法律本身的性质。哈贝马斯就指出,在许多现代国家,政治权威借助法律获得合法性支持,而法律又借助于政治权威而获得强制推行的力量,政治
权威与法律互相支持,彼此进行合法性的循环论证,〔
45〕在法律实证主义得势的场合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权威与法律可能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并驾齐驱甚至是相得益彰的关系。再次,权威与自由的内在关系并非取决于权威的大小或强弱,而是取决于权威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基础和符合正义的精神,在现代社会,只有在民主基础上和在法治架构内产生和运行的政治权威才具有正当性和符合正义的精神,而只有这样的政治权威才与自由相容并有助于自由的发展。因此,弗里德曼在考察美国的权威与自由的关系时,应更多地关注政治权威是否正当而不是权威的强弱。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公民只有联合起来积极地行使政治参与权,在社会事务和国家治理方面实现公共自主,才能够使作为系统的政治权威不再凌驾于社会之上,而与生活世界重新联结起来并实现良性的互动和沟通。在高度分化且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设想通过大众文化之类的机制消解政治权威,并借此把政治权威重新拉
?
79?〔42〕〔43〕〔44〕〔45〕参见N iklas Luhmann,L aw A s A Social Syste m ,transl 1By A 1Ziegert,edited by F 1Kastner et al 1,Oxf ord University Press,2004;洪镰德:《法律社会学》,9章,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德〕卢曼:“法律的自我复制及其限制”,韩旭译,载《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6～469页;鲁楠、陆宇峰:“卢曼社会系统论视野中的法律自治”,《清华法学》2008年第2期。
前注〔8〕,〔美〕弗里德曼书,第14页。
同上,第15页。
参见前注〔21〕,〔德〕哈贝马斯书,第16～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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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生活世界,未免过于天真烂漫。在约束政治权威方面,行之有效的途径也许是通过公民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互动,通过一般公共领域与立法机构的互动,制定和发展具有正当性和符合正义精神的法律,然后运用这些法律限定政治权威的权限并有效地约束政治权威运作的过程;通过分权制衡的制度机制,使政治权威的不同分支相互制约;通过基本人权和体现基本人权的宪法对政治权威的决策范围设定不可逾越的底线,以防止政治权威施行暴政;通过独立的司法机构对政治权威的活动进行合宪性监督和审查,确保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不滥用职权;通过新闻媒体的舆论力量监督政治权威的运行过程,及时揭露政治权威的非法舞弊行为;等等。当然,这一切限制权威和保障自由的措施和机制都需要民主国家中宪政精神、人权原则和公民文化的支撑。
在权威与自由的关系上,弗里德曼还重点论及了利益集团的作用。其实,利益集团不过是社团中的一种形式。托克维尔在当年访美时就注意到了美国的结社自由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各种社团。他认为,在民主时代,个人虽然获得了自由,但身份的平等却使人际疏离,个人显得形
单影只,弱小乏力,几乎完全消失在抽象的“人民”群体之中。
〔46〕同时,如果每个公民不能单枪匹马地保护自己的自由,那么暴政必将随之而来。
〔47〕他认为,在一个国家,即便有良好的宪法和完善的政府体制,仍不足以保障联系松散的公民个体自由,而结社则是一项有效的措施。
“在我们这个时代,结社自由已成为反对多数专制的一项必要保障”。
〔48〕人们一旦结成社团就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就可以使普通的公民联合起来而形成集体行动的合力,从而产生非常强大力量。社团虽然仍是一种社会权威的组织形式,但这种组织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行会等身份性组织,“在社团中,承认个人的独立,每个人就像在社会里一样,同时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但并非都要循着同一条路走不可”;“没有人放弃自己的意志和理性,但要用自己的意志和理性去成就共同
的事业”。
〔49〕换言之,社团是一种契约性社会组织,是人们自愿联合的产物,人们在这种联合中并没有失去自我的独立,因此,社团中的自由“是仅次于自己活动的最自然的自由”。
〔50〕托氏观察到,当时的美国社团组织非常发达,已经形成了各种形式的社团,“既有宗教团体,又有道德团体;既有十分认真的团体,又有非常无聊的团体;既有非常一般的团体,又有非常特殊的团体;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又有规模甚小的团体。为了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向边远地区派遣教士,美国人都要组织一个团体。他们也用这种办法设
立医院、监狱和学校”。
〔51〕他就此评论说,在一个国家,如果公民力量弱小,国家就不会持久强大,倘若公民萎靡不振,国家就不会永远兴旺发达,只有保护和鼓励结社,才能使得分散的公民变得力量强大,才能培养公民的积极进取精神。
弗里德曼从利益的维度来关注当代美国的社团,并对作为社团之一的利益集团给予了特殊?
89?〔46〕〔47〕〔48〕〔49〕〔50〕〔51〕托克维尔指出:“随着身份在一个国家实现平等,个人便显得日益弱小,而社会却显得日益强大。或者说,每个公民都变得与其他一切公民相同消失在群众之中,除了人民本身的高大宏伟的形象以外,什么也见不到了。”参见前注〔4〕,〔法〕托克维尔书(下卷),第841页。
同上,第635页。
同上
(上卷),第216页。同上,第220～221页。
同上
(上卷),第118页。同上(下卷),第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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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和高度评价。他认为,“在现代法律制度中,没有什么能比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发挥着更大的
影响力了”。
〔52〕这些团体往往是志愿者的联合,如全国性的集邮者协会、养殖火鸡的农场主协会以及致力于监狱改革协会等。成员之间也许空间上相距遥远,个人情况十分不同,但他们共享的利益或偏好使他们连接起来。他们通过各种媒介互相交流,互惠互助。在团体内部,成员之间地位平等,成员主要通过他们所在团体来影响公共决策。利益集团主要采取两种方式施加影响,一是在立法层面影响议会,使之制定并通过有利于自己利益的立法;二是在团体成员的利益受到侵害时,通过集团诉讼等形式维护利益,敦促法院做出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判决。利益
集团在必要时还发起社会运动,在美国,许多法律的变革都是社会运动催生的。
〔53〕弗里德曼注意到,美国的社团组织形式是人们自愿联合的结果,是否参加团体和在其中如何行动,仍取决于个人的自由选择,这样,社团组织的权威与个人自由完全相容。
弗里德曼的描述旨在揭示当代美国的社团具有自发的性质,成员之间具有身份平等的特性,这对于了解美国社团在当代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组织结构的演变颇有启示。但是,他所着眼的社团范围太小,主要先于利益集团。实际上,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社团的范围远非“利益集团”所能涵盖,许多社团并非基于功利性的利益而存在,而是有着各种追求和目标。例如基于信念、爱好、情趣之类的非功利性社团越来越多。许多非功利性社团的内部结构更为开放,对于维护公益来说是一种比利益集团更为可取的社会组织方式。个人置身这样的社团,可以实现与他人的合作与互动,并且可以获得社会的归属感、文化的认同感和行动的力量感,同时又能保持自主,不丧失自由、个性和本真。同时,弗里德曼没有对当代社团的内部结构进行深入和具体的分析。实际上,某些法团主义的利益集团发展到较大规模的程度,多都采取科层制的组织形式,其内部结构并非“平行”而是同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一样具有“垂直”的特征。个人参加这样的社团,往往以丧失自主性为代价,个人的意志被集体的安排和整体的考量所通约。因此,这类社团虽然有利于维护成员的利益,但并不利于成员个人享有自由。另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分布也不均衡,人多势众和财大气粗的利益集团对于政府的立法和决策的影响力远远大于那些势单力薄的团体,而这会直接影响不同团体成员所享有的自由程度。哈贝马斯把各种社团称作“社会权力”,认为它们既可能发展出交往权力,也可能退变为一种目的理性的工
具性权力,使成员丧失自主性。
〔54〕三、自由与法律:一个古老的问题
在最初的北美殖民地,简单的社会关系几乎不需要正式的法律,依靠《圣经》中有关法律的原则和精神以及地方生活习惯就足以解决纠纷。但随着国家的建立和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美国对法律的需求也开始变得迫切和广泛。托克维尔在访问美国期间就发现,在美国,人们即便对某项法律不喜欢也愿意服从,因为他们把法律视为一项契约,认为自己是契约的参加者,因
?
