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探奥?之四十六
巴楚在三峡地区的军事争夺和文化交融
———关于巴楚关系与巴楚文化之探讨
刘不朽
半巴半楚:古三峡民族结构之主体
古语有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的民族属性是区分不同人群团体的主要标志。在古文献中,对“民”和“族”的概念均有记载与阐述。《说文解字》释民曰:“民众萌也。”意译为:民,象众人懵懵的样子。段玉裁注笺:“疑象草木萌芽之形。”可见古时的“民”已有人群的念意。《诗经?大雅?生民》:“劂初生民”所问的就是周族的祖先为谁所生。“族”的含义就是宗族,《尚书?泰誓》:“罪人以族”,其意为一人有罪株连其家族。《诗经?周南?麟之趾》:“振振公族。”此公族也是宗族之意。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民”和“族”是以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部落体现出来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这些不同的氏族部落就演变成现代人所说的许多民族。据学者考证:民族一词最早出现于梁启超在1899年所写的《东籍月旦》一文,进入20世纪之后,“民族”一词才在中国广泛使用。斯大林曾对民族的概念作过这样的界定:“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
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我国民族学家对斯大林的精辟阐述表示认同。
现代考古发现证实:远在200多万年前,三峡巫山地区便出现了原始人类活动的足迹,此后绵绵繁衍而世代人丁兴旺,多个氏族部落在峡江两岸河谷山地间迅速崛起。三峡地区丰厚的鱼猎、盐、丹资源,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据先秦文献记载,自夏商以降不断有外来氏族部落迁徙入峡。在距今5000多年的大溪文化时期,三峡大峡谷地区就已成为众多民族选择聚居之地———他们共同的家园。考古发掘出的新石器时代距今8000～4000年间的80多处遗址,其文化遗存中出现的多元文化类型,正是众多氏族部落遗存的闪光足迹。由于许多氏族部落多以渔猎经济生活为主,流动性较大,加之战争、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影响,峡中之部族向
外迁徙(主要是西上进入成都平原)也颇为频繁,长期在三峡定居者以土著为主。根据古文献记载和已发掘出的考古学文化类型综合分析,从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至秦灭巴蜀及六国统一中国,三峡地区居民中的民族结构主体是巴人和楚人,即长期在三峡扎根立国的巴民族和春秋中期逐渐入侵三峡的楚民族。
最早记载三峡地区民族分布状况的,是晋代常琚所著的
《华阳国志?巴志》。《巴志》对巴地(“
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几乎含盖了现今整个三峡库区)的多民族分布与民族结构的主体有如下记载:
“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其属有濮、宗
贝
、苴、共、奴、犭襄、夷延
虫之蛮。”“而江州(今重庆市)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
《华阳国志》成书于公元4世纪中期,距离秦灭巴楚不过五百多年,且常琚出生于蜀郡江源县,熟知三峡历史地理,所载应是真实可信的。从《巴志》这两则载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三峡地区民族分布和民族结构的主体成分。其一、三峡是一个多民族地区,除巴人之外,“其属”尚有濮人等7个夷蛮部族。“其属”的涵义是这些民族可能是隶属于巴人部族下的分支、或者他们同巴人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其二、“江州以东,其人半楚”,具有很深的民族文化内涵,重庆市以东正是三峡地区,它是巴民族政治文化的中心,在“滨江山险”地理环境中聚居的居民,有一半是楚人。那另外一半呢?笔者认为:“其人半楚”是省略词,作者是站在巴国的立场上来叙述的。另一半不言而喻就是巴人自己。也就是说:“半楚”的言下之意是“半巴”,半巴半楚,并非是没有其它民族杂居其间,而是体现了峡中民族结构是以巴民族与楚民族为主体的客观实际。
巴民族的历史较之楚民族更为悠久,是活跃在南方江汉流域、长江中上游和清江流域的一个强悍而古老的民族。巴人在三峡地区活动的历史,可远溯至4000多年前的夏后启时代。《山海经》中的有关记载可以佐证。《海内南经》载: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
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清人郝懿行考证:“丹阳居属”为“丹阳巴属”之讹。袁珂先生的译文为:“夏启王的臣子叫孟涂的,在巴地做巫教主。巴地的人到孟涂那里去打官司,孟涂便把衣服上有血迹的人捉起
来……他居住在一座山上……有人说就是巫山。”(2)《大荒西经》还记载了最后一代夏王朝夏桀被商汤击败后,一位名叫夏耕的人被斩首后逃到巴地巫山躲藏起来的事。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制定的年表,夏王朝所处的年代为公元前2070～1600年,这说明在整个夏代巴人不仅长期定居在三峡巫山地区,而且同夏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关系。由此断定:巴人应是三峡的土著民族,也是三峡人的祖先。三峡南岸清江流域的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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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巴人起源年代不详(《世本》:“廪君种不知何年代。”),大约在战国时代也进入三峡,有学者认为廪君系巴人的祖先。究竟巫山巴人和廪君巴人乃至商周时期活动在汉江流域的巴人是何种关系?是起源与后裔的关系,还是同族多分支的关系?至今众说纷纭,尚无定论。
楚人的起源是个谜,有东来说,有西来说,但研究楚史的学者多据《史记?楚世家》的记载,认为楚人的始祖是祝融。楚民族的始居之地与山中丛林有关,《说文》释楚曰:“楚,丛木,一名荆也。”史称其楚人、荆人,或合称荆楚。“荆”是一种生命力极为旺盛的灌木,常在山岗和丘陵上生长为茂密的丛林。楚先王熊绎辟处在荆山,荆山当以荆木而得名。殷墟甲骨文中多处有“楚”出现,学者释为“楚丘”———地理专用名。楚民族的发祥地荆山地区在长江三峡北岸,相互毗连,但楚人真正进入三峡之初则在西周时期,《史记?楚世家》载:“熊绎当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学者多以为丹阳在西陵峡中的秭归。后楚王熊渠又将自己的儿子熊挚分封到秭归一带为夔国,亦称“夔子国”。这说明当时楚人的活动仅限于西陵峡地区,直至公元之前四世纪,“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战国策?楚策》),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楚国于40年后(公元前276年)始占领巴国故都枳邑(今涪陵),最终取得三峡地区的控制权,才有大量楚军、楚民进入三峡,获得三峡居民结构中“半楚”的地位。
古文献中关于三峡民族结构“半巴半楚”的记载,得到了现代考古发现的有力证实。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三峡库区发掘出大量西周至战国时代巴人与楚人的文化遗址和墓葬,其中巴人的100多处,楚人的40多处,其发现地点涉及三峡全境,但在具体分布上,楚人偏重在峡东西陵峡一带;而巴人的墓葬和器物早期多见于峡东地区,中、晚期则集中在峡西及涪陵、重庆一线。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墓葬和具有巴独特形制的器物,让现代人见证了巴人在三峡地区由东向西活动的历史足迹。在峡东宜昌前坪M23出土有柳叶形铜矛、一件戟刺上有“枳”字,“枳”是巴国别都,很明显是巴人遗物;在葛洲坝M4出土有一种铜印,上面铸有“目覃偻”两字,在廪君巴人起源于清江时,目覃姓是巴人的五大氏族之一。2003年6月1日,由于三峡水库蓄水水位抬高,考古工作者进入了千古之谜的兵书宝剑峡,原来所谓的“兵书宝剑”也是巴人的一处岩棺葬,从悬棺中取出了巴式铜戈、铜钺和柳叶形青铜剑;在西陵峡秭归段出土了巴式矛、铜釜、柳叶形剑、虎钮钅享于、巴东段出土有巴人甬钟、钲、虎钮钅享于等。在西陵峡的中堡岛、朝天嘴等重要遗址中多有巴文化遗存,长期在三峡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王晓田先生指出:“商周时期,西陵峡曾是巴人的重要活动区域。”“经过对遗物的初步整理,西陵峡商周时期早期巴文化大体可分作三期……从陶器的发展演化规律看,早、中、晚三期的文化特征都十分明显,期别之间联系很紧密,基本上反映了早期巴文化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关于三期的年代问题……三期的年代基本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到殷墟文化前期阶段。”(3)已发现的巴人大型遗址和墓葬群主要集中在巫山以西地区。1997年发掘的巫山双堰塘遗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被认为是“分布范围广、埋藏面积大和出土文化遗物丰富多采的西周时期巴文化遗址,而且也是目前三峡库区内规模最大的、具重要学术意义的西周时期巴文化遗
址之一。”“以双堰塘遗址现知的聚落规模,出土遗物和文化断代情况观察,双堰塘遗址的聚落属性很可能与早期巴人活动的中心聚落有关。”(4)与它相距80公里的云阳李家坝遗址面积达5万平方米,是巴人的又一活动中心。在发掘遗址的同时,“还发现了40座以大中型为主的东周时期土坑墓,随葬陶器的基本组合为罐、豆、壶;铜兵器的基本组合为剑、矛、钺。虽然能观察到楚、越等文化因素,这批墓葬主要表现出鲜明的晚期巴文化特点。”(5)据《中国文物报》报导,2000至200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开县余家坝发现和发掘了120余座的大型墓葬群,其中绝大多数为战国时期巴人墓葬,出土有青铜器、陶器、漆器、玉器以及少量铁器、瓷器等各类文物583件。考古学家认为,余家坝是长江三峡地区一处极为重要的战国时期巴人墓地,它所反映的文化因素是复杂的,但更有特色鲜明的巴文化因素。涪陵小田溪墓群更是向人们撩开了巴王国的神秘面纱。1972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1～3号墓,1980年起发掘了4～9号墓,2002年在其周围又发现了13座墓葬。在1至3号墓中出土了铜器、玉器等多达193件,其中最著名的是14件套的错金铜编钟,“廿十六年”铭文戈;9号墓出土器物中,最具研究价值的是一支巴式柳叶剑,其纵部通体镀银,双刃锋利、色泽如新、在近茎处铸有巴蜀符号及一“王”字,反映剑主人的高贵身份;在12号墓中出土了象征墓主人王者身份的玉璧、玉佩和罕见的玉具剑。在众多随葬品上发现了刻划符号和几组复合图案,图案中“虎”字上有一条帆船,船的两侧是陡峭的山体,似是象征着巴人进入三峡的艰险历程。《巴志》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错金编钟、玉璧、玉佩、玉具剑等礼器的发现,表明涪陵小田溪墓群有可能为巴人王族陵墓,印证了史籍的记载。巴人文化遗址和墓葬群的分布成东西走向,反映了巴人的政治文化中心由峡东向峡西不断转移的过程。当然,逐渐向西转移的主要是巴人的统治集团和军队,普通的巴族民众大都留居在峡中,即使在秦人灭巴后也会有许多巴人回归三峡定居,如此便形成了“半巴”的民族格局。
楚人的大量入峡大约在战国中后期,是伴随着楚国对三峡巴地的军事占领步伐同时进行的。史载,战国后期楚国已将境西界推至现今渝东的涪陵,三峡地区尽皆属楚。军事占领之后便大量移民入峡,以便对经济资源(主要是盐泉)进行开发,使楚人在峡中居民的比例骤增。“半楚”的格局也因此形成。由于楚人在周代就已入居秭归并在这一带建立了夔子国,所以楚人在这里具有很大优势。考古发现也证实:从宜昌———秭归———巴东的西陵峡两岸所发掘出的古文化遗存,大多属于楚文化范畴。在巫峡以西所发掘的遗址和墓葬的文化因子来看,巴文化因素占多,但亦不乏楚文化因素,甚至许多墓葬也与活着的居民一样是“杂居”在一起的。如巫山跳石遗址的周代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器物,虽然有的明显可看出是巴人遗物,但“根据其总体特征分析,跳石遗址的周代遗存仍属楚文化的范畴,是楚文化沿峡江西渐的一处重要的文化据点。”(6)据《中国文物报》报导:在巫山大昌蓝家河发现一处楚墓群,已发掘的七座楚墓出土文物都以楚文化为主;在巴东西氵襄口发现的古墓群中有两座战国墓,一为典型的楚文化墓葬,一为巴文化墓葬;在忠县崖脚遗址发现战国墓葬27座,其中楚墓8座,巴人墓12座,巴、楚墓葬“杂葬”一如民族杂居。现代考古发现表明:自奉节上溯至云阳、开县、丰都、涪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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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在沿江两岸所发现的战国中晚期墓葬中,或有楚人遗下的器物,或完全属于楚墓,可明显看出楚人步步西进的履印。楚人沿江西上节节攻占巴人疆土,无疑是造成“江州以东,其人半楚”民族格局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楚人是从巴人手里夺得长江三峡的半壁江山的。
