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户籍上的田籍与均田制
——唐代均田制的性质与施行问题研究
宋家钰
均田制度的性质与施行是唐代封建土地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解放以来，我国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研究，但至今未有定论。在性质问题上，有土地国有制、公社农民份地制、土地私有制和国有、私有兼具诸说；在施行问题上，有未施行、未彻底施行、部分地区施行和完全施行诸说。日本学者自五十年代以来，研究和公布了大谷文书中高昌等地的退田、欠田、给田文书，辨释疑难甚多。然而旧疑并未尽消，新疑随之继出，有关均田制的一些根本问题，还待继续探索。
目前研究均田制度，仅据均田令文作一般的概括分析，已不足以论断其性质，只有具体考察那些成为各家分歧的症结和长期令人困惑的难题，才能期望获得新的进展。例如，若从土地国有制立论，则需解释永业、口分田为什么可以买卖、继承、出租？若从土地私有制立论，则需解释部分民户的永业、口分田为什么会还公改授？若从永业田是私有、口分田是国有立论，则需解释在户籍上为什么同一民户的永业田可以登记为口分田，口分田可以登记为永业田？二者为什么都可买卖、继承，又会还公改授？这些互相矛盾的现象，是诸家要证成其说的主要障碍。笔者近年留意户籍上的田籍，始认识到上述现象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本文试从户籍上的田籍粗浅地讨论这些问题，错误之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一、唐代户籍登记土地的原因和作用
唐代户籍的基本特征是同时登记民户的户口和土地（注：参见拙文：《唐代的手实、户籍与计帐》，《历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六期。）。比较西魏大统十三年户籍残卷（注：斯六一三号，见《敦煌资料》第一辑，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唐代户籍除不载赋税数额外，其他内容基本相同。由此可以大致确认唐代户籍登记的内容、形式，源出于北魏或西魏的户籍法。但是，为什么到了唐代（可能更早），户籍上的赋税登记部分既已分出成为计帐，土地
登记部分却仍留在户籍之上，没有像宋代以后那样形成独立的土地册呢？这与唐代的土地关系和唐朝施行的土地法令、赋役法令有关。
唐代土地占有情况基本上有三类：官府占有地，地主私人占有地，农民占有地。民户户籍登记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农民，即法律规定的具有“良民”身份的人，亦称“编户”。在良民中，自耕农、半自耕农占很大数量，他们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封建国家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既要维护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也需要维持自耕农民占有的一定数量土地。因此，唐朝建立后，也承继前代的均田法令，实行限制土地占有和按法定数额请占土地的制度。为要确保这种土地法的施行，就必须在户籍上同时登记民户的土地和户口，以备审核。这样，民户户籍所载户口、年龄、年状、性别和土地的多少、有无，就是均田令施行的重要依据。只有户籍上登记了没有土地，或者虽有土地未达到法定请占土地数额，具有请田资格的民户，才能向政府请占无主地或以其他方式获得土地。
唐初的赋役制度，是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它沿袭隋朝“未受地者皆不课”（注：《隋书·食货志》。）的原则，无田者不课。唐代民户分课户、不课户，课口、不课口。不授田的人属于不课口。因此户籍上登记民户土地之有无，又是划分课户不课户、课口、不课口的根据之一。唐朝授田的原则之一是“先课役，后不课役”，课户、课口的确定，又直接关系到土地的请授。此外，唐朝还按亩征收地税。在开元时期，地税在国家岁入中已占重要地位，而地税的征收是“狭乡据籍征，宽乡据现营田”（注：《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故户籍上的田籍又是后来征收地税的重要凭借。
除此之外，户籍上登记土地在法律上还有重要的作用。唐朝前期民户土地主权的确认还没有后世封建政府颁发的土地证之类的凭据。唐律规定了公田、私田不得任意侵犯，但民户私田的产权如何确认呢？主要是以籍为凭。凡是发生土地占有纠纷，均以籍载田地亩数、四至及主人为断。如果妄认他人田为己田，并报官府登于自己的户籍名下，就以“盗贸卖”罪论处（注：《唐律疏议》卷一二、
一三，《户婚律疏议》；《唐令拾遗·田令》。）。因此，户籍上所载田籍又起土地所有权的证明作用。
由此可见，唐代户籍上的土地登记，是现存的土地关系与法律规定的反映，是封建国家控制民户、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的重要表现。研究唐代户籍上的田籍需要注意封建国家的立法意图和社会职能。
二、户籍所载土地的来源
迄今所见唐代户籍残卷登载的田籍，基本上是按田令规定的土地类别登录的。我与一些同志一样，曾经误认为田籍上的“已受田”就是封建国家按田令授给民户的。实际上并非如此。正如一些同志指出的，它是民户现有土地的登记。但是，仅仅这样解释，还不足以澄清均田制的有关问题，故有的同志仍据户籍所载田籍来论证均田制的施行和性质。为了说明户籍所载“已受田”及其他田的性质，必须追溯其来源。
我在《唐代手实初探》和《唐代的手实、户籍与计帐》两文中，已初步证明唐代户籍是据民户呈报的手实编制的（注：《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历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六期。）。根据唐代官府编造户籍的程序，可以确定户籍上的田籍是转录自民户自报的手实上的田籍。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贞观十四年民户手实，尤其可以证实这点。唐平高昌后一个月，当地民户即按官府的规定呈送了申报人口和土地的手实。唐政府当时没有可能施行均田令，只有在掌握了户口与土地占有情况之后，才能实行此一制度。因此，当地民户手实所载田地，显然只能是现有土地的申报。唐朝初年，由于经过隋末农民战争，各地土地占有情况有不少变动，进行第一次户籍登记时，也会与平高昌后的情况一样，先让民户自报人口和土地。陆续返回乡里的逃亡户、浮游户，有的是随时附籍，有的则可能到造籍之年时才申报其户口与土地。已登籍的民户，在三年之内，人口与土地的占有也会有变化，有的是随时呈报官府改籍，更多的是在造籍之年时申报土地占有的变更。从现存唐代户籍残卷可以看到，户口的变动年年有记载，土地占有的变易都无记载，就是由这种户籍登记制度造成的。
户籍上的田籍是民户现有土地的登记，是来自民户自报的手实，那么民户所报的土地来源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进一步详细研究的问题。
根据现有史料，可以确知的来源如下：
（一）承继的祖业。这是主要来源。先看田令的规定：
“先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兼有官爵及勋位者，“若当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狭乡者，并即迴授，有剩追收，不足者更给。”“诸袭爵者唯得承父祖永业。”“身死王事者，其子孙虽未成丁，身分地勿追。”（注：《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注：《旧唐书·食货志》。现存武德、开元田令略有差异，但基本内容和精神相同。本文为行文方便，均综合引述，不分别注明。）
根据上述令文，官吏和民户的永业田均传之子孙，户内承继，多数同志的认识是一致的。但令文所谓“先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的“口分”，有的同志解释为是口分田，以此证明永业田并非皆传子孙，全为民户私有。这是不正确的。令文在此所说的口分，是指一口应授之田，非指口分田。此句《白氏六帖事类集》引的授田令则为：“先有永业者，则通其众口分数也”（注：《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三《给授田第十六》。）。“口分”一词的这种用法，不仅在田令中就有，而且常见于敦煌、吐鲁番文书。如大谷三一五○号康大智请田辞云：“大智家兼丁先欠口分不充，今有前件废渠道，见亭无人营种，请勘责充分”（注：《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第四三六。）。开元十九年西州岸头府符帖目中有“为检括高昌县百姓口分讫申事”（注：《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三五七页。）。因此，“先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与“皆传子孙”的规定是一致的。至于如何“充口分之数”将在下面论及。
令文规定受口分田者身死“则收入官更以给人”，一些同志据此认为户籍上所载口分田要按规定还授，不传子孙。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口分田一样是
由户内承继。法令划分宽狭乡，狭乡受口分田减宽乡之半。狭乡为受田不足之乡，在一般情况下不存在身死收入官的问题，当然由本户受田不足的人承继。宽乡可以“限外多占”，身死后也可由后人承受。至于一般占田不足的民户，只有在下述几种情况下土地才会还公：逃绝户，死绝户，出嫁绝户，无劳力、不能承担赋税的个别贫户。即使如此，他们还公的土地，一般也是迴受近亲近邻。日本《令集解》引唐田令遗文：“唐令云；其退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有余收授者”（注：《令集解》卷一二，田令，授田条、班田条集解。（新订增补《国史大系》一九八○年普及版））。日本明法家对此的解释是：“其收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谓以死人分，取生益分，听之”（注：《令集解》卷一二，田令，授田条、班田条集解。（新订增补《国史大系》一九八○年普及版））。正是考虑到一般民户都受田不足，故令文又补充规定了“先听自取，有余收授”的原则。这实际上是承认永业、口分田都可由户内承继，只要他们的占田合乎法定数额。
唐代的遗产继承法也保证了子孙对永业、口分田的继承权。《唐律疏议》引唐户令：“准户令，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注：《唐律疏议》卷一二、一三，《户婚律疏议》；《唐令拾遗·田令》。）仁井田陞在《唐令拾遗》中录有《宋刑统·户婚律》所引唐户令注文：“其父祖永业田及赐田亦均分，口分田即准丁中老小法，若田少者亦依此法为分。”（注：《唐令拾遗》第二四七页。）唐代的永业田是按遗产继承法子孙均分，那就是不论年龄大小，凡是男子均可分得一份。口分田按丁中老小法分，即按田令规定的授田法分，不是均分，却仍由本户继承。兄弟中如有不到丁、中年龄，但分家时为户主，则一样可以合法地承继口分田。此外，法令还规定“寡妻无男者亦承夫分”，实际上是承认无男孩的寡妇也有土地继承权。
官吏和民户的土地由子孙继承，史籍中屡有记载。但其中是否包括口分田则不甚清楚。在敦煌户籍残卷中，我们可以找到永业、口分田均由本户继承，并按遗产继承法诸子均分的实证。天宝六载户籍残卷上载有两组四户的土地（注：《敦煌资料》第一辑。）。第一组程什住、程仁贞两户，户籍记载的曾祖智、祖安、
父宽均同名，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是兄弟分居的两户是正确的。但他们感到难于解释的是二户的土地不合均分法，因此不能肯定是否都是承自祖业，怀疑其土地可能已有还公。我认为两户的土地是按均分法继承的，这从户籍上不能直接看出来，是因登籍时土地的类别有了改变。现试析如下；
籍载程什住有40亩永业，15亩口分，9亩勋田，共64亩；程仁贞有17亩永业，14亩勋田，共31亩。两户土地合计是95亩。程什住与弟大信同籍。分产时兄弟三人均分，人各得31.6亩，基本上与籍载两户亩数相符。两户籍上分类登记的永业、口分、勋田不是均分数，可能与分产时的计算方法、地段和类别的改变有关。假如他们是在其父行宽死时分产，当时户籍登记该户的土地应为40亩永业（户内老男为户主，只有大信是丁男），23亩勋田，32亩口分田。分产时可能先将其父名下的20亩永业、23亩勋田合计均分，每人得14.3亩。程什住、程大信合得28.6亩，四舍五入，为29亩，其中20亩仍登记为永业田，9亩仍登记为勋田；程仁贞分的14亩全为勋田，登籍时不变。剩余的20亩永业田、32亩口分田合计均分，人各得17.3亩。四舍五入，程什住二人得35亩，其中20亩登记为永业田，余15亩登记为口分田；程仁贞得17亩，登记为永业田。从地段来看，在十里平渠等地区，程什住二人分地39亩，程仁贞分21亩；在七里平渠地区，程什住二人分25亩，程仁贞分10亩，大体上也是均分的。
这两户的土地登记情况说明，永业、口分田、勋田都是按诸子均分法分的。在登籍时，勋田因是军人据勋请得的土地，子孙继承后可以计入应受的永业、口分田额内，却不能改登为永业田或口分田。至于各人分得的永业、口分田，则在籍上按田令规定重新计算登记，原先的永业田可以仍登记为继承者的永业田，如果永业田额不足，则以所分得的口分田充。
第二组是程大忠、程大庆两户，曾祖、祖、父同名，也是兄弟分居无疑。有的日本学者同样认为两户的土地不合均分法。现也试析如下：
