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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为何在日本臭名昭著?

“爱国主义”为何在日本臭名昭著?

2015-02-16稀奇古怪

摘要二战的惨痛教训,令“爱国主义”在日本臭名昭著,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极右只能以“爱家乡”来曲线“爱国”。日英词典“侵略”词条下,第一个例句就是“日本军侵略中国”。自卫队背个双肩包,就有议员开骂:把双手腾出来干什么,是不是又想侵略人家?

中国曾经是日本的老师,如明治维新之父福泽谕吉所言:“把日本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

时过境迁,师生早已易位。2014年网易报道,中国军事工业完全依赖日本技术,双方科技、工业水平差距很大:“日本对华出口最主要的几项为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碳纤维和精密机床。中国的国防发展实际上仍然受制于人。”近日有外媒称,因担心国产大米不安全,进口的日本大米已成“中国最新奢侈品”。

东瀛虽小,骨子里却有股强悍之气。1381年,深恨日本斩杀明朝使者的朱元璋,在国书中向日本发出“若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祸”的战争威胁。没想到被明太祖目为“君臣跣足语蛙鸣”的倭寇,深得汉学精髓,后醍醐天皇之子怀良亲王的回书汪洋恣肆、典故频出,犹如太白转世、稼轩附体: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

19世纪面对西方列强频频叩关和自由通商的世界大势,中日先后被迫打开国门变法图强,差距自此拉开。日本对中国的相关研究汗牛充栋,中国亟需加强对日本这个昔日学生的了解、研究和学习。故不揣愚陋,讨论日本一些易被忽视的方面,以抛砖引玉。

见贤思齐的文化吸收机制

戴季陶1928年出版《日本论》,认为“日本民族一般比中国人审美的情绪优美而丰富”,知美、好美,加上“热烈的…信仰力?”,使得日本人“无论对于什么事,

都能够百折不回,能够忍耐一切艰难困苦,能够为主义而牺牲一切,能够把全国民族打成一片”。

周作人惊叹:“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不独尊儒术、不取八股,给西学留下了空间,得益于这种见贤思齐的文化吸收机制,二战惨败之后,日本又迅速崛起,国民素质、环保水平、人均收入、政府廉洁程度在全球名列前茅。

日本学者依田憙家认为:日本的传统文化形态比较适合于吸收外来文化,自上古时期日本便成功地源源不断地从大陆摄取了几乎所有的思想文化,在不断获益的过程中自觉地形成了开放的引进机制和健全的吸收体。日本较早地出现了限制儒学有效范围的倾向,而中国却迟迟摆脱不了儒学的羁绊。

日本哲学家梅原猛,曾与首相中曾根康弘谈及一个不可思议的日本神话:“大国主神转让国家。对新的入侵者转让权力。这个神话,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在遥远的过去,绳文人住的地方被弥生人侵占,绳文人就把国土让给弥生人。神话是这个记忆的复苏。明治维新是这个记忆的再现。”

1853年马休·佩里准将率美国东印度舰队打开日本国门,1854年日美在神奈川签订日美和亲条约。为感谢佩里打破江户幕府锁国政策,促使日本走上明治维新之路,日本在佩里舰队登陆的横须贺市久里滨建立佩里公园,首相伊藤博文亲笔题写“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佩里公园每年都要举行开国纪念活动(黑船祭),入侵者佩里在文艺节目中以英雄和日本恩人的形象出现。

1945年日本战败,身着礼服的裕仁天皇拜会连领带都没系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言语谦恭至极:“我对战争中所有的政治、军事决定和行动负全部责任,我把自己交由阁下代表的盟国裁决。”大国主神转让国家的神话再次显现。

面对有史以来唯一敢以国家形式入侵美国的日本,美国对日本的戒惧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一味强行压服,而不从文化、制度、价值观的层面彻底将这个强敌改造成自己的盟友,谁敢说珍珠港的噩梦不会重来?为桥本以行《日本潜水舰队覆没记》作序的美海军中校爱德华?比奇,其观点颇具代表性:“日本人精明强干、英勇善战”,“把日本的现有实力逐渐引向保卫自由,日本就会成为我们在远东的强大盟国。”

为稳定日本国内局势、减少改造日本的阻力,麦帅对天皇个人极为体谅、宽容,但对战争的根源天皇制深恶痛绝。解散军队、搜捕战犯、新闻自由、教育自由、和平宪法(天皇丧失一切实权,主权属于日本国民)、民主选举、土改,几乎在一夜之间,天皇制赖以存在的法律、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基础被叼着玉米芯烟斗的“太上皇”连根铲除。昔日国民引以为傲的皇军,成了过街老鼠。黑泽明的经典影片《野良犬》(1949),对战后退伍军人如同丧家野犬备受歧视的凄惶表现得非常到位。

本农民摆脱了实质上的奴隶地位,阿信的昔日恋人浩太感叹:“一回忆过去就感到寒心,我为土地革命牺牲一切均无济于事,可美军占领日本之后,不费吹灰之力就大功告成。”

尼克松评价麦帅:“现代政治史上无人能像麦克阿瑟那样被称做法典制订者。这是一个半神话式的人物,政治上高瞻远瞩,按照理想的模式独力改造一个社会。”

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发表人间宣言,承认自己是人而不是神;“对日本国民拥有无限制的权力”、和平宪法的缔造者、公民教育和新闻自由的开创者、引领日本走上宪政民主之路的麦帅,在日本享受着神一般的恩宠:1950年1月26日,麦帅70大寿,日本民众纷纷向其献花表达祝愿。

1951年4月麦帅解职归国,“日本很多地方陷入一种近乎哀悼的状态”,日本首相吉田茂向全国发表讲话:“麦克阿瑟将军把我国引上恢复和重建之路,使民主精神在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牢牢扎根。”上百万日本人自发为麦帅送行,不少人痛哭流涕。2002年麦帅被选为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外国人,成为大和民族的英雄典范。2012年BBC全球最受欢迎国家调查结果,日本独占鳌头,麦帅与有荣焉。

对战争的反思

二战的惨痛教训,令“爱国主义”在日本臭名昭著,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极右只能以“爱家乡”来曲线“爱国”。日英词典“侵略”词条下,第一个例句就是“日本军侵略中国”。自卫队背个双肩包,就有议员开骂:把双手腾出来干什么,是不是又想侵略人家?

