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一
所谓“不得不走”，是指1934年的年初，瞿秋白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其时被共产党人称作“苏区”的江西瑞金；所谓“不得不留”，是指1934年10月，瞿秋白不得不留在“苏区”，而不能随红军“长征”。瞿秋白因了这1934年的不得不走与不得不留，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与被杀。瞿秋白短暂的一生，如果做稍细一点的划分，可以分为八个时期。
1899.1——1916.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一时期。这时期，基本在家乡常州度过，只是1916年2月至11月，由于家境的极度困窘，曾在无锡一所乡村小学任教。这期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张太雷在常州府中学堂同学。因张太雷一堂兄与瞿秋白同班，故少年瞿与少年张相识并成为好友。后来，在莫斯科，瞿秋白先是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后又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共。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以苍凉悲戚的心情，回顾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并认为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在与张太雷相识的那一刻，这种“误会”就开始了；从这一刻起，瞿秋白自认为的悲剧命运就被决定了。1916.12——1920.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二个时期。这时期基本在北京度过，只是1916年冬至翌年春，曾在湖北投亲靠友。1916年初，瞿秋白所深爱的母亲不堪贫困的重压而自尽，从此亲人们为活下去而天各一方，一家星散。这是真正的家破人亡。1916年12月，瞿秋白辞去无锡乡村小学的教职，只身到了湖北。在武昌和黄陂都曾逗留。其间还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但终因学费昂贵等原因而中途退学。1917年暮春时节，瞿秋白到了北京，投靠堂兄瞿纯白。瞿秋白本想依靠堂兄资助而进北京大学学习，但堂兄却爱莫能助，于是只好去应北洋政府的普通文官考试，却又未能考上。但其间，曾去北大旁听胡适等人讲课。后来，因为教育部所属的俄文专修馆无须缴学费而又“有出身”，瞿秋白便考入学俄文。在那时的中国，愿意学俄文者并不多，瞿秋白最初也对之并无兴趣，终于学起了俄文，实在是无可选择的“选择”。但这一次“选择”，也将对瞿秋白此后的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北京期间，因办刊物而拜访过陈独秀，因参加李大钊等人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结识李大钊。在这期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积极投身
于运动并两度被捕。在北京时期，瞿秋白开始在报刊上大量发表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这期间，值得一说的，还有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的相识。同瞿秋白一样，这些人也对俄罗斯文学一往情深。1920年11月，瞿秋白与这些人一起，创建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实在可说是俄罗斯文学所催生的。
1920.12——1922.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未毕业，便应北京《晨报》和《时事新报》招聘，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苏。这期间，向国内发回大量关于苏联的通讯，对国人了解和误解苏联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初，瞿秋白与张太雷在莫斯科相遇。张太雷于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则被派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是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人。1921年5月，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俄共；1922年2月，张太雷又介绍瞿秋白正式加入中共。1921年6月，瞿秋白曾以记者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期间，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罗亦农、肖劲光、柯庆施等，都算是瞿秋白的学生。1922年11月，陈独秀、刘仁静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陈独秀的翻译。由于国内工作急需用人，陈独秀命瞿秋白会后即回国。瞿秋白遂于年底回国。
1922.12——1928.4，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四个时期。这五六年，是瞿秋白政治生涯中的上升时期，因而也是他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期间，他曾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积极介入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更是写下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小册子。瞿秋白的理论修养实在谈不上深厚，但写作能力却十分惊人，往往一两个晚上，就能写出一本小册子。但按当时的情形来说，在开始的几年间，他政治上的“进步”还不算很快，迟至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才成为中央委员。但进入1927年，则“进步”神速。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后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成为政治局委员；在1927年6月，成为政治局常委。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则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此后的七八个月里，在瞿秋白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共在各地发动了多次儿戏般的“武装暴动”，以“红色恐怖”的方式对抗国民党政权。1928.4——1930.8，是瞿秋白人生
的第五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儿戏般的“武装暴动”，当然是其兴也忽、其败也速，以致于瞿秋白们自己，也感到是在“玩弄暴动”。一连串的失败和血的游戏之后，“六大”的召开就成了当务之急。但“红色恐怖”的后果，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已没有可稍稍放心地开“六大”之地。于是中共请求共产国际批准其在苏联召开“六大”。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请求，并要求瞿秋白、周恩来先期赴苏进行筹备。1928年5月，瞿秋白间道赴苏。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开幕。在“六大”上，瞿秋白虽仍是政治局委员，但会后留在了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实际上，从这时起，瞿秋白就退出了中共决策层，也结束了他政治上的黄金时期。这次在苏联的两年多，瞿秋白过得极为艰难。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崛起。他们在米夫的支持下，对瞿秋白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米夫其时是斯大林的红人，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同叶兼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们的全部资本，虽然不过是在苏联以学生的身份吃过几年面包，但由于有米夫的支持，瞿秋白便只有被动挨打的份。这期间，斯大林发动了“清党”运动，苏联境内一片“红色恐怖”。不久前在“白色中国”实行“红色恐怖”的瞿秋白，在“红色苏联”饱尝了“红色恐怖”的滋味。米夫、王明们，也想借“清党”之机从肉体上消灭瞿秋白的。他自己虽然有惊无险，但在中山大学学习的胞弟瞿景白，却在“清党”中“失踪”——无声无息地消失。
1930.8——1934.1，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六个时期，这一时期在上海度过。1930年三四月间，瞿秋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被解除。8月26日，瞿秋白夫妇途经西欧返回上海。这一时期，王明、博古等一批在苏联被膨化了的“青年干部”，也踌躇满志地杀回国来，意欲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全面掌控中共。瞿秋白仍是他们重点打击的目标和必得清除的障碍。在1930年9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虽然仍是政治局委员，但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却被赶出了政治局。实际上，从此就离开了政治舞台。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团伙在米夫的支持下“闪亮登场”。原本连中
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被米夫一把抱进了政治局。
1931年4月，中共方面的“特务大师”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了总书记向忠发在6月间被捕。向被捕后也立即叛变。于是，王明成为代理总书记。顾顺章的叛变，
使中共地下组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上海滩上，不断有中共党员被捕。对于王明们来说，上海滩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总书记的宝座，是王明苦苦追求的。但宝座诚可爱，生命价更高。
1931年10月，惊恐万状的王明，终于决定放弃这宝座，惊蛇入草一般逃往苏联。24岁的博古，接替王明成为最高领导。王明也好，博古也好，都视瞿秋白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政治上将瞿秋白完全边缘化了，在组织上让瞿秋白彻底出局了。这还不够。还要在思想上、在理论上把瞿秋白批倒批臭，还要完全彻底地摧毁瞿秋白的声誉。这期间，虽然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瞿秋白成了无事可做的闲人，但却仍然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判，仍然要没完没了地自我批判。在被党内同志侮辱着和损害着的同时，瞿秋白走向了文学，介入了“左联”，结识了鲁迅。1934.1——1935.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七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区”首府瑞金度过。1933年底，中共中央从瑞金发来电报，要求本已被闲置、被抛弃的瞿秋白赴“苏区”。瞿秋白要求夫人杨之华同行，但被拒绝。
1934年1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于月底辗转到达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因为一切依照苏联的体制和称谓，才有这种别扭的说法，用更像人话的话来说，就是“苏区政府”的教育部长。瞿秋白在“苏区”的一年，物质上过着连盐也吃不上的生活，重病的身体当然谈不上治疗和养息了。其时瑞金是博古当政，为了避嫌、为了远祸，即便是一些老朋友，也不敢与瞿秋白接触，瞿秋白精神上的苦闷就更不难想象了。这里的问题是：博古中央既早已将瞿秋白踢开，为什么又不肯让他在上海住下去，非把他从上海、从杨之华身边拉开不可呢？——这是本文要说明的问题之一。1935.2——1935.6，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八个时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国民党的监牢中度过。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却被博古中央留下，不准随军撤离。“中央红军”走后，“苏区”渐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瞿秋白这些被
留下的人，终于无处存身。
1935年2月26日（这一日期，有2月22日、24日、26日三种说法），瞿秋白等人在“突围”途中被捕。被捕后，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枪杀
于福建省长汀县罗汉岭。这里的问题是：非要把瞿秋白弄到“苏区”的博古中央，为何撤离时却又像扔破烂一般扔下他不管呢？——这也是本文想要说明的问题。
二
先说第一个问题：博古中央为何一定要把瞿秋白从上海弄到“苏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牵涉到王明、博古们为何能扳倒瞿秋白，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岁。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岁。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当瞿秋白在莫斯科与他们相遇时，在“革命资历”上，他们只能算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若无强有力的支持，凭他们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的。当然，若无强有力者的教唆，他们也根本不敢在乳臭未干时，就生出踢开前辈、掌控全党的野心。直接教唆和支持他们的，是米夫，而米夫的背后，则是共产国际，说得更直白些，是斯大林。对于米夫为何要极力支持王明、博古们打倒瞿秋白，有关研究者习惯于从米夫的个人品德上找原因。米夫1901年生，小瞿秋白两岁。20年代初，米夫开始从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研究，并很快成为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研究中国问题的所谓“专家”，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具有重大的话语权。1925年，米夫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
