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大众化”的社会基础及其建构
类延村
【摘要】传统上，司法大众化与司法精英化相对；而国内学者“司法大众化”的主张却与此多有区别，其诠释的是司法公信力与法律的实效问题。其中，社会基础是“司法大众化”的证成理由，而贴近立法与司法环节的制度设计逐步揭示了此种主张的实质。基于此，才能明晰“司法大众化”时代性的历史使命。【关键词】司法大众化；“司法大众化”；司法改革；社会基础；制度设计；历史地位
司法改革经历了三十余年的职业化道路，而今改革方向的选择又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热议的话题，司法大众化成为其中一个备受争议的路径命题，存在不同的声音。司法大众化能否解决司法改革进程中的困厄，前提是它是对社会现实诉求的最真切回应，而非偷换概念或误读。本文旨在正本清源，分析通常意义的司法大众化与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国司法大众化的区别。
一、司法大众化的蕴含及争议
司法是将法律适用于个案的过程，精英化和大众化是常见的两种形式，在中外的法律实践当中相互统一，共同担负公正审判的使命，实现法律与社会的协调是其重要的目标。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怎样防止法治与社会的背离是司法活动的应有之义，而大众化和精英化在其中如何归位亦值得认真思考。
在西方发达国家，两者一直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法律的实践。就司法大众化而言，主要表现为平民法官制度和陪审制度。前者是指选拔一些没有受过系统法律教育的普通公民担任法官,审理普通人较为熟悉的且能够作出正确判断的案件。此种制度主要存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治安法院以及美国具有有限管辖权的初审法院。后者是指旨在吸收普通公民参与审判组织并与职业法官一起
共同审理案件的制度，在西方国家主要是指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和大陆法系的参审制。①司法精英化则强调司法的专业性、技术性，认为审判活动应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官主持。可见，司法大众化所针对的是法官或参与审判者的资格问题，即何者在司法体制中行使审判权的问题，目标在于解决法律的僵硬性问题。
在中国的司法改革中，司法的价值取向也发生过数次改变，每次改变都与政治变革保有一致性。第一次变革，1949年建国后司法职业化被否定，50年代初则进入民众参与司法的“人民法庭”时代，②非专业人士成为审判权的主要行使者，此种现象在十年文革浩劫中泛滥成灾，法制破坏贻尽。第二次变革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法官职业化建设成为司法改革的目标构成，表现在制度层次的主要成就就是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与法律专业知识作为任职资格条件在《法官法》中的制度化。第三次改变则是现在热议的“司法大众化”问题。
针对司法大众化，研究中存在分歧，甚至有人主张“司法大众化是一个伪命题”。③到底何者具有现实意义，不能仅从文字释义的角度去理解，关键在于面临的背景和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提及司法大众化，研究者多与“司法专业化”、“司法民主”、“司法参与”、“司法精英化”等词相联系以此佐证和支撑“司法大众化”的合理性，并认识到相互间的区别。比如：“司法大众化并非一味盲从民意”、“司法大众化和职业化并不对立”，等等。④此种看待问题的辩证方法自然无可厚非，而其所寄予政治、社会等意图的多重用意能否藉“司法大众化”一词而表达却值得商榷。因此，才有了“伪命题”的质疑，“不走回头路”的提
①参见丁以生：《司法的精英化与大众化》，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
②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该法规定“为保证土地改革的实行”而成立人民法庭。其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都曾成立过专门的人民法庭。其中，人民法庭的半数成员由“县(市)人民政府遴选”，没有法律知识要求;另一半成员则由“县(市)区的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团体推选”，实际当选的主要是农民代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人民法庭，其成员是非专业的“有关机关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及五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③张千帆：《司法大众化是一个伪命题》，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28日。
④沈德咏：《司法大众化不能被淡忘》，载《法制日报》2008年12月21日。
醒。⑤
由此，不能把太多的含义赋予单一的语词，容纳超出自身范畴边界的含义，司法大众化也就丧失了独立的意义。也许，质疑者并不反对司法大众化本身，而是反对那种理想化和功利化的色彩。法律以社会为基础，司法是回应社会的重要环节。以此为前提，可知与西方接轨普适性地看待当下中国的司法大众化不能完涵盖研究者的所有主张，关键是要以社会事实为基础诠释富有时代意义的“司法大众化”。
司法大众化””话语的社会基础
二、“司法大众化
法律制度建设基本完备后，中国的法治建设的重心开始转移到执法、司法领域。法律实践问题在社会转型中日益突出，司法的社会效果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质疑。特别是司法腐败的增多，更为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司法信心。在“网络民意”等非正式表达影响司法的情形下，“司法大众化”⑥备受推崇。
可见，“司法大众化”具备特定时代意义，与通常理解的司法大众化相区别，其至少要解决这样四个问题：一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问题；二是司法的公信力问题；三是法律普及与法律权利社会化的问题；四是司法参与的问题。这些问题自然超越了司法大众化的内在规定性，将审判者资格及司法参与问题拓展到与公民的司法感受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也许不能够用司法大众化来诠释，我们权作用“司法大众化”来表达。相比较而言，我们必须藉此厘清“司法大众化”的认识误区，为更好地推进司法改革奠定前提：“司法大众化”不同于民意。无可置疑，民意是判断审判效果的标准，但此种标准的评价作用应以间接的方式予以体现。人民意志（公意）的主要表达
⑤贺卫方：《不走回头路》，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12日。
⑥本处“司法大众化”是指蕴含现实社会多种诉求、希冀法律社会效果、司法公信力的各种改革的总称，不用别称是因为很多研究者将各种改革的希望强加于了通常意义的司法大众化；本处加引号，表示在本质上区别于不加引号的司法大众化，前者的范畴远远大于后者。详细见下文解释。
形式是法律文本，是通过代表的立法活动形成的。用民意来评判司法活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看司法是否有效的贯彻了法律规定，其纠正主要依赖于再审、抗诉等法律监督形式；二是如若实现前者仍无社会效果，则应该考察适用的法律是否背离了公民和社会发展的利益诉求，其矫正主要通过修改、废止法律，或颁布新法等形式予以弥补。因此，“司法大众化”并不表明可以直接民意（如“网络民意”）的形式参与司法，其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法定途径只能是法律监督和国家立法。
“司法大众化”不禁止社会软规则的适用。司法权是主权的体现，主权在民，司法裁判接受社会软规则作为其渊源构成。社会软规则一般在法律不宜调整或无调整的空间存在，司法尊重通过自治形成的成熟合理的软规则，可以作为法院审判的重要标准和依据。此种参与是规范的、适度的，避免了直接民意的感性、零乱性的缺陷，既能弥补法律的空白，又能提高软规则的权威性，进而增进司法权的社会效果，增强司法的公信力。
“司法大众化”不排斥司法专业化和政治的影响，但有所区别。增强司法公信力和公民法律意识是的中国的司法大众化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司法人员的专业性有利于保证职责的正确履行，对“司法大众化”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司法人员法律观念易于同参与司法的公民的常识常情常理观念形成冲突，在审判中应有所平衡。同时，司法改革与政治变革在整体进程上具有一致性，难免受政治的影响。政治为“司法大众化”提供一定的原则和方向性指导，但司法要保持独立性，促进政治法治化。另外，司法大众化也不排斥监督，与民主有一定关联。
总之，“司法大众化”是对诸多现实问题的综合回应，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是多种改革理念和举措的有机统一体，不再是寻常意义的司法大众化。研究者
将不同范畴的希冀集于一体，形成了语词形式与实质内容的背离。反对它可能是基于逻辑的混乱，但我们应该支持“司法大众化”，慎重地找寻司法认同之路。
司法大众化””实现的制度设计
三、“司法大众化
如上所述，“司法大众化”是树立司法公信力与实现社会实效的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全方位考虑，从法律的制定、实施、监督、运行等多个角度探索建构“司法大众化”的路径，力求司法改革达到预期效果。
