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今天，我们如何保护“雷锋”？
有了好的社会土壤和制度保障兜底，再给人一个向善向上的梯子，才能最大程度激励人们攀登人性的高峰
广州市政府日前通过《广州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将见义勇为牺牲的奖励标准由30万元提升到100万元，保安、辅警等负有约定义务的人员也被纳入见义勇为奖励范畴。
在3月5日“学雷锋日”到来的时候，此举可谓为这个日子送上了一份大礼——是送给广州市民的，也是送给全国人民的：给广州的好人是看得见的好处，给全国的善心人则是一个制度保障的信号，是强心针和助推器。
过去一段时间里，“人心冷漠”这四个字曾一次次刺痛国人神经，老人倒地要不要扶也成了令人纠结的难题。这些事件释放的信号，似乎是国人道德底线在滑落，中国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已经丧失。但我们又深深地知道，这绝不是事实。大多数国人的心仍是热的，人心向善的基础并没有动摇！一次次大灾大难前人们的善举已毋庸赘言，就说这两天石家庄3岁女孩失踪事件，媒体与市民全城大搜索，数十万人自觉转发寻人消息，最终在9小时后成功解救这名女孩。一个个普通市民就是这则动人故事的主角，谁还能说现在雷锋少了？让那几十万石家庄市民情何以堪？
不仅善行没有减少，人们对善行的赞美与认同也没有减少。在河南清丰，为救落水儿童不幸牺牲的大学生孟瑞鹏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有上千人自发赶来给英雄送行。他们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见义勇为者的赞誉，这何尝不是人心向善的生动注解。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拥有绝不缺乏善心的民众，为什么还会担忧人心冷漠、社会风气不佳呢？这个难题，孟子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人性本善，人天然有仁义礼智四端，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善人，只有知道“扩而充之”的，才能真正成为仁者。或许，“扩而充之”，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命题。
怎么扩充呢？当然少不了媒体的担当。资讯发达的时代，媒体人更应该坚守道义，让英雄享受到应得的荣耀。在今天，说“学雷锋做好事”这个话的人似乎少了。有些较真的人可能会问：学雷锋是要学他的什么精神呢？事实上，对这种精神我们一点儿都不陌生，它就是——公益精神、社会担当。通过媒体的教育和引导，使其转换为365天的公民常识，“学雷锋”才会成为更多人的自觉选择。
而最少不了的是制度的保障，因为制度起到的是兜底的作用。我们不能说有了一个比较高的奖励标准，路见不平的时候，人们就都会去见义勇为了；但它起码让人们在见义勇为的时候，多了一分底气。这就是政府最该干的事儿。
永远不要将人心渲染到哀鸣的谷底，我们的社会温情是足够的，需要的是让人们勇敢表现出来的兜底式保障。如何让人们的善“扩而充之”，是我们今天应该好好思考的命题。坚守道义、播撒爱心是蛰伏在人心底深处的情怀，有了好的社会土壤和制度保障兜底，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再给人一个向善向上的梯子，才能最大程度激励人们攀登人性的高峰。今天这个社会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无论何时，人与人互助前行，仍然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进步动力。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05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为人民管好“国家钱袋”
人大会议的重头戏、对政府最“硬”的监督权，就是监督和审查政府的预算。把目光聚焦到预算监督上，才真正回归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常识
今年的全国人代会是次例会，有些媒体记者以为没有换届时的重大人事任免，就找不着会议的重点和看点。其实，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设计中，预算监督是人大会议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实质监督的体现。
预算是国家大账本，简单地说即是政府的财政收支计划，也就是政府怎么花钱的问题。预算不仅是一国经济根本，也关乎普通百姓一粥一饭，涉及每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我国财政收入的90%以上来自税收，也就是纳税人的钱，人大代表在依法审查财政预算草案的时候，也就是替13亿中国人在监督政府怎么花我们自己的钱，为人民管好政府的钱袋子。媒体有义务告诉受众：人大会议的重头戏、对政府最“硬”的监督权，就是监督和审查政府的预算。
有人曾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从中看到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预算改革必将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契机，涉及经济体制、财政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因为公共财政是花纳税人的钱，财政分配又直接事关公共福利和社会公平，所以围绕公共财政分配展开的博弈和交锋必然是激烈的，人们追求公平的激情，很大程度上都表现在对财政公平分配的追求中。
财政史的惊心动魄表现在日常民主政治中，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和审查政府预算时的惊心动魄，人大代表就政府如何花钱而唇枪舌剑激烈交锋的惊心动魄。预算审查如果形同虚设、敷衍了事，人大代表就失去了其最核心的价值，因为公众投票选出代表，最核心的目的正是为了让他们监督政府怎么花纳税人的钱。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所以是最高国家权力
机关，表现之一就是：不经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就只能停留在“草案”阶段。与人大代表的批评权、质询权，乃至提议案权、建议权相比，审查政府预算这一权力显得更“硬”。
预算审查权也是解决民生问题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法律赋予人代会以立法权和审查、批准预算的权力。积极运用立法权，人大就有可能解决诸多社会不公现象；充分运用预算的审查和批准权，人大就可以让很多民生问题得到解决。比如，涉及教育问题，就要牢牢盯住政府预算草案中的教育经费部分。因此，媒体报道需要强化这样的意识：人大不仅要敦促政府公开预算，还要支持人大代表认真地审议和审查预算，敢于否决不合理的预算，敢于对模糊的预算说不，而不是稀里糊涂地举手，让政府预算草案稀里糊涂地通过。
有一年全国人代会上，广东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发现预算报告中有三处错误，并没有默不作声，而是在代表团审议预算报告时当众指出，并且责问，“这是误差，还是印错？”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人大代表敢于直言、对自己所负使命尽心尽职的勇气和力量。面对财政预算报告里的错误，代表有法定义务指出。而对细心大胆挑出国家账本差错的代表，我们充满敬意。有这样的代表为民众商讨国是，是国家之福、人民之幸。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06日 12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环保需企业政府“并肩作战”
PX项目在多地遭到抵制，垃圾焚烧场引发邻避行动，公众的环境焦虑该如何纾解？全国两会上，刚刚履新的环保部部长陈吉宁给出了解决之道。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大信息公开和民主决策力度，另一方面，“希望企业不要躲在政府的后面，要积极沟通，让利于民，与社区共建，积极做好相关工作。”
