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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伊始，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已被列入我国立法规
划。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立法进程波折不断。时至今日，仍难获正果。其间，刑事诉讼法学者进行多角度观察、调研，并提出专家建议稿、律师建议稿等多种立法意见。这些都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构架了桥梁。尽管如此，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仍“犹抱琵琶半遮面”难以出台，原因何在？本文试从五个方面入手，具体分析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遭遇的观念层面上的阻力。
一、应然与实然的艰难抉择
任何一次法律的修改，都会遇到各种利益的冲突，在冲突面前必须进行抉择。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矛盾和冲突，即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从理论上应达到什么高度，以及修改后在实践中能够获得何种效果？如何在应然与实然之间进行理性的抉择，成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需要迫切解决的首要问题。
首先，在应然与实然问题上，学界和实务界意见不一，争执很大。在我国法治从传统向现代迈进进程中，学界主张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必须有一定的超前性，不能拘泥于当前的条件和形势。只有超前的法律才能符合科学发展观，才能使法律传统在稳定中求得发展，法律秩序在发展中求得稳定，真正实现法治现代化。学界认为在应然问题上研究不够，实然情况也将难如人愿。再修改必须反映期待，否则将很快滞后。
而实务界则强调立法应立足于司法实践对诉讼制度的合理化需求，认为学界不了解中国国情，对实然问题认识不够，对再修改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其提出的一些应然主张在当前阶段难以达到，或者会造成惩罚犯罪不力。我国“司法一体化”的传统司法体制结构、以警权为主导维系社会运作的架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以及法院的中立性的保障不力、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贯彻等因素，对司法体制性变革以及相应程序的现代化改造造成了一定障碍，使得某些超前性的立法缺乏其存在和运行的基础和条件。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立法能在实践中有效实施？如何把立法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并更好的指导实践？再修改中，我们必须立足于实然并充分考虑应然，在立法理想与实践现实中寻求最佳结合点。要做到这一点，难度很大。
其次，解决应然与实然问题，必须处理好立法与执行机制之间的协调问题。法律的生命不仅仅在于制定更在于执行，通过完善的执行机制使立法规范真正从纸面走入司法实践，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法条上写的与实践中做的如果存在明显差别，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公开违法，这将严重损害法律的权威性。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就是明显的例证，其中很多的修改条款都没有真正被落实，甚至被架空。比如法律条文中明令禁止刑讯逼供，司法机关也一直致力于解决此现象。但是在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法律的规定缺乏一种执行保障机制。我们必须通过一种执行保障机制来保障审讯在合法的环境下运行，对侦查人员的执法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对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制裁。在贯彻诉讼理念的同时，必须关注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增强诉讼制度的可操作性。
基于此，学界提出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讯问时采取录音录像制度、取消刑诉法第93条、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等，来保障审讯的合法性。但是，实务界提出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办案经费不足，侦查能力低等制约因素，认为从立法上确认上述规则、制度不现实。尤其是，坚决反对废除刑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困境及出路
马娟娟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法律系，西安710043)
作者简介：马娟娟（1976-），女，陕西商洛人，陕西警官职业学院警察管理一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
摘要:对于现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呼声已有时日，然而新法至今尚未出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在刑
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中，未能解决观念层面上的诸多问题。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面临着应然与实然、权利与权力以及国际资源整合与本土化之间的艰难抉择。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修改；困境;出路中图分类号:D925.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0)04-00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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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诉讼法第93条，认为这将直接影响到打击犯罪的效率。
如果强制立法，在实践中流于形式，那么立法也将失去现实意义。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不但要重视相关内容的进一步完善，而且要重视这些规定能够得到专门机关的尊重和切实执行；在立法过程中关注执行保障机制，规制专门机关的执法职权。目前实务界与学界认识上分歧很大，立法部门与实务部门意见上也不一致，解决好立法与执法之间的冲突仍是困难重重。
二、专门机关之间的权力之争
现代刑诉法理念要求限制公权力，加大人权保障力度。因而，刑诉法再修改直接关系到公权力的再分配问题和部门之间的权力之争。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来具体实施的，但由于我国立法中长期存在着部门本位主义倾向，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公检法司的权力及职责息息相关，所以在修改进程中法工委非常重视实际部门的意见，这些权力机关从自身的工作便利和部门权力出发，往往对改革提出一些不同甚至相反的建议。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可以提前介入诉讼，但在侦查阶段的身份却不是辩护人，让我们再明确不过地看到了部门力量的强大。各部门之间的意见不容易协调，很难达成一致，使得我们的刑事诉讼法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1]
同样，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发布后，各部门为了扩张自身的利益，争相出台本系统的实施细则，或发布本单位的办案规定与办法，这些被称为“司法解释”的规范性文件，形成了庞杂混乱、矛盾百出的办案潜规则。此外，各部门都要求本系统必须严格执行这些彰显部门利益的规范性文件，为执法活动相互扯皮留下隐患。[2]专门机关之间的权力之争已严重影响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统一性，并对修法进行体制性变革以及相应的程序改造造成一定障碍。为此，如何协调好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合理配置公权力是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之路上必须解决的难题。
三、惩罚与保护的矛盾整合