程大忠籍载有20亩永业，61亩口分，一亩园宅地；程大庆籍载有20亩永业，47亩口分，一亩园宅地。二户合计共有田150亩。其父在世时，二子已成
丁（据其最小女十六岁逆推），户籍登记应为60亩永业，88亩口分，二亩园宅地。两户析户后各有两妹同籍。分产时其父可能尚在，与程大忠同籍（因最幼两妹在此籍上）。分产时父为老男，不分永业田，二子先各分得永业田20亩，园宅地一亩，余108亩，按七份均分，人各得15.43亩。程大忠户有四份，合计应是61.72亩；程大庆户有三份，合计应是46.29亩。分地时可能调整了余数，故两户户籍上分别登记为61亩和47亩口分田，与应均分的亩数基本相符。
从这两户我们又看到土地继承和登记的另一种情况。永业田是按田令规定诸子先各均分一份，老男、女子不分。剩余的永业田和口分田则是户内有继承权的人均分，不限于男子，这可能是从本乡习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先在户籍上登记的永业田，在分产后有余时，再与口分田合计均分，并在户籍上转登为口分田。这再次说明，土地基本上是户内继承，并按遗产继承法均分，而户籍上则须按均田令的规定登记。
（二）向官府“请授”的荒田、无主田、还公田等。这是民户手实申报的“已受田”的另一大来源。《唐律疏议》卷一三《户婚律疏议》：
“若占于宽闲之处不坐，谓计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故所占虽多，律不与罪。仍须申牒立案，不申请而占者，从应言上不言上之罪。”
民户要占无主地和荒地，皆须向官府申请。《通典》所载田令明确提到这种手续：
“五品以上永业田，皆不得狭乡受，任于宽乡隔越射无主荒地充。”（《唐六典》卷三为：“其地并于宽乡请授，亦任隔越请射{K23C157.JPG}帅。”）“其因官爵应得永业未请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孙不合追请也。”（《唐六典》卷三为：“若未请受而身亡者，子孙不合追请。”）
“诸袭爵者，唯得承父祖永业，不合别请。若父祖未请及未足而身亡者，减始受封者之半……。”
“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其卖者不得更请。”（注：《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官吏受永业田要申请，百姓受田更得申请，吐鲁番出土的请授田地文书，展示了这种手续。前引大谷三一五○号康大智请田辞，即是在本乡请授荒田的一种类型。下引张智礼的请田辞，则是在邻县宽乡隔越请授田地的另一类型：“景龙三年十二月日宁昌乡人张智礼辞
县司智礼欠口分常田四亩部田六亩{K23C158.JPG}
给授然智礼寄住南城请勘责
于天山县宽乡请授谨辞”（注：75TAM239:9/1-18，据吐鲁番文书整理组录文。）
他们的申请，经县府批准后才能得到田地。民户“受田”经“请授”而来，并不始于唐代，前代实行均田令时也是如此。北齐时，“肥饶之处，悉是豪势，或借或请，编户之人，不得一垄。”“依令，奴婢请田亦与良人相似。”（注：《通典》卷二引《关东风俗传》。）甚至未实行均田制的南方，在梁武帝时也曾下诏允许回乡的无地百姓“诣县占请村内官地田宅”（注：《梁书·武帝纪中》。）。由民户向官府“请授”、“请射”无主荒地，迄于唐末宋初，仍常见于文书和历史记载。这说明它是宋代以前封建政府常有的处理无主地的措施，并非均田令施行时期才有。所不同的是，均田令施行时期官吏与民户向官府请授土地，除要按均田法登记外，还要受均田法规定的限制。首先，申请者要具有法律规定的受田资格，本人占田不足当地平均实际占田数额。其次，申请的田地限于官府掌握的还公田、荒地或无主地。第三，已卖地的人不得再请授。此外，地方官吏请地，还规定“不得于部内请射田地。”（注：《唐六典》卷三○，州户曹司户参军条。）景龙二年曾规定：“畿内逃绝户宅地，王公百官及外州人不得辄请射。”（注：斯一三四四《开元户部格残卷》，见《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一三册仁井田陞文章附图版。唐隆元年敕文又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一○、《文苑英华》卷四六五，文字稍异。）因此，田令虽然规定了各级人等受田的最高数额，实际上要从官府请授到田地，还有相当多的限制。（关于官府向民户分授田地，详见下节）（三）买田。这也是官吏和民户“已受田”的重要来源。田令规定：
五品以上官员永业田“买荫赐田充者，虽狭乡亦听。”“其官人永业田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皆不在禁限。”
“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卖充住宅、邸店、碾硙者……亦听私卖。”
“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依宽制。”（注：《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官吏、百姓的田地，法令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买卖，部分官人、百姓的“已受田”即从购买而来。天宝六载户籍残卷记有郑恩养十二亩买田，大历四年手实残卷记有索思礼十四亩买田、安游璟三亩买田、李大娘二十五亩买田，西州地区户籍残卷上记有“买附”田，即是明证。户籍上的“已受田”来自买田应是相当多的。史籍记载这方面的情况很多，如天宝十四载制说：“天下诸郡逃户，有田宅产业，妄被人破除，并缘欠负租庸，先已亲邻买卖。”（注：《唐会要》卷八五《逃户》。）《文苑英华》载《多田判》：“丁多买田至四百顷，极膏腴上贾……御史纠之，云：天恩数加赏赐，不是赃贿。”（注：《文苑英华》卷五二六。）但是，在敦煌、吐鲁番的户籍残卷上，买田的记载却不多。这一方面可能是买田只在首次附籍时注明，下次造籍时不再附注；另一方面是与土地登记的弊端有关系。天宝十载的诏书就承认：“爰及口分、永业，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帖，致令百姓，无处安置。”（注：《册府元龟》卷四九五《邦计部·田制》。）这是造成户籍上极少见到买田的根本原因。
（四）赐田。田令规定：“应赐人田非指的处所者，不得狭乡给。”“其除名者依口分例给，自外及有赐田者并追。若当家之内有官爵及少口分应受者，并听迴给，有剩追收。”（注：《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赐田是皇帝敕授给官人的土地。日本《令集解》云：“凡别敕人田者名赐田。”“穴云：位职田及口分田、杂色田等，别敕指人给耳。”（注：《令集解》卷一二，田令，赐田条集解。）唐朝的赐田也是一种指名赐给的一种特殊土地，不在
均田制规定的占田数额之内。唐初一些大臣常得赐田，李渊先后赐李子通“公田五顷”、裴寂“良田千顷”（注：《旧唐书·李子通传》、又《裴寂传》。）。李袭誉在京城附近有“赐田十顷”（注：《旧唐书·李袭誉传》。）。武则天父亲武士{K23C159.JPG}得“赐田三百顷”（注：《文苑英华》卷八七三，李峤：《攀龙台碑》。）。赐田也是给的一个占田数额，得赐的人要办理申请手续才能获得土地。日本学者认为赐田不是实给，是正确的。高级官员因有权势，一般都能如数得到，有的却可能有官人永业田“未请及未足”的情况。如少林寺牒：“有大殊勋，据格合得良田一百顷。去武德八年二月蒙敕赐寺前件地为常住僧田，供养僧众，计勋仍少六十顷。”（注：《金石粹编》卷七四，《少林寺赐田敕》。）可为旁证。
赐田也须附于户籍。吐鲁番出土的文书残卷中，有“赐田”、“赐田一易”、“赐田二易”、“赐田三易”的记载（注：《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第三二七页；《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第三八三、四一四、四二四页。）。上引少林寺牒就因该寺僧惠义“妄注赐地为口分田”，“请依籍次附为赐田”，同样说明赐田是要登之于籍的。田令规定除名的官员，其赐田要追收，户内有官爵及少口分应受田的人，可以将赐田迴授。这种追收与迴授，都须依据户籍才能进行。
（五）勋田。《旧唐书·食货志》载：“凡官人及勋受永业田”。田令规定勋官自上柱国至云骑尉、武骑尉受田三十顷至六十亩。《唐六典》卷三在官人（包括勋官）永业田条下注云：“其地并于宽乡请授，亦任隔越请射{K23C157.JPG}帅，皆许传之子孙，不在此（收）授之限”。勋田属于官人永业田一类，故《唐律疏议》卷一二也明确释为“勋官永业地”。唐代授勋不限于职事官、散官，一般卫土也可因战功得勋。此类田也登于户籍，见于敦煌户籍残卷。勋田受田数同样是一种可占田额，非实给。得勋者经请授才能获得土地，“若未请受而身亡者，子孙不合追请”（注：《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文苑英华》载《射田判》云：“或人于京兆府射荫田”，对云：“准丁而请，则无妨废，据
勋来射，交爽事宜，理既不通，地须追夺。”（注：《文苑英华》卷五二六。）这说明请受勋田也有一定的限制。现存敦煌户籍残卷所见勋田数多不足额，就是有勋者尚未请足土地，与一般民户请受田不到法定数额的情况相同。
从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看到，户籍上的田籍登载的土地，有两大来源：一类是民户的祖业、买田，一类是向官府请受得到的田地。对民户的前一类土地，法令的限制较少；对后一类土地，民户要请受到它则有一定的限制。这些不同来源的土地，都要作为民户的已受田登于户籍，并受封建国家法律的保护。
三、民户土地的收授与除籍附籍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代退田、给田文书说明，当地官府确曾向民户收授土地，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均田令是付诸施行的。如果我们在上面分析的民户土地只有一部分来自向官府请授的土地是符合实际的，那么应当如何解释高昌地区的土地收授？它的范围是包括民户全部土地，还是部分民户的土地或民户土地中的一部分？为什么有的民户的永业田会还公？官府收授的土地是什么性质？要弄清这些问题，须结合唐代法律有关民户土地权的确认和变动的规定，具体考察官府是怎样向民户收授土地的。
唐代法律确认民户的土地主权，是以户籍所载田籍为凭。民户的土地主权发生变更，要在官府的户籍上改写田地亩数、地段和主名方为有效，这就是所谓的“除籍”、“附籍”。当时民户土地主权的变动，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民户户内的承继，如父死子继，或诸子分产析户，其土地的主名在户籍上随之改变。（二）民户之间合法的土地买卖，土地由甲户转到乙户，“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年终彼此除附”（注：《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即在两户的户籍上一方削除，一方登附。（三）官府从民户收回的部分土地，改授另外一些民户，在他们的户籍上也要彼此除附。（四）民户非法多占的土地、罪犯的土地，官府没收，授给其他民户。第一、二类土地主权的变动，容易解释，无须讨论；第四类是特殊的情况，也可姑置不论。引起学者间争论较多的是第三类情况，是我们在此要着重讨论的。
根据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代退田、给田文书残卷，官府从民户收回的土地主要有：1.“死绝退”地，文书上有时简记为“死退”地。这是户主死亡户绝，地退官府（注：《开元二十九年前后西州高昌县退田簿》，《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第三九九页至四一七页。）。2.“出嫁绝退”地，又简称“出嫁退”。这是户内女子出嫁后无继承人，户绝退地（注：《开元二十九年前后西州高昌县退田簿》，《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第三九九页至四一七页。）。3.“死无籍剩退”地，或简记为“死退”、“剩退”。这是指外出的“户主没落，有继后”者，户籍上已除名，土地退还（注：《开元二十九年前后西州高昌县退田簿》，《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第三九九页至四一七页。）。4.“逃走除退”地。这是户主逃亡，限满不归，户籍上削除其名，应退还的地（注：《开元二十九年西州高昌县给田簿》，《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第四二三页。）。5.“漏籍剩地”。这是未登籍的隐漏地，被官府括出收回（注：《开元二十九年前后西州高昌县退田簿》，《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第三九九页至四一七页。）。
6.民户因无力耕种或土地恶薄不堪佃种，退还官府的土地（注：吐鲁番地区因土质不好而退田的有景龙三年高昌县宁昌乡张大敏牒：“上件地承籍多年，不生苗子，虚挂籍书，望请退入还公，并于好处受地。”(75TAM239:9/1-18)大谷文书中的高县昌退田簿、给田簿上，有几户的退田未注明原因。据文书残卷中三件里正呈报的退田牒文云：“牒件通当乡开元二十九年死及剩（地）”、“右件地户主没落，有继后”、“右件人地漏剩，令退”，可以推测他们的退田也大致属于这些范围。（《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四○四、四一二、四一五页）如鄯索师、阴久托、和静敏的退地，在一份文书上未注明原因，在别的文书上则分则写为“死退”、“死无籍剩退”等。（《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四一二、四一三页））。这些土地总起来说，就是一份土地文案残卷中概括的“还公、逃死、户绝田地”（注：《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著录的龙图橘文书八、大谷四九四○、四九三七号三件文书残卷，与我国新疆出土的75TAM230:66、67、69、70、73、74、75、77八件文书残卷，同属天授二年审勘天山县主簿高元祯（池田温先生录为