1926年底，米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抛出了《中国问题提纲》（即所谓“米夫提纲”），深受斯大林赏识。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同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其时，苏共党内的斗争已很激烈，而米夫则是铁杆的斯大林派。代表共产国际专管中国事务的米夫，以中国问题上的“理论权威”自居。而瞿秋白则是中共党内的“理论权威”。这两个“理论权威”，在关于“中国问题”上，看法却有多方面和实质性的分歧。本来，即便瞿秋白一直在国内工作，也必然会与米夫相冲突。
也算是造化弄人，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一种日常性的接触。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当然也不会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
专家”。瞿秋白自然会对米夫显示出“应有”的尊重和服从，甚至也能做到强颜为笑。但本质上是书生的瞿秋白，却不能做到彻底隐藏和清除自己的观点、思想，“摧眉折腰事米夫”。这
当然会令米夫时有不快。有一件事庶几可证明瞿秋白的书生气：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撤换米夫的请求，当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也自在情理之中。
王明给人们留下了野心家的强烈印象。但王明其人，其实是典型的“银样蜡枪头”，是那种绣花枕头式的人物。应该看到，王明们的政治野心，首先是被米夫煽动起来的。是先有米夫鼓动王明们在中共党内造反夺权，才有王明们的野心勃勃。被米夫煽动起来的王明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其实非常像“文革”中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王明们要在党内造反夺权，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和团长瞿秋白了。他们用种种手段对瞿秋白进行“无情打击”、与瞿秋白进行“残酷斗争”。此中详情，难以尽述。这里，只抄录其时也在中山大学留学的陈修良《怀念杨之华同志》一文中的一段话：当时“中大”内部宗派斗争很激烈，王明等人控制了“中大”的党支部，所以又叫做“支部派”。他们想夺取中国的领导权，对中共代表团是采取对立态度的，他们特别反对秋白同志，诬蔑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甚至在墙报上把秋白同志画成一只猴子，同时，他们也公开侮辱之华同志。陈修良：《怀念杨之华同志》，上海《妇运史资料》1981年第1辑。
王明们的野心是被米夫煽动起来的。而大陆的有关研究者，在论及米夫为何煽动和支持王明、博古这些“革命小将”不择手段地打击迫害瞿秋白时，总强调是米夫本人想要通过王明们绝对控制中共，似乎瞿秋白的命运悲剧都应该由米夫来负责。这样理解瞿秋白与米夫的冲突，应该是很不够的。正像不能完全用个人野心来解释王明们对瞿秋白的残虐，也不能完全用个人品德来解释米夫对王明们的煽动、支持。如果说王明们的支持者是米夫，那米夫的支持者则是斯大林。最准确最简捷的说法应该是：斯大林意欲绝对控制中共，让中共全心全意为苏联服务，这样才有米夫煽动和支持王明等一干在苏联喝了几年狼奶的
“革命小将”造反夺权。以王明等一干“革命小将”取代陈独秀、瞿秋白等老一代领袖，只因为老一代领袖使唤起来，不十分得心应手。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抛开别的方面不论，仅从性格上来说，陈独秀从顶峰跌入深谷、最终被开除出自己手创的共产党，也是不可避免的。陈独秀桀骜不驯，非任人驱使之辈，而斯大林则衣冠枭獍、顺昌逆亡。这样两个人碰到一起，
当然不会和谐。瞿秋白虽然个性远较陈独秀温顺，但也有着起码的中国传统文人的节操，有着起码的书生气。更重要的是，陈独秀、瞿秋白等老一代革命者，都多多少少有一点民族情怀，“救中国”，原是他们投身革命的始因。这一份民族情怀、这一缕救国初衷，就成了他们绝对听命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一种阻碍，自然也是斯大林和米夫所深为痛恶的。
中国大陆以外的研究者林梵在《瞿秋白之死》一文中说：众所周知，瞿秋白自中共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后，曾出任总书记一职，直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开除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一事上，前后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达四年左右。中共党史学家，历来把这一段时期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初期，也就是国共分裂后，中共展开城乡暴动与土地革命战争，接二连三地遭受失败之际。以苏联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为了推卸自己指导失败责任，二则为了培植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王明、博古之类留苏效忠派，因此把中共初期共产主义者，具有民族主义节操的瞿秋白、陈独秀等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做为替罪羊，用尽“残酷斗争”的手段予以无情打击。（林梵：《瞿秋白之死》，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版。）林梵这番话中，特别令我注意的，是“民族主义节操”这句话。陈、瞿等中国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虽然也认同了“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口号，但国家、民族的意识却又毕竟是根深蒂固的。尽管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但在中国闹革命，首先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至少不能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仅仅这样一种“民族主义节操”，就使得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要踢开他们。王明、博古们则不同。他们没有陈、瞿们的“民族主义节操”。他们的心中的确“没有祖国”而只有苏联。杀回国内后，他们也像是苏联派出的一支别动队。如果说陈、瞿们总有着在中国闹革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
样一种意识，那么，王明、博古们则不同。他们是从苏联的实际出发而在中国闹革命。他们是“身在汉营心在曹”，身在中国心在苏。只要对苏联有利，只要斯大林们欢喜，牺牲全部的中国为苏联服务，他们也不眨一下眼睛。也曾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晚年在美国所写的《莫斯大林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得好：“不成问题，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精心培养的。俄国人这样做的惟一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共，把它改造成一个无限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党。”（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43页。）
清除了陈独秀之后，瞿秋白之所以成为米夫们着力打击的第一对象，除了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共领袖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瞿秋白作为中共党内理论权威的身份。米夫要让自己的理论成为中共的信条，就必须不但要在政治地位上打倒瞿秋白，还要在思想、观念方面彻底清除瞿秋白的影响。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这比较容易。开一个会，米夫一通声色俱厉的发言，王明们一番吠影吠声的鼓噪，就能解决问题。但要在思想和理论上彻底清除瞿秋白长期以来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开几次会能做到的。这需要较为长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需要在名誉上把瞿秋白搞臭。这也正是瞿秋白在政治上被闲置被抛弃后，王明团伙仍咬住他不放、仍对他进行批判、侮辱、摧残，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原因。王明逃离上海、跑回他精神上的“祖国”苏联后，由博古执掌中共最高权力。博古从王明手中接过权杖的同时，也接过了打压瞿秋白的大棒。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地下组织在上海越来越难以存在，中共中央不得不迁往瑞金。1933年初，博古到达瑞金。中央机关迁往瑞金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央上海局，“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李竹声任上海局书记。打压瞿秋白的大棒，又从博古手中传到李竹声手中。李竹声则把这支大棒舞得更高、抡得更狠。顺便指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被捕后立即叛变，成为国民党的“中统”特务。李竹声于1934年6月被捕叛变，加入“中统”。接替李竹声的，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的作者盛岳。
盛岳于1934年10月被捕，也立即叛变，加入“中统”。这些当初疯狂迫害瞿秋白而终于当了“中统”特务的人，得知瞿秋白被捕后宁死不屈，不知作何感想。话说回
来，瞿秋白在政治上被踢出局之后，之所以还不断受到王明团伙的打击迫害，也有“咎由自取”之处。本来，米夫、王明们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而如果瞿秋白果真从此匿影藏形，或许王明团伙打击迫害的劲头会渐衰，因为打一只早已皮开肉绽的死老虎，自己也会感到厌烦。也许是不甘寂寞，也许是不识时务，瞿秋白偏偏仍以一支笔，强劲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价值。学术界一般都认为，瞿秋白是并未得到中央派遣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介入“左联”的。以瞿秋白的革命资历和曾经的政治地位，以瞿秋白在文学艺术上的修养造诣，很快便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和实际上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则更是在文艺理论问题上笔耕不辍。这一点已足以令王明团伙嫉恨了。更糟糕的是，在实际的政治问题和理论性的政治问题上，瞿秋白仍然坚持发言。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
全会上出局，到1934年1月被迫离开上海，这三年的时间里，瞿秋白在党内党外的刊物上，不断发表谈论政治问题的文章，或对那种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或对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进行阐释。这就必然令王明团伙恼羞成怒。在王明团伙看来，这是一种捣乱，是一种对抗与挑战。瞿秋白过去的思想理论“流毒”已令他们头痛，岂容瞿秋白继续“放毒”，岂容瞿秋白在精神上“另立中央”。既然瞿秋白“人还在，心不死”，既然瞿秋白仍然“顽强地表现自己”，那“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就是必须继续的。
1933年春夏，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用狄康的笔名，连续发表了《国民党最大借款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等近20篇政论时评。这批文章虽然主旨是在抨击国民党，但博古们却也感到了异样的疼痛。9月22日，博古中央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对瞿秋白的批判。该《决定》强调瞿秋白在《斗争》等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是“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主要的是由于他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看不到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力量，因此在新的任务面前表示惊慌失措，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决定》号召：“各级党部对于
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展开最无情的斗争……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六大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月30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题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的社论，社论强调批判瞿秋白是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务的必要前提，社论号召对瞿秋白要“开展最无情的斗争”，甚至引用了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在中央上海局主政的李竹声，忠实地、甚至是变本加厉地执行了博古中央的这个《决定》。瞿独伊在《怀念父亲》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一九三一年初，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伙把我的父亲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王明写的那本《为中共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中，多处攻击我父亲——维它同志。父亲在党刊《斗争》上发表了若干不符合王明一伙观点的文章，他们就诬蔑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犯有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从而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种歪曲和诬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并且重新提起父亲在“八七”会议之后犯的错误。（瞿独伊：《怀念父亲》，《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1981年8月版。）对于瞿秋白的“政治残年”，这次的打击，可算是最后一击。博古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发动批瞿的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三