刑诉法的目的和价值，也就是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刑诉法再修改无法回避的问题。多年来，我国一直将惩罚犯罪作为刑诉的基本目标，随着人权意识的提高，保护人权目标也得到了强化，特别是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无论是从条文规定还是司法实践上，仍体现了“重打击，轻保护”的立法和执法理念。打击犯罪是刑诉法的首要任务，而保护人权是建立在不妨碍打击犯罪的基础上的。
对于惩罚与保护问题，再修改首先涉及的是转变立法观念问题。我们必须改变一些传统的司法观念，如从传统的“重打击，轻保护”走向“打击与保护并重”，贯彻完善无罪推定原则，扩大辩护权的范围，加强对公权利的制约，加大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救济等。
其次，对于惩罚与保护问题，再修改还应重视执法观念上的转变。在具体的执法活动中，司法机关常常是安全优先而公正兼顾不足，过分地追求打击、控制犯罪，而忽略了保护人权。侦查机关常以查获了多少案件，逮捕、起诉了多少犯罪嫌疑人作为衡量和考核办案人员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办案人员为了追求业绩，有时不惜采取违法违规的手段扩张权力，侵犯诉讼参与人人权等。
重惩罚还是重保护，实现刑诉法的两大基本目的取决于国家的刑事政策。当前的中国刑事政策还是很难摆脱职权主义的体制，法律实施的主动权主要掌握在公检法等机关手中；而转型期社会矛盾突出，也迫使权利决策高层从稳定大局出发，很难放弃以警权为主导维系社会运作的构架；同时，民众对于社会安全的渴望，在很大程度上会压倒对于权利侵害的恐惧。在这样的背景下，刑诉法的修改，或者说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实际上并不具备完全的条件。[3]刑事政策现状成为转变立法和执法观念的障碍。
四、法律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冲突协调
法律制度是一个有机体，它是由特定的结构、功能要素有机结合而成，而且还受到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传统等因素的深刻影响。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入，各国在保持民族自身本土法的基础上，移植一些体现人类共同文明的国际通行规范，以实现法律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交融。
新刑诉法的修改也必然要面临着法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整合问题，既要立足于我国国情，又要尊重国际刑事司法的准则。然而，我国法治发展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一些现实的国情为法制的国际化设置了阻力。对于一些国际通用的制度，如沉默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讯问时律师在场、证据开示制度、司法审查等，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尴尬境地：从程序正义角度上来看，它们不无正当性；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它们确立于大多现代化法治国家的法律中，但是却没有一项能在中国法律之中完全确立。
首先，限制侦查权与保持社会稳定的矛盾。国家的刑诉活动中，侦查行为是其行使公权力的重要方式，如果公权力的行使缺乏合理的法律约束，就会导致权力的任意扩张和滥用，甚至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现代化的刑事诉讼要求限制公权力，但是限制侦查权力可能使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下降，犯罪成本降低，社会治安出现波动。据调查，刑事案件发案已经从1996年的160余万起增加到2005年的460余万起。在各种犯罪中，暴力犯罪增长较快，危害加大；经济犯罪案件增长迅速，涉案金额巨大，损失严重；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突出；未成年人犯罪增多；高学历人员犯罪增加；流动人口成为犯罪的主力军，据统计，在广州，流动人口犯罪占犯罪总数的80﹪，在深圳则高达97﹪。从有关经济发展和犯罪增长的轨迹看，我国的犯罪数量仍然存在较大幅度增长的可能。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时期，是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凸现的时期，影响社会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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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 第七十五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七十三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 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八十一条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等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第七十九条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第一百零八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意是： (一)“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二)“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三)“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 (四)“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第一百零六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意是： (一)“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 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二)“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三)“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 (四)“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
解读新《刑事诉讼法》主要修改内容（一） 一、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二、修改完善了律师会见阅卷程序。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获得人大通过。这部施行了16年的刑诉法，完成了第二次“大修”， 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改内容很多，主要有以 下九个方面： ▲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制度。新刑事诉讼法重点完善了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规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在侦 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 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同时增加一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这样修改，进一步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律师的作用。 ▲二、修改完善了律师会见阅卷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修充分吸收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完善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加强了对律师依法履行职责的保障。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和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均需经侦查机关批准。修订后的《律师法》作了不同的规定，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新刑事诉讼法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并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这就解决了刑诉法与律师法的衔接问题，保证了法律和司法的统一，同时，也解决了侦查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
