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跨族别写作
抑或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创作形态
———《尘埃落定》艺术创新探究
徐其超
(西南民族学院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摘要:在《尘埃落定》的十数家评论家言中,高屋建瓴地揭示作品艺术价值、贡献及其历史地位,因而有广泛影响的评论是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与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辩证统一说,也概括为“跨族别写作论”。特殊与普遍的统一、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结合是一切伟大作品成功的基础,包括中国现代各民族杰出作家在内的当今世界优秀作家都追求并探索着并不同程度地实践了这一近现代的卓越美学思想。《尘埃落定》在“傻子”视角叙事、演绎“权力寓言”、表达人性尊严等几个层面,体现了“跨族别写作”的超越、突破,但笼统地说开创了“跨族别写作”的“新写法”,容易夸大作品的“划时代意义”。笔者倾向于把《尘埃落定》的艺术创新定位于:贡献了一种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很难作出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划分,超越特定题材特定时空的表层意义,具有强烈隐喻性和表现性、象征性和寓言性的新型创作形态的范式。这样言说并不否定特殊与普遍统一的“跨族别写作论”却能突出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的重要流向和审美意识的主要变化的代表意义。
关键词:阿来;《尘埃落定》;艺术创新;美学价值;历史性地位;跨族别写作;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新型创作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3)03—0001—15
收稿日期:2002201201
作者简介:徐其超,男,西南民族学院文学院教授。
评论聚焦: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跨族别写作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出版至今,据我们查阅所得,张炯、严家炎、叶楠、朱向前、张韧、张凤珠、谢永旺、雷达、傅活、严家英、邓友梅等评论家、作家发表了评论意见,何启治、廖全京、林为进、白桦、王一川、孟繁华、徐坤、徐新建、陶东风、李敬泽、周政保、贺绍俊、殷实、潘凯雄、吴卫平、黄家刚、德吉草、栗原小荻、洪水、黄书泉、覃虹、苏邦泉、冠才军、杨玉梅、蔡之岳、李康云、王开志等评论家、作家发表评论文章共四十余篇。归纳这些评论达到学理层面的至少有十数家言:
一、唱给历史的挽歌说:《当代》杂志刊发《尘埃落定》的“编者按”称:“《尘埃落定》是藏族
封建土司制度走向毁灭的独特而又美丽的挽
歌”[1]
;陶东风等加以发挥,认为作品追求“夕阳
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挽歌情调,对于转型时代的把握和表现具有启示意义。
二、存在之镜与幻想之镜合二为一说:《尘埃落定》是一部关于家庭奴隶制社会———文化模式的解构式寓言,立足于真实基础,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和苍茫感,同时又是一个虚拟的故事,充满徜幌迷离的梦幻感和飘忽感,“我们不妨将《尘埃落定》视
为幻想文学别出心裁的东方之音”。
[2]三、以诗为史说:阿来以单纯性、传奇性和混沌性的情节叙述,追忆祖先血性、浪漫、辉煌而不可避免的衰落、消亡的历史,与典型的史诗《伊利亚特》十分相似,“《尘埃落定》太容易给人以史
总24卷 第3期2003年3月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Vol 124No 13Mar 12003
诗的印象了。”[3]
四、从特别走向普遍说:谢永旺、雷达等在《小说选刊》奖评选会上发言指出,《尘埃落定》大到历史进程、人的命运,小到生活习俗、细节情境都是独特的。独特中又蕴涵了土司制度的必然崩溃,人性中善与恶、爱与仇、欲望的放纵与节制等普遍性内容;作者扬弃了某种偏狭的视角和眼光而采取了更广大的文化的、民族的、诗化的眼光,遂使以往被过滤掉的人性的和诗意的角落展露出来,令人耳目一新。”[4]
五、跨族别写作说:王一川在《跨族别写作与现代性新景观》一文中认为,阿来跨越民族之间的界限寻求普遍性,有别于笃信不会有族别差异的“化族别写作”,也不同于认定族别差异永恒而无法沟通的“族别写作”,其“跨族别写作”为“我们解读中国少数民族生活的、从而也为整个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感人的美学标本”。徐新建加以修正,而以“双族别文学”说取而代之,指出:阿来站在长期被当作“对象”方的主体立场回应描述方,既内涵汉藏文化身分和语言能力,又包括汉藏文化修养与汉藏历史眼光,与其叫“跨族别写作”,不如称“双族别文学”更明晰。[5]
六、退出写作说:《尘埃落定》是由“写作”的文学向叙事的文学反弹最多的文本,它通过一个特定群体(藏族人)的集体命运与灵魂归属的深刻想象来实现艺术对大地和原初存在的揭示。“这里的‘大地和原初存在’……是指对尚未被现代意识和经验整合的某个生命群体的历史想像与诗意阐释。”[6]
七、民族文化绘状说: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展示了土司制度阴暗的一面,又描写了这一制度下独特的家庭伦理和爱情,对那些值得怀念而且通向未来的民族文化因子,作了饱含诗意的绘状。“《尘埃落定》的获奖代表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中那种着力描绘地方风情、民族文化并探索其历史沿革、兴衰更迭的因由的创作倾向。”[7]
八、灵动的诗意说:严家炎为第五届矛盾文学奖评委会起草的评语肯定《尘埃落定》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视角独特,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黄书泉具体指出,“小说主人公兼
叙述人与自我的对话、与他者的对话,使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成为艺术描写的对象,产生了叙事中的双声话语式和复调风格,由此构成了作品的对话诗意。”[8]
九、人的尊严说:《尘埃落定》“从特殊的艺术视角关注人的符号和价值,尤其将人性尊严的脆弱、麻木,尊严的可贵,尊严背后的残暴冷酷,以及尊贵与尊严的辩证关系写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9]。
十、诗化的本体象征说:《尘埃落定》的“结构型态、诗化语境、寓言手法,在文体上均具有创新和突破的美学意义。特别是它的现代历史感和厚重的文化底蕴,经过哲理升华,从而达到了本体象征的高度”。[10]
十一、“神游”式的小说样式说:阿来从似傻非傻的土司儿子的视角诠释历史、透视人性,以“悟”的思维进入角色和“游”的心灵结构作品,最大限度地释放主体精神能量,《尘埃落定》提供了一种新的小说样式。[11]
十二、叙事突围说:阿来的写作可以说是继承了先锋派的叙事手法,同时又避免把自己对语言的纯熟敏锐把握当成杂耍技巧炫耀,而是采取更为平实的态度,把所有的机锋、所有的才情,都在看似朴拙实则精到的叙事中加以掩藏,在叙事的狭窄小径上成功“向前突围探索”。[12]
十三、为万物重新命名说:李敬泽在《为万物重新命名》一文中指出,阿来洗去汉语几千年来的文化背景,给以直觉的定位,使之回到“天真”,为藏族末代土司世界重新命名。吴卫平在《基本语言的叙事:〈尘埃落定〉》一文中也认为,《尘埃落定》的描摹语言被还原为最基本的行为语言,把中国自五四以来的白话小说受到西方语言的浸渗和大工业文明下的语境彻底洗白。
十四、浪漫主义说:《尘埃落定》“用了一种貌似写实而又无不情深意长的语言方式”,“形神兼备,情绪共思想一色”,“具有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而又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浪漫主义文学常见的弱点”[13]。
十五、失语的尴尬说:德吉草认为,《尘埃落定》的艺术创造使别具一格的藏族文学的民族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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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再一次提高,但作者身栖汉藏两种文化的交界处,属于“文化边缘的边缘人”,因此或多或少带着“被他人在乎,自己已忘却的失语的尴尬”[14]。德吉草所谓“失语”的“语”不仅指藏民族的母语和文字,还泛指藏民族文化。德吉草切盼阿来自始至终“背靠藏族文化这棵大树”。
十六、主题先行说:栗原小荻认为“《尘埃落定》这部作品的核心构思所在,从根本上讲就是:虚拟生存状况,消减母语精神,追求异族认同,确立自身位置。亦是说,是鲜明的意识形态思维大于真实的艺术形象思维,‘主题先行’的痕迹是无论如何都抹不掉的,它既严重地损伤了小说艺术的本体,也更不符合藏民族对生命的理解和信仰。”“《尘埃落定》这部作品没有突出中国少数民族先锋文学的探索性,也代表不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新的审美观。”[15]
…………
通观评论家言,确乎是好评如潮,说不好的“杂音”也有,但微弱。而在“好评”中最具影响力的,则是“从特殊走向普遍”、特殊与普遍统一论,亦即跨族别写作论,“跨族别写作”无非是“从特殊走向普遍”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下面我们试着对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跨族别写作论作一番追寻。
特殊与普遍的统一:一切伟大作品的基础