近年来，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权益意识不断增强，是社会进步的写照。一些关系生态环境和健康安全的重大项目在决策和推进过程中遭遇反对声音，这未必是坏事。把问题和担忧摆出来，各方协商谈判、谋求最大公约数，不仅不会贻误决策进展，反而更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然而现实却常常以双输收场：从反PX到反乙烯再到反炼油，从反垃圾焚烧到反核电站再到反火力发电站，一些项目即便技术先进、环保措施到位、选址符合要求，也可能因为公众抵制而搁浅，让一些政府部门陷入“你怎么说我都不信、你做什么我都反对”的“塔西佗陷阱”。
究其原因，许多时候主要是沟通不够、彼此误解。但也不可否认，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增加税收和GDP的考虑而不顾环境影响给企业大开绿灯，当企业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方面遭到公众质疑后又急于帮企业开脱，这样的“家长主义”做派和“单边主义”做法，难免给公众留下“污染猜想”空间。消除公众的环境污染恐慌，就应当把生态保护红线和公众环保诉
求作为公共决策的基本考量，把减少公众信息不对称作为同民众对话协商的最低要求，杜绝任何违法项目上马投产。
这当中还有一个环境保护责任细分的问题。政府是环保的责任主体，其中就包括对企业的监管责任。政府部门一厢情愿地为项目保驾护航、替企业说好话，远不如让企业走上环境保护的前台。企业作为项目实施者和环保直接责任方，利用自身的行业优势和技术权威性，对民众进行专业知识普及，或是邀请公众直接参与到项目风险评估中，远比口头上把“污染和风险可控”重复千百遍更容易取得公众的信任。要看到，企业借助政府招商引资在一地兴业投资，往往居于甩手掌柜的有利地位，项目遇阻由政府出面解决，固然是一种“理性选择”，但终究无益于破解邻避事件的“双输困局”。不污染和破坏环境，是最起码的法治底线，在定期公开环保数据、开辟更多渠道让民众了解企业环保努力等方面，企业应有更多公益担当。
治理环境污染也好，纾解公众的环境焦虑也好，无不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多方参与、协同治理。今年两会上，民革中央就提出了建立企业环境责任长效机制的议案，新环保法也进一步明确了政府监管职责和企业的防治污染责任。包含保护环境、和谐社区等内容的企业社会责任，不应是一道可有可无的选择题，而是必须依法做出，而且要尽最大可能做到最好的必答题。政府也应当督促企业落实环境责任，将企业责任纳入各类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规划，形成引导、鼓励、督促企业履行责任的长效机制。
政府监管责任和企业直接责任两翼齐飞，我们才能更从容度过发展道路上的“环境焦虑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10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家庭是个好东西
如果说，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无法选择，那么，成人后如何塑造自己的小家庭，却与自我意志密切相关。对于党员干部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这三个“注重”，是中国人千百年来遵行的优良传统，也是维系中华精神的一块文化基石，引发了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的共鸣和热议。
前贤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家”视为由个人而至天下的重要纽带，而“齐家”之“齐”又有赖于好的家教和家风。因此，在中国，无论对个体还是社会来说，“家”都是一个温暖而有内涵的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重视家庭建设以及三个“注重”，带给人们许多新的思考和启发。
当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大规模流动，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家庭呈现出结构简化、规模缩小的态势，但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意义并未削弱，反而在新的层面得到强化。家庭对人的情感慰藉作用就是如此。现代生活节奏很快、经常令人有“压力山大”之感，家庭为人们提供了避风港，让绷紧的神经得以放松，心灵重回宁静。
同时，家庭的情感意义也渗透到家庭各项功能之中。以养老为例，孔子早就敏锐地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也就是说，养老不仅是给父母一口饭吃，还要有“敬”。其实，幸福的晚年仅有伦理层面的“敬”还不够，还需情感层面的“亲”。随着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孔子所谓的“能养”必将以社会化的方式变为最基本的养老需求，对“敬”与“亲”的要求则将进一步提升。晚辈对长辈的尊敬或许可通过道德教育习得，但发自内心的亲近感却非一朝一夕可以养成，它有赖于长时间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家教和家风的熏染。
另外，当代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道德建设的社会环境更加复杂，家庭对于道德养成的意义也随之凸显。作为社会化的一环，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也是“规矩”养成之所。我们为人处世的很多基本法则是在儿时的饭桌上或长辈的言谈举止中学到的。家教和家风，体现的正是家庭的道德规约力。一个人长大了是否“守规矩”，与其家庭密切有关。
如果说，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无法选择，那么，成人后如何塑造自己的小家庭，却与自我意志密切相关。对于党员干部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好的家庭，洋溢着正派清朗的风气，家庭成员志趣相投、互相规约、和睦美满。畸变的家庭却以权势、财富为“共同目标”，夫妻为奸、父骄子奢，最终成为社会肌体之癌。历数这几年被打掉的“大老虎”，往往出现家庭式甚至家族式贪腐的特征，抓住一个就牵出夫妻、父子、兄弟以及小姨子、大舅子等一堆，教训何其深刻。
回想3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曾意味深长地说过，家庭是个好东西。今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下，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让相亲相爱的亲情从一个个家庭流淌到全社会，使下一代健康成长、老年人老有所养，注重家庭建设可谓正当其时。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11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让权力在监督中避免“任性”
要想权力不任性，前提是做好“权力减法”，关键是做好“制度乘法”，重点是做好“监督加法”
前不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将该《方案》印发实施。《方案》着眼加强对检
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查办工作的外部监督制约，明确了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从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方式、监督范围、监督程序、知情权保障、加快制度立法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任务，人民监督员制度自此进入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要想权力不任性，前提是做好“权力减法”，制定权力清单。关键是做好“制度乘法”，织密制度防护网，把权力关进笼子。重点是做好“监督加法”，强化监督体系，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