高元颃）是否占种逃死户田的案卷。其中关于这几类土地的提法大致相同：“实不种逃死户田”、“主簿不种还公、逃死、户绝等田、陶、菜”、“实不种逃死、户绝、还公等田”、“主簿营种还公、逃死、户绝田地”、“逃死、户绝田、陶、菜等地”。由此可以看出，官府从民户收回的土地基本上是这三类。）。第一、二类属户绝地，第三、四类属逃死地，第五、六类属还公地，这三大类基本包括了官府在正常情况下收回的民户土地。
绝户田的确定和处理，法律上有详细的规定。绝户的含义，《唐律疏议》明确解释为：“无后者，为户绝。”（注：《唐律疏议》卷一二、一三，《户婚律疏议》；《唐令拾遗·田令》。）所谓“无后者”，皆指无男子。原则上是立嫡以长，无者立庶以长；下至嫡孙、庶孙等等，均无后，即为户绝。《令集解》的释义也同：“谓户绝者，户皆悉绝尽也。”（注：《令集解》卷四○，丧葬令，身丧户绝条集解。）绝户的田，都要还公，由官府来处理。北魏颁行的均田制就已规定：“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注：《魏书·食货志》。仲长统《昌言·损益篇》：“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土地无主即成官府掌管的“公田”，前代已有，也非始于北魏时期。）《令集解》的解释是：“穴云：绝户者，即年还公也。”（注：《令集解》卷一二，田令，园地条集解。）吐鲁番出土的退田文书，证明唐朝沿袭前代的制度，绝户田也是一律还公的。不过，据《令集解》，如果死者生前留有遗嘱，将土地“与亲属并舍施之属，犹还公耳”（同上），唐代可能同样有这种绝户田还公的变通作法。此外，有下述情况，可作绝户或不作绝户处理。一是户内有一人在，不为绝户。《令集触》有条解释是：“其户内所贯，有一人在者，不别亲疎，不为绝户。”（注：《令集解》卷一二，田令，园地条集解。）这条解释是很重要的，它说明在实际执行户籍法中，不是完全以有无男子来确定是否户绝。这显然是袭自唐朝。吐鲁番出土的一件文书具体说明了这点。文书的内容是：有名叫张和妻的，“逐粮在外，死活不知”，里正要收回其名下的二亩
半口分常田，家中的人向县府申诉说：“户内更两人，户见未绝，地未出，望乞处分。”（注：75TAM239:9，据吐鲁番文书整理组录文。）户主虽逃荒死亡在外，只要户内有人，就不是绝户，民户就可要求不收回其地。我们从大谷三三七七、二八五五五号文书也可看到，民户阴久托的地是“户主没落，有继后”，故作为“死无籍剩退”处理（注：《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第四一二页。），而不是作户绝田收回，说明户绝退田与逃死退田是不同的。二是“若户内人不堪承户田地户者，亦为绝户还公”（注：《令集解》卷一二，田令，园地条集解。）。有的户内有人，但不能承受田地和承户，其地亦可作为绝户还公。这大约是指户主死亡，家中只有孤幼子女之类。
逃亡人户土地的处理，实际上是有四种方式。在未知逃亡者是否死亡之前，土地在规定期限内不作还公处理。唐隆元年敕规定：“逃人田宅不得辄容卖买，其地任依乡原价（例），租充课役，有剩官收。若逃人三年内归者，还其剩物。”（注：斯一三四四《开元户部格残卷》，见《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一三册仁井田陞文章附图版。唐隆元年敕文又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一○、《文苑英华》卷四六五，文字稍异。）如果逃人死亡，名籍削除，户内无人可以迴授其地，即可作“死无籍剩退”处理。逃人死亡户绝，即按“死绝退”处理。逃人未死，限满未归，户籍除名，即按“逃走除退”办理。属于后面三种情况的田宅，官方文书中一般称为“逃绝户宅地”、“逃死户田宅”（注：如景龙二年敕有：“畿内逃绝户宅地，王公百官及外州人不得辄请射”（《开元户部格残卷》）；大历元年制有：“如有百姓先货卖田宅尽者，宜委本州县取逃死户田宅，量丁口充给。”（《唐会要》卷八五《逃户》）），即上述文书中概称的“逃死”户田地。
“还公”田的含义有时是泛指所有从民户收回的土地，有时则指死绝户、逃死户以外的人户还公的土地。后一种人户将土地“还公”，有的是籍外非法占田，官府没收；有的是因路途遥远，不堪佃种，请求改授土地；有的是因无力耕种，不能承担赋税。赋税对一些民户土地的还授所起的重要影响，是不应低估的。许多民户弃地逃亡，主要就是赋役沉重引起的。无劳动力不能逃亡的人，当其土地
出租、出卖都不如退地有利时，自然会选择还公的办法来免除赋役。吐鲁番出土的一件文书，谈到有一家只得到一丁的口分地（二亩常田），却充作两丁的口分，每年被征“两丁分租庸，极理辛苦”（注：75TAM239:9，据吐鲁番文书整理组录文。）。如此繁重的赋役，有的民户会将土地还公，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现在所见高昌县开元年间退田、给田文书所载民户退的田地，基本上是死绝、逃死户田，也有上述还公田，但比之前两类田无疑只占少数。这就是说，官府从民户收回的土地，主要是绝户、逃死户田。《令集解》解释日本班田制施行时期官府授给民户的土地来源时曾说：“取死人口分，授生益等，悉不乱授也。”（注：《令集解》卷一二，田令，六年一班条。）唐朝官府授给民户的土地（不包括生荒地）的来源基本相伺。
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民户土地收归官府成为以供授的公田是有限的。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民户不是绝户、逃死户并有能力负担赋役，所占土地未超过法定限额，永业、口分田都不会还公；同样，在户绝等情况下，不仅口分田，甚至永业田也会还公。这就是我们在高昌退田、给田文书中看到有永业田还公的原因。
官府从民户收回的部分土地怎样授给另一些民户呢？《唐律疏议》载：“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授之人对共给授。”（注：《唐律疏议》卷一二、一三，《户婚律疏议》；《唐令拾遗·田令》。）这里所说里正预先校勘造的簿，就是新疆出土文书中的退田簿、欠田簿等，县令的“对共给授”，就是出土文书中的给田簿（注：参见《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日本古代明法家关于“预校勘造簿”的解释，有助于我们具体了解唐制：“谓校勘田及应给人数造簿也”；“古记云：预校勘造簿，谓造田文也”；“古记云：……为依籍造田文故也。”（注：《令集解》卷一二，田令，班田条集解。）具体说，是民户先提出请授土地的报告，经官府审查确认合乎授田资格，就由里正根据户籍编成欠田文书、退田文书呈报至县。县吏依据退田文书编成给田文书。县令对照欠田文书，在给田文书每一段田后逐一签署上应给何人充分。县吏据此编成田籍文书下达到乡里，就完成一年一度的授田（注：参见西嵨定生：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均田制的施行状况》，西村元佑：《关于唐代吐鲁番地区的均田制的意义》，载《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
但是，目前的研究还不清楚的是，高昌欠田文书所载每丁欠田数都很小，最多者仅十亩；给田文书所载每丁授田数也很小，最多者为四亩四十步（注：参见西嵨定生：《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均田制的施行状况》，西村元佑：《关于唐代吐鲁番地区的均田制的意义》，载《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这些欠田数和给田数是根据什么原则确定的？目前所见高昌县、柳中县等地的户籍残卷，各户的应受田数均符合均田令关于狭乡地区最高受田额的规定，即每丁可占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四十亩（注：参见《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欠田文书上所载最高欠田数与户籍所载应受田数相差甚大，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日本西嵨定生、西村元佑等先生的解释是当地可能制定了一种授田的标准额。如按照这个标准额来说，均田制在当地就是实行了的（注：参见西嵨定生：《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均田制的施行状况》，西村元佑：《关于唐代吐鲁番地区的均田制的意义》，载《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我基本上同意他们所说当地可能有一个授田标准额的意见。但是，我认为这不是当地另外颁行有均田制实施细则，也不能由此推论户籍上所载已受田都是受之于官府。
正如本文前节所说，均田令规定的每丁受田数只是占地的最高限额，并没有如数授给民户土地的意思。民户在此限额之内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得土地，其中包括向官府请授无主的还公地。因此，均田令的施行与否的问题，不能从户籍所载民户受田是否达到法定数额来断定。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大多数民户（主要是农民）占田不到田令规定的限额，是普遍的、必然的现象。不论是宽乡如敦煌，狭乡如高昌，已开垦的可耕地都是有限的。所谓宽乡可以受田足额，不过是指在现有耕地外还有生荒地可让民户请垦，并非现有耕地可供民户请足其地。在狭乡地区，无大片生荒地让民户请授，官府能授给民户的田只能是民户已退田。在宽乡地区，每年也有一定的民户退田，一般民户缺乏垦荒条件，自然都愿请授这些已退的近地、好地，熟地，官府每年要处理、分授给民户的主要也是这些土
地。这样，对宽乡或狭乡地区的官府来说，都有一个如何分配那些已退的民户土地问题。
根据现有材料分析，各地官府分配民户已退的土地基本上是采取所谓的均平给授的办法。实行这种办法，就是先确定当地平均授田的标准数额。只有实际占田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数额的，才属可以向官府请地的“欠田”人，并不是所有占地未达均田令规定数额（如宽乡每丁百亩，狭乡每丁六十亩）的人都有资格向官府请地。由于地区不同，各地的标准额也会不同。高昌县的授田标准额，大约是将现有耕地与应受田人平均计算，确定为每个丁、中男子可占地十亩。当地官府以此作为审定请授田者资格的标准，土地不足十亩的，为“欠田”人，可向官府请地；已有十亩以上者，不能向官府请授，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如户籍所载“买附”等来增加土地（注：参见《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吐鲁番出土的一件欠田统计文书残卷，上记上上户二人、四等户五人、六等户六人、户等不明的二人。各户等中欠田最多的有六人，均为“欠常田四亩，部田六亩”；他们的身份有府史、品子、卫士，中男、白丁（注：67TAM376:02(6)，据吐鲁番文书整理组录文。）。在大谷文书的欠田簿残卷上，丁男欠田达十亩的只有一例，其他均在十亩以下。在这份文书中，十六人就有六人欠田十亩，说明十亩是当地请授田的标准数额。现在所见欠田文书，基本上是依据这个标准来编制欠田人所欠亩数，以备县令授田时之用。
但是，十亩数额也只是高昌官府确定的每丁可请地数，每年实际能给欠田者多少亩，则要视当年的退田情况而定。到授田时候，官府根据已退田数和请田人数平均计算，得出每一丁、中及其他人可以实际授田数，才据此进行授田。《唐律疏议》载：“部内总计，准口受田”，“部内，谓州县及里正所管田”（注：《唐律疏议》卷一二、一三，《户婚律疏议》；《唐令拾遗·田令》。）。这里讲的就是上述方法。《令集解》也说：“通计所在之田均给”；“文称校勘造簿，谓只生益隐首等，与还公田相支度”（注：《令集解》卷一二，田令，班田条集解。）。《令集解》特别解释了狭乡地区的授田法：“古记云：不足者为狭乡，
谓依乡法，少少均分给讫”；“穴云：依上条，狭从乡土法，谓先支度一郡内田均给讫，后愿遥授者，依此条给，不愿者不遥授耳。”（注：《令集解》卷一二，田令，宽乡条、狭乡条集解。）高昌地区按十亩标准授田，每年又据现有退田均给，正是“狭从乡土法”。一件出土文书，说明官府做过这种平均可授田数的计算：
{K23C160.JPG}
伍次男人得常{K23C161.JPG}
老寡人得常田贰亩部田{K23C162.JPG}□”（注：68TAM103:18/6，《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二三七页。）{K23C161.JPG}
这件文书所载，可能是某乡平均计算的当年应请地丁、中、老寡每人可得的常、部田数。令根据这类数据，就能对欠田者均平授田。
各地官府在实际授田时，还要按口、按户等均给。唐令规定的原则是：“授田先课役，后不课役，先无后少，先贫后富。”（注：《唐律疏议》卷一二、一三，《户婚律疏议》；《唐令拾遗·田令》。）《令集解》关于“均给”的解释是：“均给，每人均给”；“均给，谓每户均给”；“均给，谓从户上中下等，有多少均给耳。”（注：《令集解》卷一二，田令，园地条集解。）出土的欠田文书，都是按户等分类编制的，说明日本明法家的这个解释，大致上是本于唐制。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所谓的“八户明意”授田办法，它无疑是唐朝上述授田原则的具体化。此法已不见载于现有唐代史籍，今全录如下：