首先需要说明,早在《尘埃落定》正式出版、评论家们提出特殊与普遍相统一的观点之前,阿来就曾公开表明他的小说特别是《尘埃落定》的创作追求的是特殊和普遍相统一。《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1997年12月第二辑发表《尘埃落定》,随作品同时发表了可叫作“后记”的阿来的《落不定的尘埃》一文。文中阿来强调:《尘埃落定》这一独特题材的选取应该看作是由其族别、生活经历导致的必然,但是“这个时代的作家应该在处理特别的题材时,也有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都不是为了特别而特别。在这一点上,我决不无条件地同意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这种笼统的说法。我会在写作过程中,努力追求一种普遍的意义,追求一种寓言般的效果。”在接受《中国文化报》采访时,他也表明“这部取材于西藏历史的作品,具有一些人类共通的东西,这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传达的———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因为在我看来,即使是少数民族,过的也并不是另类人生。欢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获得与失落,所有这些,从它们的感情承载的重荷来看,此时与彼时,此处与别处,并无太大的区别。”[16]阿来于1998年初在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尘埃落定》举行的研讨会上还明白地说过,他是“跨族别写作论者”,通过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而达到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我把这概括为跨族别写作”。
需要说明之二,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民族性和人类性相结合是近现代的一种卓越的美学思想,也是近现代世界上一切杰出的作家所走过的成功之路,阿来只是受启发和鼓舞,而在创作上有了普遍性追求。
黑格尔指出:“如果一部民族史诗要使其他民族和其他时代也长久的感到兴趣,它所描绘的世界就不能专属某一特殊民族,而要使这一特殊民族和它的英雄品质和事迹能深刻地反映一般人类的东西。”[17]别林斯基也认为,要使文学作品成为具有艺术性的作品,“个别民族生活的形式就非包含有全人类、世界性的内容不可”,并强调说:“只有那种既是民族的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18]
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情结与人类情结相统一,特殊与普遍相结合,是优秀作家共同追求的艺术境界,是一切伟大作品的基础。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黑人女性得主莫里森成功的诀窍就在于她笔下的黑人形象既是“他者”又是世界的人类,其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无不具有普遍意义。莫里森警告说:“如果坚持要求文学不但具有普遍意义,同时又不涉及种族问题,这样的文学批评会有使文学变得迟钝,使艺术和艺术家受到削弱的危险。”[19]同样,辛格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原因是他凭其天才的想象力所创造的形象,不管是人还是鬼,均不仅仅代表了某一时空条件下犹太民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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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心愿和感情,而且适合于全人类。再如,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福克纳,也是基于这位“小说形式的试验者”从约克纳帕塔法的沙多里斯们、德塞潘们以及康普生们身上发掘并表现了“人类精神”。美国早期福克纳研究专家奥唐奈就曾正确地指出:“沙多里斯们、德塞潘们以及康普生们并不象X、Y、Z可以在数学中代表一连串数目那样,他们不能代表具有不同程度生命力的传统。他们是过着某种生活方式、处在某个特定时代的人,他们既面对现实环境也面对历史的各个片断。他们的人性(或他们按大于实际比例虚构出来的对人性的幻觉),最终毕竟不受他们的原型所限制。简而言之,福克纳先生的成功之作象但丁的《神曲》和索福克勒斯的《厄勒克特拉》一样,可以从中找到一种带普遍性的意义……。”[20]
还需要说明,具有“跨族别写作”意识,进行“跨族别写作”实践,追求民族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统一、民族性和人类性相结合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不只阿来一个,也不自阿来始。且不说跨越现代和当代的沈从文、老舍,即就新时期而论,早在20世纪90年代,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就注意把凉山和世界、彝族和人类联系起来,一方面用现代文化意识,从世界看凉山和彝族,显示灵魂的深邃,一方面从凉山看世界,从彝族看人类。他的一些小诗,如《被出卖的猎狗》对一只丧失自由、孤立无援的狗的痛惜,《往事》对一个凹陷的眼窝里充满着仁慈和善良的彝人的怀念等等,都反映出“一般人类的东西”:人类爱。诚如吉狄马加在《一个声音》一文中所述:“我写诗,是因为对人类的理解不是一句空洞无物的话,它需要我们去拥抱和爱。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哪怕是对一个小小的部落作深刻的理解,它也会有人类性。”在小说界,霍达也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寻求民族性与人类性、民族性与现代性以及地域性和世界性的契合,描绘一个民族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经的共性意义上的矛盾和尴尬。霍达在《穆斯林的葬礼》中,“一方面将回回民族置于中华民族这个参照系中,另一方面又将中华民族置入世界各民族这个人类圈中,从微观的透视与宏观的比照中,展示在战争及文明、传统与现代决斗中,人性的复杂与人生的困
惑。”[21]其主人公梁亦清、韩子奇、梁冰玉、韩新月等,是北京精于玉行的回民,又是中国乃至世界公民,他们的喜怒哀惧爱恶欲属于人类共通的正常、合理、优美、崇高的情感。霍达“重塑”的礼赞的不仅仅是回民族灵魂,也是中国魂,一切“大写的人”的精神魂魄,诚如作者自谓,她是“为人心作传”。
既然民族性和世界性结合,民族情结和人类情结统一是整整一代少数民族优秀作家的追求,“跨族别写作”是整整一代少数民族优秀作家的探索和实践,阿来仅仅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我们就不能泛谈他“开拓了新的跨族别写作”、实践了“从特殊到普遍”的创新,而需具体探析其究竟开拓出哪些普遍寓意、开拓出哪些“实验性的自我”(人物)、开拓出什么特殊的题材、独创出什么特殊手法,等等。
普遍的历史感:权力寓言
文学作品的普遍意义与“寓言效果”几乎是等同的,作家追求“普遍性”必然追求“寓言性”。阿来说:“20世纪的好小说大抵都与寓言有或多或少的关联,比如戈尔丁的《蝇王》,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和《1984》等等,自然也包括卡夫卡的作品。”[22]《尘埃落定》作为有普遍意义的“好小说”,其所演绎的是什么样的寓言呢?有的评论家认为是通过现代性的冲突演绎现代性的寓言,表现现代的“普遍历史感”。我们倾向于认同作者的自述,主要是演绎权力寓言,以表现权力的普世性为创作主旨之一。
权力是按照主体的意志去影响、支配和控制他人的能力,是政治生活运转所围绕的轴心,历史上改朝换代、社会转型最根本的就是权力交接、权力拼争和权力嬗递、权力转换。土司制度作为元明清王朝对处于奴隶制农奴制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管理体制,其核心内容就是授权,分封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官职。土司除对中央政权负担规定的贡赋和征发以外,在辖区内依然保留传统的统治机构和权力。作品通过叙事主人公之口解释说:“土司是一种外来语。在我们的语言中,和这个词对应的词叫‘嘉尔波’,是古代对国王的称呼。”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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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土司就不会用“领地”,而竟说“国家”,要求大儿子学会“治理国家”。土司俨然就是“土皇帝”,而且是“江山永固”,所以他们几乎完全相信:“大地是世界上最稳固的东西。其次就是大地上土司国王般的权力”。但是,星移斗转到20世纪,现代化革命化的浪潮席卷全中国,汉藏交界的“四土”(四个土司统治的马尔康)大地也震荡、摇晃了,随之,土司国王般的权力也震荡、摇晃了,以致最终完全倒塌。末代土司从辉煌到衰亡的悲剧命运,他们在社会、历史、文化转型期的权力拼争、权力递换具有高度的典型性,是一切权力的活标本,因此,阿来着意把《尘埃落定》写成关于权力的寓言,通过麦其土司的个别家世,透视出权力的普世性。
“权力之争”是《尘埃落定》故事情节的主线。《尘埃落定》的矛盾冲突可分几大类,它们的深处或背后无不受权欲的驱动、支配,无不与权力纽结。一,麦其土司儿子之间争夺王位继承人的斗争。麦其土司死揽着权力不放,大少爷旦真贡布与“傻子”二少爷则觊觎着土司的位置,跃跃欲试。兄弟二人“潜在的暗斗”上升为“戏剧化的冲突”,杀手血刃旦真贡布,使正酝酿着“血与火的拼争”得以结束。这一矛盾冲突为情节贯穿线。二,土司之间的战争。收复叛变寨子之战、罂粟花之战、麦子之战———经过多次战争,麦其土司终将另外几个土司征服。刀光剑影,血流成河,争战即争地盘,争夺统治权。三,宗教内部各派别之间的斗争。翁波意西到来,格鲁巴与宁玛巴之间的矛盾激化,就教义问题展开的辩论中,翁波意西主张不要土司,否定土司统治权,被割去舌头。四,红、白汉人之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土司官寨,土司们出现分化,受国民党军队挑拨、裹胁而溃逃或组织抵抗的土司以失败告终。这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权力较量和权力更迭。在《尘埃落定》中,甚至爱情纠葛都由权力诱发。塔娜是茸贡土司为保住地盘和权力而出卖给“傻子”二少爷的;既经“迫嫁”给傻子之后,她又以权力作为“爱情”和忠贞的筹码:只有“傻子”丈夫成为土司,她才能去爱,也才能留住她的爱。
