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厅，清代地方行政单位之一，直属于省，其长官为同知或通判。
厅本来并不是固定的行政单位，因初期知府常把自己的左贰官（即副手）同知、通判派出分防，专管某些事务，其派出之办事处名之为“厅”，以后就逐渐形成为固定的行政单位。此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哈密、乌什、库车等地），不宜设州置县，也设厅，派同知、通判为其长官。一般的散厅多属知府统辖，与州同级。直属布政司管辖的，称为直隶厅。直隶厅与府、直隶州为同级单位。各厅的属官有经历、知事、照磨、库大使、司狱等，所掌略同于
府属各官。
清代在全国设有直隶厅41个。各厅长官除甘肃的一个厅为通判（正六品），其余都是同知（正五品）。[1]
参考资料
1．清代直隶厅解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陕西师范大学主办ISSN 1001-5205
长春厅，清朝行政区划。是吉林将军境内第2个建治单位（第1个是吉林厅），是清代东北地区建立的第14个行政单位。辖境相当今吉林伊通河、饮马河流域。
长春厅舆地全图（光绪二年）
辖区为：东至沐石河190里，西至巴延吉鲁克山40里，南至伊通边门15里，北至吉家窝堡172里。长春厅初辖怀惠、沐德、抚安、恒裕四个乡，43个甲。
因垦民日众，1800年7月8日（清嘉庆五年五月十七日）朝廷在郭尔罗斯前旗之长春堡（今吉林长春市南）置长春厅，隶吉林将军。礼部铸发“吉林长春厅理事通判之关防”，首任通判是蒙古镶蓝旗人六雅图，正六品。清道光二年（1822年），清政府又设农安乡，划归长春厅。道光五年（1825年）移治宽城子（今长春市）。1882年（清光绪八年）3月17日，长春正印官理事通判改为抚民通判加理事衔，首任抚民通判为直隶清苑人孙堪。光绪十四年（1888年）长春厅升为长春府。
长春厅只管理民人事务，“弹压地方，管理词讼，承办命盗案件”，地租由蒙旗自行收取，长春厅署协助。长春厅境内的蒙古事务归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管理。长春厅境内的满洲八旗事务与长春厅无涉，归吉林将军辖理。长春厅是清代开国以来在蒙地上设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因为是在蒙地上“借地设治”，所以这个地方政权称之为“厅”，印信为“关防”，长官为“通判”，以示与当时正规的地方政权－“县”、“州”、“府”、“道”相区别。[1]
厅是清朝政府在新开发地区或者具有特殊地位的地区所设置的行政区划单位，厅又分为直隶厅和散厅，直隶厅和府、直隶州等级相同，直隶于省，多数不领县；散厅隶属于府，与散州、县等级相同。[1]
清代内地政区的层级关系为：
1. ^清朝地方行政区划.
厅古作听。古代官府办公的地方叫做“听事”，简称“听”。后来“听”被叫称“厅”。在清初作为地方官制的“直隶厅”与“散厅”原本不是独立的行政机构，并且原来也没有“直隶厅”与“散厅”的差别。厅的长官是同知、通判，但这些官职原来是由知府的佐贰官担任的。他们被派遣到地方，临时在府衙门外，还有自己独自的事务所，此事务所被称作“厅”。但是，这种类似出差所的机构有一天终于有了独立的职能，最终成为正式的行政机构，就变成“定制”。关于它的来源，有些学者根据《清朝文献通考》追溯到康熙末期或雍正初期。从文献中我们确实能找到雍正年间就有在上述意义上的派遣同知、通判的事例，它们有的时候习惯上被称为“厅”。
下面两个表的典据是《清朝文献通考》，它比较全面地整理并记载从入关起至乾隆五十年（1785）的事情。〔1 〕至少根据《清朝文献通考》，散厅的五分之三以上是康熙或雍正年间被设置，并乾隆年间被设置的也是乾隆早期的事。反之，直隶厅的三分之二以上是乾隆年间被设立，并没有康熙年间的设置。限靠于该记载，“散厅”的设置年代起源比“直隶厅”
早一些。
但是，如果凭此下结论，视之为直隶厅、散厅正式成立之佐证，笔者以为不免操之过急，过于轻率了。笔者认为：“直隶厅”与“散厅”的“定制化”是到乾隆三十年代中期才完成。其背景是：乾隆年间在此时期的“直隶厅”的较多的新设置。如此看来，《清朝文献通考》指出那样的，乾隆以前的“直隶厅”与“散厅”的设置不是准确的认识。
笔者提出的定制化标准有两个：第一，“直隶厅”与“散厅”之间发生明确的区别；第二，它们分别被看作像府、县那样的独立行政机构。就是说，单纯的同知或通判的派遣不可认为“定制”化的指标。比如说，乾隆《大清会典》的《户部》记载里，除了府、直隶州、散州、县以外，没有直隶厅与散厅的名字（当然，康熙、雍正《大清会典》里也没有）。〔2〕反之，嘉庆《大清会典》的《户部》把直隶厅与散厅看作正式行政机构，并且把它们跟府、州、县同样记载。〔3〕
那么，首先依据《清实录》的记载着手研究《清朝文献通考》所认为的散厅的设置。
乾隆散厅总表
号码省府散厅名设置年设置背景
1 山西大同丰镇厅乾隆11年裁卫所设置
2 山西朔平宁远厅乾隆15年裁卫所设置
3 江西吉安莲花厅乾隆8年设置
4 江西赣州定南厅乾隆38年从定南县改
5 浙江温州玉环厅雍正5年设置
6 湖南辰州乾州厅康熙43年设置
7 湖南辰州凤凰厅康熙43年设置
8 湖南辰州永绥厅雍正8年设置
9 陕西同州潼关厅乾隆12年从潼关县改
10 陕西汉中留坝厅乾隆15年设置
11 陕西延安安边厅乾隆8年设置
12 甘肃巩昌洮州厅乾隆13年裁卫设置
13 四川宁远越＠①厅乾隆25年裁卫设置
14 四川叙州雷波厅乾隆26年裁卫设置
15 四川叙州马边厅乾隆30年设置
16 四川雅州打箭炉厅雍正7年设置
17 广西镇安小镇安厅乾隆31年设置
18 云南丽江维西厅雍正5年设置
19 云南丽江中甸厅雍正5年设置
20 云南普洱思茅厅雍正7年设置
21 云南顺宁缅宁厅乾隆12年裁土司设置
22 云南昭通大关厅雍正7年设置
23 云南昭通鲁甸厅雍正9年设置
24 云南楚雄è＠②嘉厅雍正10年设置
25 贵州贵阳长寨厅雍正4年设置
26 贵州南笼朗岱厅雍正9年设置
27 贵州南笼归化厅雍正12年设置
28 贵州都匀八寨厅雍正6年设置
29 贵州都匀都江厅雍正6年设置
30 贵州都匀丹江厅雍正6年设置
31 贵州镇远台拱厅雍正11年设置
32 贵州镇远清江厅雍正8年设置