99?〔52〕〔53〕〔54〕前注〔8〕,〔美〕弗里德曼书,第149页。
同上,第100～101、148～150页。
参见前注〔21〕,〔德〕哈贝马斯书,第174～176、213～215、410～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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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有的阶级都对国家的现行法律表示巨大的信任,以一种爱父母的情感对待现行法律”。
〔55〕他认为这是民情使然,“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情是一个民族
的唯一的坚强耐久的力量”。〔56〕这里所言的“民情”,其核心是法律文化。他发现,在美国,
“司法的语言差不多成了普通语言;法学家精神本来产生于学校和法院,但已逐渐走出学校和法院的大墙,扩展到整个社会,深入到最低阶层,使全体人民都沾染上了司法官的部分习性和爱
好”。〔57〕由此他判断说,“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
〔58〕他的判断被美国后来的政治问题司法化趋势所证实。实际上,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当代美国的法律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调控的领域,无论是在治理美国社会的作用上还是在人们日常对法律的依赖和运用上,都远远超出了托克维尔访美的时代。
根据弗里德曼的考察,在当代美国,伴随权利的扩张,法律的领地急剧扩张,几乎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因而不属于法律调控的领域已经寥寥无几了。在美国,法律以确认、赋予和保护权利为核心,人们的权利意识和诉求不断增加,相关的法律也随之增长。每种事务都有成千上万条法律规则:有政治选举的规则、立法的规则以及法院审判的规则;有税收的规则、股票管理的规则以及土地规划和使用的规则;有交通的规则、环保的规则以及文化市场
管理的规则等。
〔59〕据统计,在阿拉巴马州,每年州和联邦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总共有15万项之多!〔60〕当代美国已经有人抱怨“权利爆炸”、“法律爆炸”和“诉讼爆炸”。
〔61〕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埃里克森经过对美国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夏塔县进行了实地考察,在那里他发现了与弗里德曼所描述相反的倾向。该地的居民倾向通过非正式的规则而不是正式的法律解决
纠纷,从而展示了一个“无需法律的秩序”。
〔62〕实际上,夏塔县的独特生活方式和邻人之间解决纠纷的模式,在美国并不具有普遍性,因而这个个案并不足以颠覆弗里德曼关于美国法律不断增多的判断。
弗里德曼认为,法律的增加有诸多原因。首先,现代科技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风险,如果不对这些风险加以限制,就会对人们的自由构成威胁,例如,汽车的发展就催生了无数相关的规则:关于汽车制造、销售、驾驶、修理、报废以及交通事故等大量的法律。
其次,当代美国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在这个陌生人的社会中,“陌生人为我们提供保护,缝制衣服,建造房屋,烹制食品;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扑灭我们的火灾,储存我们的钱财,通过媒体向我们传递信息和灌输思想;当我们乘坐交通工具外出旅行,我们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的手中;当我们得病住院,陌生人诊断我们,处置我们,护理我们,治死我们或治愈我们,
?
001?〔55〕〔56〕〔57〕〔58〕〔59〕〔60〕〔61〕〔62〕前注〔4〕,〔法〕托克维尔书
(上卷),第275～276页。
同上,第316页。
同上,第310页。
同上注。参见前注〔8〕,〔美〕弗里德曼书,第2章。
参见〔美〕里夫斯:《美国民主的再考察》,吴延佳、方小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137～138页。前注〔8〕,〔美〕弗里德曼书,第16～20页。
〔美〕罗伯特?C 1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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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或火化我们”。
〔63〕在这个陌生人的社会,人们的健康、生活以及财富受到陌生人的支配;人们与他们从不相识,也许永不谋面;当人们打开包装和罐子,吃下陌生人在遥远的地方制造和加工的食品,并不知道这些加工者的名字或者他们的任何背景;当人们搬进陌生人建造的房子,并不知道这些房子架构是否安全,使用的材料是否对人身有害;当人们被“锁”在陌生人制造和操控的诸如汽车或飞机之类的机械装置中,并不知道这些危险的、飞快运转的机器是否安全,驾驶者是否合格可靠。在这个陌生人的社会中,人们没有直接的方法确保不会被劣质的罐装汤毒死,没有直接的方法确保不会被劣质建筑物压扁,没有直接的方法确保不会被骤然跌落、突然爆炸的锅炉以及瞬间失控的飞机夺取生命……如果这一切都是可能的,那么人们的权利、自由和选择则毫无保障。为了防止上述危险,并在受到损害时能够获得有效的救济,人们需要某种抽象的和可操作的信任机制,而法律就是现代社会中重要的抽象信用机制。国家可以通过法律间接约束和规制这些陌生人的行为来来防范这类风险;一旦危害发生,受害者可以通
过司法保护机制获得有效的救济。
〔64〕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社会,再加上社会流动程度较高,因而那里人际关系的陌生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西方社会。为了确保人们的自由、安全和稳定人们的行为期待,大量的法律便应运而生。
再次,在现代社会,人们享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大多数人都可以选择成为医生、建筑师或者飞机驾驶员。但在选择这些技术性较强的职业时,人们不能像选择一种业余爱好、宗教信仰或者普通工作那样自由抉择。因为公众依赖这些技术性服务,把自己的健康、安全甚至生命交托给这些职业者。如果这些从业者缺乏资质、技能和责任,公众的自由就岌岌可危。在前现代和现代早期,各国对这些特殊职业也加以限制,通常是采取特许的方式。在当代社会,各国通过一般性法律来规定准入条件和技术责任。美国是世界科技十分发达的国家,随着技术的发展
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有关专业者资质和责任的法律也逐渐发展起来,且日益增多。
〔65〕复次,在当代美国,随着各种风险的增加和人们防范风险意识的强化,人们开始突出强调责任的重要性,因而美国在近几十年呈现为一个“责任爆炸”的社会。这首先体现在侵权领域责任的扩张。对大型企业或组织机构而言,法律日益施加了更多的责任,通常是选择范围越大,责任越多。按照一般法理,危害发生,只有该危害系人为所致,才有人对危害结果负责。如果某项危害结果并无加害人,则不应有人承担责任。根据传统观念,这类不利或有害后果通常归入命运的范畴,人们只能自认倒霉。但是现代的社会正义则不承认这种命运,而是认为只要某些后果不是由于自己所选择的行为所致,就须有某些机构或组织对这种后果“负责”。例如,自然灾害就不是出于人们自己的选择,政府必须负有救助的责任;先天残疾者也不是出于人们自己的选择,社会必须承担救助的责任;失业通常也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国家必须对这种后果负责。当这些责任都采取法律的形式时,责任
的增加自然导致了法律的增加。
〔66〕这一切的背后,所体现的是选择至上以及期待完全正义?