新《刑事诉讼法》主要修改内容解读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获得人大通过。这部施行了16年的刑诉法，完成了第二次“大修”，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指导思想方面把握了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二是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三是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与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次刑诉法修改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适应新形势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需要，着力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际，有很多亮点和创新之处，是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和健全完善。 这次修改内容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 本次刑诉法修改一个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刑事诉讼法总则，并在多项具体规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贯彻和体现。这是宪法有规定以来，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有了人权规定。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刑事诉讼活动是国家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活动，其诉讼过程与诉讼结果均与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等基本权利息息相关。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既要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公民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为此，本次刑诉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第2条，既有利于彰显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 本次刑诉法修改在很多具体诉讼制度和程序规定中都注意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例如，在完善证据制度中，明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完善强制措施制度中，完善了逮捕条件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强调检察机关在批准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在完善辩护制度中，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辩护律师会见和阅卷的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在完善侦查程序中，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在完善审判程序中，明确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规范发回重审制度;在完善执行程序中，增加社区矫正的规定;在增设的特别程序中，设置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等。
贯彻执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贯彻执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xxxx年10月至11月，xxxx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专题视察组，对全州贯彻执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情况开展了专题视察调研。通过视察调研发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自颁布实施以来，全州各级法院、检察、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机关和xxxx监狱（以下简称各单位）高度重视修改后刑诉法的贯彻执行工作，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各单位特别注重修改后刑诉法的学习培训工作，加强对执法办案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注重转变观念，不断提升执法办案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加强贯彻执行修改后刑诉法的各项配套机制建设和人财物等保障工作，使修改后刑诉法在全州得以顺利贯彻实施。但同时，全州在贯彻执行修改后刑诉法的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和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本文旨在对这些问题予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各单位之间在实施刑诉法过程中的协调还不够主动、配合还不够顺畅。视察组发现，各单位在贯彻执行刑诉法过程中，在运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上，存在不足之处。在四个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一是非监禁刑、暂予监外执行的裁判与执行方面相关单位思路不一致；二是职务犯罪案件判处非监禁刑方面存在分歧
意见，个别案件存在超审限现象；三是社区矫正的审前调查评估、被矫正对象交接工作衔接不顺畅；四是律师执业的权利保障以及阅卷、会见的工作条件尚未全面改善。除此之外，还存在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两法衔接”上，落实法律和政策规定工作不主动、配合不给力的问题。 （二）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工作急待加强。修改后刑诉法对公安机关开展刑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确立了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律师在侦查期间便可介入等等，加大了刑侦工作难度。另外，近年来州内刑事案件数量居高不下，计算机网络犯罪、电信诈骗犯罪等新型犯罪日益增多，侦办难度较大。公安机关刑侦部门除承担命案、涉黑恶案件等重大复杂案件的侦办任务外，还担负着维稳处突等工作，任务异常繁重。而全州现有刑警数量200人，仅占总警力数的7.8%，离公安部规定刑警占总警力数20%的要求相差甚远。特别是刑事技术侦查队伍职级待遇低，人才流失多，力量严重不足，刑侦信息化水平落后，刑侦技术专业门类建制不齐，制约了刑侦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社区矫正工作急待强化。社区矫正工作以前由公安机关负责，刑诉法修改后明确由司法行政机关履行该项工作职责，但司法行政机关并没有增加人员编制。我州目前在册社区矫正罪犯2941人，但全州88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基层司法工作人员总共只有162人，还有32个一人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严重不足。因一人调查取证有悖法律规定，一人所根本无法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全州社区矫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修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在此背景下，2004年全国诉讼法年会在广州举行，与会代表重点讨论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问题。代表们对刑事诉讼法改还是不改、大改还是中改、小改，以及改革的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刑事程序问题，基本理论问题以及证据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热烈的讨论。 