巴楚关系:从比邻、盟友到仇敌
曹植诗:“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王勃诗:“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比邻即是近邻,两位诗人诗中的“比邻”是超越地理距离而在情感上十分贴近。巴人与楚人,巴国与楚国,则是名符其实的比邻。据古文献记载,远在商周时代,他们聚居地和活动的地域都十分邻近,几乎就在同一个经纬线上。
巴人早在殷商时代就以“巴方”(即方国)之名出现在甲骨文中,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墓中出土的甲骨文,有多处武丁令女将妇好征伐巴方的记载。董其祥先生对此时巴方的地望作了多方考证,他指出:“巴方,据唐三释,谓其地在西南,并说武丁之世,西连巴蜀,顾颉刚《中国历史地图集》置巴于汉水、丹江之间,楚、邓之南,可从。”“殷周之际,巴人活动中心应在江汉之间,与楚(今河南淅川县)、邓(今河南邓县)接壤,故武丁用兵江汉,首及巴方。”(7)关于、巴楚所处的地理方位,史籍中多有明确记载,《左传?昭公九年》载称:“自武王克商以来,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巴、濮杂居,巴与楚之间仅隔着濮地,但据《史记楚世家》载:“楚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这说明早在楚武王(公元前8世纪)时代,楚人已取得濮地而与巴地毗连。因巴楚都活动在江汉流域,而又同事周王朝,所以周人才连称其为“吾南土也”。《诗经?商颂?殷武》曰:“挞被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诗中的“南乡”与“南土”的地理方位相同,即是江汉平原一带,秦汉时的南阳郡、南郡皆属其范畴。研究楚史的学者多认为:楚人在商末周初的活动中心应在丹水之阳的丹阳(即今河南淅川)。《左传?昭公十二年》曾记载楚灵王时右尹子革关于楚先王创业的一段回忆:“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可知楚族先民最初艰苦创业在荆山地区,后来势力日益扩展至整个江汉平原。《史记?楚世家》载述了这个发展过程:“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当周夷王之时……熊渠甚得江汉民和,乃兴兵伐庸……”熊渠立其三子为“三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此时的巴人仍为楚之近邻而活动在江汉地区,他们与楚人联合伐庸一事可以佐证。“庸”为春秋时古国,其地在今鄂西北之竹山房县一带。楚庄王三年(公元前611年),楚人联合巴人、秦人灭庸。《左传》载:“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这说明巴人的聚居地当距竹山不远。《左传》还有几则记载可证巴、楚在地理上为近邻,如巴子欲与邓国结好而告于楚;巴、楚联军攻鄾国,楚武王克权(国),巴人因之以伐楚等。据考,邓国在今湖北襄阳市西北的邓城遗址;鄾国在今襄阳市西北邓城遗址以南的汉水北岸;权国在今湖北荆门、当阳一带。这些小国皆在巴、楚周围,疆土相连,难免因利益纷争而发生冲突,史籍所载仅是其主要事件而已。
巴、楚两国的关系史源远流长、错综复杂、彼此消长、互为友敌,最终皆为强秦所灭。若从巴楚和好联合击败邓、鄾算起至秦灭巴蜀,两国交往的历史长达600余年,这在古代各民族关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限于古籍中有关两国关系载述不
全(尤其是战国时期巴人离开江汉平原之后,史籍少有巴人记载),现仅就巴、楚间从近邻到盟友、直至仇敌的漫长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事件,探讨巴人与楚人曲折多变的关系史。
据湖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楚国编年资料》(内部版本)载:“公元前703年,武王38年,巴楚和好,斗廉败邓、鄾。”此为巴、楚友好结盟之始。编年资料来源于《左传?桓公九年》的记载(为方便读者理解,采用《白话左传》译文):“巴子派特使韩服,请求楚国帮助巴国跟邓国敦睦邦交。于是楚武王就派楚大夫道朔陪同韩服到邓国。不料邓国南疆的鄾人竟袭击他们,抢去他们随身携带的布帛,并杀死道朔和韩服。楚武王派人去遣责,但邓国不肯认错。同年夏天,楚国派大夫斗廉率楚军与巴军围攻鄾人,邓国便派兵救援鄾人,追击巴楚联军。楚、巴联军对邓军展开夹攻,结果邓军大败、鄾人也在深夜溃散。”巴、邓皆为楚邻国,楚国先应巴国的请求派特使到邓国作亲善外交,后又派兵与巴联手大败邓、鄾,此时巴楚关系之亲密可以想见。楚与巴友好的主要原因,一是楚人正在扩张势力,要借助巴人的支持消灭周边的小国;二是在力量对比上尚不足同强巴抗衡。但是随着楚人的不断扩张,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不断加剧。于是,在巴、楚和好了二十多年之后,便爆发了相互间的第一场战争。据《左传?庄公十八年?十九年》载:“早年楚武王征服权国后,就派大夫斗缗去统治,不料斗缗利用权国叛楚,楚王围而杀之,然后将权迁至那处(在今湖北荆门市境),另派大夫阎敖去统治。楚文王即位后,楚又联合巴去讨伐申国(与邓国相邻),因楚军惊扰了巴师,导致巴军叛楚而攻打楚地那处,最后进迫到楚国都门;第二年春,楚文王抵御巴军再战大败于津(其地在江陵之西)。巴军能够深入楚国腹地,直至逼近楚之国都,可见此时巴人的力量相当强大,足以同楚人抗衡。
自始巴楚关系出现了转折,面对楚国日益扩张强大的形势,巴人似不甘作楚国附庸,而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即在利益一致时便联合对敌;当利益受到侵害时便反目为仇。巴、楚在江汉地区的最后一次联合发生在公元前611年。《楚国纪年大事记》载:“庄王三年,楚大饥。庸帅群蛮叛楚。秦、巴从楚,楚灭庸。”楚人联合秦人、巴人灭庸国事,《左传?文公十六年》有详载。巴人这次其所以从楚灭庸,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驱使。《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而分其地,巴得鱼邑。”古庸国在鄂西北之今竹山、房县一带,与陕南、渝东交界,鱼邑地在现今三峡中的奉节县。巴人参加灭庸的目的可能在于分亨庸地,在得到鱼邑之后,便打通了从江汉平原通往渝东的一条通道;为日后西迁至长江三峡建都立国奠定了基础。这可能是巴、楚关系最好的时期,从史籍记载来看,自巴伐楚地那处之后,百余年未见有相互征伐的记载。
纵观春秋之世的巴、楚关系,互为近邻的两国间多为和睦相处,少有战争冲突。巴、楚关系亲密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巴、楚两族世代通婚的传统不断延续与发展。据文献记载,巴、楚公室联姻始于公元前607年,即巴人从楚灭庸之后。《左传?宣公四年》载:“初,若敖娶于郧,生斗伯比。若敖率,从其母畜于郧,淫于郧子之女,生子文焉。郧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郧子母,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学者们认为巴人崇虎,呼虎为‘於菟’,“若敖(楚王)娶于郧”即是巴、楚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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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郧地崇虎之俗盛行,可能同巴人聚居于此有关。《华阳国志?巴志》载:“楚共王立,纳巴姬,巴亦称王。”楚共王娶巴女为爱姬之事,见于《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共王无冢嫡(无嫡生长子)。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神:‘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壁见于群望曰:‘当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壁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拜。”这段记载的大意是说:楚共王要在五位宠子择立一人为太子,祈神决之,但共王却与巴姬密埋玉壁在庙庭,让王子的手触摸到王壁而立为太子,使他继位成为后来的楚平王。巴姬及其子在楚国得宠,反映了巴、楚两族关系之亲密。
楚国的日益强大自然会逐渐威胁到邻国巴国的利益,于是,在公元前477年在巴楚交界的敏感地区———鄾地,再次燃起了浓烈的战火,据《左传?哀公十八年》载称:“巴人伐楚,围鄾。”这次战争的起因不详,但很可能与以前两国在鄾地的利益纷争有关。这次战争中由于楚国任用了三名大将,而彻底击败了巴军。这也是春秋末年巴人与楚人在江汉地区因利益冲突而发生的最后一次战争,巴人自此而一蹶不振,巴、楚关系自此而日益恶化。
长江三峡:巴楚数相攻伐之历史见证
进入战国时代,巴人为强楚所逼,已将其活动中心转移至长江三峡和川东地区,并建都于江州(今重庆)。《巴志》载:“战国时……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巴国强盛时“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此时的巴国疆域,除西与蜀国相连,其北、东、南三面皆与楚地接壤,巴、楚仍为近邻,仍为相互对峙、势不两立之势,只不过斗争的焦点从江汉平原转移至长江三峡地区。长江三峡丰富的盐泉、丹砂等矿产资源,成为巴、楚双方武力争夺之要地。
战国初期,楚人的势力范围仅至于巫山、秭归以东地区,整个三峡地域基本上都属于巴国疆土,甚至三峡南岸的清江流域也在巴人的控制之中。此时,还是江州巴子国的强盛时期,他们还有很强的军事力量,可以主动进攻楚国。公元前377年攻占楚地兹方就是最好的证明。《史记?楚世家》载:“(楚)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拒之。”“蜀伐楚”之说,学者颇多争议。有学者认为:“蜀距楚甚远,且中隔巴国,无由越巴以伐楚,是则‘蜀’字应是;‘巴’字之误。”(8)也有认为是巴蜀联军,“由于春秋后期蜀的统治者已经是巴族,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两国采取联合行动,是完全可能的。在没有更多证据出现以前,似乎还不能武断为《史记》的错误。”
(9)笔者窃以为:无论是‘蜀’为‘巴’之误也好,蜀、巴联合行动也好,巴军参加了攻占楚地兹方是肯定无疑的。古籍中有关记载可证此说,《太平寰宇记》卷146《松滋县》载云:“《左传》巴人伐楚荆。《荆南记》云:“巴人后遁而归,因有巴复村在山北。”松滋县有‘巴复村’便是此次巴人伐兹方留下的遗迹。据《史记正义》引《古今地名》云:“荆州松滋县,古鸠兹也,即兹方也。”松滋县在长江南岸,与宜都接壤,为楚国郢都西南之门户,巴人从三峡出兵征伐兹方,必经清江流域之长阳、宜都两地,这说明清江流域此时为巴人所控制。“楚为捍关以拒之”,则证明当时楚国尚处于防御阶段,还未举兵西进三峡。但巴国自松滋之战后已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在力量对比上巴消
楚长,在强楚的不断向西进逼下节节败退,还由于国内发生动乱而求救于楚国。《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了这一事件:“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籍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王叹曰:‘使吾国得臣有巴蔓子,用城为何?’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
“周元季世”未点明年代,有学者推测为楚成王时期,即巴伐滋方之后。《明统一志》载称:“楚葬其头于荆门山之阳,巴国葬其身于清江县西北都亭。”荆门山在今宜昌市西数十里之长江南岸,与北岸之虎牙山相对峙;清江县在今恩施自治州境内,可见此时巴、楚两国的疆土,仍以长阳县设的捍关为界。