“释云：此条（按：指授田条）具依八户明意，假有甲是课户贫而无田，乙亦课户富而无田，丙亦课户贫而少田，丁亦课户富而少田，戊是不课户贫而无田，己亦不课户富而无田，庚亦不课户贫而少田，辛亦不课户富而少田，则依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为先后次耳。”（注：《令集解》卷一二，田令，授田条集解。）从这种授田先后次序可以看到，有无课役是第一重要的原则，其次是贫、富等第，第三才是田之有无、多少。同是课户、不课户，富而无田的先于贫而少田
者；在课户与不课户中，课户中的富户又先于不课户中的富户、贫户。这种次序的确定，显然与户等的评定有关。
唐代户等的划分，是“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注：《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此“资产”之解释，有的学者认为包括土地，有的认为不包括土地。从《令集解》的“八户明意”法来看，可以肯定是不包括土地，否则就不会有“富而无田”、“富而少田”的情况了。吐鲁番出土开元二十一年的“蒲昌县定户等状”，所报的民户财产均无土地，也可证明这点（注：TAM509，《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七期图版。）。日本《令集解》所说的户等有贫声、丁口两种：“穴云：因对户口即作九等……九等谓贫富九等，丁多少九等，是仍出义仓并差科耳。今师云：……可检唐令云，收手实之际，作九等定簿者是，但据九等检正自身定强弱耳。假作簿云，甲户富上上，于丁中中之类”（注：《令集解》卷一四，赋役令，应役丁条集解。）。这是符合唐制的。《唐六典》载县令之职是：“所管之户，量其资产，类其强弱，定为九等，……若五九三疾及中丁多少、贫富强弱，……皆亲自注定，务均齐焉。”（注：《唐六典》卷三○，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条。）武则天时曾下敕：“（析户）应入役者，共计本户丁中，用为等级。”（注：《唐会要》卷八五《定户等第》。）天宝元年敕有“富高丁多”之句，建中元年赦文有“计百姓及客户，约丁产，定等第”（注：《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这都说明除按资产定九等外，还按丁口多少定九等。前者主要是为了征收义仓税（后为户税），后者是为派差役。授田时所据户等，是前一种贫富等第，而不是后一种丁口等第。
按照上述方法授田，第一是数量都比较小。高昌地区的给田簿说明，一般都是一亩二亩。第二是比较分散，隔越者多，以致在城的东西南北都有。现在所见户籍上的民户土地，大多零碎分散，相互穿插，除因土地有种种来源外，官府这种授田方法也是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官府每年正常收授的民户土地（不包括生荒地和长期无主的荒地），只限于部分民户。它实际上是一种处理无主的可耕地的方法。从户籍登记
来说，民户自己放弃土地主权的情况大致上有出卖、逃亡、户绝、还公四种。出卖是有偿地转移土地主权，逃亡与还公是被迫无偿地放弃土地主权，户绝是自然丧失土地主权。后三者成为无主的公田，经过官府的改授，又成为另一些民户的土地，登于他们的户籍之上。因此，在本质上这是民户土地主权从一些户主转移给另一些户主的一种方式，它与户内继承和民户间的相互买卖不同之处，只是经过官府无偿地来实现这种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土地的民有性质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只有这些土地变成官府直接经营的官田，其性质才会改变。
四、公田和私田、永业田和口分田
户籍所载民户土地的性质，是均田制研究中分歧最大，解释最难的问题。我们讨论了上述问题，就有可能对此问题作出一些说明。
唐朝的法律将所有土地明确区分为“公田”和“私田”两类（注：《唐律疏议》卷一二、一三，《户婚律疏议》；《唐令拾遗·田令》。）。“公田”的范围较广，大致包括官田、还公田、荒地。职田、公廨田、屯田、驿田等，都属官田，是官府直接经营的土地。民户的户绝田、逃死户田、还公田退还后，也属“公田”，由官府管理，用于分授欠田民户。荒地是未开垦土地，由官府管辖，供公、私垦辟之用。“私田”的范围，大致包括官吏、百姓的永业田、口分田、园宅地、赐田、勋田、籍外田、新垦地等等。《令集解》释日本当时的公私田区别是：“位田、赐田及口分田、垦田等类是为私田，自余者皆为公田，”“释云：口分田、垦田等谓之私田也，乘田谓之公田。”（注：《令集解》卷一二，田令，公私田荒废条、口分田条集解。）乘田即剩田，是土地分授后剩余的公田（注：《令集解》卷一二，田令，公私田荒废条、口分田条集解。）。这与唐朝法律关于公私田的区分基本相同。官田、荒地是国有地，性质比较清楚。“私田”的性质，特别是民户永业、口分田的性质，学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大。要辨析它的性质，我们首先须从唐朝法律关于私田主权的规定来研究。
唐代法律对土地权的规定，没有近代法律所用的“所有权”之类的术语。它在表述民户私田所有者的意义时，是用“地主”一词，有时简称“主”，如“苗
1第四章唐代服饰的美学特征 第一节以全新的形象面世 和中国社会历史上诸多社会历史阶段所呈现出的特殊性极为密切关系的是，每一个社会历史阶段的人文景观都因其独特的审美意味而受到审美主体的研究兴趣。作为大唐社会大气包容、宏阔开放精神气度物质呈现主体的隋唐服饰，更是以其独特的美学意味，遗世独立，以其奢华富丽的美学意象，惠泽后世。对于继周之拙朴森严、秦之斑驳凝重，汉之疏旷飘逸服饰美学风格而起，以奢华富丽、正大堂皇之美学意象，灼灼于今的大唐服饰，从历史的客观现实的角度予研究其历史意味和人文精神，无疑有益于我们对唐人的价值追求、精神气度，审美心理的理解和认知，有助于提升中国民众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唐代的服饰在中国古代服饰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所谓承前，就是它将魏晋时期服饰的美的形式传承下来，并以法令制度的形式予以固化；所谓启后，即是指其在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魏晋传统，以一种全新的极富盛世色彩的美学风格影响宋明社会，并且流行于当今之世，以至于使唐装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识。如果拿隋唐时期的服饰与秦汉及魏晋时期的服饰风尚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隋唐服
饰在中国服饰史上具有极其显著的时代特点。 等级初具，尊卑有序。隋唐服饰的这一等级性特点，无论是在其男女冠服（也称礼服），还是常服（也称便服）令式上都表现得特别显著。我们应该认识到，服饰的等级性是封建社会服饰制度的本质之一，无论是那一个封建王朝，对于其赖以生存的等级制度的维护，都是高度自觉和不遗余力的，唐王朝也是如此。 根据服饰美学史家的研究，隋唐以前，各朝的冠服制度对等级的规定都很详细，隋唐的冠服制度基本上承继了汉魏服制并且有所发展。隋唐时期的服饰制度创新，主要是将常服纳入到等级化的服饰序列，即用常服来标示等级集团，区别社会阶层角色。隋朝初建，隋文帝就制定《衣服令》，规定皇帝、皇太子、百官的服制，并且首次规定了皇室及各个职级官员的常服服色。这些服饰制度的制定，使得男子的冠服和常服由等级化转换为制度化，常态化。虽然由于隋王朝的覆灭，这些服饰制度未能得以完全实现，但是经过唐初统治者的强力推动，至少于唐玄宗朝前后，统治者终于完成了常服的制度化。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唐初统治者对于服饰等级的重视，也是一种服饰文化自觉。初唐时期，百废待兴，世情浇浮，官吏民众、士农工商各阶层的常服处于一种无制度的混乱状态，而这种混乱状态影响了“贵贱有节”的高卑之序，混淆了身份归属和角色定位，为了整饬风尚，改变“卿士无高卑之序，兆庶行僭侈之仪”的“讹杂”世象，贞观四年，唐太宗专门颁布《定服色诏》就官民人等的常服做了令式规定：“其冠冕制度，已备令文。至于寻常服饰，未为差等。今已详定，
1.公共行政学:公共行政学是研究公共组织依法处理政务的有效性、公平性、民主性的规律的交叉性与综合性学科。（在这里公共组织主要是指政府，公共行政就是政府行政。） 2.公共行政环境:公共行政环境是指直接或间接地作用或影响公共组织、行政心理、行政行为和管理方法与技术的行政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要素的总和。 3.组织文化:组织文化是指组织在一定的环境中，逐步形成的全体公共组织成员所共同信奉和遵守的价值观，并支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组织文化在政府也可以称之为公共行政组织文化，在企业则称之为企业文化。组织文化包括组织观念、法律意识、道德感情和价值观等。） 4.政府职能: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国家和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应起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指政府在国家和社会中行使行政权力的范围、程度和方式。） 5.市场失效:市场失效是指因为市场局限性和缺陷所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或无效率,并且不能解决外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的问题以及社会公平问题。 6.行政体制:行政体制指政府系统内部行政权力的划分、政府机构的设置以及运行等各种关系和制度的总和。 7.地方政府体制:地方政府体制是指地方政府按照一定的法律或标准划分的政府组织形式. 8.行政区划体制:行政区划体制是指根据一定的原则将全国领土划分为若干部分和若干层次的管理区域，并设置相应的行政机关的组织体制。 9.完整制:完整制又叫一元统属制，是指公共组织的同一层级或同一组织内部的各个部门，完全接受一个公共组织或同一位行政首长的领导、指挥和监督的组织类型。 10.分离制:分离制又称多元领导制，是指一个公共组织的同一层级的各个组织部门或同一组织部门，隶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共组织或行政首长领导、指挥和监督的组织类型。 11.首长制:首长制又称独立制、一长制或首长负责制。它是指行政首长独自掌握决策权和指挥权，对其管辖的公共事务进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并完全负责的公共组织类型。 12.层级制:层级制又分级制，是指公共组织在纵向上按照等级划分为不同的上下节制的层级组织结构，不同等级的职能目标和工作性质相同，但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却随着等级降低而逐渐变小的组织类型。 13.机能制:机能制又称职能制，是指公共组织在横向上按照不同职能目标划分为不同职能部门的组织类型。14.行政领导者:行政领导者是指在行政系统中有正式权威和正式职位的集体或个人。 15.委任制:亦称任命制，是指由立法机关或其他任免机关经过考察而直接任命产生行政领导者的制度。 16.考任制:考任制是指由专门的机构根据统一的、客观的标准，按照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程序产生行政领导者的制度。 17.行政领导权力:行政领导权力是指行政领导者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利用其合法地位以不同的激励方式和制约方式,引导下属同心协力达成行政目标的影响力。18..行政领导责任:行政领导责任是指行政领导者违反其法定的义务所引起的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 19.人事行政:人事行政是指国家的人事机构为实现行政目标和社会目标，通过各种人事管理手段对公共行政人员所进行的制度化和法治化管理。20.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是指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作为生产性要素投入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部劳动人口的总和。它可分为现实的人力资源和潜在的人力资源两部分。 21.程序性决策:也叫常规性决策，是指决策者对所要决策的问题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先例可参考的结构性较强，重复性的日常事务所进行的决策。 22.非程序性决策:也叫非常规性决策，是指决策者对所要决策的问题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无先例可供参考的决策，是非重复性的、非结构性的决策。 23.