博古中央在对瞿秋白进行残酷打击的同时，又命令其奔赴“苏区”，当然并不意味着在上海已难以存身，更不意味着“苏区”的工作需要瞿秋白。周扬、夏衍等人就一直在上海隐蔽下来并且平安无事。瞿秋白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比周扬、夏衍们更有理由留在上海。一来他早已被闲置抛弃，二来重病在身。对于博古中央来说，除了作为“反面教材”而“供批判使用”外，已无丝毫价值。但他却不能在上海养病而必须到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瑞金。尽管瞿秋白极其不愿意离开上海，但博古中央既然有命令，他就不得不执行。问题是，博古中央为何非要把瞿秋白弄到瑞金不可呢？这应该有两层用意。一是为了更好地对瞿
秋白进行监管。在上海，瞿秋白还可以“乱说乱动”，还可以在文化界和思想理论界，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以瞿秋白的书生气质，只要留在上海，就不可能不继续在各种问题上发言。而到了瑞金，又在博古们的眼皮底下，瞿秋白就成了真正的死老虎了。实际上，瞿秋白赴赣后，就果然再也没有写过政论性文章。
另一层用意或许更卑劣恶毒。常人认为，瞿秋白重病在身，所以应该留在上海养病。但博古们或许正是为了不让瞿秋白在上海安心养病，才决定把他弄来“苏区”。瞿秋白的病体越是需要上海这样的环境，就越是不让瞿秋白留在上海；“苏区”的条件越是不利于瞿秋白的健康，就越是要让瞿秋白来到“苏区”。——所谓“残酷斗争”，所谓“无情打击”，所谓“就必须消灭他”，不就是这意思么？如果说瞿秋白到“苏区”后，身体一天天恶化，那正是博古们高兴看到的。只有这样理解博古们的用意，才能理解他们为何强令瞿秋白到“苏区”却又坚拒杨之华同行的请求。瞿杨结合后，十分恩爱。杨之华不但是瞿秋白精神上的安慰者，也是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者。对此十分清楚的博古们，当然就不会同意杨之华与瞿秋白同来“苏区”了。
既然令瞿秋白来“苏区”本就是以人身迫害为目的，又怎么会同意杨之华这个瞿秋白离不开的人，不与瞿秋白分离呢？说得更直白些，博古们令瞿秋白到“苏区”，不仅是要把瞿秋白从上海拉开，也是要把瞿秋白从杨之华身边拉开。在莫斯科时期，王明团伙就想从肉体上消灭瞿秋白。不妨说，此番令瞿秋白只身赴“苏区”，仍是要了莫斯科时期未了之愿，仍是要竟莫斯科时期未竟之业。博古们强令瞿秋白只身赴赣，可能还有更阴暗的心理在驱使。从被王明们一脚踢下政治舞台，到离沪赴赣的这几年，某种意义上是瞿秋白一生中最快意的几年。前面说到的林梵《瞿秋白之死》中，亦的这样的论说：“自此之后，瞿秋白与杨之华双双棲居隐蔽地在上海生活多年。两人相依为命，甘苦忧患共尝，并结识了鲁迅，成为挚友，瞿秋白还搞了自始至终锺爱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可谓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是好景不长，王明、博古对瞿秋白在上海夫唱妇随的隐居生活，仍继续进行打击。”“十分清楚，指令瞿秋白去江西中央苏区与藉口工作需要，强迫瞿、杨分离，是当时执掌中共大权的王明、博古派对瞿、杨
自莫斯科结下的宿怨，予以无情打击的继续。”（林梵：《瞿秋白之死》，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版。）
这几年，瞿秋白夫妻生活很甜蜜，与鲁迅、茅盾等人的交往，也让他品尝到真正的友情。虽然在政治上出局，虽然仍然遭受王明团伙的打击，但在爱情和友情的双重滋润下，瞿秋白的心态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宁、惬意。王明团伙处心积虑地把瞿秋白踢下去，没想离开政治舞台后的瞿秋白似乎生活得比以前更好。这当然是王明、博古们所不愿看到的。仅仅在全党发动批瞿，还不足以摧毁瞿秋白的这种甚至令他们嫉妒的生活状态，于是才使出了令瞿秋白只身赴赣的狠招。让瞿秋白只身赴赣，是把他从上海拉开，从杨之华身边拉开，也是把他从鲁迅、茅盾等人的诚挚友情中拉开。关于瞿秋白到达瑞金后的生活状态，抄几段有关人士的回忆，或许可看出个大概。瞿秋白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徐特立曾任“副部长”。
20世纪50年代，徐特立在一封写给杨之华的信中，有这样的回忆：“秋白同志到苏区时敌人封锁最严重，粮食按人分配，……为着解决苏区全部粮食问题，每一个党员和群众都自动的节省。……有一天我到教育部去了，他留我吃饭，他说有某同志送给他几两盐，留我吃一顿有盐的菜。”（《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322页。）陆定一与瞿
秋白相识多年，且算得上是瞿秋白的学生。陈清泉、宋广渭合著的《陆定一传》，写到陆定一在“苏区”情形时，有这样的叙述：“这个时候，瞿秋白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也到苏区来了，陆定一很想去看看他，但是他们都受王明路线的打击，都被视为…调和路线?的人物。为了避免麻烦，陆定一始终没有去看瞿秋白。咫尺天涯，他感到十分遗憾！”（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78页。）物质上，食不果腹，连盐也吃不上。慑于博古们的淫威，连多年老友，也不敢做一次哪怕是礼节性的探望。瞿秋白身心两方面，都处于受煎熬的状态。
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计划、周恩来则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
由“三人团”决定。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就由博古决定。瞿秋白虽然早不是什么高级干部，然而，他的去留问题，无疑是博古非常关心的。其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
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既如此，博古当然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博古当然会把瞿秋白扔掉。“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洛甫）有这样的回忆：“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血常咯，热不止则风难禁。——这就是当时的瞿秋白。这样的瞿秋白，留下，则如鼎鱼幕燕，生之可能性十分渺茫。可怜的瞿秋白，不知是否曾硬着脸皮去向博古这个仅次于王明的第二号夙敌求情。反正，他向张闻天开口了。张闻天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其时也是王明团伙的要员，地位仅次于博古。张闻天当时的头衔之一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算是瞿秋白的顶头上司。瞿秋白能向他开口，也算是万般无奈了。当得知自己可能会被留下时，瞿秋白一定是颇为惶恐不安的。他又曾向毛泽东求助。
时任“经济委员部副部长”的吴亮平（又名吴黎平）回忆说，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会议上，毛泽东宣读了“部级干部”随军转移的名单，其中没有瞿秋白：“瞿秋白同志去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吴亮平：《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5期。）以瞿秋白的“革命资历”，以瞿秋白的“从政经验”，能在这样的会上当场要求随军转移，实在有些六神无主、惊慌失措了。毛泽东其时虽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也是博古们打击排挤的对象，早已“大权叹旁落”，颇有些自身难保的意味。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军中的实力和影响，博古们也照样会将他“一棍子敲出去”。毛泽东当然清楚瞿秋白的命运已定，但在这样的会上，也只能
以“下面再说”搪塞过去。10个月前，瞿秋白请求杨之华同赴“苏区”而被拒绝。当明白自己不得不只身离沪、与杨之华生离死别时，瞿秋白当然有伤心、有悲愤，但也还有着希望。这回，当得知自己不得不留下来时，瞿秋白的心，则应是寒到了极点。吴黎平又回忆说：……中央局决定不让瞿秋白同志（当时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跟红军走。听到这事以后，我心里很难受。一方面向毛泽东同志说：“这怎么成？秋白同志这样一个有名的老同志难道能够不管，要他听任命运摆布？”请求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局说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也很同情秋白同志，他曾说过，但他的话不顶事。另一方面，我向张闻天同志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闻天同志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秋白同志自己听到了这决定，精神上甚为不安。我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这次秋白同志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想见，那就永别了。……”这是我和秋白同志的最后会面，不料竟成永诀。（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关于遵义会议之前的片断回忆》，《学习与研究》1981年7月第1期。）
毛泽东愿意瞿秋白随军转移，应该是真的。有关研究者在论及这一点时，总把瞿秋白历史上曾支持过毛泽东说成是毛此时同情瞿的原因。这样看问题，恐怕还有失全面和深入。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大搞其“农民运动”。对此，中央上层颇有不以为然者。而瞿秋白却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1927年春，毛泽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党刊《向导》上发表了一半，就被彭述之等人阻止。瞿秋白则将全文交中共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局出版单行本，并为之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称毛泽东为“湖南农民之王”。其时毛泽东正
抱病武昌，见到这小册子，自是十分感激的。此一层因缘，当然可认为是毛泽东此刻在“苏区”同情瞿秋白并希望瞿随军转移的一种原因。但毛泽东此刻之所以愿意带上瞿秋白，恐怕还有深层的考虑。以瑞金为中心的“苏区”，本是毛泽东的天下。博古们一到，就把毛泽东挤到一边。毛泽东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正在积极积聚力量准备反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当然是毛泽东的基本战略。把本来属于自己的力量牢牢掌握住，让与自己一样也被王明团伙打压的人围拢在自己身边，对王明团伙内部也实行
分化瓦解，这三条，是毛泽东在后来的遵义会议上击败博古的“三大法宝”。由于王明团伙背后站着的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此时的毛泽东已意识到，与他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虽然迫使博古离开总书记的宝座，但自己并没有登上这宝座，而是将同属王明团伙的张闻天扶上台。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这时候，他还不敢显示出与整个王明团伙为敌的姿态。直到近10年后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才敢于将王明团伙作为一个整体予以打击。
事实上，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之所以能成功地迫使博古退位从而将最重要的军事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转移途中，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将张闻天、王稼祥（也属“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列）争取到了自己一边。至于瞿秋白，是王明团伙的头号敌人。虽然在政治上已边缘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存在本身，就对博古是一种威慑、一种威胁。何况，像瞿秋白这样的人，由于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和理论地位，是人已微而言不轻的。在转移这种特定的过程中，只要给他一个发言的机会，他的话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力争让自己在军中的追随者列席，这帮手中有枪杆子的将领，令27岁的博古无法招架，最终也帮了毛泽东的大忙。在遵义会议这种场合，瞿秋白也许还帮不上忙。但如果瞿秋白随军到达了延安，那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则完全可能助毛泽东一“腿”之力。——带上瞿秋白，可能在关键时刻会成为帮助自己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力量。这应该是毛泽东主张带上瞿秋白的更深层的原因。
四
但毛泽东能想到的，博古也可能想到。由毛泽东为瞿秋白求情，或许只能坚定博古留下瞿秋白的决心。也许，其时才27岁的博古，并没有41岁的毛泽东那样深谋远虑。但将瞿秋白留下，却也并不需要如此这般的谋虑。既然瞿秋白是死敌，既然令其离沪来赣就意在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那么，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根本解决”的机会，又怎能放过呢？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来了。
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瞿秋白先是被囚在上杭监狱，后被押解至驻长汀的36师师部。被捕之初，瞿秋白伪称名叫林琪祥，赴闽访友，“不幸被匪
掳去”。5月上旬，身份暴露。6月2日，蒋介石发来密电，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6月18日，瞿秋白被36师“就地枪决”。在今天回首1935年，会觉得蒋之杀瞿，实乃愚蠢之举。瞿秋白是被王明团伙把持的中共所抛弃的人。共产党既然不要这个人了，你国民党又何必杀他呢？杀了，于共产党无损有益；不杀，则于国民党的“党国”有益无损。博古们从江西转移时扔下瞿秋白，本就有“借刀杀人”之意，至少客观上是如此。而蒋介石竟然真用手中的刀杀了瞿秋白，岂非又一次“中了共党的奸计”？如果联系到此前国民党对陈独秀的处置，人们似乎更有理由相信此番的杀瞿之不明智。
1932年10月，国民党捕获了共产党的创始者和首任领袖陈独秀。结果，只判了数年徒刑。瞿秋白被捕获时，陈独秀正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单人房里，读书、思考、研究，