关于巴、楚两国在三峡地区的争夺战,先秦文献中少有记载,唯有我国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巴志》对此作了珍贵的追述:“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捍关、阳关及沔关。”这寥寥数语,言简意深,内涵极其丰富,而且多为人们所忽视。笔者认为:《巴志》的这段记载向我们透露了巴、楚两国在三峡地区相互攻伐的重要信息,并尝试从两个方面作些解读。
其一、
“巴、楚数相攻伐”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巴、楚双方互有进攻,初期以巴攻楚为主(如巴人伐兹方),其后则转入楚国的大举进攻。而巴人在顽强抵抗中逐步从三峡撤退,直至最后楚国攻占到巴国别都枳(涪陵)为止;二是双方作战的次数甚多,小型战争连续不断,大规模的战争应在数次以上。除公元前377年巴蜀联军伐楚之外,史籍中也有楚军大举西进攻占巴地巴城的记载。《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元年(即公元前361年、楚宣王九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史记?秦本经?正义》:“楚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也。”古汉中郡在南和黔中地区皆是巴国之地,这说明楚国通过军队进攻,早在公元前361年即占领了本属于巴国领土的巫郡、汉中郡、黔中郡。楚威王时(公元前339-329),楚军挥师西进,很快攻占了巴王陵的所在地枳,进而夺得巴国都江州及嘉陵江一带巴地。《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乔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益部耆旧传》载:“昔楚威王灭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皆可证明楚威王时便全部占领了巴国在三峡地区之疆土。三是巴、楚之间在三峡的争夺战延续时间很长,若从公元前377年巴蜀伐楚算起,至楚威王“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为止,其时间跨度也在40年以上。可以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极其艰苦、惨烈的战争。现代考古发掘的三峡地区的战国时代墓葬,从西陵峡口一直延伸到涪陵的沿江两岸,几乎所有巴人墓葬中都出土有铜戈、铜矛、铜柳叶剑等兵器,将士墓如此,平民墓也是如此,这说明巴人为抗击楚国的进攻,似已达到了“全民皆兵”的地步。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奉节营盘包墓地(这里显然是古兵营地)发掘有战国巴人墓,报告说:“战国墓(M5)随葬有戈、矛、剑……无其他容器出土,显示了巴人重兵器轻容器的习尚。”殊不知这种习尚正是同楚国长期残酷的战争造成的。在万州中坝子和开县余家坝等战国巴人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均将兵器放于墓主人右侧”或“右手部”的“习俗”,其实这也并非“习俗”,只不过可断定死者生前为巴军将士,死后也不愿放下武器。巫山以西的战国楚墓,所葬多为楚国西征阵亡之将士。在距重庆60公里的四川巴县冬笋坝战国楚墓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随葬的铜兵器“剑在墓中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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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锋皆西指。”“两柄剑似由巴式剑改装的”,“此式剑一般称作楚式剑。”这种现象可理解为楚军将缴获的巴式剑改成楚式剑,墓主人“剑锋西指”,象征着楚国将士阵亡后仍念念不忘向西进军伐巴的使命。据报载:山东大学考古队在开县渠口镇余家坝进行抢救发掘时,一个月内在5550平方米范围内发掘出战国士兵墓葬50余座。墓中随葬物250多件,除少量陶、玉器外,皆是戈、矛、剑等青铜兵器。专家初步断定:这是战国士兵的墓葬群,为一场大型战争所留。此墓葬群在全国也属于罕见的特大战国墓葬群。记者以《战国士兵携械走出墓群》为题作出报导。足见巴楚数相攻伐之惨烈。
其二。“故置捍关、阳关及沔关”的前提是“巴、楚数相攻伐”。《说文解字》释关曰:“以木横持门户也。”关,即是门闩。这里的“关”是关防之意,即在两国交界的险隘之处设兵防守。三关的设立,标志着巴、楚两国关系的恶化而进入敌对状态。古今注家和研究巴史的学者多注重“三关”所设立的地点以及何关为楚置、巴置之争,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关于“三关”之称,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后汉书?公孙述传》及《岑彭传》李贡注两引《华阳国志》云;‘巴、楚相攻,故置江关。’疑本文原作‘江关’,后人因‘江关’‘捍关’常混称,故改为‘捍关’。”巴、楚相攻伐的主战场皆在长江中上游的三峡一线,故关防皆设在峡江的险要之处,统称为‘江关’是可能和可信的。捍关(江关)、阳关、沔关所设的具体地点,历代注家众说纷纭、未有定论。笔者对各说予以综合分析,对《华阳国志》所载“三关”之内涵有两点新的解读。
1、
《华阳国志?巴志》所载之捍关、阳关、沔关,为战国时期巴、楚两国相互攻伐时所置(汉以后各代在三峡中所设之关不在此列)。设关的主要目的在于防守对方的军事进攻。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拒之。”可知最早设置扞关的是楚国。楚扞关的具体位置,《后汉书》、
《通典》皆载在“峡州巴山县(今长阳县)西”,《太平寰宇记》卷147《长阳县》:“废巴山县在县南七十里,本亻艮山县地,即古扞关,楚肃王拒蜀之处。”照此推断,楚之扞关当在长江南岸松滋以上江段,今经长阳的318国道临江的要津之处。阳关与沔关设置时间晚于捍关,应在楚从防守阶段(巴伐兹方时期)转入向巴大举进攻之后,巴国为防御楚军进攻而置,并非楚置。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云:“沔关疑即《水经注?江水》之‘弱关’,‘弱关在建平秭归界’,‘弱’当是‘沔’之误。”有注家认为沔关在沔水,可能有望文生义之嫌,与巴楚在长江三峡的战争形势不符。阳关的地点大致在今涪陵至长寿县之间,《水经注?江水》:“(江水)又东到枳县西……又东经阳关巴子梁,江之两岸犹有梁处,巴之三关,斯为一也。”这里所说的‘巴之三关’是因为巴也有一个扞关,刘琳认为“扞关当是指鱼复(奉节)江关”。
2、长江三峡沿线多处关防的设置,是巴楚双方长期军事抗争之需要,也是双方军事力量彼此消长的历史见证。公元前377年之前,巴楚关系尚未彻底破裂,双方力量尚处相持阶段。此后楚国力军力日益强大而向西扩张,楚军大举循江西进,迫使巴国全面防守,沿途设防,这就是造成巫山以上多处有江关的主要原因。我们大可不必考证某江关究竟设在何处?因为巴之三关是不断移动的。从古籍记载可知,在三峡境内下起鱼复(奉节)、上至涪州永安(长寿),皆有巴国设置的江关。巴国关防的不断西移,正反映了楚军沿江而上步步向西逼进、直至攻占巴国国都的战争履印。
巴、楚在三峡的争夺战没有胜利者。虽然唐代《十道志》、宋代《太平寰宇记》等史籍有“楚子灭巴”之说,但这可能是指楚占领巴国都而言。巴国是在迁都阆中之后,于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即《巴志》所载:秦大夫张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史称“楚得枳而国亡”。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等遂破楚国,以其地置楚郡。从此,“半巴半楚”的三峡之地尽皆属秦。
巴楚文化:巴楚杂交的三峡文化奇葩
“巴楚文化”这一地域文化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古巴楚杂居之地———宜昌的一批文化人首先提出的,笔者是始作俑者之一。始初,反对者颇多,籍以为前有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之称,而未见有巴楚文化之说。尔后,彭万廷先生等筹划了多次大型学术研讨,并先后推出了《巴楚文化研究》、
《巴楚文化源流》两部著作,尤其是著名楚史学家张正明先生和一大批著名学者参加学术研究及撰写论文、使巴楚文化之名得以确立并得到学术界之公认。文化地理学家认为,一个地域文化的形成主要因素有二: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结构。在长江三峡这个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其社会结构(国家与民族)自春秋以来(尤其是战国时期)主要表现为“半巴半楚”,即巴楚两族长期杂居在三峡一带、巴楚两国曾共同占有三峡地域。因此,三峡地域文化的性质和形态应是双元的组合———巴楚文化。过去一些学者多认为三峡地区属巴蜀文化区,但随着现代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深入,这一传统观念正逐步改变。有学者认为:“传统的史学观点普遍认为巴蜀应属同一文化,没有区别。事实上,巴蜀文化渊源不同,实质内涵各异。”(10)考古学家通过对三峡考古成果的研究,对“关于巴文化与楚文化在三峡地区的相互关系和进退消长,也有了更多的认识。”著名考古学家徐光翼先生指出:“1942年提出了巴蜀文化的命名,并得以沿用……由东进入三峡地区的楚文化,和由西进入三峡地区的秦文化,这类遗址的发现,对研究巴楚关系,巴秦关系有重要意义。过去由于受统称的巴蜀文化的影响,对巴蜀之间看其共性较多,而对其各自特点研究较少,这也是值得今后注意的。”(11)
巴楚文化的提出看似新鲜,实则是一个古老的客观存在。首先,“巴楚”连称,古已有之。三国?张辑撰《广雅》:“荆(楚)巴间采(茶)叶作饼”,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巴陵楚之世有三峡”,刘宋?庾仲雍《荆州记》:“巴楚有明月峡、广德峡、东突峡,今谓之巫峡、秭归峡、归乡峡。”晋?常琚《华阳国志?巴志》:“其郡东枳有明月峡、广德峡,故巴亦有三峡。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究其涵义,皆因巴、楚割据三峡地域,故以“巴楚”作三峡地区之代称。由此可见,巴楚文化的产生有着深密的地理和历史渊源,巴楚两国一衣带水,长期互为近邻,时而友好结盟、时而相互争伐,漫长的交往、通婚、文化交流之历史,必然彼此渗透、相互融合而杂交出一种复合型的地域文化———巴楚文化。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一种历史性兼地域性文化”(12),也颇为符合实质。张正明先生认为:“巴楚交错地段的文化格局就是由巴文化与楚文化的互动而构成的。”他对巴楚文化也作了这样的界定:“巴楚文化只能理解为在某个特定的时空框架中,既有巴文化,也有楚文化,彼此交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此中有彼,彼中有此。”(13)笔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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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此说是审慎的,也是很科学的。
21世纪以来,关于巴楚文化的探讨与研究,在古代巴楚交错之地蓬勃兴起,已有多种论著相继发表和出版,见仁见智,各家各说不尽相同,对推动三峡古文化的研究大有裨益。依笔者之拙见:所谓巴楚文化,乃是形成于三峡地域的传统文化,是古代巴、楚两族人民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主要是三峡地区)、特定的历史时期(主要为战国时期)共同创造的宝贵的三峡文化遗产。巴楚文化之内涵广博深厚,形式丰富多采,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即“1、表现为有形的可见其实体的物质文化;2、人民口头和民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下面,我们结合现代三峡考古新发现和三峡民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的性质等实际情况,尝试作一些初步地探讨。
(1)具有巴楚文化特色的物质文化,主要为现代三峡考古大发掘中出土的器物(陶器、玉器、漆木器、青铜兵器等)。墓葬以及文化遗存,遗址等。