检察权要不任性，同样必须遵循权力运行规律。众所周知，人民检察院行使的是职务犯罪侦查、提起公诉和诉讼监督等法律监督权。其中，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从立案、逮捕到起诉是由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完成的。这就难免引发“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担忧。顺应时代呼声，自2003年8月起，检察机关开始试点人民监督员制度，并于2010年10月全面推行。据统计，截至2014年12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先后选任人民监督员48604人次，对2125件案件提出了不同意检察机关拟处理决定的意见，检察机关采纳1147件，采纳率达54%。经过十多年探索，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监督程序逐步规范，监督效果充分显现，有效促进了规范执法、公正司法，强化了诉讼民主和人权保障。
随着制度的深入实施和国家相关法律的修改，选任方式不够科学、监督范围不广泛、评议案件程序不完善、人民监督员知情权保障不到位、对未采纳多数人民监督员意见的处理决定缺乏救济程序等问题也逐渐凸显。《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就是要从源头上优化选任程序，做好检察机关的“权力减法”，将人民监督员改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选任和管理，从制度上解决“检察机关自己选人监督自己”的问题，努力提高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在设计“制度乘法”时，《方案》不仅改革了选任机制和管理方式，重点拓展了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的范围，将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案件中的11种情形，特别是立案、羁押、扣押冻结财物、起诉等执法活动中可能出现的违法节点，纳入监督范围，旨在加强对侦查权的监督制约，减少、防止和纠正执法差错。为了做好“监督加法”，《方案》要求完善案件材料提供和案情介绍程序，完善人民监督员评议表决和检察机关审查处理程序，规定对检察机关处理有异议的，可提请复议一次，这不仅有利于保障人民监督员的知情权，真正体现司法民主，而且有利于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从长远来看，进一步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法治化，提高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将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为建设法治中国增添一道亮丽风景。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13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激活“犁”与“剑”的倍增效应
我们既不能走历史上有些朝代文盛武衰、国富兵弱的老路，也不能走当今世界有些国家穷兵黩武、搞军备竞赛拖垮国家的邪路
有人用“犁”和“剑”来比喻国家发展和国防建设，那么，在当下，“犁”和“剑”应该是什么关系呢？
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清晰答案。习近平主席日前在出席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重点就实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问题作了系统阐述，吹响了军民融合向深度、广度发展的时代号角。
军民融合发展，是兴国之举、强军之策，是实现富国强军的战略抉择。“犁”不行，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剑”不利，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历史反复证明，“犁”和“剑”的关系处理不好，国家就会走弯路、吃苦头。我们既不能走历史上有些朝代文盛武衰、国富兵弱的老路，也不能走当今世界有些国家穷兵黩武、搞军备竞赛拖垮国家的邪路。
市场经济的“天性”、信息技术的“天性”和信息化战争的“天性”，都要求军民融合。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军民融合发展道路。军民融合，好比一场化学变化，可以使经济和国防双赢，鱼和熊掌兼得。比如，大型民用船只在设计时兼顾战时装载坦克的需要，高速公路在修建时就预设飞机跑道，军队的医院、机场、港口可以“姓军为民、利军便民”等，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倍增效应。
与一般消耗性开支不同，国防建设具有“溢出效应”。据有关机构统计，在国防科技开发方面投入1美元，技术转为民用后就可以带动GDP增加8美元。在我国，如果没有当年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就不会有秦山、大亚湾两座核电站的并网发电；如果没有载人航天工程的上马，就不会有数以千亿元计的产业拉动效应。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军民融合的形式、范围、层次上还有很大差距。有的科研成果虽然很适合军事需要，但由于资源不共享，“藏在深闺无人知”。有的部队在抗震救灾时，所需物资当地企业就能生产，因为信息不灵通，“守着粮仓去找粮”，从军用仓库千里大调拨。有的地级市已有军用机场，略加改造便可军民两用，却要单独上马，结果客流量少，运行成本高，造成资源浪费。
制约军民融合脚步的因素有很多，比如，顶层设计不到位、法规政策不健全等，但思想观念的禁锢是最大的障碍。有的存在本位主义观念“不愿融”，“共享别人的资源可以、分享自己的资源不行”“只愿意融别人、不愿意被别人融”；有的缺乏全局观念“不真融”，一切以利益为取舍，“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有的思想陈旧“不会融”，走不出自成体系、自我发展、自我保障误区；还有的瞻前顾后“不敢融”，怕承担风险，怕砸了“牌子”，怕出现泄密，在军民融合上前怕狼后怕虎，迈不开步子。
国防不等于“军防”，国富不等于军强。“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越是“受益而不觉”，我们越需要警醒。军地双方应强化大局意识，破除私心杂念，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自觉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去谋划和推动融合。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军民融合，已成为时代潮流和国家战略。只要我们能够战胜融合路上的艰和险，把握属于我们的时和势，就一定能够结束“犁”与“剑”之间的“天堑”，走活走好推动军民融合发展这盘棋。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16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维护消费权益，才有“商业正义”无论是政府、商家还是消费者，都应该成为维护“消费权利”的重要力量
每年3月15日，都是广大消费者的“节日”。这一天，从报纸、电视到网络，都会策划推出或是调查，或是暗访来的各种案例，曝光触目惊心的消费欺诈。今年，从大牌汽车的变速箱故障，到超市改标签卖过期食品，再到小吃辣条变“脏条”，“3·15”再次对不良厂商形成强大压力，让“商业正义”得到进一步伸张。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是商业世界中的毒瘤。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消费者，他们的财产甚至是生命安全都可能受到威胁。如果任由假冒伪劣充斥市场，放纵短斤少两大行其道，最终也会因“劣币驱逐良币”而损害市场，恶化商业环境。更重要的是，提振消费能力、释放消费需求，乃是繁荣经济的大势所趋，如若不能维护消费者权益，会让市场经济走弯路、绕远路。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政府、商家还是消费者，都应该成为维护“消费权利”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各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并非今日中国独有，而是从人类社会产生商业行为开始就一直存在。曾震惊美国的反映食品安全卫生问题的《屠场》一书，就揭示了美国“镀金时代”消费者权益状况。在经济快速发展、现代机制尚不完善的转型期，市场上的假冒伪劣现象会集中出现。当下中国，恰好处于这样一个转折时期。有这样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假冒伪劣充斥市场的根源，也才能更加坚定清除假货、净化市场的决心。
