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 以事权与财权对等为核心的新一轮分税制完善和改革能早日启动,才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上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前不久表示,我国将实施一系列税收体制改革,重点增强地方财政收入的能力,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充分发挥分税财政体制在新形势下的积极作用。 十多年以来,分税制使得中央政府能够集中大量财力来调控经济发展,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为了充实地方财政的“腰包”,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将在阵痛中开始“破冰”! 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财政体制,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公共财政理论要求,是市场经济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较为成功的做法。 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较好解决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十多年来,对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财政收入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有待于深化改革和加以完善的地方,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等。
有关统计数据表明,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78%下降到2004年的42.7%;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从1993年的22%上升到2004年的57.2%。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变化,一直在70%左右的水平上波动。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用43%左右的相对财政收入支撑了70%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与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用68.4%的相对财政收入仅仅支撑59%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恰恰相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最重要的职责,带有非常强的外溢性特征,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理应由中央政府提供,政府的基本职能也必须依此来确定。如果由财力严重匮乏的基层政府来承担,必然会导致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不足或严重不均等,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正是由于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严重背离,分税制就无法起到平衡地区差异的作用,更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源缩减,促使其从预算外寻找收入来源,出现了诸多不合理的财政现象,表现最为突出的有两方面:一是“土地财政”。据统计,1999至2008年间,中国土地出让面积从45391公顷上升至165860公顷,年均增长率15.5%。同期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不断上升,成交价款从514.3亿元上升至10259.8亿元,后者大约是前者的20倍,年均增长率39.5%。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土地出让金成交价款年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3911287396.html,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研究 作者:池洁 来源:《财讯》2018年第27期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由来已久,它的存在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甚至影响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是建设我国城乡一体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瓶颈。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分别是城乡户籍裁度、城乡行政机构差异、农民致富渠道不足等。本文分析了二元体裁下产生的问题及原因,最后提出了解决措施。 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解决措施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国民经济显著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我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明显高于农村。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家虽已出台多项惠农政策,一定程度上使收入差距有所缓解,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不是短期内就可以消除。当前,中国经济中的许多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的深层次难题,都同这个课题进程不快或者出现了某些扭曲有极大关系,根子很可能就在这个地——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上,农业仍然是中国的弱势;消费结构上,农民仍然是中国第一购买力的群体;区域结构上,农村仍然是中国发展的洼地;收入分配结构上,农民工也依然是中国低收入阶层。若再谈到中国的知识结构、各种资源的配置结构等,都会发现农民工的影子,但其利益保护机制却总略于城市居民。 我国城乡二元結构的负面影响 (1)城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农村贫闲化,引发社会问题?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城乡二元结构负面影响的最显性表现。因为依附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体制,城市占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和就业机会,收入来源广泛、渠道多、手段多,可以充分利用城市广阔的需求空间和较高的购买力来挖掘市场空间,获取特殊利益;而农村社会依然处于由工业化道路造成的贫困落后局面,科技知识落后,就业面狭窄,基础薄弱,乡村资源匮乏,农业效益低,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因此本来购买力就低的农民无法通过在乡村社会内部广泛提高个人收入水平,再加上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的市场信息反映灵敏度不强,无法应对市场变更,农民走不出低收入的怪圈,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 (2)阻碍城乡间劳动力的流动