司法实务部门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出如下建议： （一）人民法院的与会代表建议： 世界各国都把完善诉讼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96年刑事诉讼法制定，在我国司法制度上有重要义意，目前刑事诉讼法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修改的基本原则上应坚持1、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2、公正与效率兼顾。公正与效率有时相互影响，要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3、立足中国国情，同时借鉴各国成功的经验。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有助于我国法制发展和完善。 在审判的具体措施上，首先是重视简易程序的作用，简易程序对提高诉讼效率有一定意义，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建议扩大简易程序的受案范围。目前简易程序只适用三年以下案件，建议对三年以上也可以适用简易。对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也可以适用简易程。 要对证人出庭作出明确的规定，证人没有出庭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要加强对证人保护，国家应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对证人的补助；对证人出庭作证应规定宣誓制度。实行庭前证据展示制度，这样做一是对被告方保护，二是防止证据突袭。 在强制措施方面和审理案件期限方面：对超期羁押要进行整顿；建立保释为主，羁押为的强制措施制度；建议办案期限与羁押期限相分离。目前对法院办案期限规定不具有合理性，侦察期限是算在审限中的，应根据案件具体案件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国外对法院的审限是不作规定的。在案件的受理方面要设定合理的诉讼程序程序，使符合条件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 死刑核准程序应该加以完善，不应简单规定为法律审和程序审。改革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的问题，对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应该规定条件。 （二）人民检察院的与会代表建议： 正确客观评价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进行刑事法修改的前题。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十分必要：诉讼理论有重大发展；在司法实践中制定了相当一部分规定，这些规定经过检验，已经成熟，可上升为法律；目前我们的法律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制定新的规定去完善它；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修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有利于促进司法机关转变观念。 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坚持的原则：1、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目前我们打击犯罪任务还是很重的，在一定地区人们还没有安全感，要重视对犯罪的打击，在打击犯罪中也重视对人权的保护。2、立足国情和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相结合。国情的内容很复杂，
谈谈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有关的几个问题 摘要：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作出了新修订。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所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给检察工作和检察制度带来了深刻影响，对检察机关规范执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全体检察干警要以贯彻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为契机，强化法律监督、强化自身监督、强化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检察工作水平。笔者作为基层检察干警，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提出了几个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相关的概念（或表述），并谈了笔者的几点想法，希望能与各位司法同仁切磋，以期更好适应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要求。 关键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挑战；人权保障 1948年12月10日，世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17号决议 （a/res/217）是一份旨在维护人类基本权利的文献——《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旨在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 遵行。此后，人权被认为是当代国际社会获得普遍承认的价值和政治道德观念，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或华而不实的标题，而是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民主法治、政治文明、社会和谐的标杆。我国也先后签署了一系列人权公约，比较重要的有：《儿童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示公约》、《禁止酷刑和
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尤其是我国宪法2004年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使得尊重和保障便成为我国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 2012年3月14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是继宪法中载入“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后，第一部部门法以刑事诉讼法重要任务的形式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将对整部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基本价值和具体程序起着标杆作用。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关于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和探讨广度越来越宽、深度越来越深，各种观点和学说百家齐鸣，这对于繁荣刑事诉讼法学尤其是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研究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笔者通过学习专家学者、检察同仁的调研文章、相关报道，对几个基本概念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如有不周之处，请斧正： 一、（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与新刑事诉讼法。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将于2013 年1月1日开始实施 程序正义重在有法必依 记者杨维汉、陈菲 ? 2012-12-31 05:40:52 来源：《人民日报》（ 2012年12月31日 11 版）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两大程序法将于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公正是任何诉讼程序的首要价值。公正的诉讼程序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法律条文要因时而变，而法的精神和法要维护的公平正义不变。执法、司法和守法层面的新考验，也将随着新法的实施而开始。 此次刑诉法修改覆盖了所有诉讼流程：从立案到侦查，再到起诉、辩护、审判、执行，外加证据制度。民诉法修改也涵盖了七大领域，公益诉讼首次入法，小额诉讼制度得以确立，以及审判管辖的细化、财产保全的法定化、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的优化等等，无一不是重大的进步。 两大诉讼法的修改虽在具体内容上根据各自特点而不同，但在对人权保障的追求上却是共通的。新刑诉法直接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民诉法也将人权思想贯彻于法条中。 司法机关有法必依、严格执法，让诉讼法展现强大生命力，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更大期许。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指出，法院审理案件要充分认识正当程序的独立价值，不仅要保护好“强者”、有理者的程序权利，也要保护好“弱者”“无理者”的程序权利。即使被告人有违法犯罪，如果能公平地对待他们，充分保障其
