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新教在俄国的生存状态略探
张雅平
基督新教在俄国的形成、传播以及目前的生存现状都是极其独特的。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新教与俄国社会生活、国家政权，尤其是与俄国占传统地位的东正教发生碰撞并产生影响的状况，至今尚未得到研究。本文分历史和现状两个部分，历史部分对新教进入俄国以后的信教人群构成、主要教派在各个时期曲折艰难的进展过程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现状部分则结合现实事件从不同角度对新教的生存环境及其在斗争中发展的状况加以论述，并做出了切合实际的分析和评价。
关键词：基督新教俄国生存状态东正教
作者张雅平，195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般研究基督教者，较少注意俄国的基督新教；而研究俄国宗教者，又多着眼于俄国占统治地位的东正教。而新教在俄国的确有它的独特之处，近年来又十分活跃，是我们了解和研究俄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变化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当基督新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进入俄罗斯时，它就必然与俄罗斯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俄罗斯的国家政权、传统宗教、人民生活习俗等发生碰撞，产生影响，而基督新教在进入俄罗斯的过程中，自身也发生着变化，并且与它的母体西方基督新教保持和发生着新的关系，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透视的俄罗斯基督新教。
一、历史
基督新教在俄国（包括原苏联版图，下同）不属于传统宗教，其信教人数也很有限。基督新教各个教派在俄国的兴起和发展，确切地说，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它的流传范围起先有一定的人种群，有一定的地域性，后来逐渐扩大，分布地域很广。目前，俄国的基督新教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教派：路德派、浸礼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五旬节派等。给它提供生长土壤的则是19世纪中期沙俄帝国的动荡与变革的社会状况。
1861年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分期。在此之前，俄国还是农奴制社会，文明程度比较低下，国家保存着农奴制与东正教政教合一体制。18—19世纪初，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制度的情绪开始增长，反映在宗教领域里就是产生了教会分化运动。最早从传统的东正教中分化出来的是“鞭身派”、“属灵基督派”、“莫罗勘派”，信徒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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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以外，还有地主阶层，以及城市市民和小商人。这些非东正教教派，都以《圣经》关于人的精神权利和人的尊严的说教为最高信条，反对教会权威和把宗教礼仪程式化，具有近似于新教的性质。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是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沙皇，对属灵基督教派的思想很感兴趣，出资把《新约圣经》翻译成俄文，无形中促成了这些教派的发展。俄罗斯贵族阶层和知识分子中因此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属灵基督派教徒。
在俄国的转型期，福音传道几乎成为一个群众运动。当时创立的福音派社团，称史敦达教徒，主要成员是富裕农民。后来，信奉基督新教的德国垦荒者移民到俄罗斯，开始传教。俄罗斯教派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教派。19世纪70年代，德民侨区的浸礼派对史敦达教徒进行了再洗礼，形成了俄国的史敦达浸礼派。1891年，史敦达浸礼派在俄国的影响已波及到30多个省，受到反正教礼仪派和莫罗勘派的欢迎。这些教派进入城市后，信徒以商人和市民为主，成为自由阶层的代表。与主流东正教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是，这些教派赋予了人更大的内心自由，表现了人的精神自决，已有将信仰与世俗政权分开，精神生活不受世俗统治者压制的自由思想的萌芽。