101?〔63〕〔64〕〔65〕〔66〕La wrence M 1Fried man,Am erican L aw:A n Introduction,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 on,W 1W 1Nort on &Com 2pany,1998,p 13301
参见前注〔8〕,〔美〕弗里德曼书,第80～83页。
同上,第84～86页。
同上,第229～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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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部分正义的法律文化。
最后,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经济日益关联密切,“一个国家的银行若不稳定,其他国家的
银行就会感到振荡”。“巴西违约,纽约就会受到冲击”。
〔67〕由此需要国家或国际组织对经济的活动予以法律的监管和规制。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的经济风险日益加剧,这一点在弗里德曼撰写他的这部著作时尚不十分明显。目前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华尔街“金融海啸”所引发的全球性经济震荡,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强化法律监管和调控经济活动的重要性。随着经济的发展,监管和调控经济活动的法律也随之增加。
如果说在现代美国社会,法律数量的增多和调控领域不断扩大是客观的趋势,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趋势是增加还是缩减了个人的自由?弗里德曼认为,当法律要求生产者须在商品包装上做出详细说明,要求医生行医须具备某种资格,要求飞行员须取得飞行驾驶许可证,要求食品生产者所提供的食品须符合卫生标准,要求公共交通的乘客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要求机动车驾驶员不得饮酒,要求人们不得乱扔垃圾……所有这一切虽然限制了某些人的自由,却保障了更为普遍的自由。与此同时,由于有大量新规则,自由减少了,然而
选择权和选择物的增加可能远远大于由规则所导致的自由的减少。
〔68〕弗里德曼关于自由与法律之间关系的这种解释,虽然蕴含某些洞见,但毕竟显得过于简单。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69〕假如我们认同孟氏关于自由的这个定义,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何为“应该”的标准?孟氏提供的答案是,“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
的权利”。
〔70〕当然,孟德斯鸠心目中的法律是保护自由的法律,而不是剥夺自由或压制自由的恶法。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法律文化时就敏锐地察觉到,美国人所以愿意遵守法律,除了人民参与立法之外,主要在于这些法律意在维护多数人的自由和权利,如果一项法律令多数人讨厌,
“就是通过以后也不会被遵守”。〔71〕对于那些不良之法,“只要不是以暴力违法,攻击现行法律
亦不为罪”。
〔72〕由此可见,托克维尔已经意识到,美国人所以乐于守法,是因为这些法律保护自由;对于那些压制自由的法律,人们有权进行非暴力的抵制。实际上,关于“良法”的理念最初源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法治的要义在于“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和人们“所服
从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
〔73〕根据现代法治的理念,良法应保护自由,至少应与个人自由相容,包括保护少数人的自由。
如上所述,弗里德曼在考察美国法律文化时,更多关注的是法律数量的增多,并认为这种趋势从总体上并不妨碍自由,而是有助于保护自由。他虽然意识到,对于自由来说,问题的关键不是法律“更多”还是“更少”的问题,而是选择哪种法律和哪种制度安排的问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对于法律的性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般说来,正义的第一要义是平等的
?
201?〔67〕〔68〕〔69〕〔70〕〔71〕〔72〕〔73〕同上,第68～69、239～242页。
同上,第78页。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同上注。
前注〔4〕,〔法〕托克维尔书
(上卷),第256页。
同上,第206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9页。
高鸿钧:美国法律文化的自由及其局限
自由,法律越符合正义精神,其正当性就越充足,因而成为良法。良法也限制自由,但那是为了协调不同个人或群体之间的自由冲突,而不是出于其他理由。因而,一个社会的良法越多,
人们的自由空间就越大。〔74〕在20世纪的60、7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中,出现了称作“公民不
服从”的抵抗活动。这个活动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公民是否有权通过非暴力的形式抵制某些与自由相悖的法律?这个问题引发了美国以及西方许多国家的政治学者和法学者关于法律正当性
的讨论。
〔75〕令人遗憾的是,亲历这个运动过程的弗里德曼,虽然多次提到民权运动,但对于“公民不服从”这种美国法律文化的新动向却没有提及。在民主社会中,自由的范围和选择的边界不应由强权或社会精英武断地设定,而应由社会成员在协商和沟通的基础之上自主地厘定。只有公民既是守法者,同时是立法者,法律与自由才会相容,因为这种法律对自由的限制是公民为了真正享有自由而自我施加的。然而,美国的民主虽然在最初具有某些共和的精神和要素,但是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其民主政治也逐渐仿照自由市场的运作模式,更多突出的是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和博弈,立法往往是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谈判与妥协的结果,而这不利于公民通过行使积极的自由权和政治参与权,从交往理性而不是从目的理性出发,在互动协商和互惠沟通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程序和令人信服的理由,经过慎思明辨而达成立法共识。公民只有通过公共自主和政治参与才能实现自我立法,而只有这样的法律才具备充分的正当性,才会有助于公民的自由而不是有害于公民的自由。为此,美国的自由主义民主需要借鉴并植入某些共和主义民主的精神和要素,从而逐渐发展出哈贝马斯所倡导的商谈民主。在这一点上,最近米歇尔曼和桑斯坦等人对于美国式“麦迪逊共和主义”的重新阐释,以及他们重建
新共和主义的理论努力,〔
76〕对于确保制定的法律为良法,从而确保法律与自由的协调发展,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关于自由与法律的关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美国法律文化具有偏爱司法的倾向。据有的学者考察,美国人偏爱通过司法解决纠纷和“对法律的依赖性”,与他们对于法
院的公正司法认同程度较高有关。
〔77〕如上所述,美国法律文化继承了英国重视司法的传统,而对立法抱有不信任的态度。在英国,即便在议会至上的时代,立法的实际运作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技艺理性,更不要说其他时代了。这样一种重视司法的传统及其法律文化,有助于推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机构独立运作,有助于司法的高度职业化以及法官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与声誉,而这转而有助于增加社会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信心,从而愿意把纠纷提交给司法机构解决,并通常倾向于服从司法判决。美国的司法机构在法律适用之维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它因为变相承担了造法的功能而常常引发争议和受到批评。
?
