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的启迪是多维度的
“法行动”是以良法法律为基础、为底线的公民行动，在推进公民社会，达成善治的过程中，具有特殊价值。
撰稿·萧 瀚
鉴于司法某种程度政治化的现状，邓玉娇案中的各方都在静等十天上诉期的届满，到时邓玉娇理应真正自由。
邓玉娇事件给人们的启发无疑是多方面、多层次、多维度的，而其中显现的公民社会之雏形特质，尤值深入探讨，本文即为抛砖之尝试。
政府如何应对类似事件？
从邓玉娇事件发生过程看，巴东以及恩施方面政府行为有一些明显的特征。一方面，与十年前相比，至少在信息透明方面，政府行为显然并非毫无进步，虽然有不少迹象表明政府的信息发布存在着严重瑕疵，但至少在态度上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视民众的要求于不顾；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对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尤其是正当程序的原则十分陌生。这种陌生，既来源于中国法制体系本身的问题(例如《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动机不是保护公民权利不受政府侵害)，也来源于官僚制本身的惯性，还来源于基层政府不能深刻把握宪政精神，不能及时提高施政能力。
在这样的纠结中，“邓玉娇案”提供了一个观察政府行为的最佳范本。我们看到，巴东以及恩施地方政府显然缺乏对民意的预估，没能有效地顺应正当的民意诉求，以至于在几轮民意的持续汹涌下，带着迷惘、困惑和恐惧，表现出一种虚饰而非诚实、遮遮掩掩而非坦荡、执拗而非开明的行事风格，使得“邓玉娇案”回到司法政治化的老路上，草草结案。
巴东以及恩施地方政府的行为可以说给各级政府都带来了教训和启发。首先，面对类似的案情，政府应该抛弃陈旧思维。“邓玉娇案”原本只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遵循刑事案件的正当程序原则处理，原本可以给公众圆满交代，然而巴东以及恩施地方政府出于维护地方政府形象考虑——也就是刑案的政治效应，有意无意地将此案许多重要细节予以淡化、回避，这种欺骗社会的行为导致了民意的愤怒。于此可见，一味坚持“政治中心主义”不但于政府形象无益，反倒有损。正确的行为当是尊重事实，保护基本公民权，不偏不倚，秉持公心，才能保证政府的形象无虞。
其二，政府应该审时度势，突破旧的行为的窠臼。转型时代，法的滞后性已经给行政、司法带来许多问题和危机，这些危机不可能纯粹依靠立法来对付。“邓玉娇案”中，由于政府前期在信息公开方面出现的瑕疵，导致公信力的缺失，仅仅按照现行《刑诉法》的字面规范司法显然无法得到民意的普遍支持。在此情景下，巴东以及恩施地方的警
方和检方，若能适时进行更为公开、公正的司法改革实践，将收到意想不到的良效。例如，充分尊重为邓玉娇代理的最初两位律师，允许侦讯期间律师在场，允许邓玉娇在律师到来之前保持沉默，邓玉娇与律师会面时警察回避……果如是，则民意的疑虑当顿然消解。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做会不会违反了现行《刑诉法》的规定？从宪政与法治的原理出发，从刑诉法的基本原则——无罪推定角度出发，再从具体法规范出发，可以发现，上述做法没有一处是违法的，《刑诉法》、《律师法》没有任何一条规定不允许警方和检方采取上述保障当事人权利、尊重律师权利的做法。
这当然需要地方政府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力，以及对法律精神、宪政精神深刻的理解，并且心中有着保障公民权的基本意识。
其三，政府应该学会坦然面对社会质疑。巴东以及恩施地方政府一方面表示尊重民意，另一方面，当地又不断出现各种触怒民意的陈旧行为。例如对媒体的非法限制甚至人身伤害，对邓玉娇家属的控制，都致人疑惧乃至愤怒。许多时候，最初的政府行为未必就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坏，但越是不敢公开，结果就越是被无限放大地猜测，尤其是地方政府行为存在着严重的罪错递增现象，几种因素恶性互动，结果给人留下地方政府行事骄横、野蛮的形象，这完全是本可避免而由政府处置不当导致的。
社会如何行动？
政府要改变陈旧的行事模式，除了自我改革的意识，还需要社会的监督与制衡，而这种社会性制衡最重要的表征，便是全社会的“法行动”。所谓“法行动”，主要是指那些以良法为基础、为底线的公民行动。在推进公民社会、制约权力过程中，公共事件中的“法行动”具有特殊价值。
在重大公共事件中，旨在援助弱势者的“法行动”首先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案外的公民社会的道义支持，一是案内的法律援助。此次“邓玉娇事件”中，大量的后援团人士或在网上发布宣言，或赶赴巴东声援邓玉娇，是一种典型的案外道义援助。
在这些法行动中，承担案内法律援助的律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早介入司法援助的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针对黄德智涉嫌强奸(未遂)的《控告书》，披露了来自邓玉娇本人对黄德智、邓贵大的指控，对案件最后的结果作出了重大贡献。“邓玉娇事件”这样的公共事件提升了律师在公共事件中的作用，同时对律师提出了特殊要求：不但要刑辩技术过硬，还得有胆有识，能决断，有调度能力；不但能周旋于纷纭刑案，还得有能力从容面对媒体等社会性聚焦；不但要有最起码的正义感，还得有
实现正义的智慧和担当能力。特定时候，为实现正义，甚至要付出很多个人的代价。在很多国家，那些重大法律事件中的律师扮演着公民英雄的角色，不是没有理由的。
“法行动”还包括公共舆论，那些针对具体事件的新闻报道、辩论、学术研究和公民教育等。很难想象“邓玉娇事件”中如果没有新闻媒体和网络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新闻监督除了是基本公民权利，还是保障社会知情权的基本工具，是形成公民社会的重要推动者，因此，在法言说中，新闻报道处于最首要的地位。