（一）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的立法主体地位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首先在于建立健全选举制度，缩小代表幅度，畅通利益表达渠道，让更多的公民参与到意志的国家表达中，将自身或所代表的意志直接转化为法律。法律与社会的背离，主要源于法律脱离的社会，立法者受到自身或集团利益的左右，缺乏代表性所致。在实现“司法大众化”的过程中，人民立法主体资格的保障是法律实现社会实效根本前提。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要提高权力机构自身的权威性。只有权力机构真正实现对其他机构的领导和监督，宪政和规则意识得到遵守和践行，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实现，才能鼓舞公民的权利意识，认真对待立法权的行使。如此，国家法律的发展才能与社会发展保持一致。“司法大众化”才能完成第一个步骤，即法律回应和体现社会诉求，实现社会诉求的法律化。
（二）进行合理的机制设计，促进司法权行使的科学化
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司法过程尤重权力机制的设计。司法的独立性并不排除其他权力的干涉，“司法大众化”的过程中必须接受合理的干涉和监督。通常，这主要贬指行政权力对司法权力的干涉，然而却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司法的独立性不能完全超脱于权力的干涉之外，合理的权力干涉有助于约束司法权恣意，真正实现司法的独立。同时，在与其他权力博弈的过程中，司
法的中立客观会彰显法律的权威所在，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法律的权威在于权力的公开、公正、客观，而非与公民保持距离的神秘感。另外，要特别注意网络等媒介对司法的介入，防止“民意”宰制审判的现象。
司法人员保障机制的建设，也有利于“司法大众化”的实现。其中较为重要的制度建设主要涵盖：严格的法官选任制度、科学的法官管理制度、法官高薪制以及任职的特别规定，等等。结合中国发展的现状，我们应该在法官的高薪制与法官任职的特别规定方面做出有益的探索和改革。对于前者，应该设立相对独立的财政体制，从物质上保证司法的独立性，高薪养廉，提高职业者的整体尊严，保证“司法大众化”中权力行使的客观性。对于后者，法官经验对个案审判有积极的辅助作用，对其任职年限做出延长的特别规定有助于实现司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从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层面提升公民的司法信心。
（三）确立法院的核心地位，消解司法体制内的超国家职权主义
在司法系统中，法院审判权的行使具有终局性，理论上对纠纷的解决宣誓最高权威性，而现实中法院却在体制中处于弱势地位，职权受到诸多限制，以至于从法律适用主导者的位置上被边缘化，以至于某些地方法院在未受理案件之前就违法性的通过文件形式向社会公式不受理案件的范围，这是一种无奈，但也要防止法院的权利滥用。相对应的，警察权则在司法体制中大幅度扩张，特别是体现在权力的强制性和广泛性等方面。“司法大众化”必然要求确立法院的核心地位，缩减警察部门的超国家职权主义。这就要求国家政体设计的初衷能够得到贯彻，在最高国家权力机构之下设立政府、法院、检察院等体系，三者相互制约，其政治地位应基本相等，检察院和法院的职权整体上所针对的是整个政府，而非政府部门，三者基于平等的地位受权力机构领导并向其负责。由此，对司法体制的理解不能单纯从受西方国家影响的法院、检察院、警察部
门三位一体的角度进行，讲求特色就应该从特色的角度进行诠释和建构。
（四）提高司法人员素质，进行公民法治教育
司法腐败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原因，人民不相信司法就是从不相信司法人员而非制度开始的，司法人员对人民而言具有更为直观的感觉。由此，有学者主张法官的良心教育胜于职业教育。⑦笔者对孰优孰劣不做评判，但却主张从上述两个层次提升司法人员的素质。其一，要加强职业伦理教育，宣扬司法职业道德，使司法人员能够秉持廉洁、公正、正义的原则；其二，提升司法人员的专业水平，通过专家讲座、定期培训等形式更新法学知识，并通过任职交流等形式提高实践技能。以此为基础，增强司法人员的执法水平，以使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相契合。
同时，要进行普法教育，使教育形式机制化、常态化。公民有言论自由和对国家机构进行监督的权利，对司法发表意见是权利的应有之义。但应该进行理性化、法治化的引导，促使正确社会舆论的形成。普法教育应该采用多元化的形式，既要通过知识的宣传、课堂开放等形式进行，也要公开审判，通过试听等资料信息公开，让人们切实了解司法的过程，而不是凭空推测，妄加评论。
（五）降低司法成本，促进和畅通司法救济
成本有隐性成本和显性成本之分，司法成本也不例外。在司法实践中，隐性成本一般指由权力寻租带来的非正式成本；显性成本则指诉讼中包含诉讼费在内的法定成本。对于隐性成本的降低，主要依靠民主政治的进程、制度环境的建设，并需要监督机制予以保障。在监督机制的构建中，一是要保障法定监督的力度，二是要界定社会监督的边界。而对于显性司法成本的降低，在司法审判中不仅要遵循损益相抵的原则，更应在之上有附有惩罚性赔偿，使受害者
⑦陈忠林：《中国法治应该怎样向前走》，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07月18日。
在诉讼博弈中取得独赢而非双赢的结果。另外，也要认可司法调解。对于当事人自愿、平等的调解或和解意愿，法院应该尊重和支持，这样既能有效地降低司法成本，又能实现法律的社会效果。同时，要鼓励诉讼，改变“无诉”、“息诉”的传统，“多诉”才是现代法治的重要特色。法院虽不能将所有的社会纠纷至于司法管辖之下，但也不能因之将职责范围缩小。
司法大众化””的历史地位
四、结语
四、结语：：“司法大众化
综上所述，“司法的大众化”实质是对人民不满意司法的表达，是人民对法律社会效果欠缺的抗议。社会问题的时代性就是“司法大众化”的社会基础。针对“司法大众化”的实现，应该覆盖立法、司法和监督环节，让公意表达为法律，让司法独立于司法专业化成为司法公信力构筑的中间环节，进而通过监督使司法的公信力和法律的社会效果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
在这样的进程中，“司法大众化”实现是双向的。司法体制自身的改革难以避免，特别是法律权威的树立。民意一经通过立法成为法律，司法的功能和目的就是执行法律，而非刻意地去适应社会。法律的社会化效果的取得是立法的重任，是司法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适用法律首先在于忠实于法律，法律的能动不是解决今天法律权威问题的最好方法。改观“朝令夕改”的现象，首在适用法律的执行力度。公民则应该自我提升，具有法律的常识，对司法持有理性的认识，这样此不至于干涉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当下，我们不能因急切的法律实效诉求去抹杀司法大众化的应有之义。之所以主张“司法大众化”是因为深刻的人文、民生关怀。质疑者的主张符合司法大众化的本义；而“司法大众化”者们则重在回应时代问题，解决法律实践不能和不公的问题。然而，“司法大众化”只是历史性的问题，如若人民的不满消弭，“司法大众化”就丧失了作为学术意义的普遍价值，“司法大众化”使命
完成，对其阐释只能回归司法大众化的本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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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程春明.司法权及其配置：理论语境、中英法式样及国际趋势[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详细信息参见《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1期，转载请引注）
法医类鉴定 法医类鉴定，包括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物证鉴定和法医毒物鉴定。这是根据当时我国司法鉴定的专业设置情况、学科发展方向、技术手段、检验和鉴定内容，并参考国际惯例而制定的。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临床鉴定”，俗称活体损伤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是指运用法医临床学的理论和技术，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医学问题进行鉴定和评定。其主要内容包括：人身损伤程度鉴定、损伤与疾病关系评定、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程度评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评定、劳动能力评定、活体年龄鉴定、性功能鉴定、诈病（伤）及造作病（伤）鉴定、致伤物和致伤方式推断等。刑事诉讼法第105条规定：“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被告人如果拒绝检查，侦查人员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强制检查。检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或者医师进行。”活体损伤的鉴定是以活体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临床医学的理论与技术，研究并解决涉及法律问题的人体伤、残及其他生理、病理等问题。法医临床鉴定主要涉及以下内容：一是损伤程度的鉴定。这是活体检查中最常见的内容，确定损伤的性质与程度、推定致伤物体与作用方式、估价损伤的预后及可能发生的后遗症。其中的损伤程度鉴定直接关系到定罪与量刑，民事赔偿和治安行政处罚。根据损伤的严重程度分为重伤、轻伤和轻微伤。二是伤残程度与劳动能力鉴定。鉴定时须参考与残疾程度鉴定有关的法规，主要有道路交通事故伤残十级分类法，职业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人身保险伤残程度分类表等。三是性问题鉴定，检验是否被强奸，有无性病传染，有无妊娠分娩，是否堕胎，确定性功能状态。四是疾病的诊察确定现有疾病与损伤的因果关系。疾病是否由损伤所引起，或原有疾病因损伤而加重、恶化。五是诈病（伤）及造作病（伤）鉴定，诈病是身体健康的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伪装有病，如伪装肢体瘫痪或
