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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当代中国省部级高官受贿罪案例分析
发布时间:2013-03-27 15:20 作者:张涛字号：大中小点击: 5066次
一、引言
有效治理腐败的前提条件，无疑是对腐败事物的真实描述和概括，换言之，需要我们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去观察腐败事物，去描述腐败事物的各种现象，尽可能透视腐败事物特性的各个要素，探寻腐败事物的客观特性，进而发现腐败事物的通则性，在此基础上产生治理腐败的决策。因而对腐败事物的经验观察、精确测量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有系统的事实陈述，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章研究对象定位在省部级政府官员（包括副部级以上的党委和政府、国有企业干部）和已经完成司法审判的受贿罪案这两项标准上。腐败是“政府官员违背公约的准则以谋取私利的行为”，（萨缪尔·亨廷顿，1989）换言之，就是利用公共权力获取非法的个人利益。在刑事责任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了受贿罪、贪污罪、私分国有资产罪、行贿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为腐败犯罪。有证据表明，受贿罪是省部级政府官员腐败的主要罪名。当然，研究对象也涵盖因受贿罪与其它罪名数罪并罚的省部级政府官员。未进入司法程序，仅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受贿腐败的省部级政府官员不在研究范围内。
二、数据说明
在1978年以前，因为受贿罪而受到刑罚的省部级政府官员一个没有。第一个因受贿罪受到刑罚的省部级政府官员是原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洪清源，1987年因受贿罪被依法判处10年徒刑。本文作者收集了从1987 年到2011年因受贿罪受到刑罚的省部级政府官员76个案件，这些案件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等官方出版物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这 76个案件并不是随机抽取的样本，而是只要符合受贿罪、省部级政府官员这两个条件均收集在内。
从这76个案件中，提取的信息主要有：姓名、罪名、刑罚、涉案金额、为行贿人谋取的利益特质、最高职务、初始罪案时间、初始罪案职务、初始罪案年
龄、初始查处时间、初始罪案到初始查处的时间跨度。
本文使用的“初始罪案时间”是指涉案人第一次受贿的发生时间。使用的“查处”与“双规”相近，由于在1994年5月前，无此概念，而观察样本时间涵盖1994年之前，所以使用此概念。
三、事实陈述
1、受贿罪特征
本研究对象之所以定位在受贿罪领域，就是将1978年之后已经完成司法审判的腐败案件收集统计罪名发现，受贿罪名之外的其它罪名腐败个案仅有6例，即：原江西省政府省长倪献策，徇私舞弊罪案；原中共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贪污罪、玩忽职守罪案；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中共浙江省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滥用职权罪案；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嘉华银行董事长金德琴，挪用公款罪案；原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昌典，玩忽职守罪案；原四川省政府副省长李达昌，滥用职权罪案。换言之，1978年-2011受到刑罚的省部级政府官员82人中有76人的腐败罪名主要是受贿罪，其比例达到92.7%。
这76人的腐败罪案，其中有56人是仅仅因为受贿罪入刑，其比例达到73.7%。而其他20人是数罪并罚，除受贿罪之外，有贪污罪、玩忽职守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在这除受贿罪之外的6项罪名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涉案人数最高。
省部级政府官员受贿罪案的普遍性特征是受贿金额巨大。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受贿罪金额合并计算，这76人中受贿金额最高的达到1.9573亿元；除此之外，4109万元1例； 3318万元1例； 2959万元1例； 1000-2000万元8例；500-1000万元31例；100-500万元17例；50-100万元8例；50万元以下16例。
受贿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就有12人，其比例达到15.8%；受贿金额500万元以上有39人，其比例达到51.3%；受贿金额100万元以上有56人，其比例达到73.7%。
图2 受贿金额分布
省部级政府官员受贿罪案的普遍性特征不仅仅是受贿金额巨大，而且发展趋势是愈来愈严重。从查处时间以及量刑程度两项指标观察，省部级政府官员受贿金额普遍是愈来愈特别巨大；同时因受贿罪受到特别严重的法定刑罚的省部级政府官员数量愈来愈增加。
在我们观察的76个案件中，2000年之前，被查处的省部级政府官员19人中，受贿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仅1例；50万元以下13例。2000-2004年被查处的省部级政府高官19人中，受贿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有3例；500-1000万元3 例；100-500万元6例。2005-2009年被查处的省部级政府高官38人中，受贿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就已经上升到8例；500-1000万元20例；100-500万元7例，100万元以下的仅有3 例。
图3 受贿金额与时间分布
从量刑程度看，2000年之前，被查处的省部级政府高官19人中，免于起诉1人，有期徒刑14人，无期徒刑1人，死缓1人，死刑2 人；2000-2004年被查处的省部级政府高官19人中，有期徒刑10人，无期徒刑4人，死缓5人，死刑1人；2005-2009年被查处的省部级政府官员38人中，有期徒刑10人，无期徒刑8人，死缓19人，死刑1人。无期徒刑和死缓的数量呈现的是上升趋势。
图4 量刑程度分布
2、为行贿人谋取何种利益？
按照中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求利益的，是受贿罪。”所以“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构成受贿罪的要件。
从统计看，受贿高官为为行贿人谋取的利益有43项之多，可谓是受贿领域严重泛滥，受贿高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将权力对换成金钱，这个机会可以是行贿人需要的职务晋升、工程承揽、贷款；甚至就是一个汽车过户、营业执照办理。相对比较集中的寻租对象是：职务晋升、工程承揽、贷款、土地批租等，是为政府官员高频率受贿行为的重要领域。
这43项寻租对象中，涉及到的政治行政资源领域有：职务晋升、工作调动、工作安排、职务调整等，有37人次因此受贿。这反映出像以财求官，采取以经济财富换取公共权力的腐败行为方式，已经是非常严重，并具普遍性。社会上关于严重吏治腐败、买官卖官的流言，确有事实根据。
成克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职位上，受贿27万元，将一个副县长提升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原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其702万元的受贿金额则全部来自谋求职务晋升、职务调整的行贿者。王昭耀在担任中共安徽省阜阳地委书记、安徽省政府副省长、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期间，其受贿的最主要来源，起诉书指控的704万余元巨额贿赂中，约300万元来自于约29名“想升官”的行贿者，他们中除个别谋求升职的普通公务员，大多是本身已有一官半职还想“进步”的各级官员，且不乏厅级官员。
在司法领域的腐败表现，主要是干预案件审理、干预纪检公安部门立案审查、庇护走私。
省部级政府官员受贿行为更普遍的是采取以公共权力换取经济财富的形式，数量上以官求财比以财求官更普遍。政府服务社会的种种事权成为一些官员发财致富的门路，尤其是在政府工程、金融、土地领域表现的十分严重。例如，与土地有关的政府事权都可以权钱交换：土地批租、补办征地手续、征用土地、拆迁、土地出让手续、用地面积、减免土地出让金、土地置换手续、不拆除违章建筑、减免征地及承建费、土地规划等等。
图5受贿罪案领域分布
3、受贿罪案高发部门
图6受贿罪案高发部门分布
可以发现，一些特定党政职能部门中受贿罪案的发生率，比在其它一些党政职能部门的受贿罪案发生率要高些。政府职能部门的受贿罪案发生率比党委职能部门高；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受贿罪案发生率比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的受贿罪案发生率高；地方党委的受贿罪案发生率比中央职能部门的受贿罪案发生率高；法院的受贿罪案发生率比检察院高。
在党委职能部门，中央机关仅有1例，原中组部地方干部局四处副处长柴王群，此人后升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长。地方党委职能部门中，市委书记的受贿罪案发生率最高，其次是组织部和宣传部；政法委、纪委也有个案发生。