程序权利，也能唤起他们的良知。 修法也促使执法机关的理念发生显著变化。公安部法制局局长孙茂利说，全面贯彻落实修改后的刑诉法，将使公安机关坚持以收集证据作为侦查活动的中心，实现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的目标转变。 修改后的两大程序法即将实施，其彰显的程序正义价值获得广泛认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实践中，个别领导对案件出于各种目的发话、打招呼，瞬间冲毁程序法设置的“堤坝”，破坏司法公正的实现。“个别领导一句话”值得警惕。如何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应是下一步司法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 新刑事诉讼法看点 死刑复核更慎重 落实“少杀、慎杀”原则 为落实“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原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使得死刑复核更加慎重。 新刑诉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2018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权威”与“人情味” 2018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通过。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主要为了保障与2018年3月制定的《监察法》两部法律的连续性。由于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我们需要对检察院和监察委的职能进行重新划分，所以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的看点就是职权划分，其次，随着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增加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最后，新增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其中既体现了诉讼法来保障实体法的严格权威，又体现了保障诉讼主体权利的“人情味”。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三个亮点内容： 一、检察院立案管辖权新变化 2018年版《刑事诉讼法》的十九条，与2012年版《刑事诉讼法》十八条对比，我们可以知道，《监察法》的立法中确立，贪污贿赂类犯罪已经由监察委员会立案侦查，为了适应《监察法》，对《刑事诉讼法》作出了进一步完善修改。第一，检察院的立案权删除了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这保障了监察委员会与检察院立案的分工，不会出现推诿，衔接不明确的情况。第二，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这其中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修改为“司法工作人员”，新的立案权体现了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保障了检察院对法律的监督。监督更为精确性。第三，保留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虽然是公安机关管辖，但是经由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依然可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 二、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一个章节作为第三章缺席审判程序。这个制度丰富了我国诉讼的程序，以往，贪污贿赂案件、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恐怖活动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了规避法律，逃往境外，按照以往的刑事诉讼法，只有在对被告人缉拿回国才能进行审判。此次增加缺席审判制度，大大提升了我国司法的威慑力。 在增加缺席审判制度的同时，新《刑事诉讼法》还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比如，第一，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法律援助律师为其辩护。第二，如果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不服缺席判决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确有错误的，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第三，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罪犯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 针对此部分的修改，在备考中应该注意的是细节考查，比如这样一道例题： 2018年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缺席判决制度，对于缺席判决制度表述错误的是： A. 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B. 被告人的近亲属不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面临五大热点与难点问题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必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在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的关注上，则要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必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在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的关注上，则要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具体来谈，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要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贯彻其理念。无罪推定是现代各国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国际公约确认和维护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制定和推行的正当程序最低限度标准之一。虽然人们认为，我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作了借鉴，如在基本原则部分增加第十二条，即“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首次从立法上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作区分，取消免于起诉，规定证据不足不起诉、证据不足应当宣告无罪等。但由于法律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课以其如实回答讯问的义务，现实中侦查仍存在以获取被告人口供为中心的倾向，以刑讯或其他非法方法逼取口供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加之立法没有明确否定非法证据的效力，疑罪从无的规定贯彻也很不到位。为此，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中首先要贯彻《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在立法上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同时予以相关配套措施。 