试论刑事审判中的社会效果考量 [论文摘要]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转型时期，刑事案件数量增多，国家对人民法院提出了参与社会管理的要求，纯粹地以案办案可能很难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而刑事审判的社会效果渐渐纳入了案件审判质量的考量范围。但刑事案件社会效果的标准是什么，要注意要素有哪些等还是存在不少争议的，文章就这些方面试图给出一些观点。 [论文关键词]刑事审判社会效果标准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案件多发的同时，公众的价值观不断呈多元化，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新的形势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法院是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通过其审判执行职能承担着社会管理一部分职责，因而，在很多案件的审理当中，单纯地以案办案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近年来有不少刑事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关注，其中有的案件反映出了在刑事审判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选择了刑事审判当中刑法适用应考量社会效果这个问题进行论述。 一、刑法适用考量社会效果的必要性 刑事司法审判庄严而复杂、影响深远，应该考虑的因素不能仅仅是法律本身、个案本身，还应依个案需要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法治状况、刑事政策、风俗习惯、社会公众法律素质等等诸多因素，考虑到个案的判决作出后所产生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因而，本文认为，刑事案件审判中适用刑事法律考量社会效果的必要性出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更好地实现个案法律效果的需要。提出社会效果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对案件法律效果进行补充，因为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不周延性等缺陷，需要社会效果对法律效果起补充、促进的作用，关于两者的关系下文再进一步论述。 二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在刑事审判当中，如果单纯地以案办案，“不考虑社会效果社情民意、社会的可接受度、社会公认的主流的价值观，如果背离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要实现实体正义和司法公正也是很困难的……可能会加剧公众对司法的评价以及司法系统的自我评价的紧张关系……尤其在当下我们这样一个转型国家，在当下法律制度还不完善、司法的公信力还不够高的情况下，更应强调司法的社会效果。”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准是由社会公众来衡量的，社会秩序也只能靠社会公众来维护，因而，得不到社会公众认可的、无社会效果的刑事判决的法律效果、司法作用将会变得很渺小。 三是法院参与社会管理的需要。在我国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下，矛盾纠纷多发、新型案件不断涌现，法院作为社会安全的阀门，在刑事审判当中应顾全大局，着眼于社会，积极能动地司法。在符合刑法及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审判中的刑法适用，引导社会公众价值观、规范社会公众行为，为社会的稳定有序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刑事案件社会效果评价标准
**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汇报 (2014年7月10日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市第四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文化**的战略部署,市委出台了《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意见》,对加强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实施了一大批文化惠民工程,大力加强了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丰富和活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全市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 一、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通过实施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一批重大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文化惠民工程,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市的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前,全市有市、县(市、区级艺术馆(文化馆8个,从业人员68人;有县(市、区级公共图书馆 7个,公共图书馆藏书183万余册,从业人员72人,阅览室座位近2000个;有市、县(市、区级博物馆、纪念馆14个,从业人员292人,年均举办展览50多次,举办培训90多次;有演出场馆9个,有各类艺术表演团体12个,从业人员331人,年均服务观众44万人次,其中服务基层观众35万人次;有乡镇综合文化站134个,总藏书50多万册,从业人员184人;已完成全市1783个行政村农家书屋工程全面覆盖的建设任务;全市1900个行政村(含居委会实现了有线广播村村响;建成7个县级、134个乡镇街道办共141个广播室;建成了57个激情广场文化活动示范点。 (二公共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一是成功举办各类大型文化活动。自2007年以来,我市承办了海峡客家高峰论坛、海峡客家歌曲创作演唱大赛、第五届福建艺术节、红旗颂等大型文化活动近20场次,深受社会各界的好评。二是积极开展送书、送
第二节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一、基础设施发展的理论 国民经济活动可分为基本生产部门和为其服务的基础结构部门，前者为企业直接投资，后者为社会共同投资。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基础设施部门，西方经济学家就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的前提下，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发展理论和观点。 （一）先行论——优先发展基础设施 英国经济学家P.罗森斯坦·罗丹于1943年在《经济学》杂志发表《东南欧工业化》一文，提出了“社会分摊资本”的概念和超前建设的观点。他认为在消费品工业建立以前，必须大规模地筹集大量不可分割的社会分摊资本，建立起基础设施部门。这些资本通常占总投资的30％～35％，依靠私人和市场积极性是无力做到这一点的，必须通过倡仪、计划或规划等步骤，为工业部门创造投资机会。基础设施工期长，投资额大，资本产出率高，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预测，有准备地、有步骤地进行投资和建设，不然就会产生工业发展后电力不足、道路不畅，临时弥补又会出现巨额资本无法筹集，从而丧失时间，制约经济增长等问题，所以基础设施应优于直接生产部门，超前发展。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社会分摊资本是遍及整个社会利益的公共设施投资，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为直接生产部门提供外部经济效果，从而达到收益递增的目的。 （二）滞后论——优先发展直接生产部门、滞后建设基础设施部门 美国经济专家赫希曼，是不均衡增长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他从投资效益出发，认为有限的资本应首先发展工业部门，然后再来建设基础设施部门。他批评传统的优先发展基础设施理论，认为这是一种“超能力的发展”，不能刺激引致投资（引致决策）；而优先发展生产部门，虽然是一种“短缺的发展”、不平衡的增长，但能产生最有效的投资结果，刺激进一步的投资，实现“引致决策”最优化。所以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应集中投资于直接生产部门，尽快地获得收益，增加收入，待直接生产部门发展成长并有了较大的收益后，再利用一部分资金投资于基础设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利用低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以便加速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实现扩大再生产。如1985年中国132个工业行业平均资金利税率为24.02％，加工工业均在32％以上，轻工业部门在40％左右，最高的石油加工业达101.41％，而采掘业、基础工业和初级加工业都在20％以下，其中和基础设施有关的工业更为低下，如电力生产业17.83％，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业11.88％，水力发电业9.47％，蒸气热水生产及供应业5.86％，煤气生产和供应业1.24％。