在政府职能部门，国务院各部因官员受贿罪入刑涉及的部门有铁道部，交通部、电力工业部、财政部、公安部、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铁道部是2例，其它各1例。大量的案件发生在地方政府，受贿罪案发生率比较突出的依次为：市政府、省政府、公安厅。
在司法部门中，受贿罪案发生率法院相对于检察院为高。检察院也是有受贿罪案发生的，仅仅是由于统计标准问题，在上表中没能够体现出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均利用检察长职权而为行贿人谋取非法利益。
国有银行也是受贿罪案的高发部门，尤其是中国银行有3个高管因受贿罪入刑。
4、受贿罪案高发层次
图7受贿罪案高发层次分布
我们还可以发现，在党政组织体系中某一特定层次上受贿罪案的发生率会比另一些层次上的为高。我们统计的这76个案件中，地方党委的市委书记；国务
院的副部长；地方政府的市长、副省长、厅长、副厅长是受贿罪案的高发层次。
我们还可以比较正职与副职的受贿罪案发生率。在这76个案件中，有49
人担任的是正职，即所谓的“一把手”，是总数的64.4%。无可置疑的结论是：正职官员比副职官员更容易腐败。
5、受贿罪案官员的升职、查处以及高发年龄段
从统计看，有51人，是总数的 67.1%，第一次受贿行为发生之后，到案发前的这段时间内仍然在职务上得到提升，甚至是迅速提升。比如，王怀忠1993年升任中共阜阳地委副书记和行署专员，1994年就有受贿行为发生，可是在1995年又升任地委书记（次年撤地改市后成为市委书记），4年之后又成为安徽省政府副省长。潘广田在1992年利用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商业信贷处处长职权，收受了第一笔贿赂，而后在短短6年中一路高升，1998年出任省政协副主席兼省工商联会长。
根据受贿罪案发生的初始时间到被查处的时间跨度来看，最长17年，有1例，最短的是受贿腐败案发生的当年即被查处，有2例，平均时间是7.7年。 1999年之前平均是3.3年，2000年之后平均是9.3年。受贿腐败案发生的当年即被立刻受到查处的2例中，均是在1999年之前。受贿腐败发生期总的趋势是在延长，或者说，受贿腐败发生的初始时间到被查处的时间跨度在延长。
图8受贿罪案发生初始时间到查处时间分布
图9受贿罪案官员的年龄分布
省部级政府官员受贿行为的初始罪案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45-54岁年龄段，这个年龄阶段所占的比例是61.8%。这表明省部级政府官员受贿行为与某一年龄阶段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其它年龄段也可能发生。当然的确有一些年龄阶段是比另外一些年龄阶段的受贿行为发生率为高一些，具有两头低，中间高的特点。
四、结论
本文的研究显示：
第一、因受贿罪入刑的省部级政府官员数量呈现愈来愈增加和受贿金额普遍愈来愈特别巨大的特征。
第二、受贿罪案高发领域是提拔调整干部、政府工程、金融、土地领域。数量上“以官求财”比“以财求官”更普遍。
第三、受贿罪案高发部门在地方党委、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
第四、受贿罪案高发层次在地方党委的市委书记、地方政府的副省长、市长、厅长、副厅长。
第五、正职官员比副职官员更容易腐败。
第六、边受贿边升官是普遍现象。
第七、受贿腐败高发的年龄阶段在45-54岁。
第八、受贿罪案发生的初始时间到被查处的时间跨度在延长。
这里做出的结论，完全是基于这76例案件提供的信息作出的事实判断，仅仅是从“发现”，而不是“出现”的视角对受贿罪入刑的省部级政府官员的腐败特征的归纳。
十分明显，目前中国政府反腐败面临着严重态势。多年以来无论反腐败的教育宣传，还是制度建设都在强化，可是受贿罪案程度仍然在深化。在此尤其须要指出的是职务晋升成为腐败官员个人发财致富的手段。虽然在数量上“以官求财”比“以财求官”更普遍，但是，“以财求官”在性质上更为严重，反映了腐败程度和政治败坏程度的加深。
升官可以用重金求得，意味着在选拔官员时，上级官员强调的是对上面的忠诚、是个人依附关系、甚至是行贿的金钱数量，而不是能力、效率或正直。这样就会形成一种升官的潜规则，只有培育个人依附关系，只有发展足够的“门路”，否则升官无望。进而也使得行政体制的人员结构派系化，使裙带关系、人身依附成为行事准则。影响所及，必导致人们对政府官员公平办事丧失信任，使政府逐渐丧失统治的正当性。因为，雇用官员的目的在于高效高质地实现政府目标，雇用无能的、不正直的下属将降低行政体制的效率。“以财求官”，必然“以官求财”，低效率将被视为有利可图。
“以财求官”，是由于可以“以官求财”。可以发现成为政府高官比之开办企业成为百万、千万富翁要来的容易。成克杰从1994到1999年，在短短的5 年多的时间里就积累了4109万余元的财富，是平均一年800余万元的积累速度。王怀忠从1994至2001年，7年的时间，利用其担任阜阳地委副书记、阜阳行署专员、阜阳地委书记、阜阳市委书记和安徽省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迅速积累了997万余元的财富，平均每年也有142万元的进帐。陈同海从1999年至2007
年，8年的时间，利用其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的钱款有1.9573亿余元，平均每年有2446.6万余元的收益。从2001年至2009年，许宗衡利用担任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深圳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市长的职权收受的财物有3318万余元，平均每年有368.7万元的收益。很明显，按照企业的标准，这种财富的积累速度肯定是成功的“投资”，甚至是十分罕见的成功“投资”。
在数量上“以官求财”比“以财求官”更普遍，其实质折射出这样的一个中国现实，通过政治权力发财致富比通过经济方式发财致富的途径容易。成为政府高官虽然并非人人有机会，但是一个可能的选择就是通过贿赂成为政府高官办公室或者住宅客厅的座上宾，或者酒楼包房推杯换盏的酒肉朋友，租借其权力。“贿赂在掌握权力的人与掌握财富的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萨缪尔·亨廷顿，1989）感性认识表明，中国政治及商业生活的相当行为是寻租，而非创造财富。经济自由的广度与深度受到局限，人们的才能和努力不得不从创造财富转移到了寻租上，腐败官员可以从政府合同上拿回扣，商人可以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政府官员把公共权力换金钱，而商人用金钱换取公共权力，凭借公共权力带来的特殊的地位或垄断权利而获取更多的金钱。利用政治权力作为获取财富的方法，意味着把政治价值标准置于经济价值标准的从属性地位，政治权力的目的不再是实现公共目标，而是实现个人利益。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反腐败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是官员腐败行为出现后能不能被及时发现。反腐败的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如何发现腐败行为的组织与程序设计。在这76例案件中，关于腐败行为是如何被发现的？仅仅获取35人这方面的信息。从中可见，发现的方式有三类：一类是举报，有7例，是总数（35 人）的 20％；一类是审理在审案中发现，有24例，是总数（35人）的68.6％；还有一类是中央巡视组发现的，有4例，是总数（35人）的11.4％。比较重要的发现方式是通过审理在审案中发现新的线索。可是我们无法获取初始的“在审案”是如何发现的信息。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信息是，通过群众举报发现的职务犯罪案件占立案总数的70%以上。
目前主要依靠群众举报发现腐败，然而其效能毕竟有限。因受贿罪入刑的省部级政府官员数量呈现愈来愈增加和受贿金额普遍愈来愈特别巨大是一个客观事实，其应该可以证明举报效能的有限性。所以，发现腐败行为的制度设计须要在举报体制之外做加法，增加新的发现腐败行为的体制。
群众举报具有非专业性、非职业化、非组织化的特点，基于政府廉政机构反腐败的职能而言，其具有被动性。国外发现腐败的主体一般是担负此项职能的公权力行使者，是特定公共权力机关必须履行的职能，履行其职能的方式，不可能主要是被动的等待处理群众来信举报。未来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制度设计行动面
向，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出台阳光法案是无法回避的选择。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官员个人财产依法公示，将所拥有的财产向公众说明其来历，以证实是合法所得和自己的清廉作风。廉政机构可以依据此法律主动行使权力、强制性要求官员个人财产必须依法公示，监督官员的非法行为，可是它没有权力去要求群众知情必须举报。
[1] 根据作者统计，1978—2011年受到刑罚的省部级政府官员82人中有76人的腐败罪名主要是受贿罪，其比例达到92.7%。
[2]1952年，原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因贪污被判处极刑。但其时天津地委隶属河北省政府，他们在官员序列中是厅局级，并不是省部级政府官员。
[3]陈同海，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2009年因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4]成克杰，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0因受贿罪判处死刑。
