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他来自于封建王朝，却是民主革命的开拓者；他出身于科举制度，却成为现代教育的奠基人。
在四十多年中，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教育理念，塑造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北京大学，而继承他理想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为中国走向现代书写了开篇。
蔡元培（上集）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体制，作为革命元老，蔡元培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但窃国大盗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蔡元培抱负难伸，于是他辞了官，又一次去欧洲游学。
当袁世凯死后，新任总统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这时，蔡元培在欧洲学习考察已四年，是个50岁的老留学生了，在接到邀请电报一个月后，他就回到了祖国。
（京师大学堂旧址）
蔡元培将要出长的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仅存的硕果，这座有最高学府地位的大学，从创立之日起就被时代和政局激荡颠簸，民国的建立也没能改变它多少。
老师多是北洋官僚，学问不大，架子不小，学生多是王公贵族官僚富家子弟。上课了，听差们忙不迭去请：老爷，上课了！学生老爷才由鸦片床上爬起来。
学生中还流行“结十兄弟”，就是几个气味相投的同学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人就到他手下做科长、做秘书，捞个一官半职。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
当时的北大，很多学生都喜欢读法律，而法律系呢？教员有很多都是官僚来兼任的，来兼任教授，没有学问，但是却受到学生的欢迎。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愿意上法科呢？就是为了以后便于有靠山，便于升官。
那时的北大，其实就是一个官僚养成所，这是一座苦闷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太学”，这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就是以这样的状态等待蔡元培的到来。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到任命的当天，没有直接去北京大学，而是步行到北京西河沿中西旅舍拜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陈独秀。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
蔡先生和陈独秀有过交往，他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有过共事。
【采访】蔡元培之女蔡睟盎——
当时建立光复会，做炸药，陈独秀也去参加做炸药，蔡先生也是经常去，因为有这些关系，他又看了《新青年》杂志。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人，提供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这时，他从上海来北京为杂志筹款。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
《新青年》当时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刊物，是传播新思想的，他（蔡元培）看了《新青年》以后，就认定这个人（陈独秀）可以成为青年的导师。
蔡元培希望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但陈独秀放不下他在上海办的《新青年》，于是蔡元培三顾茅庐，一连几天早早来到旅社，遇陈独秀晚睡迟起，他就搬个凳子坐在房门口静候。陈独秀被蔡元培感动了，他们共同决定，把《新青年》搬到北大来办，这无疑也是把新文化运动请进了北大。
（北京大学红楼）
就任校长后，蔡元培做的头一件事不是举行仪式，不是发表治校主张，而是贴出这样的一张布告，宣布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冯友兰说，看到这张布告，我们学生全明白了。
事实上，这是蔡元培带给北大的礼物，给暮气沉沉的北大带来了震撼。
连续五年，蔡元培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都要强调一点：本校的宗旨，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他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
大学究竟是做什么的？那么他是怎么定位的呢？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他认为要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话，还是要通过知识分子，通过学术，从根本上来启发老百姓的觉悟，来提高国民的素质，他觉得这是要解决根本问题的一个途径。
（北京大学二院旧址）
陈独秀到北大后，又聘请了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启动了北大文科的改革。
同时，《新青年》在北大建立了新的编辑部，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刘半农、沈尹默等先后加入。北大领集聚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蔡元培自己也成为一个热心的撰稿人。
大学离不开学术，但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学术独立和学术本位的是蔡元培。他的主张精练为16个字：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就是被后人称道的著名的北大精神。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
中国几千年的学术专制，使得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一己之见，来衡量、要求还有限制别人的思想行为，所以他觉得应该用兼容并包这一概念来取代。
在蔡元培看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世界各国办大学的普遍原则，而在封建文化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首倡这个原则，正是为新思潮和新文化张目。
蔡元培是《新青年》的支持者和撰稿人，但他也拨款给北大的《国故》杂志；当学生创办了《新潮》杂志，蔡元培亲自题写刊名，还在经济上予以支持。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
当年上海的报纸发文章说，刘师培办《国故》月刊，起来挑战《新青年》，刘师培马上起来反对，说不能这么说，因为《国故》月刊也是校长支持的，也是校长给钱的。换一句话来说，蔡元培既支持《新青年》《新潮》这样的激进的刊物，也支持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国故》这样的刊物，这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蔡先生的兼容并包。
黄侃是一位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他大谈魏晋文学；而钱玄同则倡导白话文，用新方法整理国故。当年的北大学生王昆仑回忆说，钱玄同上课时，旁边教室里的黄侃骂声不绝。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
五十分钟的一切课啊，大概有半年钟头在骂亲派，骂钱玄同；而钱玄同的课堂呢，恰恰就在他的对面，他也听到了，也没关系，就照样讲他的新派主张。很民主，思想上很自由，那么这就是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吸收、培养他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而不是只听一个先生的话。
在北大，辜鸿铭被称为怪人。有学生对聘请他在北大任教不理解，蔡元培开导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
辜鸿铭上讲台演讲，穿戴的是马褂和瓜皮小帽，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的辫子。这身奇怪装束引来哄堂大笑，然而辜鸿铭不紧不慢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的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并不容易。
更称奇的是，蔡元培把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也请进了北大。当时梁漱溟只有24岁，他潜心佛学，酷爱儒学，又主张学习西方，蔡元培请他讲授哲学，后来成为一代大家的冯友兰、顾颉刚、朱自清等，都听过他的课，都得益于北大浓郁的哲学气氛。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
有的人，可能他常识所限，他只能欣赏某一种、某一个学科、某一个学派的优长，他能欣赏，他能理解，但对于其它学科，其它学派，他不能理解，不是故意的，而是他没有这个眼光，没有这个趣味。蔡先生有这个魄力，更重要的是有这个趣味。他对于北京大学里面的人文学者的支持，使得他们得以革新，最后影响社会，对于日后的新文化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
兼容并包，一方面是包括了各种思想流派的并包，同时也包括了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尊重，都应该得到自己的地位，他确实有一个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的这样一个思想。
校长总是学校里的最高权威，但蔡元培一到北大就建立教授治校的评议会制度，蔡元培推行的这种教授治校制度，究其实质就是民主办校，这在一个封建根基很深的国家里实属难得，他前无古人，似乎也无来者。
【采访】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
评议会是一个民主的精神的体现，自由精神的体现，也就是说，大学里头的大政方针，是由教授来决定的，不是我一个校长来决定的，少数人决定的，是要发动大家的智慧，来决定一件大事的，所以这样就把教授的地位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从此，北大脱胎换骨，从一所太学转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这是划时代的。
蔡元培，1868年1月生于浙江绍兴，父亲是钱庄的掌柜，去世很早，于是家道中落，变得贫穷起来。在亲戚的帮助下，蔡元培接受了严格而完整的旧式教育。26岁考中进士，两年后，成为翰林院编修。这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的最高学历，他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荣耀。
然而，他在翰林院并没有多少事可做，但却目睹了中国发生的两件大事。一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而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二是1898年维新派提出变法自强，发展成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运动，但以失败告终。
这两件事对于年青而充满抱负的蔡元培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他的一生就此发生转变。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