上述数据虽然带有不合理的定价因素，但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明，优先发展加工业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历史解释法在司法裁判中的应用 在评价一项法律规范的意义时，我们常用一句略带夸张的话：“法律从它生效的第一天就已经滞后了”。这一结论当然不是孤立地针对法律文本而言，而是将法律文本与其所依存的环境、背景、事件甚至人物相而获得的。一项法律规范实际上向它的读者（遵守者、解释者、适用者）展现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它外在的表现，即跃然纸上的法律文本；另一部分便是隐身于法律文本之外、之后或将法律文本包容其中的时间和空间，亦即在法律文本中无法捕捉但其影响无处不在的“立法背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法律解释理论中便又增加了一种虽然无法成为主流解释理论但功效特殊、自成体系的解释方法，即历史解释法。 在立法者与适用法律者之间的交流中，法律文本明示可见，历史背景却是无形、隐含的。但是，法律文本的真实含义（的一部分）是从这种背景、情境中提取出来的。所以，重新考虑法律通过时的环境与背景十分重要。本文将对当前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历史解释法的基本含义以及运用这种方法所应当考虑的因素略作分析。 一、“历史解释法”的含义 所谓历史解释法，是指法律解释者通过对一项法律规范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的分析，发现该法律规范的真实含义。历史解释法又称为法意解释、沿革解释。 在法律实践中，历史解释法与其他几种解释方法密不可分。总地说来，历史解释法与其他几种解释方法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而非对立或矛盾关系。也就是说，即使运用字义解释法、系统解释法可以获得法律的真实含义，仍然不能排除历史解释法的应用。例如，如果从该项法律的立法说明中发现了对法律文本含义的不同理解，一些法官则倾向于接受从这一历史文件中发现的含义。当然，也有坚定的文本主义者坚持采用文义解释，即如果法律的字面含义已经清楚，而且采用此解释不会出现荒唐或无法接受的结果，则通常不再运用历史解释法作深层次的解释。 对于发掘立法目的而言，历史解释法经常作为目的解释法的一种补充，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难以区分两种方法。这是因为，人们在重新认识或寻找一项规范的目的时，经常要回到制定该规范的背景中探讨其原始含义。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对立法的历史文件、历史背景进行研究。当然，历史的含义不见得就是法律的真正目的，但历史解释法的确可以作为发现立法目的的一种补充、辅助手段。
基本建设的含义和程序 第一章建筑经济 第一节概述 一、基本建设的含义和程序 （一）基本建设的含义 基本建设是指以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为目的，而进行的各种新建、改建、扩建、迁建、恢复工程及与之相关的各项建设工作。 （二）基本建设程序 建设程序是指建设项目从设想、选择、评估、决策、设计、施工到竣工验收、投人生产等的整个建设过程中，各项工作必须遵循的先后次序的法则。这个法则是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是建设项目科学决策和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按照建设项目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过程，建设程序分为若干个阶段，这些阶段是有严格的先后次序，不能任意颠倒而违反它的发展规律。 目前，我国基本建设程序的主要阶段有：项目建议书阶段、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设计阶段、建设准备阶段、建设实施阶段和竣工验收阶段，即决策阶段、实施阶段和运行阶段。其中每个阶段又有不同内容，图1-1 为我国基本建设程序与工程多次计价之间的关系。 主要阶段说明： (l)编制和报批项目建议书：大中型新建项目和限额以上的大型扩建项目，在上报项目建议书时必须附上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获得批准后即可立项。 (2)编制和报批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立项后即可由建设单位委托原编报项目建议书的设计院或咨询公司进行可行性研究，根据批准的项目建议书，在详细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为项目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根据原国家计委发布的计投资[1991] 1969 号文件，“从本文下发之日起，将现行国内投资项目的设计任务书和利用外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统一称为可行性研究报告，取消设计任务书的名称”,“所有国内一律编报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报程序、要求和审批权限与以前的设计任务书（可行性研究报告）一致。” (3)编制和报批设计文件：对于大型、复杂项目，可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和要求进
实现司法成效的途径 一、程序正义：形式路径 法律效果体现形式正义，社会效果表现实质正义，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增进两者的融合与协作，就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在法学界，程序正义理论的提出，对于实现裁判的公正具有重要价值。那么，程序正义能否成为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路径选择呢？ 程序正义观念的渊源及相关理论 程序正义的观念起源于13世纪英国普通法中，并在美国得到发展。程序正义观念的古典表述在英国是“自然正义”，在美国是“正当法律程序”。自然正义是英国法治的核心，它包括两个基本要求：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的诉讼案件的法官；法官在裁判时应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这两项基本要求，成为程序正义观念的最早表述。在美国，程序正义观念得到很大的发展，根据美国学者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法律程序可分为“实体性正当程序”和“程序性正当程序”两大理念，程序性正当程序所表达的价值就是程序正义。 到了1971年，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程序正义进行了深刻分析，认为程序正义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式，即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在罗尔斯看来，如何设计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从
而对基本权利和义务作出合理的分配，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合法期望进行合理的调节，这是正义的主要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按照纯粹的程序正义观念来设计社会系统，“以便它无论是什么结果都是正义的”。罗尔斯对纯粹的程序正义的分析是与其他两种程序正义形态相比较而进行的。在他看来，完善的程序正义的特征是，有关公平的分配问题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标准，而且设计一种保证达到这一预期结果的程序是有可能的。典型的例证是公平分配蛋糕的情形：为了保证公平——即人人平等地分配蛋糕，最好的程序设计是让一个人划分蛋糕并得到最后的一份，其他人都被允许在他之前得到，这样他就不得不平等地划分蛋糕，以便自己能够得到尽可能最大的一份。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标志是，存在着判断结果正确性的独立标准，却没有保证达到它的程序，典型例证是刑事审判：即便法律被仔细地遵循，过程被公正恰当地引导，还是有可能达到错误的结果。一个无罪的人可能被判有罪，一个有罪的人却可能逍遥法外。因为设计出一种总是能够达成正确结果的审判程序是不可能的。与上述两种程序正义均不相同，在纯粹的程序正义中，不存在任何有关结果正当性的独立标准，但是存在着有关形成结果的过程或者程序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独立标准，因此只要这种正当的程序得到人们恰当地遵守和实际执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就应被视为是正确和正当的，无论
