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纳博科夫的时间意识
欧阳灿灿
内容提要:作为流亡作家,纳博科夫一生经受了田园时间与道路时间的分裂,以及道路时间本身的断裂,因此时间的分裂成为他不断强化的感受。在小说中,时间的分裂表现为转喻与隐喻的强烈对比,以及隐喻暗含的审美距离。时间的断裂感促使他在叙事中寻求个体与世界象征性的弥合。
关键词:纳博科夫 时间意识 转喻 隐喻
作者简介:欧阳灿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05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与比较诗学。
T itle:On Nabokov’s Consci ousness of Ti m e
Abstract:The year1919divided Nabokov’s life int o t w o peri ods,i.e.the peri od of“past oral2 ti m e”and that of“exile2ti m e”.After generalizing his consci ousness of ti m e,we think its main characteristic is de2linking.I n his ficti on,the concep ti on of de2linking ti m e turns out t o be the contrast of“met ony my”and“metaphor”,and als o the opposite ele ments in“metaphor”.Then the eff ort t o balance the inter2world and the outside world re mains the core of Nabokov’s writing ai m.
Key words:V ladi m ir Nabokov consci ousness of ti m e met ony my metaphor
Author:O uyang Cancan is a Ph.D.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L iterature and Journalis m,Si2 chuan University(Chengdu610064,China).Her research areas cover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Email:ouyangcancan@https://www.doczj.com/doc/3f6198684.html,
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中,纳博科夫是跨语言、跨文化身份的“流亡作家”的重要代表。他富于传奇性的生活与流亡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人生的无常感是他小说创作的基调,在异质文化中的生存体验也成为他反复书写的重要主题。研究纳博科夫的生活经历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时间意识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一、田园时间与道路时间
若以1919年为界,纳博科夫的一生可分为两个时期,在故乡俄罗斯度过的前20年与在欧美流亡的后58年。前一阶段生活平静而幸福,后一阶段则饱受流离之苦。为了论述的方便,姑且把相应的时间类型称为田园时间①与道路时间②。田园时间与空间密切结合,具有稳定性和历史感,而道路时间则是一种断裂的时间,两者均是由不同的生活经历所引发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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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意识。下文我们将会指出,田园时间与道路时间的分裂以及道路时间的非连续性体验带给纳博科夫无尽的伤痛,断裂成为了纳博科夫时间感受的主要特征。
