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大体上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同时起步的。十几年来，“搞活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一直是反复强调的改革主题。但是从结果看，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展最为缓慢。对此，人们可以有许多理由提出批评或抱怨。然而，经济学的任务不仅仅在于提出“要改革”的问题，而且应对为什么“改不动”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才可能“改得动”的问题作出解释。从一定意义上说，后一方面的问题更为深刻，因而更具有挑战性。其实，国有企业改革中“努力”与“结果”的不对称现象本身具有很高的分析价值，这种分析不仅对真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可缺少，而且将有助于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方式有更为切合实际的了解。一、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 1. “放权让利”后的两个难题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最初从“放权让利”开始，主要是基于旧体制下企业作为政府的行政“附属物”而缺少活力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基本事实。尽管“放权让利”并不顺利，经过多年努力后，企业自主权还是不同程度地扩大了。但是，伴随着这一变化，出现了两方面的突出问题。一个问题是在经营者方面缺少来自所有者的约束。企业扩权以后，“拼设备”、“多分少留”、不注重技术改造和长期发展的短期化行为相当普遍，缺乏谨慎态度的投资扩张行为有增无减，通过种种方式（贿赂，有意低估国有资产，挥霍性消费等）“吃”国有资产的行为，在有些地方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这样，便出现了一种可被称为“放权悖论”的现象：不放权经营者缺乏积极性，放了权经营者又缺少约束。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目前尚不存在一种放权以后能对经营者产生有效约束的产权制度。另一个问题是经营者已有的部分权利由于某些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实施，其中最多的是来自企业办社会的限制。例如，给了经营者“辞退职工权”，在职工的医疗、养老、住房等依赖于企业的情况下，职工与企业间的联系难以割断，职工实际上是“辞而不退”的。又如，给了企业“自留资金，自我发展”的权利，由于企业办社会负担过重，占用了很大一块资金，有的企业的自留资金甚至难以抵补医药费开支，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另一方面，企业办社会所造成的高成本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地位，以及通过竞争获取发展的能力。总之，只给企业“自主权”，并不能保证企业真正“自主”。从形式上看，以上两个问题是互不相干的。第一个问题导出的结论是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第二个问题导出的结论是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我们现在要提出的问题是：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内在联系？ 2. “企业”与“社区单位”为了回答上面这个问题，需要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作更深入地观察。80年代中期，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曾有过“中国不存在企业，或者几乎不存在企业”的说法（小宫隆太郎，1986）。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逐步倾向于接受这个判断。因为，企业应当是追求盈利的组织，应当以生产经营活动为中心，应当自主地作出决策－－这些企业都必须
薄?[!--empirenews.page--]3. 国家“制造”的“社区单位”在欧洲中世纪的庄园经济中，曾经出现过经济、政治、宗教、军事一体化的社区（罗森堡，小伯泽尔，1989）。中国的传统自然经济社会中，也有过类似的组织。它们的形成，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生产和社会分工基本局限于社区范围的经济状态为基础的。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成为“社区单位”的，这一点自然就令人费解了。如果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背景观察，事情便不难理解。5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逐步采取了“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的要点有二：一是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一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对我们目前所讨论的问题有意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一旦推行了这一模式，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城市就被摆上了优先的位置。国家不仅要把最重要的资源（资金、人力、技术、装备等）投向工业和城市，而且要向工业和城市，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职工提供当时条件下最为充分的保障和福利。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当时提供这些保障和福利时要采取“企业办社会”而不是“政府办
社会”的方式？直观地看，后一种可能并非不存在，但实际上却没有这样做。对此，一种较有力的解释是，在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体制下，“理性有限”使政府没有能力去这样做。直接、全面地介入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本来就已成为政府难以承受的负担，并且成为政府机构膨胀的主要原因。只要政府选择了直接“管生产”，就不能不把“办社会”的职能推给企业，而不论政府自身想不想、愿不愿去“办社会”。所以可以这样说，国有企业作为“社区单位”，是在推行旧的体制和战略的过程中由国家“制造”出来的。二、企业资产性质与“存量分解”
1. 非生产性资产：明确的和隐含的既然国有企业是承担了大量非生产性职能的“社区单位”，企业资产中必然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非生产性的。不过，这些资产的“非生产性”有的是明确的，有的则不大明确，或者说是隐含的。明确的一个部分是企业资产分类中的“非生产性资产”，其中包括住房、医院、学校、商店及其他为职工服务的福利设施。而隐含的部分容易被人们忽视和误解，它们主要是指具有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金积累性质的那部分资产。在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养老、医疗等保障采取现收现支的办法，对企业冗员，通过人浮于事，吃大锅饭的方式避免其失业。这种运作机制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保障费用实际上来源于职工以往创造的收入积累这样一个事实。比较一下市场经济中的通常作法，这一点会显示得很清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费用主要由各种社会保障机构的保险金积累提供，而保险金积累则主要由劳动者本人和雇主（实际上是劳动者个人交纳的特殊形式）的平时交纳所形成。传统国有企业与此区别在于运作机制不同，而不在于是否存在保险金积累。抛开运作机制的差异，在国有企业的资产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与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项支出相对应的保险金积累部分。这个部分在实物形态上是生产性的，而在价值形态上则具有某种非生产性质。这样，从价值形态上看，企业总资产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empirenews.page--]C＝F（P，B，H，E，N）式中C为企业总资产，P为生产经营性资产，B为养老保险金积累，H为医疗保险金积累，E为失业保险金积累，N为实物性非生产性资产。据有关方面的粗略统计，实物性非生产性资产一般占企业总资产的15－20％；离退休职工占职工总数20％左右，冗员占职工总数的30％左右，仅用于这两部分人的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给冗员发工资在性质上等于发失业保险金）占了职工工资总额的50％以上，与这部分收入相对应的具有保险金积累性质的资产，约占企业总资产的20％。与实物性非生产性资产相加，从价值形态上看的具有“非生产性”的资产将占到企业总资产的35－40％。如果再考虑到医疗保险金积累及其它有关项目，这个比重可能还要更高一些。
2. 企业转轨与企业资产“存量分解”从我们目前所讨论的角度看，所谓国有企业体制转轨，就是要把原先承担多种职能的“社区单位”，转变为主要从事生产经营、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企业”。这就要求把企业原先承担的大量“非生产性”职能分解开来，转移到社会上去。与此相联系，企业的资产存[1][2][3][4]下一页量也要进行相应分解。企业职能和资产存量分解之间的逻辑联系是不难理解的。没有作为物质基础的资产存量分解，企业职能的分解和转换显然无法实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曾提出了“存量分解”的改革思路，其他一些论者也提出了相同或类似的观点。所谓“存量分解”思路的主要内容是：（1）实物性非生产性资产从企业剥离出去，学校、医院、商店及其他福利设施尽可能由社会经营或管理；（2）加快住房商品化的步伐，逐步使住房归职工个人所有；（3）把相当于养老、医疗保险金积累的那部分资产的产权划归相应的社会保险机构，以解决保险金积累不足的问题；（4）把相当于失业保险金积累的那部分资产产权划归相应的社会保险机构持有，或直接用于富余职工的培训和再就业安置（如个体经营的启动资金，“以资带人”到其他企业就业的配套资金等）。此外，由于80年代中期实行“拨改贷”以来，国家基本上停止了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企业日常经营和投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形成了过高的企业负债（一般估计国有企业负债率达70％）。如何把企业改革和银行改革结合起来，在保持合理负债率的条件下实行债务重组，也构成“存量分解”方案的内容之一。
3. 劳动力成本的真实化“存