裁判依据：传统型与现代型司法之比较——以刑事诉讼为中心（上） 编者提按：裁判依据，是既决定诉讼当事人利益也关涉司法正当性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传统社会，处理案件的依据主要不是法律，而是超自然力、权力意志、宗教规范、道德规范和习惯等；在现代社会，“依法审判”是司法的基本特征，但它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也有诸多差异，如普适性不同、平等性不同、制定主体不同、规范的体系也不同和自由裁量权不同等。理性化，是现代社会裁判依据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本文从类型学的角度尝试了对这两种不同的司法类型展开分析，并阐释了其形成的依据。 一、裁判依据的种类之比较 在传统社会中，国家或其他公共权威组织处理刑事案件的依据是多样化的。 （一）超自然力量 这是一种企图以超自然力量来鉴别和判定人间刑事案件是非真伪的纠纷处理方式。超自然裁判特别流行于传统社会的早期。其特点在于，当看来无法依靠人类本身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纠纷时，便转而求助人们认定存在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通过将在今天看来极端残酷、危险乃至致命的方法加诸当事人之身，评判是非，作出处理，凡能经受住严厉考验者，便以为是有神灵之圣的庇护，表明清白无辜，反之被认为存在过错，得遭受神灵的惩罚。这种超自然力量是否作出、作出何种外在显示征兆以表明裁判，完全是由今天看来纯粹客观的种种自然因素所决定的，如某人烫伤后在一定期间恢复的快慢等等。孟德斯鸠在讨论法兰克人的萨利克法时，注意到的开水立证、以火立证都是此类方式。[i]E·A·霍贝尔认为，每个初民社会都无一例外地设定神灵和超自然力的存在，这种设定是普遍的，其影响也可被普遍地感觉到，其在法律领域内影响所导致的结果，便是有关超自然的基本前提也作为司法的前提原理出现。[ii]所以，在霍贝尔考察过的诸多初民社会，诸如爱斯基摩人、特罗布里恩岛人、切因依纳人、基奥瓦人、阿散蒂人的社会中，它的作用是直接而强有力的。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这种裁判所依据的规范不是一种行为规范，而只是一种裁判规范，虽然它对所有的人都一致适用，但却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稳定的行为预期，因此它属于形式非理性的司法方式。[iii] 需要指出，超自然裁判究其实质是与（涂尔干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分不开的，
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在快速地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城市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加快，能够使城市居民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能够使经济的发展变得更加快速。 标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 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基础。随着城市规模大增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也在不断地提高。然而，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还不能满足我国城市化、信息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要求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本文将重点探讨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如何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管理。 一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巨大的财政资金压力 在我国，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都是由国家负责的，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投资金额数量大，一般的社会企业不会加入，再加上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时间长，很难在短时间内运营，所以资金的回笼比较晚，资金的效益成本不容易分摊，这些都给政府财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2、艰难的日常维护管理 城市基础设施在城市的发展中充当的是生命线的角色，如果基础设施发生瘫痪，必定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基础设施建成之后，必须加强日常的维护和管理。在城市基础设施的日常围护和管理中也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对基础设施进行修补和完善，然而，在我国大多数城市，用于基础设施的维护和管理的资金是少之又少，根本不能满足资金的支出要求，所以导致许多地方基础设施不修不补，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 3、缺乏深度的项目前期准备 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首先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比如提出项目的建议书，编制可行的研究报告，进行设计，编制项目的概算，向有关单位申请审批等等，然而在实际的工作中，政府的投资项目往往没有做深入的前期准备，导致有时工程已经竣工了，项目的前期准备还没有完成，项目的资金概算已经失去了在控制工程造价中的实际意义，所以导致一些基础设施盲目上马，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此外，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投资计划超过财政负担、没有建立良性的资金“借用管还”机制、征地和拆迁行为不规范、“代建制”管理模式和运营机制存在很多不足、对代建项目的各方主体监管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政府有必要加强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 二加强我国城市建设与运营管理的措施 1、解决城市基础设施资金难问题 为了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难的问题，政府可以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吸引社会资金加入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中来。其次，可以整合城市基础设施各相关单位的力量。还可以结合土地的收储和代建项目，做大强融资平台。 2、解决拆迁制约因素
浅谈媒体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摘要：传媒和司法都是现代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益法制化的时代，越来越强大的媒体舆论影响力对司法审判的监督是必然趋势。然而近些年来在司法实践中,新闻媒体的越位现象愈演愈烈,许多媒体越俎代庖,其功能已由“媒体监督”上升到“媒体审判”，严重干扰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如何既充分发挥媒体舆论对司法审判的监督作用，又避免其干预司法造成负面影响，实现两者关系的和谐与平衡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媒体舆论；“媒体审判”；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积极作用；消极影响；平衡途径 从几年前的“许霆案”、“彭宇案”到近来的“钓鱼执法”、“喝开水”事件，媒体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其中有发挥监督职能、促进案情真相水落石出的积极作用，也有情绪性舆论失衡失准影响审判公平的消极影响。如何既充分发挥媒体舆论对司法审判的监督作用，又避免其干预司法造成负面影响，实现两者关系的和谐与平衡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媒体舆论 （一）媒体舆论的形成 在媒体出现以前，舆论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形成的。而媒体的产生改变了人们感知外界和获取信息的方式，使人们对外界的感知越来越“虚拟化”，并由此给舆论的形成和总体发展带来一系列重大影响。媒体舆论的形成主要表现在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上。第一，各种媒介短时间内大规模传播同质信息，从而凸显议题。这种信息集合犹如火力猛攻的炮弹迫使公众“就范”。第二，媒介大量传播“舆论领袖”的意见或言论是公众舆论得以形成的又一主要方式。“舆论领袖”当然是某些方面的专家、社会活动家等人物。媒介刊播他们的言论或对他们的专访文章，使这些个人的意见一时间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回应，形成强烈的公众舆论。 （二）媒体舆论监督与“媒体审判” 媒体舆论监督，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渎职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监督力量，被称为继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后的“第四种权力”，是一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开放性、高效率的监督方式。媒体舆论对司法具体通过以下几种形式进行监督：1、对案件的相关情况进行报道；2、对庭审过程及生效判决的执行情况进行报道；3、对生效判决进行评判；4、对法官的行为进行披露、评论。 “媒体审判”一语出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害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在法制日益走向健全的条件下，“媒体审判”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与“无罪推定”、“罪刑法定”原则相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民事案件结案之前抢先作出倾向于一方的报道，则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确认的诉讼当事人平等的原则。因此199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司法部和新闻出版署等部门下达的关于法制新闻的意见要求：“不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作有倾向的报道。”这里把“媒体审判”和“法院审判”区别开来。说“媒体审判”是因为媒体把本该由法院做的事拿来自己做，并不是说它有“法院审判”的效力。它的“审判”作用主要体现在它能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法院按舆论代表的所谓“民意”办案，从而影响司法公正。 可以这样说，“媒体审判”是媒体舆论监督的滥用。 二、司法审判 司法审判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的职权与程序，具体适用法律处理诉讼案件