[5]许宗衡，原深圳市政府市长，2011因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6]陈绍基，原广东省政协主席，2010因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7] 成克杰，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9年被双规，受贿金额4109万元。
[8] 由于查处时间与判决时间，一般几年的差距，本文的76个研究案例，查处时间均在2009年12月前。例如，许宗衡是2009年6月接受调查，2011年5月一审判决。
[9] 制做的图表5仅仅收入了涉案人次超过3次的受贿领域。
[10]资料来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2001，01，“成克杰受贿案”。
[11]资料来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2006，03，“韩桂芝受贿案”。
[12]参见《财经》2006，25，王和岩，“王昭耀腐败图谱”。
[13] 该项的统计标准依据是初始罪案职务，即第一次受贿时的职务，而不是查处时的职务。
[14]该项的统计标准依据是初始罪案职务，即第一次受贿时的职务，而不是查处时的职务。
[15]资料来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2004，03，“王怀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16]资料来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2004，01，“潘广田受贿案”。
[17] 资料来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2001，01，“成克杰受贿案”。
[18] 资料来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2004，03，“王怀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19] 参见《新华网》2009，07，15，“陈同海受贿案一审宣判”。
[20] 参见新华社 2011，05，09，“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许宗衡受贿案一审宣判”。
[21]参见新华网，2010，06，21，隋笑飞，“最高检：7成以上职务犯罪案源于民众举报”。
张涛：当代中国省部级高官受贿罪案例分析(2)_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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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人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按照行事的节奏和社交能力（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分为四种类型，并分别用这四种动物来表示。 老鹰型的人的性格特征 老鹰型的人属于做事爽快，决策果断，以事实和任务为中心，有些人对他们的印象会是他们不善于与人打交道。他们常常会被认为是强权派人物，喜欢支配人和下命令。他们的时间观念很强，讲求高效率，喜欢直入主题，不愿意花时间同你闲聊，讨厌自己的时间被浪费。 他们往往是变革者，你若能让他们相信你可以帮助他们，他们行动的速度会很快。研究表明：老鹰型的人做决策只需要两次接触。 他们在电话中的声音特性) 他们在电话中往往讲话很快，音量也会比较大，讲话时音调变化不大，可能面无表情。 他们在电话中的行为特征) 他们可能急不可待地想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可以提供什么东西给他们，所以，他们可能会严肃或者冷淡地讲：“什么事？你要干什么？”；他们喜欢与人竞争，可能会在电话中刁难你，例如，他们会以质问的语气问：“你同我谈谈这件事到底该如何解决？”，以显示他们的权威。如果你与他们建立起信任关系，他们喜欢讲而不是听。但由于他们讨厌浪费时间，所以，在电话中同这一类型的客户长时间交谈有一定难度，他们会对销售活动主动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们的需求) 他们追求的是高效地完成某个工作，再加上他们时间观念很强，所以，他们考虑的是他们的时间得花得值；他们会想尽办法成为领先的人，他们希望具有竞争优势，他们向往第一的感觉，所以，他们往往通过变革来达成这一目标；同时，权力、地位、威信和声望都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们需要掌控大局，他们往往是领袖级人物或想象自己是领袖级人物；对他们来讲，浪费时间和被别人指派做工作，都将是难接受的。 如何与他们通过电话打交道) 由于时间对他们来讲很重要，所以，你要直入主题。例如，开场白尽可能短，可以直接讲你打电话的目的：“陈总，今天打电话给您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同您探讨一下先进的电脑系统是如何帮您获取竞争优势，成为行业领先的人的”。你讲话的速度应稍快些（同他差不多），以显示出你尊重他的时间，同时也表明你的时间也是宝贵的；如果你是主动打电话给对方的，最好做充分的准备，你要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方所存在的问题，以击中要害。总体上来说，你要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你所销售产品行业内的专家，这样可以更吸引他。举例来讲，他会提出些问题，甚至是质问你，如果你不能很好地回答，那么你对他的吸引力就大大降低；在与他们探讨需求时候，尽可能地使用可以刺激他们需求的话语和词汇，如：高效、时间、领先、竞争优势、变革、权力、地位、威信、声望和掌握大局等。 作为电话销售人员，当你判断你的客户为老鹰型的人时，有时你
浅析盗窃罪的部分问题(一) 内容摘要：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了盗窃罪的概念及刑罚，但盗窃罪未遂的形态，由于难以确认盗窃数额或无实际盗窃数额，往往被认为无实际损害结果，社会危害性不大。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盗窃防范意识的增强，盗窃未遂现象呈上升趋势，客观上对人们心理造成不小的压力，对社会治安和公私财产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盗窃罪未遂是行为人已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盗窃行为。但是对于此行为的界定，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比较权威的观点有以下三种：一是“控制说”。认为只要盗窃者已实际控制所窃财物为盗窃既遂，反之构成未遂；二是“失控说”。认为只要物主已失去对其财物的实际控制为盗窃既遂，反之为未遂；三是“失控十控制说”。认为构成犯罪既遂，不仅物主已失去对其财物的实际控制，而且财物必须在盗窃者的控制之下，否则为盗窃未遂。本文认为只要物主失去对其财物的控制是因盗窃行为所致，则盗窃者必定控制物主的财物，而这种控制并无时间长短要求。对此行为可视具体情况进行定性及定量的处罚，即对实行终了的盗窃罪未遂和未实行终了的盗窃罪未遂进行区别对待。关于单位盗窃，我国《刑法》并没规定，有关的司法解释中虽然有规定，但矛盾不少，因而建议修改司法解释或修改刑法。 关键词：盗窃罪、盗窃未遂罪、刑法、单位犯罪。 盗窃罪是刑法中规定的一般罪型。尽管《刑法》给予了较详尽了的规定，严厉的处罚，但在实际生活中，对于盗窃罪的认识仍有不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相同的情况由于认识不同致使处理结果不同，从而有背于公平性。本文从两个方面的问题对盗窃罪进行论述，以期社会的认可。 一、关于盗窃罪未遂的法律问题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了盗窃罪的概念及刑罚，但盗窃罪未遂的形态，由于难以确认盗窃数额或无实际盗窃数额，往往被认为无实际损害结果，社会危害性不大。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盗窃防范意识的增强，盗窃未遂现象呈上升趋势，客观上对人们心理造成不小的压力，对社会治安和公私财产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对盗窃行为，一般首先分析的是盗窃行为的形态；其次是定罪量刑问题。如果是盗窃未遂，那么在法律上能否治罪？如能定罪又如何量刑，因此，笔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盗窃未遂的界定及定罪量刑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一)盗窃罪未遂的意义 盗窃罪未遂是犯罪未遂的一种。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对犯罪未遂的定义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这是对犯罪未遂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总的原则性界定。这一原则性界定也同样适用于盗窃罪未遂，即盗窃者实施盗窃时在客观上“已经着手”，但又“未得逞”，是盗窃未遂。 (二)对于盗窃罪未遂的界定 盗窃未遂在客观方面“未得逞”的表现毕竟有其特殊性，围绕盗窃未遂的界定这一问题，理论界存在争议，但比较权威的观点有以下三种：一是“控制说”。认为只要盗窃者已实际控制所窃财物为盗窃既遂，反之构成未遂；二是“失控说”。认为只要物主已失去对其财物的实际控制为盗窃既遂，反之为未遂；三是“失控十控制说”。认为构成犯罪既遂，不仅物主已失去对其财物的实际控制，而且财物必须在盗窃者的控制之下，否则为盗窃未遂。 笔者认为，要正确界定盗窃未遂，首先应正确把握“控制”的含义以及控制与失控之间的时空关系。 所谓控制，是指对财物的直接把握或者在自己力量范围内对财物的制约能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将财物放在自己身上且仅凭自己的意愿便能处分财物，就是“直接把握”；虽然财物不放在身上，但将财物放在自己的房屋内或公共场所某处自己能够辨认并取回的地方，就