新教主要派别在俄国的成型和生长过程略述如下。
1、路德派
路德派是最早出现在俄国的基督新教教派，其成员主要是俄国征服立陶宛时的战俘（多为居住在立陶宛的德国人和瑞典人）。从传统上看，俄国的路德派传教意识不强，其信徒大多与政府、东正教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彼得一世统治期间（1682-1725），路德教会完全遵照彼得大帝的旨意选定自己的教区长，教徒被要求改用俄语，由专人带领进行祈祷仪式。18世纪初，俄国境内的路德派信徒曾达到3万人。圣彼得堡主要的路德教堂全都冠以沙皇的名字，其中圣彼得教堂里有一个留给彼得的专座，这表明路德新教对沙皇的尊崇和奉迎，也反映了沙俄当局对基督新教的包容。
18世纪俄国实行的移民政策曾吸引约2.5万德国农民到俄国垦荒，他们被安排在黑海沿岸和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区。根据1897年的居民登记，居住在俄国的德国侨民有180万，其中76 % 是路德派信徒。官方允许侨居俄国的外国人按照自己的习俗选择信仰，但同时规定，其传教活动只能针对穆斯林，而不能向东正教信徒进行。圣彼得堡建立了宗教法庭，庭长受沙皇领导。20世纪初，俄国建造路德教堂约200座。
苏联时期路德派在法律上获得了与其他宗教同样的平等地位。二战期间，根据斯大林的疏散政策，德国侨民被陆续驱赶到哈萨克斯坦、西西伯利亚和中亚等地定居。到20世纪80年代末，整个苏联境内约有150个路德派教区，大部分在俄罗斯联邦的乌拉尔山以东地区，即苏联的亚洲区域。其神职人员长期缺乏正规培训，普遍素养不高。
苏联社会改革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其民主化的重要内容。拉脱维亚于1988年组建“俄国德意志福音路德教会”，打破种族界限，吸收了许多俄罗斯人加入，到1993年国家重新对宗教团体进行登记时，该组织更名为“俄国福音路德教会”，不再带有特定的民族信仰的色彩，基本上起到了团结全俄路德派教会的作用，并且正式加入了“世界路德宗联盟”。目前，“俄国福音路德教会”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约有300个教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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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欧洲主教区和亚洲主教区。
最近几年，芬兰人在俄国境内成立了民族性的路德教派；瑞典人的路德派团体也从瑞典请来牧师主持日常活动，路德派有了复兴的迹象。俄国路德派各教会加入了世界基督教统一运动的人道主义援助组织，每年从德国和斯勘的纳维亚等国家的慈善机构获得100吨以上的物资供应，已经解决生存问题。目前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本地教会中神职骨干匮乏，有能力主持工作的牧师全是从国外来的。
2、浸礼派
在俄国，浸礼派也是基督新教中最大的教派，以至于俄国人习惯上把基督新教各派教会不加区分地统称为浸礼派。
浸礼派于19世纪中期传到俄国。与路德派不同，俄国的浸礼派一开始就不完全是外来的西方人。它最初的成员不仅有外国传教士的追随者，而且有与浸礼派很接近的、俄国自生的教派如莫罗勘教徒。莫罗勘是17世纪从东正教分离出来的一个教派，宗旨是反对东正教的教阶制度，反对神秘主义和程式化的宗教仪式，曾提出要由选举出来的长老带领进行宗教仪式，这些都跟浸礼派的主张类似。莫罗勘派形成之初，被当局作为异教徒迁居到边疆地区，在外高加索，与住在那里的德国侨民浸礼派信徒合并。1867年8月20日，俄国商人、莫罗勘教徒尼吉塔·沃罗宁接受了德国牧师施洗，加入浸礼派，这个日子就成为俄国浸礼派的创建日。新生的浸礼派吸收了不少莫罗勘教徒，当中成长起一批精神领袖。而在俄国南部，德国侨民中的浸礼派信徒，发展了当地的史敦达教徒，成为最早的浸礼派人群。史敦达教徒起源于当地的农民宗教运动，开始是家庭研读《圣经》的小组，受到虔信主义的影响，强调对《圣经》条文的感悟和思考。19世纪70年代接受了浸礼派洗礼，正式脱离东正教。