公路,城际(市)轨道交通,公共租赁住房,水利建设工程项目投融资建设(EPC+BT)方式和市政公用事业投资经营(BOT)方式政策介绍和运用(2013年版第5版) xxxx律师 1,囯务院鼓励和支持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等领域 1.1,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4年） 1.1.1界定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属于政府（包括其部门,机构,事业单位）的投资范围 1.1.2,鼓励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有合理回报和一定投资能力的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 1.1.3规范政府投资资金管理,包括预算资金,各类专项建设资金,统借国外贷款(近年又批准地方政府建设债券发行),表现为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转贷和贴息等方式 1.2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工作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 清理整顿融资平台同时,可以吸收社会资金投资建设基础设施项目 1.3,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意见》(2010年5月13日),又称“新36条” 细化2005年国务院“非公36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通信和交通运输等领域 1.4,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2］463号） 1.4.1,地方性政府债务规模过大,为有效防范财政金融风险,必须规范地方政府的融资借债行为,
1.4.2,地方政府及所属机构原则上不得承做BT,不得承担逐年回购责任方式举借政府性债务 1.4.3,但是,可以承做BT的属于政府性债务的项目,仅局限在公路,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1.4.4,重申地方政府不能承担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包括平台公司BT债务,不能承担任何承诺,担保, 1.5,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6号）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和运营机制改革 1.5.1,建立政府与市场合理分工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 1.5.1.1,政府应集中财力建设非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 1.5.1.2,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金,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有合理回报或一定回收能力的可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在市场准入和扶持政策方面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 1.5.2,创新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运营管理方式,实行投资,建设,运营和监管分开,形成权责明确,制约有效,管理专业的市场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1.5.3,改革现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事业单位管理模式,向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企业化管理模式转变, 1.5.4,完善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价格形成,调整和补偿机制， 1.5.5,创新金融产品和业务,出台财政扶持政策,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2,全面清理整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坚持维持,压缩,退出,改制政策 2.1,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工作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 2.2,财政部,发改委,人行,银监会《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有关事项的通知》（财预［2010］412号）
司法裁判的情感之维 本文从后现代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律推理的角度对司法裁判与人的情感加以分析：现代法学的主流观点认为法官在做出司法裁判时依赖于一种独特的法律推理或过程，其间应排斥情感因素的影响。然而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司法裁判过程是由人主导的，这一前提条件就已经预设了一个局限：因此，不拒斥情感因素、正视情感因素，并将情感因素引导、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与法官的理性相互结合的司法裁判过程，才是一个真正鲜活的过程，符合客观实际的过程。 标签：司法裁判；情感；后现代主义 一个经典案例： 1882年，美国纽约州的帕尔玛为防止其祖父改变遗嘱而将其杀害，帕尔玛是否享有继承权成为摆在法官面前的一大难题。按照当时的法律以及契约精神的要求，只要帕尔玛的祖父订立遗嘱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那么帕尔玛当然享有继承权。但是在本案中，照此判决显然不符合正义的基本要求。最终法官从基本的道德情感出发，为今后的同类案件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法律原则：在契约精神的背后存在着更为重要的诚实信用原则，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利。由是，帕尔玛的继承权被剥夺了。 从该案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情感因素在司法裁判当中的积极作用。然而，现代法学认为从法的确定性来说，法的内容是基本确定的，人们对某一规则的理解大致可以达到共识；即使法律语言有一些灰色地带，但不影响法律整体的确定性。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法官在作出司法裁判时依赖于一种独特的法律推理或过程，包括三段论演绎模式、形式推理、实质性推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等在法律程序中的应用，以及所谓‘遵循先例’的特殊方法。”[1]然而无论采用哪一种推理方法，司法裁判的生成都是一个相对严密的推理过程。可见，现代法学的主流观点是排斥司法过程中的情感因素的。但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当看到司法是由人主导的，这一前提条件就已经预设了一个局限：那就是司法从一开始就是带有情感的，不管司法主体[2]如何尽力地去避免，司法的过程也只能是无限地接近“无情感的司法”，但却永远不能达到。那么，从其他角度来看，司法裁判与人的情感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将从后现代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律方法的角度加以分析，以期理清一个大致的脉络。 一、一种“另类”的解读——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异类”，从文学、艺术、建筑领域起步，蔓延到哲学、社会理论、法学等诸多领域，对统治着这些领域长达200余年的现代主义思潮发起了全面地攻击。其间，反普适主义、批判真理主义、非理性主义、视角主义、反合法主义等思潮，竞相争夺着话语权利。[3]在法学领域当中的后现代法学流派，否定了现代法学的认识论基础，全面推翻了普遍的公平、正义、人权、民主等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是反理性的，作为司法裁判
司法鉴定种类
鉴定业务 法医类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精神病鉴定 法医物证鉴定 法医毒物鉴定 物证类鉴定 文书鉴定 痕迹鉴定 微量鉴定 声像资料鉴定 计算机司法鉴定 环境监测司法鉴定 工程造价司法鉴定 产品质量司法鉴定 司法会计鉴定 知识产权司法鉴定 税务司法鉴定 农业司法鉴定 资产评估司法鉴定 建筑工程司法鉴定 枪弹痕迹司法鉴定