内容摘要： 我国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罪论。对此种行为，理论上有称斡旋受贿罪的，也有称间接受贿罪的。我们认为，该罪与受贿罪相比较，具有它的独立性的。在刑法中应当设立独立的罪名，即斡旋受贿罪。 我国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罪论。对此种行为，理论上有称斡旋受贿罪的，也有称间接受贿罪的。我们认为，该罪与受贿罪相比较，具有它的独立性的。在刑法中应当设立独立的罪名，即斡旋受贿罪。 一、国外刑法对斡旋受贿罪的规定与理论上的研究 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刑法可以看出，国外刑法至今发生很大变化。尤其在分则中变化最大、最为复杂的就是贿赂罪的有关规定。如日本刑法原先规定的贿赂罪，仅含刑法第197条的单纯公务受贿罪、加重公务受贿罪和第198条的公务行贿罪。1947年，经对第197条修改，增加了受托公务受贿罪和事前公务受贿罪、第三者受贿罪、事后公务受贿罪四个罪名。1958年，新增了斡旋受贿和斡旋行贿两罪，完善了没收、追缴贿赂的有关规定。1980年，提高了斡旋受贿等罪的法定刑。在特别法中，又对贿赂罪的主体作了扩大。日本刑法关于贿赂罪的这些细化规定，一方面适应了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标志着基于判例积累而在立法日渐成熟；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学术界对贿赂罪研究的日益深化的结果。 法律规定贿赂罪的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因此，多数学者认为，职务行为并不一定局限于公务员本人能直接行使的权限，如果基于本人拥有的上级指挥监督权，由下级实施具体的事务性行为，只要与他职务相关，也可构成贿赂罪。而职务权限的内容，只要是一般性职务权限就足够了，并不要求必须有具体负责某项事务的分工。 因此，斡旋受贿罪被规定为“公务员接受请托，斡旋或已经促成别的公务员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作为报酬的，处5年以下惩役。”由于公务员除了利用自己职务收受贿赂之外，还将出现利用其地位对别的公务员施加影响的行为，这种行为同样损害公众对公务活动公正性的信赖，故增设此条。但本罪的构成要件是相当严格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必须是公务员接受请托。理论上认为，如果从可罚性的角度考察，斡旋受贿的主体即使不是公务员，有些人也能凭借其事实上的影响力促使他人的职权行使陷于枉法状态，但立法上仅将本罪主体限于公务员，且不包括仲裁人，可见，本罪在公众对公务活动公正性的信赖之外，还将公务员的廉洁性作为保护法益。另有学说主张，实施斡旋行为的时侯，利用公务员的地位是本罪的必要条件，但是，尽管公务员以私人身份进行斡旋的不构成本罪，但并不要求必须积极利用公务员的地位进行斡旋，才能构成本罪。 第二，必须是斡旋或已经促成别的公务员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但是，上级官员在本职范围内，指挥有服从义务的下级官员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则不属本罪。斡旋行为的违法性是十分明显的。
改变你的行为方式 大纲 一、学会时间管理 1.时间管理的概念 2.有效时间管理的障碍 3.怎样进行时间管理 4.有效时间管理的建议 二、增进人际沟通 1.人际沟通的原则 2.人际沟通的技巧 3.提高人际沟通的建议 三、尝试写作减压 1.写作的心理治疗功能 2.写作心理治疗的类型 3.怎样进行写作减压 知识点汇总 概念 C01：时间管理 C02：ABC等级次序法 C03：80/20原则 C04：真诚 C05：尊重 C06：理解 C07：日记写作 C08：信件写作 C09：自传写作 C10：主题写作 C11：博赞风格的日记
原理 K01：有效时间管理的障碍 K02：执行的重点 K03：有效时间管理的建议 K04：提高人际沟通的建议 K05：伤痕文学的作用 K06：有效日记写作的标准 K07：日记写作要点 K08：梦的日记写作要点 K09：未寄出的信的功能 重要信息 I01：10件事的时间安排举例 I02：古埃及人、尼采、索伦·克尔凯戈尔对写作的治疗功能的表述 I03：伤痕文学的共通模式 I04：泰戈尔的案例 I05：史铁生的案例 I06：海明威的案例 I07：周国平的案例 I08：Pennebaker、宋瑛和梁爱主关于文学心理康复功能的实证研究 I09：荣格对理解梦的象征功能的观点 正文 一、学会时间管理 现代社会，时间已经日益成为生活中的一个压力来源。工业化社会环境下的人们，渐渐发现他们变成了时间的奴隶，而不是时间的主人。所以，学会时间管理是应对压力的重要方法。 1.时间管理的概念 时间管理是指对日常活动进行优先次序的排列、确定时间表的执行，以达到个体生活的满意度。有效的时间管理并不意味着你有更多的时间，而是意味着你能更好地利用已有的时间。
83 V ol. 7 No.1Feb. 2013 第7卷 第1期2013年2月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收稿日期］2012-11-18 ［作者简介］刘吉如（1970-），男，湖南隆回人，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刑事法学，环境法学。［通讯作者］魏建文（1968-），男，湖南隆回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湖南版》副主编，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检察理论与诉讼法学。 受贿罪行为方式，就是指行为人实施受贿犯罪行为，为追求犯罪结果，实现犯罪目的而采取的作案方法及行为过程的表现形式，它是受贿犯罪行为人心理活动在客观方面的综合反映。受贿犯罪行为方式，虽然是犯罪心理的外部表现，但它能反映犯罪的性质，反映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根据受贿人职业、社会经历、地位等的不同，其行为方式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一、受贿罪主要行为方式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将受贿行为方式规定为收受贿赂和索取贿赂两种，对于约定贿赂方式，刑法典并没有对其进行明确的规定，只是在司法解释中有所放映，但国外立法一般将其规定为受贿罪的主要行为方式。为了解受贿罪的具体行为方式，首先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1.索取贿赂的行为方式 在1979年刑法第185条的规定中，没有“索取他人财物”的罪状描述，因此根据当时的规定，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以满足某人的某种合法要求为诱饵，通过威胁要挟手段向他人敲诈勒索财物的，不能依照本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而应该依照刑法第154条的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1]。 第一次将“索取他人财物”载入受贿罪罪状的，是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该《决定》第1条规定，对刑法第185条第1款和第2款修改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赂的，比照刑法第155条贪污罪论处。事实上，这一修改奠定了以后受贿罪立法的初步基础。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在该补充规定中，立法者将受贿的索取手段由“索取贿赂”改为“索取他人财物”，并为刑法所继承。其实，自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实施以后，我国刑法界曾有人认为《决定》实际上规定了一个新的罪名，即索贿罪。其主要理由是：索贿行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罪名，是因为索贿行为具有强迫、勒索的性质，这是原来意义上受贿罪所不具有的。如果忽视了索贿行为的这一特征，则不利于打击索贿行为[2]。但是“两高”1985年《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则维持了传统的见解，并且伴随着《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实施，上述观点实际上完全失去了市场，无人赞同。事实上，以刑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的惯常做法来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只能作为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种表现形式，那种认为我国刑法规定了索贿罪的观点没有依据。 “索取”的基本含义应为要求、索要与勒索。何为索贿，我国刑法学界观点迥异。一种观点认为，索取可能是索要也可能是勒索。前者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当事人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要求贿赂，而未使用要挟胁迫的方法；后者则使用要挟胁迫的方法，明示或暗示如不送财物其事就不好办或者会有严重后果迫使当事人给他送财物[3]。另一种 受贿罪行为方式研究 刘吉如1，魏建文2 （1.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长沙410074；2.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湖南 长沙410001） [摘 要]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受贿罪仅规定了索取与收受贿赂两种行为方式，对于约定贿赂的方式则仅在司法 解释中有所体现，而且并不完整。约定贿赂行为的危害性很大，刑法应将其纳入调整范围。由于刑法受贿罪既遂理论采取收受财物标准说，因而受贿罪的基本罪状应从是否取得他人财物方面去界定，索取、收受、约定等具体行为方式只是表明主观恶性，危害程度差异（量刑情节），并不决定受贿罪的认定。但现行刑法一方面将索取与收受贿赂作为受贿罪的基本罪状并列在一起，构成受贿罪的罪刑规范，同时又规定索取为加重罪状，显然有所不妥。宜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他人财物的，是受贿罪。有索取行为的，从重处罚。 [关键词]受贿罪；行为方式；收受贿赂；索取贿赂；约定贿赂 [中图分类号] D9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272(2013)01-0083-04
案件名称陈晓案 案情简介陈晓自1986年至1996年间任安徽公司总经理。1992年初，安徽公司下达公司各部门承包经营方案。同年4月，能源化工处处长兼庐海公司经理李剑峰向陈晓递交书面报告，提出新的承包经营方案，建议超额利润实行三七分成。陈晓在没有通知公司其他领导的情况下，与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徐某（另案处理）、财务处长吴某及李剑峰四人研究李剑峰提出的建议，决定对李剑峰承包经营的能源化工处、庐海公司实行新的奖励办法，由陈晓亲笔草拟，并会同徐某签发《关于能源化工处、庐海实业有限公司试行新的奖励办法的通知》，规定超额利润70％作为公司利润上缴，30％作为业务经费和奖金分成，并由承包人支配。发文范围仅限财务处、能源化工处、徐某及陈晓个人。1993年初，陈晓在公司办公会上提出在全公司实行新的承包方案，主持制订《业务处室六项费用承包核算办法实施细则》。依据《关于能源化工处、庐海实业有限公司试行新的奖励办法的通知》、《业务处室六项费用承包核算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李剑峰于1992年提取超额利润提成21万余元，1993年提取超额利润提成160万余元。在李剑峰承包经营期间，陈晓以公司总经理身份及公司名义于1992年11月、1993年5月先后两次向安徽省计划委员会申请拨要进口原油配额6．5万吨，交给李剑峰以解决其进口加工销售业务所需，并多次协调李剑峰与公司财务部门之间就资金流通、使用等方面的矛盾。李剑峰为感谢陈晓为其制订的优惠政策及承包经营业务中给予的关照，于1993年春节前，送陈晓人民币3万元，1994年春节前后又两次送给陈晓人民币30万元、港币15万元。陈晓收受李剑峰的钱款后，其妻李某利用此款在广东珠海市吉大园林花园购买房屋1套（价值人民币51万余元）。 判决（一）一审判决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晓系由中国电子物资总公司任命的安徽公司总经理，是领导和管理国有企业相关事务的工作人员，其主持制订《关于能源化工处、庐海实业有限公司试行新的奖励办法的通知》，出发点是为了公司利益，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大气候下，对公司分配机制进行改革的一项尝试和试点，建立的是“公司得大头，个人得小头”的激励机制，不是为他人谋取利益。此文件的出台，尽管没有经过该公司所有领导参加的经理办公会的讨论，且控制发文范围，在制订程序上不完备，但安徽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被告人陈晓曾于1992年5月就此文件向原中国电子物资总公司总经理赵德海汇报，赵表示可以试试，同意承包三七分成，故不能完全否定《关于能源化工处、庐海实业有限公司试行新的奖励办法的通知》的合法有效性。被告人陈晓主持制定《关于试行业务人员六项费用承包经营核算办法的报告》，帮助李剑峰承包的能源化工处向省计委申请并获得进口原油配额，是其正当的职务行为，不是为李剑峰谋取利益。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人陈晓主观上具有权钱交
盗窃罪再理解与认识 高文 盗窃犯罪属于传统型犯罪，在整体发案数量上依然占有“半壁江山”之席。近年来又有行为手段翻新和猖獗之势，为有效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第二百六十四条之盗窃罪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由此并列增加三种新的构罪行为方式，同时对“多次盗窃”进行重点修改，重在打击即侵犯财产权又侵犯人身权的双重法益犯罪。有必要重新认识盗窃罪构罪的五种行为方式及与相关犯罪的区别，因盗窃罪理解与认定看似简单，实则是其它犯罪理解与认定的基石。一、盗窃罪的五种行为方式构罪认定 （一）数额较大的 依据犯罪数额来认定盗窃是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前的旧的构罪行为方式，各地高院结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安状况需要均发布了各自的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既然依据被盗数额来定罪，那么数额的认定尤为重要，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第四、五、九条对数额的认定做了详细的规定，第二条亦对减
半定罪列项举明。如图： 截至2016年5月部分省市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认定标准，如图：
数额的认定核心在于厘清盗窃罪中的财物是否包含财产性利益？ (二)多次盗窃的 旧盗窃罪解释对“多次盗窃”的规定是：一年内在入户盗窃或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为是“多次盗窃”。为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衔接过渡，根据2013年“两高”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实务中对于三次以上盗窃的性质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应是指二年内实施三次未经治安管理处罚的盗窃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多次盗窃”即应认定为两年之内因盗窃受到三次以上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以盗窃数额较大财物的目
我国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罪论。对此种行为，理论上有称斡旋受贿罪的，也有称间接受贿罪的。我们认为，该罪与受贿罪相比较，具有它的独立性的。在刑法中应当设立独立的罪名，即斡旋受贿罪。一、国外刑法对斡旋受贿罪的规定与理论上的研究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刑法可以看出，国外刑法至今发生很大变化。尤其在分则中变化最大、最为复杂的就是贿赂罪的有关规定。如日本刑法原先规定的贿赂罪，仅含刑法第197条的单纯公务受贿罪、加重公务受贿罪和第198条的公务行贿罪。1947年，经对第197条修改，增加了受托公务受贿罪和事前公务受贿罪、第三者受贿罪、事后公务受贿罪四个罪名。1958年，新增了斡旋受贿和斡旋行贿两罪，完善了没收、追缴贿赂的有关规定。1980年，提高了斡旋受贿等罪的法定刑。在特别法中，又对贿赂罪的主体作了扩大。日本刑法关于贿赂罪的这些细化规定，一方面适应了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标志着基于判例积累而在立法日渐成熟；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学术界对贿赂罪研究的日益深化的结果。法律规定贿赂罪的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因此，多数学者认为，职务行为并不一定局限于公务员本人能直接行使的权限，如果基于本人拥有的上级指挥监督权，由下级实施具体的事务性行为，只要与他职务相关，也可构成贿赂罪。而职务权限的内容，只要是一般性职务权限就足够了，并不要求必须有具体负责某项事务的分工。因此，斡旋受贿罪被规定为“公务员接受请托，斡旋或已经促成别的公务员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作为报酬的，处5年以下惩役。”由于公务员除了利用自己职务收受贿赂之外，还将出现利用其地位对别的公务员施加影响的行为，这种行为同样损害公众对公务活动公正性的信赖，故增设此条。但本罪的构成要件是相当严格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必须是公务员接受请托。