情节是人在生活中所展开的事件。《尘埃落定》编织权力冲突,重在刻画权事主体,命运沉浮与权力相关的人群。按照在权力结构中所处地位之不同,《尘埃落定》所描写的人物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是实施权力的阶层,权力的拥有者、享有者和争夺者,如土司、土司太太、土司儿女等,概言之,土司家族。二是无权者,承受权力压制的阶层。面对权力的压迫,这一阶层分化为“屈从”和“反抗”两派。“屈从”者如麦其土司家的管家、侍女、行刑人和被麦其土司强行霸占的查查头人之妻央宗等;“反抗”者如誓报杀父之仇并且确从肉体上解决了麦其土司家族权力传承之争的多吉次仁的两个儿子———多吉罗布和他哥哥等。三是在一定意义上超越权力的束缚而又不得不依附权势的僧侣阶层。僧侣通晓戏剧、诗歌、占卜、巫术,俨然秉承天意,但土司制度不是政教合一,僧侣们并无特权,必须靠土司施舍过活。济嘎活佛、门巴喇嘛和新派僧人翁波意西都属于这样的中间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在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扮演的角色不同,他们各自念的“权经”也不同,要读懂《尘埃落定》所深藏的权力寓言,所包含的讽喻意义,必须首先读懂他们,特别是在权力角逐中,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麦其土司父子。
麦其土司是行将完结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土司制度的化身,专制、集权是其思想性格的本质,麦其终其一生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就是:“为权谋”,为维护土司特权而老谋深算,费尽心机。及至两位继承人剑拔弩张,旦真贡布准备发动战争来一决雌雄的危急关头,才不得不宣布逊位,但也仍不愿痛痛快快地交出权力。难怪旦真贡布临死时说:“要是你早点让位,我就当了几天土司,可你舍不得。”旦真贡布被刺死后,“傻子”成了唯一合法继承人,这时:
土司脸上突然布满了愁云说:“天哪,你叫我为自己死后的日子操心了。”他说,“麦其家这样强大,却没有一个好的继承人。”
塔娜说:你怎么知道我的丈夫不是好继承人?
土司变脸了,他说:“还是让他先继了茸贡土司的位,再看他是不是配当麦其土司。”
塔娜说:“那要看你和我母亲哪个死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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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我说:“傻子,看看吧,不要说治理众多的百姓,就是一个老婆,你也管不了她。”
我想了想,说,“请土司允许我离开你。我要到边界上去了。”
父亲说:“但要说好,边界上的地方是我借给你的,等女土司一死,你就把那地方还给我。”
土司太太笑了,说:“听见没有,麦其土司是不死的,他要在这个世界上,跟着仓库里的银子活一万年。”
土司说:“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壮实了。”
……我问书记官:“父亲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不会死去呢?”
他用眼睛说,权力。
“自己越来越壮实了”,继续执政不成问题;“没有一个好的继承人”,“傻子”儿子接班成问题。但正如塔娜所揭露的,前晌仅仅口头上说要逊位就“做出要死的样子”,旦真贡布一死,不仅未被丧子之痛击倒,反倒仿佛年轻了20岁,“越来越壮实”;前晌,还说自己的“傻子”儿子料事如神,要他按个人的主见去“治理”拉雪巴土司、茸贡土司,而今一下子成了“连老婆也管不住”的低能儿。冠冕堂皇的“理由”,无非达到一个目的,继续稳坐土司高位。麦其还进而要求“傻子”重返北方边境,先把茸贡女土司的权位弄到手,以此证明“配当麦其土司”了,再回家看望老父老母,否则不得踏进官寨。麦其发誓说:“我一死你就是麦其土司了”,不死不交权,甚至他总“觉得自己不会死去”,幻想永远当土司。“权权权,命相连”,在嗜权如命这一点上麦其土司有普适性。给麦其画像也就是给一切把权力看作自己命根子,不到“最后时刻”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老朽统治者画像。
“傻子”二少爷和旦真贡布大少爷兄弟俩是土司权力的争夺者,但作者赋予他们不同的心理性格,一个过分地相信自己的聪明,很想让人知道自己的聪明,一个大智若愚,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智慧。如其父麦其所说:老大“是个故作聪明的家伙”,老二“是个故意冒傻气的家伙”。自以为聪明的旦真贡布,认为土司宝座非他莫属,但在重大的事情上却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傻子”二少爷从小
对权位充满憧憬,并在权位的诱惑下隐隐地蠕动着一颗争夺土司继承人的不安分的心,不过为着躲过兄长的谋算,他必须巧施障眼,显得智力低下,实际在需要动脑子的时候,他比旦真贡布高强得多。作品有多处愚智对比描写,如:
一、种罂粟还是种粮食。当麦其家的武器未能阻止罂粟的扩散,罂粟花火一样燃遍所有土司的领地时,麦其土司面临继续种罂粟还是改种粮食的问题,旦真贡布只能发表与侍女相同的声音:“种罂粟”,而“傻子”却能调整思路,提出全部“种粮食”的正确主张,为其父所采纳,走出致富变强的关键一步棋。
二、打军事战争还是打麦子战争。麦其家粮食大丰收,别的土司因为种罂粟,又遇上天灾,颗粒无收,陷入饥荒。老土司派兄弟俩分别到北方和南方边境守粮库,并相机做出如何利用优势的决策。“傻子”认为枪炮的战争既经获得胜利,现在“我们要用麦子来打一场战争”,即用高价售粮卡周围缺粮的土司们的脖子。拉雪巴土司来拉亲戚关系,“傻子”决然拒绝,坚持十倍的粮价。强悍的茸贡女土司带着塔娜来,想用美丽绝伦的女儿作诱饵弄到粮食,却不愿把塔娜嫁给“傻子”,“傻子”识破其心计,即使被茸贡女土司劫持,仍拒绝与之谈粮食。进而挑动拉雪巴和茸贡两土司为小麦而战,坐收渔人之利,终于让拉雪巴臣服,茸贡嫁女。与傻子相比,南边的旦真贡布则把粮仓当堡垒,亲自带队冲锋陷阵,打邻近的土司、残杀无辜,最后败在汪波土司手下。
三、“等”还是“逼”。“傻子”成了使麦其家强大的功臣,夺权斗争激化,旦真贡布“图穷匕首见”,威逼麦其宣布逊位。还未继位就为所欲为,霸占弟妻塔娜,且俨然以土司的口吻准备下令杀人,从而成为多吉罗布复仇的目标,引来杀身之祸。而“傻子”则是采取“等”的方针,隐蔽地夺权,他从“天鹅飞上天空”须先拖着笨重的身子在水上拍打翅膀受到启发,认识到凡办大事,成大气候者都有一段迂 曲折的路要走,同时也就少不了一段忍耐劲。于是面对哥哥引诱塔娜的不可容忍的精神伤害,而能以“不再说话”应对,又以穿上死囚的衣服表示临死不屈。“傻子”夜间撒尿,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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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客潜入麦其土司官寨,准备干掉父亲和哥哥,他依然保持沉默,无异于替杀手保密。旦真贡布死后,“傻子”为安全、保险起见,主动带着妻子回到北方边境,做生意,开银号,似乎对权位淡化了,实则以退为进,“等着当两个土司”。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通过对比描写塑造了一个只知明争而不知暗取,只知明火执仗、赤膊上阵而不知安全、隐蔽地争夺权位的“故作聪明”的权位争夺者形象,更塑造了一个洞察世事,把握民心,“有新脑子”,“跟得上时代”,“故意冒傻气”以隐蔽保护自己的权位竞争者形象。
麦其家族成员包括麦其土司、旦真贡布、“傻子”二少爷以及麦其土司太太,他们不是游离于社会历史的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着权力拥有者、竞争者和享受者的“类”,因此,阿来透过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命运遭际寄寓着很多很深的哲理:
一、权力与社会转型。权力是推动历史运行的杠杆,对社会转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权力掌握在谁(什么阶级、什么人)的手里,实际就是世界掌握在谁的手里,把权力交给谁(什么阶级什么人)就是把世界交给谁。权力掌握在土司手里就只能是奴隶制、农奴制,而一旦废除土司压迫统治特权,还权力于人民,让人民充当权力的主体,则中国就开始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的新阶段。
二、权力与人生祸福。权力可以使人得到一切供人享受的东西,因此成为挡不住的诱惑,同时也可使人丧失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包括属于人一生仅有一次的生命。永保王位的权势欲使麦克伯斯从谋杀国王邓肯的血腥走向屠杀臣民的血腥,成为暴君,受到正义的讨伐,命丧黄泉。这是莎士比亚在《麦克伯斯》中提供给我们的历史教训。《尘埃落定》中麦其土司家族内部及各土司之间的权位争夺,带给百姓的是战乱,是苦痛和死亡,带给家族的是内讧,是父子情血肉缘的被草菅,并且不得善终。争权夺利者原想改变命运,命运却可能同你开玩笑,让你付惨重的代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麦克白的台词可为权欲薰心者戒。
三、权力与人性发展。人拥有权力,可以更加
全面地发展人的自由本质,但一任权本位(以权力、权位作为最高价值和价值本位的意识、观念)支配,就可能反过来造成人的本质及各种特性发生异化,像《尘埃落定》通过土司世界所揭示:在权力欲望充斥一切,权力斗争支配一切的动荡社会,人生目的、价值观念、是非准则是淆乱的,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是颠倒的,智与愚是错位的。
社会转型对权力更迭的主宰,权力变换对社会转型的作用,权力对生命的制约,权力对掌权者和无权者的影响,以及“权力世界”对真伪、善恶、是非、美丑、智愚的颠倒、混淆的深刻揭示等使《尘埃落定》具有“权力寓言”的品格,也就同时具有穿透时间和空间、穿透国家和民族、穿越历史和现实的神奇力量,具有现代化进程不可逆转的“普遍历史感”。
屈辱与尊严:普遍的人性指向