陶器。三峡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商周、战国时代的陶器,常常是巴、楚两种文化的因素共存于同一文化遗存中。奉节老关庙遗址上层遗物中清理出一批陶器,考古工作者根据其特点分作甲、乙、丙三组,并对文化因素予以分析,认为甲组“这类遗存与古代巴人文化存在一定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可纳入早期巴蜀文化的范畴”;“乙组可视其两周时期的楚文化遗存”;丙组“陶器仍以‘楚式鬲’为基本器形…….性质上仍可划入楚文化的范畴……..表明在瞿塘峡以西地区同样存在着楚和巴蜀两种文化因素。”(14)1997年发掘的巴东茅寨子湾遗址的商周遗存中,同样出现了巴楚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发掘报告指出:“陶器(片)等内涵很有特点,大致包含了二类文化因素。以夹砂绳纹高领罐、束领罐、瘦高圈足的灯形器、小底(尖底)的缽等为代表的一组因素………应属于商周时期长江上游巴蜀文化特点……以浅足窝的绳纹鬲、柱足、锥足的绳纹鼎等为代表的一组因素,与东周时期长江中游楚文化一致……体现了先秦时期峡江东部地区巴、楚两个民族文化的交替发展与变迁溶合。”(15)
漆木器。20世纪以来在江陵等地楚墓中出土的“虎座凤架鼓”,不仅是一种形式奇特的乐器,它所反映的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一只凤鸟昂首展翅,站立在色彩斑斓、匍匐于地的老虎背上。有学者认为这表示“凤虎相斗”,象征着楚人(凤)对巴人(虎)的征服。近有学者对此作了新的解读:“可以感受到楚文化是立足于巴文化基础上兴盛起来的寓意。至少,它形象地反映了巴楚文化的交融性,同时说明了崇虎成为巴人楚民共同的文化事象。”(16)此说极有见地。无论从形式和内涵来看,“虎座凤架鼓”都是巴楚两族图腾文化的完美结合,是典型的巴楚文化器物。
青铜器。巴人与楚人在青铜器(兵器、礼器)的制作上相互仿效而表现出似巴似楚的现象,也为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所证实。据考古发掘报告,开县余家坝战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的种类、形制特征大体一致或相似,如均以巴文化特点的器物为主,并存在着浓厚的楚文化的文化因素。”奉节营盘包墓葬“随葬的剑是楚式的,而戈是巴式的,反映了楚文化的东进和巴楚文化的交融的情况。”涪陵小田溪1号墓出土了一套15件青铜器编钟,谭维四先生对其进行了分析研究,他指出:“1件为巴式,14件为楚式,是巴楚共存。而且钟架的建造亦如此,木质笋虚为楚钟所常见,青铜笋套以浮雕巴虎装饰
……其整钟可以说是融巴楚文化于一体而构成。因此我将它名之为“巴楚编钟”,堪称巴楚文化混融的结晶。(17)
墓葬。在墓葬形制上也是巴中有楚,楚中有巴。如云阳李家坝东周时期的墓葬,发掘报告说:“虽然这批墓葬的基本文化性质是属于巴蜀文化,但仍包含有较多的其它文化因素,其中以来自东边的楚文化因素为多。”“在墓葬的形制方面也可见到楚文化的强烈影响。例如,拼合式的木质板式葬具以及葬具下面横置垫木的习俗……在少数的墓葬中,楚文化的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18)
三峡地区巴楚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峡民口头和民间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亦称无形文化)遗产。这部分属于巴楚文化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广泛多样,内涵丰富深厚,它包括宗教信仰、社会风俗、生产、生活习俗、婚丧习俗、节庆活动、礼仪交往,以及歌曲、舞蹈、戏剧等民间文艺等诸多方面。限于篇幅,本文仅择其重点作一些简要的介绍与分析。
图腾崇拜、神灵信仰。相传巴人起源于清江巴氏廪君族,但其根可能源出巫山。《世本?姓氏篇》载:“廪君之先,故出巫诞,”这说明巴人系巫山“十巫”中的一支。巫巴山地是古代巫文化的发祥之地,夏商以来巫咸等著名巫师皆出于此,巴人的巫教信仰源远流长。楚人崇巫、楚地巫风之昌盛,显然是受巴人巫术信仰的强烈影响。《国语?楚语》云:“在男曰觋,在女曰巫。”王逸《楚辞章句》:“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有研究楚辞的学者考证:屈原所作的《九歌》源于巴人原始的祀神乐曲。《九歌》祭祀的主神《东皇太一》即是日神、太阳神。楚人奉祝融为始视,祝融为“火正”,象征着天上的火球太阳;《山海经》载,巴人祖先为太皞氏(伏義),亦即太阳神。在三峡库区巴东雷家坪遗址、中堡岛遗址中都出土了罕见的太阳纹陶片,秭归东门头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太阳人”石像,这表明巴人楚人皆崇拜太阳。《山鬼》即山神,是巴人崇拜的女神“巫山神女”的化身。日神、山神、司命神等皆是巴、楚两族共祀之神,可以说,《九歌》乃是巴楚文化相互融合之结晶。《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廪君巴人以白虎为图腾崇拜,虎既是祭祀之神,亦是保护神,考古出土的巴人青铜兵器上特殊的虎纹以及虎纽钅享于等,便是巴人图腾之象征。崇虎虽为巴俗,但也渗透入楚文化之中,楚丝绸上绣织的“凤龙虎戏斗”图、漆木器虎头“辟邪”、“虎座飞鸟”等,也是崇虎文化之反映。至今仍在三峡地区广泛流传的丧事活动“跳丧鼓舞”,明显是虎图腾文化之传承。“跳丧”的整体舞蹈语言全部是模仿老虎的各种动作,足如虎步虎跳,手似虎伸双爪,其动作更有以“虎仰头”“虎甩尾”、“猛虎下山”为名,可见巴人的虎图腾信仰,已深深融入巴楚民间风俗之中。
民间歌舞。《华阳国志?巴志》载:巴人曾参加“周武王伐纣……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巴民族自古擅长歌舞,而且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与魅力。秦、汉之际,巴人歌舞再现威风,《通典》载:“《巴渝舞》”者,汉高帝自蜀汉将定三秦,阆中范因率宗
贝人以从帝,为前锋,号‘板楯蛮’(巴人的一个分支),勇
而善斗。及定三秦,封因为阆中侯,复宗
贝人七姓,其俗善舞,高帝乐其猛锐,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以为有名,故曰《巴渝曲》……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使王粲改创其调。晋及江左皆制其辞”。我们知道,汉文化主要是在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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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在巴人歌舞汉化之前,它已经楚化了。巴人无文字,“其辞既古”必是楚人所改制的结果。
巴、楚之间的文化交流以民间歌舞为先导。史称楚地之音乐为‘南音’、
‘南风’,而始作‘南音’者为涂山氏之女,涂山在今重庆之南岸,为古之巴地。巴歌对楚音乐发展的影响深远而广泛,在战国时期,巴歌《下里巴人》就在楚国郢都广泛流传,深受楚国人民大众之喜爱。宋玉《对楚王问》对此有生动地描述: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
《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
《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共为《阳春》、
《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共和弥寡。”
宋玉的这段叙述,再现了当时巴楚文化交流的真实场景,它向我们透露了十分珍贵的历史信息:“客有歌于郢中者”,无疑是指巴人歌手作客于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郢都,或是相互联欢,或是街头卖艺;在歌唱《下里巴人》这类歌曲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这说明巴歌通俗易懂,早在楚民间广为传唱。当时楚郢都的人口多少无法考查,但即使是在现代这数千人和唱的规模亦可谓盛大。据闻一多先生考证:“《下里》当即《蒿里》之由。《蒿里》,死人里也。”可知《下里》即是丧歌,亦即巴人祭祀其精魂化为白虎的视先廪君时所唱的《丧鼓歌》。正因为在巴楚民间有如此深固广泛的基础,方能历经数千年而传承至今。
古代巴楚两族共同聚居的三峡地区,是中国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宝库。《山海经》中诸多的神话传说源出此地;屈原的《楚辞》从内容到形式多取材于三峡民间,《九歌》源于民间祀神乐曲;《天问》的问话体采自古歌《盘天歌》;在神农架地区流传的创世史诗《黑暗传》最早的唱本出自西陵峡新滩,《黑暗传》中就有大量的问话体。现代在三峡地区仍广泛流传的《五句子》歌,形式独特,艺术性极高。唐代诗人刘禹锡贬任夔州刺史时,将巴歌改创作《竹枝洞》,使其推陈出新、大放异采。据笔者之推测,《竹枝词》很可能源于巴人民歌《五句子歌》,只不过唐诗盛行四句体,刘禹锡将其最后一句割爱罢了。生活在三峡地区的巴楚先民们,还创造了许许多多富有传奇色彩和哲理寓意的传说、故事,数千年来经过一代代人口头传承至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中国民间故事家刘德培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的中国故事家刘德芳,都出生在三峡地区,这决非巧合,这片巴楚文化沃土抚育了本土文化的传承者。
生物学家称生物体相互交配或结合而产生杂种的过程为“杂交”。而杂交形式又分为人工控制的‘人工杂交’和‘天然杂交’。从这种意义上讲,巴文化与楚文化在特定的时空内相融为一体,当属于天然的杂交文化。由于巴楚两族自春秋之世便互为邻里,战国时代又长期角逐于三峡地区,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彼此间不断渗透、吸收、混合,使文化基因在遗传中发生变异,于是形成巴中有楚、楚中有巴、亦巴亦楚、似楚似巴的一种杂交型文化———巴楚文化。(全文完)
注释:
(1)《斯大林全集》第2卷294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2)袁珂《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
(3)王晓田:《长江三峡出土文物图集?长江西陵峡先秦文化概述》科学出版社1997年
(4)《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载《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
(5)王川平,刘豫川:《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前言》
(6)《巫山跳石遗址发掘报告》同上
(7)董其祥:《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1983年
(8)郑文:《巴楚关系刍议》载《西北师大学报》1998年11期
(9)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1998年12月
(10)王元林:《浅议巴蜀文化的地域差异》载《陕西师大学报》2000年4期
(11)徐光冀:《三峡文物抢救纪实?前言》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0月
(12)(16)秦永章:《江河头话‘於菟’》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1期
(13)张正明:《巴楚文化源流》之《绪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
(14)《三峡考古之发现?奉节老关庙遗址发掘报告》湖北科技出版社1998年
(15)《巴东茅寨子遗址发掘报告》同上
(17)谭维四:《巴楚文化初论》载《巴楚文化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年5月
(18)《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发掘报告》载《重庆库区发掘报告集》
本文参考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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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考古之发现》;2、《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3、《巴楚文化源流》;4、
《巴楚关系刍议》;5、
《永不失落的文明———三峡文物抢救纪实》□(编辑:张立先)
收稿日期:2004-12-26
作者简介:刘不朽,宜昌市文联。
《三峡探奥》结束语
著名作家刘不朽先生在本刊开辟的《三峡探奥》专栏,一直是本刊的一道亮丽风景。本刊自1999年始在“移民综合版”连载,迄今陆续发表46篇。刘先生年逾七旬,几年来为撰写《三峡探奥》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三峡是人类文明的富矿,刘先生的探索极其可贵且成果丰硕,《三峡探奥》令广大读者惊喜的同时,刘先生肯定也会感到欣慰吧。