1899年至1919年是纳博科夫生命中的黄金岁月。他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法学家、立宪民主党领导人,母亲也身出名门。二人均受过良好的欧式教育,对待子女既十分疼爱,又管教有方。纳博科夫从小就在语言方面显示出非凡的天才,并受到了精心的培养,六岁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十岁左右能阅读法文书籍。在双亲的影响下,他还培养了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之情与鉴赏能力,尤其是对自然的细微之美有着敏锐的感悟力。尽管那时俄罗斯战祸连连,纳博科夫在双亲的庇护下,却能尽享美好的童年。借用美国评论家博伊德的话,“直到历史逼近,把他从熟悉的生活中猛然推出来之前,年轻的纳博科夫在爱情与诗歌中前进,他的眼睛与耳朵对历史的硝烟与炮火毫不留意”(Boyd110)。几十年后,纳博科夫回忆起这段时光时也深情地说,“我可能拥有所能想象的最幸福的童年”(qtd.in Boyd12)。对他而言,这段时间有如田园诗一样宁静而美好,故我们称之为他生命中的田园时期。与此对应的时间意识或时间感受可称为田园时间。若加以条分缕析,田园时间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田园时间是一种与空间紧密结合的时间。人的“生活及事件对地点有一种固有的附着性、粘合性,这地点即祖国的山山水水、家乡的岭、家乡的谷、家乡的田野河流树木、自家的房屋”(巴赫金425)。田园时间与空间的这种密切结合的特性,在作者成年后写的回忆录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在《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热情地赞美了维拉庄园以及卢卡舅舅的田产的优美景色,还深情地写道:“给我无论哪座大陆上的任何相似于圣彼得堡乡野的东西,我的心就融化了”(242)。记忆中的俄罗斯与他的成长时代如此紧密结合,使得纳博科夫认为只有童年时代的俄罗斯才是他真正的故乡。当他被迫离开俄罗斯之后,故乡也就随着田园时间的终止而不复存在。
第二,田园时间是“集体的”、“有效生长”的时间(巴赫金405)。在纳博科夫看来,在俄罗斯度过的二十年是其家族时间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在他居住过与造访过的庄园里,保留着祖先们留下的物品以及先辈命名的林中小径。他的时间也与父母亲、家庭教师、兄弟姐妹们的时间相交融。当他回忆这段流逝的岁月,提笔著书时,书的大部分篇幅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在自传中,纳博科夫坦然地描述了祖先们的死亡,因为在田园时间中,死亡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它带走了个体生命,同时也带来家族的繁衍。
第三,田园时间具有纵深感与连续感。田园生活中没有令人恐惧的事件,也不会发生完全出乎意料的偶然事情。世代相传的生活似乎将会无限绵长。纳博科夫多么希望这种生活永远继续下去:“万物各得其所,永远没有什么会改变,永远不会有谁死去”(纳博科夫,《说吧,记忆》62)。
上述田园时间的特点,与纳博科夫在流亡经历中所体验的另一种时间———道路时间恰成对照,这种鲜明的对照一方面加剧了纳博科夫对时间断裂性的感受,另一方面直接促使纳博科夫在艺术中重组时间,以求重新获得时间的整体感与存在的统一感。
1919年,俄国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亲英派分子和被苏俄红军革命的对象,纳博科夫的父亲挈妇带雏逃往西欧。从此,纳博科夫展开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流亡阶段。由于这段时期的生活就像是在漫长道路上的旅行,没有目的地,也没有固定的住址,这一时期的时间感受也与田园时间不同,呈现出断裂性的特征。我们姑且称之为“道路时
间”。这种时间感受是与他的坎坷人生相关联的。到达西欧之后,纳博科夫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停地改变居住地点,为了谋生,他还从事过不同的工作,这不仅导致他很难找到确定的文化身份,还改变了他的时间意识。他先是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俄语文学与法语文学,并获得学士学位。1922年大学毕业之后,他来到柏林,在最初的几年里,他靠教授英文、法文、拳击、网球等谋生,有时还扮演电影配角。1938年,纳博科夫一家迁居巴黎。1940年,在纳粹德国入侵法国的前夕,他们逃亡到了美国。后来又移居瑞士,1977年他逝世于此。