危机决策:是指领导者在自然或人为的突发性事件发生后，迅速启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大胆预测，做出决定的过程。 24.行政决策参与:是指行政领导者个人或集体在行政决策时，专家学者、社会团体、公民等对决策提出意见或建议的活动。 25.行政执行:行政执行是行政机关及行政人员依法实施行政决策，以实现预期行政目标和社会目标的活动的总和。 26.行政控制:行政控制指行政领导者运用一定的控制手段，按照目标规范衡量行政决策的执行情况，及时纠正和调节执行中的偏差，以确保实现行政目标的活动。27.行政协调:行政协调是指调整行政系统内各机构之间、人员之间、行政运行各环节之间的关系，以及行政系统与行政环境之间的关系，以提高行政效能，实现行政目标的行为。 28.法制监督:法制监督，又称对行政的监督，是指有权国家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合法正确地行使职权所进行的监督与控制。 29.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指通过在公共论坛的言论空 间中所抒发的舆论力量对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等不当行为的监督与制约。 30.行政立法:行政立法一般是指立法机关通过法定形 式将某些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得依据授权法(含宪法)创制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31.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指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有关行使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责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 32.标杆管理: 标杆管理是指公共组织通过瞄准竞争的 高目标,不断超越自己,超越标杆,追求卓越,成为强中之 强组织创新和流程再造的过程. 33.政府全面质量管理:政府全面质量管理是一种全员 参与的、以各种科学方法改进公共组织的管理与服务的，对公共组织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进行全面管理，以获得顾客满意为目标的管理方法、管理理念和制度。 34.行政效率:行政效率是指公共组织和行政工作人员 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 35.行政改革:行政改革是指政府为了适应社会环境，或者高效公平地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调整内部体制和组织结构，重新进行权力配置，并调整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过程。 36.政府再造:政府再造是指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绩 效根本性的转型，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改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
文章四友：指初唐诗人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他们基本上是武后时期的宫延 诗人，专力写作律诗，对唐代律诗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 盛唐气象： 边塞诗派:盛唐边塞诗派诗人以高适、岑参为代表，另有王昌龄、王之涣、李颀等。诗 歌内容上大都描绘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抒写立功塞外的英雄壮志，歌颂将士不畏艰苦、抗敌御侮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揭露了军中的苦乐不均，表现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痛苦。 山水田园诗派：盛唐时期以山水田园为主要写作对象的诗派，代表人物有盛唐的王 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等。他们的作品较多地反映了闲适澹泊的思想情绪，色彩雅淡，意境幽深。 新乐府运动：指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反映现实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因主要倡导者白居易横遭毁谤收到挫折，最终无法继续下去。但新乐府运动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的光辉的一页，并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文运动：唐代韩、柳等人发起的一场以恢复先秦和汉代散文内容充实、长短自由、 质朴流畅的传统，反对浮华的文风的文学革新运动。他们所提倡的散文实际是一种新型的散文，既有所继承，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和时代特点。 “郊寒岛瘦”是苏轼对唐代诗人孟郊和贾岛诗歌的评价（1分）。寒指清寒枯槁,瘦 指孤峭瘦硬,两者含义相似（1分）。郊、岛二人诗风格清奇悲凄，幽峭枯寂，格局狭隘窄小，破碎迫促，且讲究苦吟推敲，锤字炼句，往往给人以寒瘦窘迫之感（2分）。 韩孟诗派：中唐诗人韩愈、孟郊的并称。唐人有“韩笔孟诗”之说。 元白诗派是指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流派，他们重写实， 尚通俗。他们发起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的惩恶扬善，补察时政的功能，语言方面则力求通俗易解。 大历十才子：指中唐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及其所代表的诗歌流派，这一说法最初见 于姚合《极玄集》。大历十才子包括李端、卢纶、吉中孚、韩、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津、夏侯审，大历初年他曾在长安参加重要唱和活动，又创作倾向和诗风相近。其中以钱起、卢纶、戴叔伦成就最高。大历诗人创作内容较贫乏，诗风以清丽空灵、省净纤巧为主要特色，相对盛唐，由壮阔变为清秀，由重气势变为重韵味，艺术显得更为精工。 唐传奇;指唐代流行的文言小说，晚唐裴铏有小说集名《传奇》，后即以名唐人小说。内 容多传述奇闻异事，后人称之为唐传奇。唐传奇是中国古典小说成熟的标志，对后代的文学创作有较大的影响。 变文：简称“变”，即转变的底本。一般说唱相间，散韵组合演述故事。说白与吟唱转
1)一砖一瓦皆说法: 中国建筑的文化特征 中国古代建筑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大土壤中生长、发展，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可读性 中国古代的建筑比之外国建筑多了一些人文色彩。虽然建筑的形式语言很抽象，常用雄伟、高大、轻巧、秀丽等来形容它们。但是，先人们赋予了其以人为的寓意。比如，不同的屋顶、匾额、楹联等有着不同的含义，象征着不同的社会意义、等级制度等。读懂古建筑所作的注解，我们可以领悟比建筑自身丰富得多的内涵。 可塑性 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空间上都是以"间"为单位，这就带来了一种灵活性，人们可以随着使用过程改变其形态、功能，可随意拆、移、挪。 内向性 外国建筑多数很讲究形式外观，而中国古代建筑有些虽然外形简单，比如四合院，进院后却发觉极为丰富，不论是视觉、心理感受或是内涵。再比如苏州园林，也是这样，曲折回转，别有洞天。
超稳定性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封建制度下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没有太大改变，对于建筑的要求也没有太大改变。所以有人评价中国古代建筑千年一律、千篇一律。但是我们要注意，在评价古代的遗存时，不应该简单绝对的褒或贬。它们是历经几千几百年发展而形成的，要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评判。由于看待的角度不同，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延续久远，生命力极强。 容《易》性 中国古代人们思维方式多数受到了《易经》的影响，认为将任何事情放在易学的大背景中去认识，可以发现它规律性的东西。在建筑上，也是这样。比如说，中国古代建筑为何喜用木构而不用石材，这并不是技术问题，是种社会文化现象。"金、木、水、火、土"，"木"象征春天、绿色、生命，用于给生者建造房屋;而"土"即是砖、石，"此生归无，可再生"，多用于为死者修建陵墓、墓室。八卦、阴阳五行、风水等对中国古代建筑都有诸多影响。 建筑的声音 中国古建筑中体现出的音的含义有两种，一是利用建筑物的部件所发出的音响或回声；二是谐音的应用。 第一种类型的应用不太普遍。民间比较熟悉的如中国古塔上悬挂的铃铎，风动铃响，象征"梵音到耳"的佛法大意。比如，历史上著名的洛阳永宁寺塔"角角皆悬金铎，宝铎如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洛阳迦蓝记》）。佛寺铎音在佛教徒听来自有一番梵界的意境。
唐代服饰文化及其对当代服饰的影响 杨彩蓉 （052批专升本历史学学员） 论文摘要：唐代服饰文化内蕴丰厚，兼容并包，彰显大国风范，对当今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的传统服饰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全新历史的今天，在文化领域，全球化和民族化矛盾日益尖锐，中国当代服饰要保持民族文化传统，以大唐帝国的民族创造精神为鉴，立足于汉民族服饰文化的沃土，兼收并蓄，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创造出具有中外合璧特色、浓郁民族风格和开放的当今服饰文化。继承和发展唐代服饰文化，发掘唐装的美仑美焕，创造出庄重典雅、大气磅礴的当代服饰文化，引领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服饰、文化、融合、传承、创新。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于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从服饰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嬗变。二十一世纪，唐装风靡中华大地。我观察着那些纤细束腰、立领盘扣的女装，觉得这些款式很难和飘逸自由的大唐服相联。本文拟从唐代服饰的起源、发展、类型特征入手，探讨唐代服饰文化对当代中国服饰文化的影响。 一、唐代的服饰文化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这时期的服饰既保持汉民族文化本色，又吸收印度和伊朗的服饰特色，兼收西域、吐蕃文化并融入我国文化之中，展开了一次由南北向东西的服饰大交流，是我国服饰文化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 唐代的服装有官服、民服、男衣和女衣之分。官服是政治地位的标志，等级森严。（见电视剧《大唐帝国》中人物服饰）色彩与图案也有严格区分。平常男装多以圆领袍衫配乌皮靴为主既洒脱飘逸，又不失英武之气。 唐代女装富有时代性，往往由争奇斗艳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效仿，又往往受西北民族的影响而别具一格，是中国服装史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女子着装最为大胆的一种，其造型雍容华贵，妆饰富丽堂皇。服装多用大袖，以表现出婉转、舒展，给人以飘然若仙之感。其中贵族女性除律令格