量分解”涉及到对某些长期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的重新理解。劳动力成本或职工收入的真实化就是其中的一个的重要问题。传统体制下职工向企业和国家贡献了什么，企业和国家向职工付出了什么，是很不清楚的，受到了种种扭曲。这些扭曲持续到现在，导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例如，“职工住房改革容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一种常见的说法。它显然是以“职工住房属于国有资产”为前提的。“住”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之一，用于“住”的开支构成了劳动力成本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这本来是一个常识问题。一个职工辛苦工作几十年不能名正言顺地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问题恐怕不是出在职工身上，而是出在体制上。实际上，传统体制下采取的是由企业拿走本来属于职工个人收入中用于“住”的那个部分，建成住房，然后以实物福利的形式分给职工的办法。职工住房名义上属于国家，实质上是职工以往一部分个人收入积累的特殊存在形式。通过住房改革使住房归职工“私有”，显然具有某种“返还”性质。因此，试图借助住房改革达到大量集资的目的，要求职工，特别是工作年限和贡献足应得到一套住房的老职工按成本或接近于成本的价格买房，一方面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支付能力，另一方面对他们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意味着对他们以往应得的部分收入的否定。 [!--empirenews.page--]对企业中具有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金积累性质的那部分资产，也存在着类似的认识问题。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这部分资产也可以被看成是职工以往一部分个人收入积累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因为在传统体制下采取了职工收入中用于保障的支出部分由企业和国家拿走，再以现收现付的方式向职工提供保障服务的办法。在企业、国家与职工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隐含的契约关系，即职工为企业和国家工作，国家和企业向职工提供诸种保障。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向职工提供这些保障，（如目前一些经营不善的企业中所出现的医药费难以报销，养老金欠发等问题），那就意味着对职工的“违约”，或对职工的“负债”。“存量分解”所要求的把具有保险金积累性质的资产产权外部化，等于把原来隐含的契约关系公开化。总之，“理顺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的含义，比我们原先想象的要更为复杂和丰富。改变职工全面依附于企业的状态，使劳动力的运作机制货币化和市场化，首先必须对劳动力成本有一个真实的界定，对究竟哪些属于国家财产，哪些属于职工个人财产，给出符合事物本来面目的说明。否则，就很容易把某些具有“返还”性质的改革措施说成是“瓜分国有资产”。 4. 产权改革改什么：对产权改革含义的进一步讨论产权改革的重要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强调，但产权改革究竟改什么，并不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由于对国有资产缺少“关心”，“无人负责”或“负责不力”，如何找一个“负责任”的“所有者”，便成为产权改革中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前面所讨论的“存量分解”至少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尽管产权改革中寻找一个“负责任”的“所有者”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很重要，但首先必须解决把产权界定给谁的问题，即如何按照企业职能分解的要求，把具有不同职能的资产产权分解给相应的“所有者”持有。这些“所有者”除了国有资产管理或经营机构外，还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机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以及职工个人。由此而形成的产权结构自然而然是“多元化”的。反之，如果不能合理解决把产权界定给谁的问题，即使找到了一个“负责任”的所有者，国有企业目前面临的大多数问题（如冗员过多，办社会负担过重，债务负担过重）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不论企业制度如何“换牌”，都难以有实质性的改变。产权改革不仅涉及到“国有资本产权”，而且涉及到“劳动力产权”。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任何一种生产要素，只要参与交易过程，就有一个产权问题。前面说到的“劳动力成本真实化”，实际上是对劳动力产权的界定问题。通过“存量分解”，使以前模糊不清，难以度量、分解、交易的劳动力产权，变成可度量、可分解、可交易的，显然是劳动力产权制度上的一次值得予以高度评价与劳动体制、社会保障体制、银行体制、政府体制等改革，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套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谓“产权改革”，不过是把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乎所有方面都描述一遍。这样，前面所提出的“产权改革与社会保障改革是否有内在联系”的问题，就有了一个肯定的答案。至此，我们可以把国有企
业改革的“思想进程”作如下概括： [!--empirenews.page--]（1）传统体制下政府直接管企业，而且管得过多过死，压抑了企业的积极性，需要向企业放权让利，以增强企业活力；（2）放权让利后一方面出现了部分权利不到位和“权力漂移”的现象，另一方面出现了企业缺少来自所有者的约束，以多种方式“吃”国有资产的问题。因此，需要进行产权改革，找一个“负责任”的“所有者”；（3）产权改革如果不解决把具有不同职能的资产产权界定给谁的问题，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大多数难题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产权改革本身也不可能最终成功。因此，需要按照企业职能分解的要求，把具有不同职能的资产产权分解给相应的“所有者”，把产权改革与企业改革的其他方面作为一个整体协调推进，开展全面的企业制度创新。
三、为什么改不动：改革逻辑中的“另一半” 1. 改革中的“利益导向”以上我们讨论了中国国有企业“是什么”，改革应当“改什么”的问题。“改什么”只是整个改革逻辑中的“一半”，“如何改”和为什么“改不动”则是更具有挑战性、更能展示改革过程性质的“另一半”。对“改得动”或“改不动”这样的问题，经济学的解释只能依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处在改革过程中的人都是“经济人”，是否进行改革取决于对改革带来的收益和成本的权衡（樊纲，1993年，刘世锦，1993）。中国经济改革中所出现的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部门“改不动”或“改得慢”，其他领域相对“改得快”，都可以在“利益导向”分析框架内得到解释。传统体制下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国有部门占有相当明显的优势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国有部门拥有国内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手段，素质最高的劳动者，而且表现在国有部门的就业者是获益最多的一部分人，其中包括前面讨论过的以企业作为“社区单位”的方式提供全面的保障。而在农村上一页[1][2][3][4]下一页，除了以“剪刀差”等方式向城市和工业提供大量“贡赋”，农业比较收益低以外，农民对自己的生产结果实际上是“自负盈亏”的（至少在生产队范围是如此），从未捧过“铁饭碗”，尽管在生产和分配上吃的是“大锅饭”。城市集体经济虽然在管理体制是“准国营”的，但在工资、福利和保障条件上，却与国有部门有相当的差距。至于城市为数不多的无业人员，他们较农民的“优越”之处，只是多了一个城市户口。改革开始后，农民作出了积极地反应。承包责任制最初并非政府的安排，而是农民的自发行动。一旦得到中央的认可和推广，短短两三年时间就遍及全国农村。农民如此之快地“弃旧图新”，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几乎无所失，而所得则显而易见。在城市，最先“下海”做生意的是那些无业人员，集体企业的从业者态度也相对积极。部分城市民营经济就是由这些人策动起来的。国有部门的情况则明显不同。除了为数甚少的较强“风险爱好者”或有特殊机遇者“下海”外，大多数人对收益和风险并存的改革持观望、犹豫态度。他们一方面对旧体制的弊端也深为不满，另一方面对旧体制下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颇为留恋。有些人即使“下海”，也要留个尾巴，由“单位”保留公职、住房、福利等等，即由国有经济“保险”，而在非国有经济内“挣钱”，兼得两种体制之利（刘世锦，1993）。因此，对国有部门来说，仅有上面“让改革”是远不够的，还必须为“改得动”创造出若干条件。 [!--empirenews.page--]2. “改得动”的两个重要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比较优势的转换。如果与非国有部门相比，国有部门就业者的境况相对以致绝对地变差，他们就不能不通过改革寻求出路。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竞争，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传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竞争。由于市场经济具有效率上的优势，率先进入市场经济或本来就生长于市场经济的非国有部门，在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并逐步赢得优势地位。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在总体上则陷入困境，一直难以解脱，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第二个条件是国有部门就业者利益的替代和补偿。这里特别是指旧体制下以实物福利形式出现的利益。也就是说，经过改革，原来体现在住房、长期就业、养老、医疗以及其他福利条件上的利益，要以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新形式得到替代或补偿。当然，首先要对这些利益予以“认可”，前面我们讨论的劳动力成本的真实化，就是要解决这个“认可”问题。简而言之，第二个条件是要“好则能有获利机会，差则不能丢掉既得利益”。第
