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龙混杂的御史群体
近日整理报刊资料，看到一位检察官写的一篇关于弘扬古代“御史精神”的文章。笔者曾经从事检察官生涯多年，對此命题颇有感触。
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嫉恶如仇、铁骨铮铮、不畏权势、舍生取义的好御史，如明朝
嘉靖年间，皇帝让阁臣议事，廷臣各陈所见，然而持反對意见者却被视做“邪徒”。南京
御史冯恩认为，这样封杀不同意见势必堵塞言路，于是上疏提醒朝廷“愿速罢二议，毋为
好宠者所误”。
嘉靖十一年(1532年)的一个冬夜，京城突见彗星贯空，这本来是自然现象，但是迷信的嘉靖皇帝却惊慌失措，下诏令群臣廷议吉凶。群臣个个面面相觑，噤若寒蝉，害怕
回答不合上意，招来灾祸。此时，冯恩上疏，怒斥当朝权臣大学士张孚敬“刚恶凶险，娼
嫉反侧”、方献夫“外饰谨厚，内实诈奸”，右都御史汪鋐更是“如鬼如蜮，不可方物。”说这三个权臣才是招致灾祸的彗星，三星不除，朝必无宁日，国必有灾祸。
嘉靖帝大怒，认为他“仇君无上，死有余罪”，下旨将冯恩逮捕入狱。而主持三
法司朝审的人竟是汪鋐。汪鋐洋洋得意，面东而坐。冯恩傲骨屹然，别过头去不抬眼望他。汪鋐大怒，命令吏卒把他拽过来面西而跪，冯恩挺身而起，就是不肯向汪鋐屈膝。汪鋐诬
陷冯恩“你一向以清廉、正直自负，却在狱中多次受人馈赠，岂不就是受贿!”冯恩笑道：“这是患难时的体恤周济，乃古今之通义，岂可与你居高位、受金钱、卖官鬻爵同日而语?”接着一桩桩地历数汪鋐贪赃枉法的罪恶。冯恩被押出长安门时，街上的人们感慨地说：“冯恩这个御史，非但口如铁，其膝、其胆、其骨，也都是铁打钢铸的!”从此之后，冯恩“四铁御史”的美誉广泛流传，载入史册。
冯恩被判死刑后，他的80岁高龄母亲，亲自到通政院门口击鼓鸣冤，通政院拒
不受理。冯恩13岁的长子冯行可为了救父亲，日夜匍匐在长安街，看到官车经过就大声
喊冤，情状十分凄惨。此时的汪鋐已经升任吏部尚书，所有的申诉都被他及其爪牙扣压，
不予置理。后来，冯行可刺臂蘸血作书，表示甘愿替父受死，还自行捆绑起来，跪伏在通
政院门前。嘉靖帝读了这份血书之后下令重议此案，對冯恩改死刑为流刑，远戍雷州。直
到隆庆帝即位后才获平反。
乾隆末年，宰相和坤权倾朝野，连他的亲信爪牙也狐假虎威，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有一次，和珅宠幸的爪牙坐和坤的车子外出，耀武扬威，横冲直撞，正好被御史谢振
定遇到。谢振定命令手下将和王中的家奴拉下车，处以鞭刑。和坤爪牙高喊：我坐宰相的车，你敢打我?谢振定更加生气，不仅加重鞭罚，而且怒烧和坤的车子。街上的人们欢呼：“此真好御史矣!”“烧车御史”的美誉不胫而走，广泛传开。和坤怀恨在心，假借别事，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谢振定撤职，打发回乡。直到和坤获罪受诛后，谢振定才获得平反。
据《旧唐书》载，景龙年间，睦州刺史冯昭泰诬陷桐庐令李师等二百余家，皇上
诏命御史前去复查。御史们惧怕冯昭泰的刚愎、蛮横和残暴，“皆称病不敢往”。时任左
台监察御史的李尚隐深以为耻，挺身而出，正气凛然地说：“岂可使良善陷枉刑而不为申
明哉!”主动申请前去查办，结果将李师等的冤案平反。
在封建专制社会，像冯恩、谢振定、李尚隐这样不畏权势、刚直不阿、维护正义
的好御史毕竟是凤毛麟角，而毫无人格可言的官场败类在御史中却并不少见，他们为了达
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什么恬不知耻的勾当都做得出来。如唐代大臣魏元忠卧病在床，一群
御史台的官员登门看望，唯独监察御史郭霸最后单独去魏府，恳切地要求品尝魏大人的便液，说这样可以检验疾病的轻重。他这一招连久经历练、老成持重的魏元忠也感到惊悚。
据《万历野荻编》载，明代大臣万安晚年阳萎，御史倪进贤遂进专治阳萎的秘方。万安“洗之复起”，“洗鸟御史”遂成了倪进贤的代称。万安“鸟起”之后，为了邀宠，
又将药方转献给皇帝。宪宗死后，继位的孝宗发现多张落款为“臣安进”的春药秘方，深
感憎恶，让太监怀恩拿去责问万安：“这是大臣应该干的事吗?”万安无地自容。怀恩伸
手摘下他的牙牌，万安才“惶遽索马归第”。
郭霸“尝便”和倪进贤“洗鸟”的卑鄙勾当，都是在见不得人的阴暗角落悄悄进
行的，而有的御史罗织罪状、制造冤案、迫害忠良、株连无辜的无耻行径，却大都以冠冕
堂皇的名义公开实施，對国家和正义的损害比“尝便”、“洗鸟”之类的小把戏不知深重
多少倍。据明史载，明朝左副都御史陈瑛“天性残忍，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刚刚上任就向皇帝提出整人的大计：“陛下应天顺人，万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顺命、效死建文者，如侍郎黄观、少卿廖升、修撰王叔英、纪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县颜伯
玮等，其心与叛逆无异，请追戮之。”于是滥用职权，大兴冤狱，“所籍数百家，号冤声
彻天”。陈瑛却對人说：“不以叛逆处此辈，则吾等为无名。”
永乐元年，整人有功的陈瑛被提拔为正二品左都御史，从此“益以讦发为能”，
又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皇太子曾当面指斥陈瑛：“卿用心刻薄，不明政体，殊非大臣之道。”九年春，“瑛得罪下狱死，天下快之”。
总之，御史是一个忠奸俱有、鱼龙混杂的群体，既有“四铁御史”、“烧车御史”和李尚隐那样秉持“辩冤白谤为第一天理”，义无反顾地为人平冤辩诬的“青天御史”，
也有“尝便御史”、“洗鸟御史”和陈瑛那样天性残忍、整人为乐、“专以搏击为能”、
以制造冤假错案欺世盗名以求飞黄腾达的“魔鬼御史”。是否正直敢言、与人为善和有胆
有识，是鉴别好、坏御史的试金石。