电大专科《公共行政学》名词解释简答题题库及答案（试卷号：2202） 盗传必究 一、名词解释 1．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国家和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应起的作用。 2．行政区划体制：是指根据一定的原则将全国领土划分为若干部分和若干层次的管理区域，并设置相应的行政机关的组织体制。 3．完整制：又叫一元统属制，是指公共组织的同一层级或同一组织内部的各个部门，完全接受一个公共组织或同一位行政首长的领导、指挥和监督的组织类型。 4．行政效率：是指公共组织和行政工作人员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 5．市场失效：是指因为市场局限性和缺陷所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或无效率，并且不能解决外部性问题以及社会公平问题。 6．行政体制：指政府系统内部行政权力的划分、政府机构的设置以及运行等各种关系和制度的总和。 7．程序性决策：也叫常规性决策，是指决策者对所要决策的问题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先例可参考的结构性较强，重复性的日常事务所进行的决策。 8．行政法规：是指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有关行使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责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 9. 管理幅度：是指领导机关或领导者直接领导下属的部门或人员的数额。 10．行政决策参与：是指行政领导者个人或集体在行政决策时，专家学者、社会团体、公民等对决策提出意见或建议的活动。 11．电子政府：是指在政府内部采用电子化和自动化技术的基础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建立起网络化的政府信息系统，并利用这个系统为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公民提供方便、高效的政府服务和政务信息。 12. 公共行政学：是研究公共组织依法处理政务的有效性、公平性、民主性的规律的交叉性与综合性学科。 13. 行政领导责任：是指行政领导者违反其法定的义务所引起的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 14. 风险型决策：是指决策者对决策对象的自然状态和客观条件比较清楚，也有比较明确的决策目标，但是实现决策目标结果必须冒一定风险。 15. 事前监督：是指在某种公共行政管理活动开展之前，监督部门围绕公共行政管理主体的行政行为进行的监督检查。 16. 政府再造：是指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绩效根本性的转型，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改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完成这种转型
古代汉语名词解释 1、直切：用同音字来注音，如“根，音跟”。 2、反切：是用两个字合注一个字的音，称为“某某切”或“某某反”（唐前），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合声调，合称被注字的音。如“毛”，“莫袍切”。《康熙字典》用此法。 3、偏义复词：古代汉语中的一种复音词，用两个单音的近义词或反义词作为词素组成，其中一个词素的本来意义成为这个复音词的意义，而另一个只是作为陪衬。如“有缓急，非有益也。”“缓急”指的是“有急”，“缓”字无意义。 4、本义：词的本来意义。如，向，本来的意义是“向北的窗户”。 5、引申义：从本义“引申”出来的，即从本义发展出来的意义。，向，本来的意义是“向北的窗户”。引申意义是“朝着”、“对着”。直接引申是从本义直接派生出来的意义。间接引申是由直接引申而再引申出来的意义，与本义为间接关系。 6、假借义：如同朱骏声所说是“本无其义，依声托字”，与本义不相。如解通邂（解逅即邂逅）。 7、六书：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汉字形体的构造有六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之法，转注、假借为用字之法。 A、象形：把事物轮廓或具有特征的部分描画出来，构成一个字，如日、月。 B、指事：用记号指出事物特点的造字方法。如上、下、本、末、亦、刃。 C、会意：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组成，把它们的意义组合成一个新的意义的造字法。常常是两个象形字的结合，如及。 D、形声：是由意符（也叫形符）和声符两部分组成的，意符表示意义范畴，声符表示读音类别，如江、沐。意符相同的形声字意义上大都合意符所标示的事物或行为有关。如贝与财物有关，言与言语有关，心与心理有关。 E、转注：说法不一。 F、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如“令”本为“发号”的令，后来借用为“县令”的令。 8、古今字：由于历史的发展，汉字的演变，产生乐一个新的字代表一个字的一个或者几个意义，分担那字部分的意义，那么前一个字为古字，新产生的字为今字。如“责”，其“债务”等意义已经为“债”所替代，但“责任”等意义担任着，故而两者为古今字。 9、异体字：由于时间或地域的关系，人们为同一个词造出两个或更多的字来代表它，形成乐形体结构相差较大，意义完全相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换的字，如睹覩。 10、简繁字：由于人们改革汉字，进行简化而产生的现象，简化字要比繁体字的书写简单，笔画较少，往往是一对一的关系，也有一对多的情况。今天所用的许多简化字是历代相传下来的。如礼礼、气气等。有些简化字和繁体字之间词义毫不相干，因为同音而被采用。如后后、适适、征征、余馀。 11、判断句：以名词或名词性的词组为谓语，表示判断。在古汉语中一般不用判断词“是”，而是在谓语后用语气词“也”来帮助判断。如“董狐，古之良史也”。有时在主语后用语气词“者”表示提顿。现代汉语中主谓之间一般用“是”。 12、叙述句：以动词为谓语、叙述人或事物的行动变化的句子。 13、否定句：表示否定的句子。必须有否定词，古代汉语中否定词可以是副词“不”、“弗”、“毋”、“勿”、“未”、“否”、“非”，可以是动词如“无”，可以是代词如“莫”。 14、词类活用：在古汉语中，某些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又可以灵活运用，临时改变它的其词性，在句中充当其它词类。词的这种临时的灵活运用，就叫做词类活用。如“秦师遂东”。 15、韵母：指一个音节中除声母以外其他因素的总和，包括韵头、主要元音和韵尾。 16、韵：只指主要元音和韵尾（如果有的话）。
1.委员会制 委员会制是指在公共组织中，由两个人以上掌握决策权和指挥权，按照多数原则进行决策的公共组织类型。 2.层级制 层级制又分级制，是指公共组织在纵向上按照等级划分为不同的上下节制的层级组织结构，不同等级的职能目标和工作性质相同，但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却随着等级降低而逐渐变小的组织类型。 3.机能制 机能制又称职能制，是指公共组织在横向上按照不同职能目标划分为不同职能部门的组织类型。 4.战略管理 公共组织的战略管理是指对公共组织在一定时期的全局的、长远的发展方向、目标、任务和政策，以及资源调配做出的决策和管理艺术。 5.政府再造的含义 政府再造是指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绩效根本性的转型，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改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 政府再造就是用企业化体制取代官僚体制，即创造具有创新习惯和持续改进质量能力的公共组织和公共体制，而不必靠外力驱使。 企业家政府是政府再造的重要内容。企业家政府是指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行政管理者，用企业的管理方式，以低成本高产出为目标，敢于冒风险、敢于创新、敢于打破僵化官僚体制，取得高绩效的政府。
企业家政府重视政府的成本效益，重视创新与改革，强调利用市场机制和竞争，强调对执行者授权，主张顾客导向，主张放松规制。 6.目标管理的涵义和特点 目标管理是以目标为导向，以人为中心，以成果为标准，而使组织和个人取得最佳业绩的现代管理方法。目标管理的特点是以人、工作和成果为中心的现代管理方法。 7.行政规章的含义 行政规章是指特定的行政机关根据法律和法规，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行政规章简称规章。 8.事前监督； 事前监督是指在某种公共行政管理活动开展之前，监督部门围绕公共行政管理主体的行政行为进行的监督检查。 9.行政评估的含义 行政评估是指对行政执行活动的进展情况和效果进行评价和总结，包括行政执行过程评估和行政执行效果评估两个方面。一般意义上所说的行政评估主要是指行政执行效果评估。 10.行政领导权力的概念 行政领导权力是指行政领导者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利用其合法地位以不同的激励方式和制约方式，引导下属同心协力达成行政目标的影响力。 11.完整制 完整制又叫一元统属制，是指公共组织的同一层级或同一组织内部的各个部门，完全接受一个公共组织或同一位行政首长的领导、指挥和监督的组织类型。
唐宋文学名词解释 1.初唐四杰：唐高宗武后朝，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四人才俊志雄， 仕途淹蹇。创作上有相似的审美追求，四人从理论和实践上与“上官体”对立，在文学主张上都竭力反对华而不实的绮靡之风，提倡刚健骨气，抒发真情实感。他们对齐梁诗风的批判尤显自觉，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积极开拓诗歌的思想题材的领域，使诗歌由宫廷走向市井，由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对诗的格律形式也有所探索，在初唐文坛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他们的诗激昂豪迈与忧愤感伤交织。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初唐四杰”。 2.风雅兴寄:是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诗歌主张。壮伟之情和豪侠之气，是陈子昂诗歌创作的 个性风采，也是他倡导的风雅兴寄中能反映一个时代士人精神风貌的新内容，被称为唐诗风骨的东西。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主张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提倡风骨和兴寄，对于当时诗风的变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3.吴中四士：指包融、贺知章、张若虚、张旭。四人为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长 安，号称“吴中四士”。 4.初唐体：初唐诗坛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歌行体诗歌。句式自由，以 七字为主，间以三、五、九言，骈散兼行，音韵格律也较自由，篇幅较长，往往融叙事、写景、议论、抒情于一炉。代表作如卢照邻《长安古意》、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 5.上官体：指高宗朝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其诗歌好以绮错婉媚为本，题材以奉和、 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时人纷纷仿效，形成了着力刻画美丽的物象，讲究对仗，用典整丽，精切，音律和谐优美，体制精巧玲珑，他为诗歌的趋于格律化提供了新的范式，是齐梁以来，新体诗过渡到沈宋律诗的一座桥梁。 6.沈宋：指沈佺期与宋之问的并称。二人皆为初唐宫廷诗人，同以五言律诗见长。他们在 总结前人和当代人应用声律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 "宋之问传》）的工作，为律诗在平仄粘对、句数用韵方面的定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以后作诗的人有明确的规格可以遵循。律诗形式的定型，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的作品“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声律精确，属对工整，推动了律诗的发展，五律体制至此已完全定型，七律的体制也开始规范。他们对唐代律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律诗形式的定型，在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自此以后，近体诗与古体诗的界限有了更明确的划分，诗人在创作上，专工新体和专工古体也渐渐有了分道扬镳之势。 7.文章四友：指初唐武后时期的宫廷诗人李峤、杜审言、苏味道、崔融的并称。他们的诗 歌以宫廷应制奉和之作，内容不外歌功颂德、宫苑游宴，内容贫弱，文辞浮艳。但在他们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却有时透露了诗歌变革的消息，有的还对诗歌体制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四人中以杜审言成就最高。胡应麟《诗薮》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他在游宦之中写了一些感情真挚的好诗。 8.沉郁顿挫：杜甫诗歌最具有特征性的艺术风格。沉郁顿挫主要指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 深沉苍凉，“沉郁”有深挚、沉雄、郁结、抑塞之意，主要指感情的力度、浓度、深度，侧重于“意”、“思想”。“顿挫”主要指表现手法的沉著蕴藉、曲折有力，而不是感情奔放，一泻无余，有抑扬顿挫、句断意连、波澜起伏之意，主要指感情表达的层次、节奏，侧重于“法”“表现”。沉郁顿挫之间有紧密联系，是指感情特别充沛深厚而又无法一下倾吐出来，仿佛有东西梗塞其间，几经反复终于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了。 沉郁顿挫：所谓“沉郁”，所谓“顿挫”，。