对比纳博科夫前20年和后58年的生活,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个玩笑。随着纳博科夫一家人离开世代居住的俄罗斯,家庭成员散落在世界各地,有的还不幸死去,他也逐渐从家族的共同生活中脱离出来,经历了时间的第一次断裂,即从具有集体性、统一性的田园时间断裂为个体性的道路时间。而道路时间本身又是一种非连续性的时间,因此可以说,从1919年始,时间的断裂感就逐渐成为纳博科夫不断强化的感受,这突出表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家人的非正常死亡让纳博科夫体验到时间断裂带来的伤痛。1922年,他的父亲被两名流亡的右翼君主主义分子误杀而死。1945年,大弟弟谢尔盖又被活活饿死在集中营里。这两件事给纳博科夫留下了终生的痛苦。在《说吧,记忆》中,作者的笔墨多次迂回至此,又戛然而止,似乎暗示出亲人的死亡是他不能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对死亡的难以承受是田园时间断裂为道路时间后的重要表征之一。在田园时间中,死亡不是震动心灵的恐怖事件,而是可以预料的生命过程的一个环节。因为从整个宗族的角度来看,死亡不仅是个体性的,更是由整个集体共同承担的事件。死亡带来了个体生命的终结,但也带来了宗族的繁衍更新。由于与生殖繁衍具有毗邻关系,死亡引发的伤痛在接受者的心中就能得到缓解。但是当个体从集体生活中脱离出来,作为纯粹个体生命结束与时间终结的死亡,失去了与生殖繁衍的毗邻关系时,也就变得无可挽回、无可慰藉了。这样,当亲人的生活时间一旦终止时,留给生者的就只有无穷的空虚和悲哀。父亲和弟弟的死在纳博科夫的作品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读者不难发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死亡成了具有主宰性的一种力量,甚至改变了爱情的方向。爱情走向生殖繁衍的反面,变成畸形的、非正常的,并且无一例外地把主体引向死亡。
其次,流亡生活经历加剧了对时间断裂的感受。纳博科夫在流亡生活中,一直居无定所,总是住在旅馆或租来的房间里。即使在《洛丽塔》出版后,他获得丰厚的稿酬,也没有购置房产。对他而言,生活似乎就意味着在一连串不同的房间之间迁移。这种经历必定会影响他对时间的感受。如前所述,田园时间因与田园这个稳定的空间紧密相联而具有一种纵深感和历史感,居住者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家什与物件上都可以感受到祖先留下的印记,从中体会到时间的深度。与此不同的是,在道路时间里,流亡者一次次地面对陌生的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他个人的历史,也看不到时光缓慢累积之后留下来的任何痕迹。他对环境的感受与印象是即时性的,相互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因而这样的时间体验必定是非连续性的。纳博科夫自己就说过,“对于更加麻木不仁的命运,对于我们不妨说,时间的一种原本就缺少前途的,光滑、安全、小城镇似的连续性……”“我自己命运中的断裂在回忆中给了我一种晕眩的快感”(《说吧,记忆》242)。
这种时间感受类似詹明信所说的精神分裂经验中的时间感受。精神分裂者不具备有关时间连续性的感觉,“而是注定生存在永远的当下中,他或她的过去不同时刻之间少有关联,在他们面前也没有所谓未来。换句话说,精神分裂的感受是这样一种有关孤离的、隔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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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连续的物质能指的感受,它们无能于扣连一个连续的序列”(詹明信409-410)。“精神分裂者明显地突出了或只剩下了对‘当下’的强烈感受,因为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现在已经膨胀为唯一的可感知之物,吸引了精神分裂者的全部知觉”(耿占春,《叙事美学》235)。纳博科夫对时间的感受与此相似。过去的时光已随环境的变迁而消逝,将来的时间又不可捉摸,唯一能把握的只有当下。他借小说中一个人物之口说道:“这种现时性是我们知道的唯一现实,它承继了过去缤纷的虚无和引导着未来绝对的空无。因此,如实说来,我们可以说有意识的人类生活常常只延续那么一瞬”(Nabokov,A da or A rdor549-550)。
时间的断裂造成了身份归属的困难,因为“我们对身份的感觉有赖于我们对于‘我’在时间上的持续性的感觉”(詹明信410)。纳博科夫曾经如此介绍自己:“我是个美国作家,生在俄国,受教育于英国。我在英国学习过法国文学,后来又在德国呆了15年。1940年我来到美国,决定当一名美国公民,把美国当成自己的家”(《固执己见》30)。就在美国这样一个唯一使他“在精神上感到归属的国家”,他也没有定居下来,而是迁往了瑞士。他自始至终都没能找到一个归依之地,而是成为一个在文化迁徙过程中具有多重身份的“世界公民”。