近些年来，媒体在曝光无良商家、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做过不少事情，对于净化商业环境大有裨益。作为社会公器，这是媒体应尽的职责。不过，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单靠媒体力量远远不够，还需要政府部门科学立法与严格执法，需要广大商家恪守商业道德，也需要消费者以“不能就这么算了”的较真精神，在法治框架内维护自己的权益。
保护商业环境，政府责无旁贷，其职责包括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维护消费者权益首先要有章可循，在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制度与手段都必须与时俱进。比如，网络购物井喷式发展，打假的传统措施就显得力不从心；再比如，通过技术手段窃取用户隐私信息等新兴不法行为，立法执法上也要加以考虑。今年3月15日，《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正式实施，为执法者提供了更多的武器。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每家同仁堂药店的门口，都挂着这副对联。同仁堂能做到长盛不衰，与该对联所表达的诚信经营理念有很大关系。商家与消费者的博弈中，前者通常会占据信息上的优势，靠少数消费者的一己之力，很难对商家形成有效约束，所以商家的商业道德、经营理念非常重要。成功的企业各有各的高招，但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极其重视消费者权益，打一枪就走的永远是“游击队”，一锤子买卖做不成百年老店。
今年央视“3·15”晚会上，18位重庆老人获得了“3·15特别贡献奖”。这些平均年龄达65岁的老人，组成了义务维权工作站，为消费者挽回上千万元的经济损失。老人们的精神，应当成为消费者的榜样。政府调节是个选择，司法救济是个办法，但积极主张权利的，应当是消费者自己。少些“几个小钱不值得费那个劲”的想法，多些“为权利而斗争是节操之诗”的心态，才是成熟的“消费者意识”。
当前，全国上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既关系到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也需要改革助力、法治护航，更离不开各级领导干部的真抓实干。事虽小，不敢轻。惟有举轻若重，才能解决好这一难题，真正实现人民的福祉。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17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用法治管住地方“任性发债”
调控的实践反复证明，依法调控、依法发债的成本最低、风险也最小。一句话，各地须在法治框架内发债券、稳增长
寅吃卯粮、重发轻还、新官不理旧账的地方发债乱象，今后要规范了。日前，财政部根据新的《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制定了《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旨在规范一般债券发行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自发自还”，即要求地方政府按照市场化原则，采用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形式，借多少、还多少。
所谓“一般债券”，是相对专项债券而言的，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而确需举借的债务，由地方政府发行融资，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以往的一般债券大都是由中央“代发代还”。由于发债与偿债的主体不完全一致，“崽卖爷田心不疼”，一些地方政府偿债责任不明、风险控制意识不强，结果让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截至2013年6月底，最保守的规模估量也达20.7万亿元。
实事求是地讲，当初地方发债开口子，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放权。但财与事的权力似乎平衡了，发与偿的责任却跑偏了。有的地方，私搭乱建发债的平台，拿政府甚至法院的大楼做抵押，大量集资、大干快上，搞了空城、鬼
城、豆腐渣工程不说，还欠下一屁股债，拍拍屁股就走人。有的地方更是以大拆大建、造城运动而闻名。
好借好还，再借不难。通俗地讲，改革之前，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地方发债很少顾虑到偿还的成本。而如今，当了家就要知道柴米贵，必须讲究财权与事权相匹配、责任与权力相统一。一方面，地方建设确有融资需求的，要依法举债、按期偿还，“开前门”；另一方面，除了法定渠道外，一切筹资管线都要堵死，也即“堵后门”。这个疏堵并重的过程，也是矫正官员政绩观的过程，把施政目标与政策工具双双纳入法治轨道，可称作“筑围墙”。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今天，“开、堵、筑”的意义犹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安排地方财政赤字5000亿元，增加1000亿元。不少地方也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在基建、民生项目上有所作为。可以说，稳增长离不开投资的关键作用，投资离不开地方举债的合理支撑。但反过来，债务的失衡乃至危机将成为触发风险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处理好债务管理与稳增长的关系，须臾不可懈怠。调控的实践反复证明，依法调控、依法发债的成本最低、风险也最小。一句话，各地须在法治框架内发债券、稳增长。
有人会问，未来的发债有法可依，过去的“饥荒”谁来负责？这个问题需历史地看待，稳妥地解决。近日，财政部下达了1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额度，意思是把旧的债务换成新的债券，纳入预算法律法规的管理。这样做，既保障在建项目融资和资金链不断裂，还有利于优化债务结构、降低利息负担。在操作程序上，还专门向全国人大有关机构进行了审计确认、沟通报告、及时报备，充分彰显了法治精神。
建设法治中国，法治政府建设至关重要，责任政府、有限政府的法治担子必须挑起来。此番立法法的修订，税收法定终被写入。税收法定，债务也要法定，事关财税的一切政府行为都必须法定，必须制度化地在立法机关“过堂”。惟此，才能花好纳税人的血汗钱，管住一些地方任性的权力，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帑真姓“公”、真为“公”。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19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期待“专车第一案”力破打车难
打破垄断无疑义，可也不能病急乱投医，什么是黑车，什么是专车，法律是时候给个明确的说法了
山东一位市民陈某使用专车软件提供专车服务时，被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查处。日前，无奈缴纳罚款的陈某将客管中心告上法庭，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此案。专车服务正于争议中前行，此案自然受到舆论广泛关注，被称为“专车第一案”。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大环境中，相信法院定会查明事实、依法审判，给双方一个公道。但如何界定专车与黑车，怎样既鼓励创新创业、又守住法律底线，此类案件也给治理者提出了不容回避的考题。