“人性”作为人类本质的心理与行为特征,是与人的本能、情感、理性密不可分的。并非凡是描写“普遍的人性”如性本能、求生畏死的本能都是伟大的作品,关键是人性描写的深度。阿来在《尘埃落定》中挖掘和表现“普遍的人性指向”即藏民族与其他民族和人类共通的本能、情感和理性时,特别在意那些体现了人类共同创造的永恒价值的情感和理性。他说:“我愿意强调两样东西:其一是人的归属感、命运感、光荣感,我知道这才是真正打动人的东西,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异域风情……”[16]又说:“人物命运在大的历史当中,最基本的是要求生存,他的归属感、光荣感、幸福感,无非就是这些东西,他的生、他的死、他的爱、他的恨,最后打动人的还是这些东西。”[23]这也就是说,要突出主人公矢志不移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度过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的高尚、优美的人性。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中告诫作家:“占据他的创作室的只应该是心灵深处亘古至今的真情实感、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少了这些永恒的真情实感,任何故事必然是昙花一现,难以久存。”[20]阿来写出归属感、命运感、光荣感、幸福感的追求与福克纳写出爱心、荣誉、怜悯、骄傲、同情和牺牲精神的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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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呼应,是理想的人性描写应达到的深度和高度。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曾经这样很幽默地说过。我们探求《尘埃落定》的人性指向,也应该聚焦于人性的主体,着重看看作者是怎样表现藏民族身上那些体现了人类本质的心理和行为特征的。
土司贵族的人格尊严。权本位或权势欲,是麦其土司、旦真贡布和“傻子”二少爷最基本的社会属性,他们追求土司特权,实质上是贪婪追求占有土地、财富、女人等等。这种权势欲本身属于“人性恶”的一个重要层面的表现,并扭曲人性的其他层面,戕害麦其家族父子兄弟间的血缘亲情。旦真贡布只是因为二少爷傻而爱他,一旦发现“傻子”不傻,成了使麦其家强大的功臣,正虎视耽眈地觊觎着土司位子,便勾引弟媳,对弟弟实施精神打击。但是关爱、同情、怜悯、正义感、荣誉感、自豪感在他们的心中始终不曾或不曾完全泯灭,特别是他们预感到权势连同他们的躯体即将灰飞烟灭的时候,其正义、良知又复苏醒,真善美的因素在他们的心中和言行中重新占上风。吃了多吉罗布的刀子,旦真贡布爆发出来的不是仇恨,而是嘲笑杀手胆怯,“刀法不好”,缺乏藏民族的骁勇气概。他在弥留之际,对他的弟弟说的是:“想想小时候,我有多么爱你啊,傻子!”听着轰击土司官寨的激烈的枪炮声,“傻子”二少爷的心“被突然涌起的,久违了的,温暖的亲情攫住”,冒险回到父母亲身边,要把他们接走。麦其死后,为着偿还父亲欠下的血债,“傻子”面对携刀前来的店主不是抵抗或逃跑,而是自己爬上床躺下,以男子汉的胸襟和气度主动承受杀手的刺刀。买通多吉次仁杀掉忠于自己的查查寨头人,霸占其老婆央宗,而后又宣布多吉次仁杀死头人,想取代头人的职位,对其“绳之以法”———麦其土司是草菅人命的罪魁祸首,但他并不讳言自己是真凶,也不捕杀准备复仇的后代,慨然应允多吉次仁的一双“小男孩”逃离领地,并要他们“好好看一看”自己的脸,以免将来杀错了人。麦其土司是坚持抵抗“红汉人”到最后的,但他在解放军炮轰土司官寨之前,设法把女人和不想打仗的人送了出去。除“傻瓜儿子当不成土司了”,麦其别无遗憾:
他说,本以为就要平平淡淡地死去了,想不到却赶上了这样一个好时候。他说,一个土司,一个高贵的人,就是要热热闹闹地死去才有意思。
麦其土司、旦真贡布、“傻子”乃至麦其土司太太,总之,所有麦其土司家族成员在行将走到人生最后一站时,都不同程度地恢复了真爱,又都无畏地坦然自若地面对死亡,哪怕成为复仇行刺的目标,他们也不退缩,死得风流潇洒,死得干脆利落,死得气宇轩昂。这样的生死观不仅体现土司贵族,也体现了整个藏民族的人格尊严和自豪。
多吉罗布兄弟的复仇血性。“麦其土司利用了他们的父亲,又杀了他们的父亲,他们复仇天经地义,是规则规定了的。”多吉次仁的遗孤———多吉罗布弟兄俩的复仇行刺是伸张正义,反抗邪恶。他们的复仇行刺方式也完全按藏族复仇规则办,干得落落大方,光明正大。据说,彝族打家支,按规则不得搞突然袭击;藏族复仇也“不仅是要杀人,而且要叫被杀的人知道是被哪一个复仇者所杀”。所以,尽管潜入旦真贡布的卧室的多吉罗布,发现自己的仇恨和胆量不够(他面对的不是麦其土司,而是麦其家的脸;他又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背叛自己的主子查查头人才落得那样下场的),但是既然“这片土地规定了,像他这样的人必须为自己的亲人复仇”,他经过短暂的犹豫后,最终还是对已被麦其土司口头上宣布为接班人的旦真贡布举起了复仇的刀子,用刀子上的寒光去照亮旦真贡布的脸,让他明明白白地知道他是被哪一个复仇者所杀。
人类学告诉我们:复仇情结是由原始人的血族复仇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普遍认为家庭、民族、国家的个体有报家仇族仇国仇的责任和义务,有仇不报,特别是父仇不报是有人格尊严与血性的人生存在世界上的奇耻大辱。多吉罗布及其哥哥的复仇的人性内涵丰富,既揭示出他们要求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对仇敌绝不讲宽容的人类的天性,又揭示出他们“不是很想复仇”的一面,从根本上说他们要的是爱而不是恨,要的是生而不是死,“让我们把仇恨埋在土里,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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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肚子里”———这就是他们的吁求。
男仆和侍女的奴性。在《尘埃落定》中,阿来刻画了一幅幅奴隶相。拉雪巴土司下马拜见麦其土司不是从马背上跳下来,“像是从帐篷中滚出来”,这是权势低的人在权势高的人面前表现出来的奴才相。作品写得更多的则是男仆、侍女们对麦其家族的忠心,俯首听命,任其奴役,这是无权者在有权者面前表现出来的奴隶相。无权者的人性是分化的,面对贵族特权有的复仇、反抗,有的屈从、忍耐,多吉罗布属前者,麦其家族的奴婢、侍从则多属后者。作品揭示了土司世界奴性产生的根源,那就是建基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等级制度。土司在上,土司下面是头人,头人管百姓,然后是科巴(信差),然后是家奴,家奴是牲口,可以任意买卖,任意驱使。仆从、侍女属家奴之列,没有起码的基本的人权和人格尊严。长期屈居等级制度底层的卑贱生活,使仆从、侍女们的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奴性烙印,并且使这种奴性心理作为一种文化基因遗传给了后代。小家奴小尔依和索郎泽郎只因同“傻子”二少爷捕捉画眉鸟烧烤吃,就被抽了一顿皮鞭,土司太太给“傻子”的教训是:“儿子啊,你要记住,你可以把他们当马骑,当狗打,就是不能把他们当人看。”而小尔依和索郎泽郎也确实打心眼里把他们自己视作“傻子”的坐骑和鹰犬。为主子效命,不惜死心踏地卖命。塔娜跟着年青的汪波土司逃离。为着追杀汪波土司,索郎泽郎孤身闯进敌营,失去了一只手。塔娜跟着“白汉人”逃跑。索郎泽郎单骑追击至茸贡土司官寨,失去的更是头,尸身被女土司捆在马背上运回来。索郎泽郎是忠顺奴仆的典型性代表。在贴身侍女中,马夫的女儿塔娜发誓永远作“傻子”二少爷一个人的女人,“你不要我了,我记着自己是你的女人”。逃跑时,“傻子”同意把妻子塔娜扔下的宝贝匣给她,“这个贱人”竟感恩戴德地“吻我的脚趾”。另一个贴身侍女桑吉卓玛,则煞似《红楼梦》中那个傻子———贾二爷的男女之事的启蒙老师花袭人。桑吉卓玛也是最初教会“傻子”二少爷男女之事的,而且观念也很正统,等级观念尤深,因小尔伊和小索郎泽郎是“下人”就不给“上茶”,还喝斥两小厮:“不晓得规矩的东西,敢在少爷面前坐着喝茶!”在
桑吉卓玛的观念里,奴才在主子面前只能跪着。应该指出,阿来注意挖掘和表现仆从和侍女要求改变奴隶命运和奴才性格的潜在渴望,例如渴望自由恋爱、渴求变为自由民,但这种渴求基本上处于沉睡状态,并未觉醒,因为她们寄希望于主子的赐予,盼望“傻子”当上土司,他们的奴隶身份立即会消失。这使人想起福克纳笔下的“黑人”形象,他(她)们都具有诚实、单纯、善良、驯服,特别是忠心等“优秀品质”,但这些“好黑鬼”从身体到灵魂都属于他们的主人,他们缺乏主体意识,没有想到自己同白人一样也是人,有要求平等的权利。美国文学评论家李金斯指出:要求权利平等“这种意识是人性的本质……而这种权力的缺乏使得卢万妮亚和林苟们的行为成为可能。”[24]
僧侣的智性和迷信。僧侣是具有特殊信念、不同常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追求的人物,在他们身上积淀着饶有深意的人性内涵。《尘埃落定》把僧人放在宗教内部教派斗争和政治与宗教权力冲突中着重表现了济嘎活佛、门巴喇嘛,特别是新教派格鲁巴喇嘛翁波意西的智信和迷信。“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人之为人,就在于他是有智慧的生命,而翁波意西的“智”,其特点就是能够明敏地发现并勇敢地说出他心目中的真实和真理,判断是非善恶。哪怕要赴汤蹈火,冒极大风险,在所不顾。两次被割去舌头便是明证。如前所示,先因为主张不该有土司存在,触犯了禁条,麦其土司要他在死亡和做奴隶之间进行选择,翁波意西宁死不做奴隶。后因为力荐“傻子”继承王位、批评麦其土司选大儿子做接班人,受到麦其土司“你会把刚长出来的舌头丢掉”的警告,翁波意西再度毫不畏缩地回答:“你愿意去掉一个好土司,我也不可惜半截舌头!”俨然表现出司马迁替李陵辩护受腐刑,出狱后发奋继续修史的大家风范。翁波意西在“戏要散场了”的土司们的最后一次聚会上发出哲理性预言:“凡是有东西腐烂的地方都会有新的东西生长。”当然,翁波意西并不了解新生、先进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必然代替腐朽、落后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发展规律,他认为“命运不能解释”,把抗拒“红色汉人”的土司们的失败归因为他们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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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神祗”,赞成他们溃逃到其“所属那个号称最为纯洁的教派的领地”。就这些方面看他又不是“智信”,而是“迷信”了。所以看似历史的“好书记官”的翁波意西,“到底还是一个顽固的喇嘛”。