生活得颇为适意。蒋介石如果真有胸襟、眼光和自信，何不把瞿秋白也弄来南京老虎桥，让瞿秋白与陈独秀在狱中相见，甚至不妨让他们比邻而居，让他们去“共同反省”。他们如果不能“共同反省”，那就让他们在狱中继续他们的争吵吧。陈、瞿如真在老虎桥相聚，并且能够促膝长谈，对于后人来说，那真是十分有趣的事。瞿秋白不是一心要研究文学吗，那就让他在狱中尽情研究好了。瞿秋白不是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吗，那就弄来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屠格涅夫、契诃夫……让他去翻译好了。只要他不怕累死，他就没
日没夜地译吧。——若果真如此，那是何等佳话。但这是作为后人的我们，多少有些浪漫的想法。
1935年的蒋介石，下令杀了瞿秋白，自有其不得不杀的理由。陈独秀与瞿秋白，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处，则在于他们都曾是中共领袖。不可比，则在于陈独秀任中共领袖前，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早已名满天下，业绩光焰万丈。而瞿秋白的经历则很单纯，二十出头就到了苏联，一开始就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投身社会的。共产党人，这是瞿秋白惟一的社会身份。陈独秀被捕后，有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蔡元培、胡适、翁文灏、傅斯年等社会知名人士以各种方式，阻止国民党把陈独秀送上断头台，甚至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也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国内外人士在向国民党和蒋介石力争陈之不可杀时，也都以他“五四”时期的业绩为理由，这也是惟一的理由。在
各国人士的努力下，陈独秀案走向了公开审判，一时间成为轰动全社会的大新闻。此前此后，国民党抓过、杀过、关过、放过许多共产党人，但都由“军统”、“中统”或各级党部处理一切。而陈独秀则站在了公开审判的法庭，且有章士钊这样的大律师为其辩护。——陈独秀是惟一的经过了国民政府合法审判的共产党人。在这一点上，瞿秋白则显然与陈独秀毫无可比性。真心想营救瞿秋白者如鲁迅，却又无由营救。自己本就是国民党的敌人，又怎能请求国民党不杀一个曾经的共产党领袖。鲁迅如真的公开营救瞿秋白，那才是大滑稽事。宋庆龄、蔡元培、胡适、翁文灏、傅斯年这些人，或者并不关心瞿秋白的生死，或者甚至认为瞿秋白确有可死之罪。即便有人觉得瞿秋白大可不杀，也实在没有过硬的求情理由。对于蒋介石来说，陈、瞿之不可比，还在于二人之罪实属不同性质。陈独秀执掌共产党时，国民党尚未在全国执政。国共两党，同属“革命党”、“造反党”，是“难兄难弟”的关系，是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的“同志”。在陈独秀时代，国共两党还有过几年亲密的“合作”。从1927年国共破裂开始，陈独秀即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层，1929年11月，更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陈独秀被起诉时，最大罪名是“危害民国”。这里的“民国”，当然指1927年以后蒋介石的“党国”。而1927年以后，陈独秀成为中共的反对者，后更成为所谓“托派”的领袖。中国的所谓“托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托派”当然也反对国民党的“党国”，但不过是“一小摄”书生在那里空议论而已，并未对“党国”构成真正的“危害”。瞿秋白则大不同。对于蒋介石来说，瞿秋白可谓是罪大恶极。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标志着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开始。而这一开始，就与瞿秋白有很大关系。就在此前不久，瞿秋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六人常委之一，实际上则成了最高领导者。在南昌举行暴动，正是在常委会上讨论决策的。从这时开始，瞿秋白策划指挥了在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大玩其血的游戏，并积极准备“全国总暴动”。这期间，除著名的湖南“秋收暴动”外，湖北的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阳、孝感、麻城、黄安、洪湖等地，江西的修水、德安、弋阳、鄱阳、横峰
、万安等地，广东的广州、海丰、陆丰、琼崖等地，江苏的宜兴、江阴、无锡、崇明等地，河南的四方山、光山等地，河北的玉田等地，陕西的清涧等地，都曾“霹雳一声暴动”。有的地方，暴动取得一时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1927年11月，瞿秋白中央命令张太雷在广州准备暴动。12月11日，张太雷领导的广州暴动取得胜利，暴动者占领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在第三天即被击溃，张太雷也死于乱枪之中。——我们还记得，是张太雷把瞿秋白介绍进共产党，现在瞿秋白又把张太雷送上了黄泉路。虽然各地的暴动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但瞿秋白中央仍然强调革命正处于“高潮”，仍然认为“革命形势”正在“高涨”。在这期间，瞿秋白中央还做出了“尽量施行红色恐怖”的决策。怎样施行“红色恐怖”呢？一个字：杀！瞿秋白中央指示各地：“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1931年6月，中共第三任领袖向忠发被捕。虽然被捕后立即叛变，供出所知的全部机密，但蒋介石还是下令立即“就地枪决”。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置虽不同于陈独秀，但也不同于向忠发。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只要瞿秋白肯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这首先是因为瞿秋白的价值远不同于本质上是草包和流氓的向忠发。像向忠发这样的人，当国民党从其口中掏出了全部有用的东西后，他就毫无价值了。豢养他，甚至是国民党的耻辱。而留下一个“翻然悔悟”的瞿秋白，却大有利于国民党的“党国”。国民党对瞿秋白的劝降，可谓用尽心机，几番派“干员”从南京到长汀。从5月上旬身份暴露，到6月2日蒋介石下达枪决令，这二十多天，劝降工作由“军统”进行。“军统”劝降无效，蒋介石才下令杀瞿。枪决令下达后，“中统”头领陈立夫心有不甘，当然更为了与“军统”争高下，于是便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枪决
令暂缓执行，再由“中统”派员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但无论是“军统”的威迫利诱，还是“中统”的巧舌如簧，都不能令瞿秋白越过“底线”。——这样，瞿秋白便不
得不死了。瞿秋白被“就地枪决”之日，36师也贴出了布告。布告说：“凡民十六年以后，各地共匪之行动，悉由该匪唆使，以赣皖闽粤湘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财产，直接间接，受该匪之杀戮焚毁者，不可以计数，其罪大恶极，已不容诛。”（林梵：《瞿秋白之死》，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版。）
瞿秋白故居观后感 怀着对革命先辈瞿秋白同志的崇敬之情，我参观了位于常州的瞿秋白纪念馆。 跨进高高的门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黑色的纪念碑，上面刻着一句瞿秋白的千古佳句：“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稍。”这句话的强大气魄无不震撼了我。接着，我绕过纪念碑，走进纪念馆的正堂。这是瞿秋白的故居，简陋的桌椅床柜以及充满生活气息的各种陈列品，见证了瞿秋白的成长和瞿氏家族的付出。故居的旁边，是瞿秋白纪念馆大厅，里面摆放着各种与瞿秋白有关的展品，这些文献、实物为我们深刻的解读了作为中共的早期领袖，瞿秋白同志在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参观结束之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我站在这位伟人高大的塑像面前时，我不由得回想到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那时，愚昧的中国人还在饱受着列强的欺凌，整个中国到处充满着压抑的空气。然而，在南方一个破落的仕官家庭里，一个满怀抱负的青年正沉思着如何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他，就是瞿秋白。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小就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并立志要努力改变落后的中国。于是，他开始了自己艰难的探索之路。 1916年瞿秋白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初，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晨报》记者身分赴苏俄采访，是最早有系统地向中国人民报道苏俄情况的新闻界先驱。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是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中央委员，四大中央局成员，五大、六大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大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8月，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共"八七"紧急会议，会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这期间，参预决定或指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其他地区的武装起义。曾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28年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并留驻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8月回国，9月和周恩来一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遭王明等人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从1931年夏至1933年秋，在上海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4年2月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队逮捕。6月18日在长汀县罗汉岭英勇就义。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伟人给我的启示 我曾经读过许多伟人的故事，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最值得我学习的是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出生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人。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是我国着名的核物理学家，是我国航天事业和两弹一星的奠基人之一。钱学森曾留学美国，并获得博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不顾美国的阻挠，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历尽艰辛，回到祖国。 回国后，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带领科技人员研究出了：原子弹、氢弹和火箭，使我们的卫星上天，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我要学习钱学森爷爷的爱国的热情。他当初不顾国外的高薪挽留和阻挠，毅然回国；我要学习钱学森爷爷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他回国后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极其恶劣，但是钱爷爷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突破了层层阻力，使“两弹一星”的研究工作顺利开展；我要学习钱学森爷爷艰苦奋斗，持有远大抱复的决心和信心，当初由于国庆和工作条件不完全的具备“两弹一星”研究工作，他带领相关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攻关和设备改造，突破一个有一个的节点，他怀着一定要研究出“两弹一星”的决心和为祖国的争光的理想，创造了许多让世人惊叹的奇迹，是原子弹，氢弹成功试爆，卫星顺利升天。 钱爷爷，您是我学习的榜样！虽然您离开我们，可是您的无私地奉献和爱国热情。永远激励着我，使我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不畏任何困难，永远前进！ 伟人给我的启示 这几天，我们学了很多关于伟人的故事，最值得我学习的是周恩来总理的故事。 1946年1月，周恩来同志从延安乘飞机去重庆。同行的还有叶挺的女儿小扬眉，她才11岁。飞机在飞行中遇到一股强烈的寒流，机翼和螺旋桨上都结了冰，而且越结越厚。情况十分严重。机长命令大家背上降落伞包，做好跳伞的准备。 大家正忙着，忽然听到小女孩的哭声。周恩来同志立刻站起来，从摇摆不定的机舱一头，几步跨到小女孩面前。原来小扬眉的座位上没有降落伞包，她急得哭了。周恩来同志马上解下自己的伞包给小扬眉背上，还亲切地鼓励她说：“孩子，不要哭，要像你爸爸那样勇敢、坚强，同困难和危险做斗争！” 在危急关头周总理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小扬眉。 周总理是全国人民爱戴的好总理，在人们的心中，他既是一个称职的总理，又是一个慈父。他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待人可亲。他用一颗宽容，慈爱的心去影响身边的人们。难怪邢台震灾的人民见到他能如此深情表露自己的痛苦；十里长街的送别，是人们对总理最深情的表示。周总理我真敬佩您！您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要向您学习，在最危急的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