法医类鉴定 法医类鉴定，包括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物证鉴定和法医毒物鉴定。这是根据当时我国司法鉴定的专业设置情况、学科发展方向、技术手段、检验和鉴定内容，并参考国际惯例而制定的。 法医病理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俗称尸体鉴定。参考目前国内的有关规定，法医病理鉴定，是指运用法医病理学的理论和技术，通过尸体外表检查、尸体解剖检验、组织切片观察、毒物分析和书证审查等，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医学问题进行鉴定或推断。其主要内容包括：死亡原因鉴定、死亡方式鉴定、死亡时间推断、致伤（死）物认定、生前伤与死后伤鉴别、死后个体识别等。刑事诉讼法第104条规定：“对于死因不明的尸体，公安机关有权决定解剖，并通知死者家属到场。”公安部关于《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规则》规定：“勘验有尸体的现场，必须有法医参加，尸体检验要求做到：详细检查死者的衣着情况，尸体的外表现象以及伤痕的形状、大小和位置；根据需要，捺印十指指纹和掌纹，提取血、尿、胃内容等；对无名尸体的相貌特征，生理、病理特征，以及衣着、携带物品和尸体包装物的特征，进行细致检查，详细记载，并一律捺印十指指纹和掌纹。”法医病理鉴定主要涉及以下内容：一是确定死亡原因，主要在于确定自然死亡（病死或老死）还是非自然死亡（暴力死亡），在
论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 谢英华 2005-12-27 00:00:00 东方网 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我们进行司法改革、增强司法能力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围绕着这个目标我们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特别是对裁判的法律效果的理解基本上趋于一致，本文在这里不作探讨。但对于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的内涵却仍然存在着争论，如有人认为，法律效果就是社会效果，只要对个案严格依法处理，社会效果就会自然显现；有人认为，法律效果是法官追求的目标，社会效果是领导追求的目标，与法官无关；还有人认为，追求法律的社会效果是国家法制不健全的表现，是法律对社会现实的妥协，等等。这些对裁判的社会效果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司法的本质和价值的。它对司法改革会起到阻滞和使其偏离初衷的作用。司法改革的工作我们搞了十几年，采取了很多措施，但结果仍然不理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司法功能相对滞后的矛盾并未得到有效缓解，社会对司法裁判的认可度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我们应当进行必要的反思。本文作者试图从一个普通法官的视角探讨并阐述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的内涵及意义、“两个效果”之间相互背离的成因、实现社会效果的条件、途径及方法，为增强司法能力贡献一分力量。 一、社会效果的内涵 法律是一门行为科学。在诉讼程序中，它通过法官对具体案件适用法律、制作裁判文书来规范当事人的行为，同时也通过裁判案件向社会昭示法律的权威和对社会行为的导引。美国的一位著名法官本杰明·卡多佐说过，今天的判决将决定明天的对错。所以一个裁判的社会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对于社会效果的内涵，虽有多种版本的表述，但内容却大同小异。一般表述为：“社会效果是指人民法院通过裁判具体案件，使法的本质特征得以体现，使法律、法规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和法的秩序、自由、正义、效益等法的基本价值得以实现的过程。审判的社会效果强调的是法律对社会的一种规范作用，审判结果能否得到社会的公认”。或者表述为，“社会效果是通过法律适用或审判活动，使法的本质特征得以体现，实现法的秩序、自由、正义、效益等法的基本价值的效果，从而使审判的结果得到社会的公认”，等
农村基础设施包括： (1)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主要指现代化农业基地及农田水利建设； (2)农业生活性基础设施：主要指饮水安全、农村沼气、农村道路、农村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 (3)生态环境建设：主要指天然林资源保护、防护林体系、种苗工程建设，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湿地保护和建设、退耕还林等农民吃饭、烧柴、增收等当前生计和长远发展问题。 (4)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设施：主要指有益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建设，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卫生、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等 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 农业基础设施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中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是在农业生产完成的各个环节所使用的劳动材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的总和，按其内容可分为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两大类型。前者包括供应生产资料的产前环节的基础设施、生产农业初级产品的农业产中环节的基础设施、加速农产品流通的农业产后环节的基础设施；后者包括农业综合教育方面的基础设施、农业科研方面的基础设施、农业推广方面的基础设施、农业政策及法规方面的基础设施、农业信息方面的基础设施。不论是物质基础设施还是社会基础设施，其作用都是为了扩大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二者互为条件，互相补充，只有各方面基础建设综合发展，协调配套，相互促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才可能有所发展、有所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农业生产条件得到较大改善，综合生产能力有所提高，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奠定了一定基础。尽管如此，从全面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新时期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来看，各地薄弱和落后的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都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1.资金投入不足 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每年投资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资金不少，但相对于农业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的要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2.缺乏资产经营管理
法律原则司法适用的限制 摘要：相对于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原理或真理，具有高度抽象性、普遍适用性、相对稳定性等特性。法律原则司法适用是弥补法律漏洞或法律缺陷的重要手段。法律规则无法涵盖具体实务之时，援引法律原则作为判决依据，需要满足一定的限制条件，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泛滥。 关键词：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原则适用 四川省泸州市闻名全国的遗赠案随着时间流逝已淡出公众视野，但是其中涉及的法学讨论并未随着终审判决而尘埃落定。“泸州遗赠案”在我国法学界引起广泛的争论，法院在有具体的法律规则时而直接援引法律原则裁判，从而引发两种对立的观点。有学者肯定优先适用法律原则，理由是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的基础，法律原则效力高于法律规则，本案的两审判决都采纳了公序良俗原则在法律适用效力上高于法律具体规则的观点；而有学者反对优先适用法律原则，认为法律原则模糊而不确定，法律规则具有确定性和具体性，应优先适用法律规则。本文试图浅析法律原则如何适用于司法之中。 一、可适用于裁判的法律原则的范围 德沃金认为，法律原则并不以立法或判例的方式确立，它有时见诸于判例或制定法的序言中，有时可以从判例、制定法或宪法中推论出来，有时还可以直接来自政治或道德理论。［1］在国内法学界，无论人们对德沃金的学说是拥护还是反对，在理论上，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同属法律要素之一的说法已为大多数法学家接受，成为一种普遍的