理论上认为，如果从可罚性的角度考察，斡旋受贿的主体即使不是公务员，有些人也能凭借其事实上的影响力促使他人的职权行使陷于枉法状态，但立法上仅将本罪主体限于公务员，且不包括仲裁人，可见，本罪在公众对公务活动公正性的信赖之外，还将公务员的廉洁性作为保护法益。另有学说主张，实施斡旋行为的时侯，利用公务员的地位是本罪的必要条件，但是，尽管公务员以私人身份进行斡旋的不构成本罪，但并不要求必须积极利用公务员的地位进行斡旋，才能构成本罪。第二，必须是斡旋或已经促成别的公务员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但是，上级官员在本职范围内，指挥有服从义务的下级官员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则不属本罪。斡旋行为的违法性是十分明显的。第三，还须具备收受、要求、约定贿赂的行为。作为行为对象的贿赂，不是职务的对价，而是斡旋行为的对价，它包括就将来的斡旋行为而约定、要求、收受的贿赂。[!--empirenews.page--] 二、斡旋受贿罪的独立性探讨现行刑法典没有实现罪名的明示化，对罪名问题仍然采用“暗含推理式”的立法方式。因此如何确定第388条的罪名成为大家关注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包含以下内容：（1）该条是否存在独立罪名；（2）如果是独立罪名，应如何科学地加以表述。对于第一个问题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条不成立独立罪名，它只是公务受贿罪的补充，理由是：（1）从刑法规定上看，该条明确规定“以受贿论处”。（2）该条文其犯罪主体、性质、客体均能含于（公务）受贿罪中，不具有独立成为一个罪名的价值和条件。（3）该条文统一定（公务）受贿罪有利于打击受贿犯罪。这种意见已被认可。两高司法解释都没有把第388条单列罪名。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文应具有独立的罪名。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较为合理。界定某一分则条文是否是独立的罪名主要看它有无独立的罪状。在罪状表述中，首要要看是否具有独立的行为特征。凡是具有独立的行为特征或者对象特征的，即使该法条采取援引法定刑，也应认定为一个独立罪名。第388条规定与第385条规定的公务受贿罪，虽然犯罪主体相同，但行为特征明显不同。前者不是直接利用本人职权，而是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犯罪，它是通过第三人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从中索取或收受请
浅析受贿罪中的职务行为与职业行为的区别[摘要]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将“利用职务便利”作为客观 方面的必备要件。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它与利用职业形成的便利条件如何区别，成为准确适用罪名、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也成为司法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个疑难问题。 [关键词]受贿罪；职务；职业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将“利用职务便利”作为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它与利用职业形成的便利条件如何区别，成为准确适用罪名、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也成为司法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个疑难问题。 职务与职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职务与职权、职业的含义紧密联系又有区别，有职务者首先要有一定职业为前提，没有职业就谈不上有职务，有职务就有一定的职权，承担对国家、社会某方面的管理责任。而有职业者并不一定都有职权或者职务。因此，职业是职务的前提条件，但职业并不一定派生出职务，两者不能划等号。就职务而言，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其职务是管理国家、社会公共事务的职务，其本质特征是从事公务，与集体经济、私营企业中享有的职务性质不同。因此，“职务”与“职业”的区别是：（1）职务者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或者虽然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因受委托从事公务而使其拥有某种“职务”，职业只是人们谋生的一种手段，没有身份之要求；（2）职务必然带来相应的职权，职业并不必然带来相应的管理职责。 一、职务行为 受贿罪中利用职便的职务行为便是一种从事管理国家、社会公共事务，是国家公务行为。什么叫“国家公务”？所谓国家公务，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体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实施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活动。 一般来说，这类公务活动具有以下特征： （一）权力性或职能性 公务总是和一定的权力、职务相联系，是一种行使国家权力或者公共权力的活动。没有公权性的活动就不是公务。公务是具有一定职务的人员进行的职能活动，而职能活动是通过具体的行为人受国家委托而代行国家权力来实现的。 （二）管理性 即公务行为必须表现为领导、组织、监管、主管等管理性质的活动。也就是说，行为人具有权力管理国家某一方面的事务，如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等。 （三）隶属性 即公务行为是国家机关或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国有单位的工作人员所进行的管理活动。具体的行为人只是代表上述部门来实现管理活动。非国有单位的工作人员从事《刑法》第93条所规定的公务活动，必须要受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的委派。 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指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具体可将其分为两种情况： 1.行为人对财物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审查、批准、调配、处置、使用、决策等
受贿罪案例简介及主要争议评析 2020年4月
受贿罪案例简介及主要争议评析本文关键词：受贿罪，评析，争议，案例，简介 受贿罪案例简介及主要争议评析本文简介：引言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当中，腐败犯罪如影随形。在各类形形色色的腐败犯罪当中，贿赂类犯罪是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而受贿罪又首当其冲，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常见多发犯罪，也是法律适用中出现疑难问题较多的犯罪。随着反腐败 受贿罪案例简介及主要争议评析本文内容： 引言 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当中，腐败犯罪如影随形。在各类形形色色的腐败犯罪当中，贿赂类犯罪是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而受贿罪又首当其冲，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常见多发犯罪，也是法律适用中出现疑难问题较多的犯罪。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立法规定中一些制约和影响惩治受贿罪的因素日渐凸
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从司法实践来看，受贿罪立法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如收受型受贿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等的设定与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日益不相适应，致使在受贿罪的认定上，一些受贿行为难以被受贿罪现行立法所能框定，使一部分受贿者饶幸逃脱应有的惩罚，削弱了法律对受贿犯罪的威慑力，如收受感情投资式送礼、贿款公用式处理贿款等行为。由于此类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在现行立法框架之下存在争议，从而引发许多司法困境。主要体现在，理论上的争论会导致司法人员认识上的差异，使得司法实践中对相同案件的处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进而直接导致法律适用不统一，司法判决相矛盾，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降低了司法公信力。多年前的文建茂案审判当中暴露出来的具有典型性的争议和分歧，至今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且一直困扰着司法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如火如荼开展，但当前受贿罪立法却难以适应坚持标本兼治，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反腐新形势。 受贿罪是贿赂犯罪中最重要的罪名之一，如何解决其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困境，使其真正发挥反腐利剑之功效，是吸引笔者进行探宄的动力所在。第一章案