其次，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该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的指导下，着力解决犯罪数量增长、案件堆积如山与诉讼资源有限、司法效率低下的矛盾。应当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赋予并扩大司法人员裁量权，在诉讼的不同阶段进行合理的程序分流设计。例如扩大相对不起诉、免于刑事处罚的适用，探索建立诉辩协商制度、附条件不起诉或暂缓起诉制度、当事人和解制度等。 第三，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要下大的气力解决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问题。刑讯逼供好非法取证，即严重侵犯相关人的基本人权，又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解决此问题，应当着力改造侦查程序特别是讯问程序，构建能够有效制约侦查人员的外部监督机制，而不能过分依赖侦查人员的主观自觉。为此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或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免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自愿供述的义务；二是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立法上明确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其他使用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合法利益，或者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也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三是建立和推行讯问时同步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四是建立和推行侦查讯问时辩护律师在场制度；五是建立侦押分离制度，将羁押机构中立化，明确羁押机构的职责，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不受侦查机关的非法侵犯。 第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进一步完善辩护制度，强化律师作用。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修正以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中国人大网 https://www.doczj.com/doc/316799510.html, 目录 第一编总则 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 第二章管辖 第三章回避 第四章辩护与代理 第五章证据 第六章强制措施 第七章附带民事诉讼 第八章期间、送达 第九章其他规定 第二编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 第一章立案
第二章侦查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讯问犯罪嫌疑人 第三节询问证人 第四节勘验、检查 第五节搜查 第六节查封、扣押物证、书证 第七节鉴定 第八节技术侦查措施 第九节通缉 第十节侦查终结 第十一节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第三章提起公诉 第三编审判 第一章审判组织 第二章第一审程序 第一节公诉案件 第二节自诉案件
第三节简易程序 第三章第二审程序 第四章死刑复核程序 第五章审判监督程序 第四编执行 第五编特别程序 第一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三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四章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附则 第一编总则 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 第一条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
刑事诉讼法同步练习册参考答案（新） 第一章绪论 一、选择填空 1—5：BCABC 二、简答 1、刑事诉讼，是指在国家专门机关的主持下，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程序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全部活动。 刑事诉讼法，是指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所必须依据的有关法律规范的总和。第二章刑事诉讼法的宗旨和任务 一、单选 1—5：DABD无 二、论述 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根据这一规定，刑事诉讼法有三项任务。 (1)保证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是刑事诉讼法的首要任务 现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际上还存在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在我国社会中，仍然有危害国家安全以及贪污盗窃、抢劫强奸的刑事犯罪分子。因此，人民政权的专政职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放弃。 司法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在打击敌人，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在我国，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只能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来进行。刑事诉讼法是从诉讼程序方面来保证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惩罚犯罪的。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是惩罚犯罪分子，正确处理案件的一个基本要求。所谓准确，就是整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没有差错。只有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才有可靠的根据和基础。所谓及时，就是在法定的期限内，抓紧时间，尽快办案。司法机关要以最快的速度侦
几经周折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终于在2012年3月14日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获通过。新法用五个具体条文在人大立法层面规范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在人大立法层面上正式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及意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用作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证据。