33 贵州黎平古州厅雍正7年设置
34 贵州大定水城厅雍正11年设置
35 贵州铜仁松桃厅雍正8年设置
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云南、丽江府的跟维西厅有关记载是：“移云南鹤庆通判，驻维西，添设剑川州州判一员，驻中甸，从云贵总督鄂尔泰请也”〔4〕。
雍正六年二月云南、昭通府的跟大关厅有关的记载是：“吏部等衙门议覆，云贵总督鄂尔泰疏称，乌蒙、镇雄，既经改土归流，并归滇省管辖……去府城ｄàｏ＠③远，设通判一员驻扎”〔5〕。
雍正六年三月浙江、温州府的跟玉环厅有关记载是：“户部议覆，浙江总督李卫条奏，一经理玉环山事宜，一，增改文员，玉环山地方，周围七百余里，田地十万余亩，山岙平衍，土性肥饶，界在温台之间，实为海疆要地，请设温台玉环清军饷捕通知一员”〔6〕。
雍正七年闰七月云南、普洱府的跟思茅厅有关的记载是：“吏部议覆，云贵广西总督鄂
尔泰条奏，滇省建置事宜，一，元江府所辖之普洱地方，请增置普洱一府，设知府一员，经理一员，其原设之普洱通判，移驻思茅”〔7〕。
雍正七年十二月贵州、都匀府的跟八寨厅和丹江厅有关记载，雍正七年贵州、黎平府的跟古州厅有关记载，雍正八年贵州、镇运府的跟清江厅有关记载是：“又议覆，云贵总督鄂尔疏……应设文官分治，请于都匀府添设同知、通判各一员，以同知分驻八寨，以通判分驻丹江；镇远府添设同知一员，分驻清水江；黎平府添设同知一员，分驻古州，俱加以理苗族同知字样”〔8〕。
雍正十年三月贵州、大定府的水城厅，铜仁府的松桃厅，跟它们有关的记载是：“兵部议覆，升任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疏言，黔楚交界久居化外……令原设将弁带领分防松桃、水城等处。裁去思南营参将一员，留守背一员，与所辖之石阡营，俱归镇运营游击管辖，移正大营同知驻扎松桃，大定府通判驻扎水城”〔9〕。
雍正十年四月贵州、都匀府的跟都江厅有关的记载是：“兵部等衙门议覆，升任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疏言，都江河道开通地方辽阔，宜添设文武官员，分防弹压……再于都匀府，设理苗通判一员，驻扎上江、永从、开泰、天柱等县”〔10〕。
雍正十一年十月四川、雅州府的跟打箭炉厅有关的记载是：“添设打箭炉同知衙门，照磨一员，从四川总督黄廷桂请也”〔11〕。
雍正十二年三月贵州、镇运府的跟台拱厅有关记载是：“兵部议覆，云贵广西总督尹继善疏奏，黔省九股新辟苗疆善后事宜八款……一，台拱既议设镇，请将清江同知移驻其地。清江既议改协，请于镇远府添设理苗通判一员驻扎清江，抚戢苗夷”〔12〕。
《清朝文献通考》的散厅设置日期有不少错误，但这事目前不重要。主要的是至少在于雍正时期的《清实录》的有关记载都如上只指出“设同知或通判驻扎某地”，并不使用“设某某厅”的说法。
这情况进入乾隆时期前一半，没有大的变化。比如：
乾隆八年（1743）十月江西、吉安府的跟莲花厅有关记载是：“吏部等部议覆，江西巡抚陈宏谋疏称，江西吉安府莲花桥地方，离县僻远……应请将永新、安福二县之砻西、上西两乡改为厅地，移同知衙门，驻莲花桥”〔13〕。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云南、丽江府的跟中甸厅有关的记载是：“吏部议覆，原署云贵总督爱必达等奏称，滇省中甸地方，自内附三十余载，地辟民聚，原设州判一员，管理词讼钱粮等事，稍涉疑难，必赴府州请示，往返千里，更因夷寨众多，设有土守备、千把，分地稽查，统听州判管辖，而征员究难弹压，查楚雄府同知，与知府同城，并无专司，请改为中甸同知，将州判缺裁，即将旧署作为同知衙署”〔14〕。
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四川、宁远府的跟越＠①厅有关记载是：“吏部议覆，四川总督开泰疏称，川省越＠①、雷波二卫，德昌、迷易、盐中、黄螂四所部议裁汰……应将宁远府通判移至越＠①……再将保宁府通判改驻雷波”〔15〕。
只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乾隆十二年三月陕西、同州府的潼关厅有关记载是：“吏部等部会议，大学士管川陕总督事共庆复等议覆，西安布政使彗中奏，裁同州府潼关县缺，其屯地钱粮等事，归驻扎之抚民同知管辖”〔16〕。就是，把同知的派遣代替既存的县，此事意味着：被派遣的同知一定程度上被看作代替县的行政机构。在此意义上表示：所谓“散厅”
的一定程度上的行政机构化。但，当然这还是个征候。真正的散厅的“行政机构化”等到乾隆三十年代才出现。如下：
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江西、赣州府的跟定南厅有关记载是：“吏部议准，江西巡抚海成奏称，赣州府属定南县，地处万山，界连江广，政繁事剧，向设知县不足以资弹压，请裁定南县知县一缺，将赣州府同知移驻改为定南厅”〔17〕。
在此，不但“同知的派遣”代替县，而且明确有“某某厅”的名字。这些记载法跟上面的雍
正与乾隆前半时期的记载法不一样。在同样时期，虽然在《清朝文献通考》里没有记载，但还有如下例子：
乾隆三十五年正月云南、永昌府的跟龙陵厅有关的记载是：“经略大学士公传恒议奏，缅酋纳款，善后事宜一折得旨，军机大臣议奏，寻议……龙陵地无瘴气，其外即芒市，遮放，与外夷密迩，查永昌府同知，无专辖事，应如所请，移驻该处，定为龙陵厅”〔18〕。
乾隆三十五年七月贵州、贵阳府的跟下江厅有关的记载是：“贵州巡抚宫兆麟条奏，下江营事宜……下江吏目，不足弹压苗寨，应裁，请将贵阳府通判移驻，改下江厅，隶黎平府”〔19〕。
从此能知道，至少在乾隆三十五年，散厅已经成为正式的行政机构了。同时可以指出，在乾隆二十六年时还没成为定制。那么，更准确的转折点在何时？为了回答这一大问题，再一起考虑“直隶厅”的定制化问题。
《清朝文献通考》认为云南威远直隶厅雍正三年（1725）设置。但是《清实录》的当年记载只是如下：
兵部议覆，云贵总督高其倬疏称，云南苗猓，平时踞元江新平
之间，官兵剿捕，则遁入威远、普洱、茶山等处，广袤二、三千里，
难以控制。请将威远土州，改土归流，设抚夷清饷同知一员。〔20〕