唐代建筑 唐代（公元６１８－９０７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建筑技术和艺术也有巨大发展。唐代建筑的风格特点是气魄宏伟，严整开朗。建筑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时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形体俊美，庄重大方，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舒展而不张扬，古朴却富有活力，正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完美体现。 简介 唐代（公元６１８－９０７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建筑技术和艺术也有巨大发展。唐代建筑的风格特点是气魄宏伟，严整开朗。唐代中原地区的建筑规模宏大，规划严整，中国建筑群的整体规划在这一时期日趋成熟。唐都长安（今西安）和东都洛阳都修建了规模巨大的宫殿、苑囿、官署，且建筑布局也更加规范合理。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的城市，其规划也是中国古代都城中最为严整的，长安城内的帝王宫殿大明宫极为雄伟，其遗址范围即相当于明清故宫紫禁城总面积的３倍多。 唐代的木建筑实现了艺术加工与结构造型的统一，包括斗拱、柱子、房梁等在内的建筑构件均体现了力与美的完美结合。唐代建筑舒展朴实，庄重大方，色调简洁明快。山西省五台山的佛光寺大殿是典型的唐代建筑，体现了上述特点。 此外，唐代的砖石建筑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佛塔大多采用砖石建造。包括西安大雁塔、小雁塔和大理千寻塔在内的中国现存唐塔均为砖石塔。
主要特点 第一、规模宏大，规划严整 唐都城长安原是隋代规划兴建的，面积８３平方公里，是今西安市区（明西安城）的８倍。使之成为当时世界最宏大繁荣的城市。长安城的规划是中国古代都城中最为严整的。其他府城、衙署等建筑的宏敞宽广，也为任何封建朝代所不及。 第二、建筑群处理愈趋成熟 隋唐时，不仅加强了城市总体规划。宫殿、陵墓等建筑也加强了突出主体建筑的空间组合，强调了纵轴方向的陪衬手法。这种手法正是明清宫殿、陵墓布局的渊源所在。唐代帝陵多利用自然地形，因山为坟，因此比秦汉时的人造巨冢更有气势；陵墓的神道极长，石雕刚健雄伟，数量也较前加多，墓内壁画尤为生动。 第三、木建筑解决了大面积，大体量的技术问题，并已定型化 到了隋唐，大体量的建筑已不再象汉代那样依赖夯土高台外包小空间木建筑的办法来解决。各构件，特别是斗拱的构件形式及用料都已规格化，定型化反映了施工管理水平的进步，加速了施工速度，对建筑设计也有促进作用。 第四、设计与施工水平的提高 掌握设计与施工的技术人员“都料”，专业技术熟练，专门从事公私房设计与现场指挥，并以此为生。一般房屋都在墙上画图后按图施工。房屋建成后还要在梁上记下他的名字（见柳
公共行政学作业3答案 一、名词解释 1、行政监察管辖：行政监察管辖，是指对某个监督对象确定由哪一级或者哪一个行政监察机关实施监督和哪一级或者哪一个行政监察机关对哪些特定监督事项有权进行管辖的法律制度。 2、招标性采购：是指通过招标的方式，邀请所有的或一定范围的潜在的供应商参加投标，采购主体通过某种事先确定并公布的标准从所有投标商中评选出中标供应商，并与之签订合同的一种采购方式。 3、标杆管理：是指一个组织瞄准一个比其绩效更高的组织进行比较，以便取得更好的绩效。 4、行政诉讼：所谓行政诉讼，就是公民或法人对行政机关或行政工作人员就违法行政行为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俗称“民告官”。 二、单项选择题 1．整个行政执行过程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最为关键的阶段是( C )。 A．协调阶段 B．总结阶段 C．实施阶段 D．准备阶段 2．对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案件，需要给予处分的，由( D )给予处分。
A．检察机关 B．行政监察机关 C．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D．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 3．国家预算中占主导地位的是( A )。 A．中央预算 B．县级预算 C．省级预算 D．市级预算 4．根据《立法法》，行政法规和规章应当在公布后的( B )天内报有关部门备案。 A．15 B．30 C．45 D．60 5．批准是一种约束力较强的( A )监督方式。其内容包括：要求监督对象报送审批材料、审查和批准(含不批准)三个基本步骤。 A．事先 B．事中 C．事后 D．全面 6．从20世纪( C )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开始进行行政改革，然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实行市场化也进行不同程度的行政改革。 A．50 B．60 C．70 D．80 7．为了解决在实施决策的过程中出现的而一时又难以查清原因的问题的决策方案，称为( D )。 A．积极方案 B．追踪方案 C．应变方案 D．临时方案 8．行政决策体制的核心( D )。
一、名词解释 1.新乐府运动： 唐代贞元、元和年间，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一批诗人，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重通俗，尚写实”，本着“文章合为文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敢于面对生活，自觉地把生活源泉中觅取诗材，写下大量赋咏新题材，运用新语言，标以新诗题的乐府诗，这就是新乐府运动。 其特点有：一是用新题，建安以来的作家们歌写时事，多因袭古题，往往内容受限制，且文题不协。白居易以新题写时事，故又名“新题乐府”。二是写时事，建安后作家有自创新题的，但多无关时事。既用新题，又写时事，姑于杜甫。白居易继其传统，以新乐府专门美刺现实。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新乐府诗多未尝“播于乐章歌曲”。从音乐角度看是徒有乐府之名，而在内容上则是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真正的乐府。 2. 沉郁顿挫： 这个词文学史上一般指杜甫的风格特征。沉郁顿挫的风格的基调是悲慨。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杜甫诗歌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在於感情的强烈，这种强烈的感情是杜甫最能打动读者的所在。就杜甫的诗歌艺术成就而言，其感情的强烈是第一位的。他的诗，蕴含著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事的心态，便把这种喷薄而出的感情抑制住了，使他变得缓慢，低沉，回环起伏。几欲喷薄而出，但又不得出，缓急回环，跌宕起伏，是为沉郁顿挫 3. 苦吟诗人： “苦吟”，即作诗反复吟咏，苦心推敲，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苦吟诗人”是晚唐时期，以贾岛和姚合为代表的诗派。他们继承韩愈、孟郊的诗风，以“苦吟”的态度，致力于炼字和锤炼佳句，几乎达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缺点在诗境狭窄，有句无篇。历史上最著名的苦吟诗人，大都出现在唐代。著名的苦吟故事如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敲”字的推敲。 4. 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文学革新运动。它经历了从两晋到隋的萌芽期，初唐到盛唐的准备期，中唐的高潮期，晚唐的衰落期等四个阶段。 它以儒学复古为号召，以先秦两汉优秀散文为楷模，用刚健质朴的散文取代绮丽柔靡的骈文，以达到张扬道统，革新文风和文体的目的。中唐的韩愈和柳宗元，提出了以“文以载道”为核心的完整的古文理论，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并把它推向高潮，一时追随者云起响应，终于确立了古文的统治地位。（文风文体的改革，自内容言，是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自形式而言，是由骈体而到散体，是散文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古文：文体名，是散句单行，不讲对偶声律，用文言写的散体文，与骈文相对而言） 5. 韩孟诗派 这是中唐诗坛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此外还有夹到、姚合等人。他们作诗不重视写实，重视主观感受，内容态度上讲究的是煊才、苦吟，不把诗歌作为讽喻时政，干预现实的手段，也不重视社会接受，形式上不愿意从俗趋易，追求的是独创、出奇，用语务去陈言，选择物象搜奇剔怪，风格深险怪僻，又称“险怪诗派”。 主张“不平则鸣”，强调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特重诗歌的抒情功能。“笔补造化”，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
兰台世界２０１２·９月下旬 于课堂之上。开放式教学，可以是地点上的开放，例如孔子经常与学生在课堂以外的其他地方辩论，可以是教学方式上的变革，孔子的教学方式除了讲授，有时也会与学生一起组织一些专题研讨会等，例如那次著名的孔子与子路、冉有、公西华等的言志谈论会，也有一些实践活动，例如孔子曾带学生周游列国，经常是一边周游一边对学生进行教导，以天下为课堂，以天下事为课堂内容，对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３．师生关系。（１）关怀奉献。孔子非常关怀自己的学生，不仅关心他们的思想进步、学业成就，还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人生大志，当他看到子路、冉有等人的优异表现，感到格外地高兴，当冉伯牛生病，他也亲自去探望，子路去世时，他也感到非常地悲痛，总之，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为学生作出了很多奉献，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和流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２）严格要求，积极鼓励。孔子对弟子的要求很严格，时时督促他们努力学习，专心思考，他也经常鼓励学生，“学而时习之”就是他对学生鼓励和要求的总结，体现了孔子作为一个教师的职责，体现了他对于教育事业的热心，体现了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的优秀品质。（３）民主和谐，教学相长。 孔子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他与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关系非常融洽，这是他的个人影响力的体现，同时也是孔子所秉承的教育理念的结果。孔子主张“仁”，所以在教学活动中他主张民主和谐，与学生保持良好的关系。同时，孔子注重在教学的过程中吸收学生的观点，学习 学生的长处，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说的就是应该多互相学习。通过与学生交流的积累所得，来丰富老师的知识，这就是教学相长的过程。 （４）亦师亦友。孔子与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简直达到了亦师亦友的境地。孔子向学生传授知识和能力，同时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学习学生的长处，与学生友好交往，有利于知识的传授和理念的传达，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孔子教育思想中师生观对后世教育的启示 尽管几千年过去了，但是孔子思想依然对现实产生巨大的影响，它的师生观对于后世教育的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教育目 标上，注重以德育教育为基础，抓好对学生的全面教育，孔子言传身教，为学生作出榜样，另外，孔子与学生探讨的话题涉及的知识面比较宽泛，培养了学生多方面的能力。