溯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知其首先产生于美国，最初只针对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而进行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的实物证据，1966年的米兰达案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扩大到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此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广为接受，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5条的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 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关于酷刑的定义，《公约》解释为“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 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1］201，205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标志着我国在人大立法层面上正式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一方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贯彻和落实宪法规定的、以及本次刑诉法修改中新添加的“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有效遏制诸如刑讯逼供等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行为，以限制侦查权力，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加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实现刑事诉讼中的程序公正；另一方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实现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评析 王颂勃 （中国政法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100088） ［摘要］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在人大立法层面上正式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深入理解其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原则和立法规定，以期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地贯彻和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势在必行。有必要认真梳理，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含和意义、我国非法证据的界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阶段与排除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方式以及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等几个方面的阐述，对《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分析，以期取得更准确的认识。［关键词］ 新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中图分类号］ D915．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12）03-0076-04 收稿日期：2012－03－10 作者简介：王颂勃（1986－），女，北京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2011级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研究 方向：刑事诉讼法学。 第34卷第3期 Vol.34No.3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12年6月Jun ，2012
修改后刑诉法对司法警察工作的影响及应对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涉及国家司法职权的调整，涉及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法中的权利、义务及其相互关系的调整，涉及公民的基本义务的保障。修改后刑诉法的颁布实施对司法警察执法理念、履职方式、工作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推动司法警察工作科学发展影响深远，现阶段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对贯彻执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积极应对司法警察工作中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显得尤为重要。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涉及司法警察的工作内容 1、将第四十三条改为第五十条，修改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2、将第四十六条改为第五十三条，修改为：“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3、第五十四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4、第五十五条：“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将第六十四条改为第八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6、“第七十二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
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看法 姓名：江晨学号：100402038 班级：10级法学1班 今年我国刑事诉讼法迎来了自1979年制定以来的第二次修改，目前修改草案已对原有条文作出了部分修改和增加，回顾刑诉法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这样一条脉络：从单纯注重打击犯罪向兼顾人权保障方向演变。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加强，保障人权已成为我国立法中越来越注重的不可忽略的内容。 这次修改草案中提出了嫌犯近亲属可拒绝出庭作证，对于这个提法，我认为是对于证人作证方面较大的突破，是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但近亲属只限于父母、子女和配偶。如果此条得以通过，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力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将被颠覆，这与世界部分国家的法律理念相契合。其实我国历代以来的刑罚制度中就有“亲亲相隐”原则，“亲亲相隐”即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反之要论罪。当时实行这项制度，是为了维护封建伦常和家族制度，巩固君主专制统治。现在看来，近亲属拒绝作证与这项原则不谋而合。 我认为法律规范人的行为活动，应当基于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关怀，否则制定出的法律很可能违反人的本性而成为恶法。亲属、家庭是人类感情的皈依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法律为了实现个别正义而不惜伤害亲属之间至真的感情，甚至不惜制裁这种感情，则有违法律保护社会风纪的本意。如果在家庭关系中，
用法律强迫出卖和揭私，则使人际之间毫无信任的底线。从现实中出发，不少人甘愿冒险窝藏亲属，帮助其逃亡，如果法律予以制裁，则可能导致全家受刑罚制裁的惨痛后果。从犯罪学上讲，亲属间的背叛极可能导致犯罪分子心灵绝望，而一个充满信任和温情的家庭更有利于犯罪分子的最终改造。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不仅要强调对犯罪的惩罚，更要注重对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特别是亲情的关怀比一味的以惩罚为目的的制裁更能让他们自觉地接受教育和改造，从而才能有从新做人的勇气，重新为社会做贡献。 但是如果规定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是否与包庇窝藏罪相矛盾也是我们刑诉立法应当考虑的问题，近亲属可拒绝出庭作证并不代表当其积极地、故意地作假证来包庇被告人时也不受到法律追究，因为其已经超越了法律赋予其权利的范围。所以法律有必要规定近亲属的范围，如只限定于父母、子女和配偶；可拒绝作证的犯罪种类，如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除外；可拒绝作证的层次，如拒绝出庭作证、包庇、窝藏、作伪证、甚至是共同犯罪，刑法应当有明确的限制规定。法律应当从既有利于打击犯罪又不损害亲情的情况下制裁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秩序。 所以我认为对于刑诉法草案中的近亲属可拒绝作证制度的增设，总的来说是保障人权与最基本的家庭亲情的有利对策，应该通过合理的完善在我们的刑诉法修改中予以确定。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基本理念与主要内容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奚玮 尊敬的各位法官: 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共同学习、交流。