当代传播学把所谓“平衡报道”推崇为传播学基本规范之一，但由于在刑事案件中，刑事司法程序设计中，更有利于公安和检察院一方，公权力和涉案个人的权利是非常不对等的，媒体在进行相关报道时，应该了解这种制度性的特点，必须对代表控方的公权力有更多的警惕和监督。片面追求一种机械的“平衡报道”将有可能是损害弱势者合法权益。以新闻报道监督权力，以促成权力和权利的动态均衡，当是媒体人心会的常识。
另外，媒体有抢新闻的行业竞争习惯，这在“邓玉娇事件”之类的案件中有利有弊。抢新闻会使得此类案件在第一时间获得曝光，引发社会关注，因此功不可没，此其利；新闻靠抢才能得头筹，许多内容缺乏深度调查就发布，也有可能使得揭露真相变得更加困难，此其弊。倘若媒体能够形成自律负责的共同体，以扎实的调查为基础报道案件，就会对重大事件做出真正贡献。
如何进行有效的公共讨论？
除了新闻报道，公共舆论也十分重要。逢大案、大事，公共舆论在其中本应起到很好的澄清与辨析作用，它尤其应该成为专业知识人的重要工作。但是，目前，各类公共事件出现之后，公共议论在数量上规模不够，在质量上专业性不够，在言说的规范上也还缺乏伦理共识，因此，如何进行有效的公共议论，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议题。
从数量的角度看，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号称世界上博士数量最多，但在面对公共问题、公共事件的时候，人们会惊讶地发现，那些经常在电视上指点、教导人们如何获得幸福的人，往往不知去向，那些常常在媒体上曝光的博导、教授、院长之类的专业知识人，也突然“云深不知处”，大量的公共议论往往都来自体制外的民间思考者。这种情形使得公共议论的数量不足，难以形成与公共事件热度相应的规模效应。在历次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中，刑法学界居然基本上是哑巴，许多情况下，甚至成为公共议论的败坏者，如此次“邓玉娇事件”中，刑法学界的表现几近“人所不齿”。
公共舆论的质量，目前情形下，总体水准也较差，虽然不乏高水准的真知灼见，但绝大部分专业知识人的缺席与部分非专业知识人的胡说，甚至还有个别专业知识人违背学术基本伦理、突破良心底线的滥言，交相沆瀣，不仅不利于让公众了解事态的进展，凝聚社会的共识，反而使得一池浑水越搅越浑。
在“邓玉娇事件”中，互联网上的大量跟帖在质量上虽不成体系，但人们朴素的正义感还是得到了一定的表达，这构成了整个公共议论的底座。没有这个底座，媒体上的言说也就失去了支持和基础。因此，这些无名的舆论洪流，其巨大作用无论哪种意义上都不应忽视。
不过，历次以来重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中，各种言说都存在着将法律问题政治化的现象。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地方政府处理此类案件的泛政治化倾向与社会的泛政治化思维是同构的，这也都严重影响了公共讨论的质量。在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人们往往会自觉地将政治问题尽可能地法律化，法律化也就意味着按照规则办事、说话，这一点上，我们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公共舆论也需要规范。这规范一般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价值理性方面，一是工具理性方面的规范。
在价值理性方面，有一些基于人类数千年文明积累形成的共识，例如人道主义的扶弱原则，要求议论者在尚未证明弱者有罪错的情况下，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这种原则的实现是建立在对程序正义的坚持上的。例如“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又例如未经正当程序的审判，不公开发表不利于刑事被告的实体评断。这些原则在法学界已经有共识，但要在真正使其在现实中得到实现，还需要公众不断地熟悉、学习，最终形成强大的共识，并且表现在公众舆论之中。
公共舆论要在质量上不断改善，最终成为公民社会的重要支柱，还还应当遵循两项原则。一是不要做那种动辄猜测论敌动机的诛心之论，以保证讨论集中在问题本身上，二是不要动辄贬低论敌的智力，保证交流与沟通的平等状态，坚持以理辩论。
公共议论只有遵守上述这些规范，才能尽可能地摆脱语言暴力，担负起公共交流与沟通的使命。目前平面媒体也好，互联网也罢，公共议论普遍存在缺乏基本共识的现象。这导致了大量无效公共议论，以及破坏公民社会、公民精神的逆向言论。在“邓玉娇事件”中，有些时评作者如西南政法大学的高一飞教授等人，在邓玉娇未经正当程序审判的前提下，发表了大量侵害邓玉娇基本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言论，突破了公共舆论的底线。对这些人给予相应的道
德谴责是必要的。这是维护言论公共平台之所必需，否则破坏者将有恃无恐，公共舆论的平台也无法建立。
中国历史上缺乏辩论传统，但在未来公民社会的推进过程中，辩论应该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一种观点、一种思想只有经过公开、平等、理性的辩论式交流与沟通之后，才有可能帮助人们认清该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最终决定选择什么，从而达成全社会的共识。
公民社会与善治
在推进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公民精神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所谓的公民精神必然凝聚着一些基本的公民美德，失去这些美德，可能不但难以促成公民社会的良性发展，甚至可能起负面作用。
公民精神应该包含但不仅限于遵守良法的精神，包含着对人道主义精神的认可，它追求公平、正义和自由，维护民主和人权……具备这些素养，一个社会人才可能被称作是公民。古希腊人提倡四种德性：节制、正义、勇敢、智慧，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这些德性都是公民精神的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无疑尚处起步阶段，但在这21世纪短短的10年间，尚处襁褓之中的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屡屡爆发出巨大能量。虽然这种能量起到的作用未必完全良性，但总体而言，它是健康的，充满生命力的，尤其充满正义感。