（２）教育对象上，严格遵守 孔子提倡的“有教无类”，对所有的学生提供同样的受教育机会，把他们都培养成合格的人才。（３）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引导，注意因材施教的方式。学校不仅要将知识传递给学生，更应该培养学生思考的能力和思维的特性，使他们更有创造性。同时，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争取使每一个学生都成为优秀的人才，走上适合自己的人生路。（４）在学生学习方面，要以学生的兴趣爱好为出发点，对学生的学习方法作出指导。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应该学习孔子的思想，根据学生的想法来组织教学，还应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５）保持师生融洽的关系。师生之间应该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通过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来提升教学质量，发挥广大学生的聪明才智。 参考文献 [1]李卓英.浅析孔子教育思想中的师生观[J ].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 [2]万莹.孔子师生观与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J ].教育学术月刊，2010（8）. [3]李重阳.孔子的师生观探析[J ].中国成人教育， 2007（17）.[4]南雁.新课改中要树立正确的师生观[J ].教育革新，2010（10）. [5]李江婵.浅析幸福教育观下的师生关系[J ].中国电力教育，2012（2）.一、唐朝建筑成就 唐朝是中国封建制度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时代，国家的安定统一达到了空前高度，经济的发展在继承前人财富基础上达到了鼎盛。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整个国家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繁荣有序，这一时期，上到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在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有了精神和文化享受更高的追求，对于中国的建筑发展史而言，唐朝这种文化生活的兴盛与强大的经济基础，使这一时期的建筑无论是从文化内涵还是工艺格局上都进入到一个登峰造极的时期［１］。 唐朝的建筑，风格多样，不仅表现在重要都城的规划格局气势恢宏，也表现在一般市肆建筑的考究和实用性上，简而言之，唐朝的建筑，已经不再是以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为出发点，它在基本建筑功能的基础上多了对文化内涵的体现。无论是城市、街道、道观、寺院、宫殿还是寻常的里坊、市肆等，从规划到设计，功能区分明确，干净整洁，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唐朝的都城长安，它的 规划布局对后世建筑规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安城的规模在当时是其他国家与城市都望其项背的，它的资源、人力、财力优势也对整个都城的建筑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除了长安城以外，唐朝的建筑成就也分散在民间，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唐朝的寺院、道观建筑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较为著名的有以木建筑结构闻名的南禅寺和佛光寺。这些建筑， 不仅仅在唐朝是当时建筑文化兴盛的体现， 在整个人类的建筑历史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文明成就。二、唐朝建筑的文化特色分析 第一，建筑与儒家思想的结合。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除了直接地体现在当时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和价值形态中，儒家文化对唐朝的建筑风格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礼”，封建社会的“礼”有着特殊性，它除了指代一般的礼貌、 礼仪以外，更是表现为一种尊卑有序。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权威的至上，决定了这个时期的“礼”与皇权的威严与社会的等级秩序密切相关。 唐朝的建筑，从其功能区分来看，主要有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等，这些功能的不同决定了建筑规划和设计建筑历史，其实也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每一个朝代的建筑风格，都独特地展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 方面的风貌与形态。本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以唐朝建筑为出发点，分析这一时期建筑的文化内涵与工艺风格。 唐朝建筑文化风格唐朝建筑风格与文化特色研究 □ 河北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张瑞雪 摘要关键词………………………………………………………………………………………………………………………………………………………史学争鸣 ＳＨＩＸＵＥＺＨＥＮＧＭＩＮＧ ２７
兰台世界2012·4月下旬 ……………………………………………………………………………………………………………………………………………………… 公望小传称：“尝为浙西宪司史，……宪长徐容斋高礼重之。”此虽有具体人物，但时间、地点均不明确。嘉靖《浙江通志》则明确记载：“元至元中，浙西廉访使徐瑛辟为书吏，未几弃去。”此后，万历《杭州府志》及其他记述皆引此说。又有记载云：徐瑛世祖二十九年出任浙西廉访使，是时，黄公望24岁，被“辟为书吏”，当年岁末随署迁到杭州。 公望入狱，《录鬼簿》为“先充浙西宪吏，后在京，为权豪所中”。叙述固然简略，但事件顺序清楚。黄公望入狱一次，且与浙西宪司徐瑛无关。对于入狱之缘由，相关各书记载均有含糊不清之象。目前发现，唯有元代王逢（1319—1388）明确指出与张间案有关。《梧镶集》卷四《题黄大痴山水》诗前引云：“名公望，字子久，杭人。尝掾中台察院，会张闾平章被诬，累之，得不死，遂入道云。”王逢是黄公望晚岁“忘年交”，对公望一生中最关紧要的事件自然清楚。张间于延祐二年（1315）九月被治罪。然依史考，可知公望在京师入狱，时间稍晚于张间。翰林杨载《仲弘诗集》中，有三首是给黄公望的诗，都与其下狱之事有关。例如，《次韵黄子久狱中见赠》云：“解组归来学种园，栖迟聊 复守衡门。徒怜郿坞开金穴，欲效寒溪注石尊。世故无涯方扰扰，人生如梦竟昏昏。何时再会昊江上，共泛扁舟醉瓦盆。”据首尾两联之意， 此诗应为杨载辞官归杭后接到黄公望在京都狱中赠诗而作。黄公望出狱后，虽未对宦途彻底灰心，但因蒙受过牢狱之灾，加之年近知命元朝才开科取士，故而加入全真教并潜心绘画，不久即声名大震。此后，他常“潜合隐士之行”，并逐步走向隐逸之路，构一堂于别径，“每春秋时焚香煮茗，游焉息焉。当晨岚夕照，月户雨窗，或登 眺，或凭栏，不知身世在尘寰矣”[4]73。 总之，黄公望自幼即负才名，早年画艺虽不高明，但中年画艺精进，颇受时人赞赏，亦为官僚地主所赏识，为豪富座上宾。通过刻苦钻研， 大量临摹古代画迹并参以己意，逐步形成了“山川浑厚、 草木华滋”的艺术风格[5]12。早年的他混迹于宦途，豪富们收藏的历代书画名迹就成了他临习的范本，也使得他能够从古代名迹中吸收丰厚的艺术营养，扩大艺术视野，提高艺术品位。综上可知，历史生活背景、拜师学艺、为吏及下狱和豪富们的经济资助和艺术支持等成就了黄公望。这些是他艺术水平迅速提升和艺术风格迅即形成的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杜哲森.元代绘画史[M].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3]谢成林.元代画坛魁首[M].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4]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5]黄宾虹.中华美术丛书[C].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 唐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于博采外来的王朝，它既善于归纳和发展前代传统文化的成果，又主动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因此，开放性和世界性，成了它最大的特点。反映在服饰上，就是雍容华贵、精彩纷呈、兼收并蓄、大胆开放的特征。 一、唐代服饰的特点 1.中原服饰与胡服的结合。“胡服”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作为外来民族服饰的意义使用的，其所指不限于一个民族。唐代的胡服，实际上包括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服饰和印度、波斯等外国服饰。概括来讲，唐代服饰具有衣长及膝、衣袖瘦窄的特点。腰间系有革带，头戴毛毡或皮帽，脚穿着靴。领式为圆领、翻折领、对襟开领等，下着竖条小口裤。脚上为尖头的绣花软履。从西安出土的陶俑中可以看出很多这种装扮的妇女形象。所谓胡帽， 通常以兽皮制成，周沿上折，甚为轻便。最受欢迎的胡帽叫“浑脱”，以羊毛制成。 胡服传入中原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但是真正在服饰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在初唐至盛唐的一段时间内。这是由于这一时期印度、波斯等国使节、商人来华者甚多，异族文化亦随之输入，特别是西域文化大量传入唐代（最主要是西域文化的传入），对于胡服的流行产生了较大的推进作用。另一方面，唐代对外来文化采用兼容并包、大胆吸收的态度，外来民族的音乐、歌舞、技艺、服饰皆为唐人普遍爱好。唐太宗之子李承乾在东宫“使户奴数百人专习伎乐，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桎跳剑，鼓甬之声日常于外。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似胡者著以羊裘辫发”[1]2648 。上行下效，这种风气至开元、天宝之时，风靡日 甚，贵族妇女莫不以胡化为时尚。开宗后，“宫人从驾，皆衣胡帽乘马，至露髻驰骋，而帷冒亦废，有衣男子衣如靴，如奚，契丹之服，武德间， 妇人穿履及线靴。开元中，初有线履，奴婢服阑衫，而士女衣胡服”[2]528。 唐代女子受到胡服的影响最为深远，处于对胡舞的崇尚，民间女子争相效仿胡女的装扮，以穿胡服为美。她们头戴胡帽，身穿翻领或圆领的对襟窄袖长袍，领口边有绣花的宽边，里面穿着有条纹的小口裤。这些妇女当中，以杨贵妃为代表。 除此之外，唐代妇女由于骑马之风非常流行，所以女子的骑马服也是比较有特色的。他们在马上往往穿着一种叫做“幂詈”（一种斗篷）的服装，大约是为了遮蔽风沙，其样式很像一种连帽的斗篷，这服装在北齐即已经传入中原，武则天之后逐渐被淘汰。 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还受到回纥服的影响，身穿翻领窄袖长袍，袖口和领边用金线绣花，贵族妇女还佩戴缀有宝石的金饰冠。翻领窄袖长袍不仅流行于民间，而且也流行于宫廷之中，皇帝出宫，随驾的女子也穿回纥服。在胡服流行的同时，女子穿着男装也是非常流行的，在我们今天看来，中性的打扮可能只有在发达的21世纪才可能出现，但实际上，早在唐代的时候，这种风气就非常流行。 女子穿着男装先从宫中开始，后来民间女子也争相仿效，逐渐成为一种风气。 2.开放的唐代女装。唐初，女子服饰以窄袖儒衫加长衫为主要特点，至中唐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增加了许多外来的元素，风格更多元 唐代由于政治的开放与经济的发展，思想的开放与文化的多元性等因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风尚，并直接影响到 人们的社会生活，反映在服饰上形成了雍容华贵、 精彩纷呈、兼收并蓄、大胆开放的特点。唐代服饰特点成因 论唐代服饰的特点及成因 □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罗进 摘要关键词文博考古 WENBOKAOGU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