二个条件实际上涉及的国有部门职工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保险问题”，扩展而言，“保险不足”是中国目前发展市场经济中所普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在农村，包括乡镇企业从业者在内的农民依靠土地“保险”。城市各种经济成分则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地依靠国有部门“保险”，例如，非国有部门的就业者以家庭等为载体，通过搭国有部门的“便车”而获得“保险”（其中典型形式是一个家庭两个部门就业）；前面提到的国有部门“下海”者留一条“尾巴”以求得“保险”；至于国有部门的职工，他们继续留在国有部门的基本原因就是为了“保险”（目前离退休人员和冗员占到国有部门职工总数的一半，这些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正是直接的保险服务对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有部门正在成为全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由此也可看出，国有部门的“保险”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正效应。但问题在于，这些保险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效率很低且负作用很大。特别是要求国有部门本身进入市场经济时，原有的保险方式就再也难以为继了。 3. “改不动”的“道理”在上述两个条件中，第一个条件目前已经初步形成，第二个条件尚不具备。这样，对国有部门“改不动”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该对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作出更积极的评价。发展非国有部门，就等于在实际地推进国有部门改革，是国有部门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明确了国有部门“改得动”的两个基本条件，对某些表面“激进”的改革举措就应该持谨慎的态度。前些年曾经喊得很响，但很快归于失败的“破三铁”，非常现实地说明了在“改得动”的条件（尤其是第二个条件）不具备时，“硬改”，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且最终要伤害改革。近一个时期要求国有企业破产的呼声又较高，有的提出要下决心“不怕破产，不怕失业”。这些意见或许是出于加快改革的良好愿望，而且市场经济最终肯定要让企业破产，问题在于破产的条件是否具备，如果不具备硬要破产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在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尚未普遍建立，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尚未卸掉，大量的企业冗员远非一个“劳动力市场”所能消化的情况下，一方面由于破产带来的震动职工、政府、社会都难以承受而无法在较大范围实际推开，或者搞几个企业破产作“典型示范”，企业的包袱仍由政府背起来，不具有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如此作法对国有企业的职工特别是老职工也是不公平和不负责任的，正如前面已经分析过的，这意味着对他们在传统计划经济的长时期里付出的劳动某种程度上的否认，是一种“割断历史”的“违约”行为。 [!--empirenews.page--]四、结束语：政府在新一轮企业改革中应当做什么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政府、企业、个人各自应当做什么是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更值得重视。首先，经济转轨中政府在国有和非国有部门所起的作用是有明显差别的。由于旧体制下政府控制以及相关的既得利益较少，非国有部门虽然有一个“破旧”的问题，但其发展主要依靠政府“放开”的政策，即允许和鼓励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经济形式，到一定程度后再由政府以政策和法规加以规范。国有企业在旧体制下则由政府“一杆子插到底”地直接管理，企业转轨不仅“破旧”的任务繁重，而且“解铃还需系铃人”，必须要有政府的直接介入，有的本身就属于政府体制改革的内容。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国有企业自主活动包括自主改革的余地有所扩大，但那些深层体制难题的解决不可能没有政府的参与，否则企业依然是无能为力。例如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理顺产权关系，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在合理解决企业债务问题的基础上重建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如此等等。虽然在国有企业转轨“立新”的过程中也需要政府以宏观管理者的角度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规，但政府首先和主要的任务是以“当事者”的身份去“破旧立新”。企业在改革中的重要性将逐步增加。随着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条件和社会设施的建立与完善，选择什么样的企业制度形式，与哪些企业联合、合并，企业内部采取什么样的组织构造和管理方法，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解决主要是企业自己的事情。这是因为，只有企业对与这些问题有关的信息才最为了解，才能作出最有效的决策。至于个人，则是旧体制下被严重忽视、在市场经济中构成经济活动基础的角色。正如前面分析所显示的那样，对企业职工个人来说，企业改革就是要把其从个人和企业“拴”得很紧，因而交易费用极高的制度安排
中解放出来，得以“自由”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尤其重要的是，企业的改革和创新，新企
业的创立，企业在竞争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具有较强企业家精神、被称为“企业家”
的那一部分人。从目前的情况看，问题主要出在必须要由政府推动的那部分改革滞后。这是
国有企业“改得动”的第二个条件还没有具备的基本原因。政府的另一种倾向是对企业改革
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应该由企业自身进行的改革管得过多，例如目前企业改革“试点”中就
有这种情况。“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则去管”，这种上一页[1][2][3][4]&nb sp;下一页政府行为中常见的“职能错位”现象，
以及不同政府部门为取得改革试点“领导权”的冲突在企业改革中再次出现，显然有着深刻
的原因。无论如何，政府能否在必须由它来推动的改革上有实质性举措，将是下一步国有企
业改革能否有大的进展的关键因素。主要参考文献 [!--empirenews.page--]小宫隆太郎：
《竞争的市场机制和企业的作用》，载于吴家骏、汪海波主编：《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经济
管理出版社1986年版。罗森堡，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中译本，三联书店1989年版。
林毅夫等：《中国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第2期。
樊纲：《两种改革成本和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刘世锦：《中国经济
改革的推进方式及其中的公共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3年第10期。
国企改革最新消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现状、问题及对策 我国国有企业经过30多年的改革，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制约着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主要揭示了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包括行政化现象依然存在，所有权和经营权无法真正分离;内部人控制问题;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不具备强大的竞争力等。建议逐步取消国有企业行政化;建立多元分散的股权结构，容许非公有资本参股;高层管理人员职业经理化;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现状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3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从最初的放权让利，到承包经营，再到沿市场化方向推进，而后实施战略性改组，直至进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新阶段，纵观这一过程，是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是国有企业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亦是国有企业推进公司治理的过程。尤其是在2002年以后，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完善，我国在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重组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得到优化，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产权转让进一步规范，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到实践层面，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在成功背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却不得不需要我们去正视。 二、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问题 行政化现象依然存在，所有权和经营权无法真正分离。按照我国政府级别，国有企业的级别主要有“中央企业、省属企业、市属企业、县属企业”，这四个级别的企业下又有相对应的行政级别，如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属正部级中央企业，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属副部级中央企业，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属正厅级中央企业。以此类推，省属企业、市属企业、县属企业都有相对应的行政级别。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其内部治理方式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而是由行政命令来决定。充当公司治理主体的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董事会主要成员由行政命令调入，监事会的作用被不断弱化，成为了“配角”，高层管理人员亦通过行政命令任命或调入，如此浓重的行政特色，不仅使所有权和经营权无法真正分离，而且阻碍了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推行，严重影响到改革的进程。 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我国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普遍带有浓重的行政化色彩，一些高管不仅在企业中担任经营职位，而且在政府部门中担任行政职位，且不论这类高管人员的经营能力如何，只是身兼双职且都是重要职位，两方面都需要其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之时，矛盾就显现出来，应该如何权衡利弊?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之时，应该如何取舍?此外，在我国还存在一种奇特现象，即国有企