从对土司权力结构系统中的处于不同等级的几个群体的形象代表的人性的检视,可以看出《尘埃落定》抒写的对象是藏人,同时又是具有普遍人性的“人”,阿来对他们的人性的揭示是有相当的心理深度和历史深度的。其一,开掘并表现了人性的多面性、复杂性和动态性。作品不仅展示了人性之善美真与恶丑假的冲突,如权欲与亲情的冲突,智与愚的冲突,勇敢与怯懦的冲突,顺从与抗争的冲突,神性与俗性的冲突,智信与迷信的冲突,还展示了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人性的回归和复苏。《尘埃落定》拟构的土司世界的黑头藏民的人性的多面性、复杂性和动态性与现实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人性是同构同质的。其二,表现并赞美了“大写的人”的共通的人性。其中最主要的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的东西:尊严,亦即阿来所说的“光荣感”。尊严是真正的人活着的根本意义所在,是崇高人性的基本要素。《尘埃落定》以“外冷内热”的笔调批判性地描写麦其土司及其家庭成员践踏仆从、侍女和其他奴隶尊严的恶德,又毫不掩饰地用热情的语言描写他们维护“高贵家族”尊严的骄人表现。对于多吉罗布那种复仇者的血性尊严,对于新派僧人翁波意西那种维护话语权的“历史书记官”尊严,作者几乎持完全肯定和赞美的态度。而揭示出侍女桑吉卓玛、塔娜和男仆小尔伊、小索郎泽郎的尊严麻木,则是为了唤醒他们自觉地起来争取和捍卫作为人的尊严价值。忠诚、老实的美德不可丢,奴性必须涤荡。所以人性中的尊严是作者聚焦的中心,也是《尘埃落定》的亮点之一。
藏族土司制度消亡:特别的题材
题材的新鲜、神奇、迷人,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共同的优势和特点,阿来对这一优势和特点做了充分的利用和发挥。如其所说:“因为我的族别,我的生活经历,这个看似独特的题材的选取是一种必然。如果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小说真还有一些特别之处,那只是为了一种更为酣畅,更为写意,
从而也更为深刻的表达。”[27]
《尘埃落定》的题材的特别,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浪漫神秘的康巴藏族土司制度走向消亡的过程,细说则如:
独特的时间:最后一个土司统治的岁月。敬仰神灵、崇尚神话、血性刚烈、蛮勇过人的英雄、浪漫时代向新时代的过渡时期,从一种文明过渡到另一种文明的社会转型期。
独特的空间:雪域高原。居于“黑衣之邦”(中国)和“白衣之邦”(印度)之间,前者是“我们权力所在”的地方,后者是“我们信奉的教法所在”的地方。两大文明的中间地带。
独特的群体:藏族人,汉藏交界地带的藏族文化区域的藏族人。
独特的社会体制:土司制度。中央王朝册封藏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权力的来源、占有和分配,取决于“骨头”(血缘)的尊卑贵贱。土司的骨头最尊贵,在其辖地范围高高在上,主宰一切,享受一切。
独特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饮食起居,农耕狩猎,习俗礼仪,价值观念,人生追求,均受藏民族文化环境的熏陶,打上佛教意识渗透的烙印。
…………
康巴藏族土司制度的衰亡,是题材上的民族标识,是《尘埃落定》的主要优点之一也是其艺术魅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正是因为写了藏族历史题材才格外地引起世界的兴趣和关注,期望通过它了解藏民族及雪域文化。当然,作品并未止于题材的浅表的独特,在独特中还蕴涵丰富深刻的普遍性内容。
“无论诗人们从哪一个世界提取他的创作内容,无论他的主人公属于哪一个国家,诗人永远是自己民族精神的代表,是以自己民族的眼睛观察事物并按下她的印记的。越是有天才的诗人,他的作品越普遍就越是民族性的、独创性的。天才之有所区别于才士之处在哪里?———就在于:他一方面虽然是独创性的,但同时又比才士更富有普遍性。”[18]《尘埃落定》的创作实践又一次证明别林斯基的论断:优秀的作品总是民族地域特性与人类、世界普遍性共存,并且其普遍性的东西总是建立在对具有独特地域色彩和富有民族气息的生活的描写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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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的。
阿来在《通往可能之路》中,直言不讳地说:“我很反感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种提法”,对此不妨略加评述。民族的东西并不一定就可以通向世界,作品蕴涵人类共通的思想情感和寓意指向是作家自觉地不倦地追求的结果。作家只有扬弃偏狭的视角和用一种更广大的人类文化的视角和眼光去看取民族社会历史生活,“特别的题材”才会获得“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从这个意义讲,阿来说他“绝不无条件地同意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这种笼统的说法”不无道理,但大可不必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种提法“很反感”。“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提法尽管在文字表述上尚有不够周严之处,但它揭示了关于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互涵互动的艺术辩证法,其精神内核是科学、合理的。一般大致地包括个别并寓于个别之中,个别存在于一般之中,没有也不会存在不蕴藉于个性和民族性的空洞,抽象的世界性、人类性,人类性、世界性是以某个或某些民族的存在为基础、为前提的,同时是由某个或某些民族的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在张扬人类性、普遍性时,简单、笼统、全盘地否定“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提法容易在理论上导致如别林斯基在《对民间诗歌及其意义的总的看法(兼论俄国民间诗歌)》中所说的“要求某种虚无缥缈的、空洞无物的‘子虚乌有’”,或陷入如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所说的“矛盾的空虚”。
傻子视角叙述:特殊的手法
“小说家需要某种重要的形式———体裁面具,这种面具既能确定他观察生活的立场,又能确定他公布生活的立场。”[27]巴赫金这样指出,并解释说,所谓“确定他观察生活立场”,即作家作为个人是怎样,从哪里观察全部这种个人生活的;所谓“确定他公布生活的立场”,即确定作家以什么人的名义站出来揭示生活,如作为法官、检察官、“书记员”、政治家、传教士、骗子、小丑、傻瓜等等。随着《尘埃落定》构思酝酿的愈趋成熟,阿来也愈来愈明确地意识到“为了一个能够超越一般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层面的故事,我需要一个既能置身一
切进程之中,同时又能随时随地超然物外的这样一个人物”[30]来充当作品形式———体裁面具。受藏族民间故事传统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作家拉格维斯的长篇小说《侏儒》的启迪和触发,阿来选中了“傻子”二少爷,如其在回答为什么运用“傻子”视角时所说:藏区民间传说中的智慧人物阿古顿巴“这应该说是‘傻子’这个人物的原型。用‘傻子’的视角作为叙事视角,源于瑞典一个小说《侏儒》(不记得作者是谁了)。”[16]拉格维斯《侏儒》中的侏儒是芸芸众生的代表,主要体现人性丑的一面,同时又是作者的代言人。拉格维斯“分身”为“侏儒”,让这个王爷身边、宫庭内的人,有事也用不着对他设防的小丑凭直觉观察并表现世界,曲折地叙写出统治者、“大人物”们的荒淫、腐朽、机诈、权术、阴谋、战争等等。《侏儒》给了阿来以写作技术借鉴,帮助他找到了置身其中而又超然物外,较之全知全能叙述更富有个性化的“傻子”叙述视角,从而使故事超越一般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解决了文体与所要表现的内容相谐适的问题。
考察、探索《尘埃落定》的“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当从傻子叙述视角切入并围绕它而展开,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必须说明,傻子叙述角度并不是阿来的首创,也不是他独家经营。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写康普生家族的衰败史,有四个故事中人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其中之一是傻子班吉,通过班吉的视线,作品着重反映了康普生家孩子们的童年生活,并渲染这个贵族家庭在杰生当家时的颓败。福克纳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我弥留之际》叙写艾迪?本德仑及其儿女们按照太太的遗嘱将其遗体运回娘家墓地的过程,叙述者多达15个,其中本德仑的小儿子达曼是弱智,通过傻子的主观叙述,展示了本德仑太太及本德仑一家人的许多隐私和隐情。还有如美国当代犹太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格的著名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也是采取傻子叙事,吉姆佩尔自诉被不忠的妻子埃尔卡及其奸夫们欺骗、羞辱的一生,吁求上帝缔造一个“没有纠纷,没有嘲弄,没有欺骗”的世界,“在那儿,连吉姆佩尔都不会受欺骗”。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傻子限知角度叙述已形成为一种极富特色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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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表现力的叙事艺术。里蒙?凯南在《叙事虚构作品》一书中对“白痴叙述”有过专门研究,揭出了这种叙述的不可靠性,它的“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的特异功能。巴赫金强调小丑、傻瓜、骗子三种形象的面具具有特殊意义:“他们有权不理解生活,有权打乱生活,对生活加以夸张,滑稽模仿;他们有权不成为本义上的自己,有权说话,讽刺性模仿;他们有权通过戏剧舞台的间隔的时空体生活,把生活描绘为喜剧,把人们表现为演员;他们有权揭开他人的面具:有权用最损的(亵渎偶像的)话骂人;有权公开一切最最隐秘的私生活。”[27]作者可以利用这些形象独有的特点和特权,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作品的主人公兼叙述者,即成为作者的代言人。