(财务知识)我国财政体制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财政体制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 建国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了多次的改革和完善,经历了由高度集中、壹灶吃饭到分级管理、分权分税的发展过程。沿着这条制度变迁的轨迹,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无疑会发现且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对进壹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壹、财政体制的变迁历程 (壹)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阶段(1950年-1952年) 建国初期,为了迅速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恢复经济,中央做出了《关于统壹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统壹全国财政收支,统壹全国的物资调度,统壹全国现金管理。之后政务院又发布了建国后第壹个关于国家财政体制的文件,即《关于统壹管理1950年财政收支的决定》,规定国家预算管理权和制度规定权集中于中央,收支范围和收支标准均由中央统壹制定;财力集中于中央,各级政府的支出均由中央统壹审核,逐级拨付,地方组织的预算收入同预算支出不发生直接联系,年终结余也要全部上缴中央。1950年的财政体制,基本上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财政统收统支的体制,又称为收支俩条线的管理体制。 1951-1952年间,随着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开始实行于中央统壹领导下的初步分级管理,国家预算划分为中央、大行政区和省(市)三级管理。可是,于这种体制下,
财权和财力仍然集中于中央,划归省级财政的收入只充抵原来的中央拨款,地方机动财力有限。因此,1951-1952年的财政体制基本上仍是统收统支的办法,但于壹定程度上开始向分级管理的体制过渡。(二)划分收支、分类分成阶段(1953年-1957年) 1953年,我国进入第壹个五年计划时期。随着大行政区机构的改变和撤销,县级政权的建立和健全,国家的财政体制也作了相应的改变,由原来的中央、大行政区、省(市)三级管理,改为中央、省(市)和县(市)三级管理,且划分了各自的财政收支范围。 1954年根据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开始实行分类分成办法,将财政收入划分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中央调剂收入三大类。地方预算每年由中央核定,地方的预算支出,首先用地方固定收入和固定比例分成抵补,不足部分,由中央调剂收入弥补。分成比例壹年壹定。 “壹五”期间,财政体制虽然每年均有壹些变化,但主要倾向仍然是于集中财力保证重点建设的前提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 (三)划分收支、总额分成阶段(1958年-1979年) 从1958年起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财政体制。这次重大改革的背景是,“壹五”期间建设的156项骨干工程已陆续建成投产,中央各部门所属的企事业单位数量剧增,难以做到有效监管。1956年4月毛泽东于《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中央和地方俩个积极性,比只有壹个积极性好得多”的论断,“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财政体
中国财政和税收体制的改革 中国传统概念上的财政体制,包括预算管理体制、(国营)企业财务管理体制、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税收体制和基建投资体制等内容。其中企业事业财务体制是基础,预算体制是主导和代表(如“分灶吃饭”财政体制,即是以“分灶吃饭”预算体制为代表的财政体制),税收体制、投资体制等则分别规定收入、支出方面的有关体制问题。 财政和税收体制反映、规定、制约着国家(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也反映、规定、制约着政府理财的职能范围、管理重点和行为方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间,财税体制改革始终是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的财政、税收体制配套改革,在我国初步搭起了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而在此之前,还有三次较重大的财税改革举措。 “分灶吃饭”体制的实行及仍存在的问题 1980年,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农村改革方兴未艾之际,中国选取财政分配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突破口,向地方下放财权,改变“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按照经济管理体制规定的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简称“分灶吃饭”体制。这是传统体制开始向新体制渐变的财政分水岭。 1985年,在第二步利改税基础上,将“分灶吃饭”的具体形式改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即按照税种和企业隶属关系,确定中央、地方各自的固定收入(所
得税、调节税等),另有共享收入(产品税等);支出仍按隶属关系划分。这时已有“分税制”的概念和讨论,但体制的实质仍是渐进过程中的财政包干制。 1988年,在1985年体制的基础上,对收入上解比重较大的17个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实行了“收入递增包干”和“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等几种(后来曾发展、归结为六种)不同形式的包干办法,简称“地方包干”。这使中国渐进改革中的企业包干加上财政包干,形成了包干制的“鼎盛时期”。 在实行“分灶吃饭”之后,财政体制改革除预算管理体制方面的数度调整之外,还取得了如下一系列进展: ——调整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扩大企业留利和更新改造资金规模。经过80年代初的利润留成,1983年和1984年的两步“利改税”,1987年后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探索和90年代后逐步树立“税利分流”方向,形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大思路和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方针,在扩大企业财权之后,又将企业独立商品生产经营者的法入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地位,逐渐引上轨道。 ——改革税制。初步形成了多税种配合发挥作用的复合税制,适应市场取向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使税收在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大大加强。
新形势下我国城乡二元结构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阐述:“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城市、乡村以及二者关系是世界近现代乃至当代的重大社会课题之一,我国的城乡关系发展也历经了漫长的道路,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关系进入了新形势下的发展探索,城乡间的互通与流动逐年加大,随着人口基数的增长,城市和乡村大量劳动力的出入往返,给城乡发展带来了新挑战和新机遇,同时对于社会公共事物的管理,对于国家政府对城乡关系的掌控,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研发制订,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一、城乡二元结构内涵 城市和乡村是构成社会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城乡二元结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产物,自城市产生后,城乡关系便随之而产生。城乡关系是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城市和乡村两者关系的集中反映。 马克思提出了未来社会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的一些论述和构想,主要包括:城乡对立说、城乡对立的消失、“城乡融合”概