盗窃罪的基本特征是： (一)客体特征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本罪的对象包括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 作为盗窃罪对象的财物，一般是指动产。但盗窃能从不动产上分离出来的物品，如盗窃房屋上的瓦、门、窗，土地上生长的零星树木、庄稼、果实等，数额较大的，应构成盗窃罪。 作为盗窃罪对象的财物，通常是有形物，但是，盗窃电力、煤气、天然气、热气、冷气等虽属无形，但本身既有经济价值，也有使用价值，而且能为人们所掌握和控制的无形财物的，也应构成盗窃罪。此外，盗窃他人长途电话账号、码号造成损失、数额较大的，也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这里需要注意的，盗窃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盗窃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盗伐林木的行为，盗窃正在使用中的电线等电力设备、通讯设备的行为，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行为，等等，由于盗窃对象的特殊性而使盗窃行为侵犯的客体发生重大变化，因而，盗窃以上这些特定物品的行为均不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而根据刑法关于盗窃这些特定物品的具体规定分别定罪处罚。 (二)客观特征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秘密窃取，是盗窃罪区别于抢夺罪、抢劫罪、诈骗罪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其他侵犯财产罪的关键，是盗窃罪的主要特征。 所谓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取自以为不使财物所有者、保管者发觉的方法，暗中将公私财物取走。其主要特征是：(1)秘密窃取是指取得财物时没有被发觉，暗中进行。如果取财是暗中进行，但刚将财物窃到手即被发觉，尔后公开携财而逃的，仍应定盗窃罪。如果施用骗术，转移被害人注意力，在其不知觉情况下取财的，也应定盗窃罪。反之，先秘密潜入某一场所，等待合适时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公然劫取财物的，则应定抢劫罪o(2)秘密是针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而言的，而不是指其他人。如果窃取财物时被其他人发现，只要是乘被害人不知觉取走财物的，也为盗窃罪。(3)秘密是指行为人自以为没有被财物所有人、保管人发觉。如果取得财物时，事实上已被发觉，但被害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阻止，而行为人对此并不知情，仍以为是秘密将财物窃走的，仍构成盗窃罪。如果行为人当时已明知被害人发觉，继续将财物取走的，行为已具有公然性，因而应定抢夺罪。秘密取财，是盗窃罪区别于其他侵犯财产罪的主要标志。盗窃的手段很多，如掏兜割包、人室盗窃、顺手牵羊等。 (三)主体特征
试论斡旋受贿罪 内容提要; 本人从《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入手，针对目前司法界存在的不同观点，结合本人工作实际，在参考了有关文献后，从“斡旋受贿罪”在罪名确定、与一般受贿罪异同等5个方面提出个人观点，希望能对该法条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起到积极的帮助。 刑法分则第三百八十八虽然没有明确该法条的罪名，但为了发挥刑法的威慑作用，警示国家工作人员，本人认为该法条应定为“斡旋受贿罪”。其与一般受贿罪的主要区别是在客观方面表现不同，即它是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第三人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从中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此外，认定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斡旋受贿罪的主体对于有效地惩治这种贿赂犯罪，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肃贪倡廉，具有重要作用。在斡旋受贿案中，根据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及危害后果，可认定其涉嫌受贿罪、渎职罪，或对其作行政处罚。 关键词：刑法; 受贿罪; 斡旋受贿罪 ; 司法实践中，一些国家工作人员除了直接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权力，索取他人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外，还利用自己的职权或地位所形成的影响，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所形成的相互联系、制约关系，编织关系网，以权换权，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务或
收受请托人财物，最终实现以权换钱的目的，曲线受贿。虽然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范围是有限的，但是其所产生的辐射效应则是十分广泛的。因此，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索取或者收受贿赂的情况比直接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权力而索贿、受贿更为普遍。故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如何正确理解和掌握这一法条，本人就自己的观点作以下论述，请批评指正。 ; 一、确定该法条罪名 ; 刑法中该法条没有采取罪名的“明示化”。对该法条仍然采用“暗含推理式”的立法方式。因此确定第三百八十八条的罪名应该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 本人认为，界定某一分则条文是否是独立的罪名主要看它有无独立的罪状。在罪状表述中，首要要看是否具有独立的行为特征。凡是具有独立的行为特征或者对象特征的，即使该法条采取援引法定刑，也应认定为一个独立罪名。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以受贿论处与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的一般受贿罪，虽然犯罪主体相同，但客观方面即行为特征是明显不同的。前者不是直接利用本人的职权，而是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犯罪。它是通过第三人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从中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虽然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以受贿论处”，从法理上讲，以某一条文论处是指以某
? 名 称 行为生活方式与健康 ? 对应章节 ? 成绩类型 分数制 ? 截止时间 2016-12-15 23:59 ? 题 目 数 50 ? 总 分 数 100 ? 第1部分 ? 总题数:50 1 【单选题】(2分) 血管病变是糖尿病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 A.T B.F 2 【多选题】(2分) 日常生活中促进健康的行为包括 A.积极锻炼 B.合理营养 C.平衡膳食 D.适量睡眠 E.积极的休息 3 【单选题】(2 分) 日常生活中基础代谢占总消耗能量的 A.20%~30% B.30~40% C.60~70% D.40~50% E.50%~60% 4 【单选题】(2分) 运动治疗是高脂血症治疗的基础。 A.F B.T 5 【多选题】(2分) 合理营养的内涵包括 A.谷类是优质蛋白质的良好来源 B.动物性食品是膳食能量的基本来源 C.每日烹调用油20~30克 D.大豆中的植物蛋白质含8种必需氨基酸 E.保持每日食物的多样性 6 【单选题】(2分) 糖尿病人甜食不能吃，“无糖”食品多吃无 妨。 A.T B.F 7 【多选题】(2分) 可引起血脂升高的膳食因素 A.不饱和脂肪 B.膳食纤维 C.饱和脂肪 D.维生素 C 和E E.碳水化合物 8 【多选题】(2分)肿瘤转移的主要途径有 A.种植性转移
B.非分泌型转移 C.淋巴道转移 D.血液转移 E.直接蔓延 9 【多选题】 (2分) 恶性肿瘤的危险因素有哪些？ A. 生育及性生活 B. 抽烟酗酒 C. 环境污染 D.不良的膳食结构 E.某些职业 10 【多选题】(2分) 大肠癌的常见症状 A.肠梗阻（晚期症状） B. 腹部包块 C.腹痛、腹胀（早期症状） D.排便习惯改变（多表现为腹泻，便秘，便不尽感） E.大便的性状改变（大便变细、便中带血、脓或黏液） 11 【多选题】 (2分) 下列哪些不良的膳食结构与肿瘤的发生关系密切 A. 高胆固醇、低纤维膳食 B.高脂肪、低纤维膳食 C.低脂肪、高纤维膳食 D.低胆固醇、低热量膳食 E.高胆固醇、高热量膳食 12 【多选题】(2分) 吸烟是许多疾病的主要危害因子 A. 冠心病 B.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C. 脑血管病 D.心血管病 E.恶性肿瘤 13 【多选题】(2分) 下列血压属于正常值的是 A.105/65 B.125/80 C.105/85 D.115/75 E.115/86 14 【单选题】(2 分) 血糖是指血液中的 A.果糖 B.葡萄糖 C.蔗糖 D.多糖 E.