如此，有同知的派遣，但是根本没有“直隶”之字。连“厅”字也没有。在记载上没有表示设置直隶厅的标志。另外，虽然《清朝文献通考》认为所谓口北三厅，即张家口直隶厅、独石口直隶厅、多伦诺尔直隶厅分别于雍正二年（1724）、十二年、十年设置，但是，连乾隆《口北三厅志》也只记载“本朝受命，奄有北围，张家口、独石口、及开平之多伦诺尔设理事三，以听蒙古民人交设之事”。如此，只记“理事厅”，但没有“直隶”之字。〔21〕在此很明显，《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如何，至少雍正年间还不存在“直隶厅”。更重要的是：在此看不出“直隶厅”与“散厅”的区别。存在的只是“厅”（其实“同知或通判的派遣”）。“直隶厅”出现以后，“厅”才固定为“散厅”。因此，如上面已经指出：“直隶厅”与“散厅”定制化的一个主要标准应该是直隶厅的设置。
笔者看来，同知或通判被派遣的“厅”原来没有或“直隶厅”或“散厅”之区别，并在边区特殊存在。它们变成正式机构的划期，笔者认为是在于此区别的产生，即，直隶厅的产生是个区划期。那么直隶厅的产生是何时？在此的主要标准是：“直隶厅”是否被看作像府、县那样的独立的行政机构；就是说，单纯的同知或通判的派遣不可认为“定制”化的指标。
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大清会典》里没有直隶厅、散厅之名。即使查阅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大清会典》也没有有关直隶厅、散厅的记载。只是到了在乾隆四十九年成书的乾隆《大清一统志》中，才存在着直隶厅与散厅的分别记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隆《大清会典》中作为全国唯一的例外有“叙永同知”之名。它当然是后来的叙永直隶厅，可以认为这乾隆《大清会典》的例子是“直隶厅”正式机构化的开端。〔22〕尽管如此，当时还没使用直隶厅的名字，而是使用同知之名字。同知当然是知府的副手，但是这写法有点暖昧。因为“同知”虽然是个“官名”，但是不是“行政机构”的名，这意味着：当时还没成立名字叫做“直隶厅”的正式行政机构。
反正，如上面所述，二十六年之后的乾隆《大清一统志》已把直隶厅看作正式机构。因此，笔者认为，在乾隆《大清会典》与乾隆《大清一统志》编纂的中间的时间（即乾隆二十三（1758）年与乾隆四十九年之间）中或许可以看成是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后，直隶厅、散厅才被真正认为是正式的行政机构。
总之，乾隆二十年代的记载还有点模糊。
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吏部等部议准，四川总督开泰奏，请以松潘同知，照杂谷理番
同知例，改为直录同知，归松茂道管辖”〔23〕。
乾隆直隶厅总表
号码省直隶厅名设置年设置背景
1 直隶张家口直隶厅雍正2年设置
2 直隶独石口直隶厅雍正12年设置
3 直隶多伦诺尔直隶厅雍正10年设置
4 山西归化城同知厅雍正元年设置
5 山西归化城通判厅乾隆25年设置
6 山西绥运城直隶厅乾隆4年设置
7 山西和林格尔直隶厅乾隆25年设置
8 山西托克托城直隶厅乾隆25年设置
9 山西清水河直隶厅乾隆25年设置
10 山西萨拉斋直隶厅乾隆25年设置
11 甘肃哈密直隶厅乾隆25年设置
12 四川叙永直隶厅雍正8年复设(康熙初设厅,
雍正5年裁) 13 四川松潘直隶厅乾隆25年从散厅(雍正9年,
裁卫设置)升
14 四川杂谷直隶厅乾隆17年设置
15 四川美诺直隶厅乾隆41年设置
16 四川阿尔古直隶厅乾隆41年设置
17 云南景东直隶厅乾隆35年从府降
18 云南蒙化直隶厅乾隆35年从府降
19 云南永北直隶厅乾隆35年从府降
20 云南威远直隶厅雍正3年设置
在同样时期，虽然在《清朝文献通考》里没有记载，但还有如下例子：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兵部等部议复，四川总督开泰奏，称石硅一司界在川楚间，与内地州县接壤，幅员千余里，土著流寓错杂……应如所请，将该土司改为直隶石硅同知”〔24〕。
这两个例子虽记“直隶同知”，但还缺乏“厅”字。到乾隆三十年代，《清实录》中才开始出现如下明确的记载：
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广南府止有同城之宝宁县不成郡，改直隶厅同知。宝宁县同城，应裁改设照磨一员，以资佐理。永北、蒙化、景东三府无属邑不成郡，但地方辽阔距府远。归并他郡。一切征输审解未便。将永北、蒙化、景东三府均改直隶厅同知”〔25〕。
很显然，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记载还模糊一些，但乾隆三十五年的记载作为行政机构，并且它代替既存行政机构的府，此两点明显地表现出“直隶厅”的正式机构化。
可以认定：直隶厅的定制化是最后大约乾隆三十五年左右完成的。这认定跟上面分析的散厅定制化的日期完全一致。就是，作为清朝地方行政制度的“直隶厅”与“散厅”，这制度成立的转折点还是“直隶厅”的成立。直隶厅成立以前根本没有“直隶厅”与“散厅”的区别，当然也没成立作为行政制度的直隶厅与散厅。因此，应该说，直隶厅与散厅的“起源”可以溯到康熙或雍正年代，但是，不可忘掉的是：当时存在的只是“同知或通判的派遣”，并不是“地方行政机构”，乾隆三十年代以前不存在有“直隶厅”或“厅”名字的地方行政机构。
此正式制度化为背景，乾隆二十五年以后被设置的直隶厅开始幅度增加。通过嘉庆时期往清末，虽然重点在边境地区，但开始在全国全面地展开。根据嘉庆《大清会典》全国共有25直隶州、58散厅，到清末，根据光绪《大清会典》全国共有34直隶厅、78散厅。
另外，上面两个表里很明显，就是，直隶厅也好，散厅也好，它们的分布集中在于山西、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与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厅”可以认为原来是一种管辖边境地区的特殊机构。后来，随着数量上的扩大和全国性的展开，其原来的性质有所变化，可是，厅的军事（维持治安）的机能还是浓厚的。