301?〔74〕〔75〕〔76〕〔77〕关于如何确保法律具备正当性,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进路提出了方案,在当代英美法系罗尔斯和德沃金的理论影响较大,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论述。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前注〔15〕,〔美〕德沃金书。
参见前注〔15〕,〔美〕德沃金书。
参见〔美〕弗兰克?米歇尔曼:“法律的共和国”,载应奇、刘训练编:《公民共和主义》,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美〕凯斯?桑斯坦:“超越共和主义复兴”,载上书;凯斯?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参见〔美〕李?S 1温伯格、朱迪思?W 1温伯格:“论法律文化和美国人对法律的依赖性”,潘汉典译,《法学译丛》1987年第1期。
清华法学 2009年第1期
在美国,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重大发展主要不是源于立法机构的民主立法,而是源于联邦最
高法院的判决。这种导向在沃伦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期间尤其明显。
〔78〕这就导致法官在某程度上成为了公民权利的“摄政王”和自由的“神谕者”。不同时期的法官在政治立场和生活方式的偏好上差异很大,以致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诉求结果会因此而大为不同。如果遇到“沃伦法院”那样自由主义的大法官,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诉求就会更多地得到积极的回应;反之,如果遇到保守主义阵营组成的大法官,结果就可能相反。此外,这种通过司法途径确认和发展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方式,违背了分权的宪政原则和立法民主原则。还有,公民通过个案争取权利和自由往往是一个充满艰辛的漫长过程,成本很高,代价巨大,且具有偶然性。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对自由主义民主进行商谈论的重构,公民通过政治参与和一般公共领域的广泛沟通,把自己所需要的权利和自由要求输入到立法机构,后者在商谈的基础上,对公民合理的权利要求和自由诉求加以确认并将其“加工”成法律,然后再反馈给全体公民。由此,公民可以随时通过立法的民主过程来实现权利和自由的自我赋予,而无需历尽艰辛地向司法机构“讨要”自由和恭请法官家长式地决定是否“赐予”自由。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美国的自由主义民主和过分倚重司法的法律文化需要经历重大的改进和富有勇气的革新。
上文从三个维度讨论了美国法律文化的自由及其局限。在本文结束之前,笔者必须补充以下两点。第一,本文在讨论美国法律文化时,主要以托克维尔和弗里德曼的描述作为线索,他们的描述是否真实和准确反映了美国法律文化,是可以存疑的问题。毫无疑问,其他学者关于美国法律文化及其自由价值的描述可能与他们两人的描述颇为不同,甚至可能完全对立。鉴于美国法律文化的研究并不存在“标准”之作,因而以他们的描述作为主要线索仍不失为一种可取的观察视角。第二,托克维尔对于美国的民主和自由钦羡不已,字里行间充满了溢
美之辞,并希望他的祖国能够仿效美国的模式。弗里德曼在贝拉等人的启示下,〔
79〕不无兴奋地强调,在美国,伴随放任的自由转变为调控的自由,功利型个人主义也转变为表现型个人主义。这种新型个人主义的突出特点是人们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由此,美国的自由完成了朝向“选择”的飞跃,美国的法律文化也开始更突出“选择”的意蕴。基于这种描述和判断,弗里德曼不无乐观地向读者暗示,当今美国法律文化的自由已经领导着西方世界自由的新潮流,并且预示着人类未来的自由模式和生活方式,未来的理想共和国应是“选择的共和国”。显然,笔者在叙述中并没有完全认可和接受他们两人的描述和分析,而是在许多方面提出了与他们不同的看法。当然,笔者这种看法并非意在苛求美国法律文化中的自由,也绝非意在表明自己比上述两位学者更胜一筹,而是意在展示一种批判的视角,并附带指出,美国式自由亦有局限。
?401?〔78〕〔79〕参见莫顿?J 1霍维茨:《沃伦法院对正义的追求》,信春鹰、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他们的实证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美国早期的功利型个人主义已经转变为当代的表现型个人主义,参见〔美〕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公共责任》,翟宏彪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
浅析从美国电影中折射出的美国文化 ——观《世界电影史有感》 电影，这一元素自诞生以来就从未离开过我们的视线，一直活跃在近现代文明的历史舞台上。自2009年底2010年初的《阿凡达》在全球掀起一阵新的狂热效应之后，单单对于电影本身的了解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了。越来越多的影人及资深影迷纷纷将目光转移并锁定在了电影的制作背景上。而好莱坞电影无论是其运作模式还是拍摄水准制作功底都位及全球电影界的翘楚。吸引了绝大多数人的目光。无论是《与狼共舞》的叙事，还是《骇客帝国》的科技，或者是卡梅隆曾经保持了13年的全球票房纪录的《泰坦尼克号》，都再一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以此切入分析《阿凡达》获得成功的背景。正如知名电影评论人莫绶所言：“《阿凡达》的成功并不是一鸣惊人，而是根植于美国文化创意领域深厚的积累沉淀。” 如今我在读完《世界电影史》之后对其中美国电影史部分，特别是战后至今的美国电影史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想在此谈谈我对其的看法并分析一下我所理解的战后至今美国电影中折射出的美国文化。由于阅读时间仓促，且下文所述皆为个人粗浅见解，还望老师指正。 一件艺术品往往和艺术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一种艺术形式的历史通常是将艺术家的名字记录下来。这样的历史其实是把个别艺术家的生活和作品置于一种社会真空状态之下，或者超越了时间和地点的束缚，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处于社会历史之外。如果说个别艺术家超越了社会生活，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社会生活同样高于该艺术家的整个内在，因为每部作品至少都带有两个印记——艺术家的印记及其作品所在环境的印记。但是不管怎么说，任何时期的电影都会有一个鲜明的时代印记，在整个大环境下各个不同导演发挥各自的主观想象力与创造力带给我们不同的心灵享受。 “战后初期美国好莱坞电影面临着极好的发展前景，罗斯福的自由主义在恢复时期（1945-1947）风行于好莱坞的一些制片厂内，这个时期社会纠纷很多，在这个电影 的首都也不例外。那些战前的电影大师，如约翰·福特、卡普拉、惠勒，似乎准备重显 身手，大干一场。电影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卖座打破了记录（1946年售出50亿张影票），盟军的胜利又为好莱坞打开了新的世界市场。（日本、西德、意大利 等轴心国）”[1] 威廉·惠勒以极大的热忱和心血拍了《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年代》这部具有鲜明时 代特征“恢复时期”特点的影片。这位作风细致的杰出艺匠用很长的篇幅描述三个复员军人——一个银行家，一个飞行员，一个失去双臂的残废者一一归来的情景。故事结局虽
国内外安全法律发展现状对比 姓名：李阳学号：2015443713 成绩：老师签名 一．安全法律法规概述 安全生产立法（Legislation of safety production）泛指国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制定、修订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活动：二是专指国家制定的现行有效的安全生产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等安全生产规范性文件：安全生产立法在实践中通常特指后者。如：《危险化学品管理条例》、《天津市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等安全生产法规（Safety production regulations）是指调整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同劳动者或生产人员的安全与健康，以及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安全保障有关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安全生产法规是国家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常说的安全生产法规是对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规程、条例、规范的总称。例如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地方政府颁发的有关安全生产、职业安全卫生、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程、决定、条例、规定、规则及标准等，都属于安全生产法规范畴。如：《安全生产法》、《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等。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实质上是经济法制化的过程。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安全监管作为市场经济监管体系的一个子系统,是建立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环节。必须依靠全面加强安全生产法制建设,构建一套完备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政,有章可循,规范执法,把安全生产监管与监察工作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依法建立稳定持久的长效工作机制,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实现安全生产的长治久安,使安全生产有可靠的法律保障。因为,法律最具稳定性、连续性、权威性、科学性,它规范明确,具有普遍约束力。 We must rely on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en production safety legal system, build a complete set of production safety laws and regulations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law, administrative law, rules, norms of law