瞿秋白武装斗争思想内涵浅析(一) 论文关键词：武蓑斗争思想武蓑暴动游击战争 论文摘要：从瞿秋白砷武装斗争重要性、武装斗争的主要彤式、武蓑斗争的力量等问题认识的三个角度对瞿秋白武装斗争思想进行了兵体分析，说明瞿秋白关于武装斗争的思想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宝库，井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来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伴随着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生和各种社会形态的交替演变，暴力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极为显著的作用，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fil。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意识到暴力革命即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在实践的过程中和累了丰富的武装斗争的经验。翟秋白作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武装斗争的形式、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对毛泽东思想武装斗争思想的形成和完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瞿秋白对于武装斗争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从他参加革命到大革命失嫩前开始形成武装斗争的基本思想，大革命失败后直到中共六大后由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影响逐渐退出中共领导层，其武装斗争思想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经历曲折并发展成熟。综观瞿秋白关于武装斗争思想的各种论述，可以看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关于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 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多次强调，要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就必须把“武装革命”和“群众运动两者结合起来”。五册运动之后，瞿秋白的认识又有了发展，针对帝国主义枪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的血腥暴行，他明确提出只有‘’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国民革命军}}f27，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是瞿秋白论述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章，他分析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方式，认为大致有示威、抵制、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和革命战争等方式。这些方式，中国的民众都已经实行运用，但是随着革命的波澜旋起旋落地昂然前进，瞿秋白明确指出“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他的方式都应当应用，但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3](P51)。这一见解是翟秋白对中国革命的探刻认识，也是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个创见，对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2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武装暴动 在瞿秋白所划分的五种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式中，其实武装暴动与革命战争是密不可分的。在瞿秋白看来，“革命的正式军队的革命战争”就是“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动’，3](1’59)，因此，武装暴动就成了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瞿秋白关于武装暴动的思想就是瞿秋白武装斗争思想的核心。瞿秋白对武装暴动进行论述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农民暴动中应采用游击战争的方式 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就撰文指出，“中国的出路，只有工人阶级·一率领几千万农民，武装暴动起来，方能推翻新旧军阀的统治’’a](Pa o)，明确号召工人阶级应发动农民暴动。不仅如此，他对如何开展农民暴动进行了更深的思考，较早地提出了在农民暴动中应注意采用游击战争的方式。 1927年11月，在论及当时形势之下的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时，瞿秋白首次提出了农民暴动中的游击战争问题。12月，瞿秋白在《武装暴动的问题》4](P156-1631中对游击战争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首先指出游击战争是“客观形势中必然发生的初期暴动的现象”，必须要向更高的形式发展—即革命地域之建立。否则，“这种斗争也是不能胜利”。其次，瞿秋白阐述了游击战争与农民暴动的关系。“并非农民暴动就等于游击战争;也并非暴动之中除游击战争以外，完全没有其他形式的斗争”。但农民暴动在未能形成较大的工农革命军以前，在未能有与反革命军队做正式战争的策略以前，“他还是在游击战争的阶段之中”。第三，瞿秋白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应当广泛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游击战争只有在这种发动极广大的群众斗争之
个人小结 ------参观瞿秋白纪念馆怀着对革命前辈瞿秋白同志的敬佩之心，来到这纪念他的纪念馆。 秋白同志是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期间介绍入党的。我们常州人值得骄傲的三杰都是我党最早入党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张太雷和瞿秋白关系不同一般，既是同乡、同志、同友，又是“五四”运动的战友。“五四”运动也促使瞿秋白思考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去探寻中国的出路。他认为要使社会改造获得成功，那就必须把群众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结合起来，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建立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用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去改造新的生活。 他是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瞿秋白同样是马列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先行者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建设上，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工作。一九二二年初回国后与国内党的高层领导一起，宣传十月革命经验，组织各类群众罢工等革命工作。特别是“八七”会议确立了瞿秋白的中央领导地位，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在湘、鄂、赣、粤四省进行农民秋收暴动，走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革命风起云涌，星星之火燃遍了大江南北。 走进纪念馆，瞿秋白烈士的高大铜像迎面而立，身穿西服，带着一副眼镜，手握书卷，栩栩如生。纪念馆中保留了瞿秋白的手稿，穿过的蓑衣、草鞋，显示了这名伟大共产党员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一幅幅历史图片和文字呈现给我们一名文弱的书生，同时展现了一位坚强的共产党员，瞿秋白用自己羸弱的肩膀挑起一个政党统帅的重担，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投身革命之后，他以笔当枪，写了大量的文章著作，如《赤都心史》、《俄乡纪程》、《多余的话》、《江南第一燕》等，让他这一卓越的文学才华为革命事业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由他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至今在中华大地上激扬回荡。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
瞿秋白事迹读后感 本文是关于读后感的，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瞿秋白事迹读后感（一） 寒假里的一天，我取出刚借来的—本新书《瞿秋白的故事》，看着书名，我就被它吸引住了。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为什么以前没有听说过呢？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书，一天就看完了。 这本书记录了这位名人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精神。瞿秋白既是一个了不起的名人，又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他的少年时代可不像我们这样有着幸福的生活，他出身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瞿秋白16岁时就因家贫而辍学。停学后，表姐夫为瞿秋白在无锡谋得一个教师职位。他去任教后没几天，母亲就在债主和贫困的逼迫下，自寻短见了。这件事情让他看清了旧社会的罪恶，从此，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领袖生涯》这篇故事。讲了瞿秋白发表了一篇接一篇支持工人运动、反对帝国主义迫害的战斗檄文，极大的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嚣张气焰。由于过度地工作，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是他一直抱病工作。党中央劝他住进了医院，他仍然利用病中休息的时间，全心投入到工作中去。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取得一定胜利时，他清醒地看到：“革命前途光明，但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共“六大”上瞿秋白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表现出宽宏的胸襟和气度，开创了党内领导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
合上书，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鲁迅先生在整理瞿秋白的书稿时说：“人已经不在了，但他的着作、他的思想要传下去，不能泯灭了。这也是我们活着的人对他的最好的纪念。”这句话一直在我心中回荡，我们怎样传承瞿秋白的精神呢？我想，瞿秋白能成为一位革命领袖，同他少年时代发愤读书是分不开的，同他为国家、民族英勇奋斗的精神分不开的。所以我们要像瞿秋白一样，在少年时期打好基础，树立为国家和民族兴旺而读书的理想，将来为中华复兴事业出一份力！ 瞿秋白事迹读后感（二） 今天，学校组织我们去会议室看电影，影片的名字叫《瞿秋白》。这部电影深深地触动了我，它记载着瞿秋白幼年到成年的故事，十分感人。 这部电影中，我了解到了瞿秋白为何这么义无反顾的走上了这条革命之路了。原来，少年瞿秋白就爱读书，学习十分刻苦，从而知识很渊博。起后又在武昌、北京学习外语。1919年组织同学加入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随后参加李大利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寻求革命及拯救中国的途径。以后的领袖生涯、文坛佳话、苏区岁月……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在福建被捕，他6月18日高唱《国际歌》，当时他才36岁。瞿秋白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体现了共产党为真理献身的崇高思想和大无畏气概。 瞿秋白也非常有爱心，在他小的时候，同伴们约他出去玩。瞿秋白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孩光着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立即脱去身上的外衣，送给那个小孩穿。而自己却在朔风中颤抖。
观毛泽东，刘少奇故乡有感 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帝王将相可与毛主席相比，毛泽东之雄才伟业，光照千秋，德荫后代。 首先来到毛泽东广场的塑像前，我再一次感受到了毛主席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数不清的人自发地聚集在毛主席的塑像前鞠躬、献花圈，绕塑像一周，缅怀这位伟人。走进毛主席的故居，一套普通的两家合居的湖南民居，背倚苍松翠竹，面临清澈荷塘，里面的小木床、煤油灯、土炉灶等，那么的朴实而清幽，让我领略到了这片圣地的灵气和岁月的记忆。当最后一站来到毛主席的遗物馆时，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被主席艰苦朴素的作风所震撼。这里的每一件遗物背后都蕴含着一个关于毛泽东的动人故事，讲述着一代伟人勤政爱民的工作精神、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清正廉洁的人格风范。就是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毛泽东指引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胜利，使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他带领着中国人民走出了日本的统治，为中国人民打造了一个天堂。毛泽东主席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向伟大的毛泽东主席致敬。 下午我们不畏天气的炎热来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的故乡。 1961年5月刘少奇回故居时曾在此办公住宿6天6夜，召集乡亲们开会，调查研究，并在后来促成了解散食堂的决定。在这里和共和国主席促膝长谈的普通农民，面对自己儿时的玩伴，心中会怎么想呢？不知道少奇同志在故居生活的时间里是否想到了自己后来的命运。 高贵或者卑贱，在历史的长河中，原本只是一瞬间。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在刘少奇纪念馆停留的时间很短。展馆的最后有一张刘少奇同志惨死监狱的照片，一代伟人命运竟然如斯，让人感慨不已。好在终究拨乱反正，历史终究给了这位伟人应有的尊严 “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是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个特权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 ”“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少奇同志是我党最杰出的理论家之一。 