公民社会的最终目标无非是建立公民权有保障的善的社会。在法律上，这将是一个从人治走向法治、从无限权力走向有限权力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漫长、渐进的，不但需要政府的自我革新，也需要每一个人以公民精神为指导，踏实、持续、永久地践履公民行动。从“邓玉娇案”中可以看出，这一切都已经开始了。(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郑永年：重塑县政
县和中央政府之间没有关系，产生了很多恶果，如果县继续边缘化，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它们治理得如何，关系到民众对国家和中央政权的认同。
整理·汪 伟(记者)
“邓玉娇案”中最让我们担心的不是一个女孩与官员的对抗，而是更普遍的官与民、钱与民之间的冲突。这个案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钱和官是一体的，而应该由政府保证的公平和正义，有一个艰难的寻求过程。
为什么中国有些地方的基层社会竟然会陷入这样的局面？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社会解体，二是县政的衰败。
20多年来，中国最醒目的一个现象是社会解体。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绅士凝聚起一个共同体，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这种自然的、自治的共同体被打破了，家族在乡村的影响力被取消了，转而用人民公社这种行
政建制的地方共同体来重建共同体。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共同体也解体了。解体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人口流动了，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农村的衰败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的经验，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力气来重建共同体。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溃了，就要用公民来重建共同体。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国家保证你只要有公民权，就能得到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各种服务，以及社会上的各种NGO组织提供的帮助。但事实是，这20年来流出农村的农民并没有得到“保护”，政府甚至不容许他们组织起来。我认为，现在的中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这是一种资本极权主义。在政治极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政府和国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虽然这种保障也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暴力。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而有些地方县政的衰败更加剧了这种危险。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县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治理单位，1949年以后也不例外。但80年代开始进行干部任免制度改革以来，干部选拔制度从党内任命、下管两级，中组部管到省级和地市级，改成下管一级，基层官员只需要对他上一级的领导负责，不需要对中央政府负责，这样，县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地方治理单位，在政权系统里就被边缘化了，县级官员的行为和中央政府的意图就容易发生冲突。在形容欧洲封建制度的时候，有一句话叫“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现在中国典型地表现出这个现象，县级政权和中央政权失去了直接联系。
县和中央政府之间没有关系，产生了很多恶果，如果县继续边缘化，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中国的县很大，比很多小国家的地域还要大。它们治理得如何，关系到民众对国家和中央政权的认同。
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明确将县作为中国政治结构中最重要的层面，而一定程度地虚化省的地位，这就是所谓“虚省实县”。为了使省虚化，可以考虑设立更多的直辖市制度；为了使县实起来，要让县级政府与民众建立起有机联系，对人大制度做根本的变革，实现县人大代表直选，让他们代表民众来监督官员。至于行政官员的产生，则可以试行选拔与选举结合的方法：也即在党内选拔出若干县长候选人，再由公众从中选举县长人选。这个制度的前提是
选拔必须是党内用民主方式选拔，不能由个别人说了算。
在设计县一级的政治制度的时候，建议考虑党政合一。由选拔和选举所产生的县长，中央政府应该有个像黄埔军校那样的机构，不断地培训他们，让他们和中央政府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县政的改革，其意义将远远超出县的范围。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政区序列中，中央和省一级的改革非常困难，乡镇一级改革的重要程度有限。因此我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唯一办法是从改革县政做起。■