中国到底应该怎么走？有一条，他不赞成康有为他们，他认为康有为他们没有训练人才，结果就匆匆忙忙地改革，所以他就感觉到这个是，他在那个时代啦，在戊戌政变以前他就感觉到要失败，不会搞好的。
甲午战争使中国的读书人前所未有地认识到亡国的危险，随后的变法维新的失败又是对读书人的重重一击。蔡元培从中酝酿了这样的思想：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要从事改革是不可能的。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
戊戌维新以后，有一些人（因为）戊戌维新失败了，我赶快回到那个原点去，他倒没有，他是作为翰林院编修，他要继续地要想搞新的东西。
戊戌变法失败不到一个月，蔡元培离开了满清王朝的翰林院，回到绍兴。他以一介布衣来实践教书育人、启发民智的理想。
四年里，他在绍兴、上海等地创办和主持了七所新式学校。办学期间，蔡元培发起创立光复会，反对腐朽的满清王朝。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
光复会的主要的领袖是蔡元培和章太炎，在光复会的实干家里面，就是陶成章。那么应该说在辛亥革命以前，光复会在江南这一带，它发动群众，搞起义，是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的。
以后的十几年间，革命和教育成了蔡元培奋斗的双重轨迹。同时，他游注欧洲，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广泛涉猎，深入研究，这样的视野和积累，使他对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症结有了清醒的认识。
蔡元培走进北大时，已不是把改造北大看成仅仅是治理一所学校，而是为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奠基。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天纲——
在北京办学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什么呢？保守势力太足。举办一个新的学校，有一点新措施，就会受到传统势力的包围以及阻挠。蔡元培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有能力把他在上海办学、在欧洲游学所形成的一整套的办学理念在北大推广。
在蔡元培实际担任校长的5年多时间里，他把太多的理想付诸了实践，付诸了这所学校。
这是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时，李大钊和会员们的合影。北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是最早的。
【采访】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
我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拜访过当时北大学生罗章龙先生。他就回忆，他说：我们要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们就去找蔡校长，蔡校长他就批准我们成立，给了我们两间办公室。而且在成立的会上，他还参加我们的成立大会。
蔡元培认为：在学术上，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要使各种学派、各种观点并存，让老师有自由研究的空间，让学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种思想自由、学术平等的方针，造成了从未有过的百家争鸣的气象，激发了学生们崇尚和研究学问的兴趣，这是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蔡元培在北大还有一个发明，将学生的学年制改为选科制，就是今天的学分制。蔡元培的出发点是崇尚自然、发展个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点自由选课，接触到不同的的学术观点、主张，通过比较对照，思考贯通。
【采访】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
在那封建的社会里头，就是盲从的、盲目的，而不会强调个人的独立思考，他是被束缚住的。所以现在他强调的是需要能够有独立思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这也是观念的一个革新。
在这样的北大成长起来的学生，是一批栋梁之才。
这是蔡尚思撰写的蔡元培思想专著，保存了许多他与蔡元培访谈的第一手资料。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蔡尚思——
蔡元培，我记得，蔡元培……
今年已102岁的蔡尚思，是北大国学研究所的学生，他在浓郁的学术气氛中求学，又在蔡元培的鼓励和推荐下做了一辈子教师，做了一辈子学问。他敬佩和仰慕老师，尽管很多事现在已不记得了，但他还常常念叨恩师蔡元培的名字
蔡元培和鲁迅是同城老乡，关系很不一般，沿用至今的北大校徽，就是他请鲁迅设计的。但蔡元培请没有大学文凭的鲁迅到北大任教，是看中了他对中国小说史的真知灼见。
鲁迅讲课数年，只是兼职，并没有正式入北大，但他认同北大，他后来的论敌曾攻击他是“某籍某系”，鲁迅回击道：自己是北大的新派，因为北大常与黑暗势力抗战。
那时，《新青年》杂志搬到北大后，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人轮流担任编辑。它批判传统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希望通过对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来推动中国的进步。由此，新派和旧派，旧道德、旧文化同科学、民主思想展开了激战。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
胡适和陈独秀的一些极力的主张，在北大就招来了旧派的一些嫉恨，有些人就提出，是不是把陈独秀和胡适辞退，免得招来这么大的反对的声音。“不能辞退，我不赞成，北大的一切，都由我一个人来负责，和他们两个人没有关系。”这样的话，坚决地保护了他们。
这时，旧派代表林纾登场了。他把新文化运动比作洪水猛兽，对蔡元培提出诘难，并且用小说影射陈独秀、胡适等人。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
林纾先生，因为当时的一个军阀徐树铮是他的学生，他要依靠这样一个势力来对北京大学进行恐吓。徐树铮要在景山架大炮，对着北大，有这种意图，要对北京大学新派人物动手。
一向温文尔雅的蔡元培，对于这种恶劣的作风痛恨至极，认为林纾这样做，已经丧失了起码的学术品格，他撰文逐条批驳，保护了《新青年》，保护了北大，也保护了新文化运动。
林纾读后似有悔悟，后来不得不在文章中对蔡先生认错。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天纲——
《新青年》在北京办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社会的焦点。在上海办无所谓，新就新了，大家都是新的。所以新文化的中心在上海，新旧文化冲突的中心在北京。
新旧两派的矛盾摆在蔡元培面前，他受到的压力既来自北洋政府，也来自分成两个阵营的教师和学生。他的兼容并包受到保守派的抵制，保守派游说国会，要求政府免除他的校长职务，虽然这一要求没有通过，但不久陈独秀却被迫辞职了。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
他受到左右各方面的掣肘，各方面的这种压力，实际上内心是非常痛苦、非常寂寞的。他曾经说过：大家都说我蔡元培好，大家都对我好，但是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理解我蔡元培呢？
以一人之力提供兼容并包是难能可贵的，在历来有文人相轻、党同伐异传统的中国，标举兼容并包更属不易，但蔡元培做到了，这不仅要归结于他的道德境界、人格魅力和心中博大的理想同，还要归结于他兼融中西的学养。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蔡元培作为一个学问家，学养是最深厚的，作为一个大学校长，视界也是最广博的，这也正是他能做到兼容并包的原因所在。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精深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一个校长来说，博大更重要，理解各种学说的合理性，理解各个学者的发展的可能性，以后给予扶持，给予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校长的眼光和魄力才能体现出来。
【导游】
这里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雕像……
可以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新的北大，没有新北大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蔡元培是继康有为、梁启超之后，中国近现代历史转变过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思想家、学问家，他奠定了中国现代哲学、伦理学和现代美学的基础和体系。
或许因为他对北大的贡献太突出、太为人所乐道，以至于他的学术贡献不为常人所知。
很可能就因为这样，历史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蔡元培。（上集完）
蔡元培（下集）
（北京五四大街）
1907年，德国柏林迎接了一位41岁的中国留学生，就是蔡元培，他以编书和做家教谋生，同时进修德语。到第二年，就在著名的莱比锡大学入学了。而为这次留学，蔡元培几乎等了9年，准备了9年。
1895年甲午战败，刺激了蔡元培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由忧患而图强。但戊戌变法也失败了，这让蔡元培认识到，靠几个人围绕一个皇帝是救不了中国的，他毅然投身于教育，培养能够改变中国的人。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
人的素质，一个健全的人，一个关心整体和社会利益的人，甚至于一个关心后世利益的人就特别的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办教育，把一个人的完成，健全的公民的培养，看作是最主要的一个任务。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
现代中国史上很多人都信仰教育救国，有的人是一个实践家，有的人不止实践，还有理念总结。有的人有实践，有理论，还有制度的建设，那就是蔡先生。
但中国是封闭的，在封闭中办学没有出路。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时候，蔡元培正担任南洋公学特班的总教习。他劝导学生一定要学习外语，了解中国为什么败？了解中国需要什么？
（南洋公学旧址今上海交通大学）
他在特班培养了日后卓有影响的人物，如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于左任等等。
【采访】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
南洋公学是交大的前身，他在那里呢就给学生讲：世界是在日益地进步，事物是在不断地发展，我们学生也要注意吸收世界上的东西，学习世界的知识，要有世界的眼光。
蔡元培阅读了《天演论》等一批著作，但已满足不了他了解世界的迫切愿望，这位大清的翰林院编修，为此刻苦自学了英语、日语、德语、法语等七门语言，便于直接阅读原著。9年后，他走出国门，留学德国。
因为担心学校不收40岁以上的学生，蔡元培把注册年龄改写成35岁。在莱比锡大学将近三年，他师从冯特等世界一流学者，学习了37门课程，积聚了多领域、多学科的知识储备。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
当时有一批人是被人叫做“老新党”，四五十岁了跑到法国去留学，跟着小青年一起去。所以这些“老新党”他们的心态是非常青春的。怎么来更新这个国家，在这些“老新党”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热情和理想主义的精神，也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太容易看到的。