中国国有企业的现状 ——大而不强 摘要：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现在，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与国际化，对我国国有 业的发展提出了更多的挑战。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一直是坚持渐进式的发展道路，整个国有企业体系是一个伴随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而在改革与调整中求发展的历程。一般是每隔5至8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关政策在内容上就会有新突破，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是以中央企业、大企业为主体，以发展混合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目的是想保持我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一个趋于常态、相对稳定的发展。我国国有企业的现状是“大而不强”。企业规模较大，但实力不强。国有企业从国退民进到国企股份制这一阶段，走上了曲折的改革之路。论文从国有企业现状的分析提出国企“大而不强”的原因。并提出良好的改良路径。 关键词：国有企业，大而不强，改革，战略选择 正文： 一、国有企业的现状 分析中国企业500强名单可以看出，此次500强入围门槛从上年的93.1亿元上升为105.4亿元，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而且，中国企业500强在世界企业500强中的比重继续攀升，收入利润率等绩效指标首次超过世界及美国500强。 但中国企业500强只能定义为500大。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多数缺乏核心竞争力。企业风险控制能力还比较低，属于典型的速度经济型企业。在去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部分行业出现了“全行业亏损”的局面，例如民航业有6家企业进入500强，却仅有两家企业盈利，行业亏损达145亿元。 二、国有企业大而不强的原因 （一）生产经营陷入困境 由于产品销路不畅，库存积压增多，占用大量流动资金，影响企业再生产顺利进行。企业设备利用率普遍较低，巨大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发挥。在第三次工业普查中，在调查的 402 种工业品中，有 83% 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或严重不足。与此同时，一些企业技术落后，设备老化。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新度系数只有 0 ． 65 。技术进步迟缓导致许多国有企业消耗过大，成本过高，浪费严重。 （二）资产负债率高，不良债务较多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及经验总结 摘要：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而从1984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就被认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理解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总结国有企业改革的得失，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这一未竟的事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承包制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至今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国有企业改革既是贯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也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缩影。一方面，由于缺乏前人的经验可鉴，使改革本身始终沿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不断试错；另一方面，改革也在正式制度安排下以渐进式路径不断前行。在中国，搞好国有企业改革是现今一切改革工作的核心和关键。30年国有企业改革所走过的艰难探索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正在也必将继续给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带来更为深远的变革，国企改革的成败将制约甚至决定整个社会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发展。 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回顾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改进微观激励机制的“放权让利”开始，然后逐步过渡到所有权层面的改革，至今已走过20多年的历程。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9-1986年间，国有企业经营层面的改革，这一时期的主要政策措施就是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的改革，以及随后的“利改税”、“拨改货”改革。 改革之初，政府已经意识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就是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政府应该让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享有更大的自主经营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推动了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而“放权让利”也就成为这一阶段国企改革最显著的特点。 但是，由于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不配套，经济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竞争的市场，所以政府无法通过企业外部的经营指标来判断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的好坏。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普遍都承担着政策性负担，所以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就会更加严重，这会导致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问题：企业一旦获得了一定的生产经营权，就有动机和可能侵占国家应得的利润，并往往以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作为企业经营不善或亏损的借口，这就导致了“放
年进入试点施工期，以点带面的改革在未来两年全面铺开，将掀起国企改革的高潮。随着国企试点的推进，重点关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重组加速、中央和地方混改以及员工持股试点的相继公布。 试点央企改革提速 中国电子作为混改试点单位正探索在集团总部层面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已启动集团公司和有关地方政府资本层面的战略合作，推动实现中央和地方国有资本的“混合”。目前，该项工作正在推进之中。所属企业层面，稳妥探索员工持股、职业经理人等改革试点工作。 近期，保利集团公司在北京新保利大厦召开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工作研讨会。保利集团公司企业发展部李卫强主任介绍了试点工作方案。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徐念沙会中从加强党的领导、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强化业务板块发展、完善市场化机制、推进外部资产整合、加强内部业务协同、落实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改革容错纠错机制等方面对试点方案提出了具体意见，并要求推动试点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国联通(00,股吧)月日发布公告称，截至本公告日，改革实施方案及联通集团列入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一批试点事项均未得到最终批准，具体改革实施方案也仍在讨论，还存在不确定性。 而此前在月举行的中国联通通信信息终端秋季交易会暨众筹0现场会上，中国联通副总经理姜正新曾表示，中国联通混改方案仍旧在商讨阶段，联通在合作伙伴选择方面将选择业务互补性强的合作方进行合作，这将有助于联通及合作伙伴业务快速发展。从中国联通近期的动作来看，也确实加快了以BAT为首的互联网公司的战略合作。 申万宏源(000股吧)证券分析师谢伟玉预计，年央企改革重点是试点的加速推进，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将加大整合力度和产业培育，运营公司将加大资本运作，混改试点确定方案并实施。预计年中央和各省均有家员工持股试点并开始实施。 地方国改各显神通 云南国资委近日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加大上市公司再融资和重组工作，并积极推进云南省属企业资产及债务重组，盘活存量。力争到年，新增上市公司，家以上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实现股权类融资0亿元，增加直接融资00亿元，直接融资比重逐年提高，积极落实国家债转股政策，建议在全省范围开展区域性“债转股”试点，重点将省属重化工业企业纳入实施债转股对象。 随着多省市国企改革细化方案的明确，各地国资资本运作进一步加速。 统计显示，截至月日，有家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因重组或重大事项而停牌。另据统计，地方国企上市公司中，从行业来看，化工、机械设备和房地产行业重组最多;从地方来看，上海重大资产重组达家;广东省进行资本运作的最多，截至目前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家，有国企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进行员工持股。
企业的性质 作者：Ｒ．科斯陈郁译 过去，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在建立一种理论时，经济学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然而，这种考察不仅对于防止因对有关理论赖以成立的假设缺乏了解而出现的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经济学在一系列不同假设的选择中作出正确的判断也是极为重要的。例如，值得一提的是，“企业”这个词在经济学中的使用方式与一般人的使用方式就有所不同。1由于经济理论中存在一种从私人企业而不是从产业开始分析的倾向性2，因此就更有必要不仅对“企业”这个词给出明确的定义，而且要弄清它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的不同之处——假如存在的话，就应该搞清楚。罗宾逊夫人曾说过：“对于经济学中的一系列假设，需要提出的两个问题是：它们易于处理吗？它们与现实世界相吻合吗？”3尽管正如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较通常的是，一种假设是可处理的，而另一种则是现实的，”可能还有这样的理论分支，其中的假设既是可处理的，又是现实的。下文将表明，一种不仅是现实的（即能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含义相吻合），而且是易于处理的（即能用马歇尔所发展起来的两种最强有力的经济分析工具来处理），企业的定义是可以获得的。这两种分析工具就是边际概念和替代概念，两者合在一起就是边际替代概念4，当然，我们的定义必须“与能被准确表达的正规叙述相联系”。5