观点。然而，德沃金的“法律原则”并不等同于我国法律界所理解的“法律原则”。德沃金的“法律原则”并不以成文的方式直接规定在制定法之中，而是法官在对疑难案件的审理中由法律的精神和目的推导出来的，能否作为“原则”并被援引为疑难案件的裁判根据在于它能否解释过去的一切判例，即整个法治实践的传统。而我国学者所认识的“法律原则”，不是由法官根据法律之目的和精神、立法之旨趣推导出来的,而是以成文化的条文方式在实在法中明确规定的，它不再需要适用法律者的寻找和推导，只需要他们以特定的法律方法对其内容加以具体化。葛洪义教授撰文指出,我国法学界一般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和讨论法律原则问题：一种是在立法政策上，即现行立法是原则一点还是具体一点为好，反映在立法上，就是长期以来我们所遵循的“立法宜粗不宜细”的观念和做法; 一种是我国几乎在所有的立法中通常都会以总则的方式对相关法律的所谓“基本原则”作出的规定。［2］这后一类“原则”，也正是被本起“泸州遗赠案”中法官直接援引用于裁判中的法律原则。我国台湾学者黄茂荣先生认为法律原则存在三种样态:（1）作为法律明文规定的原则,是指直接存在于宪法、其他制定法甚至习惯法之中的原则规定;（2）作为法律基础的原则,这类法律原则并不以原则的形态已经被宪法或其他法律所明确规定,而是宪法或其他法律规定的规范基础;（3）作为法哲学基本价值的法律原则,这些原则既不在宪法或其他法律的明文规定之中, 也不能从宪法或其他法律规定中推导而出。这些原则高居于法律之上，基于现代法治国家对于法律基本价值的要求而具有了规范上的意义，诸如正
司法鉴定心得体会 司法鉴定心得体会 司法鉴定心得体会1.司法鉴定工作应遵循的几个基本原则我们在司法鉴定工作的实践中，根据有关法律和司法鉴定的特点和规律，初步总结出做好司法鉴定工作的几个基本原则，我们认为，这些基本原则是做好司法鉴定工作的基本保证。 ⑴、保持科学、独立。公正，高效的原则。 科学、独立、公正、高效是我们做好司法鉴定工作最根本的原则。“科学”的含义就是实事求是地用科学的知识叙述或者是描绘出事实的本质，也就是说专家要通过自己的学术知识水平，对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判定有关材料所能证实的事实，并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结论性意见。这就要求我们专家不仅专业知识要对口，而且在分析调查材料中要极其仔细和认真。尤其对结论性意见要反复推敲，慎重定稿。“独立”就是要求我们专家的鉴定不受任何外界干扰，独立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知道，鉴定结论是鉴定专家经过勘验和技术分析，综合有关科学知识而做出的，也就是根据客体检验的结果，对照相关依据做出的科学的判定。因此首席专家组长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公正”是指我们要求对不同委托的当事人鉴定要一视同仁。不论是省内省外、国营、事业还是民营，还是本地外地的，他们在委托鉴定业务的地位上是平等的。我们接受的鉴定中，有不少来的熟人、亲戚、朋友的说情和传话。因此，公正公平的原则显得尤其重要。“高效”是指人民法院在下达鉴定委托是有时间要求的，而我们的工作又是根据专家的时间来安排的。如不能科学安排时间，就不能按时
做出鉴定报告。因此我们把法院的要求和专家的时间放在首位，许多鉴定的时间都安排在周末或节假日。我们的工作人员要牺牲自己许多休息时间，虽然没有一分钱加班费，但大家都毫无怨言。 ⑵、保持对司法鉴定保密的原则 保守司法鉴定的秘密，是保证司法公正的保护当事人合法利益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鉴定人的义务之一，任何鉴定都有一定的保密范围。有些情况是不能泄露的，非凡是透露鉴定过程和有关证据情况，鉴定的结果文件报告应首先送交委托法院。 ⑶保持实事求是，注重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 2.鉴定的步骤与程序“中央”在接交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项目后，首先是根据委托鉴定项目涉及的专业领域与本专业有关的学会联系，落实和聘请本专业对口的专家。成立项目专家组。由学术水平较高的专家任鉴定项目的组长，并制定出鉴定方案和鉴定时间安排表。专家组在进行案卷分析和去现场勘验询问调查后，由专家组长根据调查情况写出初步的鉴定报告，经专家组讨论修改后，将初步的鉴定报告寄给双方当事人，限期提出申诉意见。专家组在对双方当事人的申述意见进行分析修改后，最后定稿，按程序将鉴定报告送达法院。 上述司法鉴定的程序和步骤是做好司法鉴定工作的基本程序。但也有非凡情况可灵活运用。如我们在实践中碰到两起车辆造成人员死亡的鉴定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得到不同的效果。一个鉴定按程序在征询双方当事人对初稿的申诉意见时，一方当事人带死者家属十余人到单位来施压，要求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结论。这种做法直接干扰了鉴定工作的正常秩序，给我们的专家和工作人员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另一个鉴定我们没有将初稿征求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因此没有
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基础设施（链接一）建设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是体现城市文化底蕴的靓丽名片；是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保障和平台，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支撑；也是塑造城乡形象、提升城乡品位、提高城市竞争力、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近年来，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先进文化建设，提出建设文化强省的奋斗目标，加快文化建设步伐，尤其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截至2008年末全省共有各类艺术表演团体94个，剧场、影剧院72个，群众艺术馆92个，文化馆82个，公共图书馆86个，博物馆87个，文化站1050个，农家书屋1655家，还拥有万余个村文化中心、农民读书社、书吧、文化俱乐部等。初步形成了市(县)图书馆、群艺馆(文化馆) 、博物馆、乡镇文化服务中心(文化站) 、村文化大院(文化室)等多层次的基础文化设施网络体系。全省共有电台10座，中短波发射台和转播台36座，调频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93座，广播节目86套，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97.37％；电视台10座，一千瓦以上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25座，电视节目37套，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98.34％，全省有线电视用户511.89万户，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干线总长13.25万公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大力推进，已设立南平市延平区等8个国家级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示范县（市、区），建成183个基层服务网点。注重发挥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建设重点文化工程，锻造标志性文化设施和品牌，建成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省博物馆新馆、福建大剧院、昙石山遗址和博物馆、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等，推广昙石山文化、闽南文化、妈祖文化、客家文化、船政文化等文化品牌，有力地提升了福建文化形象和实力。但总体而言福建省的文化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数量偏少、规模小、布局不合理，文化投入相对不足，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还必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文化强省的目标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不相适应。因此，福建省要大力推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健全运行保障机制。 1.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文化站等文化设施建设。 各级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要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在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建立文化事业投入自然增长机制，确保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投入，省财政要重点支持重大公益性文化项目和公共文化产品的购买。建立健全新的文化投资机制，努力形成政府投入为主，企业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资本、证券融资、境外资金等相结合的多渠道、多元化的文化投入机制。加大对现有省市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盘活文化资产，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等多种形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益性和公共文化基础设施项目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