当年在南洋公学循循善诱、劝导学生学习外语的时候，蔡元培还只是提倡实学，但留学归来时，他的思想转变了，这从他选修的学科科目上就可以看出来。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
他所学的东西啊，在他看起来都是很重要的，他就连续三年去学心理学，他也学西方的语言，学西方的文化，学西方的理论，西方的哲学，还包括后来他自己说，我没有功夫能够很好去搞的民族学。当然，他最重视的还是西方的教育。
在著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涌现了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人物。但很少有人知道，留法勤工俭学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就是蔡元培，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和一部留学史密不可分。
蔡元培曾5次出国，前后历时12年。他用自己严格而清苦的留学生活，把美学、人类学、实验心理学等最新的成果带回中国，他犹如唐三藏西天取经，历经千辛万苦，取回了真经。
他没有拿回文凭，却把他在欧洲所学，通过自己的解释和中国传统文化圆融结合，极具创造性地用于他的思想体系的创立。他的伦理学专著成为中国伦理学的开山之作，而他万熟的教育思想，和建立全新的现代大学的愿望，又在主持北大的实践中切实展开了。
今天中文里“美育”这个词，是蔡元培从德语翻译过来的，美育就是美感教育，蔡元培认为，这是不可替代的一个教育方面，蔡元培把美育同德育、智育、体育、劳动并举，简称为“德智体美劳”，并在北大的改革中得到实践。
【采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金林祥——
什么是美育？美育就是把美学理论运用到教育上来，这就是美育。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
艺术，它是能够让我们跟世界保持距离、使我们对世界有一种非功利的审美态度。因为你自己个人考虑得少了，你必然对天下和国家的责任，你就会更多的致力。
他把美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给提出来，这是非常独具只眼的。
蔡元培是第一个在北大开美学课的人，他支持、参与北大的多种艺术社团，还派遣学生到国外学习美术，他亲手创办了国立音乐学院和国立美术学院，它们是中国美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而直到去世那年，他还在举办演讲，不遗余力地传播美育思想。
（上海蔡元培故居）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和当今中国的教育。蔡元培的女儿蔡睟盎今年78岁，她和父亲只一起生活过10年，以后，她一直在努力整理和传播蔡元培的思想，守着父亲留下的精神遗产。
【采访】蔡元培之女蔡睟盎——
他是一个慈父，良师益友，他从来没有训斥、疾言厉色的这种情况，他一惯主张男女平等，所以对儿子对女儿都是一样的。一般做官的人是不希望子弟去学工学农，最多学文学理，最好学法律、学政治、做官。但蔡先生不是这样的。
这是蔡元培在女儿十岁生日时写的诗，寄托着对女儿的殷殷期望。
【采访】蔡元培之女蔡睟盎——
“望儿再历十年后，应世能名一技长。”他希望我十年以后，能够有一技之长，报效社会。
期望人们向学进步，有用于国家，蔡元培对儿女对学生一视同仁。照片上这个人名叫王兰，是江苏人，因仰慕北大，托在北大念书的弟弟王昆仑问蔡元培：北大招不招女生？蔡元培反问道：她敢不敢来？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
当时的社会，这种压力是很大的，蔡先生采取了很巧妙的一个做法，说《大学令》并没有规定不许女生上啊，他就利用这一条，我就不通过教育部，只要你够资格来报考，考试合格了，那同样可以上大学。
结果，王兰进了哲学系，北大开了国立大学男女同校的先河。在当年的北京，在封建中国的最高学府，这是难能可贵的他创举。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
五四运动期间，北大的学生曾经到女师大去发动女生，当时只能女生坐在那个角，北大的男生坐这个角，这样谈话，距离很远，又听不见，怎么办呢？中间就坐一个女的管理员，一个老太太坐在那里互相传话。这还是“五四”前夕的北京的状况。
王兰等九名女大学生的入学，成了北大男女混杂、败坏风气的罪状，卫道士们出场了。
【采访】蔡元培之女蔡睟盎——
当时的军阀，张作霖、曹锟等人都非常恨，他们就对警备司令讲，现在有个蔡元培闹得很凶，男女同学有伤风化，老弟，你为什么不把他看管起来？
军阀们扬言要把校长看管起来，北洋政府也对他频频施加压力，蔡元培只有愤然辞职。
蔡元培实际执掌北大只有五年半，但却多次辞职，这从另一个侧面可说明他改造北大的艰难。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说，这就是自由的意义。后来有人很形象地说，即便是打破了头，蔡元培也要保持灵魂的自由。
可以说，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位智民之师。既然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与国家前途休戚相关，所以他主张教育要覆盖更多的人，学校应该为社会敞开。
【采访】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
他说以前人们看到北京大学的这个匾，就不敢进来，这是一个森严的地方，不能进来，现在，我们把这个匾除去了，大家都可以进来，来学习。他说这也是北京大学改革的第一步，他说是一个重大的一步。
在北大，他倡导并创办北大校役夜校和平民学校，他关心没有钱读书的人，为社会底层的人民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他还支持北大学生办平民演讲团，给北京大学注入了劳工神圣
和教育平等的新气息。
【采访】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
他就倡导、希望学生要有一个为天下的人普及教育的使命，他就说，现在我们国家还是极度的贫困，能受教育的人很少，所以你们要走向社会，用自己的知识去普及民众。
同时，北大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允许校外旁听生自由出入，自由选课。有时候，旁听生人数甚至超过了正式学生人数。不成文的旁听生制度，使北大这个最高学府向普通大众开启了求学的大门，青年才俊得到了成长机会。
得益于蔡元培开门办学的旁听生毛泽东、瞿秋白、茅盾、黎锦晖、沈从文、丁铃等等，他们后来都成了一代导师，一代大家。
曹靖华，因为当年家境贫寒，读不起正规大学，在北大教授李大钊的帮助下，成为注册的旁听生，学习俄语，从而走上了俄语翻译和研究的道路。曹靖华曾深情地说：我是蔡先生的学生。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仍遭受到列强的欺凌，列强们计划，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利益转给日本，引起国人愤慨。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
当时中国虽然是所谓的战胜国，可是在巴黎和会里边，一个巨大的耻辱，这就是导致五四运动起来的直接的原因。
5月3日，蔡元培得到一个消息，软弱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了。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
马上要签字了，所以这种危机，蔡元培就觉得唯一的办法，因为时间很紧迫了，不允许再去呼吁啊，来不及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学生。
当天，在北京东堂子胡同住所，蔡元培召集了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段锡朋等学生，透露了这个信息，他要学生知道天下事。
5月4日，北京大学和各北京高校三千多名学生举行了游行，“五四运动”爆发了。
浩浩荡荡的流行队伍，从当进北大所在的沙滩到天安门示威游行。这位民国元老，一校之长，一方面感叹北洋政府办理不善，外交不力，一方面钦佩学生的热忱与勇敢。
【采访】蔡元培之女蔡睟盎——
当时学生出发的时候，他是关照过，他告诉一个体育老师白雄远，他说你要注意让学生保持秩序。当然后来去火烧赵家楼，去打了章宗祥，这个就不是他所希望的，但是既然出阵事，他就说他要负责。
（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纪念碑）
“五四”这一天，有32位学生被捕，其中北大学生20人。蔡元培当晚赶到拘留所慰问和营救学生。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
北洋军阀政府抓的人是北大学生最多，他说凡是抓的人，你有问题的话，责任都在我，因为我是校长，你要治罪，你治我一个人。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
他每天都要到学校，当时是很危险的。
蔡元培联合北京各校校长保释学生，但北洋政府并不罢手，几乎在释放学生的同时，作出打击学生运动、解散北大的决定，并指责蔡元培是学生运动纵容者。
为了保护学生，保全北京大学及北京各高校，同时表示对北洋政府的抗议，蔡元培辞职，离开了北京。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
五四运动，严格地说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由北大教授所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一部分是学生发动的我们通常说的五四爱国运动。这两个运动，它都统一在蔡元培的旗帜之下，就使北大成为“五四”的精神圣地。
后来，当蔡元培再次遇到北大学生的时候，叮嘱他们一定要回校念书，他说：丧失学业，就和丧失国土一样，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
现在大家谈蔡先生的时候，主要考虑他“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救国的一个层面，我想说，蔡先生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或者说更重要的层面，那就是强调学术——学术
救国。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
他还是希望，教员你好好地教书，学生你好好地读书。事物有一个过程，你要改造中国，需要有一个长久的耐心，并且呢，不是每一次改造都能够靠激烈的手段能够做到的。
蔡元培一生办学，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和革命的种子。中国知识分子从庙堂走向民间，从官场走向学术殿堂，也正是从蔡元培踏进北大这一天开始的。
中国的大学很多，办大学的人也很多，但唯独蔡元培身后留下了“北大精神”四个字。而当这所学校的传统被一再诠释的时候，人们也一再重温着蔡元培的思考、实践和理想。
当年，北大师生们一提到蔡元培，总称呼他蔡先生，“蔡先生”这三个字，包含敢那个时代人们对蔡元培所有主张和实践的尊崇和追随。
（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旧址）
在晚年，蔡元培最钟爱的事业，是为中国建立一个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这是中国几代有识之士的理想，孙中山、严复、梁启超，以及蔡元培的老师马相伯等人没有完成的使命，落在了他的肩上。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
马相伯发端，他想在1898年的时候就建立，百日维新失败以后，马相伯的这个理想就破灭了。
【采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之子杨小佛——
孙中山指定要办一个科学研究的全国性的机构，后来孙中山也死了，北伐战争在打，也没有人提这个事情了，谁来干？
1928年，蔡元培构想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它按学科在上海、北京、南京规划了10个研究所，开成中国现代科学研究组织和评议的完整体系，推动了中国科学事业的长足进步。