第三,语言的断裂使时间进一步解体。当时间无情地带走过去时,可能唯一能保留过去的只有主体的记忆。这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主人公马塞尔通过对某种气味、滋味、声音等的感觉而在一刹那间唤起对过去的无意识记忆,使过去与现在重新联系起来,由此获得有深度的时间。但是纳博科夫没有这么幸运,他面临的是时间与语言的双重断裂,而后者比前者更难超越。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是按照语言所给出的样子去认识这个世界的,语言与人的存在密不可分。
正如威廉?马洪堡在谈到语言问题时所指出的:人主要地———实际上,由于人的情感和行动基于知觉,我们可以说完全地———是按照语言所呈现给人的样子而与他的客体对象生活在一起的。人从自身的存在之中编织出语言,在同一过程中他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周围划出一道魔圈,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道魔圈,他只能从一道魔圈跳入另一道魔圈。(卡西尔37)
纳博科夫所谈的跨语言写作之初的感受正好印证了这一说法:“我从俄文散体文转向英文散体文的写作过程是极为痛苦的———就像在爆炸中失去了七八个手指头后重新学习对付事物一样”(《固执己见》60)。语言之间的不可通约性造成相应的生存状态迥然不同,并进一步促成跨语言主体的文化“杂交”身份和对时间断裂的特殊体验。
以上我们从纳博科夫的人生经历入手,探讨了他的时间感受的特点:断裂性。这种断裂性也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特别是在他早期发表的作品中,田园时间与道路时间的分裂有明显的表现:描写过去生活环境与现在生活环境使用了不同的语言———转喻与隐喻。随着流亡生活的继续,他的写作趋向成熟,隐喻在他的作品中日益占有突出的地位。
二、转喻与隐喻
乍看起来,时间与转喻和隐喻似乎互不相关。在探究它们的相互关系之前,先来看看什么是转喻与隐喻。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转喻与隐喻一直被认为是修辞的手段,因此它
们是修辞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对隐喻和转喻的研究跨越了语文学的传统,哲学、符号学、文学批评、心理学等都开始关注隐喻和转喻问题。隐喻和转喻不仅被看作是表达手段,还是重要的思维方法。罗曼?雅各布森的论文“语言的两个方面和失语症的两种类型”就突破了修辞学的框架,把转喻与隐喻的研究纳入文学和文化学的视野。在此基础上,小说家戴维?洛奇进一步阐释了转喻与隐喻,并把它们视为小说语言的构型通则。他认为,隐喻暗示了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相互“置换的可能性”,这种修辞手段属于语言纵向的聚合轴,“转喻(即举出事物的属性、修饰语、原因或后果来意指事物本身的修辞手段)……则属于语言的组合轴,因为它们靠运用在语言和现实中相连接的词语来起作用”(洛奇451-452)。他还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对隐喻与转喻进行说明:“‘在上百条龙骨耕耘着海浪’这个句子中,‘龙骨’是提喻,意指‘船’,这个词源于船与龙骨的连接性,而‘耕耘’则是隐喻,
来自船行与耕耘之间一种可见的相似性。”
③隐喻与转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创作,“在正常的语言行为中,这两个过程都在不断起作用,但是……在文化模式、个性和语言风格的影响下,人们往往会偏重这两个过程的一个,而压抑另一个”(洛奇452)。戴维?洛奇进一步指出,当人们用语言描述一个自认为客观、真实、自足、有序的世界时,常常会倾向于转喻性的描写,例如在许多现实主义的传统小说中就是如此。但是,当人与世界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人在现实生存环境中无法获得整体感时,人们通常会选用隐喻的语言来描述世界,就像许多现代小说所表现的那样。
可见,隐喻与转喻标示着不同的时空意识与叙述模式,暗含着使用者与环境的不同关系。对环境转喻性的描写不仅表明被描写的事物之间具有某种连续性与秩序,而且表达了人们对事物之间的这种邻近的、连续的组合关系的信任。与此不同的是,由于隐喻的本体与
喻体之间有某种距离,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思想领域”,“既相似又不完全相称”