衷心感谢刘先生对本刊的厚爱和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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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先进军事文化提高我军作战能力 先进军事文化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本文着重分析了先进军事文化对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作用和实现的途径，研究了把握先进军事文化的特点与规律，充分发挥先进军事文化的功能和作用，提高部队官兵的整体素质，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等问题。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先进军事文化是先进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先进军事文化在现代军事实践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影响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研究和把握先进军事文化对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作用和实现途径，对我军在新世纪实现江主席提出的科技强军、质量建军的战略目标，提高部队官兵的整体素质，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对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保证人民军队建设的性质、方向与宗旨，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上 军事文化指人们在军事实践中创造的精神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军队战斗力是指军队在一定条件下担负作战任务的实际能力。军事文化与军队战斗力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军队战斗力是军事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制约和影响着军事文化的发展；军事文化是军事实践活动的生动反映，如同人的灵魂与血脉，直接渗透和影响各项军事活动，对提高军队建设的质量，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区别一支军队的性质，最根本的是看这支军队服从于哪个阶级政党的领导，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先进文化是人类进步的结晶，是顺应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人类发展方向，为人类进步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先进社会文化的核心，它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人民军队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引入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开创了中国先进军事文化的新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全心全意地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唯一宗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是我军的前进方向。这是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内涵。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我们都始终坚持“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以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保持正确的军队建设方向。 通观中国和世界的军事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反映这个时代特色的军事文化。先进的军事文化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激励广大官兵昂扬向上、团结奋战。我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增强凝聚力、提高战斗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靠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军事思想武装官兵头脑，人民军队才能在极其困难和艰苦的战争条件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形成了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的强大力量，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才能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军事实践中，同心同德，再立新功，成为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面对国际战略格局的调整和新军事革命挑战，先进军事文化有其新的时代特色。以
信息化战争对军事人才的素质要求及培养途径 发表时间：2018-05-25T16:14:36.650Z 来源：《知识-力量》2018年4月上作者：曹雷[导读] 随着当今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战争的概念被提出后，一系列的新技术的开发也受到了众多研究者重视，同样作为军事体系内重要的组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211131） 摘要：随着当今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战争的概念被提出后，一系列的新技术的开发也受到了众多研究者重视，同样作为军事体系内重要的组成，在此大背景下对军事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在技术本领、心理素质、思想政治追求这三个方面深入探讨了信息化战争对军事人才的素质要求及培养途径，为日后培养出适应当今信息化战争的军事人才提供思路和方法。关键词：信息化战争；军事人才；素质；培养 自史前时代以来，战争一直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预计它们将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由于社会，技术，经济，环境，政治和价值文化的转变，战争的形态，特点和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巨大变化。军方对战争特征变化的反应一直是通过“技术驱动”和“概念驱动”方式实现的。有些时候，新技术使得军队能够开发新的战争概念；同时，也需要新概念的提出，开发新技术的时代。 而随着当今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战争的概念被提出后，一系列的新技术的开发也受到了众多研究者重视，同样作为军事体系内重要的组成，在此大背景下对军事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本文将深入探讨信息化战争对军事人才的素质要求及培养途径，为日后培养出适应当今信息化战争的军事人才提供思路和方法。 一、信息化战争 信息战是一个涉及战场使用和管理信息和通信技术以追求对手竞争优势的概念。信息战可能涉及收集战术信息，保证自己的信息是有效的，传播宣传或虚假信息，使敌人和公众失去信心或操纵，破坏反对力量信息的质量和拒绝信息收集反对力量的机会。信息战与心理战密切相关。 美国的军事焦点往往倾向于技术，因此往往会延伸到电子战，网络战，信息保障和计算机网络作战，攻击和防御等领域。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都使用更为广泛的“信息操作”术语，虽然它利用技术，但重点关注信息使用中更多涉及人的方面，其中包括许多其他方面的社交网络分析，决策分析和指挥和控制的人类方面。美国空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拥有信息战中队。 由于美国空军经常冒着飞机和机组人员攻击战略敌方通信目标的风险，因此使用软件和其他手段远程禁用这些目标可以提供更安全的选择。另外，以电子方式禁用这种网络（而不是爆炸性地）也可以在敌方领土被占领后快速重新启用它们。同样，反信息战部队也被用来拒绝敌人的这种能力。在海湾战争中，这些技术的首次应用被用来对付伊拉克的通讯网络。 在海湾战争期间，荷兰黑客窃取了美国国防部电脑中有关美国军队调动的信息，并试图将其销售给伊拉克人，伊拉克人认为这是一个骗局并拒绝了。1999年1月，美国空中情报计算机遭到了一次协调攻击（月光迷宫），其中一部分来自俄罗斯大型机。这不能被确认为俄罗斯网络攻击，原因是网络身份不能作为真实世界身份的证明。本质上，信息战不是信息技术。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信息战在当今现代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重视培养适用于信息战的军事人才。 二、信息战对军事人才的素质要求 （一）过硬的技术本领 首先，作为现代化军事战争人才，必须精通计算机的使用。信息化战争数字化程度高、专业性强 ,要求人才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没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就没有开放性思维，思维敏捷，手段灵活，甚至武器都不会操作和使用。目前，军事领域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不同于过去，这对军队的建设及其军事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科学基础知识纷繁复杂，而信息化战争的知识基础更是复杂，因此，过硬的知识储备是适应信息化军事的必要条件。 （二）成熟的心理素质 信息化战争的复杂性、残酷性综合性等作战特点，这就要求人才必须有过硬的心里素质。心理因素的好坏,不仅制约着军事人才的成长而且也影响着才智、胆略的发挥和军事行动的成败。只有过硬的心里素质，才能够临危不乱，处惊不变，处理多变复杂的局面。战争是一种人与人的对抗活动,自始至终敌对双方都是一场心理抗衡的斗争。古往今来,凡是有成就的军队其在心理上都是优于对手的,尤其是他的指挥员。因此,信息化战争,要求人才具有更加过硬的心理素质。 （三）坚定的思想政治追求 战争的爆发究其根本原因都是思想意识的碰撞，不同的执政理念，不同的信仰追求导致的。而战争又是及其残酷的，倘若没有坚定的思想意志作为保证和支撑，很难在战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优良的政治素质也是保证军事人才其他素质不断提高的前提和保证。没有坚定的思想意志作为基础，就谈不上技术本领的进步和心理素质的锤炼。 三、信息战对军事人才的培养途径 为了适应当今信息战对军事人才的素质要求，需要从技术本领、心理素质、思想政治追求这三个方面开展行之有效的有针对性的锻炼。应该将思想政治追求放在首要位置，在全军建设中明确中国共产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听党的指挥，服从党中央的命令，保家卫国是全军的崇高使命。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军事人才心中牢固树立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政治信仰。同时，对于技术本领和心理素质的锻炼，应该通过课堂讲授结合实际训练，利用演习、实战模拟锤炼钢铁军队。积极学习国际先进的信息化军事理论和技能，强化心理素质锻炼。 因此，为了应对信息化战争数字化程度高、专业性强，且同时具有复杂性、残酷性综合性等作战特点，必须从技术本领、心理素质、思想政治追求这三个方面培养适用于当下信息化战争的军事人才，在严苛的国际形势下，为保护领土完整，人民安居乐业不断奋进。 参考文献 [1]刘文, 师全民. 浅析信息化战争对现代军事人才素质的要求[J]. 新西部, 2011(2):168-169.