今天，中国科学院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者，把探索研究推向了各个学科的前沿。
【采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金林祥——
比如像董作宾和李济主持的考古所，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的发掘，这个当时在国际上是有很大影响的。又比如像李四光，在庐山对于第四期冰川的一些考察，在当时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影响。
中央研究成立以后，蔡元培辞去其它各种职务，埋头苦干，专心担任院长达13年之久，还兼任了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他愿以余生，专研学术。
如果说蔡元培办北大的宗旨是学术立校，那么中央研究院则更完整体现了蔡元培的内心抱负，是他为学术救国奠定的一份宏大基础。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
学术对他来说不是技能，不是你谋生的家伙，而是你立身处世、做人做事的根本。没有学术，这个国家就是失去了根本，所以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连学术都不讲了，那这个国家的人就无可救药。
自1892年离开故乡绍兴后，蔡元培一生颠沛流离，直到晚年也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宅，他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却从不考虑自己。
1936年，在他70岁生日的时候，当年北京大学的数百位学生决定合赠一所住房，给他作为寿礼，但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蔡元培流亡香港。学生们的心愿终没能实现，这座故居是蔡重重先生在大陆最后租借的居所。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位七十岁的老人想起了两千年前儒家经典中这样两句话：中国为一人，天下为一家。
他呼吁中国四亿七千万人，一体团结，一致抗战，他也呼吁整个世界都起来维护和珍惜和平。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一万多名民众为他送行。钟鼓开道，礼炮鸣响。
毛泽东的唁电电文道：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临终前，蔡元培反复念叨的是“科学救国，美育救国”这八个字，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情感所寄。
当40年思索和奋斗停止的时候，他把他的理想和一条没走完的路留给了中国。
（全集完）
蔡元培 教育发轫兼容并包 政治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重要，进而又会看到比此更重要的问题，以此往复于政治问题，则无法尽萃学术。 ——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1919年7月23日）每当蔡元培的改革理想陷于激越的政坛纷争，无法力保高洁时，他都会选择辞职，退出江湖，游学欧洲，这几乎成为蔡元培人生的周期性行为。 1913年9月1日，南京失陷，二次革命宣告失败，陷入低谷的国民党人纷纷流亡国外。辞职出走的第一任民国教育部长蔡元培出现在法国巴黎的街头。出行前，他和商务印书馆约定：每天以半日撰译书稿，该馆将致以每月200元作为稿费。三年后，新任民国教育部长范源濂的急电惊破蔡元培宁静的法国时光。此时，北京城又在一场乱局中更迭了政权。一片唾骂声中，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范源濂盛情邀请蔡元培归国出任北大校长，电文用词极其殷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一个月后，蔡元培启程回国。实际上北京还传来另一个好消息，虽然黎元洪的北京政府基石未深，但在吵吵闹闹的较量中，国会的民主势力却占了上风，明令恢复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他的战友孙中山、黄兴等也正在归国途中。 担负使命，蔡元培北上就职。临行前，上海的民国日报特别发表诗作送别：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长作老书生。蔡元培确实是以悲壮的心情离开上海的，他一路风尘从法国抵达上海，迎接他的并不是革命的号角，他接连收到两个噩耗：昔日同盟会首领黄兴和西南护国军蔡锷相继去世，意外的打击使得正谋划复兴的革命党人突然堕入一片悲哀之中。这也使得蔡元培的北上之行笼上一层阴霾。 京师大学堂是在1912年才被更名为北京大学，它显赫的传奇曾被人这样描述：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已属奇迹，还能排除阻力开班授徒，更是奇中之奇。作为戊戌变法维新的第一步，1898年7月3日，光绪帝亲自下令批准成立京师大学堂。在维新派的理想中，它不仅仅意味着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最高学府的确立，它还将替代国子监成为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但两个月后，风云突变，慈禧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康梁逃亡国外，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在这场蹂躏中几乎一扫而光。政变风暴之后，京师大学堂却意外得以幸存，不过风光难续。从诞生之日就飘摇在风雨中的京师大学堂未及喘息，连年战祸纷至沓来。 这是1918年蔡元培和北大哲学门毕业班师生的合影。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不停被人怀念，因为群星璀璨的教授团，也因为蔡元培引领群星利用这所没落的书院唤醒过大学精深的精髓。虽然出现在这张照片中的北大教授不过冰山一角（辜鸿铭，刘半农，马叙伦，陈独秀，梁漱溟），但它仍然可以照耀出蔡元培的眼光、雄心，也包括胸怀。美国哲学家杜威曾经说：哪怕拿全世界的大学校长作比较，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抵达北京城，《中华新报》发出北京专电：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北京城新政新事，人们对改革之举充满期待。新总统黎元洪亲自给蔡元培颁发了北大校长委任状。虽然被围绕在喧嚣的赞美中，但蔡元培深知，要将一所军阀盘踞下的衙门式旧学堂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绝非易事。他想过失败，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蔡元培写道：就算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后来他的继任者蒋梦麟做过这样的评价：维新的浪潮已经从这千年的古城消退为历史，把叛逆的石子投入死水的，正是1916年执掌北大的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的用人之道 最近串着看了几本书，一本叫《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一本叫《梁漱溟与毛泽东》（汪东林），一本叫《辜鸿铭----拖长辫的北大教授》（钟兆云），还有一本是《学者的悲哀：从政文人的最后结局》（戴晨京），虽是不同的视角，但通过一个人把四本书都串在一起了，这个人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办大学的理念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他注意吸纳各国的教育文化，有针对性地学习各国大学的管理...前面我们在谈到蔡元培在用人问题上注意用其所长，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精通英语、德语，国学功底深厚的辜鸿铭“英诗”课教学进度太... 第二个途径是蔡元培在校内加快推行教授治校。在此次辞职前，蔡元培已经推行了校评议会和系教授会制度，前者是给教授代表和各科学长以校内立法和作出重大决策的权力（如决定学科废立，提出学校预算，制定和审核学校条令，审核教师学衔和学生成绩），后者是由教授来推举系主任`决定教务（如课程设置，选择教科书，考核学生成绩等）。在1919年9月回任北大校长时的演说中，他进一步提出要组织行政会议，使行政事务也采取合议制。而后蔡元培又在北大设置了教务长和总务长，分管教学和事务，而这二职均以推选的方式在教授中产生。这样一来，无论政府任命什么样的人来当校长，其权力已经被大大削弱，无法任意办事。而大学的运转不因校长的人选和去留产生重大影响，也使校长不至于成为众多野心家所争抢的目标（《蔡元培全集》第四卷，P316）。 再就胡适来说。胡适是蔡元培后继者中在大学理念与蔡元培最接近的，也是继蔡元培之后名声最响的北大领导人（先后任北大教务长，文学院院长，校长）。但胡适一生在办学实践上更能体现他对大学自治的追求的，并不是在他的北大校长任内（1945-1949），而是在他的中国公学校长任内（1928-1930）。他在主持中国公学校务时，学校不挂国民党旗，不上总理纪念周，这在其它受所谓“党化教育”影响日深的大学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虽然他后来的被迫辞职不是因为办学而是他个人的一篇政论文章，但这次受挫对胡适的教育实践还是有一定影响。固然他在接任北大校长时提出要继承蔡元培在北大时的自由精神，但他在北大办学上已经很少政治上的出格行为了。他在个人操守仍坚持将教育与政治分开，多次拒绝政府要他出任要职的邀请，但是，他主持北大工作的重点已经从谋求超脱于政治干预的大学自治转向了摆脱西方奴役的学术独立。胡适此时的个人声望并不比蔡元培当年的个人声望低，但两人声望的焦点不同：胡适的声望焦点是一位自由主义的文化名士，而蔡元培的声望焦点是一位自由办学的教育大家。胡适在整个文化思想上的影响要比蔡元培广泛得多，但他在推进北大自主办学上的影响则不及蔡元培深远。胡适个人以其自由主义学术大师之身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具有卡里斯马效应，但他在北大校长任上却并不具有蔡元培那样的卡里斯马效应。比如，胡适在处理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就屡遭学生嘘声。胡适一生请辞`拒任行为甚多，但他从来没有用辞去北大校长的行为来表达什么，大概也是因为他的辞职不会在北大学生那里产生太大震撼力了。当然，胡适在北大自治上作为不大，也与他任期过短等因素有关。 １）依靠人——全新的管理理念。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曾经热衷于片面追求产值和利润，却忽视了创造产值、创造财富的人和使用产品的人。在生产经营实践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决定一个企业、一个社会发展能力的，主要并不在于机器设备，而在于人们拥有的知识、智慧、才能和技巧。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归根到底，一切经济行为，都是由人来进行的；人没有活力，企业就没有活力和竞争力。因而必须树立依靠人的经营理念，通过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去创造组织的辉煌业绩。