萧功秦：再造“公民社会”
目前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中，最急迫的是重建公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出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由需要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但公民组织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始终没有跟上来，始终是滞后的。
整理·汪 伟(记者)
邓玉娇的行为当然是走投无路，如果她有一个很好的可以保护自己的方法，她为什么不用？在那个非常具体的环境里，这样的方法对她来说是遥不可及的。除此之外，她想不出办法来维护自己的生命和尊严。类似的还有刘某黄事件(6月15日，东莞民工刘某黄因为迟迟拿不到工伤赔偿试图自杀，被劝阻后，与工厂的台商高管发生冲突，持刀杀死二人、杀伤一人——编者)。这个事件是由于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渠道不畅通造成的。这样的事情看上去是偶然的，其实每天都在发生。不健全的制度必然造成非理性的现象，反过来又使得民众对他们抱有很深的同情。很多这方面的同情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情绪。这种情绪有可能引发一种愤青式的偏激，也有可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在“邓玉娇事件”中，同情的舆论力量起到了正面的制衡作用。和司法的独立一样，网络发达产生的民间独立的舆论的压力，它的正面意义在孙志刚事件中已经表现出来了。SARS事件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处置，也和网络的声音有关系，一直到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瓮安事件的暴露和“邓玉娇事件”，网络的正面意义绝对不能低估。但另一方面，因为民众从来缺乏宣泄的渠道与机会，在一个网络完全开放的形势下，非理性的声音有一个井喷时期。对政府来说这是一个考验：你有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来容忍这个井喷期，有没有那么大的魄力，在这个井喷期也能够不动摇地保持网络开放，度过这个难关？
不能说有这个井喷期就拒绝开放，你越拒绝就越严重。这个井喷期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能不能安然度过，不光是一个决心的问题，还要有非常高的技巧。
在应对网络舆论的过程中，政府行事公正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件事情你处理得很公正，你把事情原原本本、不加
隐瞒地说出来，理性的声音就会成为主流。如果信息透明，当政者自己对自己执政的要求要高，没有理由认为网民是不讲道理的。从汶川地震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网民是很可爱的。尽管由于历史的遗存，网络上有负面的、情绪性的东西，但如果处理得很好，就会得到正面的结果——邓玉娇的事情，最近不是淡下来了吗？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应该把网络上的愤青情绪无限放大，在网络上愤青情绪占很大比例，但不代表社会上的人都是愤青。因为理性的人大多愿意接受信息、获得信息，不愿意发表言论，他是“潜水派”；激进的人往往喜欢发言，称为“灌水派”。“灌水派”的意见未必能代表社会的主流意见，所以不要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不能因为这种假象而引起过度反应。这一点我感受很深。我周围的学生很多，他们都是网民，我接触下来，其中理性的占多数。
目前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中，最急迫的是重建公民社会。从历史上来说，所有的国家、民族，古今中外，都存在中间的社会组织，民众在社会中间组织中受到规范，由这个中间组织来和官府进行谈判。在中国古代，有宗法组织，有士绅阶层，在近代有公民社会，有工会、农会、企业家协会，都有中间组织。中国当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中间组织都取消掉了，只有政府和民众的结合，没有公民社会，民众生活在一个政党的基层组织里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出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由需要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但公民组织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始终没有跟上来，始终是滞后的。一旦发生问题，政府面对的几乎就是一个一个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的个体。这种个体一旦受到某种力量的诱导，就会走向对抗。
这就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情形。眼下一个有益的办法是让老百姓在社区当中获得民主的训练。老百姓在自己生活的环境当中，获得民主的经验，才能够在未来的直接选举当中，谨慎地使用自己的权力。不经过这一步，民粹主义的革命就会被创造出来。■
建议以后有冤屈大家就捅到网上这样才有可能收到公正的判决。所谓官字两张口随他怎么说 现在网名这么多 一人半口酒吞了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