念、重视生产力发展在消除城乡对立中的作用、重视城市和城市化的积极作用。这些城乡关系发展理论也将指导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走向,非常值得借鉴和思考。 二、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 建国后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城乡关系发展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在建国初,城市与农村区分明显,由于传统思想观念和社会安全问题,人们不随意离开自己所居住的地区。文革后,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活动开始,大量城市居民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偏远的农村,使得农村人口急剧上升,相对应的,城市人口大量减少,特别是上海,四川等地。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随着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开放大环境影响下城乡关系与时俱进的发展,大量知青开始返城,这一“回流”现象造成了我国建国后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社会生产结构和社会分工发生了分化和改变,90年代后半期开始,农村里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批人陆续前往东南沿海等发达城市打工赚钱,并由此出现了农民工、农民潮等概念,至此,第三次的人口流动宣告开始,这也导致了一系列城乡发展的新问题,比如:城市人口过多,社会负担过重,农村劳动力不足,“人去村空”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城市里,随着农民工的定居和转移,也衍生了大量的问题,例如农民工居住问题,工资拖欠问题,安全隐患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社会安全隐患问题等等。这一切,造成了城乡关系发展的迟滞。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回顾和展望 财政体制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经历了多次重大改革,特别是1994年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在致力于政府间财力分配格局调整的同时,着眼于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力图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运行机制。本报告拟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进行概括的回顾,对其现状进行粗线条的描述,并简要涉及可能进行的进一步的改革。 本报告的第一部分回顾中国财政体制的沿革,着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制度的演变;第二部分描述中国财政体制的现状,分析当前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纵向财力分配,以及地区间横向财力分布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对中国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建议。 改革以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回顾1978年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经历了1980年、1985年、1988年和1994年四次重大改革。 其中前三次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共性,就是实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体制;后一次则是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尽管其中还存在很多缺陷。 1.财政包干体制的沿革 (1)1980年中国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以财政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率先进行。为了改革过去中央政府统收统支的集中财政管理体制,在中央和各省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方面,对大多数省份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建立了财政包干体制的基础。从1982年开始逐步改为"总额分成,比例包干"的包干办法。 (2)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以适应1984年两步利改税改革的需要。 (3)1988年为了配合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实行6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包括"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和"定额补助".2.对财政包干体制评价(1)财政包干体制的历史作用首先,实行财政包干体制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统收统支的过度集中管理模式,中央各职能部门不再下达指标,地方政府由原来被动安排财政收支转变为主动参与经济管理,体现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 其次,历次的财政体制改革都是对原有体制某种程度的完善,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方面显示出一定作用。地方政府财力的不断增强使其有能力增加对本地区的重点建设项目,以及教育、科学、卫生等各项事业的投入,促进了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再次,财政体制改革支持和配合了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激发出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力,带动财政收入增长,为其他改革提供了财力支持。 2.财政包干体制的制度缺陷 包干体制注重政府间收入在所有制关系下的划分,缺乏合理依据,是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一对一讨价还价的财政包干体制缺乏必要的公开性。1980-1993年间,中央与省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同时并存多种体制形式。不同体制形式对地方财政