傅斯年《蔡元培》阅读人物传记答案解析傅斯年《蔡元培》阅读人物传记答案解析 蔡元培 傅斯年 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 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责则入地。但少 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我以受师训备僚属 有25年之长久，颇见到蔡先生生气责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说，说和我有关的。 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同学，长成一副 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同学某某在 西斋（寄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为我也极讨厌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 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为同学们赏识，在其上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 蔡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某某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某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 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
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 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 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 这一篇话，在我心中生了一个大摆动。我小时，有 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不欺暗室”，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受了此番教训，方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 己责任。大家听蔡先生这一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大约是在民国十三年吧， 那时候我也是在柏林。蔡先生到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告 奋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但蔡先生从无一毫责备。有 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 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 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 得了，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 保其往也。’意思是，赞成他的进步，不赞成他的退步，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洁身而来，就应该赞成他的自洁，不要老追究他过去的事，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
关于蔡元培先生演讲的几点心得 时隔百年，蔡元培先生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对我们仍由警示意义。从这里，可见一代大师对于年轻一代的殷殷期望。谆谆教诲之心，耳提面命之情，可见一般。 抱定宗旨。从我们上学的那天起，我们的教育就被附上了浓重的功利色彩。我们没有判断为何而上学，学习的意义究竟在何处。应试的教育体系扼杀了绝大多数人对知识本身的兴趣。我们寻求更多的事标准答案，没有创新，因为费劲脑筋的结果却只换来刺目的红叉，试问还有谁愿意去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人们的视野局限于目前，工作，薪水，福利等等，却忘记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元培先生说，“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先生说”，试问又有几人可以做到。目前而言，金融无疑是最为热门的学科，原因何在，因为它是赚钱最为迅捷的途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是一个需要平心静气，脚踏实地研究学问的地方，这里是通过知识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思及此，就想起民国之初的大师。他们无一不是对学问有这近乎痴狂的坚守。陈寅恪先生教书，反对政府以马列来局限思维，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们并不热衷于发财做官，几十年如一日，在古典文化中兢兢业业地探索着，爱之深，情之切，不同于今天一篇篇抄袭的学术论文，这才是学术。中国人的脊梁。 我们生长在一个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代，传统的文化精华在我们这代人的身上没有留下深刻的烙印，没有宗教的束缚，没有传统的熏染，我们的行动越来越实际。如此，抱定一个宗旨来读书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我们不为分数而学，不为工作而学，我们只是一群抱着虔诚信仰，希望能汲取更多营养的学生。学生学生，为学而生。当我们摆脱名利的束缚，珍惜光阴，四年时间，我们的进步，容有底止。 砥砺德行。今天的社会，我们在一味地埋怨世风日下，但却忘记了我们能够做什么。当善良成为奢侈，底线成为标杆，我们拿什么传承给我们的后代。仅仅是争夺，事不关己，冷漠吗？费孝通先生曾说中国是“乡土中国”，我们的社会有各种人情，从某方面来讲，人情是腐败的根源之一，但是也因为人情，我们才感到社会的温暖。我们住在同一栋楼，但我们老死不相往来；我们看到处于困境中的人们，但我们坚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信条，谁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呢？“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这是元培先生对我们的期许，也是一个21世纪大学生应对自己的要求。将来是由年轻人决定的，不为流俗所染，濯清涟而不妖，做一个道德的匡扶者，点滴皆见效。 敬师爱友。礼貌是小节，但却是教养的极佳体现。“不学礼，无以立”。中国古代，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礼支撑起起了国家。孔子说“为国以礼”，礼崩乐坏，春秋战乱，民不聊生。中国古代对礼这一概念的论述很多，这种礼是统治阶级对政权巩固的需要，给人们的心灵套上枷锁，分出等级，以从精神上对人们进行奴役（印度的种姓制度对人们的影响尤其大），但我们今天的礼已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礼。以礼待人，用礼去体现我们的真诚，我们的感谢，我们的尊重。以我们期待的方式去带人，礼无疑是最好的方式之一。 元培先生的演讲仅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学生应该遵循的基本的几条原则。也是成为一个当代合格大学生极为有用的方法。惟愿“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与时俱进，积极进取，旁稽博采，力矫颓俗。
学之泰斗，人之楷模 ——蔡元培 综观中外高等教育发展史,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无不与众多著名的大学校长紧密相连,杰出的大学校长往往对大学理念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大学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他们将正确的大学理念运用到指导治校的实践中,牢牢把握着大学的方向。他们奠基性的工作和开创性的努力,影响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他们的创新同时也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了“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等大学理念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并在高等教育管理实践中身体力行。他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吸收,对先进的民主与科学思想的认可和执行,以及他所受到的中西合璧的教育,使他的大学的价值和理念具有划时代意义。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期间,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革新了北京大学,使其成为当时全国的一流学府。这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创立和发展确定了一种范式,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础。蔡元培博大精深的高等教育管理理念对今天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如果按照现代的标准，51岁已经不是一个青年，最多也只能算做是中年。然而，当我们回首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时，一位51岁的中年人却往往被我们归到青年之列。 他，就是蔡元培。 1917年1月4日，北京大学迎来了新校长——蔡元培，校工们恭恭敬敬地在校门口排好队，向这位昔日的教育总长、现在的校长行礼。没想到蔡元培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而是脱下自己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要知道，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校长的职位相当于三品大员，蔡元培当过的教育总长更是相当二品高官。这一鞠躬震动了北大，瞬间成为北大的新闻。作为“镀金”的地方，北大这座衙门式旧学堂处处散发着颓败的气息。北大老师多是北洋官僚，学生多为官僚富家子弟，上课铃一响就有当差的来说一声：请老爷上课。大学的颓靡的风气可见一斑。蔡元培从进入校门的鞠躬开始，决心要给中国一个全新的北京大学。他在就职演说中说：“诸位来北大求学必有一定宗旨，要求宗旨正大，必先知大学性质，我以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认为，对学校的改革，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而现代教育发展最重要最根本的精神，它就在于学校首先要培养一种自由的精神，尤其是学术自由，它首先是要容纳一大批各个学科的大师级的学者，让他们都能自由发展。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启蒙和救亡”为主的新文化运动，蔡元培看了之后，认定陈独秀可以成为青年的导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三顾茅庐，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陈独秀来了以后确实，在各个方面，因为他是个革新人物么，起了很大作用。继陈独秀之后，蔡元培又聘请了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还请鲁迅重新设计了北大的校徽，这个校徽沿用至今。胡适被蔡元培聘为教授时只有26岁，碰巧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都属兔，分别是50、38、26岁，人称三代兔子党。蔡元培在聘用新人的同时，一些不学无术的教员纷纷被解聘，经过调整，全校两百多个教员中，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33岁。如果有人能够复制1917年到1919