值得研究的是：“直隶厅”与“散厅”分开以前的“厅”的起源是什么？
湖南的乾州厅与凤凰厅是比较早的例子。雍正七年（1729）已经有“应照湖南乾、凤二厅之例”的记载〔26〕，看来雍正年间，这两个已经习惯上被看做“厅”〔27〕。乾隆《乾州志》记载：“国朝康熙四十四年设乾州厅”〔28〕。乾隆《凤凰厅志》记载，康熙“四十三年又将辰洮清道移驻，添设凤凰营通判，以资弹压”。
还有贵州南笼厅（安笼厅）的例子更早一些。康熙二十五年（1686）“改安笼所为南笼厅，移安顺通判驻其地”〔30〕。
但是，既然说到起源，其意义还是归于四川的叙永厅。康熙《叙永厅志》记载“天启初土官奢崇，明叛讨平之，改土为叙永厅，设同知一员……皇清因之”。关于日期，《叙州府叙永厅志序》更详细地记载“天启辛酉”〔31〕。原来如此，把“同知的派遣”称为“厅”，此现象不是清朝的独创，而是在明末时期具有起源的。
作为清朝地方行政制度的“直隶厅”与“散厅”是乾隆三十年代中期才成为“定制”，即行政机构化了。其转折点是“直隶厅”的成立。在此之前的康熙、雍正年间，也有“同知或通判的派遣”，但这些例子当时还没被看作正式的行政机构。把这些“同知或通判的派遣”称为“厅”，此事习惯上已经成立了（但是例子不多）。这些“厅”的最早例子可溯及到明末天启时期的四川“叙永厅”。
注：
〔1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六九——二九二《舆地一——二十四》。
〔2〕乾隆《大清会典》卷八《户部》。
〔3〕嘉庆《大清会典》卷十《户部》。
〔4〕《清世宗实录》卷五六，雍正五年四月戊申条。从此可以看出：州通判的派遣不被看作“厅”的设置。
〔5〕《清世宗实录》卷六六，雍正六年二月戊戌条。
〔6〕《清世宗实录》卷六七，雍正六年三月甲戌条。
〔7〕《清世宗实录》卷八四，雍正七年闰七月丁酉条。
〔8〕《清世宗实录》卷八九，雍正七年十二月戊申条。
〔9〕《清世宗实录》卷一一六，雍正十年三月戊寅条。
〔10〕《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七，雍正十年四月辛卯条。
〔11〕《清世宗实录》卷一三六，雍正十一年十月乙卯条。
〔12〕《清世宗实录》卷一四一，雍正十二年三月辛巳条。
〔13〕《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乾隆八年十月甲戌条。
〔14〕《清高宗实录》卷五一三，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乙未条。
〔15〕《清高宗实录》卷二八六，乾隆十二年三月乙未条。
〔16〕《清高宗实录》卷六三六，乾隆二十六年五月癸丑条。
〔17〕《清高宗实录》卷九三八，乾隆三十八年七月癸亥条。
〔18〕《清高宗实录》卷八五一，乾隆三十五年正月丁未条。
〔19〕《清高宗实录》卷八六四，乾隆三十五年七月甲辰条。
〔20〕《清世宗实录》卷三一，雍正三年四月乙未条。
〔21〕乾隆《口北三厅志》《叙》，乾隆二十三年刻。
〔22〕因此“叙永厅”应该是全国最早的直隶厅，这问题比较重要。嘉庆《直隶叙永厅志》《凡例》（嘉庆十七年叙，北京图书馆分馆方志中心所藏）记载，雍正“八年改叙永为直隶厅，县始隶焉”。《清朝文献通考》也同样认为。但是，由于下面所述的理由，这么早的日期是不可能，并当年的《清实录》里没有有关记载。《清实录》雍正五年只有如下记载：“请将永宁县，改归四川，隶于同城之叙永同知管辖”（《清世宗实录》卷六○，雍正五年八月乙未条）。总之，叙永厅何时升为直隶厅问题，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大清会典》的记载是唯一的线索。
〔23〕《清高宗实录》卷六二七，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乙丑条。
〔24〕《清高宗实录》卷六五一，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癸未条。
〔25〕《清高宗实录》卷八五二，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庚戌条。另外，下面的例子也值得参考：嘉庆元年（1796）“谕军机大臣等，前此明亮等初到平陇所奏之折……据奏乾州、永绥所属各苗投顺者，又不下五千余户。该降苗等闻事竣后有设立苗守备千把等官，甚为款羡。此系好机会，降苗等纷纷投出，贼势日孤。明亮等者著即上紧，剿办迅奏捷音。大学士等议覆，明亮等奏请将凤凰、永绥、乾州三厅改为直隶同知，凡民苗事件”（《清仁宗实录》卷十一，嘉庆元年十一月丙寅条）；嘉庆六年（1802）“升四川达州为绥定府，太平县为太平厅直隶同知”（《清仁宗实录》卷九一，嘉庆六年十一月乙亥条）。〔26〕《清世宗实录》卷八九，雍正七年十二月戊申条。〔27 〕在雍正年间还有如下有“某某厅”名字的记载：雍正二年（1724）十月，“西宁厅准改为西宁府，其通判专管盐池即为西宁盐捕通判，所属西宁改为西宁县，碾伯所改为碾伯县……凉州厅准改为凉州府，所属凉州卫改为武威县，镇番卫改为镇番县，永昌卫改为永昌县，庄浪所改为平番县，厅县皆属凉州府。甘州厅准改甘州府，所属左右两卫改为张掖一县，山丹卫改为山丹县，高台所改为高台县，肃州之镇彝所准并入高台县，改隶甘州府”（《吏部等衙门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二级臣
朱轼等谨题为河西各厅请改郡县以清吏治以利民生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吏科史书》一六七册）；雍正八年（1730）二月：“吏部议覆，甘肃巡抚许容条奏……其平凉府属之固原厅归并固原州管理……巩昌府属之岷州厅改为岷州设知州一员……靖远厅改靖远县设知县一员”（《清世宗实录》卷九一，雍正八年二月乙卯条）。在此出现的甘肃省，西宁厅、凉州厅、甘州厅、固原厅、岷州厅和靖远厅等该怎么理解呢？是否与乾隆三十年代以后的厅一样？最主要的标志是：这些厅不是新设，而是废除的对象。所以可能跟后来的不一样。接着，从引用句看出西宁厅、凉州厅、甘州厅都是管理卫、所的。雍正二年（1724）“靖远卫事务，改归靖远厅管理”（《清世宗实录》卷二五，雍正二年十月丁酉条）的表达来看，不但靖远厅，而且可能固原厅与岷州厅也是管理卫、所的。重要的是：当时的这些地区的地方志完全不涉及到“厅”的存在。请参考：乾隆《西宁府志》乾隆二十七年序，乾隆《甘州府志》乾隆四十四年刻，康熙《岷州志》康熙四十一年序（以上，北大图书馆所藏），康熙《靖远卫志》康熙四十八年刻（北京图书馆所藏）。从此看来，它们不是正式行政机构，并得被认为：过渡时期的或者明代以来的一种军事机构。康熙年间所编的上述方志都载几乎跟明代一样的官制，并“设置沿革”的内容差不多都是明代的事。康熙《岷州志》卷十二《职官上》载“抚民厅”、“抚民同知”与“监收通判”等名。康熙《靖远卫志》卷三《射部·武备志》职官也载“监收厅”与“监收通判”等名。所以笔者认为雍正年间所载的上面“厅”有可能意味着“抚民厅”或“监收厅”。