财政管理的演变 60年来,在不同历史阶段,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财政改革的推进、国家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财政积极探索财政管理新模式,财政管理改革不断深化,最终形成了基本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比较符合公共财政本质特征、运行较为规X、手段比较先进、决策讲究科学、组织比较严密的财政管理体系。 (一)计划为先、集中管理(1949~1977年) 1.中央地方“一本账”管理 计划经济时期,中央、地方的财政,实际是“一本账”管理,全国一盘棋,中央与地方的政府间分配关系,与本级预算的管理制度,经常交融在一起。如中央可通过企业的下放,把原来的中央预算收入,转列入地方预算,而地方的财政收入,经常被集中到中央。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这一时期的国家预算制度,主要地体现在政府间的关系,即财政体制的不断调整上。 2.财政管理围绕国家国民经济计划进行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预算编制、执行都必须服从国家国民经济计划的需要,财政管理缺乏独立性。从编制上看,财政部门要根据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生产指标、交通运输指标、商品流转指标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计划进行逐项核算,然后提出预算方案,进行综合平衡。平衡既包括对各部门预算收支指标的核定,也包括对各地区收支指标的核定。
同时,为保障不同领域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执行,多家银行参与财政资金的收支出纳工作,国家金库设在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办理预算资金的收纳、划分、留解以及库款的支拨、退付工作;基本建设贷款、拨款和结算监督由中国建设银行负责;支农资金拨款和贷款的监督工作由中国农业银行办理。 3.统一管理国营企业财务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国营企业财务的管理,主要是由中央财政部负责,统一管理。按照国家规定,年初编制企业生产财务计划,将一切收支通统纳入财务计划管理,并按照批准的计划上缴利润、税收、折旧等,同时按计划按时下拨投资、资金,弥补亏损,或者按计划用利润抵拨支出。各个工业、交通、商业部的财会司(局)统一管理本部所属国营企业的财务会计工作。这些部的财务司(局)的财会业务都归财政部领导。各部门汇总的国有企业财务收支计划和年终决算,按时报送财政部,由财政部审核汇总,将收支数字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和决算,上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执行。这种管理办法,一直实行了40多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政府机构改革,取消各个工业部、商业部后,才停止施行。 (二)改革开放前期的财政管理(1978~1992年) 1.预算管理的法制化建设有了新进展 改革开放初期,为强化预算管理,财政部组织力量,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应对预算管理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
关键词:分税制财政体制体制改革十大成效 (一)初步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均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财政经济实力迅 速增强,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加之税收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结构的 变化,全国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支水平均较低,“两个比重”逐年下降。随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公共品供求缺口不断拉大、且显性化,财政 收入相对量的下降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及其相应的财政支出责任范围过宽的矛盾,使得各级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和县级财政一直处于“紧运行”状态。改革 开放以来地区间财政经济发展差距呈不断拉大的趋势,连续实行了十几年的财 政包干制,又形成了较为明确具体、稳定的地方既得利益,加之中央财力拮据,中央政府均衡地区财政经济发展差距的能力较弱、阻力较大。由于长期计划体 制下形成的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合理、不规范、不稳定的责权关系一时难以划 分清楚,也制约了财政体制改革的进程和力度。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和法制建 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之相适应,中国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职能、作用范围及 作用方式、收支规模与结构等也需要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来重新定位,作 为中国政府间公共财政关系制度化表现形式的财政体制改革也应从这一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在上述条件下进行分税制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一劳永逸, 只能采取渐进式策略,先构造起分税制的基本框架,然后在运行中再根据制约 财政体制的各种因素的变化逐步完善,以降低或“分期摊销”改革成本,减轻 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震荡。1994年推出并已运行了4年的分税制改革方案,以划分支出、划分收入、分设税务机构,实行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为主要内容,初步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分税制体制的基本框架,在很大程度上 改革了包干体制下多种体制形式并存的不规范、不统一、不协调的状况,为理 顺政府间责权关系迈出了关键一步。 (二)增强了政府财政筹资功能,明显遏制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滑的趋势 分税制主要按税种明确划分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源,并分设国税局和地 税局两套税收征管机构,分征分管,硬化了政府间资金上解、下拨的预算约束 关系,在划定的支出责任、税源、税权范围内,各级政府当家理财、自收自支、自求平衡的压力和动力明显增强,提高了地方政府开辟财源及征税的努力程度,减少了税源流失,增强了财政的筹资功能,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幅下滑 的势头得到了遏制,扭转了财政收入长期低于GDP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被动局面。 (三)调动了地方政府培养和开辟财源、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增强了地方财政 经济的自我组织、自我发展能力 分税制改革是按照“存量不动,增量调节”的渐进式原则推行的,原属地 方支柱财源的“两税”划作中央收入或共享收入后,采取了税收返还的形式, 确保地方既得利益不受影响。具体操作办法是,以1993年为基数,按实施分税制后地方净上划中央的数额,确定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因此,1993年 地方财政收入出现了超常增长。当年财政收入增长率大都在30%以上,超过