1 在探索企业的定义时，像经济学家通常所做的那样，首先考察经济体制或许是比较合适的。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阿瑟．索尔特爵土对经济体制的描述。6“正常的经济体制自行运行。它的日常运行不在集中控制之下，它不需要中央的监查。就人类活动和人类需要的整个领域而言，供给根据需求而调整，生产根据消费而调整，这个过程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和反应灵敏的。”一位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体制是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而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一个组织。7经济体制“自行运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私人计划。人们都在不同方案之间进行着预测和选择。假如要使经济体制有秩序的话，这就是不可或缺的。但这种理论假定资源的流动方向直接依赖于价格机制。确实，仅仅试图去做已由价格机制做完的事常常被认为是反对经济计划工作的一个理由。8然而，阿瑟．索尔特爵士的描述却给出了一个有关我们经济体制的非常不完整的画面。在企业中，这种描述根本不适用。例如，我们发现在经济理论中生产要素在各种不同的用途之间的配置是由价格机制决定的。如果要素A的价格在X比在Y高，则A就会从Y 流向X，直到X和Y之间的价格差消失为止，除非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其他方面的利益补偿。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发现这种说法在许多地方并不适用。如果一个工人从部门Y流向部门X，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而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那些反对经济计划工作的人的理由是，问题已被价格机制解决了。对于这种观
如何认识公有制的性质与实现形式的关系 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和实现形式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第一，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局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就是减少一些，也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第二，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 第三，公有制经济的性质体现在所有权的归属上，坚持公有制的性质，根本的是坚持国家和集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公有制在现实中又要通过具体的形式来实现，即采取怎样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公有制的性质与实现形式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都可以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只要控制权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中，就能有效地实现公有制经济的性质。
国有公司改革方案
办[ ]76号 中共xx市委办公室xx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xx市市属国有公司改革转型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xx城市市属国有公司改革转型方案》已经市委常委会会议、市政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中 共xx市委办公室xx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8月23日 xx市市属国有公司改革转型方案 为积极推进市属国有公司改革转型,做实做强儆大国有企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 〕22号)精神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思路 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以实体化运营为目标,推进市属国有公司实现“两个转变”,即从融资平台向实体经济转变、从投资城市向经营城市转变,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抗风险能力,促进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总体架构 市本级设立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国投公司)、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交投公司)、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工投公司)、xx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xx文旅公司)等四家国有公司,按照做实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工作思路,经过市场化转型改革,将四家国有公司转型成为业务独立、平行运作的市场主体。市国资委代表市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行使监督管理职能。行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对市属国有企业履行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职能。 (二)企业定位 市国投公司转型为真正市场主体,发挥其投融资和资产经营方面的优势,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水利建设、类金融业务、产业投资为主,实行多板块业务经营。开展土地级开发业务,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拓展类金融板块业务,新设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出资设立创投公司,参股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市交投公司由市国投公司全资子公司调整为与市国投公司平行运行公司,鉴于当前市国投公司受发债因素制约,两公司间股权关系暂不变。市国投公司持有的市交投公司股权,由市国资委直接管理,市交投公司主要业务为高等公路、水运基础设施、交通设施配套项目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经过提升公路工程设计、施工、质量检测资质,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拓展加油加气站、砂石资源开发等业务,实行多种经营。市工投公司以工业生产性服务为先导,以扶持“四新经济”为重点,以兼容平衡重点产业与中小企业服务的双轮驱动模式,经过产业基金和资本运营,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市工投公司重点对工业经济、工业发展进行投融资,主要业务为股权债权投资;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服务宛陵科创城和双创企业、
私募基金“国有”性质如何认定
私募基金“国有”性质如何认定？ 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类重要的市场主体，针对这一特定主体，我们法律体系中已经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备的监管规则。近年来，随着私募基金的快速发展，国有企业（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或所属部门、直属机构直接作为出资主体，下同）已经通过各种形式与私募基金进行了深度结合。例如，国有企业作为投资人进入一支私募基金，或者作为管理人运作一支私募基金，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对于国有企业与私募基金的结合，首当其冲并且极为关键的法律问题就是与国有企业结合后的私募基金是否将被认定为国有企业，这直接决定了该私募基金是否应该适用一系列的国有企业监管规则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 本文将对私募基金“国有”属性的认定标准进行分析和探讨，进而指出在私募基金不得不与国有企业联姻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哪些应对措施使得联姻后的私募基金不被认定为国有企业。 一、为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之所以私募基金“国有”属性的认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相对于非国有的私募基金而言，国有属性的私募基金需要享受一系列的“特殊待遇”，即遵守一系列的针对国有企业的监管规则和法律规范。这些规则和规范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国有股转持，其二是国有产权转让。 （一）国有股转持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2009］94号）规定，凡在境内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含国有股的股份有限公司，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均须按首次公开发行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10%，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社保基金会持有，国有股东持股数量少于应转持股份数量的，按实际持股数量转持（简称“国有股转持”）。 根据以上规定，如果一个私募基金被认定为“国有”属性，则该基金投资的企业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IPO）时，该基金作为国有股东，应