〔28〕乾隆《乾州志》卷一《都鄙志》，乾隆四年序（北京图书馆所藏）。
〔29〕乾隆《凤凰厅志》《凤凰厅志序·黄凝道》，乾隆二十三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分馆方志中心所藏）。可是，《清实录》的记载不大明确，请参考《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八，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丙戌条。另外，该地方志的《凤凰厅志序·郑＠④文》记载“令雍正五年更设永绥一厅，与凤凰特角”。乾州、凤凰、永绥三个厅，嘉庆元年（1796）同时升为直隶厅，请参考本文注〔22〕。
〔30〕乾隆《南笼府志》卷二《地理》沿革，乾隆二十九年刻。在《清实录》康熙二十六年（1687）也有如下记载：“安笼所裁并安笼厅”（《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康熙二十六年六月戊辰条）。此后，雍正五年（1727）南笼厅改为南笼府，仍保留南笼通判，请参考《清世宗实录》卷六○，雍正五年八月癸卯条。
〔31〕康熙《叙永厅志》卷一《建置沿革》与《叙州府叙永厅志序》，康熙二十五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分馆方志中心所藏）。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叙永厅志》是唯一的康熙版厅志。另外，关于永宁县归属叙永通知的表况，请参考《清世宗实录》卷六○，雍正五年八月乙未条。
（作者日本国新ｘì＠⑤大学法学部副教授责任编辑华祝）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崔下加（商）去掉立
＠②原字为石右加鳄去鱼
＠③原字为穴下加鸟
＠④原字为雨下加元
＠⑤原字为氵加舄＊
知识词典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98-103K24明清史真水康树19961996知识词典
清朝前期承德府、厅、州、县的设置及原因
付际红
(承德民族师专法政系，河北承德 067000)
摘要：承德自雍正元年到嘉成年间先后设置了一府一州五县建制，其设置原因一是适应本地汉人迅速增加，加强管理的需要。二是为了纠正盟旗制度下旗札萨克管理的不力与偏差。三是清廷在新形势下治边思想的具体体现。内地行政管理体制的引入,不仅巩固了边疆，还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清朝前期；承德；行政管理机构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1554(2008)01—o066—o4
“承德”这一称谓是到清朝时才出现的，它又名热河，大体相当于今天河北省承德市、内蒙古赤峰市和辽宁省朝阳市。无论是考古学还是历史文献记载上，承德在历史发展上始终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但是，在清朝以前，承德始终处于中原各王朝统治中心与游牧民族隔离带的位置，而非政治活动的中心，因此，在行政管理体制、建制、历史沿革上也就处在了各王朝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统治的从属地位。清代的承德(热河)，作为清朝皇帝重要的行宫所在地，驻有八旗兵和绿营兵，是蒙古和内地连接点，又是旗人、蒙古与汉民杂居的地方。承德成为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后。随着人口的增多和政治活动日渐频繁，清廷对此地的管理逐渐加强，将内地的地方管理机构移植过来，建立起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本文试叙述清朝前期承德府、厅、州、县的设置情况，并简单分析设置这些行政管理机构的原因。
清朝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中道之下的行政机构在承德(热河 )地区都有设置。不过，在热河最早出现的是专门管理内地民人的官吏。康熙五十一年 (1712年 )，在古北口种地民人处酌设副将同知管理，负责办理内地农民在蒙古垦种事宜。承德(热河)地区最早出现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是直隶厅。直隶厅的设置，始于雍正元年(1723年 )，这是承德有史以来第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设置。置理事同知一员，管理卓盟和昭盟部分旗的蒙汉事务。雍正十一年(1733年 )改热河直隶厅为承德直隶州。雍正十二年(1734年)，增设热河总管，加强对驻防的管理。1724年——1734年，清廷又先后建立了张家口厅、多伦诺尔厅和独石口厅等 13北三厅。但因独石31厅距离承德较远，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于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把承德州所辖东河通判移驻于察哈尔东四旗的土城子，管理该四旗命盗事件。【】该地原旗务归土城子通判管辖，民务则归承德州管辖。移民和土地开垦数量增加以后，为了管理方便，乾隆元年(1736年)，分张家口直隶厅东翼、正白、镶白、正蓝、镶黄旗地方置四旗直隶厅，1-21设理事通判一人，管理察哈尔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命盗事件。设巡检四人，一驻厅城土城子(今河北省丰宁县东)；另外三个分别驻在黄姑屯(今河北省隆化县所在地)、郭家屯(今隆化县西北 )、大阁儿(今河北省丰宁县所在地大阁镇)。同年，西河(汤河口)巡检司移驻鞍匠屯，隶于霸昌道承德直隶州。乾隆七年，设喀喇河屯巡检司。是年二司均隶于喀喇河屯直隶厅。乾隆四十三年，隶于滦平县。每司设巡检(从九品)1员，门子 1人，皂隶 2人，弓兵16人，马夫 1人，共