古代反贪纪录：雍正皇帝抄家最多 2015年03月17日08:20 来源：人民网作者：佚名 核心提示：雍正处理腐败分子的手段也算是独辟蹊径，他不像以往的其他皇帝抓到贪官就入狱或者杀头，而是先抄家，要钱。所以，后来历史界有一种说法，如果谁欠了雍正的钱是要倒霉的。 （图为：雍正皇帝，图片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佚名，原题：《中国古代的反腐皇帝：雍正抄家最多》 隋文帝：“钓鱼执法”抓贪官 在隋文帝坚持高调反腐的一生中，最令他引以为傲的就是破天荒地发明了“钓鱼执法”的反腐“高招”。 同样是头顶巨大荣誉光环的帝王，隋朝开国君主隋文帝杨坚历来被人们认为是一位较为贤明开化的君王，经过他前期的治理，隋王朝在短期内出现了难得的富庶和安定局面，所有这些，与杨坚铁面肃贪的措施不无关系。
他积极强化对官员的监督，《隋书》中有记载，杨坚曾让亲信“密查百官”，发现贪腐行为便严惩不贷。 隋文帝在任期间，曾经有过一次罢免河北52州贪官污吏200人的记录，导致了河北官场“整体沦陷”的局面。 在隋文帝坚持高调反腐的一生中，最令他引以为傲的就是破天荒地发明了“钓鱼执法”的反腐“高招”。 隋文帝在任期间，曾命令人悄悄把金银财宝以及丝绸和南方出产的缎子送给一些大臣和官员，以此来衡量一个大臣和官员是不是有贪贿行为。 假若某个大臣接受了金银财宝等钱物，不但以贪贿罪处理，甚至还面临在朝堂之上当着其他大臣的面被砍下头颅的风险。 隋文帝用这种“钓鱼执法”的反腐高招，搞得满朝文武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在开皇十三年（即公元593年），隋文帝曾暗中派人向一些他认为可能有贪腐行为的官员行贿，晋州刺史、南阳郡公贾悉达，显州总管、抚宁郡公韩延等官员都中了隋文帝的“计”而被砍头。 这种“钓鱼执法”的手段简单而直接，却成绩赫然，受贿官员面对的风险如此之高，铤而走险者自然望而却步。于是，隋初的贪腐之风也就此基本禁绝。 明太祖：重典反腐“杀人如麻” 朱元璋时代，贪污杀头的起刑点是60两白银，如果按照购买力折算的话，相当于如今1200元人民币。 相比前两位皇帝登基前的身份，朱元璋出身于布衣，可谓白手起家，这多多少少也使朱元璋的反腐手段多了几分跟出身相关的“特色”——杀人，就是这位平民皇帝在任期间最大的反腐手段。 朱元璋时代，贪污杀头的起刑点是60两白银，如果按照购买力这算的话相当于如今1200百元人民币，这样的重典治腐可谓中国历史上登峰造极的一景。 有一次，朱元璋发现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关系拍马屁求“上进”的信件后，立即派人对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进行调查。
浅析中国古代治理官吏腐败的对策 2010年03月16日15:01:5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 【打印】【关闭页面】【返回】 贪污腐败是有政府以来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问题。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出现了阶级和国家，公共权力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由于人类自私利己的本性，加之权力易被滥用的特点，贪污腐败现象也随之产生。这个阶段在我国大约出现于“五帝”时代后期，随后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实行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加之民主制度的缺失，使贪污腐败现象更为盛行。所以有学者说：“中国古代的一部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一部贪污史。”[1]过于泛滥的腐败往往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和抗争，从而危害统治阶级统治基础，因此历代统治者为缓和社会矛盾，均采取措施以遏制腐败的蔓延，在惩治贪污腐败方面进行了不懈地努力，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有些做法对我们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加强廉政教育，树立廉政风范，积极倡导廉政。 古代统治者在管理官吏和预防官吏腐败方面，非常重视廉政教育的预防作用,并且大力倡导廉政。 （一）进行思想教化，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历代明君贤相，都十分重视官吏的思想教育和道德修养，以此营造廉洁的社会风气。被赞誉为“春秋第一人”的郑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子产说过“德者，国家之基”；“敬德必胜，失德必败。”[2] 孔子把“欲而不贪”作为从政的“五德”之一”[3]并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苟正其身，予以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4] 韩非视“贪愎喜利”为官吏“十过”之一；[5]唐太宗强调“廉洁兴国，贪奢丧邦”；包拯声称“廉著，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于谦诗言“两袖青风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而康熙更明确指出：“治国莫要于惩贪。” [6]。