文学史上的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泛泛地用“傻子视角叙述”的话是难能道出《尘埃落定》的文体创新的,重要的是考察他运用“傻子”视角的匠心经营的独到之处。我们首先发现的是“傻子”二少爷既不同于班吉、德曼、吉姆佩尔这些真傻子,当然也不同于马可?吐温笔下一点不傻、利用指纹破案的“傻瓜威尔逊”,而是“故意冒傻气”的家伙,“因为傻才聪明”,因为聪明才“看起来像个傻子”。“傻子”二少爷也不仅是故事的叙述者,还是故事的经历者、参与者,充当“讲故事的我”和“故事中的我”,或者说“记忆中经验的自我”与叙述的自我双重角色。再者“傻子”二少爷既是王位的当然候选人和竞争者,在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又被排除出权力格局,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如“傻子”自述:“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间,又叫我超然物外。”还有,“傻子”是汉藏混血儿,在文化观点文化心态上具有二重性。集智与愚、汉与藏、旁知与自知、经验的自我与叙述的自我为一身,———这才是“傻子视角”,确切地说“傻子二少爷视角”的特殊所在,是阿来匠心独运之处。
“傻子”视角叙述,包括叙事人称、叙事角度、叙事方式甚至包括特有的叙事语言等,所以它所体现的或者说带动的是形式技巧的多方面突破,是长篇小说文体的重大创新。增强它的叙事功能,拓展了它的表达空间。
借助“傻子”二少爷作形式———体裁面具,特别是其愚与智双重视线的交叉,作者获得沟通各种感觉,驰聘联想和想象,无阻碍地穿行于历史世界与现实世界、真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的自由。从而使其现实主义洋溢着浪漫神奇,颇富文化意蕴。试看“傻子”对麦其土司和汪波土司互施巫术的“罂粟花战争”的叙述:汪波土司聚集大批神巫,发出诅咒,要使白色的云彩带上雷电,变成冰雹袭击麦其家的罂粟地、官寨。麦其家的门巴喇嘛则率领巫师们筑起坛城,穿得五颜六色,托起难以尽数的“看起来像玩具”的献给神鬼的供品,汇集各种法器迎战。乌云当头,“我们”的神巫们立即诵出咒语;门巴喇嘛戴着三四十斤的头盔上蹿下跳,仗剑作法。冰雹变成雨水落下来,“我们”胜利了。不过这才是第一个回合。第二个回合,“我们”回敬了汪波土司一场冰雹,三天后,那边传来消息,汪波家的果园遭到毁灭性打击。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回合:汪波土司那边靠一种把经血献给鬼魂的咒术要“我”的性命。“我”准备着一死。门巴喇嘛往“我”身上喷吐经过经咒的净水,那些叫“我”头痛欲裂的烟雾一样的东西终于飘走,但从河水直碰到红色岩石才突然转向,我感到有什么事发生。汪波土司那边的法师找到了麦其家未曾想到设防的地方,央宗生下了一个死孩子,孩子满身乌黑,像中了乌头碱毒。这是这场奇特的战争里麦其家付出的唯一代价。亦真亦幻,亦幻亦真,真而幻,幻而真,这是“傻子”讲述的神巫大战的艺术魅力所在。神巫施法,法力无边,是子虚乌有的魔幻,但同时又是真实,是神巫们的文化心理真实,也是土司世界黑头藏民普遍的文化心理真实。反过来说,也一样。作者自由地穿越在真和幻、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之间,在很大程度上靠了“傻子”视角。傻子之“傻”正在于思维迟钝而感觉敏锐,常常混淆现实和梦幻、真实和虚妄。
阿来借助“傻子”叙事的广角镜头,挥洒自如地驰骋于正常与反常、非理性与理性的世界,把表达的时空领域扩展到第一人称叙述所能推进的几乎最大限度。
如妻子塔娜不忠,跑到远非目力所及的旦真贡布的屋子里去偷情,“傻子”二少爷竟能坐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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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的地毯上“看到”,历历如画。权欲无法永远满足的麦其土司像野兽一般咆哮着最后一次发泄情欲,“傻子”二少爷也是坐在自己屋里的地毯上“看到”的。至于多吉罗布刺杀少土司旦真贡布的全部情节则是由“傻子”二少爷躺在自己屋里的床上,时而闭着眼睛、时而睁着眼睛,首先“看到”、发现的。难怪“傻子”“我”大叫“杀人了!杀手来了!”麦其家的人全躺着不动,相信纯属“痴人说梦”,妻子塔娜更直暴怨“我”己经由“傻子”变成了“疯子”。“傻子”二少爷分辩:“好多事情虽然不是发生在眼前,但我却能看见”,还言之凿凿地道出:“一刀扎在肚子上,不光是血,屎也流出来了。”“傻子”二少爷的“看见”,他的“想见”,他的视角,他的思维,他的自我叙述打破惯常的因果链,不合逻辑,违背事理,很有些打胡乱说,不过并非不可思议。本来“智力低下”,浑浑浊浊遇到严重打击,受到强烈刺激,而幻视幻听,神志恍惚,臆想臆断,分不清究竟是“别人怎么想”还是自己想,神经紊乱,一时由“傻”变“疯”,完全可能。当然,二少爷在此是装疯卖傻,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傻子”的主导面是智———理智和情智。如是作品的叙事时空虽神奇诡秘地超越过去、现在、未来,穿透内宇宙、外宇宙,却始终由“不傻”的理性引导着。这样,在“傻子”二少爷的视角叙事中,就利用其傻与不傻的思维作“形式———体裁面具”,实现了理性和非理性叙事的统一。
独辟蹊径的聪明的“傻子视角”叙事在拓展表达空间的同时,还带来了《尘埃落定》的另一特点:文本语言的诗化。叙述的诗化、语言的诗化,本质上是感觉化、情绪化。诗化的语言就是用语言给创作的主体对社会、自然和生命的敏锐感悟给以形象的定格。就感觉敏锐、各种感觉相互沟通、自由联想而言,诗人和“傻子”特别是诗人中的“这一个”阿来和“傻子”中的这一个二少爷确乎可以划上等号。他们都有一种对客观审美对象进行感情加工,使之幻化成个人独特经验记忆的诗人气质,藉着“傻子”的叙述视角,阿来就可以较为得心应手地运用感觉去叙述曾经深深地触动过他的人生和历史,而在感觉化的即诗意化的叙述中,必然要求
也必然使文本语言飘逸空灵和纯净清澈,具有一定的诗美特征。如徐坤所指出:“他运用他从前写诗的经验,将小说中的对话和描述处理成诗一般的有韵律的形式,但是比诗更自由,在隐喻的处理上更加明朗和豪放,段落结局处一些对历史的叩问和反诘时时呈现有华彩的调式,其对历史颠覆和反讽的面目在抒情挽歌的豪华盛宴里总是欲盖弥彰。”[28]是说话,不是歌吟,是小说语言的特点之一。阿来在保持长篇小说语言艺术之成为长篇小说语言艺术的稳定性特征的同时,恰当地注入诗歌语言形式技巧,赋予一层诗歌语言的艺术美。巧借“傻子”的心理特征,阿来摒弃现代小说叙事语言的张狂,着意给汉语寻求一种直觉的定位,让描摹语言还原为最基本的行为语言。“……要不是无意间抬头看见房梁上蹲着那么多眼睛贼亮的老鼠,说不定我也会享用些汉人的美食。我觉得这些尖嘴在咬我的胃,而母亲正龇着雪白的牙齿撕扯鼠肉。”“母亲吃完了,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猫一样用舌头舔着嘴唇。女人无意中做出猫的动作,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土司太太这样做叫我非常害怕。”“我害怕。他们却说少爷是病了。我没有病,只是害怕那些眼睛明亮,门齿锋利的吱吱叫的小东西。”“我看见”、“我觉得”、“我害怕”———乍看都是“基本语言的叙事”,平实不过,实则拙朴中藏精巧,单纯中寓丰富,平实中见感情的激荡。藏族有忌吃鼠肉的习俗,“傻子”害怕老鼠,恶心老鼠肉是这种传统习俗的写实,但远不止此,它实际上表现了一颗“受伤的心灵”,恶心、害怕,是“傻子”对麦其土司杀死查查头人,霸占其妻子央宗的情绪化反应,也是对麦其太太吸食鸦片的情绪化反应,还是对“我居然就有了要篡夺权力的想法”之后的情绪化反应。《尘埃落定》中的很多句群,与其说是描述,不如说是抒情,它们有一种诗歌语言的韵律感,“但是比诗更自由”。至于象征和暗喻,在《尘埃落定》中更是运用得很频繁,甚至《尘埃落定》的“尘埃”也是暗喻,表征在创作激情燃烧之时被唤醒、激发的一切,包括土司时代确曾有过的一些历史实事和更多属于作者“精神原乡”的想象、虚构。不过,对于小说毕竟不能像诗歌那样含蓄、朦胧,所以《尘埃落定》中的许多事物的象征、比喻
第3期徐其超 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跨族别写作抑或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创作形态13
意义一般比诗“更加明朗”,罂粟花和梅毒象征的就是外来文化的劣质因素和负面影响,土司官寨象征的就是土司制度本身,而两次地震象征的则是土司的必然崩溃,社会大变革的即将来临。
笔者另说: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新型创作形态
以上我们对《尘埃落定》的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和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逐一进行了考察。由此得到了一个总的印象:
“《尘埃落定》这部作品没有突出中国少数民族先锋文学的探索性,也代表不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新的审美观”的评论家言,否定过分,比较偏激;开拓从“特别”走向“普遍”的“跨族别写作”新境界的作家评论家(包括阿来本人)言,比较客观、全面地揭示《尘埃落定》在内容和形式、思想和艺术方面的革新和创造,而且升华、提高到少数民族文学带普遍性的创作倾向上进行概括和总结,具有正确的导向作用。但是略显结论的涵盖面偏宽,如果不用必要的限制性词语进行分析解说,就容易夸大、提高作品的“划时代意义”,减低说服力。如前所述,特殊性与普遍性、民族性与人类性结合是世界上许多优秀作家在其伟大作品中所成功实践了的现代美学思想,而追求着探索着并在不同的程度上实践了特殊与普遍统一的“跨族别写作”的不独阿来一个,单就少数民族创作领域而论,老一代有老舍、沈从文,同时代有一个优秀作家群。《尘埃落定》虽是特殊与普遍的优秀代表作,然而其艺术创新突出的表现也还只是限于几个层面。突出的,如“傻子”和“傻子”叙事视角。“傻子”二少爷既傻又聪明的丰繁、复杂、深邃的思想性格在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人物画廊里是绝无仅有的。由“傻子”二少爷来讲述康巴藏族末代土司由兴盛而衰亡的故事,随之带来《尘埃落定》的叙事视角、叙事方式的独特无双。再如,通过土司制度衰亡的故事演绎“权力寓言”并张扬人性尊严,所谓“它是对一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的记述,又是对历史———永远的权力与欲望故事的窥破与揭示。”[29]由此,不禁想对《尘埃落定》的艺术创新和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定位提出另外一种说法。