中国古代国防军事名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武）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武）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武）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武）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武）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孙武）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孙武） 将之出，君命有所不受。（孙武）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孙武）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孙武） 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孙武）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诸葛亮） 军食未熟，将不言饥。（诸葛亮）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
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三十六计》） 兵者外以除暴，内以禁邪。（管子） 制法而自犯，何以帅下？（曹操）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曹刿） 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岳飞） 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 有关国防的诗句 c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垢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牢记历史耻辱，铸就现代国防。 牢记历史教训，不忘警钟长鸣。 落后就要挨打，忘战必有危机。 警钟长鸣耳边，国防牢记心间。 国防关系人人，人人心系国防。 国防教育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加强国防教育，共筑钢铁长城。 加强国防教育，构建和谐社会。 加强国防教育，建设和谐社会。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 加强国防教育，振奋民族精神。 加强人防建设，提高综合国力。
最具中华文化意义的100个汉字 一最小的数字，在正整数中找不到比它更小的数；又是最大的数字，意味着“一切”。始终如一的字形，象征着中华民族统一、稳 定与持久。 天时而表示具体的人的头顶，时而表示抽象的“上天”。一身二任根源于古代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在有着深厚农耕文明的中国人心中，“天”“地”“人”三者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关系。 人肢体站立，反映了人类祖先从猿到人的演化过程；精神站立，人的精神要上可达于天，下可立于地，要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生命。人生在世，我们要始终保持一个姿势“挺身站立为人，顶天立地做人。” 阴本义为山北水南，可指月、地、夜、寒、女、死，与阳相生 相克。 阳本义为山南水北，可指日、天、昼、热、男、生，与阴相生相克。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中贯通物质和人事的两大对立面是阴 阳。 日中国历来有日神和火神崇拜。光明、文明，一直为人们所向往。作为自然神，日的地位低于天。作为时间单位，天和日有相似的意义。日在天上运行，因此天日常用在同一词汇中。
月自然界的月亮一圆一缺相隔30天，与日相对应，是人们常见的自然现象。关于月有不少美丽的神话传说，并通过对月变化的观察，产生了月蚀的知识和记载，以及对月的祭祀及礼仪等。 易易为变易，宇宙的本性就是差异、变化，没有两个时刻完全相同，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这是中国儒家世界观的第一信念，古往 今来无人能将其颠覆。 化变是外在的，化是内在的。文化、教化，都是内在的，现代的信息化，更是一种科技的大变革。 山地上所突兀者，人间所仰望者，为山。山被中国人赞美成有脊梁的阳刚的代表，所以山就是男子的象征。 水五行之一，构成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要素。水是一种标准，也是一种境界。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体现出 道家“无为而求治”的哲学思想。 禅是中国化的佛，是神圣巅峰的封号，是超越言语的世俗智慧， 是吾国吾民独有的精神风景。 茶人在草木之间，茶是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圣物，令人身心柔软、宁静和从容。在中国，茶被称为百病之药，陆羽《茶经》将茶文化推向极致；在日本，茶被称为神草，喝茶祛病延年，茶道成为日 本人独特的民族文化。
先进军事文化的力量(1) 军事文化规约国防建设质量，关乎军队发展走向，影响战争成败。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中国共产党，在9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不仅领导广大军民创造了一系列战争和军事实践奇迹，而且创造形成了充满朝气的先进军事文化。这一先进军事文化高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旗帜，承载着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蕴含着革命军人崇高的价值追求和无畏的战斗精神，赋予人民军队以全新的灵魂和意志，是我军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基因。 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文化支撑 战争从诞生之日起，就和军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古代的金戈铁马到 20世纪的世界大战，从相邻国度的纷争到不远万里的征伐，战争画卷，气象万千。究竟是谁在左右着战争的命运？千百年来，伟大的政治家、英明的统帅、睿智的军事家代代相传的不倦追求，并没有给出统一的结论。但纵观千年战争发展，阅览万卷兵书，一个基本共识是：军事文化是左右战争结局的重要因素，是一幕幕战争活剧的导演。军事文化优则军强，军事文化弱则军衰。亚历山大东征所向披靡，靠的不是人数众多的军队，而是他所代表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理念——“马其顿方
阵”。而当年号称装备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的全面溃败，则是晚清政府愚固封建军事文化的必然结果。 当我们打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历史画卷时，就会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抗美援朝战争，人民军队面对的敌人都是“强大”的。但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鸭绿江畔嘹亮的胜利歌声，无不昭示着战争的结局。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威武之师？实践表明：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是战斗力。战斗力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它既包括人员数量、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硬实力”，也包括官兵精神状态、军政素质、文化修养等“软实力”。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之所以能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其“秘诀”就在于，我们党从创建人民军队那天起，就把我军的性质、宗旨、理想、使命写在先进军事文化的大旗上，用先进的知识、理念、信仰和军事智慧塑造官兵心灵，培育出胸怀祖国、心系民族的远大理想，无所畏惧、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革命风格，心系民众、患难与共的高尚情怀。正是依靠先进军事文化所提供的精神力量和理论支持，人民军队才实现了由“弱小”向“强大”的飞跃，并最终创造了“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加大炮”的战争奇迹。
以文化软实力增强部队战斗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积极进取的文化追求。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支军队要形成战斗力，同样需要文化软实力的强力支撑。文化软实力，作为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核心军事能力形成的重要途径，它锻造着一支军队的精气神，滋养着一支军队的灵魂，影响着一支军队的战斗力。 深刻审视文化软实力对提升部队战斗力的战略价值 激励官兵战斗精神的动力之源。文化软实力是军事硬实力的“倍增器”和“场效应”，虽然它只是观念形态的存在，不是直接的物质力量，却能以激人之心、励志之气，产生出比武器更锋利更持久的战斗力量，能让官兵焕发出压倒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斗志和智慧。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理想、使命始终大写在先进军事文化的大旗上，先进的知识、理念、信仰和军事智慧时时塑造着官兵的心灵。正是依靠这种高度的文化自觉、深刻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认同，为广大官兵注入了特殊的精神气质，培育出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赢取未来战争胜利的文化支撑。纵观一幕幕气象万千的战争活剧，文化软实力始终是左右战争结局的重要因素。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之所以能创造“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加大炮”的战争奇迹，极其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党把文化软实力建设作为政治优势始终摆在军队建设的首位之中，赋予了人民军队全新的灵魂和意志。近年来，特别是随着科技知识的迅猛发展，文化软实力已渗透到军队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历史、传统、民族等文化资源已成为战斗力建设的重要战略资源和战略武器。 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要保证。《尉缭子·兵令》讲：“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无论任何变革，变到深处就是文化。如果没有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也就失去了变革的思想基础和动力之源。美军明确提出“转型始于文化，终于文化”，“转型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具有创新精神的文化”。当前，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是我军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也是我军
论发展先进军事文化与提高部队战斗力 【副题名】 【责任者】符廷贵 附加信息 【内容】 论发展先进军事文化与提高部队战斗力 符廷贵 内容提要：先进军事文化是影响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本文分析了先进军事文化对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作用及其实现的途径，探讨了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特点与规律，研究了发挥先进军事文化的功能和作用，提高部队官兵的整体素质，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等问题。 关键词：先进军事文化战斗力军队建设军事文化建设三个代表思想 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只有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断促进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才能为发展经济、发展先进生产力指引正确的方向，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先进军事文化是先进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先进军事文化在现代军事实践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影响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研究和把握先进军事文化对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作用和实现途径，对在新世纪实现江主席提出的科技强军、质量建军的战略目标，提高部队官兵的整体素质，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对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保证人民军队建 设的性质、方向与宗旨，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上 军事文化指人们在军事实践中创造的精神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包括军事思想、军事学术、军事传统、军事教育、军事法制、军事科技、军事文艺、军人价值观念、道德风尚和生活方式等。军队战斗力是指军队在一定条件下担负作战任务的实际能力，由军队的数量、军政素质、编制体制、武器装备和物质保障程度等因素综合决定。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取决于军队数量的多少，更取决于质量的高低。军事文化与军队战斗力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军队战斗力是军事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制约和影响着军事文化的发展；军事文化是军事实践活动的生动反映，如同人的灵魂与血脉，直接渗透和影响各项军事活动，对提高军队建设的质量，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一是先进军事文化具有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与宗旨的奠基功能。军队建设的性质、方向与宗旨是军队的灵魂。马克思主义认为，区别一支军队的性质，最根本的是看这支军队服从于哪个阶级政党的领导，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先进文化是人类进步的结晶，是顺应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人类发展方向，为人类进步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先进社会文化的核心，它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人民军队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引人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开创了中国先进军事文化的新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全心全意地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是这支军队的惟一宗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是其前进方向。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大家好，今天我汇报的课题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也就是从公元前21世纪到1840年这一时期人们对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椐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兵书多达3380部，23500卷。目前尚存兵书仍然多达2308部，18567卷。比较有价值的100多部，被选入百科全书的有39部。为了使大家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我想介绍讲两个问题，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概况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历史沿革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前21世纪—前8世纪） 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中国为奴隶社会时期。在这时国家建立了军队，出现真正的战争及其相适应的军事思想；但此时军事思想不完善、认识不深刻，军事论著非常之少。 军事思想的特点： （一）把军事视为对内统治的特殊手段。由于所受外部侵略少，当时的军队是对内统治的工具；其军事思想的出发点都探求如何治理诸侯和镇压奴隶的反抗的问题。 （二）以“礼”和“刑”为治军的基础。在今天，为了保持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通常采取的办法是提高物质待遇，进行政治教育和强调军法军纪等等。而在那时则很简单，主要是进行处罚，对奴隶士兵的处罚是相当详细而又严酷的，如周朝的五刑之律竞达3千多条：墨（黥面，在脸上刺字）1000条、劓（割鼻）1000条、非（断足）500条、宫（去势）300条、大辟（杀头）300条；如若士兵集合迟到，就要被砍去脑袋，可见当时刑法之严酷。如果是士兵立功受赏，也只是将他们变为平民，使其获得人身自由而已，想升官是不可能的。另外“礼”主要是针对奴隶主的，以赏为主。如果对其处罚，也只是剥夺其奴隶、土地数量。可见刑不上大夫，礼不下遮人。 （三）迷信色彩重。这时候的战争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每次作战之前都要到庙里烧香拜祖，乞求祖宗和神仙的保佑。因为我们的祖先相信战争的起源和胜负都是由神决定的。一些军事行动的决策如出兵的时间，攻击方向等也必须事先占卜，而后才能确
汉字与取名文化 内容摘要：汉族在古代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汉族有五千多年有实物可考的历史，四千多年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几千年间，无论政治、军事、哲学、经济、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众多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在这里，我们依据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来看看我们的取名，这也是个丰富的文化。我们有的取名很多，比如人取名，公司取名，植物取名等等。这些都是与汉字文化息息相关的。 关键词：汉文化，艺术，取名，公司，植物，博大精深。 一、汉字与人取名的文化 １、从中国的取名角度来看，有些人认为取名是有讲究的，从历史的习 俗沿革来看，名有乳名、本名、学名、曾用名、笔名、艺名等之分。乳名，也叫奶名、小名、小字，是一个人在孩童时期的名字。如小二、小三、宝贝、宝宝……，长大以后一般不用，除非长辈对晚辈偶尔呼之。笔名，常常是文人墨客依据自己的喜好在其作品上署的别名。艺名，即艺人演出时用的别名，如白玉霜，原名李慧敏，双名李桂珍，是评剧表演艺术家，其艺术风格，被称为“白派”。从以上“名”的各色特异的表现形式来看，既体现了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称谓，又象征着一个人的职业、地位和身份……而“字”的产生，是出于避讳，也就是尊崇长辈的伦理需要。古人取名字，名与字之间是有一定意义上的联系的，互相映衬，互相补充。例如：屈原，字平，原为名，平为字，平与原二字相连。孔融，字文举，融为名，意为融会贯通，文举为字，文章一举成名，文星高照。白居易，字乐天，乐天与居易，相辅相成。在现在社会，大多数人取名都是根据汉字文化。例如，起名选多音字，名中用生僻字，起个双名，名字不同声调，字型结构有变化，用谐音的，改用古代的名字等等。他们取名想符合个人的命理，也就是说通过命理选出您的喜用神，然后根据您喜欢的字进行组合。符合个人风格及个性，取名要根据本人的性格信息来取，尽量弥补性格中的劣势，突显本身的优势，避免和家族中的同性，特别是长辈重名；符合音律学、音韵学，指取好的名字，要豪放大气、朗朗上口、好听好记，因为名字从心理学上讲，叫首因效应，是给人的第一感受，好听的名字是很容易让别人对自己产生好感的。姓名,传承人的情,意志!姓名,蕴涵人的精,气神!姓名,传达着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玄机!