仅从报道的情况看，陈某的车辆挂靠在租赁公司，运营受专车公司管理，似与黑车有所不同。而执法者的处罚依据中，未见交易记录的证据，只一句“可能有交易”，恐难服众。这些是是非非，尚缺明确规范，无论立法还是司法都存在可观的拓展空间。
法律背后是法理。透视“专车第一案”，不仅要琢磨现存法律的漏隙，还应研判新生事物的法理逻辑与利益关系。为本案中陈某喊冤的一方，主要依据的是市场化标准，认为供需与价格应由市场决定，政府的手必须插进裤兜。这有一定道理，只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都只是手段，准确地讲，均只是实现群众利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手段。对“专车第一案”的评价，也要亮出群众路线的观点，将这把尺子拿准了、拿稳了。
先看专车。所谓的专车由正规公司依法运营、照章纳税，车辆属于企业所有，司机乃是企业雇员。实践表明，专车与互联网结合的新模式，便捷了群众出行，略高一些的收费换来服务的改进，满足了多层次需求。政府对此的态度一以贯之，“鼓励创新，规范管理”，承认“有发展空间”。可以说，不管“专车第一案”的判决结果如何，以专车为补充，力破打车难的大方向肯定不会变。
再看因专车而感觉受到冲击的出租车。一些地方现有的管理体制下，“特许经营”的出租车行业，相当于处在“半垄断状态”。这一方面让司机的议价能力较弱，一方面令乘客的选择空间较小，而主管部门“控”得多、“管”得少，往往在市场规模、供需得失上反复权衡，但在司机收入与福利上，少有发声，在服务、绕路、议价等侵犯群众利益问题上，少有作为。这样的现状，常引起出租车司机和乘客的不满。
这样的情况下，寄望于市场放开、引入“鲶鱼”来促进行业升级、提高出行质量，是很多人对专车持正面态度的根本原因。当然，凡事过犹不及，专车运营仍要依法登记以便监管。去饭店吃坏了肚子，买衣服碰到残次品，是不是得有个说理的渠道？禁止私家车直接运营，恰是担心不安全、不纳税、出了事找不到说理的渠道。因此，打破垄断无疑义，可也不能病急乱投医；也因此，什么是黑车，什么是专车，法律是时候给个明确的说法了。
放开上限，给专车发展的空间，守住下限，不让黑车恣意地横行，市场和权力都不能“任性”。克制权力的冲动，也把无理的欲望关进笼子中，需要我们秉持法治精神，在“一事一议”的积累中凝聚起推动改革的共识。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24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司法改革尤需“壮士断腕”
改革推进者们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考量自身的利益，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启动于去年春夏之交的新一轮司法改革，正在一点一点往纵深推进。继去年首批7个试点地区先行先试之后，今年上半年第二批11个试点省份试点也将全面启动。届时，全国将有过半省份参与到这一改革的进程中来。
与以往改革不同的是，今天的司法改革不再是由下而上的底层创新推动，而是顶层设计主导，中间推进，基层实践。如何将顶层设计的战略意图与基层实际相结合，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改革路径，这是对处于中间层的改革推进者们的巨大考验。
此轮司法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先行试点地区开展的5项具体改革内容包括，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探索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这些改革措施要变的是长久以来存积于司法机关内外的体制缺陷和机制弊端，要动的是包括改革推进者自身在内的诸多利益格局。
这条改革路径上不是铺满鲜花和掌声，而是布满荆棘和暗礁。而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改革推进者自身——在这一万众期待、多方利益博弈的改革进程中，改革推进者们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考量自身的利益，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比如，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实现法官、检察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有限的法官、检察官员额向谁倾斜？在有些地区的法院、检察院，过去没有考虑过员额比例，院、庭长或者是审委会、检委会超配，现在员额有限，是先让那些有行政领导职务的占上好位置，还是让基层一线的法官有入额优先权？
比如，推行司法责任制，原先承担了大量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事务的院、庭长们要不要办案子？不办案子，怎么可以有具体案件审理的话语权，又怎么可以占据法官的员额？院、庭长办案质效该由谁来评定、办案过程怎么监督？
再比如，要严格法官、检察官的遴选，不仅要经过六七轮考核、考试，还要由第三方机构——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来最终确定人选，法院、检察院领导们的人事话语权受限，这当中又有多少权力受限的纠结？
上述这些改革都是此轮司法改革中的关键，绕不过、躲不过。这些改革举措调整的是体制、机制，触动的恰恰是改革推进者的权力、利益。作为此轮司法改革的具体实施者，这些处于中间推进层面的法院、检察院院、庭长，如果没有敢于向自身利益动刀的决心，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改革就不可能走向纵深。
在司法机关之外，同样也要用“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改革。司法改革不可能由法院、检察院单兵突进，“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一条基本准则，而要保障这项改革到位，必须司法的归司法、行政的归行政。它所要革掉的权力不是一群人、一个机构的权力，而是所有试图干预司法的权力格局和制度。这不仅考量着改革者的勇气，更考验着智慧和决心。
上海一位法律界专家在谈及此轮司法改革时，他希望，今后30年是法学家的时代，是法学家与民众共同构建一个能确保经济改革成果公平分配、保证社会公正秩序的时代。法律专家的激情话语背后，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迫切期盼。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25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复制推广，自贸区有大未来今天的自贸区，就是那支奋击的“楫”，就是那张关键时刻打出的“王牌”
3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这意味着自贸区试验溢出上海，迅速地向北、向南次第落子，进入更大面积的试验操作层面。
这个日子距离上海自贸区挂牌，仅仅一年半。当时，对中央“可复制可推广”的明确要求，以及自贸区试验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哪怕是自贸区改革漩涡中的奋楫者，都未必深刻洞悉其中深意。那时对自贸区最大胆的猜测，是将之比拟为上世纪80年代建立经济特区和90年代开发浦东新区的里程碑意义。自贸区试验的目标被纷纷定位于经济层面：全球经贸格局面临新一轮洗牌，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强国力推新一代贸易规则，中国打出“自贸区”牌，是为了抢占未来全球经贸规则主导权和自由贸易竞争制高点。
这当然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现在，我们对自贸区试验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