雷达在论及小说创作流向时指出:近些年来,一批作家“不满于写实的局限,他们追求独异、深刻、人文关怀和形而上意味,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在充分发挥写实感染力的同时,不忘抽象性、寓言性,努力超越题材特定时空的表层意义,走向整体的象征性甚至不惜采取符号化的表现方法”,于是“一种新型的、很难作出现实主义的或现代主义的划分的、具有强烈隐喻性和表现性、象征性和寓言性的创作形态在长、中、短篇中出现了”[30]。瞩目20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的重要流向和审美意识的主要变化,笔者倾向于对《尘埃落定》的主要艺术创新提出这样一说:作品贡献了一种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很难做出现实主义的或现代主义的划分的,超越题材特定时空的表层意义、具有强烈隐喻性和表现性与象征性和寓言性的新型创作形态的标本。理由大致如次:
一、探索新型创作形态(文本)原本就是阿来酝酿、构思、写作《尘埃落定》时的明确而自觉的美学追求。阿来在作品中真实地不走样地写出了他的“肉体和精神原乡”宗教的分析情况、土司制度和它的典章制度,包括里面的服饰、食品、建筑格局以及土司制度的等级分布、内部社会分工等等,但他强调他的写作过程是“顺着自己情感流动的方向,在历史基本的框架之中进行大胆的想象”;其所“复活”的土司制度衰亡史,“是一部我想象中的历史,一部精神的历史,而非纯粹历史学意义上的那种历史”[31]。阿来在申述其以特别的题材、手法、视角来表达普遍的历史感、人性指向时,又特意表明他对格拉维斯的《侏儒》所体现的表现主义方法的学习和借鉴。而表现主义,众所周知就是力主作家艺术家要表现主观的精神和情感世界,超越暂时的个别的印象的书写而揭示事物的抽象的品质和永恒的真理,把陌生化、抽象化与寓言化作为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关系的基本原则。
二、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符合《尘埃落定》的文本实际,是对其创作形态的准确概括。事实上,在如潮的好评中,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跨族别写作论在内的很多论断,其内涵大多可以归结到“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新型创作形态创造的论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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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4卷
面,为其作佐证的。如言说《尘埃落定》是梦是幻又是现实的尘寰,是存在之镜与幻想之镜的合二为一;作者在“傻子”的叙事视角下,把客观世界内化为主观诗化世界,“以诗为史”;结构呈现“神游”的特点,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小说样式;“空灵的东方寓言,诗化的本体象征”,《尘埃落定》的结构形态,意象化叙述方式,富于寓言的整体象征,在文体上均具有创新和突破的美学意义———等等,都是对“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新型创作形态”的诠释,不妨视之为“新型创作形态”大论题所统摄的小论题。可见评论界早已关注到并高度评价《尘埃落定》在长篇小说文体上这种创新和突破。
三、“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新型创作形态”的认定,更契合并充分体现茅盾文学奖的根本精神。茅盾临终的遗嘱中,决定将自己的稿费作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从民族精神文化掘进、长篇文体创新立论最能阐明《尘埃落定》在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中“最优秀”即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佳作的身份和价值,也符合茅盾关注、扶持、鼓励有才华的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进行开拓、创新,繁荣长篇小说的伟大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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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灿平)
第3期徐其超 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跨族别写作抑或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创作形态15
I nter-nationality Composition from Specialty to G enerality or the Writing Skill The Writing Model Emphasizing and B r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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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 ay from R eality Xu Qi-chao(1) Abstrat:Of all the critics on the Cheng Ai Luo Ding,special aspect,sources an d ways are used to generalize the historical status,art value and its contribut ion.S pecialty and generality,nationality and humanity are the basis of a great work.Many Chinese famous ethic authors have probed and practiced the aesthetic thought.Cheng Ai Luo Ding embodies the inter-nation writing from narrative asp ective,power fable and humanity dignity,but it is likely to exaggerate the tim e meaning.I thought that the art creation should be the contribution to emphasi ze the reality but beyond the reality,so metaphor meaning is rich.But I didn’t think the inter-na2 tion writing can not represent the important trend of novel creation and its aesthetic meaning in the new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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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gression and Exploration Mao K e-qiang(16)…………………………………………………………………………………………
The E nd of R ed Emotion Deng Jing-wu(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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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B etw een Cheng Ai Luo Ding and B ai Nian G u Du Wang Feng-xian(28) Abstract:This paper compare When the Dust Settles and100Y ears of S olitude int hinking implication,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echniques of expression,an d tries to illustrate that basing upon one’s own national culture,absorbing oth er nations’cultures and taking in various techniques of expression are the nec essary way for literature to be accepted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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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 ovel Character of Cheng Ai Luo Ding Qing Jin(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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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eng Ai Luo Ding in a Comparisive Aspect Chen Lin(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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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generation:Expect the N ew Order of Life and A ff irm ation of N ew Culture Luo Qu(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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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on on the Epic and Myth of Miao People in Q ian and Dian Ma Tai-jiang(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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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tive Chinese Composition in G lob alization Context He Ji n-li(52) Abstract:The awareness of Chinese sensitivity in literary world is being emerge d with the coming of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Self-awareness is most important for Chinese writers involve themselves in the globalization context.