论美国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摘要】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通常又被称为法律的正当程序（DueProcessofClause）或者正当程序条款。美国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可分为程序性的正当程序和实质性的正当程序。从戈德博格诉凯利案开始一直发展到马修斯诉埃尔德里奇案，美国联邦法院基本上确立了如何衡量正当程序标准的方法。这种功能主义的利益衡量，具有适用上和功能上的灵活性，已成为今天处理程序性正当程序的主导模式，并在美国宪法解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正当程序；美国宪法；利益衡量；程序标准 一、正当法律程序的概述 （一）正当法律程序之辩思 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通常又被称为法律的正当程序（DueProcessofClause）或者正当程序条款。从美国法律辞典对其界定来看，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至少包含以下的内容：一是正当程序
的目的是保障个人权利，这种权利在美国宪法中被概括抽象为“生命、自由和财产”。二是正当程序的限制是针对政府行为和政府权力。三是限制的方式是通过法律确立的原则和程序。[i] （二）正当法律程序类型之嬗变 正当法律程序最初的含义仅指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其最初来源于英国的《大宪章》和普通法。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原来适用于司法领域，是指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采取的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进行的措施或手段。后来其扩展到行政领域，开始专注于政府政策执行的方法和程序，保证政府施加管制或惩罚的过程的公正性。行政法学上所讨论的正当法律程序，是就宪法上的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而言。[ii]后来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中，正当程序又发展了另外一种含义即实质性正当程序。实质性正当程序着眼于法律本身是否公正、理性并具有充分的正当理由，而不考虑实施该法律的程序是否公正或充分。在程序性正当程序的语境下，法院只审查执行法律的过程和方法是否合宪。而实质性正当程序则检验据以执行的法律本身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美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 渗透 Document number：BGCG-0857-BTDO-0089-2022
美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渗透 美国文化价值观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来影响中国青少年的。 1.利用文化产业的优势进行文化渗透 20世纪90年代，美国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美国式力量，向世界各国辐射，对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进行着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单方面输出，并施加影响。目前美国的文化产业居世界首位，成为最大的文化输出国，繁杂的美国文化商品超越地域、时空限制，到达五大洲的每个角落。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迪斯尼、CNN（美国有线新闻网）、MTV流行音乐风行全球，好莱坞电影更是深得青年人的青睐。 面对美国消费文化，尤其是媒体（电影、电视节目、图书、音像制品和网络服务等）冲击着中国文化市场（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些文化冲击变得更加明显、更加强烈、更加趋于白热化），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就会潜移默化地西方化或美国化。目前中国在经济、技术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文化产业不够发达，不能够满足有些青少年衣食住行高标准的需求，使青少年对美国产生崇拜、向往之情。一部分青少年的文化价值重心偏向西方文化，“西化”思想在这些青少年中深受欢迎。 此外，美国还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资源拿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他文化加以改造，即进行“美国化”之后，据为己有，再重新推广到世界各地，不仅为其带来高额利润，而且达到宣扬美国民族主义和文化至上观念的目的。美国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花木兰》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花木兰》是中国流传下来的传奇故事，讲述一个女孩特别孝敬父母，代替年迈的父
美国法律的演进及现状 一个完整与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形成及建立，不是一蹴即就的，它必须经过漫长的演进、酝酿与成长而逐渐形成。特别重要一点是在法治建立的过程中，必须有不同时代的明理人士及法律_丁作维护者对法治重要的坚持，同时也具有前瞻性的眼光，预见国家经济及社会未来发展需要而作未雨绸缪前瞻l生的因应法律案件的判决，或因应经济、社会及人口增加的需要而制定不同时期的法规加以规范。从余年的美国法律演进历史中，我们看到一个现代化法治国家其法治建立的种种演变情形，其中很多法律的演变具有重大启发性，也对一些追求现代化法治国家具有某种程度的示范作用。在数年前阅读.Friedman教授于2002年所着一本小书Laws in/Mnerica后即想写一篇介绍文章，笔者在写作这一篇文章过程中，从该书中看到一些美国法院对某一案件的判决而引导国家社会走向进步繁荣的情怀深为动容，因而得到解惑的答案，何以美国今会成为一个现代化法治国家的理由。 本文的目的，即在鉴古知今，从美国的法律演进过程中得到启发或借鉴，从而在追求现代法治化国家的过程中有所依循。同时从美国过去法律演进变化过程中，预见美国法律在21世纪的可能发展方向，在这一方面，我们又可扮演什么角色?此事值得吾人一思。导引法律乃集体透过一个政府的运作行为。 美国法是继受英国而来，也就是继受英围普通法(Conmlon Law)。经过一二百年的演变及运作，目前的美国法律制度与英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已有若干不同之处，本文不拟讨论英、美法律的差异性，主要在介绍及讨论美国法律制度过去的演进及发展情况，以及目前的现状。特别是美国法制文化(American Legal Culture)的特质。 大陆法乃以法典及其条文为主，英、美国家的普通法是以案例(cases)及法官判决为主的造法活动而形成的判例法，大陆法与普通法的差异极大，但由于世界趋向全球化，两大法系的互相观摩
何海波：晨光初现的正当程序原则 作者：何海波（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转自：北大法律信息网原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原标题：“司法判决中的正当程序原则”【摘要】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但是，在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行政机关应当遵循的程序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院能否根据正当程序原则去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文章通过统计《人民法院案例选》上行政判决所用的法律依据，分析田永案件、刘燕文案件、张成银案件等十余个有关行政程序的代表性案例，结合对法官所做的访谈，勾勒了一幅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图景。在过去十多年中，《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已经成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重要根据，法官在法律缺乏明文规定时运用正当程序原则判案的意识和信心也不断增强。通过个案判决的“涟漪效应”，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审查中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开始成为中国法律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显示了中国法院在相对局促的空间里的能动主义立场，以及由个案判决所推动的一种法律发展的特殊路径。文章也指出了这种立场和路径的局限。关键词：行政诉讼正当程序原则司法能动主义法律发展导言半个多世纪以前，正值英国一场法律变革的前夜，年轻
的公法学者韦德写下了“自然正义的黄昏”，作者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英国法院在行政程序司法审查上的倒退。[1] 而几年后彻底刷新英国司法审查面貌的的那场变革，恰恰是以程序正义原则的勃兴为开端的。[2] 再过几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发动了“正当程序革命”[3]，不但扩张了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范围，也推动了行政法的整体发展。此后，随着最高法院整体上变得保守，行政程序的扩张似乎也出现了逆流。[4] 而在大陆法传统的日本，行政程序也成为行政法日益重要的一部分。[5] 不同的故事讲述同一个主题：正当程序是法律发展的一部分，也是法律发展的一面镜子。今天，在一个相当不同的法律传统中，我们将看到一个精神相似的原则——我们称之为正当程序原则——正在中国蓬勃生长。在涉及正当程序的多个司法判决中，江苏省高级法院2004年的一份判决尤其值得注意。该判决声称：“《行政复议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必须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但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行政机关在可能作出对他人不利的行政决定时，应当专门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6] 在中国法律发展喧闹杂乱的背景中，这是一个微小却鲜亮的举动：在没有制定法依据的情况下，法院公然引入了正当程序原则。它昭示正当程序原则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获得了明确的身份，也暗示法院在行政诉讼实践中能动主义的姿态。在中国的法律传统中，程序观念的稀薄、程序制度的简陋几乎