(洛奇455),因此,隐喻表明相距甚远的事物间有某种联系,同时又暗示着差异性、分裂性的存在。相应地,纳博科夫在叙述过去和谐有序的生活环境时,往往采用转喻的语言,而描述流亡生活环境的杂乱无序,则偏向运用隐喻。隐喻与转喻的对照,显示了过去与当下的差异与分裂。
纳博科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玛丽》是他初到柏林时写的,其中大量运用了隐喻与转喻的对比。有研究者都指出,小说中的加宁身上有纳博科夫的影子,他表现了纳博科夫对时间去而不返的焦虑不安④
。在这部小说中,时间的断裂以及过去与现在的对比集中体现在对转喻与隐喻的使用上。
在描写过去的幸福时光时,纳博科夫倾向于使用转喻。如下面这一段,当加宁偶然知道玛丽的消息后,他心潮起伏,不禁陷入美好的回忆中:
玛丽坐在船尾。他用船钩把船推离岸边,然后开始缓慢地沿公园岸划去。岸上茂密的白桤木丛在水上投下黑色的小圆影,许多头小身体细长的深蓝色的蜻蜓在四周飞掠。后来他把船朝河中心划去,在锦缎般的水藻小岛间穿行,而玛丽则一只手捏着转舵索的两头,另一只手垂在水中企图摘下睡莲黄烁烁的头状花序。桨每一划动,桨架便发出一阵吱嘎声,当他前伸后仰划桨时,面对着他坐在船尾的玛丽便交替着离他一远一近,她的海军蓝茄克敞着,里面一件薄薄的衬衫随着她的呼吸一起一伏。(纳博科夫,《玛丽塞?奈特的真实生活》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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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描写是转喻性的。叙述者沿着加宁动作与注意力的先后顺序,对周边环境作了细致的描绘。按照事物的连接性顺序,叙述者介绍了河岸、河心,以及船上坐着的玛丽。在描绘玛丽的形象时,也是依照邻近原则,顺次介绍了她的动作、姿态、服饰和呼吸。这段文字所描绘的景色十分优美而宁静。这是一个独立、自足、有序、和谐的世界。
转喻性的描写能给人一种秩序感和安稳感,以下对加宁的家的描述也属此类型:
这座和侧翼之间有长廊相通,一对阳台有彩色玻璃窗的灰绿色的旧木质房屋,眺望着花园的边缘,以及镶在丰饶的黑土花坛周围的赤黄色纽结形图案的园中小径。在有着白色家具的客厅里,大部头的旧杂志合订本堆放在绣着玫瑰花的桌布上,在翘起的有椭圆镜柜的镜子下露出了黄色的镶木地板,每当那架白色钢琴丁丁冬冬地奏出活力时,墙上用达盖尔银版法摄制的相片就似乎在倾听。傍晚,穿蓝衣服的高个子男管家戴着线手套端一盏绸灯罩的油灯出来,把灯放在阳台上,加宁便回家在点着灯的阳台上喝茶、吞食奶油点心。阳台地上铺着蒲席,通向花园的石阶旁是黑月桂。(纳博科夫,《玛丽塞?奈特的真实生活》62-63)
虽然这段文字中有着隐喻性的描写,但是并不改变整体上的转喻效果。按照事物间的连接顺序,叙述者向我们井井有条地介绍了屋里屋外的景象。物品在其不变的位置上,主人也有着不变的习惯。这是加宁熟悉而平静的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流亡时租住的公寓:
(房主)把桌椅、咯吱作响的衣柜、凹凸不平的长沙发分放在打算出租的房间里。
这些家具分放在不同的房间里以后立刻显得陈旧,带上了被拆散的块块头骨那无所适从的丧气样子。她已故丈夫的书桌是个栎木制的庞然大物,上面镶着蛤蟆形的铸铁墨水池,中间那只抽屉深得像船上的底层货舱。这张桌子放在了现在阿尔费洛夫住的1号房里。原来买来和书桌配套使用的转凳现在和书桌分开了,在6号房里和舞蹈演员们过着孤儿般的日子。一对绿色的扶手椅也给分开了,一只在加宁的房间里独自憔悴,一只房东在用,或者由她的德国种小猎狗在用。(纳博科夫,《玛丽塞?奈特的真实生活》6-7)
第一句是对所有家具的总括性描述,接下来又分别描述了“书桌”、“转凳”和“椅子”。从表面上看,这段文字是按照事物的邻接关系展开的,应属于转喻的描写。但是,不应忽视的是,这段描写中还存在着戴维?洛奇所说的“另一个关系系统在起作用:某些词法、语法结构和节奏模式出于相反的效果得以重复,把注意力引向相似性而不是连接性”(460)。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这段文字中一系列性质相似的修饰词语,如“陈旧”、“无所适从”、“丧气”、“孤儿般”、“独自憔悴”。这些词语具有相似的感情色彩和语意效果,诱发读者产生一系列的联想。原本应放在一个家里的家具被房主拆散,分配在不同的房间,家具的七零八落与流亡者家庭破碎、家人流落四方有相似性。其陈旧颓败的色彩样式又与流亡者孤苦伶仃、一蹶不振的心绪十分相似。因此,这段看似转喻性的文字因语词的重复使用而具有隐喻效果。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时间的断裂在《玛丽》中的重要表现,是转喻与隐喻的对比。在纳博科夫后来创作的作品中,随着转喻的语言减少,隐喻的语言逐渐增多。他对流亡