1917年十月革命斗争时期，浸礼派与新政权极端敌对；国内战争期间拒绝给红军提供帮助。浸礼派是在苏联20年代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复兴的，当时他们组织的农业社、合作社共有400多个，并且率先实现了电气化，这些都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支持，教会组织也因此得到传播和发展。据1927年该教派组织宣布，已有信徒50万。
苏联时期，浸礼派在内部组织上各自为政、分多聚少；在外部则与共产党意识对立，与社会很不融洽，因此信徒很少，至20世纪80年代末才逐渐增多。1992年，浸礼派重新组合，更名为“福音基督徒——浸礼派欧亚同盟”。除波罗的海三国的组织退出原统一组织外，其余大多数教会仍留在组织内，信徒约22万人，其中俄罗斯有信徒7.35万，人数仅次于乌克兰。1992—1993年是浸礼派信徒人数增加最多的年份，受洗约9500人。1996年，俄罗斯境内约有604个福音基督徒—浸礼派团体，成员多为俄罗斯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是浸礼派教徒比较集中的地方，1991年始建神学学校。近年来，浸礼派办有报纸《基督徒之声》和期刊《基督徒》。
3、五旬节派
五旬节派在20世纪初经由北欧传到俄国，被称作“使徒属灵基督徒”。五旬节派的另一分支“福音信仰基督徒”在俄国的创建人是俄国人沃罗纳叶夫，此人曾在美国居住9年，加入美国的五旬节派以后，回到俄国传教。20世纪20年代末，该派拥有约4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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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与其他小教派相比，五旬节派在苏联时期受到的压制是比较厉害的。这些独立的团体时而与相近的教派合并，时而转入地下活动，从没有经过正式登记。直到1983年，五旬节派还因为使用美国版《圣经》，被以“保留和散布反苏书籍”的罪名受到法庭的追究。苏联解体前后，五旬节派组成了统一联盟，现在约有400个基层组织，6万多信徒。莫斯科东北150公里处的雅罗斯拉夫市是五旬节派的新的活动中心。
4、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俄国的信徒，是由一小部分德裔浸礼派和门诺派教徒改宗而来，由一名美国传教士为他们施洗传教。该教派因与德国联系频繁，一战期间受反“泛德意志主义”影响，活动一度受到限制。该教派最活跃的时期，是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搞市场经济试验的时候，属于教会“新路”合作社当时知名度很高。但是受环境的影响，直到1990年，它的存在仍是半公开性质。
1990年，世界基督复临派在美国召开例会，把原苏联境内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划归欧亚教区。所谓教区，教徒只有3万左右（8千多在俄罗斯境内）。该教派目前在俄国是发展最为迅速的教派之一，信教人数已增至12万，其中5.5万人在俄罗斯联邦。该教派主要从事建立医疗机构和从事幼儿教育等活动。出版《生命之源》和《为您送福音》两种刊物。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俄国的宗教地图是色彩斑斓的，而不是清一色的东正教。可是，由于沙皇俄国是东方式的君主专制的国家，东正教以国教的身份独占鳌头，故在其统治下的非俄罗斯民族和非东正教的宗教信仰，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
东正教教会和沙皇政府，一直把基督新教的活动与发展，与反政府专制制度的民主运动联系在一起。早在1887年，东正教主教公会会议就正式做出反对浸礼派（实则涉及到整个新教）的决定，宣布浸礼派教徒“不仅仇视俄国的宗教制度，也仇视俄国的社会生活制度：他们尊崇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希望推翻自成一体的俄罗斯社会制度”，呼吁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取缔浸礼派的活动。20世纪初，俄国爆发了1905年革命，曾对宗教实行“宽容性原则”，但在专制制度下的顽固官僚和强大东正教的影响下，阻力极大，所谓“宽容”的法令难以兑现。直到1917年二月以后，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以及同年十月苏维埃取得政权以后，基督新教才在法律上得到承认。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政权面临生死存亡。为了打退法西斯的攻势，必须加强全苏各民族人民的凝聚力，为此政府一度放松了宗教政策，给予宗教界人士较大的活动空间，号召教徒奋起抗敌，保卫祖国。基督新教抓住时机，推动新教各派的联合发展。1944年，经过努力，组成了“福音基督徒——浸礼派联盟”，促进了共同发展。此后，国内意识形态的斗争被提到首位，战时一度宽松的宗教政策逐渐收紧。20世纪60-70年代，无神论的宣传攻势始终十分强劲。1988年以后，宗教全面复兴，基督新教也开始了自由发展的活跃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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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状