关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分析 摘要:当前,农民如何增收以解决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政府虽已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本文认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是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和治标之策。本文概述了二元结构理论的发展并分析了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和一系列解决措施。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城乡一体化,双重二元结构 一、二元结构理论的由来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城乡生产和组织的不对称性,也就是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的经济部门并存、差距明显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 “二元经济”的概念最初是荷兰经济学家J-H-伯克在研究19世纪荷兰的属地—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时于1953年在《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一书中提出来的,他其后的许多学者对二元结构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但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则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的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来的。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经济部门,一种称为“资本主义”部门或现代部门;一种称为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或传统部门;在资本运用、生产规模、生产方式、生产效率、收人水平等方面这两个部门也存在明显不同,而且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非是静态的相互割裂的,而是动态的相互影响的。他不仅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表现形式和特征,而且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型,揭示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消长机制。二元经济结构现象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因而二元结构理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特点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在世界上是非常特殊的,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突出。概括起来主要特点有:(1)城乡居民存在两种身份制,城乡分割,形成两种社会形态和两大利益集团。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普遍都有城市和乡村的区域存在以及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区分,但城乡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和迁移,城与乡、居民与农民之间不存在制度上的限制,只小过是居住地点和职业分工的小同。我国特有的城乡户口管理制度及其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福利制度以及人民公社制度等城乡分割政策,逐步形成“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居民与农民等非常独特的两种身份制和两种待遇。改革开放以后,户口管理和劳动就业制度有所松动,但进城农民与城乡居民在身份和待遇等方面巨大差异和小平等性仍然严重存在。(2)我国存在“双重二元结构”。.即不仅存在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与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之间的经济二元结构,同时也存在着以城市社会为一元与农村社会为一元的社会二元结构。在经济方面,城市以国有经济为主,农村以集体和个体所有制为主,形成互相独立的两大不同性质的经济板块。在两大板块之间既有经济联系的一面,又有因资源分配和利益分享矛盾产生各种摩擦和冲突的一面。城乡经济关系是不等价交换,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剥夺农村。而在社会方面,它以户口制度为基础,把公民划分为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国家对城市居民(非农业户口)实行一种政策,对农民(农业户口)实行另一种政策。 (3)二元经挤结构转换过程中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因此,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但是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第三产业的发展却严重地滞后。目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约为33 %,
一文看懂我国财政体制 2017-05-19? 一、财政核算体系简介 1、财政核算体系的定义 政府财政统计核算体系(A System of 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GFS)是从经济角度反映一个政府治理国家、管理经济活动运行情况的多功能体系。 1974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制了《政府财政统计手册:草稿》,2001年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新,目前最新的版本是GFS2014。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不同,政府财政统计核算体系是以政府为主体进行核算,对本期的支付进行核算而不管这一支付是否反映的是本期发生的经济活动。政府财政统计核算体系的框架主要涉及四张表:资产负债表、政府运营表、现金来源和使用表、其他经济流量表,四张表之间存在勾稽关系,通过此关系将流量和存量联系起来。 2、我国财政核算体系内涵 (1)分税制财政体制 财政体制是国家通过规定各级政权管理财政收支的权限和各企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上的权限,据以处理国家各级政权之间、国家与企事业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的管理制度。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后,确立了分税制财政体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划分:中央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需支出,中央直接管理的社会事业发展支出;地方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支出。 第二、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属于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的税种属于中央收入;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由中央与地方分享;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为地方收入。 第三、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央和地方收支划分后,为解决财力分布纵向和横向不均衡问题,中央对地方实施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分为两类,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由均衡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等组成,用于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地方政府可统筹安排使用,主要目的是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专项转移支付重点用于“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以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及事业发展目标,或对中央委托地方事务、中央地方共同事务按其相应资金进行补偿,地方政府必须按规定用途使用。 第四、税收返还和地方上解。税收返还是为保障地方既得利益、顺利推进相关改革设立的,包括增值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三项。地方上解主要是指地方按有关法律、法规或财政体制规定上解中央的各项收入,主要包括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保留的地方原体制上解收入和出口退税专项上解收入。2009年,为简化中央与地方财政结算关系,中央财政将地方上解与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作对冲处理,相应取消地方上解中央收入科目。 (2)我国财政预算管理体制