者的现实生存环境———旅馆的不满,也一直保持在他的作品中,尤其体现在对旅馆的隐喻性描写上。《洛丽塔》中这样描写:“没有比美国旅馆更嘈闹的了……走廊充溢着快乐、愚蠢带回音的感叹话,以及结束时的一连串‘晚安’。当这些停止以后,我小脑正北方的一只抽水马桶又取而代之。那是只男性的、精力旺盛的、吼声深沉的马桶,使用频繁。它的咯咯声、倾
泻声和长时间的尾流震动了我脑后的墙壁”(纳博科夫,《洛丽塔》129)。这段也是隐喻性的
描写。由于隐喻总是强烈地暗示着另一事物、另一意义的存在,因而隐喻的本体即被描述的环境不是自足的,它与被暗示的对象即喻体之间存在着距离。在上述例子中,隐喻的本体与喻体之间的距离又隐含着观看者对环境所产生的心理距离,突出了丑陋、混乱的环境与观看者的对立。纳博科夫在流亡中,住过形形色色的旅馆,但是没有一个能让他满意。他曾经说过其中的原因:“没有童年生活的那种环境,任何地方都不让我满意”(《固执己见》30)。追根究底,旅馆不是他的家,只有在自己的家中,他才能感受到人与环境的和谐。在不断变化着的陌生的环境中,他备尝“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和凄凉,更深入地体会到过去与现在的断裂。人与环境的对立、过去与现在的分裂,使得纳博科夫不自觉地用隐喻中暗含的审美距离来隐指流亡者分裂的生存状态。
三、弥合断裂的时间
纳博科夫在写作中大量运用隐喻手法,隐喻成为他创作语言的“构型通则”,以至于其小说主题也具有隐喻的多义性和矛盾性,导致读者和批评家们的解读意见不一,甚至争锋相对。细察之,纳博科夫对隐喻的偏爱与他断裂的时间意识紧密相联,隐喻的审美距离暗示着其时间感受的非连续性。但不可忽视的是,隐喻还能象征性地弥合分裂的生存状态,而这种象征性的修复与弥合对他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在上面几个关于隐喻的例子中,我们发现,在构建隐喻时,身体的感觉体验发挥了媒介功能。以《洛丽塔》为例,隐喻的陈述中有两个不同的主体:“马桶”与“男性的身体”,这两个主体分属不同的经验领域,但是,两者又有某种相似性———马桶的频繁使用及使用时发出的巨大响声,与一个嗓门洪亮、精力旺盛的男性给人一种感觉上的相似。其他的隐喻如“无所适从”的“家具”、“独自憔悴”的“椅子”、“拒绝站立”的“抽水马桶”等也是建立在身体及其感觉的媒介功能上。
这些隐喻的深层,隐含着作家建构整体感与统一感,以及谋求现实生存的诗性智慧。流亡者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生存,如同原始人类在变幻莫测的自然面前一样惶恐不安。为了熟悉自己的生存环境,必须赋予它一个符号化的结构。而以人的身体及其体验为媒介,是最自然便捷的方式。“在以身体为媒介对环境的探知与‘体认’中,人最初把每一事物都与自己的身体关联起来,好像自己的身体就是宇宙的中心和本体。在肉体对世界的体认与同化过程中,符号功能就在起作用:同化与体认即是一种符号化的过程。只有在符号化的意义上,感觉与知觉的人才能把自己的行为自身的官能加以‘宇宙化’,而把宇宙万物万象加以
‘肉体化’的组织”(耿占春,《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128)。用身体及其感觉体验来同化这
个世界,就能把陌生的、异质的事物转化成可感觉的、可见的、可理解的,从而在人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创造出一种关系和意义。因此,隐喻既体现了生存环境与人的抵牾,又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人与世界破碎的关系,恢复了存在的整体感。
20世纪的流亡作家如米兰?昆德拉、君特?格拉斯等都倾向于创作隐喻性的小说,正是因为隐喻体现了他们在异域生活的诗性智慧:既能以略带嘲讽的口吻调侃人与世界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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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又能在更高的层面上超越隔膜与对立,与世界达成某种和解。在这个意义上,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精辟地指出:“隐喻这个字,其希腊词根的意思是横越,指某种迁移,把理念迁移到意象中。移民———横越人类———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是一种隐喻性的存在物”(286 -287)。隐喻建立在身体及其感觉的同化功能之上,因而它能够在共时性的向度上修复人与世界断裂的关系,在“当下”的时间情境中使世界象征性地形成一个存在的整体。