“Chinese I mage”has been obscured in this one hundred years away.And until now it is bein g re-recognized and re-explained by this new context.Thus,By develop2 ing its ow n particularity and creativity,Chinese literature will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opening a charming Oriental world for all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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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fect from the Complementary R elationship betw een Confucianism and T aoism on Ch inese Literature Zhang Mei(57)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has profoundly influe nced Chinese literati’s characters,literature theo2 ry and works.As far as liter ature concerned,this relationship was complicated which consisted of excluding as well as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nd find out how their relationship influenced C 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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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V alue Orientation of Mankind Comic Spirit Zhou Gu ang-fan(63) Abstract:The life-force of human beings is fluxional and is desiring freely play.With disdaining of the taboo and the depression of society,the comic spirit stresses the inner superiority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spirit of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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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 amental F actors of Marx’s“Art Production”Theory Li Y isun(71) The art production theory of Marx includes the following4fundamental essential s:Firstly,it confirms that the art creation activities have been converted and kee p on converting into a kind of“the labor to exchange itself directly with capi tals”,and such transforma2 tion gave rise to a series of essential changes in ar t.Secondly,the theory generally divides the art activities of human into three stages in strict sense.Thirdly,it puts forward a new dialectical method and vi ewpoint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rt. Fourthly,the theory also gives a profound analysi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ior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principles on“Art Pro2 duction”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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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n-I nvoluntory of Aw areness Chen Qing-jiang(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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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tegration of China and West Country Culture Ma Jian-zhi(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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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 age Strangization and Aesthetic of Literature Linguistics Ti an Wen-qiang(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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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ihu a w en R evolution B egan before May4th Movement Qi He-hui(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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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 elation betw een Sushi Ci and Ya Ci Tian G eng-yu(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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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Schedule of Jiangu an in Zhenggu an of T ang Fu Sha o-liang(106)…………………………………………………………………………………
On Chun Q iu Zuo Zhu an Zhu Chen Xiao-fang(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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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u G e and“E r Z aho”S acrif icial Literature Character Huang Feng-xian(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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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harmony Concealed in the H armony Cai J ue-min(120) Abstract:Tao Yuan-ming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a noble-minded hermit.Most r esearchers think his life in seclusion is harmo2 ny.In fact,with his lofty aspir ations unrealized,he felt regret all his life.At the same time,being a litera ti,he couldn’t be in pe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