6．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25分） 蔡元培：从翰林学士到革命志士 范福潮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公历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绍兴府山阴县。15岁中秀才，1892年入京补行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因其“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颇受本科正考官翁同龢赏识。甲午四月，应散馆试，由庶吉士补翰林院编修；六月，中日战争爆发，与文廷式、徐世昌、张謇等奏请密联英德，抵御日本。 甲午一役，洋务派官僚企图从军事、技术上追求富国强兵的梦想彻底破灭，这给了欲从政治改革入手保国强国的维新派一试身手的机会。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得到了光绪帝和一些汉族官僚的支持。身处变法运动中心的蔡元培，一直在冷静观察形势，他在感情上认同维新派的某些主张，但在行动上却不屑与康、梁为伍。当时，康、梁是政治红人，投拜者接踵而至，而他在其“炙手可热之时，耻相依附，不往交纳”。杨锐等受宠权臣也曾极力拉拢，蔡公不为所动。 后来，罗家伦就此事询问情由，他从容言道：“我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 这时，蔡公的思想已在悄然发生变化，他不像某些翰林学士钻营投机，奔竞仕途，而是广泛阅读西方新书，认真思考救国之道。他与友人合作，开设一所东文学社，学读日文书，并练习翻译。他不仅大量阅读《电学源流》《光学量子力学图说》等自然科学著作，还读了很多诸如《环游地球引录》《日本史略》《日本新政考》等介绍外国地理、历史、政治方面的书籍。“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他写了这副对联，挂在书斋自勉。 1898年9月，蔡公出京返籍，徐树兰聘他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中西学堂是徐氏用公款开办的一所新式学校，既有旧学，又有外语和自然科学，外语课原来设有英、法文，蔡公到校后增设了日文。民国时期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当时都是第一斋学生。1900年正月下旬，徐氏派人把《申报》刊登的上谕送给蔡公，嘱他“自当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以端学术而正人心”，但他不愿以名教纲常毒害学生，复书辞职。此
温馨和谐我们共同的心愿 有感于聆听毛裕介老师的关于“温馨教室”及其建设的报告后，感触很深。作为新时期的班主任，如何构建一个和谐温馨的班集体，是摆在每个班主任面前的一个课题，就我所带的班级，谈点想法。 引用蔡元培先生一句话：“欲知明日之社会，先看今天的校园。”这说明要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途径是和谐教育。如果说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在于和谐教育，那么构建和谐班集体是学校进行和谐教育的基础，而班主任是构建和谐班集体的关键。对于学生来说，和谐的班集体可以成为一个成长的熔炉，没有和谐的班集体，集体教育就难以存在，班主任工作就成了游离状态；没有和谐的班集体，学生就成了一盘散沙，不仅不能凝聚成一种相互激励、相互影响的力量，反而会形成一些反作用力；没有和谐的班集体，许多集体活动就不能够开展，对学生的教育也难以实现。因此，和谐温馨的班集体，让每位成员都能充分发挥其优势，形成较为稳定并积极向上的班风，有着较强的集体凝聚力，从而促进每位学生的发展。 对老师而言，希望所带的班级是积极向上的；对学生而言，所教的老师是可亲可敬的。机缘巧合，原本陌生的彼此为共同的目标相聚一起，那我们不应该去珍惜这份缘吗？当学生满怀梦想，踌躇满志的来到校园，我们老师做好准备了吗？不可否认，班主任是班级的主心骨，在班集体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班级的每一次点滴进步离不开班主任的精心指导和默默的付出。心累、人累、心烦、人烦是班主任的写照，但苦乐并重着。偶尔的抱怨并没有让班主任停下前进的步伐，没有丝毫厌烦情绪，相反乐此不疲，每天热情满满。在班级活动中，有班主任与生同在的身影；在学生有心理、学习方面偏差时，又担任心理咨询师的角色，等等。我们快乐的沸点如此低，只希望能得到学生、家长、领导的认可，仅此而已。班主任工作千头万绪，重中之重是和学生一起组建一个团结向上，积极进取，和谐温馨的班集体。在这个集体中，相处是愉悦的，学到的不仅止于书本上的知识，走出校园后回想这个集体，有着值得我们品味的诸多瞬间。 一、班干部是左臂右膀。组建一个班，当务之急就是班干部的人选，灵魂人物是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可通过自荐或班主任参考原有的资料先行确定，第一步走好，能少走弯路。能碰到工作能力强的班干固然很好，但如果一般般，那如何呢？这时“认真负责”就格外重要了。2008届新高一这班学生，在军训时要先确定连长，左挑右选，决定让来自大新中学的学生会主席小宋担任。当时看中的就是他的主席这一头衔。几天观察下来，不尽如意，但身上有着农村孩子的淳朴和认真，如果贸然换掉，会对其心灵有所冲击，再加上一下子很难找到合适人选，开学过后我依然让小宋担任班长。紧接着大吹“认真踏实”之风，在其工作中给予一定的指导，但同时充分信任，放手让他做，而他也以细致的班级工作和认真的学习态度赢得全班的赞许，从开始的拘谨到后来的落落大方，得到一致的认可，在一段时间后的班干改选中赢得全票通过。其他班干部成员也很重要，正气向上是主旋律，有了他们，班级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而且有集体至上的理念。在这过程中，通过开班干部会议等机会，提出严格要求，特别是教育他们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懂得只有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才能获得同学的信任，要具有号召力，要有领头羊作用。我经常说的一句话：你们做好了，认真了，以一带二，整个班级也就积极向上了。这些学生干部，作为同龄人，在班级学生中的作用往往是班
《蔡元培与新文化运动》阅读附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25分） 蔡元培与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兴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但是，新文化运动成为一场声势浩大、影响广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1917年以后的事情。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旗帜下，延聘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派学人为北大教员，使新文化运动的气力会聚到北大。同时，在蔡元培支撑下，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迁到北大。因为北大进步师生的加盟，《新青年》宣扬内容更广泛，影响也更大，开始真正扎根到“新青年”当中。而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北大进步师生兴办的《新潮》、《每周评论》等杂志，又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化运动在全国的影响。这样，新文化运动从原来的陈独秀少数人倡导的文化运动变为有大批青年学生拥戴的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梁漱溟先生谈到新文化运动历史时所说：“所有陈、胡和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集合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集合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 更使人感佩的是，蔡元培还以其名誉和社会地位，排除反对权势的进攻，竭力保持北大这一新文化运动阵地。1919年2～3月间，桐城派古文家林纾代表保守权势，率先向北大和蔡元培发难。他一面写毁谤小说，对新文化领导人物进行人身攻击，其中把蔡元培比作援助“毁圣灭伦”的怪物“元绪”（大龟）；一面发表公开信，指责北大陈、胡等人“覆孔孟，铲伦常”。同时，北洋政府也通过教育部对蔡
元培施加压力，指责《新潮》杂志的言论过于激进，请求他束缚北大师生的言行。对林纾的恶语谩骂，蔡元培不屑一顾，表示“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对林纾的公开信，蔡元培从容作复，逐一辩明林纾的指摘是毫无根据的，最后声明自己毫不扭转“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回复教育总长的信中，蔡元培重申“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对保守权势压迫他解雇陈独秀、约制胡适，蔡元培坚决予以谢绝，表示：“北大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在维护新文化运动的同时，蔡元培也是宣扬新文化最力的人之一。如在倡导白话文方面，他在1917年2月间便与梁启超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并出任会长。尔后，他还屡次发表演说，宣扬白话文必定取代文言文。在倡导科学方面，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继续支撑我国第一个民间科学集团——中国科学社的流动。1917年1月，他为中国科学社兴办的《科学》杂志撰写《祝科学》一文，极言科学之首要，指出：“循是以往，凡往昔哲学之领域，自玄学之外，将一切为科学所占据，科学界之发展，未可限量，科学社诸君勉乎哉。”另外，蔡元培还在经济上支援科学社，每个月由北大编译处拨款作为《科学》杂志的经费，并踊跃为科学社召募基金。 但是，在宣扬新文化进程中，蔡元培在许多方面又表现出与陈独秀、胡适等人不同的思想特点。对陈、胡等大多数新文化运动人士来讲，他们宣扬思想革命，倡导新文化、新道德，更多是出于政治的念头，将文化和思想工作看做是实现民主共和政治的手腕。而对蔡元培来讲，他从事文化和思想工作，当然也有政治的念头，实现“救国”的目标，但他更偏向于将文化和道德革新看做是人的内在请求，是人格完美和人道升华的途径和标志。蔡元培的这一思想偏向，又致使了他在一些文化问题上与陈、胡等新文化人士持不同的见解。如在科学问题上，陈、胡等将科学看做是万能的，认为科学不仅能解决客观世
蔡元培的北大改革 蔡元培先生为中国近代教育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提出先进的教育思想，实施教育改革，创办学校，为中国的教育打下基础。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1月3日，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1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正式成立。教育部成立后，于1月19日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首次以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教育文件，是民国初年改革封建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对保障政体变更之际普通教育的顺利过渡和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大学的革新整顿，蔡先生首先对课程进行了调整，取消了经科。后又依据各地高等大学的质量情况，设立了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以提高教育质量。1912年5月蔡先生在北大的开学典礼讲演中强调：“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这是他对大学的定位，也是他对大学办学宗旨的第一次阐述。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抱定宗旨，改变校风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主要措施如下： ①改变学生的观念。 ②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 ③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 ④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 (2)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的基本指导思想。他认为“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可以在大学里自由地研究和讲授，并认为这是各国大学的共同准则，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对学术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体现在教师的聘任上，蔡元培以“学诣为主”，罗致各类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 (3)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但直到蔡元培任校长后才真正实行。他组织了由教授组成的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会以及各门教授会。1919年，评议会通过了学校组织内部章程，决定设立行政会议、教务会议以及教务处、总务处来对学校进行管理。