受贿罪 上传时间：2011-12-29 受贿罪： 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一、犯罪构成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次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但不应狭隘地理解为现金、具体物品，而应看其是否含有财产或其他利益成分。这种利益既可以当即实现，也可以在将来实现。因此，作为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财物，必须是具有物质性利益的，并以客观形态存在的一切财物。包括:货币、有价证券、商品等，另外，对受贿人而言，其所追逐的利益的着眼点，既可以是该财物的价值，也可以是该财物的使用价值。所以，受贿罪中的贿赂：财物，从一定意义上说，属于商品范畴。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利用职务之便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权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法作出一定行为的资格，是权力的特殊表现形式。具体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即利用本人在职务上直接处理某项事务的权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财物，是典型的受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受贿罪是利用职权的便利条件构成的。例如，负责掌管物资调拨、分配、销售、采购的人，利用其调拨权、分配权、销售采购权，满足行贿人的愿望，而收受财物。 (2)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即不是直接利用职权，而是利用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存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实践中，利用第三者职务上的便利，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亲属关系，二是私人关系，三是职务关系。至于前两种情况，利用的主要是血缘与感情的关系，与本人职务无关。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应以受贿论处。在第三种情况下，则与本人职务有一定关联。受贿人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受贿，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必须以自己的职务为基础或者利用了与本人职务活动有紧密联系的身份便利。其二，是受贿人从中周旋使他人获得利益。根据司法实践，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一般发生在职务上存在制约或者相互影响关系的场合。
【指导案例3号】 潘玉梅、陈宁受贿案 【关键词】 刑事受贿罪“合办”公司受贿低价购房受贿承诺谋利 受贿数额计算掩饰受贿退赃 【裁判要点】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以“合办”公司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经营管理的，以受贿论处。 2.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3.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等物品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4.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因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
【基本案情】 2003年8、9月间，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某在迈皋桥创业园区低价获取100亩土地等提供帮助，并于9月3日分别以其亲属名义与陈某共同注册成立南京多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多贺公司），以“开发”上述土地。潘玉梅、陈宁既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2004年6月，陈某以多贺公司的名义将该公司及其土地转让给南京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潘玉梅、陈宁以参与利润分配名义，分别收受陈某给予的480万元。2007年3月，陈宁因潘玉梅被调查，在美国出差期间安排其驾驶员退给陈某80万元。案发后，潘玉梅、陈宁所得赃款及赃款收益均被依法追缴。 2004年2月至10月，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之便，为南京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迈皋桥创业园购买土地提供帮助，并先后4次各收受该公司总经理吴某某给予的50万元。 2004年上半年，被告人潘玉梅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发展有限公司受让金桥大厦项目减免100万元费用提供帮助，并在购买对方开发的一处房产时接受该公司总经理许某
浅论如何确定斡旋受贿犯罪中“不正当利益” 的范围 论文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8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理论上一般称之为斡旋受贿罪。在斡旋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中，不仅要求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还要求为请托人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因此，如何确定“不正当利益”的范围对于斡旋受贿罪的定罪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斡旋受贿不正当利益国家工作人员 一、“不正当利益”的范围 对于斡旋受贿罪中“不正当利益”的范围，目前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包括三种：一是通过违法行为取得的利益，如通过犯罪行为取得的利益；二是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公共道德和有关政策等取得的不应得到的利益；三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免除应履行义务而得到的利益。 1999年3月两高发布的司法解释指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可以看出：“不正当
利益”包括两种：一种是违反实体法取得的利益，即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等而取得的利益，这种利益本身就是违法的；另一种是程序性违法利益，即“违反法律法规、各部门各地方规章规定、国家政策”而取得的利益，此时的利益本身并不违法，但因其谋取手段（程序）违法而变成了不当利益。我国司法机关在认定“不正当利益”时，只涵盖了两类：实体性违法利益和程序性违法利益，而对于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提供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而取得的利益未涵括在内。 二、“不确定利益”是否属于“不正当利益” 不确定利益，是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政策，任何一个具备相关条件的人都有可能得到的利益。因为此利益处于不确定状态且对其他人的取得具有排他竞争性，所以该利益最终能否取得是不确定的。 目前，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各行各业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很多利益实际都处在不确定状态中。如果一味的将不确定利益排除在不当利益之外，势必会扰乱正常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但如果将不应当属于不当利益的不确定利益确定为不当利益，则不利于社会竞争，破坏了社会的活力。 笔者认为，不管“不确定利益”正当与否，都是行贿人获得的利益，就应当从行贿人的角度来分析。因此，考察利益正当性与否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