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如何应对挑战编者按中国先进军事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世情、国情、军情大背景下推进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发展，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时代挑战。本报记者为此专访方永刚，就科学分析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发展的大环境，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发展的历史机遇，特别是如何应对中国军事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探讨。 如何理解中国军事文化的先进性 主持人（温庆生）：中国军事文化源远流长，从中国古代的军事谋略到古代军人的“精忠报国”，再到我军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等，内容极其丰富。如何理解中国军事文化的先进性呢？ 方永刚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学科带头人，长期从事党的创新理论、军队政治工作理论与实践、中国先进军事文化、亚太战略格局与中国海军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主编《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专题研究》等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方永刚是本报“光明专论”作者，曾在本报发表“论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等文章；他善于运用创造性思维开展理论研究，以创新精神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几年来为部队和地方演讲近千场，讲出
了创新理论的创新价值和鲜活生命力，场场赢得众人心。方永刚：中国先进军事文化是在继承中国军事文化优良传统、借鉴国外优秀军事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军文化建设成果的科学概括和总结，是反映中国武备、军队、军人发展和现代战争特点规律，由军事知识体系、军事价值观念体系和军事思维方法体系所构成的集合体，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中国先进军事文化主要包括军事思想文化、军事道德文化、军事制度文化、军事科技文化、军事谋略文化、军人精神生活文化等六大军事文化子系统。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对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现我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解决“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等军事实践活动，极具指导功能。21世纪头20年，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更加深入、世界新军事变革方兴未艾，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军队还要不要“枕戈待旦” 主持人：有句古话叫“枕戈待旦”，意指军人要常备不懈，随时准备作战。我国承平已久，而今强调“枕戈待旦”，是否“杞人忧天”？ 方永刚：长期相对和平环境，确实对军队职能意识带来挑战。我军从1979年以来，20多年基本没打过仗，官兵过惯了和平生活，对世界上发生的战争难免有“事不关己”的超然感。更有些官兵把和平与发展这个世界发展总趋势，误读成当今世界的普遍
浅谈国民素质 中国，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中国的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中国的人民也为五千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如同其他任何一个国民一样，我们也绝不完美，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这些缺陷并非仅仅是指国民中的“劣根性”，而且还包括着国民素质，即国民质量上与现代人的差异，以及与发达国家国民的差距。 国民素质是现代化的基石，而观念则是国民素质的核心。我们的国民在传统文化、专制制度、极左思潮和计划经济的负面影响下，形成了种种陈旧、错误的观念，犹如一副沉重的枷锁，严重阻碍着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的进程①。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实现现当代化进程，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对提高国名素质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之下，宣传我们的长处，有利于发扬光大;正视我们的缺陷，则有利于弥补完善-----从某种意义来讲这是一件更为紧迫的事情。 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提高国内全民素质的实例： 深圳宝安区关于全区人口素质培训提高，２００７年以来，深圳市宝安区区委区政府，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农村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文明城区建设，作出了在全区实施素质工程的决策和部署。三年多来，围绕系统提高党政领导、公务员、社区干部、社区居民、劳务工、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职业能力和文明素养的目标，狠抓落实，扎实推进，取得明显成效，不仅全区人员素质得以大大提高，而且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也起到极大推动作用。事实上，宝安区的做法，是长期以来深圳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在深圳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实践中，全民素质的提高，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对深圳经济社会的发展始终都起着支撑作用。这一点，无疑值得全国各地借鉴和推广。从新时期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来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中
中国古代、近代国防建设 【摘要】兵者，国之大是，不可不察也。它触及一个国家的国防建设和国家的安全。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国防教育有其优良传统，但也有不足和教训。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近代国防建设的经验教训的介绍，旨在揭示中国国防教育的基本规律，为新时期中国国防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中国国防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一些建议。 [关键词] 国防国防教育 国防是一个国家的直接体现。也就是说没有国防就无从有国家，放过来没有国家也就没有国防。有国家存在就由国防存在。在中国，从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立开始，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后期为止，4000多年的时间跨度历了20多个朝代的兴衰更替，国防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了规律性的变化。通过对中国古代国防兴衰规律的研究，从中可以得到深刻的启迪，对当前和今后的国防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古代国防 据文字记载，在中国从夏朝开始便产生了国防。随之年兵役制度建立，国防思想也随之形成。从春秋时期开始，我国便积极重视国防假设，形成了国防的一些基本内容和特征。
自商朝开始，国防兴起；西周时期，国防则达到鼎盛.，这一时期有城堡等防卫设施，还建立了一套较完备的国防和军事制度。之后，奴隶制会形态的国防由盛而衰，到春秋战国时期由衰而败，最后随着奴隶制社会形态的消亡而崩溃。秦朝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国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由兴起走向强盛。之后，虽然经历了两晋的颓败，但日趋强盛的趋式没有改变。到唐朝前期，国防达到鼎盛，这一时期政治进步、经济发展，国防和军事强盛，万国归附，呈现出“家给人足，牛马布野，天下安定”的统一、繁荣景象。但从唐朝中期开始，封建制社会形态的国防由盛而衰，尽管此后的宋、元、明、清等朝代．的前期有复兴的振作，但总的趋势是由盛而衰。 二、中国近代国防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咄咄逼人，封闭的中国国门终于被资本主义的坚船大炮撞开，中华民族传统的国防意识受到冲击，并出现了一些新的转机，以反对列强侵略，“御侮”、救国救民为。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爱国者提出“师夷长技以从而为衰败的中国社会注人了一股振奋民族之魂的活力。从康、梁维新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使中国进一步陷入了被瓜分的危局，严重的形势激发了中国一批知识分子的救亡热情。中国近代史是一段屈辱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中国社会各个历史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着者对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包括战争观、国防观、作战思想、建军思想、谋略思想、军事发哲学等，是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战争和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它大约萌芽于夏商，形成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战国，发展于秦至清（1840年鸦片战争前）漫长的历史时期。它是中国古代千百次王朝战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经验总结。它的丰富内容，是前人留下的宝贵军事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近代的直至现代的军事思想，都从中批判地继承和吸取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主要具备以下几点： 一、哲理深刻，影响深远 中国军事思想对战争与军事问题的观察分析，宏观上具有一览群山的博大气概纵横联络的系统思想，言兵而不限于兵，而是将军事与政治、经济、人文、自然、心理、艺术等有关因素融合在一起，通血考虑。微观上的分析往往入木三分，深刻独到，发人深省。在战争观、安全观、建军思想、作战准则、方法与谋略等方面都有充满哲理与智慧的真知灼见。