现今在俄国究竟有多少基督新教教徒，没有人做过确切的统计。根据俄罗斯科学院
分析中心的调查估算，其人数当不足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即大约有150万人。这个数字基本可以看作是新教各派人数总和的保守数字。
尽管新教各派信徒人数比其他大的宗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少，但它存在的意义和影响，却远远超过它在人数上的弱势。俄国基督新教各派组织，目前多处于发展状态，比较活跃，有人形象地把它们比喻为“潜力股”。在俄罗斯，这类有潜力的、地位处于上升状态的新教教会主要有三个：福音基督徒——浸礼派、五旬节派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三教派的信徒加起来，已超过俄国新教教徒总数的一半以上。新教其他小教派，如路德派和美以美教会也在发展中，但路德派的阵地主要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出了现在的俄国范围，其信徒又以德裔人占绝大多数；而美以美派主要由韩国来的人主持，教会中的俄罗斯人不能担任重要职务。
俄国新教组织面临的问题有内外两个方面。以最大的教派福音基督徒——浸礼派为例，就内部来说，其凝聚力不强，在对西方的关注和与本国政府的合作问题上，教徒的态度常常不能取得一致。就外部而言，其上层人物对西方基督新教的渗透深感不安，因此，领导层坚决反对以松散形式组织教会生活，他们害怕外来传教士中有异己的或伪教派给俄罗斯教会播下离间的种子，增加现有福音派各教会活动的障碍。有些小教派目前更加依赖国外同信仰组织的力量，在有分歧的教义原则上越来越坚持己见，并且，在道义上和物质上主动寻求外国的援助，游离出原苏联的福音基督徒——浸礼派联盟。比起1988年以前，虽然俄国新教教会内部矛盾更加突显，但是，由于国内政策的松动，他们的传教活动还是大有发展，与国际同信仰组织间的联系扩大，在国内的影响大大加强了。新教不同教派之间的关系摩擦，一方面表明它们指望统一和大发展还需时日，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它们相互间某种程度的竞争关系，在整体上有利于俄罗斯新教的成熟和发展。
俄国新教教派的增多，使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加深和全面了；但其活动特别是某些教会与国外的联系，也引起一些社会反响。担心新教教派夹带的外国反俄势力活动“破坏俄罗斯的民族传统，颠覆它的世界观”，这种情绪应该说是很普遍的。多数俄罗斯人对日益活跃的新教教派的认识是矛盾的，一方面认为新教徒能代表真正的基督徒生活，自愿奉献个人，生活有节；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人，一听到浸礼派这个词就会联想到某种危险的、容易传染的、不易对付的东西，因而跟浸礼派教徒保持一定距离，不希望有什么牵连。俄罗斯科学院1990—1991年问卷调查显示，基督新教在民众中的印象不如天主教和东正教，甚至不如佛教。尽管如此，由于新教教徒认同教义而自觉选择信仰，一般有能力抵抗外界多数人的压力。
1、俄国新教与东正教的关系
俄国基督新教各派与俄国主流宗教东正教的关系，向来就是不甚融洽的，而今社会开放以后，关系更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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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俄罗斯人来说，信仰上帝就意味着进教堂，划十字、擦拭圣像、对圣母和圣徒顶礼膜拜。基督新教徒却摒弃一切教堂仪式：不施洗、不敬圣母、不跪拜圣像和十字架、教职人员进教堂也无需特别着装。在东正教教徒观念中，传统形式上的审美因素占很大比重，教堂华丽，而新教徒则不以为然，只在四壁空空的场所感受与上帝的交通。新教派特别是浸礼派，对那些深感社会不公正的人具有较大的亲和力。加入浸礼派教会则意味着：摆脱自身遭受的社会冲突，放弃个人的社会利益；投身到一个集体中去，关心和帮助这个集体的成员。浸礼派的组织基本上是建立在民主程序上的。新教徒指责东正教对圣像、干尸顶礼是偶像崇拜、给婴儿施洗是“对灵魂的强制”、进行仪式是为了赚取金钱；不仅如此，更揭露东正教会跟国家安全机关有染，是前苏联政权压制基督徒的帮凶，等等。