又说：“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7]元朝大德五年徐元瑞纂集的《史学指南》，是吏员启蒙教育的优秀教材，其中《吏员三尚》提出了“尚廉、尚勤、尚能”的“三尚”，其中“尚廉”解释为“甘心淡薄，绝意纷华，不纳苞苴，不受贿赂，门无清谒。身远嫌疑，饮食宴会，稍以非议，皆谢却之”。[8]《戒石铭》中也说“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9]统治者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向民众和官员灌输“仁、义、礼、智”，“忠、信、诚、勇”，“勤、俭、节、廉”，“公生明，廉生威”等等伦理道德观念。教育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一是学校教育。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从儒家经典中接受“敛从其薄”、“平政爱民”、“节用而爱民”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治世之道，其目的在于孝亲忠君。二是家庭教育。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就是国、家不分，家庭承担了部分对后代进行政治道德教育的义务。如宋代司马光为教诫儿子，专门写了篇《训俭示廉》的家训，从中可以看出家庭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将来“居官必贿”。三是皇帝的教育。官吏自踏入仕途后，皇帝经常对他们进行“仁、义、廉、耻”的朝廷教育。唐太宗这样告诫群臣说：“大丈夫岂得苛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并要百官“深思此言”。他还打比方说，鸟栖于林，鱼藏于水，还是被人捉拿，都是它们贪吃诱饵的缘故。“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10]谕劝百官不要因贪图钱财而毁了身家性命。明太祖朱元璋也曾说：“诸衙门官到任，朕常开谕：无作是非，显尔祖宗，荣尔妻子，贵尔本身，以德助朕，为民造福，立名于天地之间千万年不朽，永为贤称。”[11] （二）重视表彰和重用廉吏，树立良好的用人导向。在进行德化教育的同时，不少帝王也有意识地表彰廉吏，把他们树立为廉政的典范，作为官员学习的榜样，以此引导官场树立廉洁奉公的正气。在唐代，唐太宗对魏徵的褒扬几乎家喻户晓。魏徵不但是位忠臣、直臣、能臣，还是一位清正廉洁之臣，家中甚至一度连个待客的正厅都没有。徵死后，唐太宗“诏内外百官朝集使皆赴丧，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文贞”，并亲自为他撰写了碑文。唐太宗思念魏徵，常常到凌烟阁去看他的画像，叹息道：“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鉴矣！”显然，这是号召其他官员向魏徵学习。明初廉吏方克勤在济宁府
浅析中国古代治理官吏腐败的法律对策 孙妍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河南驻马店 463000） 【摘要】：贪污腐败这一社会毒瘤是随着社会分工而出现的，当社会经济 发展到一定阶段，氏族制度瓦解，出现贫富分化，公共权力也集中到少数 人手中，由于人类自私利己的本性，加之权力易被滥用的特点，贪污腐败 现象也随之产生。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实行高度集权的专制体 制，加之民主制度的缺失，使腐败现象更为盛行。过于泛滥的腐败往往会 引起民众的不满和抗争，从而危害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因此历代统治者 为缓和社会矛盾，均采取措施以遏制腐败的蔓延，其中有些做法今天仍值 得借鉴。 【关键词】：廉政教育；政教之本；严刑峻法；反腐败 腐败已是危害大多数国家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的一个重大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凡是官商勾结，贪贿盛行的国家和地区，无不经济发展停滞和倒退，贫富差距加剧，社会风气败坏，所以腐败现象的危害及其造成的严重恶果，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我们在探索古代廉政制度的过程可以吸取其反腐倡廉的法律制度和监察制度，并从中得到许多启发意义。 一、加强廉政教育，树立廉政风范，积极倡导廉政 古代统治者在管理官吏和预防官吏腐败方面，非常重视廉政教育的预防作用,并且大力倡导廉政。 (一）进行思想教化，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中国古代的圣人贤哲早一直把思想教化放在反腐败的第一位。历代明君贤相，都十分重视官吏的思想教育和道德修养，以此营造廉洁的社会风气。被赞誉为“春秋第一人”的郑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子产说过“德者，国家之基”；“敬德必胜，失德必败”。孔子把“欲而不贪”作为从政的“五德”之一并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苟正其身，予以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二）重视表彰和重用廉吏，树立良好的用人导向。在进行德化教育的同时，不少帝王也有意识地表彰廉吏，把他们树立为廉政的典范，作为官员学习的榜样，