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文学可以被视为人类生活世界的一种隐喻,它亦真亦幻的描述既暗示了人类平凡现实与理想生活的巨大反差,又在不知不觉中缝合了现实与理想、真实与幻景、实与虚的界限,促成现实与想象、受限的身体与自由的精神、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相互碰撞、交流和融合,使人们能跳出现实生活的束缚,站在更高的层面重新审视、理解和把握生活。换言之,隐喻性质的文学为抚平人们的精神创伤、重返精神家园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写作对于纳博科夫的重要意义。他曾经在介绍《洛丽塔》的写作缘起时说:“我怕能记起的是,报纸上一则关于哈尔丁平原上的一只猿的故事不知怎么引发了我最初灵感的震颤,这只猿被一个科学家哄了几个月之后,创作出了第一幅动物用木炭搞出来的画,这幅素描中显示的是关那可怜的生物的笼子的栏条”(《洛丽塔》320)。这段话含义丰富。从作者角度来说,故事中猿作画与纳博科夫的写作形成了一种隐喻式的关系,也表明了写作对纳博科夫的重要意义。那只猿画下关押它的笼子,而纳博科夫则写下了困扰着他的精神囚笼。就像原始人把令他们感到困惑和忧惧的事物编成神话,对它们进行形象的诠释,有了这些诠释,它们就不再是可怕的了,从而实现对它们的象征性超越。纳博科夫用语言描绘流亡生活的体验,以及心灵漫长而痛苦的挣扎,他便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无奈而辛酸的现实。尤其重要的是,写作能让他在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间自由地穿梭,在叙事这一行为所立足的现时性时间点上,暂时建立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共存、人与世界再次不可分割的乌托邦,由此重新找回生命的整体感。他曾经描述过叙事带来的共时性和乌托邦式的感受———“狂喜”(ecstasy):“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你看)在突然的闪光中结合在一起,所以整个的时间之环都被感觉到了,这就是时间不再存在的另一种说法。让整个宇宙进入你的身体,以及你自己在包围你的宇宙中彻底分解,这是一种紧密联系的感觉。是包围本我的牢狱之墙突然崩溃而非我从外面冲进来救出了坐监人———他已经在露天里舞蹈了”(纳博科夫,《文学讲稿》512)。在叙事中,他获得了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共存、人与宇宙紧密结合的新奇感受,以及与之相伴相随的自由感。有如中世纪的人们在纵情狂欢中暂时感受到对恐惧的胜利,体验到存在的统一感和无穷感,纳博科夫也在叙事中实现了日常生活所无法满足的愿望。
注解【Notes】
①这里的“田园时间”与巴赫金所说的“田园诗时空体”有相似之处,都与美好宁静的生活经历相关,时间与空间紧密结合,时间具有稳定性,并能给人历史感。但是巴赫金对“田园诗时空体”的论述是基于田园诗对田园生活的描述,而本文中的“田园时间”是建立在纳博科夫对童年时代的时间感受的基础上。
②我们所说的“道路时间”与巴赫金谈到的“传奇教喻小说”与“传奇世俗小说”中的“传奇时间”有相同之处,但不完全一致。相同之处是传奇时间也在异国他乡的道路上展开,充满种种偶然因素。不同之处是“传奇教喻小说”中的传奇时间是偶然地开始,又戛然而止,犹如主人公正常生活中的一个停顿,对他的性
格与命运不产生任何影响,“传奇世俗小说”中时间的展开过程也是主人公成长的过程,直接影响其生活。而本文所说的道路时间虽然使纳博科夫增加了人生经验,但是并没有完全改变流亡的生活处境。③在这个例子中,“龙骨”也是转喻,因为“龙骨”是船的组成部分,与船具有连接性。根据戴维?洛奇的说法,提喻是指部分代替全体或以全体代替部分,提喻与转喻紧密相关。参阅洛奇452。
④如博伊德就曾在他写的传记中提及这一点。参阅Boyd 252。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Bakhtin,M ikhailM.Theory of N ovels .Trans .Bai Chunren and Xiao He .Shijiazhuang:Hebei Educati on Pu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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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欧阳灿灿:论纳博科夫的时间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