1992年夏天，在伏尔加河畔，浸礼派教徒聚会抗议东正教会的压制，言行激烈；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东正教徒阻止当地浸礼派新教徒与其地方组织会面；在萨马拉州，为划给安息日会建祈祷所的地皮，东正教会与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街头出现醒目的标语：“警惕披着羊皮的狼！”“传教士们，你们的路在非洲，你们在俄罗斯将一事无成。”新教力量也不示弱，新教各派的传教士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进入数千所国立大学的校门，登堂入室宣讲自己的观点，理念的冲突导致争论时有发生。
基督新教与东正教的争斗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神学的问题，也有政治的内涵。并不是偶然的。首先，从传统上说，基督新教历来反对东正教用人代替神的倾向，责难东正教用传说代替圣书；认为东正教过多地集中精力于自身，过分强调自己的人民性而损害了基督中心论；批评东正教会谈论信仰的问题很少，谈论上帝对现代生活的意义更少。一位新教徒学者曾经说：“要想从俄罗斯宗教哲学中寻找教会信仰的中心问题，即福音学说，寻找耶稣的形象、个性、事迹和言论，即新约神学或早期基督教神学，是徒劳的。东正教神学并没有回答：东正教在何种程度上适应福音学说、符合圣经神学；它的教会历史和教会生活怎样体现基督教的本质”。历史上俄国基督新教的领袖人物普罗哈诺夫就指出过：“福音运动有自己的目标，即，更新俄罗斯人民的宗教生活”，他号召基督新教的所有教派加强联合，“把改良的影响扩大到俄罗斯人民的宗教生活中去”。这反映出他们之间的神学争论是由来已久且难以弥合的。
围绕俄罗斯的民主政治问题。有些东正教会人士认为，“民主政治不是对俄罗斯而言的”；“东正教和民主制是两个不能相容的概念，把这两个概念联在一起本身就是亵渎行为”。可见保守势力的氛围还很强硬。虽然近年来东正教教会中讨论民主自由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总的说来仍不占主导。俄国的新教教徒对于东正教改良势力能否在其教会中取胜，抱悲观的看法。价值观取向的不同是双方难以调和的关键。俄学者指出，双方激烈争论的焦点，是东正教与“俄罗斯属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就是说，是不是只有东正教才能代表俄罗斯？是不是东正教以外的教派的爱国立场就应该受到质疑？（俄罗斯著名神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就说过，“东正教就是俄罗斯人民的属性，东正教是真正的宗教，说到底，因为俄罗斯人民信仰它”。某些东正教会人士甚至认为，真正的俄罗斯人都有义务成为东正教徒。）因为涉及到自己的“俄罗斯属性”和爱国主义态度，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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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特别是浸礼派，特别强调自己的产生发展也是植根于俄罗斯土壤，而不是外来的；并以此说明俄国的新教与俄罗斯精神文化同样血肉相联，进而证明自己教派的爱国性。争论使得新教徒与东正教徒关系紧张。1992年，在福音基督徒——浸礼派的提议下，双方领导会面和谈，签署了共同文件，俄罗斯东正教会与福音基督徒——浸礼派全俄联盟“在苏联极权制度条件下曾经互相尊重，充满兄弟般的友爱精神，这表明双方在基督教的工作范围内可以协作”。然而在苏联解体以后，“各自都把精力重点放在内部问题，教会和宗教组织之间没有继续进行沟通”。这种结论有避重就轻之嫌，国家意识的认同和地位的不平等很难使这种不正常状态得到改进。1994年，东正教会牧首会见福音基督徒——浸礼派代表，商讨和解的可能和合作范围。看来，双方都意识到不能怨怨相报，但同时承认相互之间存在不理解。实际上，“互不理解”远远不止在基层教区。双方要想改变现状，尚需走相当长的路程。
2、俄国新教与国家的关系
苏联时期，基督新教各派及其思想，是被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而不受重视的。1988年苏联实行改革以后，对宗教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改变了俄罗斯人对西方的观点。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比较宽容了。