21人。其中喀喇河屯巡检兼管厅县典史事，管理监狱及喀喇河屯、马圈子、司马台、潮河川汛缉捕盗贼、盘诘奸宄等巡缉事宜，鞍匠屯巡检管鞍匠屯、卯正、喇嘛洞、大店子、虎什哈汛巡缉事宜。
雍正七年(1729年)，于热河迤东之八沟地方，置八沟直隶厅，设通判，无属领。I-2／与理藩院章京分管喀喇沁蒙古民人缉捕盗贼等事。雍正十年(1732年)，添置理事同知一人，主管厅事。厅设立后按照规定，实行蒙、汉分治。蒙古族司法、诉讼统由旗札萨克(旗长)处理。汉族刑事、民事纠纷由八沟直隶厅理事同知审理。同年，设巡检一人。专司缉捕匪盗、盘诘过往可疑行人。乾隆元年(1736年)，喀喇沁设捕盗千总。乾隆十三年(1748年)理藩院派差官 1人，设八沟税务司(俗称南衙门)，除征税外，专受蒙汉讼案。乾隆三年(1738年 )，为了加强承德(热河)的防务，升热河总管为副都统。乾隆四年(1739年 )，因位于大凌河上游的塔子沟是卓盟粮食和畜产品的集散地，聚集汉人颇多，而且此处“西距热河三百六十里”办理蒙汉事务不便，为此另设塔子沟厅，置理事通判一人，管理喀喇沁左翼、中两旗和土默特左、右两翼旗、奈曼一旗蒙古、民人事件。设巡检一人。乾隆五年(1740年)增设分巡兵备道，首任道员(道台)为陶正中。被人们称颂的海忠也曾任道员。乾隆七年(1742年)，恢复热河厅，裁承德知州，仍由同知统理旗民事务。同年，设巡检司，作为热河地方的司法机构。巡检虽然品级低，但在乾隆年间曾出了两位被人们称赞的好官，一是张若瀛；另一个是夏熙。热河巡检司原址在承德市区西大街大榛子沟，后移至节孝坊西 (今承德市司法局办公处)。因在康熙时期至乾隆初期，喀喇河屯周围土地渐被垦种和军屯，聚集了大量人口。乾隆七年(1742年)，置喀喇河屯直隶厅，设理事通判。脚西辽河流域的克旗敖汉旗、翁牛特旗等地，经过清前期的开垦，开始成为较为稳定的半农半牧区。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析八沟厅直隶厅北境地置乌兰哈达直隶厅，设通判；析塔子沟直隶厅东境地，置三座塔直隶厅，设理事通判 [21至此，清朝在承德(热河)共建立七个直隶厅。建制的增加使清朝对热河的管理更加规范化，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于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升承德州为承德府，领州一，即改八沟厅为平泉州；领县五，即改喀喇河屯、四旗、三座塔、塔子沟和乌兰哈达诸厅为滦平县、丰宁县、朝阳县、建昌县和赤峰县。这样，到乾隆四十三年，在热河地区设置了一府一州五县。乾隆皇帝在给内阁的一道谕旨中详细讲述了改设的经过：“热河地方，朕每岁木兰秋猓，市肆殷阗。其秀民并知蒸蒸向化，弦诵相闻，现已兴建学宫，议定庠额，并命设立考棚，将来人文日盛，已俨然成一大都会，而名称仍旧，殊于体制未协。因思热河从前曾称为承德州，嗣后应改为承德府，即以热河同知改设其廨署，并无庸另建。其余六厅，如八沟较大，似应改为知州。喀喇河屯等厅，酌量改县，均隶新设之承德府管辖，并隶热河道考核……”0牛是升热河厅为承德府，上隶热河道。同时升八沟厅为平泉州，喀喇河屯厅为滦平县，四旗厅为丰宁县，乌兰哈达厅为赤峰县，塔子沟厅为建昌县，三座塔厅为朝阳县。平泉州等一州五县归属于承德府管辖。[41
嘉道年问，承德、喀喇沁地区已完全变为农业区，(51清政府进一步增设行政建制，提高行政建制级别。嘉庆十五年1810年)，设立热河都统属，辖承德府，其治所在今承德市原中华路老省府院(现东大街)。主要任务是主管八旗税务、政令、户籍、生产、教养和训练等，在未设府、州、县以前，兼管地方上的民事。尽管设置了热河都统，但承德一府一州五县的建制一直延续到咸丰时期。在包括承德(热河)在内的蒙古地区设置盟旗进行管理，是清朝在不触动蒙古原封建
领主制经济结构和内部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上，按照女真人行军狩猎的习惯，在管理蒙古过程中进行适当调整和变动而建立的一种组织形式，它的顺利实行说明这一形式与蒙古社会组织确有合拍之处。但是，为什么在设置盟旗制度并已取得实效的情况下，又设置了府、厅、州、县等这些内地的行政管理机构?在这里我们简单分析其实行的原因。
第一。清朝在蒙古地区于盟旗制度之下设置府、厅、州、县，是适应本地汉人迅速增加，加强管理的需要。清初，为满足八旗贵族的欲望，清廷一面在关内实行圈地，一面在关外设置八旗田庄，因此，引起关内无地贫民越过长城，进入蒙地开垦。随着承平日久所造成的人口问题越来越严重，每逢天灾人祸，政府就不得不发布“借地养民”令，由此造成关外人口和土地开垦数量激增。而对这些流民，既要让他们安心在新垦地定居，又不至于使属于朝廷户籍的汉族
“民人”流失，这样就需要一种妥善的统治措施。为此，从雍正开始一直到乾嘉道咸时期，清廷逐步将内地中央集权制统治下的地方行政建置(府厅州县系统)推广到蒙古地区，管理不断流入的汉民。在这些建置中，直隶厅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特设的机构，也是设置最早和最重要的机构。可见，清代在蒙古盟旗制度下设置的各厅，是汉民不断流人的产物。在这里，我们只摘录雍正十二年首任理事同知张锣撰《八沟厅备志》所记述的八沟厅所辖区域的里墟(即村落、村庄)数量来说明设置直隶厅的必要性。
当时八沟直隶厅管辖范围内里墟已达 252个：