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来看，改革的脉络呈现出由浅入深的阶段性推进特征。本文通过透视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揭示推动每一阶段改革的基本因素和根本动力，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推动模式进行全面梳理与总结，以便我们能够在今后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把握规律，掌握主动，尽快实现国有企业改革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一、1978~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初步探索 从1978年到1992年，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1．国有企业改革起步于放权让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大胆下放，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1979年7月，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并打开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缺口。 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约束机制难以规范，出现了企业为扩大自销比例而压低计划指标、不完成调拨任务和财政上缴任务等问题，结果是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出现了“工资侵蚀利润”和行为短期化问题。实践效果与改革预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中央推广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旨在解决放权让利中暴露的问题，处理好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解决大锅饭问题，在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强化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国家财政赤字大幅减少。但是由于企业外部环境不平等，企业内部条件也千差万别，该政策很难找到可操作化的指标来规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企业激励不足问题十分严重。1983~1984年先后又两次推出利改税，但结果都很不理想。 2．国有企业改革先后出现了多种形式 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革主要是为了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并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并在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中开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业集团化的改革试点。 到1987年底，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同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肯定了股份制是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形式，试点可以继续实行，到1988年底，全国共有3800家股份制企业，其中800家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60家发行了股票，其余3000家原是集体企业。1988年2月国务院更加明确了企业承包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地位，规定了“包死基数，
《企业的性质》 文章序言部分指出了作者要从现实的和易于处理的角度来定义企业的概念，同时提出了该文的理论假设，即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边际替代概念作为本文的分析工具。 文章第一部分提出本文的核心论点即企业的性质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传统理论学家例如文章所提到的阿瑟·索尔特爵士和一位不知姓名的经济学家等认为生产要素在各种不同的用途之间的配置是由价格机制决定的。但作者不以为然。作者认为这一说法在企业之中并不适用，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代替，企业家指挥生产。显然存在着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作者因此提出了该文的核心论点即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同时引出了本文所要解决的两个核心问题即企业为什么存在和企业规模的边界。 文章第二部分则是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作者指出企业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完成这一工作需要进行搜集信息、谈判、签约等任务，而企业的出现则大大减少了这些成本。同时利用价格机制也存在着不确定性等不利因素。除此之外由于政府常常对市场交易和企业内部组织同样地交易区别对待，例如政府对市场交易征收销售税，而对企业内部组织同样的交易则没有该税收，这一举措必然会鼓励企业规模的扩大。 既然企业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的出现具有必然性，那么为什么所有的生产不是由一个大企业去进行呢，市场交易为何还会存在？这是因为在企业内部组织追加交易的成本是逐步提升的，任何企业规模的扩大都有一个临界范围。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
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 文章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为什么作者对企业出现的原因的解释比其他已有的解释更可取。作者对该部分的论述是通过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批判来完成的。厄舍和莫里斯·多布先生认为企业存在是因为劳动分工的需要。他们认为价格机制的存在会导致分工的混乱，因此需要企业的作用。但这一说法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奈特教授认为（市场）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那些具有较好判断力和知识的人成为企业家来预测风险，他们向工人支付工资并控制他人行动。因此企业家这一特殊的阶层便诞生了。但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因为这部分人可以通过出卖建议和知识获得报酬，不一定亲自参加生产以获得收入或者可以通过与正在进行生产的人缔结契约而不是主动地参加生产也可以以较好的知识和判断力获得报酬。 文章第四部分进一步论证从交易成本角度解释企业规模的合理性。以前传统理论探讨企业规模主要从生产成本的角度予以考虑，得出企业规模受到限制是因为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企业不愿意付出大于产出的生产代价。该理论在企业生产一种产品时具有适用性，但当企业生产两种甚至更多的产品时，若按照该理论的假设则企业的规模会无限大。这种解释方法存在明显的缺陷，原因是未能考虑到企业的管理成本。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其管理成本也会上升，因此确定企业的规模必须考虑市场成本和管理成本两个因素。 文章第五部分说明了本文企业概念是与现实世界情况相一致的。企业组织中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是依靠契约固定下来的。这种契约明确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雇主依靠他的权利支配和指挥雇员，雇员则依靠他的义务服从雇主的控制和支配。企业组织中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企业性质在现实世界中具体体现。
我国国有企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摘要】“大而不强”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真实写照，从国退民进到国企股份制，国有企业走上了曲折的改革之路。本文从国有企业现状的分析提出国企“大而不强”的原因。并提出国有企业战略转型的选择路径。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战略选择 1 国有企业的现状 分析中国企业500强名单可以看出，此次500强入围门槛从上年的93.1亿元上升为105.4亿元，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而且，中国企业500强在世界企业500强中的比重继续攀升，收入利润率等绩效指标首次超过世界及美国500强。 但中国企业500强只能定义为500大。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多数缺乏核心竞争力。企业风险控制能力还比较低，属于典型的速度经济型企业。在去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部分行业出现了“全行业亏损”的局面，例如民航业有6家企业进入500强，却仅有两家企业盈利，行业亏损达145亿元。 2 国有企业大而不强的原因 2.1 政策性负担严重 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国家在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要素禀赋结构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而内生形成的。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实际的着眼点都在于改进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也有他自身的特殊性，承担着由政府发展战略所导致的政策性负担。 在传统体制下，政府给予这些企业各种扶持，包括低价供应原材料、人为压低资金的价格，也包括直接的财政和金融补贴。同时国家还建立了一整套相关的制度安排，来配合赶超战略的目标的实现。因此，这种负担没有显出来。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各种价格扭曲和市场垄断的取消，以及国外的产品进入我国，开放、竞争的市场逐渐形成。由于战略性负担是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就由隐形问题变成了显性的问题。 政策性负担对国有企业产生两方面的负面影响。其一：政策性负担本身年复一年持久的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其二：国有企业不是通过改进激励、加强管理、降低成本、增加销售求的生存和发展；而是利用自身特殊困难与国家讨价还价，争取各种补贴，要求国家出台抑制竞争的保护性政策。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无法识别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多大程度上来自经营失败和渎职，多大程度上来自不利的竞争地位。所以国家只好负担全部的责任，继续通过扭曲的宏观环境政策。政府预算。银行低息贷款等对国有企业进行保护。 2.2 垄断性行业缺乏竞争力 我国的垄断性行业改革所有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行政体制和行政权力造成的垄断。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电信、电力和民航等企业尝试政企分开、政资分离、业务分拆虽有所成就，但问题依然存在。一是垄断行业监管体制落后。政府职能亟需调整和转变，垄断行业的深层次体制矛盾依然存在；二是垄断行业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在广度上，垄断行业主要集中在电信、电力和民航等产业，对铁路、供水、供气及其他专营项目的改革相对滞后；三是立法滞后，《反垄断法》的未出台难以约束市场上各类主体的经济行为。四是垄断行业的大型企业改革步伐滞后。一方面很多领域一直未对民营企业开发，一方面，大型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一直在建立和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3 国有企业由大变强战略路径选择 3.1 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剥离政策性负担，解决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 无论是国有还是私营企业，政府都必须给予政策性的优惠或补贴。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