且回望一下中国改革史。1990年春天，邓小平同志说过，“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两年后，他又在南方谈话中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地说，“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希望上海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甚至是做“先行者中的先行者”；2015年，他又对上海同志说，要做“先行者中的先行者”，并且提醒，“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时隔20多年，两位领袖相继将宏观战略的目光投向上海，且都落子“制度创新”。当“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繁复尖锐，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也再度到了艰难、关键的攻坚时刻。今天的自贸区，就是那支奋击的“楫”，就是那张关键时刻打出的“王牌”。
它的意义远超经济层面。诸如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有效运行；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有序推进；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基本制度业已形成……它们无不触碰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难啃的硬骨头，也进入了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绕不开的“深水区”。
而作为“党中央为推进新形势下改革开放提出的一项重大举措”，自贸区诸多改革，诸多制度创新，最核心的价值，在于政府的自我限权，自我革命。
透视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制度——负面清单给了市场主体地位，也给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权力清单，就是明确了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用限制权力来换取市场活力——我们形象地从中看到了壮士断腕的果决。过去，地方启动一项细小改革，“跑部钱进”很艰难；而今是国家十几个部委轮番跑“沪”，不断出台新的放权举措，速度与力度前所未有。约束与限制自己的权力，激发更大的活力，正是这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
这场变革，其作用一言以蔽之：撬动。当自贸区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布点，在上海不断扩容，标志着这场关乎政府功能定位和观念变革的试验，正渐渐迈出上海浦东那一隅。而四个自贸区或将开启各具特色的友好竞争模式，在更广阔的疆域和更久远的未来，让中国改革崭露新的锋芒、赢得新的成果。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26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金平台”为何变成黑平台
让非法的“危险”变成合法的“风险”，迫切需要校正跑偏的政绩观，形成法治化打击“黑平台”的央地合力
日前，多地证监部门联合查处了一起黄金非法经营案件。一家从经营资质到投资方式均违法、违规的“贵金属交易所”，让4万名投资者几乎血本无归。这家总部位于湖南、业务遍及全国的“维财大宗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未经任何金融监管部门审批，仅在福建一地就累计非法成交贵金属期货交易585.96亿元。人们常说，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而在纯属诈骗的黑平台上，风险成了危险，投资成了有去无回的砸钱。
其实，近年来标榜“躺着赚钱”的黑平台并不少见，往往打着黄金买卖、白银致富的幌子，成为理财欺诈的高发区。如本案中，黑平台自己掌控着操纵价格的软件，靠变戏法似的涨跌攫取大量佣金，有投资者甚至10天亏掉12万元。此外，常见的把戏还有，宣称“借钱炒金”、实则骗取本金，采取“高息回购”、实则非法集资，伪装“境外揽客”、实则地下办公……对这种种行径，必须挥起法治利剑，砍掉两只黑手。
第一只黑手，是黑平台的直接操控者。记者调查发现，该案的黑平台不过是家夫妻店，经营范围压根不包括黄金，更不是自称的“伦敦金”合法代理，连交易行情数据也是捏造的。既然是彻头彻尾的李鬼，就要给予断头断尾的严厉打击。这次，监管部门及时出手，维护了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值得点赞。福建三地法院也已作出判决，17名涉案人员均已获刑。相信，法治化的监管，永远是资本市场最给力的屏障。
然而，另一只黑手却不易管住。早在2011年，五部委就明令禁止另设黄金交易所，从事黄金等金融产品交易的场所，必须经国务院相关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但现实中的不少贵金属交易平台，仅靠地方一纸批文就能设立，有些甚至没有任何手续。非法勾当披上似乎合法的外衣，加之抓住了投资者的贪心，便让黑平台摇身一变成了“金平台”，铺天盖地、大摇大摆行骗于阳光下。
明知不合法，还侵犯群众利益、诱发金融风险，少数地方政府为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致电中国证监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得到的答案是“利益左右”。“像开赌场一样”的“黑平台”，不仅能给地方带来数以亿计的丰厚税收，还可打出金融政绩的鲜亮旗号。并且，对此类案件的审理，目前采取属地原则，罚金可谓九牛一毛，也令证监部门鞭长莫及，有劲使不出。正因此，为本案中黑平台制作欺诈交易软件的另一企业，仍在经营。
置于当下发展阶段来看，这种政商联袂的把戏还有更大的动因。一方面经济有下行压力，不排除有的地方萝卜快了不洗泥，是个企业就上马；一方面股市连续上涨，投资者警惕心理放松，易被高息理财诱惑上钩。所以，在证监部门尽职查处、坚持露头一起打一起的同时，也迫切需要校正那些跑偏的政绩观，形成法治化打击黑平台的央地合力。
马克思曾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和消费国，贵金属消费、投资理应成为群众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让非法的危险回归到合法的风险，让犯罪的手段回归为理财的工具，离不开投资者教育的普及，离不开相关法律的尽快成文，但最离不开的则是权力的制约平衡、依法行使。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27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天网行动”让外逃贪官颤抖
贪腐是不归路，外逃也是不归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贪饱就跑，一跑就了”再也行不通，哪怕跑到天涯海角，也难逃惩处
日前，反腐败囯际追逃追赃的“天网行动”初战告捷。28日下午，潜逃老挝的天津市国税局直属分局原局长庞顺喜、天津港保税区瀚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安慧民被押解回国。这一消息引起广泛关注。
“颤抖吧，外逃贪官！”不久前，“天网行动”甫一公布，有网友如此感慨。在老挝执法机关积极配合下，经过多日摸排侦查和控制挤压，利剑出鞘的“天网行动”迫使庞、安二
人向我驻老挝使馆投案。按照既定部署，相关部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证照，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势必织起一张法治天网，在外逃腐败分子心中投下巨石。
“整天是度日如年，生不如死”，逃往美国的辽宁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有护照不敢用，有病不敢就医，有亲人不敢联络，“又怕中国发现我，又怕美国抓获我”，双重纠结，一言难尽。这种“惊弓鸟”心态，其实很有代表性。外逃路上担惊受怕，被捕反而成了解脱。一个基层银行的行长出逃国外后，以最底层的职业谋生，见到抓捕民警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总算来了。