从北大改革看蔡元培的教育救国思想 王双伟 (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四川南充) [摘要] 蔡元培先生在执政北大期间对北大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这些改革实践值得我们今天高等教育管理者借鉴和思考，可以使我们沿着蔡先生教育救国的思想来发展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加强我国人才的培养机制和科学技术的研究。本文将重点介绍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教育实践，使我们现代的教育当权者从中受到启发，对现在大学的管理和改革有所深思，努力办好现代中国的大学。使我国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使我们的国家处于世界强国之列，使国民因为做中国人而倍感骄傲和自豪。 [关键词] 蔡元培教育救国改革北大 [作者简介]王双伟(1988-)，女，河南开封人,2011级硕士研究生，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蔡元培先生倾其一生致力于祖国的教育事业，时刻关心着国家教育的发展状况。尽管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蔡先生克服国内外的重重困难，尽力保持国家教育事业的持续进行。反思一下，蔡先生为什么不去发展经济或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而一心热衷于教育事业呢？根本原因就是蔡先生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努力发展教育，使处在水深火热中得中国能够走出泥淖走向光明。蔡先生持着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努力将自己在外国学习到的先进的教育思想付诸实践来挽救国家，使人民不受封建思想的束缚，不受帝国列强在主权和人权上的侵犯和欺凌。拿起最有力的武器那就是发展教育来拯救祖国四万万同胞和人民。蔡先生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一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进行实践和改革。本文将重点从蔡元培先生在执政北大期间的改革来剖析其教育救国的思想。 一、教育救国思想的来源 在经过了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救国的途径，此时教育、人才和救国的逻辑关系紧密联系起来。发展教育拯救国家是大部分先进人士的共识。康有为认为“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1]，“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2]。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星斗其人蔡元培 在蔡元培身上，有着学者的风度、君子的雅量和“好好先生”的恬淡平易。平素，他总是表情凝重而和善，举止迂缓而沉毅，语调不高，却透出清朗和睿智。蔡元培兼有东西方两大文化之长，“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他对西方理性精神的执著追求和对中国读书人刻意修身养性传统的诚心恪守，是造就其高尚人格的基本元素。 蔡元培的许多朋友和学生用“无所不容”来说明他兼容 并包的思想和仁人君子的雅量。在主政北大期间，蔡元培聘任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又选贤任能地留任守旧派学问大家。在社会活动中，蔡元培恬淡为怀，胸襟阔达。“五四”前夕，他与林纾论战。林用刻毒的语言攻击新文化，诋毁北京大学和蔡本人，而蔡在答复林的公开信中，却是平情论理。两相比较，其境界之高低不言自明。围绕《石头记索隐》，蔡元培曾与胡适展开学术争论，这是一场“君子之争”，但年轻气盛的胡适对包括蔡著《石头记索隐》在内的旧红学放言贬损，谓为“猜笨谜”“大笨伯”，词气颇为尖刻。蔡不同意胡适的观点，撰文反驳，但仅仅申述己意，未尝有为此作气之意。蔡元培作为晚清翰林，在书法方面却不甚讲求，这使得一些学界后辈疑惑不解。在北京大学的一次会上，率
直的钱玄同几杯酒落肚，忽然向蔡校长提出了这个问题：“你的字写得这么蹩脚，为什么可以点中翰林？”此话出口，席间同人颇感此举未免太使蔡校长难堪。岂料，蔡不以为忤，反而笑答道：“因为那年主考官最喜欢黄庭坚的字，我少年时刚巧学过黄体，所以能中试。”本来可能出现的尴尬场面竟在不经意的舒言缓语中化解了，蔡的性格和涵养于此可见一斑。出世恬淡，待人平易，非有超脱的气质和博爱的胸怀，是不易做到的。 大概因为这平易恬淡，蔡元培作为“好好先生”的形象不知不觉中被放大了。有人以为他接物待人“太滥”，有人觉得他临事无可无不可，有人甚至说他参政理事易受别人影响和操纵等等。但是，蔡元培“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这一特点较集中地表现于他主持北京大学那一时期。北京大学实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当时社会上守旧势力与军阀政客集团联手，诋毁北大和蔡的办学方向，一时间“黑云压城”。曾经为蔡改革北大出谋划策的汤尔和等人转而力劝他解聘陈独秀、制约胡适，以缓和外界压力。蔡长时间沉默着，听着汤等人的劝解，最后他站起来决然说道：“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他后来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痛斥军阀，再次表现了“临大节凛然不可犯”的风骨。“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倘没有蔡元培的如此“担当”，恐怕早为守旧势力摧垮
蔡元培先生 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湖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他是中国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著名学者，但是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适成强烈的对照。蔡先生对学问的看法，基本上是与中山先生的看法一致的，不过孙先生的见解来自自然科学，蔡先生的见解则导源于希腊哲学。 蔡先生认为美的欣赏比宗教信仰更重要。他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国学者对自然的传统爱好和希腊人对美的敏感，结果产生对西洋雕塑和中国雕刻的爱好；他喜爱中国的山水画，也喜爱西洋油画；对中西建筑和中西音乐，都一样喜欢。他对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国人的传统见解：认为宗教不过是道德的一部分。他希望以爱美的习惯来提高青年的道德观念。这也就是古语所谓“移风易俗莫大于乐”的传统信念。高尚的道德基于七情调和，要做到七情调和，则必须透过艺术和音乐或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诗歌。 蔡先生崇信自然科学。他不但相信科学可以产生发明、机器，以及其他实益，他并且相信科学可以培养有系统的思想和研究的心理习惯，有了系统的思想和研究，才有定理定则的发现，定理定则则是一切真知灼见的基础。 蔡先生年青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先生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言之无物的科举八股，适成强烈的对照。有一位浙江省老举人曾经告诉我，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缴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篇文章呈缴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后来他又考取进士，当时他不过三十岁左右。以后就成为翰林。蔡先生晚年表现了中国文人的一切优点，同时虚怀若谷，乐于接受西洋观念。他那从眼镜上面望出来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着；他的语调虽然平板，但是从容、清晰、流利而恳挚。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那样的尖锐。 他的身材矮小，但是行动沉稳。他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看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读，而且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
蔡元培 他来自于封建王朝，却是民主革命的开拓者；他出身于科举制度，却成为现代教育的奠基人。 在四十多年中，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教育理念，塑造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北京大学，而继承他理想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为中国走向现代书写了开篇。 蔡元培（上集）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体制，作为革命元老，蔡元培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但窃国大盗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蔡元培抱负难伸，于是他辞了官，又一次去欧洲游学。 当袁世凯死后，新任总统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这时，蔡元培在欧洲学习考察已四年，是个50岁的老留学生了，在接到邀请电报一个月后，他就回到了祖国。 （京师大学堂旧址） 蔡元培将要出长的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仅存的硕果，这座有最高学府地位的大学，从创立之日起就被时代和政局激荡颠簸，民国的建立也没能改变它多少。 老师多是北洋官僚，学问不大，架子不小，学生多是王公贵族官僚富家子弟。上课了，听差们忙不迭去请：老爷，上课了！学生老爷才由鸦片床上爬起来。 学生中还流行“结十兄弟”，就是几个气味相投的同学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人就到他手下做科长、做秘书，捞个一官半职。