1990年俄罗斯颁布新宗教法，有40多个教派参加了新宗教法草案的讨论，其中包括基督新教的各个教派的代表。新宗教法取消了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结束了国家对宗教的监控，基督新教的发展也获得自由。但是，现在俄罗斯国家政权与各宗教、各教派的关系是相当微妙的。就其民族性、传统性而言，也就其想要恢复昔日大俄罗斯帝国的辉煌而言，当局不能不更多地依赖东正教，借东正教情结把俄国人的民族情绪拧在一起，因而也就要更多地给东正教以各种优惠；然而，就其要宣称自己尊重人权、信仰自由并以此取得欧洲的身份而言，当局也不能不用一些政治手腕抑制议会中某些党派打“民族传统”招牌排斥东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的势力，而新教各教派就在这样的政治斗争、宗教纷争中同国家当局进行各种争取权益、扩大地盘的斗争。新教教会受美国价值观的影响，排斥法律机构以任何形式对宗教生活进行管理，反对为宗教组织立法。国家议会拟修订宗教法，限制外国教会，主要是新教的各种教派传教。修订草案规定，国外宗教组织必须得到相应的政府机构批准才能活动，外国教会进入俄国先须得到地方传统教会的邀请。这一条款对东正教的偏袒是显而易见的，它自然引起了新教教会的不满，鉴于西方的压力和国内基督新教的反对，总统对修改案予以否决，国会讨论也颇费周折。新教领袖致函总统，说增加的条款包含教派歧视。这个问题因此被搁置，国内宗教环境并没有理顺。1997年，新宗教法颁布，其中规定，一个教会团体要想获得法人地位，必须已在国家管理机构登记注册15年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督新教的一些小教派的发展，因为这些教派在苏联时期拒绝同政府合作而没有登记，另有不少教派是在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实行政治改革以后陆续进入俄罗斯的，因而需逐年进行登记，才能最终获得法律地位。而福音派浸礼会、安息日会、路德派、耶稣再生论派，已经得到法律保护，活动能力还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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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新教当前的主要压力是来自社会整体的东正教氛围。这是指在国事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东正教会与国家的合作相当紧密，而对非斯拉夫人来说，却犹如旁观者，参与不进去。而有的地方政府官员碍于当地东正教会神职人员的情面，会给基督新教团体的活动亮红灯。对此新教徒心理常感不平衡和压抑。但总的说来，比起苏联时期，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要好的多了。
3、俄国新教与外界的联系
如果说，俄国新教与国家的关系颇受制约的话，那么它与西方的联系就容易得多了。俄国基督新教组织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历来就有，即便在苏联时期也不曾间断。苏联解体以后，这种联系的范围扩大了，而且更紧密了。近年来，大量西方宗教书籍传进俄国，大批传教士涌进来，财物援助的增加尤其明显。过去俄国新教组织常常发愁宣传品和书籍来源不足，现在，西方同种信仰宗教团体的提供不仅解决了这方面的需要，而且，还帮助兴办学校、培训神职人员和传教骨干，这些援助对俄国的新教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但由于所在国家国情不同，因此，彼此交往扩大以后带来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是正面的。据福音基督徒——浸礼派联盟副主席贝奇科夫说，现在在原苏联境内活动的有800个以上外国基督新教组织，其中只有10%跟俄国本地的新教组织有联系，能配合俄国福音基督徒——浸礼派联盟的活动，但不能完全尊重俄罗斯人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特点，因而沟通并不顺畅，经常引起俄国听众的不满。外国教士在克里姆林宫和红场宣教，所有俄国人，当然包括俄国的新教教徒是反感的，因为很明显，这有损于国家的尊严；克里姆林宫、红场、红场上的建筑物及其建筑物中的物品，不仅是国家文物，而且是东正教的圣物，这些建筑和物品凝聚着俄罗斯人的历史和传统，负载着俄罗斯人的民族情感。