厅治东境：(6个)七家、八家、多和沟(道虎沟)、小多和沟(小道虎沟)、钢叉帽、杨树沟厅治东北境：(29个)沙坨子、三家儿、步步屯、撒水坡、十大分、公家地、建昌营、木头沟、察罕托罗海、五家儿、东五家儿、后五家儿、八家儿、石拉噶灰、白什图、土城子、哈喇木头、伯海、和赖沟、博罗和屯、一百家子、潘家沟、黄姑屯、荷叶乌苏、炮手营子、山西营子、朝阳沟、兴隆沟、察罕沟厅治西境：(7个 )老嶂子(老杖子 )、二道河、三道河、七沟、塘房沟、东六沟、西杨树沟厅治西北境：(34个 )洮赖图、上固都河、下固都河、西牛
波罗、北地上、西北洼子、瓦盆窑子、四分地、下塔子、中塔子、上塔子、东地、喇嘛栅、猴儿头沟、半枝箭、小柳条子沟、大柳条子沟、五岱图、王子坟、盔甲山、察罕沟、拜音波罗、翁牛府、柴伙峦子、花花梢、六分地、四分地、拖沙子沟、小河沿、大河沿、西沟、东昆都楞沟、西昆都楞沟、昆都楞沟门子
厅治南境：(13个)南岭、瀑河沿、南五十家子、会州城、黄土梁、雅图沟、小子沟、佟家嶂子(佟杖子)、大吉口、暖泉、冷岭、龙须门、宽城厅治东南境：(18个)波罗树、马家嶂子(马杖子)、金沙沟、倪家嶂子(倪杖子)、金家嶂子(金杖子)、尖山、郭家嶂子(郭杖子 )、阎家嶂子、石羊石虎沟、努勒河、药王庙、冰窖、三岔口、七步坑、满家嶂子、纪家嶂子、石佛儿、清河口厅治西南境：(14个 )老姥山(老婆山)、梭子沟 (苏子沟 )、狮子沟、聂门子、党坝、前杨树沟、后杨树沟、黑山口、铅洞子、南水泉、荒地、转河町(庄河汀)、汤头沟、三道沟
厅治北境：(131个)列山梁、杨树沟、密云沟、樱桃沟、牛录河、锡喇陀罗海、夜不收、中关营、卧佛寺、公营子、长格尔、甘珠尔、双洞子、朱勒格、驾马台、平房尔、甘珠尔苏默、喇嘛庙、二道营、新地、小乌苏穆沁、大碾子、横道子、默沁达已罕、茅沟七家、庙儿沟、磴上、茅沟、磴厂沟、绰诺沟、木匠营、八家儿、卧龙岗、乌勒呼玛梁、北五十家子、黑城、下八里达巴罕、上八里达巴
罕、大金沟、巴颜托辉、喇嘛城、官儿城、和尔和、二道营子、马圈子、土洞子、噶海沟(嗄海沟)、郑家嶂子、三十家子、沙坨子、什里哈沟(石砬哈沟)、齐吉克特沟、和奇沟、察罕沟、梅勒沟、二道河、黄土梁、白石沟(白池沟)、茶棚、南坡、五十家子、龙潭沟、大宁城、鄂和尔、伊玛图、孩儿梁、榆树林、草扒子沟、大鹿沟(打鹿沟)、招宝沟、鹰手营、房山沟、松树台、小八家儿、中三道沟、齐家沟、后三道沟、三家儿、杜栗子沟、大营、海勒素沟、水泉子沟、于家嶂子、文登营子、杜栗子沟、羊草沟、三眼井、朴家嶂子、二十里铺、十里铺、东大屯、红山嘴、窑上、塔布乌苏、四楞子沟、小塔布台、新井子头道井、二道井、三道井、四道井、大塔布台、公主陵、昂邦沟、巴颜和硕、恩得尔和硕、楚头朗、西水泉、庄头营子、哈达和硕、大庙、东筚篥沟、筚篥沟门子、班第王府、启布求、狮子沟、木头沟、小木头沟、班第营子、和硕图、水泉子、兴隆庄、招苏、东官地、中官地、山嘴子、上伊玛图、下伊玛图、焦家营子、五十家子、红庙子161可见，因汉族人口聚居区日益扩大，引起边地原有人口结构的变化，为清廷将内地直隶厅推广到这些地区创造了条件。当然，其设置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在统治者统治需要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蒙古地区游牧经济不断转向农、牧等多种经济并行发展的趋势。
第二，是为了纠正盟旗制度下旗札萨克管理的不力与偏差。蒙古地区原本是单一的游牧经济，人口也是较单一的游牧民。大量内地农民的涌人，带人了农业、商业、手工业等不同类型的产业，促进了游牧民族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也使其生活来源有所增加。雍正朝颁布“借地养民”后，内地涌人蒙古的垦民增加，逐渐形成了大大小小旗民交错的地区与村落。而随着关内流民的日益增多和多种经济活动的出现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使蒙汉纠纷屡屡发生。因为到蒙地的汉人良莠不齐，有的任意开垦，毁坏牧场；有的盗窃牲畜，牧民“不敢夜饮”。还有“内地民人越界耕种，而蒙古等私索租价，每至生事互争……”f7】的事件。此外，清朝对蒙古贵族的优厚待遇也助长了其权势，出现了蒙古贵旅倚势欺凌民人的事件。如方观承《请缓驱逐土默特贫民请派大臣查办疏》记载了乾隆朝卓索图盟土默特旗驱逐汉民的事件：“土默特贝子以丈地为名，故纵属人，勒索各村民人，除供应猪羊米面之外，更复科派银钱，稍不如意即行鞭责，强拉马牛，更将男妇殴逐，占住房间。孤山子乡约鲁起亮被索钱一百五十串。I、罗珍沟乡约于铎被索钱三百串，猪七口，因供应稍迟掌嘴三次。又民人宋英、姜瑜各被掌嘴五六十，几至毙命。又民人郑二、张殿深等牛骡无故被夺。王有贵院内堆有柴薪，被蒙古庄图儿二十余人硬装车辆，连车抢去，并将王有贵打伤。又土头城子一带地方不许民人采取柴炭拉运米粮。民人马明拉柴行走，被蒙古喜子等持刀拦阻。到处老幼惊恐啼号，经巡检孙际澄赴该贝子处，再三恳求，该贝子遣其属根敦乌巴什等勒要租银四千两、地铺银五百两，除索去现银二百五十两外．余银逼令该巡检写立公文，限于年内完交。如逾限不完，仍即禁止打柴、运米。又将三座塔铺户八十余家，立即驱逐，该处民情大扰，纷纷控诉，移询该旗付之不理”。18]另外，我们不得不承认蒙古地区在经济、文化与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与内地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蒙古地区仍处于封建领主制社会。他们通过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牢牢地控制着各自的属民，而内地汉民显然对此非常不适应。面对这些蒙汉纠纷、农牧矛盾，盟、旗扎萨克往往“办交涉事件心存袒护，不秉公剖断，兼以口外之事无足轻重，不肯加意办理”，l9l这种在具体事件处理上有失公允的现象势必会影响社会稳