城乡统筹发展的理论梳理和深入探讨 [摘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新古典主义或者发展经济学都从不同层面上深入探讨了城乡统筹的本质和关键内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深入研究造成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一般和特殊性问题。总结中国城乡发展失衡的内在机理,除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诱致和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实施则固化了二元结构的现状。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不仅要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且必须全面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城市与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关键词]城乡统筹;二元结构;协调发展城市和农村的互动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适时推进由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向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换,是加快推进一个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的成功之路。进入21世纪,我国迈入从人均收入1000美元向3000美元递增的关键时期。作为经济和社会结构快速调整的特殊阶段,解决农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低下、农村发展滞后的问题,尽快扭转城乡不协调发展的状况,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日益成为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所必需。 一、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演进1.理论演进及评析(1)马克思主义的城乡统筹观。马克思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生产关系的研究中深入剖析了城乡对立的形成和解决城乡对立的根本途径。在对城乡对立状态的形成上,马克思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城市就是这种集中的体现,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而农村反而相对孤立化。”关于如何消除城乡对立,列宁指出,城市优于农村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的一般的必然的现象,只有伤感的浪漫主义者才会为这现象悲伤,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越居特权地位,使乡村变成从属的、落后的、无助的、闭塞的,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提高乡村居民,使其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最新理论在回答浪漫主义者的反动的怨言和牢骚时指出,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的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恩格斯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了城乡融合论,“通过消除旧的分工,……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可以看出,早在18世纪,经典作家对于城乡差距的形成和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径已经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2)新古典主义的城乡统筹观。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把城乡关系作为它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完全市场竞争和信息充分的严格假定下,它专注于研究资源配置的价格理论,没有考虑城乡差别及其相互关系。乔根森二元结构模型试图在一个纯粹新古典主义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的增长是如何依赖于农业部门的发展的。乔根森认为,为使经济持续发展并避免低水平均衡陷阱,工业部门积累资本是必要的。但是,其先决条件是农业存在剩余。由于农业剩余的出现,现代部门的发展成为了可能,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同时,还取决于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3)发展经济学的城乡统筹观。在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中,发展经济学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54年,刘易斯
中国财政体制的目标定位与改革思 路(1) 关于《中国财政体制的目标定位与改革思路(1) 》,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公共财政: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财政体制的转换还跟不上发展的需要,从而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对财政本身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财政体制未能适时转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指导思想不明确、目标定位不明晰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重构中国的财政体制,首先要确立一个恰当的目标。那么,中国财政体制的重构目标是什么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的理念是“国家分配论”,国家是一个“大管家”,财政力求包揽一切。在由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体制环境变化了,政府职能也变了,财政体制显然应该按照新的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重新构建。综观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体制,尽管其形式多样,