1950年代日本学者就在研究、出版揭露南京大屠杀的专著,当时大陆相关研究还是一片空白;1981年日本学者常石敬一,查明日军在活性出血热研究中所

使用的“猿”,实际上是用中国人进行人体模型实验;著名作家森村诚一采访了31名原731部队的成员,出版《恶魔的饱食》,日军恶行举世皆知。和许多大陆读者一样,年少的我,也是通过《恶魔的饱食》(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才得知731部队的存在。

日本前首相米内光政认为,迫使日本投降、日本因而免遭覆灭的核爆虽为悲剧,但给日本和世界带来了和平:“原子弹是上苍赐予日本的礼物。”1988年12月7日,长崎市长本岛等直言不讳:“如果天皇尽早做出终战的决断,广岛和长崎不会挨原子弹轰炸。”获得市民的热烈响应;1990年1月18日,本岛因天皇负有战争责任的言论遭枪击,“要求言论自由长崎市民会”征集了38万人的签名支持本岛。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在2005年广岛纪念核爆60周年的致辞中提醒国民,核爆前日本对中韩等国犯下了暴行。

二战之后,日本能够再度崛起,根本原因就在于全面清算军国主义的罪恶,获得各国(包括中国)积极评价。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表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作家老冰说:“现在50岁以上的日本人,大多数人对中国是有愧罪意识的。经历过战争的人不用说,战后的一代(日本叫团块世代)是日教组教育出来的,也就是受日共的影响相当深。反战思想是很浓的。加上麦克阿瑟的思想控制,…战争就是罪恶?在日本人心里可以说已经扎下了根。年轻人虽然没有上一代人那样的反战感觉,但是有很深的非战思想。为什么日本人不想打仗,原因很简单,被打怕了。原子弹就不要说了,光B29的空袭,就炸平了几乎全日本。”

2000年11月29日,在田中宏以及新美隆(花岗劳工原告律师团团长)等日本友人的协助下,“花岗事件诉讼”经过13年的努力最终达成和解,日本鹿岛建设公司一次性支付5亿日元,设立花岗和平友好基金,用于赔偿中国986名受难者。民权活动家王选告诉记者,要是没有日本民间在法律、经费上的大力支持,大陆民间对日索赔官司一个都打不下去。大批日本人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倾力帮助中国受难者起诉日本政府和日本各大企业,从未因“日奸”遭到过政治迫害。

2011年NHK制作《战争证言征集》,向日本观众提问:“你愿意为…国?而死吗?”一群女孩回答:“才不会呢。”一位中年男子回答:“日本这个国家,还不值得为它去死。”一位少年非常干脆:“要人家为它而死的国家,就让它灭亡好了。”

2014年安倍首相有意修改和平宪法,京都700余人上街游行呼吁“打倒安倍”;日本《广告批评》1982年登载的反战海报“恭请首相先上前线”再度红透日本。一名在社交网络上引用“恭请首相先上前线”的日本网民说:“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人是绝对不会上前线的,因为会被炸死,那到底谁上前线去牺牲呢?”

NHK制作的《太平洋战争纪实》(1993)、《日本为何通向战争之路》(2011)以史为鉴,对二战日本的战略软肋、外交策略、媒体狂热、军人干政、战术原则进行了深刻反思,从技术上雄辩地论证了日本为何开战、因何战败,既体现了大和民族善于细化问题、分析问题的优点,也显露了岛国缺乏宏观视野的局限。

事实上,日本开战和战败,除了一系列技术上的重大误判和国力的不足,根本原因在于,自由民主思想启蒙的不彻底和民主体制的脆弱,国家精英被日军“暴走”、“下克上”的风气绑架。

战后日本拍摄了大量反战、反武士道影片,艺术品质以小林正树《人间的条件》(1959,共6部)、《切腹》(1962)、《夺命剑》(1967)为最;沟口健二《雨月物语》(1953),市川昆《缅甸的竖琴》(1956)、《野火》(1959),冈本喜八《斩》(1968)、《肉弹》(1968),筱田正浩《枪圣权三》(1986)亦令人激赏;1970年,日本共产党人山本萨夫的反战大片《战争与人》,艺术品质有待提高,但赞美中共抗日勇士、毫不留情地批判日军和军国主义的态度异常坚决、鲜明,轰动日本,屡获大奖。

近年来日本战争题材的影片,《男人们的大和》(2005)、《永远的0》(2013)、《起风了》(2013)技术上进步显著,但思想性和艺术性没一部端得上台面,这些片子试图两面讨好,反战、热爱生命、珍惜家庭、无所畏惧,面面俱到的结果就是发射四不像的催泪弹,像《全金属外壳》《现代启示录》《人间的条件》那种水准迄今尚未梦见。

总体感觉,似乎是对“自虐”史观的反弹,新世纪的日本战争片对战争的态度日趋暧昧,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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