在“对于现在社会作何感想”这一栏中，少奇同志是这样写的：“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这是在1922年初少奇同志的政治理想，后来他和他的同志们真的实现了这一理想。他们是真正具有伟大理想的人，致敬 抚今追昔，我由衷地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如果没有它们，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毛主席、共产党，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活。在这次全系参观毛泽东故居的活动过程中，我们瞻仰毛主席故居，重温他老人家写下的字字句句，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深切地感到共产党的伟大、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试析瞿秋白的文学批评理论(一) 论文摘要：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艺大众化问题，是瞿秋白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瞿秋自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工具论”色彩，而贯穿其中的政治血脉则是“阶级斗争”，它反映了当时革命文艺队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态度。瞿秋白也以此建立起一套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学批评模式。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瞿秋白；文学；政治；大众化 在中国现代的文艺理论家中，瞿秋白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位，他的文艺思想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仅从文学角度考虑，就很难将他从众多的文艺理论家中凸现出来，尤其是当政治家瞿秋白和文学家瞿秋白渐渐合而为一，最终在我们面前叠印出一个有着巨大复杂性的“文人”形象时，从文学或政治的单一角度出发的任何探讨与研究都有可能失之偏颇。因此，简单而安全的办法是：不仅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而且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因为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特殊爱好；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政治敏感又必然使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理论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一种政治式写作。瞿秋白的文艺论着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式写作，而且还是一种比较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写作。这就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写作从根源上说，表现为一种以其基本原理为支撑，运用的是一种政治和知识的语言，并且是间接断定性的，因为这种写作的每个字词只不过是紧紧指示着一组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支托着它的原则。”也就是说瞿秋白的文艺论着所表达的，是一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带有政治色彩的知识语言，对文艺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演的文艺观。而支撑它的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面是：瞿秋白自从走上政治的不归之路后，虽屡有波折，但毕竟始终浸淫其中。因此，早年对于文学的向往也好，爱好也好，终究没有导引他走单纯的文学之路。由此他对文学的论述和批评就不可能象一个“行家”那样，从纯文学的角度或者从文学的内部展开，他论述得更多的则是些“外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文艺与政治”和“文艺大众化”这两个方面。 一、文艺与政治 瞿秋白的文艺思想是在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形成的。这是一个各种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的时期：国民党、共产党两党的对峙，加上虎视眈眈、蠢蠢欲动的东邻日本，真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对文学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是非常困难的。甚至连中国现代文学的标志性人物鲁迅也说出了这样的话：“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挣，……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着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因为失去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眼前的危机、斗争激动了那一代的作家，他们被要求(或自愿)去开辟政治、军事斗争之外的第二个战场——“文艺战线”。 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随后是“左联”。左翼文学家们充满急迫感和使命感地强调文学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文学应当而且可以成为斗争的工具和武器。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拥有的共同认识和当时社会现实斗争的现状，无疑对瞿秋白的思想是有一定影响的。因此，作为当时党内的首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瞿秋自在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也是一个“工具论”者。但与其他作家、理论家不同的是：瞿秋白对“工具论”理论有一套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对瞿秋白而言，首要的问题(也是当务之急)是为“工具论”寻找出它的合法性依据，即要回答：为什么文学能够成为政治(阶级)斗争的工具呢?瞿秋自在阐述这个问题时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套术语和话语方式，其中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等
瞿秋白纪念馆观后感 篇一：观瞿秋白故居有感 为了崇高的理想，继续努力学习 ---参观瞿秋白故居有感 在参加党的基础知识培训班学习时，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革命先烈瞿秋白，肃立在塑像前，使我更坚定了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尔后，我们参观了秋白故居和他的生平事迹，受到深刻教育。秋白同志是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期间介绍入党的。常州人值得骄傲的三杰都是我们党最早入党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张太雷和瞿秋白关系不同一般，既是同乡、同志、同学，朋友，又是“五四”运动的战友。 瞿秋白（1899-1935），常州“三杰”之一，名双（霜），号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领导人，常州人，1935年在福
建长汀英勇就义。瞿秋白故居由二部分组成，一部分为瞿秋白的出生地--八桂堂天香楼，另一部分为瞿秋白少年时期曾经寄居过的地方--瞿氏宗祠。八桂堂天香楼位于常州市青果巷82号，现仅存房屋四进。一进为穿堂，二进为正厅，三进楠木厅，后进为经楼，即天香楼。瞿氏宗祠位于常州市延陵西路102号，占地面积2409平方米，建筑面积1015平方米。1985年6月18日，在瞿秋白同志就义50周年之际，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开辟为“瞿秋白同志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并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馆名。馆内陈列有瞿秋 白同志生平事迹展览。1996年12月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瞿秋白同志作为共产党员心中永远的丰碑，是共产党人的骄傲，他在组织、理论和文化建设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瞿秋白同志的一生，年仅36岁就英
勇就义，却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参与创办了《新社会》旬刊、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创办了上海大学、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以及负责主持中央工作等一系列改写中国历史的大事，他的生命虽短暂却无比充实精彩。 大家怀着无尚崇敬的心情参观了瞿秋白烈士事迹陈列展览，一件件见证历史的遗物、一帧帧栩栩如生的照片、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无不真实地再现了瞿秋白烈士，为了实现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慷慨就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令在场的入党积极分子们无不悄然动容，无不肃然起敬，也使大家的心灵得到了净化，思想得到了教育，我们不仅要继承发扬好革命先烈的先进性，而且要始终不渝地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不渝地保持开拓创新的锐气，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更加勤奋的学习，将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做一份力所能及的事。
历史上的杰出伟人及事迹600字 士兵是一个国家的守护者,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有了现在这样和平,安逸的生活。我们应该感谢他们,而历史也会记住他们。不管在多少年后,大家都会知道我们国家有这样一群不怕艰难险阻,不管在寒风刺骨的冬天还是在酷热的夏天他们都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历史上的杰出伟人事迹,方便大家阅读与鉴赏! 历史上的杰出伟人事迹1 在河北省隆化县北郊,长眠着模范共产党员、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英灵。在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碑上铭刻着朱德总司令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董存瑞,1929年生,河北省怀来县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当过儿童团团长,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1945年7月参加八路军。后任某部六班班长。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在一次战斗中只身俘敌10余人。先后立大功3次、小功4次,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他所领导的班获“董存瑞练兵模范班”称号。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
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毅然决然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我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历史上的杰出伟人事迹2 今天,我来给你们讲一讲爱国者钱学森吧! 钱学森从小就十分爱国,为了报效国家,他努力学习,当他学有成就时,动荡的社会却没有他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于是,他到美国留学。几年之后,人在美国,心在中国的他,听说新中国成立了,就义无反顾地要快点回国,美国人为了不让他回国,使尽各种手段,想要打消他回国的念头。钱学森还是不畏诱惑,还是回到了祖国温暖的怀抱。钱学森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决不能放弃我的祖国。”他要回国的决心是多么坚定呀!他这一腔爱国热情难道不令人敬佩吗?钱学森回国后,学以致用,发明出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国际技术交流会上,他被光荣地评为了“小罗克伟尔奖章”,就在这世界获奖者的名单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他的智慧为中国人争了气,为祖国争了光。 读了这篇短文,我感受到：钱学森这一伟大举动,惊动了所有人,而且,深深打动了我,我一定要向钱学森学习,做一个热爱祖国,报效
历史伟人的事迹五篇800字以上 历史伟人事迹1 尝君姓田，名文。他的父亲是齐威王的小儿子、齐宣王的异母弟弟。因为孟尝君的生日是五月初五，按照当时的习俗，说这样的孩子一旦长得跟门框一样高了，对他的父母是十分不利的。于是，父亲便想把他扔掉，可是母亲舍不得，坚持着把他养大了。 长大后，他问父亲为什么不要自己，父亲不耐烦地说出缘由。不曾想，孟尝君的一番话令父亲大吃一惊。孟尝君说：“人生究竟是受制于天呢，还是门框?如果受制于天，那你再忧虑也是没有用的，如果受制于门框，那就把门框抬高就是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孟尝君的才能越来越显现出来，父亲也抛弃了偏见，让他主持家政。父亲去世后，他接替了父亲的爵位及封地。 孟尝君的门下有三千多门客，他们无论出身贵贱，只要到了孟尝君这里，都能受到相同的待遇。 秦昭公听说了孟尝君的名气，就邀请他到咸阳去，说是要拜他为丞相。孟尝君的门客们知道后，都极力反对，可是，孟尝君犹豫一番，最终还是到秦国去了。秦昭公亲自欢迎他，孟尝君则把一件纯白的银狐皮衣送给秦昭公作见面礼，秦昭公十分高兴，命人把它藏在内府的库里。 秦昭公本来真心打算拜孟尝君为丞相，可是，他的大臣说：“这个人是齐国的贵族，手下又有那么多的门客，他当了丞相，一定事事先替齐国着想，哪里还会想着我们秦国呢?”