定与本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逐渐加强对流人蒙地的内地农民的管理措施，于是，增设新的单独管理蒙地汉民的行政机构就成为了稳定该地统治、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三，是清廷在新形势下治边思想的具体体现。我们知道，清廷是先通过建立盟旗制度逐步确立起对蒙古直接有效统治权，又以理藩院的管理和封禁政策加以补充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顺治、康熙皇帝“以夷治夷”、“分而治之”、“从俗从宜，各安其俗”治边思想的具体体现。但是，旗人的生计问题、内地灾患频仍造成大量内地民人涌人蒙古，使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蒙古单一民族聚居区变成了满、蒙、汉等民族杂居区。清初，热河迤北并无汉人，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内地民人在口外蒙古“或行、或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汉民增至五十五万。有清一代，长城沿边，西起鄂尔多斯、经归化城土默特旗、察哈尔、卓索图盟、昭乌达盟以至科尔沁东部，汉人屯聚甚密。{lq 而且，在民族杂居区因多种原因还屡屡出现蒙汉纠纷、农牧矛盾。在这种的形势下，原来的治边思想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于是，雍正时期比较务实地将“以夷治夷”、“分而治之”演化、发展为“以汉化夷”的思想，使其“化其顽梗，期其善良”II‘各遵王化”。所以，府、厅、州、县的设立是雍正在仍然保留“因俗而治”的基础上采取“以汉化夷”治边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清朝统治者对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的加强，以及民族融合的逐步加深这一事实的肯定。府、厅、州、县的设立和不断增设，冲击了蒙古民族地区传统的民族结构、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加快了这些地区行政建制与内地的一体化，并为清朝末期进一步将司法、行政权利分开，顺利引入近代管理体制打下了基础。综上所述，承德(热河)地区府、厅、州、县等行政建制的设置与发展，是与其政治地位的提高、本地移民的增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的。而承德 (热河)地区直隶厅的建立对于承德(热河)来讲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一是它首次把“热河”作为一级地方组织定名，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划，说明清政府已经将对这一地区的治理与内地统一起来。二是独立行政区划的设置有利于克服因人口增加所造成的“地广人稀，政事简少”的弊端。三是独立行政区划设置后，承德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迅速的史实说明，这一行政管理制度适应了本地多民族聚居、多种经济并行的社会经济状况，也为进一步加强对其他边地的管理做出了示范。承德(热河)地区建厅以后，与盟旗制度构成了二元管理体制，但府、厅、州、县制度与盟旗制度下的官员各司其职，互不干扰，“民人与蒙古彼此相安”。这样，即安顿了内地流民，又解决了蒙古牧民的食粮生计问题，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农田连片，市井繁荣，几与内地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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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asonsforSettingupChengde’SPrefecture，Department，StateandCounty
intheProphaseofQingDynasty
FU Ji-hong
LawandPoliticsDepartmentofChengdeNornmlCollegeforNationalities，067000,Hebei)
Abstract：DuringthereignofYongzheng，JiaqingandXianfeng，Chengdehadsetupthesystem ofonepre—
fecture，onestateand ifve counties．Theifrstreasonforitisto govern theincreasing localHan people．Thesec—
ond oneisto correcttheinefifciency and deviationoftheZhasakeBannerintheleague-and-bannersystem．The thirdoneisthereflectionofQingcourtofrcontrollingboundaryunderthen ewsituation．Theintroductionofthe
interioradministration system hadnotonlyconsolidated theboundayr，butalsopushed forward thedevelopmentof
agriculturaleconomy．
Keywords：theprophaseofQingDynasty；Chengde；administrationinstitution
口北三厅清代地名。指张家口厅（今河北张家口市）、独石口厅（今河北沽源南）、多伦诺尔厅（今内蒙古多伦）。均在长城以北、蒙古高原之南，东西广六百里，南北六百四十里。明为开平卫、朵颜卫地。后开平卫内徙，遂为蒙古驻牧地。清初置牧厂。雍正二年（1742）置张家口厅，十年置多伦诺尔厅，十二年置独石口厅，隶口北道。民国以后，改张家口厅为张北县，多伦诺尔厅为多伦县，独石口厅为独石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