西方基督教会对俄罗斯基督新教目前的状况是相当了解的，《基督教之声》报曾作过综合报道。西方宗教组织看到，俄国新教不管是组织建制还是信仰程度都还处在一个较低水平，经不住冲击，因此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大举进入俄罗斯，扩大基督新教的影响；具体的做法是，利用高薪聘请翻译、编辑、传教人员，用优惠的待遇吸引地方教会的教徒，发展骨干力量；西方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俄罗斯目前经济较为困难，人民生活紧张，舶来品吃香的情况下，给地方教会的教徒送钱送物，笼络人心，吸引俄罗斯人转信基督新教。他们的做法曾引起东正教会的极大焦虑。西方传教士也意识到，他们在原苏联国土上活动，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此还在努力寻找合适的途径。1993年欧洲浸礼会教会会议在涉及有关俄罗斯工作的问题时，把活动宗旨定位为“不庇护、不共事”。
总而言之，俄国基督新教组织与外界扩大交往后，有利也有弊，随之而来的困难和复杂性，比起带来的正面效果来说，还是第二位的。外来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使得俄国基督新教扩展了传教事业、出版事业、教育活动。但这不是取得进展的唯一原因，甚至不能说是主要原因。俄罗斯基督新教徒主要是靠俄罗斯目前的大环境即国家的政策、群众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本国新教徒自身努力取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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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俄国历史上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总是跟东正教作对，不时受到责难；尽管社会
上不接受新教教义学说的情绪不断增长；尽管舆论总是把国外基督新教的渗透看作是西方有意识有计划地颠覆俄罗斯的努力之一部分；也尽管俄罗斯的右翼正在寻求同东方世界的联盟，并且希望东正教跟伊斯兰教联合，共同反对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但是，基督新教的信徒人数还是增加了，活动范围继续扩大。
可以说，在俄罗斯这个东正教根深蒂固、实力雄厚的国度里，民众中反基督新教的情绪短时期是不会消除的。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新教所宣传的福音学说原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俄罗斯人的相信，以及新教组织对变化多端的社会形势的反应能力如何，才是它立足、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基督新教意识到了这一点，各派组织都正在调整自己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同时，坚持不懈地宣传其教义的可信性。但是，还有两方面的因素影响新教组织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这就是，一、国家保护宗教自由的政策是否能长久；二、既强大且富有攻击性的、在俄国占主导地位的东正教会的态度的开放程度多大。此外，从基督新教教义的原则看，其中也有不利于俄国发展的因素，即它包含使民众脱离世俗统治者闹分离的因素，这是俄国传统观念所不容的。
对俄罗斯而言，它已不可能回到苏联时期的无神论社会，不可能对宗教再采取过去的政策；而俄当局，既需要扶持东正教，以此保持俄罗斯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同时，又不能使上述反基督新教情绪失控，以保持社会稳定和与西方的联系。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氛围不会给基督新教的发展带来太大损害，归信新教的人往往是对东正教已感失望或对俄罗斯社会现状不满的人，他们只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坚持不懈的宗教探索永远是他们的性格特点，不可能想象俄罗斯人在前行的路上可以排除基督新教。对俄罗斯基督新教而言，它的未来趋势是平稳地发展。其地位不可能超过东正教，但无论俄罗斯当权者还是东正教会，也不可能忽视基督新教的存在。
（责任编辑辛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