秦昭公一听，有些后怕，马上把孟尝君软禁起来。 孟尝君后悔没有听取门客们的意见，冒险到秦国来。到了这时，只得想方设法地逃出去。他打听到秦王身边有个受宠的妃子，便托人向她求救。那个妃子叫人传话说：“叫我救你们并不难，不过我也希望能有一件银狐皮衣。” 皮衣只有一件，已经献给秦昭公了，哪里还能要回来这时，有一个门客站起来，说：“您放心吧，我有办法。” 当天夜里，这位门客便潜入王宫的内府库里，把那件银狐皮衣偷了出来。 孟尝君把银狐皮衣送给了那位妃子，妃子果然在秦昭公耳边大说好话，并一再为孟尝君求情，秦昭公真的释放了孟尝君，并发下过关文书，让孟尝君他们回国。 孟尝君一刻不敢停留，急急忙忙往函谷关赶去。他怕秦昭公反悔，半路上更改了通行证，连自己的姓名也换了。半夜里，他们来到函谷关，只见关门紧闭，根本无法出去。依照秦国的规矩，关口要在鸡叫的时候才能开关放人，可现在离鸡叫的时候还早，如何才能过关呢? 正在大家愁眉苦脸的时候，忽然有个门客学起了鸡叫，他一声接一声地叫着，竟把关里的公鸡引逗得全都叫了起来。 守关的兵士以为天要亮了，便开了关门，放孟尝君他们出去了。 孟尝君他们出关不长时间，秦国的追兵就赶到了。原来，秦昭公真的后悔了，他要杀掉孟尝君，可惜追兵晚到了一步，孟尝君已经跑远了。
伟人翟秋白读后感 在国庆节里，我读了一本书《伟人瞿秋白》，这本书让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瞿秋白。他哪里伟大呢?他到底有什么值得敬佩的地方? 我觉得最感人的是1935年瞿秋白被国民党保安团逮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审讯、劝降，坚守革命气节，并说了一些令我刻苦铭心的话：“人爱他的历史，甚于鸟爱他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历史。”“头可断，志不可敌。”“革命而死，是最大的光荣。” 1935年6月，蒋介石密令杀害瞿秋白时，他信步至凉亭，自斟自饮，谈笑自若。说：“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毕，从容走向刑常沿途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到达罗汉岭后，他盘膝而坐，说：“此地很好”，高呼“中国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当时才36岁。 这位伟人能在敌人的审讯中抵挡住他们的劝降、辱骂，守护着革命气节，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他的英勇情景令我深深的感动;瞿秋白能在狱里有感而发写出了坚贞不屈的意志和高尚的情怀的诗词和《多余的话》，坚定地表示要守护革命气节，还祝愿同志勇猛精进。这种精神令我热泪直流，如果我能见一面瞿秋白，我想我会紧紧的抱住他痛哭;瞿秋白还能在刑场的路上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在准
备行刑的时候高呼“中国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他的誓死保卫中国共-产主义的意识令我激动万分，恨不得马上把瞿秋白拉回来。瞿秋白英勇牺牲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战士。 瞿秋白的事迹令我感动，瞿秋白的意志令我羡慕不已。我为我们中国共-产主义有瞿秋白而自豪! 2. 今年是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家都在用各种行动表达对以前的革命先烈的怀念之情，大队辅导员谢老师推荐我们参加了四好少年读《伟人瞿秋白》的读书活动。起初我还不知道瞿秋白是谁，但当我读完这本书后，我对这个名字便从陌生变成了熟悉，并对他肃然起敬！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擅长绘画，母亲知书达礼，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熏陶。他刻苦求学，当过教书先生，参与领导了北京的五四学生运动，参加李大钊等在北京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寻求拯救和改造中国的途径；他当过记者，前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采访考察，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是最早见到列宁的中国共-产-党员之一，也是第一个向中国读者描述列宁形象的中国记者。1921年瞿秋白加入了共-产-党，1925年参与领导了五卅运
瞿秋白纪念馆观后感(精选多篇) 第一篇：瞿秋白纪念馆观后感 瞿秋白纪念馆观后感 这是第二次去瞿秋白纪念馆了，前一次记得是班级的团日活动时去的，大家要一起来，一起走，所以时间比较仓促，只是大致参观了一下，未能给我心中带来很深的触动。但这一次就不一样了，这次我特意先在网上查阅了许多瞿秋白的资料，详细了解他的一生事迹，这样再次参观瞿秋白纪念馆，当看到那些实物，联想到此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一股崇敬之情就从心底油然而生。下面就我自己的瞿秋白纪念馆之行及感想记述如下。 从我们学校到瞿秋白纪念馆还是很方便的，从万达那边乘坐公交车大概二十多分钟后下车再步行五分钟左右就到了。首先参观的是瞿秋白故居。瞿秋白故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庭院，黑瓦白墙，交相辉映，书香气息浓厚，很有江南水墨的美妙韵味。这使得它在这四周现代化的建筑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庭院的正门口，有一块茅盾先生所题的“瞿秋白同志故居”的牌匾。进入大堂便看见瞿秋白的一具铜像，虽说瞿秋白患有肺病，是一个瘦弱的文人，但是他的铜像却高大威武，让人产生无比崇敬之情，我想虽然秋白体弱多病，但他那宽博的胸怀和渊博的知识让他倍具气质与魅力身后的墙壁上“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旁边的竖版上“为大家开一条光明的
路”，两行诗文和一句话语，是瞿秋白无私奉献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挚爱道白，发自肺腑，动心又动情。即使在挨过党组织的斗，受过国民党的刑，遭受错误的排挤和迫害的逆境中，他依然心怀坦荡、意志坚强， 给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纪念馆有《瞿秋白生平事迹展览》，陈列了瞿秋白的照片、文字、实物和雕像。进入黑漆大门的故居，门上方高悬有“城西瞿氏宗祠”的白底篆书匾额。故居展示了瞿秋白一家人当年生活居住的场景。简陋的桌椅床柜家具，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陈列，见证了瞿秋白的成长和这个知书达理家庭的付出。 接着，我们踏入了瞿秋白同志的纪念馆，纪念馆显得非常的亮丽光线。同样刚进门也是一尊巨大的瞿秋白同志铜像，在铜像两旁一一陈列着书籍和画像，还有的就是出土的文物。接着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长长的镶在墙上的字碑，上面密密麻麻的字我自然也看不懂，只觉得刚刚长出新叶的枝条依偎着，修饰着这清俊奇秀的字是很有韵味的。面向纪念馆的大厅，左边是瞿秋白与列宁的浮雕，他们俩气宇轩昂，在蓝天下阔步，充满对前途光明的憧憬，充满对革命的激情，体现了瞿秋白作为一名革命家的风度与情怀，也正刻出了当时瞿秋白在翻译俄文，传播俄国无产阶级理念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边是瞿秋白与鲁迅的浮雕，将瞿秋白与鲁迅放在一起不仅表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
“每一段历史，都值得被重读” ——读《大人物的世界史》 有感 正如书中所言历史并不像是一台随着时间推移，上演一个个 令人震惊的事件的戏，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过去，这样才能理解 现在和未来。 本书以时间线为纵轴，列举了历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军 事家、帝王、文学家、探险家，以中西方地域为横轴对比同时期 的人物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推进。其实，每一位历史人物的丰功伟 绩都足以写一本厚厚的人物传，而本书对人物的浓缩概括更像是 一本名人导读，能将这么多领域的伟人编纂在一起可见作者的知 识面和文学功底的深厚。每一篇题首下都有一段妙语连珠的话作 为批注，像是墓志铭， 思想领域，书中选取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希 腊哲学史上三杰。师徒三人，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苏格拉底 是城邦政治学说的先驱者，将西方哲学从向外探索转向向内探索，从自然哲学转向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柏拉图将哲学与现实结合 起来，让哲学理论用于改造社会，《理想国》、《政治家》都是城 邦政治学额早期论著，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无论古 罗马、中世纪到近代，都有从他思想上的遗留痕迹，通过其自身
努力将英雄主义史诗和哲学灌输到希腊文明中。不难看出，三位 哲学家在前者身上既有传承也有突破。柏拉图曾说灵魂被囚禁在 身体内，迫切寻求逃离这个充满改变和幻想的世界，这是对思想 自由意志的诉求。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灵魂是身体内化的一部分，生活因其本身而令人感到满意，这又让人去审视自己的内在。 一边是光明、自由与平等、法制社会，另一边书中又向我们 展示了专政、独裁与霸权带来的伤害。军事上，作者选取的希特 勒的法西斯主义与东条英机的军国主义无不是对他国充满殖民幻 想的驱使贪恋造成的。二战中，日本最后以美国向广岛、长崎投 原子弹后投降而终结。而我最近也在阅读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一本关于描述长崎在遭受战争后的对当地百姓带来的生活影响与 心理创伤的小说。书中藤原太太安慰女主人悦子说“如果人们不 能向前看，这(长崎)下面将是一片废墟。而今，这里充满了叮叮 当当的机械声，这是希望与重建的声音。”硝烟已去，而战争带 来的代价却时刻值得的我们警醒。 文学领域，作者选择简?奥斯丁、莫泊桑和托尔斯泰等文人作为英、法、俄三国的文坛代表。如果你想了解英国乡绅儿女情长 不妨从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中一探究竟，当然其诙谐幽默又暗含讽刺的文风中也反映了社会百态，大团圆式的结局中也揭 示了那个时代妇女地位——女人的命运由婚姻决定。如果你想看 看法国上流社会，不妨看看莫泊桑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他以小 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写背叛与色诱、写集体的伪善，也写