中西文化差异的研究开题报告 一、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动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比的研究方兴未艾,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全方位研究正在不断深入。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中西方文化差异专题研究的论文也相继公开发表,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意义：中西文化承载着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 它们与传统文化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本选题以中西方文化差异为切入点，进行较为深入的文化对比研究，反映一个民族的礼仪、宗教信仰、风 俗习惯、饮食等特征的表现，有助于更好的了解和掌握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难点和创新点： 基本内容：本选题重在研究礼仪文化、饮食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表达方式折射出的文化差异，理论说明与实例分析相结合。 难点：如何从多个角度分析归纳总结文化差异。 创新点：将礼仪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重点加以研究。 三、研究步骤、方法及措施 步骤： 1.中西礼仪的差异 1.1称呼语 1.2感谢和答谢 1.3赞美 1.4节日 2.中西饮食观念得差异 2.1中西饮食对象的差异 2.2中西饮食方式、餐具不同 2.3中西饮食性质的差异 3.中西风俗习惯的差异 3.1称谓及称呼 3.2敬语谦词 4.中西宗教信仰的差异 5.中西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 研究方法和措施： 本篇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措施是在选定课题后， 由小 组成员分工协作， 从图书馆查阅相关的书籍、 上网寻找资料和有价值
的参考文献，最后结合所学课程的相关内容做出总结。 四、研究工作进度： 11 月，查找相关资料。 12 月，结合所学课程的相关内容做出总结。 五、主要参考文献： 邓炎昌、刘润清 : 《语言与文化》 刘炳善 : 《英国文学简史》 王福祥、吴汉樱 : 《文化与语言》 胡文仲 : 《文化与交际》 朱维之、赵澧 : 《外国文学简编》 张今、陈云清 : 《英汉比较语法纲要》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永不妥协》 ——电影观后感 在《法律影视赏析》课上老师放了一部电影，电影讲的是美国诉讼历史上最大的一宗赔偿一亿三千三百万美元。电影看后感触颇深。 电影讲诉了艾琳．布洛科维奇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她高中毕业之后就结束了学业，两次结婚，并且生了三个孩子，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收入，没有什么文化。并且在赢得这一著名官司之前，她还刚刚输掉一场本该赢的人身伤害官司。她很不幸，处境很糟糕，在走投无路之际，她去找替他打人身伤害官司的律师，想寻求他的帮助，不知是出于自责还是同情，那个律师给了她一份普通的工作——杂物文秘。也就是这份工作给她带来了动力、希望和荣誉，她处理的是一桩污水处理案件，由于电力公司工厂排出的污水污染了周围居民的饮用水，致使六百多个附近的居民患上了癌症之类的绝症。赋予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艾琳，决定要帮这些人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为他们讨回一个公道，与是她开始了艰难的调查取证和了解案件事实的过程，可想而知，这个过程的艰难和任务的艰巨。但是天生的正义感和巨大的责任心驱使着她，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为这些受害者奔走。 通过这部影片，我还加深了对美国法律制度的了解。 一、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文化概述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英美法系国家，不论其立法风格还是司法程序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有着巨大的差异。《永不妥协》这部电影从头至尾都是以美国法律诉讼为主线的，因此，通过欣赏这部电影，观众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文化特色和法律诉讼环节等。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发达的法律制度，其国内的民众对法律也有着很高的信仰，法律文化已经深入了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当发生各种纠纷之后，美国人往往倾向于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解决问题，诉讼已经成为美国人的定性思维。 （一）美国的陪审团制度 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中，陪审团制度在法庭审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陪审团制度的引入使得美国司法更加具有亲民化的特点，更能够体现出社会普通民众对法律的理解和评价。例如，在电影《永不妥协》中曾经出现了多次法庭审判的场景，每一次法庭审判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陪审团，镜头还刻意为陪审团做了几次特写，使观众对美国的陪审团制度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在美国，陪审团一般由12人组成，这些陪审团成员可能来自于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宗教信仰、文化水平、财产状况、家庭背景等也不尽一致，但正是因为成员来源的分散性才充分体现了美国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在影片中，双方当事人在庭审时提交证据，进行质证和自由辩论，法官和陪审团则作为中立者倾听双方的发言，在这个过程中，法官不能主动地介入到双方的论辩之中。美国的庭审制度和中国、德国等国家的庭审制度有着很大的差异，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庭审理过程中，法官是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并且可以根据自身的职权对审理进行积极的介入，例如，询问双方当事人、对双方提出的证据提出质疑等。因此，美国的司法制度同大陆法系的司法制度相比，更能削弱国家公权力在审判过程中的影响力，从而进一步反映出社会公众对法律纠纷的看法和评价。最后，美国法官根据陪审团提出的意见，结合相关的判例或者法律规定作出最终判决。在电影中女主人公艾琳?布罗克维奇出席交通事故的法庭审理时，法官和陪审团只是静静地聆听艾琳.布罗克维奇以及她的诉讼代理人的申诉，这一场景就可以明显地体现出美国独具特色的司法审判制度。 （二）美国的判例法传统 英美法系国家也称判例法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司法审判程序中，以前出现过的经典判例对最终的法院判决有着重要影响。法官在倾听完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之后，需要根据以前出
美国法律文化漫谈 镜头由地方法院的大门向里拉近，略过大厅，走廊，经过来到了228法庭的现场。法庭里，法官例行公事地宣布复杂而漫长的审理过程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陪审团成员辨别事情的真伪了。所有的问题都以展现在陪审团成员的面前，这是一起一级谋杀罪案件 ：来自贫民窟的孩子杀害了自己的父亲。犯罪现场有孩子的折叠刀，有老人听见孩子说要杀了自己的父亲，有女人说目睹了孩子杀害父亲的全过程。这些的人证物证都说明这是毫无疑问的谋杀案件。辩护律师懒得替小孩辩护，法官大人都是一副懒散的样子，没有人在乎小孩被判刑后要送上电椅的命运。在每个人的心里都认为小孩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在庭审后，十二个身份不同，地位迥异的而且相互不认识的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在一件小小的封闭的房间里讨论着这个孩子的命运。在封闭的房间里，闷热的天气，急躁的心情让陪审员希望早早地结束这份廉价的工作。在首次举手表决孩子是否有罪时，陪审员成中十一个人赞成孩子有罪，只有一个人心里有着合理的怀疑，他没有说孩子是否有罪，只是表达自己的疑惑。他认为不能没有经过任何的讨论，就定了小孩的罪，这是不正确的。由于陪审团采取的是全体一致裁决的原则，所以在一票无罪对十一票有罪的情况下，案件必须接着讨论，直到全体一致意见为止。 在昏暗的房间里，陪审员们每个人都抬高嗓门发表着自己的意见看法，和对方怒目相视，为了一宗和自己没有关系的案件而争吵。在激烈而复杂的讨论中，陪审员一个一个地否定之前的人证物证，直到所有人都认为案件存在着合理的疑点，认为孩子是无罪的。然后陪审员将一致得出的结论告知法官，才使长达六天的案件宣告结束。在结尾十二个人走下法院的台阶，走入人群之中，消失在人海里，继续着他们各自的生活。 这就是影片《十二怒汉》，一部讲述美国陪审制度的经典之作。它
法学家 2007年第6期 [域外法与国际法] 当代美国法律思想的演进谱系 * 冯玉军 ** [摘 要] 纷繁复杂、波澜起伏的当代美国法律思想是比较法学者眼中永恒的风景。透过诸般学 术现象发现、总结其基本线索和演进规律,并以此作为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治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更是西方法学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课题。本文借助于既有的法学论文(著作)的/引证率0排行榜,对美国当代最重要的法学论文、著作和教材进行内容上的权重分析,揭示了法律思想发展和法律运行的状况,进而对当代美国法律思想的演进谱系加以总结,并提出若干研究结论。 [关键词] 美国 法律思想 演进谱系 比较法研究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legal thoughts are very complicated and change constantly 1It always was regard as the eternal landscape by the comparative law scholar,and the main projec t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egal thoughts research,that means through all sorts of academic phenomenon to found and summarized that the basic clues and evolution discipline of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legal thoughts,and act it as a important frame of reference of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 w in China under globalization 1In this paper,the author firstly give a value weight to the con -tents by using the /cited rate 0list of the c onte mporary American la w revie w articles,la w book and la w textbook,secondly elucidate the development of le gal thoughts and la w action,thirdly summarize the pedigree evolu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legal thoughts,and then reached some valuable c onclusion 1 [Keywords] The United States;Legal Thoughts;Pedigree Evolution;Comparative law 一、引 言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无论是从物质、技术方面,还是精神、文化方面,世界各国都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以一种复杂的/重叠网络结构0方式发展演进。