中国历史上整治贪污腐败最厉害的四位皇帝 中国历史上整治贪污腐败最厉害的四位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反腐败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曾经有四位皇帝，反腐败很有决心，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一、最成功的皇帝：宋真宗赵恒 宋真宗赵恒（968-1022），宋朝第三位皇帝，是个有作为的明君。他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他统治的时期，画家张择端用流芳百世的《清明上河图》来表达对他的千秋歌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赞誉：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国家，“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这个伟大的时代，将北宋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因此，宋真宗有了“中国皇帝反腐倡廉第一人”的美称。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
罚不公正。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的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老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实现“德治”。其次，宋真宗建立了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定“州县三课”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身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只要是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也要受到处罚。 第三，在吏部建立了官员档案，完善官员休假制度。凡犯贪污等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了他们再次搞腐败的可能。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播撒皇恩，增进君臣关系。宋朝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比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记录 中国历史上的几项腐败记录 王亚南先生曾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实为一部贪污史，深刻至极。 不论历史与现实有多大差别，在描述腐败现象时，惊人的雷同表现在：（1）权力与金钱共生；（2）特权与财富交辉。从形式上看，历史上的腐败与现代腐败十分相似，即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共存，得其一便自然顺得其二。但现实的制度结构毕竟与历史上的不完全等同。现代腐败的制度根源在于必须用公共权力来催化和建立市场制度，而历史上的腐败则基于各国都在劫难逃的政治特权。 《亚洲华尔街日报》在2001年做过一个千年全球最富50人排行榜，中国有6人“光荣”上榜，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朝太监刘瑾、清朝大贪官和、伍秉鉴和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商人，却共享了一个“官”字，而且都不是小官。6个人全部是中国最有权和接近最有权的人。 和的个人财产约合1900年的10亿美金，相当于国家全年财政岁入，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建自家的养老院——颐和园——一个国家腐败的记录原因。 一个所谓负责任的政府，是可回答质询的政府。当各级人大代表有能力质询政府各项收入和审议支出款项，并对政府的回答不持严重异议时，中国的政治文明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换个角度，政府编制财政收支预案应有相当透明度，人大代表应有能力通过民主程序审议，这将意味着进一步为政府在政治上减负，不致责任过重和权力过大。毫无疑问，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时间和条件的。 客观地说，古代中国政府各级官吏们既为百姓提供了质次价高的公共服务，管理着公共事务，同时在捞钱方面也绝对长了一双有效率的黑手——尤其是学起来易如反掌。 在腐败问题上，第一要务是制度而不是个人品行，中国自古存留在公共管理制度中的痼疾之一就在于，上面从不知道，也不想弄清楚下面应付日常公务应该花多少钱，以及应该向衙门里的人支付多少钱才合理。总之是事多钱少，政府拨的钱不够，于是辅之以纵容乱收钱的“政策”，或者听任权钱交易发挥作用，结果造成各地的“规矩”不一样，行政管理就乱了套。 不难理解，如果合理的要求得不到合理的满足，就必然靠不合理的方式来满足，你就很难看清合理的服务收费与搜刮民财之间的黄金分割线。现代行政“问责制”是重心向下的，由纳税人审视“养多少人，花多少钱，办多少事”，这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上级政府省心省力；而传统问责制是眼睛向上的。古今的实践都证明了，下级官员糊弄百 姓和欺骗上级官员有多大的积极性和多么惊人的效率。 中国清末官员的收入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