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 当时的北大，很多学生都喜欢读法律，而法律系呢？教员有很多都是官僚来兼任的，来兼任教授，没有学问，但是却受到学生的欢迎。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愿意上法科呢？就是为了以后便于有靠山，便于升官。 那时的北大，其实就是一个官僚养成所，这是一座苦闷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太学”，这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就是以这样的状态等待蔡元培的到来。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到任命的当天，没有直接去北京大学，而是步行到北京西河沿中西旅舍拜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陈独秀。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 蔡先生和陈独秀有过交往，他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有过共事。 【采访】蔡元培之女蔡睟盎—— 当时建立光复会，做炸药，陈独秀也去参加做炸药，蔡先生也是经常去，因为有这些关系，他又看了《新青年》杂志。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人，提供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这时，他从上海来北京为杂志筹款。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 《新青年》当时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刊物，是传播新思想的，他（蔡元培）看了《新青年》以后，就认定这个人（陈独秀）可以成为青年的导师。 蔡元培希望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但陈独秀放不下他在上海办的《新青年》，于是蔡元培三顾茅庐，一连几天早早来到旅社，遇陈独秀晚睡迟起，他就搬个凳子坐在房门口静候。陈独秀被蔡元培感动了，他们共同决定，把《新青年》搬到北大来办，这无疑也是把新文化运动请进了北大。 （北京大学红楼） 就任校长后，蔡元培做的头一件事不是举行仪式，不是发表治校主张，而是贴出这样的一张布告，宣布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冯友兰说，看到这张布告，我们学生全明白了。 事实上，这是蔡元培带给北大的礼物，给暮气沉沉的北大带来了震撼。 连续五年，蔡元培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都要强调一点：本校的宗旨，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他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 大学究竟是做什么的？那么他是怎么定位的呢？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他认为要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话，还是要通过知识分子，通过学术，从根本上来启发老百姓的觉悟，来提高国民的素质，他觉得这是要解决根本问题的一个途径。
好人蔡元培阅读题答案 好人蔡元培《好人蔡元培》阅读答案 蔡元培这个名字似乎总是和北京大学以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联系在一起，诚然，这是蔡元培的卓著功勋，但以此标签化蔡元培，却也太过简单了。 蔡元培首先是一个好人，在亲朋好友的记忆中，他似乎从来没有发过火，总是一副谦 虚和善的面容连说话的声音都很低沉，按他夫人的话就是：“蔡先生这人真是好伺候，饭 烧好了也吃，饭烧煳了也吃。” 蔡元培的“好”不仅施与亲友，更施与学生。凡是北大的学生，在蔡元培面前都可以 毫无顾忌地高谈阔论，而蔡元培总是微笑地看着他们，就像一个宽容一切的老爷爷。 不过，历史记住的却不是蔡元培的“好”，而是他革命家的身份。 藤元培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实打实的兵戎相见。在蔡元培当北大校长的时候， 校长候客室正中有一个玻璃架，架子里放的都是炸弹和手榴弹。原来，蔡元培曾经在很长 的时间里，为革命党人采购这些武器。 蔡元培的“好”遮盖不住他身上的锋芒，这种锋芒在很多时候虽然是无形的，但足够 让一切自大的人赧颜。林语堂曾亲眼看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是怎样被蔡元培的锋芒震慑住的： 伦敦举行伯录顿中国名画展，派代表来南京和上海监选故宫博物院名画。蔡先生当然 参与其事。外国代表中有一位是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我们四五人在一室一室巡行观览之时，伯希和滔滔不绝地表示其内行。这张宋画，看绢色不错，那张徽宗的鹅，无疑是真的，墨色如何，印章如何。蔡先生却一声不响，不表示意见，只是口口客气地说“是的，是的”。后来伯希和忽然不说了，他若有所觉，有点怕了，不知在蔡先生面前出丑了没有。 伯希和当然怕得有理。蔡元培曾为清朝进士，官居翰林院编修，对于旧学新学，皆有 很深造诣，他能慧眼识出各派人物身上的才学和本事。自身没有对学问的极高眼光，是无 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蔡元培学问精深，但更为人称道的是对不同学派和不同观点的尊重。蔡元培和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大相径庭，蔡元培代表红学研究中的“索隐派”，力图把小说中 的人物与历史人物联系起来，考证“本事”;胡适代表红学研究中的“考据派”，强调有 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胡适讽刺蔡元培的研究方法为“大笨伯猜笨谜”，用词可谓相当尖刻了。可蔡元培并没有因此与胡适交恶，相反，他还千方百计为自己的对手找材料。胡适为 了证明曹雪芹的身世，急需清朝人写的《四松堂集》，但是各处寻觅均无果，最后还是蔡 元培帮他找到了。
蔡元培与北大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工业设计蔡某某蔡先生，在北大学生们更愿意这样称呼他。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受封建思想迫害太深，蔡元培知道自己必须改革，而第一步需要改变的正是学生们的思想。 寻觅真正的青年启蒙导师： 虽然当时北大有一些青年导师也已经开启革新端绪，但整体而言，北大并未真正从封建传统中解放出来。蔡元培决定聘请一些有学识，能做学生的思想启蒙导师。当时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并未任命，有人举荐陈独秀。蔡元培曾经与陈独秀有过共事，看过陈独秀在上海办的《新青年》后，蔡元培清楚地知道，陈独秀就是自己一直寻找的学生思想启蒙导师。 陈独秀到北京为《新青年》募款，旅居前门外西河沿中西旅馆。在前往北大就任校长之前，蔡元培决定先去拜访下陈独秀。蔡元培从汤尔和得知陈独秀的住处后，几乎是每天都去拜访陈独秀。但一开始陈独秀因放不下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没有答应蔡元培的邀请。蔡先生并没有死心，而是坚持“三顾茅庐”。有时候，陈独秀还未起床，蔡先生就坐在房间前的一块凳子上等。陈独秀最终被蔡元培的坚持所感动，最终答应蔡元培到北大任教。在和蔡元培商议后，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大办。这无疑是将新思想搬进了北大。如果说新文化的中心是在上海，那么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激烈碰撞是发生在北大。连蔡元培本人也是《新青年》的热心撰稿人。 除了陈独秀，蔡元培还聘请了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北大文科的改革宣告全面展开。就任校长后，蔡元培做的头一件事不是举行仪式，而是贴出这样的一张布告，宣布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冯友兰说，看到这张布告，我们学生全明白了。更称奇的是，蔡元培把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也请进了北大。当时梁漱溟只有24岁，他潜心佛学，酷爱儒学，又主张学习西方，蔡元培请他讲授哲学，后来成为一代大家的冯友兰、顾颉刚、朱自清等，都听过他的课，都得益于北大浓郁的哲学气氛。 蔡元培不赞同康有为的百日维新运动，蔡先生认为如果没有人才的积累，就匆匆进行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蔡元培知道想要真正改变中国的旧面貌就要培养
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 在学习了中国教育名家思想这堂课后，我了解到许多之前自己从未见识过的教育名家，每位大家都有自己对教育的独特思想，他们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些教育思想不断流传下来，不仅是对历史的的记录，还激励我们也为现在以及将来的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篇文章，我结合上课的内容和课外的资料，对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做了简单的总结。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7年3月28日组织、发起“护国救党运动”，揭开4.12屠杀序幕。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蔡先生教育模式新颖，不拘一格，认为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教育思想灵活，兼容并包，不因学术争议而排斥，广泛吸收各家所长。“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反对呆板僵化。他还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观念。 （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高等教育思想 他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第一次演讲，就明确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次年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又强调：“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认为，大学各种学术派别“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直到晚年，他总结一生办教育的经验时还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他还对“学”与“术”作了严格区分。他说：“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础，两者并进始可。”他主张“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根据“学术并进相应”思想，他主张学科沟通与融合，反对拘泥保守的课程与学习观。 蔡元培以上述思想为指导，对旧北京大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首先，聘请有学术造诣的各派人员到北大任教，到校不久就聘请了《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请在学术上有突出造诣的胡适、马叙伦、李仲接（四光）、任鸿隽、马寅初等到北大任教。以后，李大钊、鲁迅也在北大兼课。还留用了有业务专长但思想保守甚至反动的人，像积极拥护袁世凯但学术上与章太炎齐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