企业性质分类 1、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2、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3、国有独资公司：是指国家授权投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4、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 5、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 6、个体工商户：是指生产资料属于私人所有，主要以个人劳动为基础，劳动所得归个体劳动者自已支配的一种经济形式。个体工商户有个人经营、家庭经营与个人合伙经营三种组织形式。由于个体工商户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所以个体工商户不具备法人资格。 7、外商投资企业：是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以各种方式在中国境内投资，并依法律设立的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分为：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中外合资企业。 8、私营企业：是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用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 9、另外还有以前登记的企业，现在已不能登记这种性质的企业： 全民所有制企业：指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由国家作为代表行使所有权，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以营得为目的的企业。 集体所有制企业：指生产资料或财产归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劳动群众共同劳动，实行按劳分配为主、适当分红为辅、提取一定公共各累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个体，合伙； 国有企业，民营，合资，外资独资 1、国有企业 2、三资企业（其中：中外合作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 3、集体企业 4、私营企业 企业性质分类 一、企业性质的分类 关于公司、企业的种类，我国《公司法》、《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及有关法规有相关规定。企业法人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即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联营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及其他企业。公司种类又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其中有限责任公司又分为国有独资公司和非国有独资公司。从广义上讲，国有公司以出资情况来加以区分，可以分为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参股公司。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回顾 引言： 雄厚的国有资产及强大的国有经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而国有企业则是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支柱。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国有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一、国有企业改革历史回顾 国有企业的改革至今已走过二十多年的历史，回顾这个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6年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传统的国有企业是委托人即政府垄断了企业近乎全部的剩余产品的积极性。因此国有企业势必会长期处于了低效率运行状态。由此不难看出，让渡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必然会对经营者积极性产生激励，进而有利于改变过去权力集中与外部化的状况，使企业成为“自我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 针对传统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经营者缺乏自主权和低效率运行的弊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府办不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推动了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的决定，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管理体制改革文件，并在四川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根据中央政策，政府向企业让渡了生产自主权、原料选购权、劳动用工权和产品销售权等十四项经营权。经营权的让渡意味着企业的经营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经营权层面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放权让利是以中央政府的利益让渡作为切入点，受益群体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种利益主体。 在各利益主体均可获得收益下的改革，不仅推动起来阻力小，且还会对各个经济主体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有利于调动各个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第二，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在原有经济体制内进行的改革，是不改变原有的所有权框架，而只在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利益调整，这种调整并不涉及“姓公姓私”或“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问题，因而来自社会意识和传统观念方面的阻力较小，改革能够被全社会所接受。第三。放权让利虽然表现为中央政府利益的部分损失，但于经济总量增加，中央政府收益的绝对量也是增加的；同时，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又会带来其他社会成员收入的改善。因此，因此，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受益的帕雷托改进。 第二阶段：1987-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的过渡，从1986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过渡，但在涉及财产关系的深层改革上，同时出现了量种不同思路和对改革制度的两种不同选择。 一种思路是将国企改革任然限制在原有财产关系之内，而进一步推进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与这种认识相对应得制度选择就是企业承包责任制，中央政府决策部门倾向于这种改革思路忽然改革方案，于是从1987到1992年，国有企业经历了两轮承包制改革。 两轮承推进伊始，确实调动起企业忽然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1987年比1986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封闭额为14.1%和20.7%。企业实现利润和上缴税金1987乃比1986年增长8.0%，1988年比1987年你增长18.2%，亏损面业逐年下降，
2020年国企改革政策 出资人机构不得干预企业经营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基础性改革，也为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混合 所有制改革创造条件。 《意见》要求，国有企业在完成公司制改革的同时，要健全以公司章程为核心的企业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公司章程在企业治理中的 基础作用，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严格规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 机构、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党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 的权责。其中，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出资人机构依法行使股东会职权。对国有全资公司、国有控 股企业，出资人机构主要依据股权份额通过参加股东会议、审核需 由股东决定的事项、与其他股东协商作出决议等方式履行职责，除 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不得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活动。 李锦说，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不是追求形式上由“××厂”变成“××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而是要在运行机制 上实打实地改变。从这个角度看，走好“最后一公里”并不轻松。 考察中央企业，尚未改制的8%中，既有国资委监管的一级企业集团，又有一些经营比较困难、历史包袱沉重的二、三级企业。这些老国企，历史遗留下来的债权债务、人员安置等问题不少。 落实职权，董事会不当“花瓶”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关键要有规范的董事会。《意见》提出，到2020年，国有独资、全资公司全面建立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国有控股企业实行外部董事派出制度，完成外派监事会改革;充分发 挥企业家作用，造就一大批政治坚定、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董事 长和职业经理人，培育一支德才兼备、业务精通、勇于担当的董事、监事队伍。