我今天所讲的题目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基本理念与主要内容”。 现行刑事诉讼法从1979年的164个条文,到1996年的225个条文,法律条文的规定显得非常简单、概括、抽象,因为数量少,所以满足不了刑事诉讼的需要,实践中也缺乏可操作性。因而就产生公安机关有自己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有自己的规则、人民法院有自己的解释。这些规定、规则和解释中,程序与程序、程序与规则、程序与原则、制度与规则之间冲突碰撞,缺乏有机衔接与制度配套。而且,有些法律条文本身也缺乏科学性。为了维护法治权威,增强刑事诉讼程序的可操作性,亟需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立法的方式增添和修改法律条文。更为重要的是,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历史背景相比,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有几个因素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有重大影响:一方面是两次“修宪”的影响。具有“应用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应当在宪法修正之后与之俱进,通过修改积极彰显宪法的精神,落实宪法的要求,保障宪法的实施。另一方面是执政理念的变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成为执政的新理念。在刑事司法领域,党和国家明确提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为在刑事司法领域中推动“社会和谐”指引了方向。第三,我国于1998年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定与上述两个公约的有关要求相比,显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足,因此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需要参照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相关内容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予以进一步完善。第四,2005年我国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该公约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对各缔约国的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同样需要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应条款进行修改以贯彻落实该公约的要求。最后,从观念层面来看,10多年来,经过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人们对程序正义或正当程序的理念已广泛接受,对程序
2013?2 （上） 浅谈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中的“电子数据” 魏从金 摘 要 随着计算机信息、通信技术发展而衍生了新的一种证据形式——“电子证据”。在原有的刑事诉讼法中，“电子数 据”的相关配套法律仍然处于滞后的状态，并且电子数据的定位也一直未明确。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首次将“电子数据”纳入法定证据，与视听材料并列为第八种刑事诉讼材料。这也是在刑事诉讼法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电子数据”有别于传统诉讼证据之外的合法地位。这不仅是证据种类在立法上的一大进步，同时也是刑事司法文明的重要体现；但如何将有效查证属实“电子数据”作为定案的依据，有效预防和打击各种“信息技术”犯罪，须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关键词 电子数据 证据 通信技术 作者简介：魏从金，淮安市清浦区人民检察院。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2-126-02 一、“电子数据”作为定案依据的难点主要有以下三点（一）“电子数据”取证难 一是“电子数据”的海量性。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电子数据”海量地存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在如此海量的信息之中收集与案件相关的数据，犹如大海捞针一样无从寻觅，如何及时有效地收集到与案件相关的数据信息，避免有价值的“电子数据”灭失。二是“电子数据”的可灭失性。以计算机为媒体储存的数据，有可能因人为的删除、病毒破坏或其他物理性损坏等原因而受到灭失。被灭失的“电子数据”有些是可以恢复的，有些“电子数据”的恢复需要先进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但还有些“电子数据”会永久性的灭失，这就对“电子数据”收集的及时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三是“电子数据”的可修改性。计算机储存的“电子数据”是可以被修改的，由于“电子数据”在作为证据固定前的可能被修改特性，因而，当其被作为证据固定时，可能出现所采集的“电子数据”失真等情况，尤其需要警惕的是，部份“电子数据”经过技术处理修改后是没有痕迹的。 （二）“电子数据”作为证据使用时固定难 一是由于“电子数据”内容的可修改性，要保证从证据收集到固定的过程中，数据信息不被修改，使用时的数据与原始数据内容相吻合。这就要求对“电子数据”的内容进行现场同步固定，如何进行可视性现场同步固定存在固定设备和专业人员的困难。二是对一些特殊复杂的“电子数据”采取常规的打印、复制方式难以获取，这种特殊复杂的“电子数据”固定存在着技术性难题。三是如何固定“电子数据”没有相应取证程序的设计，也是“电子数据”作为证据固定时难题。 （三）“电子数据”审查运用难 由于“电子数据”的收集难、固定难也就导致“电子数据”的审查运用难，如何根据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审查运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即客观性难以判断。相对于传统证据,“电子数据”存在易破坏性的缺点,“电子数据”是一种容易被破坏，很脆弱的电子证据。当存在人为原因或技术的障 碍时,“电子数据”极易出现被恶意的篡改、伪造，甚至出现破坏或毁灭等情况。因此在审查“电子数据”时，应重点审查其真实程度,以便确定“电子数据”的证明力。二是“电子数据”的关联性难以判断。在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的关联性时,很容易受到“电子数据”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电子数据”的存在，不仅仅局限于计算机软、硬件,也可以存在于计算机的外围设备之中，“电子数据”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如有文本信息、图像、声音、视频等形式，如何明察秋毫找到内在的因果关系证明待证的事实有一定难度。三是“电子数据”证明力的认定难。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证据须经查证后,方能用作定案的依据。作为证据的“电子数据”如何认定其证明力，在以往司法活动中也曾有相关实例,但通常会对“电子数据”进行二次证据转换，或通过公证机关转化为书证,或经由专家鉴定后转化为鉴定结论,或结合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进行审查，但这种方式存在很大缺陷，如何直观、准确、快速的展示“电子数据”的证明力存在的一定难度。 二、如何解决“电子数据”作为定案依据 首先，要转变观念，树立电子证据意识。由于我国国内关于电子证据的立法相对比较滞后，长期以来国内法律没有赋予电子证据的独立地位，这也就导致社会各个方面对“电子数据”不够重视，对“电子数据”缺乏日常的管理。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写进法律进入诉讼程序，可以在法庭上直接使用，这要求执法人员必须重新认识“电子数据”，做好“电子数据”的日常管理工作，在办案过程中必须树立电子证据意识。 其次，要注重对“电子数据”取证人员的技术培训。一方面，“电子数据”所涉及的信息技术是一项不断更新发展的科学技术，取证人员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研究，才能掌握新的取证技术；另一方面，电子证据人员不仅要熟悉计算机相关知识，更要熟悉诉讼程序、证据规格等业务。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对电子取证人员加强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才能在办案过程中能做到够得心应手。 （下转第128页） ◆司法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