参观天文馆观后感500字 参观天文馆观后感500字中小学生作文五篇(一) 我爱北京，我爱天文馆。 今天我怀着激动、高兴、惊奇、愉快、紧张的心情准备迎接梦寐以求的首都天文馆。只见两边的高楼大厦飞快地从我眼前闪过。到了，到了，天文馆到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玻璃似的建筑。我排着队大步迈向了天文馆，刚踏进天文馆，我就仿佛置身于宇宙之中。我发现有很多的行星。 一个类似雕塑的半球形把有关火星的故事囊括其中。透过一个个旋窗，您可以观赏到奇幻、神秘的火星风光。随幻想一起在火星上遨游。火星，距离太阳位列第四，颜色最红，它到太阳的距离是日地距离的1。5倍，其直径是地球的53%，
体积为地球15%。火星自转一周历时24小时37分钟，比地球略长。火星也有四季，一年为687个地球日。火星有两个小月亮火卫1与火卫2。 木星，距离太阳列为第五，太阳中最大的行星，木星与太阳的平均距离是日地平均距离的5。2倍，其直径、质量和体积都是行星中最大的。直径是地球的11倍，质量是地球的318倍，超过太阳系其他行星质量的总和，体积是地球的1300倍，木星自转一周只需9小时6分钟，是大行星中自然最快的。木星绕太阳运行一周要119个地球年。 土星，距离太阳位列第六。土星有美丽的光环，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9。5倍，土星的直径、质量和体积在行星家族中都仅次于木星，居第二位。土星的直径是地球的9。5倍;质量是地球的95倍，体积是地球的760倍，土星的平均密度比水还少，如果将它扔到大海中，它会漂浮在水面上，土星自转也很快，6小时39分钟就自转一圈。土星的一年相当于29个地球日。
天王星，距离太阳位列第七。天王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日地平均距离的19倍，其直径是地球的4倍，质量是地球的15倍，体积是地球的63倍。天王星自转一周要17小时14分钟，分转一周历时约84个地球年。在大行星系中多数大行星的自转轴和公转轨道面的夹角都很大。至少也有70度~80度，而天王星却不同，它的自转轴几乎贴在公转轨道面上。 除了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还有冥王星、金星、海王星、地球，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好!天文馆的介绍到此结束!如果你来到北京天文馆，不要忘了去看《4D电影》。 参观天文馆观后感500字中小学生作文五篇(二) 真是让人回味，眷恋不舍的聚会啊!临近开学的尾声，三二班的快乐假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新年伊始，为了让班上更多的同学参加班集体组活动。家委会及班主任黄老师在开学的前一天组织我们去北京天文
瞿秋白读后感 瞿秋白读后感 以下为你推荐一份读后感美文信息，指导; 读完《瞿秋白》后，我知道了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直面人生拒绝妥协呼唤良知的文化精英们拒绝合唱。他们是人文理想和文化精神的坚守者，是秋白、鲁迅的继承者，是今日中国的脊梁，是这个物质时代的哀痛者与幸福者。他们誓不低头的抗争姿态，必将获得人们的喝彩。 瞿秋白身上所体现的爱国主义情怀，无所畏惧、坚决与恶势力抗争和不屈服的精神也值得当下的我们学习。或许有人会说，当下是和平年代，没有外敌内贼，革命烈士身上体现的精神没有现实意义。其实不然，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将会碰到许多不和谐。我们是否能及时勇敢站出来指出? 瞿秋白小时候就关心国家、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还积极投入爱国反帝斗争。 瞿秋白深深地爱着国家，他在写《新社会》旬刊时，在文章中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传统观念，可遭到反动派的反对，就禁止出版了《新社会》。但瞿秋白依然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了希望。 当瞿秋白面对迫害时，他依旧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坐在草坪上，对着侩子手微笑着点头说：
“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国庆之前将军说她用一小时看完《信》后用了一下午消化情绪。此时此刻我也在挣扎该不该将《嫌疑犯X的献身》和《变身》也一并郁结掉。 田小娥可谓白鹿原中一个异数了。出生书香门第的她却最终长成一个风流荡妇，与白鹿原的汉子们展开了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风流韵事，并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后的最后，被压在塔下，永不超生。 麦克白，一个老皇帝得的弟弟，他出兵打仗，立下了大功，取下敌人的头示众，因此获得了奖赏，在回去的路上听信了三个巫婆的话，刺杀了哥哥，自己当上了皇帝。但他有一个下属，他当时也被其中一个巫婆说到，因为那巫婆说他儿子能当上皇帝，便以吃饭为幌子，杀死了他，但他儿子却逃了。 两个小皇子知道了真相，逃过了追杀，并出了国，寻求了帮助，。而麦克白又找到了那个巫师帮他语言。后来两个王子和麦克白的属下的儿子打败了麦克白，并割下他的头示众。 开始：娇蕊和振保在明知不合理的情况下热烈开始，开始的那么不顾一切!似乎从不担心结果是否可以承受。二人都很自信自己不过是在游戏人生，各自都有驾御感情、驾御世俗的本领。 像瞿秋白这样的人物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我们也应像他一样，做个爱国的小学生。
参观瞿秋白故居有感 在中国革命的探索道路上，许多的革命家为国家的未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瞿秋白就是其中很有名的一位。我的大学就在常州，所以有幸去参观瞿秋白纪念馆。 在参观之前，我先查了有关瞿秋白的生平事迹。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1919年五四运动时参加领导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初参加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后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会后任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主持中央工作。1928年6月，出席党的六大，随即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后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1年起，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战线的斗争。1931年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1934年初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转移途中被捕，敌人采取各种手段对他利诱劝降，都被他严辞拒绝。6月18日临刑前，他神色不变，坦然走向刑场，沿途用俄语高唱《国际歌》、《红军歌》。到刑场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 瞿秋白的故居是一个旧时典型的江南院落，黑瓦白墙相互映衬，如同一幅江南水墨图，古朴而雅致。抬头仰望，可以看见茅盾先生所题的“瞿秋白同志故居”的牌匾。从棕红色的大门进入，故居分为东西两院，各有四进，踏着青石板路，院落里种着几株桂花树。大堂前立着瞿秋白充满书生气质的雕像，栩栩如生。身后的墙壁上写着“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内堂里悬挂着各种风格的书画，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主人的文学涵养。从大堂的隔壁侧门进入就是内室了，两张雕花床，几张桌子和椅子，书桌上还放着笔墨纸砚，一个大的书橱，摆设透着实用的朴实和简约的别致。 故居旁边是瞿秋白同志纪念馆，花木繁多，因有八株桂花而得名八桂堂，门口的大石碑镌刻着梁衡先生纪念瞿秋白同志所写的《觅渡，觅渡，渡何处？》的文章。在纪念馆的右侧有一幅瞿秋白与列宁同志的浮雕，而在左侧有一幅瞿秋白与鲁迅同志的浮雕。踏入纪念馆，纪念馆显得光线亮丽，刚进门也是一尊巨大的瞿秋白同志的铜像，两侧陈列着他一生的历程的图文资料以及他所用过的相关物品，让人一目了然。 一副眼镜，一卷书文，书生气质的他，何以抛弃自己的文学理想，毅然决然地投入到政治革命中去？但是，他有着满腔爱国救国的热情，有着为国报国的豪情壮志。就这样，他带着读书人的儒雅安静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中。生命中短短的三十六载，远赴苏俄学习，南下会见孙文，促成国共合作，主持“八七会议”，苏区理论宣传等等直至英勇就义，凛然一个铮铮铁骨的革命家。他找到了一生的觅渡——“为大家开一条光明的道路”。带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知识分子责任，拯救天下黎民苍生。 瞿秋白也是一位文学家，他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1923年6月15日并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瞿秋白与鲁迅并称文坛双璧。他们也有着很深的交往。瞿秋白曾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把瞿秋白看作知己，曾写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期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