贪腐是不归路，外逃也是不归路。“天网行动”释放多重信号，最重要的，就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贪饱就跑，一跑就了”再也行不通，哪怕跑到天涯海角，也难逃惩处。与以往相比，“天网行动”在追逃追赃方面实现了战斗力的升级。比如，中央纪委建立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外逃信息管理系统”，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区市可通过此系统24小时及时报告外逃人员信息。又比如，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从达成共识到制度设计，力度空前。
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使外逃贪官的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我们，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一致认识到，腐败破坏社会公平正义，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阻碍经济健康发展，是必须治理的社会‘毒瘤’。”去年，APEC第二十六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起草的国际反腐败宣言，宣言的核心部分就是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合作，各方承诺“通过引渡、司法协助、追回腐败所得等手段”消除腐败，搭建最大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平台。
腐败是全世界的敌人。打击腐败是各国责任，合作打击是大势所趋。随着国际反腐合作深化，外逃腐败分子难逃瓮中之鳖的命运。前不久，潜逃美国的中储粮周口直属库原主任乔建军，与其前妻赵世兰被起诉，这是中国宣布开展“猎狐”行动后，美国首次起诉中国外逃贪官。相信，随着国际反腐合作的加强，这样的案例会越来越多。
近年来，从“打虎”到“猎狐”再到撒下“天网”，反腐没有禁区、特区、盲区，谁也不能逍遥法外。对各级干部来说，利剑高悬之下，更应该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戒律，打消侥幸心理。北宋权臣蔡京卖官鬻爵、贪赃受贿，被流放到偏远的儋州，临终前慨叹：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发。清除腐败“避风港”，不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更应是不可撼动的法治共识。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30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越来越开放”诠释中国机遇
中国同世界的互动越来越紧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一系列“越来越开放”的举措，表明了中国融入世界、互利共赢的决心
中国正在积极走出去，是否还需要外资？政府部门依法推进反垄断，是不是意味着保护主义“抬头”？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疑问时常出现。日前，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主席与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明确表示：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对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三个“不会变”掷地有声地宣示，中国将越来越开放。
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兼容并包，有着坚实的现实支撑。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FDI）金额224.8亿美元，同比增长17%。2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5.6亿美元，同比增长0.9%。2014年全年，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23778家，同比增长4.4%。这些数据说明，外资非但没有走，还在继续来。
把中国吸引外资的成绩放在全球背景下看，更能显出“风景这边独好”。联合国贸发组织的初步数据表明，2014年发达国家FDI流入量下降了14%，转型经济体FDI流入量腰斩了一半以上，而中国FDI流入量实现3%的温和增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196亿美元，跃居世界首位。将中国使用外资的数据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比，那些所谓外资“望而却步”“撤离”之类的说法，没有道理。
中国不会奉行保护主义，中国还会继续欢迎外资，这些不是空洞的承诺，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对内来说是改革，对外来说是开放，二者相辅相成，改革离不开开放，开放也是改革。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继续步步为营推进对外开放。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探索扩容，到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昂首起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公布，为务实合作点亮了航标灯；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热情也不逊于东部地区。既然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不变，中国对外资的态度只会是：欢迎！
当然，欢迎外资不代表来者不拒。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使用外资时也要有所甄别，政策内容会有相应调整。比如，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日前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就鼓励外商投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承接高端产业转移；鼓励外资在研发环节投资，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
去年以来，中国有关部门加强了反垄断的执法力度，部分知名外企收到了罚单，一些人对此存在疑虑。实际上，反垄断是各个国家的普遍做法，而且中国的反垄断对内外资一视同
仁，内资企业垄断照罚不误，没有选择性执法的问题。在全面依法治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外商投资创业的环境会越来越规范有序，这恰恰是健康发展的条件和机遇所在。
把握大势才能赢得未来。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中国同世界的互动越来越紧密，中国机遇的内涵在不断扩充。中国的市场机遇在扩大，投资机遇在扩大，绿色机遇在扩大，对外合作的机遇在扩大。支持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多哈回合谈判，倡导亚太自由贸易区，倡导筹建亚投行，全方位推进经济金融合作……这一系列“越来越开放”的举措，表明了中国融入世界、互利共赢的决心，不断诠释着中国机遇的时代内涵。顺势而为，把握机遇，才能站在新一轮发展的风口之上，赢得全新的未来。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31日 05 版）
2015年4月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楼市调控的决策定力楼市调控有定力，并非不作为，而是坚定目标，该出手时就出手，把握好力度与节奏