侧重点各异,但基本模式是相似的。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而进行政府收支活动的模式,在理论上被称为“公共财政”。分析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财政收支实践面临的困难,不难得出结论: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必须走公共财政的道路。正如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一样,公共财政也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品。中国在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就注定了要走公共财政的道路。搞市场经济,就要搞公共财政。因此,现实的选择只能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公共财政理念,重新界定中国财政的职能范围,规范财政收支活动,加强财政收支管理,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推进财政体制的创新,最终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变。二、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基本思路(一)按照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明确界定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建立科学、规范、稳定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提供基础性条件 1.按效率原则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职责关系。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干什么、能干好什么以及如何干?由私人机构来执行目前政府正在执行的一些任务,能否做得更好?这一直是世界各地的选民、决策者不断思考、探索实践的重要问题。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重新界定政府职责尤为紧迫和重要。根据世界银行对转型国家经验教训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首先,政府在生产、产品分配及服务方面的作用应大幅度地削减。只有在市场失败的方面,如国防、初等教育、农村道路和一些社会保障项目等,在政府干预能够改善市场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才被视为
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并致力破解的一个难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不仅存在一般性的经济诱因,而且有其独特的制度性根源,那就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深刻影响。关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内涵,国内学术界的认识不尽相同,本文认为,所谓城乡二元体制就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实施的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城乡二元体制阻隔了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割裂了城乡间正常的市场联系,造成了城乡居民在享有权利和发展机会方面的严重不平等。并由此导致农业和非农产业发展失调,农村和城市发展失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本文将对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演进逻辑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改革和创新相关制度安排的基本思路,以期对彻底破除我国城乡二元体制有所裨益。 一、现代化梦想与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固化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写满屈辱与血泪的历史,泱泱中华沦为“东亚病夫”。“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两大历史任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中国人民终于可以当家做主,站了起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一历史任务的实现使得“实现现代化”,从而使得国家真正强盛、人民真正幸福这一历 史任务摆在了共产党人的面前。可是要实现现代化,约束众多。一方面是新中国自身基础的薄弱。从经济总量看,1949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人均也只有可怜的66.1元。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看,工业只占10%,90%的人口在农村生活、就业;另一方面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极大制约。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了全方位的封锁,使得新中国根本没有可能从西方国家取得经济援助或投资。这意味着我国启动工业化和推进现代化所需要的原始积累只能靠农业、农村来完成,剥夺农业剩余、牺牲农民利益成为当时一种无奈的选择。我国工业化资本积累对农业剩余的剥夺,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课征农业税、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汲取农民储蓄。其中“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是主要方式。据专家估计,1952—1978年,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注入工业的资金达3917亿元,相当于同期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73.2%。为了顺利实现“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对农业剩余的抽取,在工业化初期,我国在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建立起了相应的制度安排。 (一)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 从1953年11月起,国家先后对粮食、油料、棉花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之后,又将烤烟、黄麻、甘蔗、茶叶等十多种农产品,以及供应出口的苹果、柑橘和38种中药材列入统一收购的范围。到1961年,国家正式将农产品分为一、二、 论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变迁 梁謇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要:城乡二元体制是导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根源。只有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才能有力地促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加速城乡结构由“二元”向“一元”的转型,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应积极推进以下制度创新,推进城乡资源均衡化,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城乡就业制度一体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关键词:农村改革;城乡一体化发展;二元户籍制度;一元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460X(2011)05-0088-04 收稿日期:2011-04-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工业化过程中农业补贴政策演变趋势的国际比较研究》(08BJY134)。 作者简介:梁謇(1969—),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经济学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在站博士后,从事农业经济、宏观经济研究。