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发展潮流与客观趋势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美国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很多人都说,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在二十世纪中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掌握最大权力并对世界事务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美国的选择和美国发生的故事,(不管是否情 愿)都必定会引起最多人的关注。美国法律系统乃至于法学研究中的细微变化,都会引起最多国家法律系统的模仿、借鉴和关注。从具体规范的移植借鉴,到部门法律制度的复制式引进,再到法律思想的深层渗透,概莫能外。与之相反,其他一些第三世界穷国甚或第二世界小国的法律故事,则没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也不会成为我们思考法律问题、观察法律现象的新背景和新的视角框架。因此,深入了解当代美国法律思想发展演进的故事,不仅对 ) 124)*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项目5全球化背景下的东亚法治问题研究6(05BFX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初稿在 2005.8-2006.9作者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研究期间撰著完成,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Liebman (李本)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Al ford (安守廉)教授和Duken Kennedy (肯尼迪)教授的指点。孙国华教授、朱景文教授、范愉教授提供了宝贵的评论与修改建议。
简述程序正当原则 摘要：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封建专制传统较长，程序法律意识缺乏，但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发展，在我国努力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规范和控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的合法权利，离不开公正合理的法律程序。 关键词：行政程序；正当；法律程序 在学习行政法学这半年，让我了解了很多法律知识。在一个法治国家，我们要知法、懂法，才能遵法、守法、用法。在法律意识淡薄的社会，我们应加强法律意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程序、法律程序、正当法律程序、行政程序等等是耳熟能详的法学概念，然而在行政法、特别是在行政程序法的研究中，将正当性与行政程序结合起来分析，尤其是将其结合为一个专有名词来研究目前来说是不多见的。“正当行政程序”概念决不是简单的文字组合，而是一个重要的行政法和行政法学概念，正如从程序到法律程序再到正当法律程序一样，从程序到行政程序再到正当行政程序，是符合法律逻辑原理的演进，具有和行政法治的演进相吻合的路径。 显而易见，程序不一定必然正当，“程序有正当与不正当的区分，正当程序是‘正当’的，或者‘合适’的程序，是一种特殊的程序要求，这对权力有非常重要的约束意义”。行政程序也是如此，事实上我们所希望运行的行政程序是正当的行政程序，学界有关行政程序研究的重点也是在具有正当性的行政程序之上，因此“正当行政程序”的概念本质上切合了理论与实践的要求。过去我们在行政法学法研究中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一提到行政程序，就当然的认为是具有正当性的行政程序，没有对其是否具有正当性问题作出严格的甄别，这显然不符合基本的逻辑原理，也可能会造成研究成果的逻辑性与严密性之欠缺。除法学研究中对正当性关注不足外，行政行为实践中往往也不太注重行政程序的正当与否，这在我国缺乏程序理念与传统的背景之下，后果恐怕尤为严重，所以必须在行政立法、执法及行政监督救济等各领域加强正当行政程序理念的普及，树立不仅仅要遵守行政程序，更要遵守正当行政程序的理念，如此方能有效规范控制行政权，更好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关于正当行政程序的含义。广义的程序含义是指“事情进行的先后次序”或“按时间先后或依次安排的工作步骤”。
综 合 191 # 浅谈中西方文化差异 文/黄文娟 摘 要: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了中西方交流中的误解,引起了很多不便。本文针对日常生活中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典型现象如婚姻家庭,餐厅礼仪和日常招呼等进行分析,阐述了这些文化现象后所隐藏的文化内涵和其所植根的文化根基,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平等概念和等级观念,自我中心和牺牲精神等方面做出解释,为困顿于中西方文化的学习者提供参考。关键词:中西方文化;现象;文化内涵;文化根基作 者:湖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 ?1Cited phenomena A 1Mar riage A Chinese gir l got mar ried with an Amer ican boy and sett led down in Los Angeles not far away from wher e her par ents-in -law lived.T he fir st few months went by much smoothly and the Chinese girl got along very well with her new family. Six months later,she got pr egnant and infor med her par ents -in-law at the fir st moment.The r eady grandparents blessed her and her baby and went to Europe where they planned to enjoy a half -year holiday.The Chinese gir l was surprised at their decision:/Don .t you stay to take car e of me and my baby?Don .t you think the baby is the most import ant thing in the family now?0T he parents-in-law also got confused:/We love this baby,but does it mean we should give up our own life and do everything for it?0 B 1Rest aur ant customs A young Chinese tourist sat in a Par is caf and or der ed tea.Twice he asked for more hot water to top it up while putting the saucer on the cup to keep the tea warm,as he would have done at home. T he waiter grew impatient./This Chinese is too stingy t o pay for mor e tea.And doesn .t he know t he saucer goes under the cup to cat ch the dr ips?0 T he Chinese man noticed the displeasure on the wait er .s face and lost pat ience himself./This Wester n waiter is r ea lly stingy and silly!Why is he so reluctant to serve me hot water?Why does he put the lid under the cup?0he got angry,and left the caf st eam ing with resent ment. C 1Greeting An American student Charlie went to China and continued his study in Peking University.Ever ything went well with him except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hard to understand for him somet imes. One day afternoon,he was on his way back from the super market when he encounter ed two Chinese classmates./H i,Charlie,wher e are you going?0one of the Chinese classmates greeted him./I .m just back from the supermar ket.0H e answer ed./What did you buy?0T he Chinese student continued./Er ,0Char lie felt ver y awkward,/I bought a bar of bread,five apples,a bott le of salad jam and ,0/You don .t have to tell us all these specific t hings,we ar e just greeting you by asking you questions.0/What?You confused me!0 ò.Analysis on the cited phenomenon and the cor responding cultur al implications In the fir st case,both the Chinese girl and her par ents-in -law can keep their own opinion.In China,it is par ents .dut y t o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childr en and this responsibility will last (4)勤巡视病房,观察生命体征、面色、意识及有无感染、周围组织坏死等。当出现因插管技术而导致的并发症(如穿破脐血管造成出血插进或堵塞腹主动脉分支、空气栓塞、血栓形成、误插在门静脉沟处、穿破肝实质等)时,应通知医生尽早拔管,同时给予对症治疗,使症状得以改善。 (5)细菌学检测。每周1次分别做外周血和脐部穿刺处皮肤的细菌培养。本组病例共做16次外周血和脐部穿刺处皮肤的细菌培养,无1例发生院内感染等插管并发症。 参考文献: [1]余波,李莎莎.新生儿126例脐静脉插管末端细菌培养的临床分析[J]中国新生儿科杂志,2007(4) [2]宋新志,曹明艳,何咏梅,等.新生儿窒息血肌钙蛋白T 变化[J ]湘南学院学报,2005(1) [3]周宇,周晓光.新生儿胎粪吸入综合征临床分型与特点的初步探讨[J]中国当代儿科杂志,2000(5) [4]高树辉,周杰,张映辉,等.早产儿血脂水平与出生体重的关系[J]中国当代儿科杂志,2003(3)