3月最后一周，楼市调控新政密集出台。调整供地节奏与结构、二套住房贷款首付比例调低至40%、个人购买2年以上的普通住宅对外销售免征营业税……这套覆盖土地、信贷、税收的楼市调控“组合拳”引发热议，人们普遍对楼市新政充满期待。当然，也存在一些疑惑。有人就问：楼市调控失去定力了吗？这会不会是新一轮强刺激？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楼市调控有定力，并非不作为，而是坚定目标，不轻易出手，但该出手时就出手，抓住时机，因势利导，决不犹疑。过去十年，楼市调控多是基于房价单边过快上涨出台的从严政策，以致不少人误认为只有“禁止”“限制”才是调控。其实，楼市调控的目标不是打压房地产，而是避免楼市大起大落对房地产业乃至宏观经济造成破坏性冲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从市场走势看，去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深度调整，从过去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总体偏紧，进入了总体趋于平衡、局部地区过剩的状态，转向了减速换挡的新阶段，区域分化成为房地产市场的新常态。从市场需求看，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还有巨大空间。虽然去年9月30日已对房贷政策进行了调整，但鉴于二套房首付比例过高，依然限制了改善性需求的释放。及时调整限制性政策，防止楼市过快下行引发经济震荡，也是符合市场规律、满足民生需求的谋定后动、顺势而为。
楼市调控要出手，当然不能乱出手，从哪儿出手，向何处着力，最终还得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按市场规律办事，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一度，面对楼市高烧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应急式、行政化、“一刀切”的调控手段，在抑制了房价过快上涨的同时，也抑制了部分改善性购房需求。小康家庭添丁加薪，自然想住得宽敞些。市场有供给，如果信贷、税收政策再给点力，就不用望房兴叹。如今，楼市“组合拳”一出，缓解了普通家庭购买改善性住房的购房压力。在北京，一套市场价300万元的3年龄普通住房，根据新政策，对外销售时将全部免掉十几万元营业税；在上海，初步测算，一套普通住宅交易可减少税费在13万元至25万元之间。减免税费，释放购房需求，老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市场信心也将进一步提振，这样的定向调控、精准发力，其积极作用会逐步显现出来。
楼市调控要出手，除了准，还得稳，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去年以来，人们最担心的不是房价继续下跌，而是调控重踩“大油门”，让曾经超负荷磨损的赛车重新提速，错过了检修保养的机遇，丢了后劲，甚至增加新的风险。现在看来，楼市新政强调的是让市场回归正常化，注重因地因城施策，既激发市场活力，又没有一放了之，这套“组合拳”力度适中，跳出了“强刺激”的窠臼。
不过，调控并非包治楼市问题的万能药，更不是实现住有所居的惟一依靠。构建稳定的、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给不同人群提供解决住房问题的最佳渠道，破解住房市场供给结构的错位与缺位，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楼市运行风险，稳定公众预期，实现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
《人民日报》（ 2015年04月01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用回避制夯实国企反腐隔离墙
确保国企廉洁运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还得靠严密的制度管人管权管事，清除利益输送的各种渠道
日前，山东省出台新规，要求省管国企负责人实行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对违反回避规定者将采取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这一规定很受关注，引发了有关国企反腐和监管的讨论。
任人唯亲、乱打招呼、弄虚作假……从招聘到开展业务活动，种种潜规则腐蚀着国企肌体；“父子兵”“夫妻店”“兄弟帮”……一些亲属傍着国企负责人坐收渔利，损公肥私，社会影响恶劣。比如“齐鲁银行案”，资金掮客、企业高管和银行关键岗位负责人及相关人员亲属形成了利益输送链条，竟一下子撂倒9名厅官。就此而言，山东出台相关回避制度，将加强对国企负责人的有效约束，清除利益输送的各种渠道，可谓出实招、动真格。
据统计，仅去年就有70多名国企高管落马，不少来自央企；而刚刚过去的3月，至少有15名央企和地方国企高管被查，平均每两天一个，被媒体称为“国企反腐月”。中央巡
视组此前公布对一些央企的巡视情况时指出，企业领导人员及其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从事关联交易、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反映较多。中央也曾明确表态，2015年将完成对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金融企业巡视全覆盖，重点就是查找靠山吃山、利益输送等问题。
事实上，早在2009年，中办国办就印发了《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对企业领导人员实行任职回避作出制度安排。可为何有的企业还是频现“近亲繁殖”，不法利益暗流涌动？可见，关键还在于抓好落实。诚如专家所言，仅凭一纸公文难以根绝国企腐败，还得用更严密的制度管人管权管事，在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久久为功。正因此，为确保国企廉洁运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还必须将一些宏观、中观层面的制度进一步落细、落小，采取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方式，让各项机制落地生根。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反腐倡廉建章立制的重要性，专门提出“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细览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关负责人“利用职权，为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可说是这类腐败案件所暴露出的一个普遍特点。
因此，无论是山西建立国企招聘信息公开发布制度，新疆规定国企岗位一律公开招聘、严格执行亲属回避制度，还是前不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以及此次山东出台国企负责人回避规定，从上到下，都在持续探索、积极作为，不断加强监管，夯实反腐的隔离墙。
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代进程中，置身经济发展新常态，国有企业肩负着稳增长、调结构的重任，其改革创新面临的挑战不容小觑。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需要一任又一任国企负责人廉洁履职，接力打拼，才能确保国企基业长青。
“抗拒诱惑吧，那样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做出崇高的事情来。”我们期待国企高管们凭借道德勇气、人生智慧抵制来自身边的诱惑，更寄望于制度笼子日益细密、增强刚性，通过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从源头上净化国企改革发展的生态。
《人民日报》（ 2015年04月02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也门撤侨，祖国永远是靠山
最近，中国从也门撤离500多名中国公民的行动，引发广泛关注和好评。“感谢祖国！”穿越战火、毫发无伤地踏上回家之路的人们由衷欢呼，社会舆论对这次行动也纷纷点赞。一名网友写道：祖国实力的强大不在于免签多少国家，而在于危险的时候能把你带回家。
回顾这次撤侨行动，有不少地方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