什么是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如农业)比重过大、现代经济部门发展不足以及城乡差距十分明显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史上都会存在。但相比较而言,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特别明显。所谓二元经济结构,简而言之,不过是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的区分,即一个社会的经济和人口划分为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都进入了工业化进程。发达国家发展到今天,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传统的农业部门经机械化之后也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因此,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上基本上已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而在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和传统的农业部门仍然极其鲜明的存在着。但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二元经济结构抽象一点讲,是一个社会分为现代和传统两大部分。现代部分无论是从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不同于传统部分。中国在1949年建国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社会和经济的二元结构仍然十分明显,属于现代部分的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少数,属于传统部分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70%的人口仍然留在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里。50年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大约是总人口的10%,今天这一比例只提高了10几个百分点。从生产方式角度来说,目前我国城乡从业人员达7亿多,其中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的劳动力大约有3.5亿人,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仍有3.5亿之多。在劳动力的比例中,仍然有将近50%的人从事农业生产。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经济中传统生产方式占多大比例。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农业产值已缩小到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左右,以占全国一半的3.5亿劳动力从事占国民生产总值15%的工作,可以看出这一领域劳动者的劳动收益是多么得少,农民的收入是多么得低。因此,尽管农业产值已经占国民经济的一小部分,但它实实在在地关系到9亿多人的命运,由此影响着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和社会的安定。因此,正视目前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以及城乡关系已成为当今中国的头等大事。 中国城乡间的巨大差别 二元经济结构不仅表现在生产方式上,还表现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上。生活在两种不同结构中的人群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还有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传统的思维方式里,那表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十分有限。它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必然仍然带有
中国财政和税收体制的改革 传统概念上的财政体制,包括预算管理体制、(国营)财务管理体制、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税收体制和基建投资体制等。其中企业事业财务体制是基础,预算体制是主导和代表(如“分灶吃饭”财政体制,即是以“分灶吃饭”预算体制为代表的财政体制),税收体制、投资体制等则分别规定收入、支出方面的有关体制。 ; 财政和税收体制反映、规定、制约着国家(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关系,也反映、规定、制约着政府理财的职能范围、管理重点和行为方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间,财税体制改革始终是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的财政、税收体制配套改革,在我国初步搭起了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而在此之前,还有三次较重大的财税改革举措。 ; “分灶吃饭”体制的实行及仍存在的问题 ; 1980年,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改革方兴未艾之际,中国选取财政分配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突破口,向地方下放财权,改变“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按照经济管理体制规定的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简称“分灶吃饭”体制。这是传统体制开始向新体制渐
变的财政分水岭。 ; 1985年,在第二步利改税基础上,将“分灶吃饭”的具体形式改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即按照税种和企业隶属关系,确定中央、地方各自的固定收入(所得税、调节税等),另有共享收入(产品税等);支出仍按隶属关系划分。这时已有“分税制”的概念和讨论,但体制的实质仍是渐进过程中的财政包干制。 ; 1988年,在1985年体制的基础上,对收入上解比重较大的17个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实行了“收入递增包干”和“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等几种(后来曾、归结为六种)不同形式的包干办法,简称“地方包干”。这使中国渐进改革中的企业包干加上财政包干,形成了包干制的“鼎盛时期”。 ; 在实行“分灶吃饭”之后,财政体制改革除预算管理体制方面的数度调整之外,还取得了如下一系列进展:; ——调整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扩大企业留利和更新改造资金规模。经过80年代初的利润留成,1983年和1984年的两步“利改税”,1987年后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探索和90年代后逐步树立“税利分流”方向,形成建立企业制度的大思路和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方针,在扩大企业财权之后,又将企业独立商品生产经营者的法入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地位,逐渐引上轨道。 ; ——改革税制。初步形成了多税种配合发挥作用的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