星际迷航中体现的美国英雄主义价值观 201402126055杨新全材料与冶金学院冶金工程1401班编号31 【内容摘要】作为美国文化的一大传播载体，个人英雄主义一直是好莱坞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无论是《虎胆龙威》中的纽约警察，还是《角斗士》中的罗马将军，再到《星际迷航》中的寇克，都是将个人英雄主义发挥到极致的经典角色。【关键字】科幻大片、星际战争、3D、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 一、剧情介绍 故事发生在遥远的二十三世纪。 寇克的父亲在"开尔文号"上服役，因为一个先进外星战舰"娜拉达"号，舰长被杀，寇克的父亲牺牲了自己保护全体船员，撞向敌人。寇克在逃生舱里被生出来，住在叔父家，没人看管让他变成了痞子，但在派克将军的动员下进入学院。 2230年出生于瓦肯星的男孩史巴克，母亲是地球上的一名学校老师，从小史巴克的母亲接受的都是地球上的传统教育，而这样也使得史巴克的母亲家教极严;父亲沙瑞克是瓦肯星的一名外交官，在瓦肯星上，文化同地球有很大的不同，也正因为如此，自从史巴克出生起，他就不断在严肃的瓦肯逻辑教育和他的人类情感之间挣扎，尝试调和这两部分的努力，而这一点，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不断折磨他。 时光荏苒，长大后的史巴克决定还是以地球人自居，他报考军校，立志要成为第一位联邦星舰上的瓦肯军官。 寇克因为在学院作弊被停学开除，好友"老骨头"想办法把他运送上"进取号"。进取号发现了一个类似"雷暴"的现象，大量飞船都过去结果被尼罗的船击毁。在船上，寇克与史巴克发生矛盾，寇克被抛在一个星球，意外遇见老年史巴克。老年史巴克告诉他原因--罗木兰星要被黑洞吞噬时，史巴克代表瓦肯人去帮助，结果为时已晚，最后的罗木兰星舰"娜拉达"号和舰长尼罗要复仇，用史巴克"水母号"上的红物质摧毁了瓦肯星。 青年史巴克驾驶"水母号"撞毁"娜拉达"，寇克也成为了"进取号"的舰长。 二、情节中体现的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 不同于中国电影牺牲小我成就集体的悲情主义主旋律，好莱坞电影总是难逃个人英雄主义的套路，尤其是科幻片、战争片以及灾难片，到最后总依靠聪明勇敢又有形的男主角拯救世界。而星际迷航系列的电影也没有逃出这种规律。 寇克的父亲，在星舰的危难关头临时成为舰长，靠着个人冷静的分析判断和勇气，在自知不敌敌舰时果断下令弃舰。然后又在自毁装置失灵时牺牲自己，最后驾驶者企业号撞向敌舰。他在五分钟内拯救了数百条人命！成为一名英雄；而电影的主角-寇克，从一开始就极具叛逆特性，处处不按规矩办事。不满斯巴克编制的“不可能赢得模拟器”，他就修改模拟器，赢了模拟比赛。因为被罚不被批准上星舰，说服医生潜上星舰。又不顾身份，顶撞上级（斯巴克）…整部电影中，寇克总是扮演一个推翻常理，不按常理出牌的角色。但是，每次他的决定又总会拯救所有人！电影就是通过一次次寇克不同常人的决策来塑造寇克这个极具美国文化色彩的英雄。 三、美国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的原因 （一）美国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的历史原因 美国最早是由一批因在英国受到宗教、政治及阶级迫害而逃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所建立。英国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及贵族阶层的特权压迫，使得美国的开拓者们立意追求平等及个人自由，反对压迫。
初识美国法律文化 摘要：法律作为社会生活中人们最高最权威的行为准则，其产生、发展和变化都受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美国因其独特的文化背景，衍生出了独具特色的法律。本文通过法律——文化视角，在总结了美国信仰法律和“权利爆炸”的法律现象后，试图给予其合理的文化解释，分析了《圣经》、个人主义等文化因素在其中的影响。 当代著名的法社会学及法律史研究的世界级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中说：“法律是一种权威的形式，但社会中也有其他行使权威的模式和方式，而这些模式和方式是形塑法律的决定性因素。”[1]法律作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管理国家的根本准则，其产生和发展深受各种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是社会文化在人们生活领域的一种现实映射。每个国家的法律都有其各自深厚的文化渊源，而各国也因文化的差异而产生各具特色的法律及法律现象。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领头羊和唯一的超级大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超群，更集聚了世界各国的精英人才，成为了一个文化的大熔炉。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甚至中国的儒家文化都在美国有所体现。各种文化交融汇聚、取长补短，对美国的法律形成了深远影响，因此美国法律在继承西方习惯法的同时又独树一帜，有其自己的特色。近些年，法学界的很多重大创新理论也多在美国诞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正得益于其独特的文化。 一、美国人对于法律的虔诚信仰和依赖性 （一）法律信仰和嗜讼倾向 在美国，人民被这样教导：在政府的各种机构制度中只有法律一项要遵守，而可以轻蔑地谈论总统、议员和将军们，并用苛刻的言语对政府机关进行批评。一个人可能在白宫侮辱总统，而只是受到谴责，被斥为粗野的家伙，但是如果在法庭上哪怕对最低级的法官不尊敬都将被判处徒刑。许多人，甚至一个不同意现在的法律并且企图改革它的人，都将遵守法律作为防止无政府状态的必要的屏障。甚至有一个叫保罗·阿什里的律师出版了一本题为《“呵，答应我，但请书面写出”》的书，主张未来的婚姻伴侣们、大学院校同房间的人们以及所有其他共同生活的人们都应该准备种种契约，在契约里详细清楚地说明所有各方的责任和义务，如考虑“禁止吸烟条款”、“谁倒垃圾条款”以及“同每二种姻亲一起消磨时间的分配条款”等等。这种试图把那些亲密的人类关系变成可以强制实施的约束性的合同的做法，正反映出美国人对法律抱着几乎不可思议的信仰。 另一方面，美国人对法律的依赖性则造成了日益增长的爱嗜诉讼的强烈倾向。数据表明，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办案数量在日益增加。例如，在1970年和1975年之间，一个美国区法院法官应办的候审的案件从285件上升到355件。在1960年和1970年之间，在各个联邦法院里的民事案件数目已经翻了一番。在1960年到1975年一件，民事案件数目在洛杉矶也翻了一番，而在马萨诸塞州则高达
国外环境法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关键字：国外环境法现状发展趋势; 国外的现代环境法，是从本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而迅速崛起的。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环境法在许多国家已形成一个复杂的环境法体系，并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 首先，环境保护已成为许多国家宪法的重要内容。瑞士是世界上最早在宪法中规定环境保护的国家。早在1874年5月29日公布的《瑞士宪法》里，就有关于管理山川、支持水流发源地造林工程、保护森林、制定渔猎法律、保护禽兽和益鸟的规定。后来为了适应新的条件下环境保护的需要，又先后多次增补环境保护的条款。希腊于1975年、葡萄牙和印度于1976年、加拿大和菲律宾于1987年、波兰于***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1991年也都修改宪法，增加了保护环境的内容。巴西1988年的宪法甚至专设了一章“环境”。有的国家还通过对宪法条款的扩大解释将原来宪法里的某些条款解释为具有环境保护的作用。例如，美国的学者、律师、法官在解释美国宪法修正案第9条关于“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些权利而认为凡由人民所保留的其它权利可以被取消或抹杀”的规定时，就认为“人民所保留的其它权利”当然包括环境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环境保护被写进宪法，使得具体的环境立法有了宪法依据。 ; 其次，许多国家制定和颁布了环境保护基本法，对环境保护进行全面综合的法律调整。环境保护基本法是一个国家环境保护方面牵头的法律，它通常规定一个国家的基本环境政策、原则和制度，其作用
是能够对环境保护法律关系进行全面综合的调整。卢森堡在1965年制定了《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法》；日本于1967年通过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72年又通过了《自然环境保全法》，并与1993年颁布了全新的《环境基本法》；1969年，美国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法》，瑞典颁布了《环境保护法》；1973年，罗马尼亚和丹麦分别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匈牙利于1976年制定了《人类环境保护法》；1977年菲律宾颁布了《菲律宾环境法典》；波兰于1980年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并在***年和1990年两度进行修订；印度、英国、保加利亚也分别在1986年、1990年、1991年颁布了《环境保护法》。目前，其它国家还在陆续制定和颁布这种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 ; 其三，各国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单行环境法律、法规和规章。随着各国对环境管理的不断强化，环境立法越来越全面具体，因而便颁布了大量的各方面的单行环境法律、法规。比如日本，在1970年第64届国会上，一次就通过了《废弃物处理和清扫法》、《海洋污染防治法》等六部环境法律，并对《公害对策基本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八部法律进行修改。此后又陆续颁布了《恶臭防止法》、《特殊鸟类转让法》、《关于公害损害健康补偿法》、《公害纠纷处理法》等一系列单行环境法律，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环境法体系。有的国家甚至对某一具体污染物质就可以颁布一部法律。如瑞典就有《硫法》、《多氯联苯（ＰＣＢ）条例》、《镉条例》等法律、法规。正因为如此，所以目前许多国家都有大量的单行环境法律、法规和规章。美国颁布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