1.企业的性质 2.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3.企业存在的意义 4.企业扩张的条件 5.你对文章提得到企业中的契约怎么看？ 6.文章中有很多专家的观点，你对哪一个比较感兴趣，为什么？ 7.你对现实生活中的企业有什么理解和看法。
3、斯提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配置资源的手段,“企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两者的区别在于：在市场上,资源配置由价格机制自动调节；在企业里,资源配置由权威的组织来完成.但无论用市场机制还是企业组织来协调生产,都是有成本的.企业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有些交易在企业内部进行比通过市场进行所花费的成本要低.但是企业的组织成本与企业是形影不离的,它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而扩张,当在企业内组织交易的成本扩大到等于市场组织交易的成本时,企业与市场的界线也就划定了.科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了企业的起源问题,认为当用企业组织交易的费用小于用市场组织交易的费用时,企业就出现了.简单一些说，企业存在是为了节约了交易费用，从而通过自愿交易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4、科斯主要是运用交易费用概念解释了企业存在及扩张的意义，也就是交易费用的节约是企业存在扩张以及替代市场的根本原因。当市场的交易费用大于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时，企业就是比市场更有效率的调节机制，因而企业的存在和扩大规模就是必然的结果了。组织费用表明，企业扩张愈快，管理成本就会递增，这就是科斯所说的企业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等于递增的组织成本时，企业的最大规模也就被
决定了，企业规模发展达到了静态均衡。在动态过程中则不然，当既有的静态均衡被打破时，企业规模将继续趋向扩张。反之，企业边界就会受到抑制和收敛。 5、契约就是人们实现合作、利益分配所达成的协议。缔约必然要付出成本，由于契约形式的多样性，达成不同的契约形式会耗费不同量的交易费用，也会产生不同的合作效果。当合作效果相同时，采取交易费用较低的契约形式。从场的角度来讲，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是从订立完全契约、依约履行、法庭解决纠纷的角度来实现经济利益的，这是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假设。而在现实中的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订立的契约则是不完全的。 6、富兰克·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1885.11.7 - 1972.4.15)——芝加哥学派创始人 富兰克·H·奈特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对于经济学发展和经济分析方法的创新做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 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奈特正是从理论条件下竞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1、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 位，其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 A ） A 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 B 对基建投资的控制力 C 对关键领域的控制力 D 对重要行业的控制力 2、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 的控制力，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关于我国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除了采取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外，还允许采取的形式有：①股份制②承包制③租赁制④私有制⑤股份合作制（ C ）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⑤ C ①②③⑤ D ①③④⑤ 3、下列选项中有利于增强上题所说的“控制力”的有：①大力发展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 ②大力出售中小国有企业③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④国有 经济保持必要的数量⑤国有经济要优化分布并提高素质（ D ）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⑤ C ①②④⑤ D ①③④⑤ 4、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主义生产规律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管 理形式都可以被社会主义采用。这告诉我们（ C ） ①同一性质的所有制经济可以采用不同的实现形式②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经济可以采 用相同的实现形式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积极探索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公有制实现形式④资本主义社会采用的任何资产组织形式，我们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①②③ D ①②④ 辨析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 这种观点不全面。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现阶段我国公有制经济除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外，出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仍属公有制经济。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出现，使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更加多样化，促进了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1、从所有制根本性质上看，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可分为（ D ） A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 B 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 C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 D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 2、“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这两种不同提法的区别在于（ A ） A 是否把非公有制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B 是否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 C 是否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 D 是否认为公有制经济在市场中的作用有所下降 3、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于2000年元月1日颁布实施，科技部副部长在深圳高交会上也指出“应当鼓励以民间为主”的投资。这些现象表明（ D ） A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B 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C 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 D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2015年09月14日来源：新华网 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不断取得重大进展，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拓国际市场、增强我国综合实力作出了重大贡献，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总体上是好的，广大职工付出了不懈努力，成就是突出的。但也要看到，国有企业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一些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有待完善，国有资本运行效率需进一步提高；一些企业管理混乱，内部人控制、利益输送、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突出，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还未完全解决；一些企业党组织管党治党责任不落实、作用被弱化。面向未来，国有企业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在推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国有企业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和责任。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战略决策，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切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为此，
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适应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全面推进依法治企，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 （二）基本原则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握的根本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推动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国有企业改革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坚持权利、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