例如，《孙子兵法》归纳的： “道、天、地、将、法”战争五个取胜因素； “智、信、仁、勇、严”的将帅五项素质指标；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目标； “先胜后战”的战争原则；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着名论断； “水无常形，兵无常势”的精妙见解；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谋略思想； 对计与战、力与智、利与害、全与破、数与胜、奇与正、形与隐、虚与实、动与静、迂与直、势与能等范畴的深刻分析，像金子虽历经千载而光彩依旧，被无数古今中外兵家名将作为座右铭。中国军事思想对当今世界军事领域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三点窥见一斑：美国根据“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建立’确保摧毁、确保生存”的核威慑战略；24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在1991年举世瞩目的海湾战争中成了美军指挥官的必备之物；《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了西方一些中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常设课程，尽管他们开设此课的指导思想与我们不同。 二、崇尚道义，追求和平 日本历史学家浅野先生在深入研究了中国军事历史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军事思想的“第一个特点是以非战主义为原则，尽量通过外交和谋略活动，求得政治解决。第二个特点是在军事上力争把战争控制在局部并在短时间内结束”。“中国的兵学的价值是以政略性和道义性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兵家的得意之处在于外交和谋略，其着眼点是极力避免诉诸武力”，“他们主要是以用兵的方略和讲究道义而闻名于世的”。也许是旁观者清，浅野先生对中国军事思想特点的概括，确有翔实的历史根据。以中国古今最具代表性、也是最伟大的三位军事思想家孙武、孙明和毛泽东为例，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中国军事思想中的崇尚道义、追求和平的可贵之处。孙子把“道”也就是道义作为战争取胜的头一条因素，并告诫人们一定要慎重对待战争，战争关系到国家的“死生”、“存亡”，“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战国初期的《司马法·仁本》也提出“好战必亡”的着名论断。三国时期足智多谋的孔明，在他运筹帷幄的戎马生涯中，始终以“据道讨淫”为宗旨，并指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他的“七擒七纵”的杰作，充分表现出他那不图杀戮，只求安邦的思想。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段军事家、军事思想家毛泽东，始终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种，坚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始终把战争作为消灭战争、实现和平的一种手段。 三、注重谋略，力求智取 革命导师列宁指出：“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而谋略思想在中国出现之早，受到重视的程度之高，施计用谋的着名战例之多，变谋论略的不朽着作之丰，足智多谋的古今将帅之众，却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比拟的。中国军事谋略思想的产生与运用，可以溯源到远古的战争。黄帝、炎帝联盟与蚩尤的涿鹿之战，炎帝与黄帝的阪泉之战，已经孕育着军事谋略思想的萌芽。商朝着名的鸣条之战，就已运用了离间计。周朝着名的牧野之战，是“兵家之祖”、“军事谋略的奠基人”吕望奇计良谋的杰作。此后，从孙膑首创的“围魏救赵”，到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中国军事历史上运用奇妙方略的经典战例举不胜举。最早的战略名着《孙子兵法》首篇就言计，它明确指出：“兵者，诡道也”，“上兵伐谋”，主张先计而后战。还在书中提出了旨在“全胜”、速胜、巧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系列至今还被反复引用的不朽的谋略思想。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在军事谋略思想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四、强调思危，未雨绸缪 进入中国军事思想宝库，人们会发现，居安思危的意识是这一宝库中古今皆具的“通宝”。古代中国的战争相当频繁，因此，做好战争准备，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几乎所有的军事家、军事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有极强的思危意识，都反复强调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2009.Ⅰ文化教育研究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并沿用至今的表意体系文字。古老的汉字以其强盛的生命力，承担着记载、传承历史文化重要载体的功能。汉字的表意性，尤其是汉字的形体特征和独特的构造法，为我们从中探寻历史文化的生动印记提供了可能。军事现象作为人类社会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在汉字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先秦时期的兵器状况，在汉字中得以充分体现。军队的武器装备是随着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而不断进步的。在汉字中，我们也可以寻觅到武器装备不断演进的足迹。 夏代铜石并用，武器的制作工艺落后。商代青铜冶炼业技术比较发达，戉、矛、戈等兵器开始使用青铜铸造。例如：“戉”字像一柄有月牙的大斧，《说文·戉部》：“戉，大斧也。”字形甲骨文作，为整体象形字。因多为铜制，后又增“金”旁作“钺”，《玉篇·戉部》：“戉，又作钺。”这是一种劈砍工具石斧演化来的劈杀武器。斧钺形制相同，区别在于大小，《说文解字》：“大者称钺，小者称斧。”钺既大又重，古代更多作为地位和权利的象征而使用的。《尚书·牧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天子赐钺，则表示授予征杀之权，类似于后世的尚方宝剑。“矛”，是古代狩猎的工具，同时也是最主要冲刺的兵器，故《周礼》称其为“刺兵”，字形金文作，象征尖直刺穿之状。为矛头的象形字，于省吾《胼续》：“上象其锋，中象其身，下端有銎，所以纳柲，一侧有孔耳，耳有孔，盖恐纳柲于銎之部固，以绳穿耳以绕之，亦有两侧有耳者。”最初是木矛、竹矛，后为铜矛、铁矛。“戈”，也是古代的狩猎工具，同为最主要的武器。戈比矛产生晚些，甲骨文作，为戈整体象形字，中上部横画为戈头，中竖为戈柄，戈柄顶部右斜之断画为柄冒，底部短横为鐏。戈为商周时期流行的一种兵器，其柄称为柲，柲的顶端有冒，称“柲冒”。商、西周时柲冒大多为木制，少量为铜铸。柲的底部有铜套，称“鐏”。戈头铜制，其长条形锋刃部分称“援”。与柲连接插入柲内的部分因在柲内，故称为“内”。“胡”的本义时兽颈下的垂肉，援靠近柲而下垂部分有入兽颈下的垂肉，故称“胡”。援靠近柲的部分有孔，称“穿”，用以穿皮绳与柲捆绑固定。戈的杀敌方式时钩挽或啄刺，主要是钩挽，故又称“勾兵”。戉、矛、戈在原始社会早期实质上就是人们的劳动工具，战斗中随手拿起也就成了战斗工具。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决定了当时的木石兵器的原始和简陋。 西周兵器多为青铜质地，出现了兼备戈、矛功能的戟和可刺可斩、便于近战的短剑。“戟”是在戈的柄顶有矛形刺刃的兵器，少数为戈与刀的合体。戟是在戈、矛的基础上演化而成，可象戈一样勾喙，也可像矛一样直刺，是具有双重功能的武器。戟与戈、矛相比杀伤效能高，而且戟的发明制造就是为了战争之目的，不象矛、戈阐释时既用于劳动工具又用于武器。因此，戟这种武器很快成为当时军队的主要武器之一，它的多寡往往标志着战斗力的强弱。戟的勾啄、击刺效能由于盔甲的制作，而逐渐降低。后被新式武器枪代替，成了后世的仪仗、卫门器物。 斧、钺、矛、戈、戟等都属于古代的长兵器，与它们相对的剑、刀、鞭、匕首，是短兵器。春秋战国时期治铁业兴起，武器的形制得以改进，出现了铁铸的剑、刀、矛、匕首等兵器，短兵器最早是匕首，刀、剑均由它演化改制而成。短兵器只能用于近身的刺杀和防御，长兵器，比短兵器使用的距离长了，可用于远身的刺杀，但它在空间上的缺欠亦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强弓劲弩弥补了矛等缺陷，成为古代战争的重要武器之一。“弓”字甲骨文作，像一张弓的侧面。弩，就是有臂的弓，用机械代手臂发射的弓，这样，“弩”既能代替臂力又能准确中的。 弩出现后，军界重视，大量制造使用。《战国策·韩策》记载：“韩国以强弓劲弩著称，一般可远射六百步”。弩发射时，先将弓弦向后拉，挂在钩上，对准目标瞄准后，扣扳机，箭即射出， 命中率很高，杀伤力很强。弓所使用的“箭”，本义是竹，故字形以竹为义符，《说文·竹部》：“箭，矢竹也。从竹，前声。”因矢 杆由箭竹制成，故也名矢为箭。但在古代仍是有区别的，弩使 用的“箭”叫作“矢”。“矢”字本义矢弓弩所发之箭，《说文·矢 部》：“矢，弓弩矢也。”甲骨文作，箭形，锋镝、箭杆、尾羽俱全。 原始的箭，形制简单，只是削尖的树枝或竹子。为了射出的箭杀伤力强，而在箭头上按上石、骨、贝之类，又为了保持飞出 的箭准确射击目标，又在箭杆的尾部系上羽毛。 抛车，是根据弓箭的原理，制造出来的一种抛掷石弹的攻击武器，多用于攻城，又名砲车或礮车。古汉语中“抛”，掷石也。“砲”字从石包声，即源于此。《前汉书·甘延寿》张宴注， 有“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三百步”的说法，可见 战国前就有了抛车。《后汉书·袁绍传》云：“曹操发石车击袁 绍军中，呼霹雳车”，这种车就是礮车。“礮”这个字生动地反 映出“驾车以机发石”的古炮操作原理和古代攻城作战方式。“礮”字后来演变为“砲”字。这一演变反映出“以机发石”已不仅仅在战车上进行，因此，象征战车的“马”和“交”（连接之义）被省去了。“砲”字后来又被“炮”字取代。“炮”原是古代一 种烹饪方法。《说文》曰：“炮，毛灸肉也。从火包声”。段玉裁 注：“灸肉者，贯之于火。毛灸肉，谓肉不去毛灸之也。……周 礼封人：毛炮之豚。郑注：毛炮豚者，焰去其毛而炮之。内则注 曰：炮者，以涂烧之为名也。礼运注曰：炮，裹烧之也。按裹烧之即内则之涂烧。郑意诗札言毛炮者，毛谓燎毛，炮谓裹烧。 毛公则谓连毛烧之曰炮。……毛与炮二事，郑说长矣。”古人用“炮”字兼表“砲”意，显然是由于炮的制作原理和操作技术 发生了变化，炮从石从火，说明它不再是发石机，而是以火药 为发射燃料、以爆炸为推进方式的真正的火炮了。在汉字的 初始阶段，尚看不到“火”与“铁”与战争联系的迹象。据专家 考证，127个以“火”为义符的字中，没有专为战争和武器而造的；210个以“金”为义符的字中，只有少数几个表示杀戮义的动词，或与武器有关的名词，如“锥”、“锐”、“镖”等，而绝大多 数是与战争和武器没有关系的表示金铜器物的名词。这一现 象说明，囿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科技能力，金属在战争中 运用还未受到充分的重视，只限于锻造一些小型兵器。古代战争对金属的高度重视和大规模运用，是在火药、爆炸、原始 机械发明并广泛使用以后的事。“炮”字是从“砲”字演变而来 的，而“砲”字又是从“礮”字演变而来的。这一演变过程，反映 了原始火炮的发展脉络，在文字上也反映出冷兵器向火兵器 发展的轨迹。 兵器是战争起源的重要标志，也是战争发展阶段的一个 主要依据，兵器发展变革的脉络往往反映着战争发展变化的趋势，而用汉字书写的古代文字所标示的武器名称，又记录着我国古代兵器的演变轨迹。正如汉字学家苏新春先生所指出的：“分析汉语中兵器类基本词的构成与发育情况，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古代社会兵戎相见的全景图。它是整个社会的物质水平、认识水平、社会矛盾、国家关系、征服自然、驾驭众生的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郑百灵 从汉字看古代兵器的演进 程奕 （武警广州指挥学院，广东广州510440） 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