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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低价转让房产,债权人能否代位撤销?

债务人低价转让房产,债权人能否代位撤销?

上诉人北京市香某唯一食品厂(以下简称香某食品厂)因与被上诉人周某荣、严某胜、杜某海、陈某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1民初43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香某食品厂的法定代表人陈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树海、叶峰,被上诉人严某胜、杜某海及严某胜、杜某海、陈某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健壮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周某荣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香某食品厂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撤销周某荣与严某胜、杜某海、陈某之间签订的《工业厂房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及《工业厂房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有新的证据证明一审据以定案的依据错误,严某胜于2016年11月10日经公证向香某食品厂邮寄的《通知函》,周某荣没有参与也不知情,严某胜也不是周某荣的委托代理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香某食品厂提交2018年10月19日上午11点33分香某食品厂法定代表人陈杰与周某荣的电话录音显示,其中第31秒-40秒,陈杰:“行,周总,我发给你那个《公证书》,还有那个《通知函》,你都看到了吗?”;第41秒-43秒,周某荣:“我看到了,这我不知情,肯定我不知情。”;第44秒-52秒,陈杰:“就是《公证书》那个,5002号《公证书》,申请人是周某荣,委托代理人是

严某胜”;第52秒-58秒,周某荣:“没有,没有,这个百分之百没有,我确定跟你说,这个百分之百没有,没有这么一说”。2.香某食品厂提交2018年10月19日上午11点44分香某食品厂法定代表人陈杰与周某荣的电话录音显示,其中第35秒-40秒陈杰:“是,周总,您刚看了吗?您刚看《通知函》了吗?”;第41秒-46秒周某荣:“我看那东西,我没出示过那个《公证书》啊。”;第1分10秒-1分16秒陈杰:“那既然你没见过这个内容,下面签字呢?2016年11月6日,周某荣。”;第1分16秒-1分26秒周某荣:“那他可能就耍了个心眼子,可能拿白纸签字的有可能,上面内容我一概不知。我都不知道这事儿嘛。这石景山发的公函,我都不知道啊。”;第1分56秒-2分陈杰:“那这个公证那?公证是你委托他去做的公证吗?”;第2分-2分03秒周某荣:“公证我也没签过公证啊,让我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第2分04秒-2分12秒陈杰:“这上面写的是,你是申请人,你委托,严某胜是你的委托代理人,你委托他办的这个公证。”;第2分12秒-2分19秒周某荣:“这个事,我第一次听你说,严某胜只字没跟我提过这个事。他那人办事属于背后办事,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情况,我都没听说过”。3.香某食品厂提交2018年10月19日周某荣签名并捺印的《关于本人周某荣从未委托严某胜办理过任何公证和与香某食品厂签订各协议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中正文第2行载明:“本人未曾委托过严某胜到北京市燕京公证处办理过对给香某食品厂发《通知函》上的内容,我对此事毫不知情”。通过上述可以证明周某荣没有委托严某胜等向香某食品厂于2016年11月10日通过公证邮寄《通

知函》,对该公证邮寄的行为及《通知函》的内容周某荣也不知情,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判决第9页倒数第4行“2016年11月10日经公证邮寄的《通知函》,虽然邮寄人是严某胜,但《通知函》是周某荣名义且有周某荣签名,《公证书》也记载公证申请人是周某荣,严某胜是周某荣的委托代理人,故通知行为有效”,该事实认定与真实情况不符,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周某荣不但从未参与该公证事项,也对经公证邮寄的《通知函》的内容毫不知情,严某胜也不是周某荣的委托代理人。

二、香某食品厂在收到《通知函》后,向周某荣求证,周某荣否认与严某胜签订涉案《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和转让座落于北京市房山区焦庄村(以下简称焦庄村)厂房(以下简称涉案厂房),还向香某食品厂继续收取涉案厂房租金,一审法院认定严某胜公证邮寄《通知函》的行为有效,认定事实错误。1.香某食品厂提交2018年10月19日周某荣签名并捺印的《声明》正文第4行载明:香某食品厂在2016年11月收到该《通知函》的时侯就给我打电话问过我此事,当时我说没有委托严某胜去公证,也没有写过或见过该《通知函》,我对此事不知情。正文第8行载明:2016年12月22日,我与于达、香某食品厂签订的《三方协议》也未将转让涉案厂房一事告知香某食品厂,我仍向香某食品厂收取了2017年上半年的房屋租金。2.香某食品厂提交2016年12月22日周某荣、香某食品厂、土地使用权人于达签订的《三方协议》第一条载明:乙方(香某食品厂)给付甲方(周某荣)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的房屋租金100万元整,现乙方按决定支付给甲方2017年上半年的房屋租赁租金50万元整,自签字之

日起给付。3.香某食品厂提交2016年12月22日支出凭单及收据显示,2016年12月22日香某食品厂支付给周某荣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房屋租金50万元。通过上述可以证明香某食品厂在2016年11月12日接到严某胜公证邮寄的《通知函》后,向涉案厂房的出租人周某荣求证此事,周某荣未将其与严某胜、杜某海、陈某签订涉案《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并将涉案厂房转让一事告知香某食品厂,间隔40天以后,即2016年12月22日,周某荣还与香某食品厂及土地使用权人于达签订《三方协议》,并继续向香某食品厂主张涉案厂房的租金,在香某食品厂向涉案厂房出租人周某荣求证此事时,得知周某荣没有签订涉案《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和转让涉案厂房并继续收取涉案厂房租金的情况下,香某食品厂不相信素不相识且没有任何经济往来的严某胜通过公证邮寄的《通知函》上的内容是有充分依据且符合常理的,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通知行为对香某食品厂产生效力,进而认定香某食品厂的诉讼请求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一年期间,认定事实错误。三、2017年12月31日以前,涉案土地所有权人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焦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焦庄村委会)及土地使用权人于达均对周某荣与严某胜、杜某海、陈某签订涉案《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不知情,香某食品厂起诉债权人撤销权除斥期间应当从2017年12月31日起算。1.香某食品厂提交2017年2月4日涉案厂房土地使用权人于达出具的《证明》第4行载明,2012年5月22日和周某荣、程旭东签订《场地房屋租赁协议》中约定:如需转租必

须提前征得甲方同意,周某荣和严某胜、杜某海、陈某之间的场地及场地房屋的转让或买卖来告知我,也未经过我同意,所以该场地及场地上的土建工程和房屋、厂房及不动产转卖给他人是无效的。2.香某食品厂提交2017年2月6日焦庄村委会盖章、大队书记李振江签字的《证明》第3行载明,周某荣和严某胜、杜某海、陈某之间2014年3月20日签订的《转让合同》未告知我村,也未经我村同意,场地承租人于达也未就此事告知我村,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及其地上物不允许买卖的禁止性原则,所以该《转让合同》是无效的。

3.香某食品厂提交2018年10月19日周某荣签名并捺印的《声明》第12行载明,直到后来在2017年12月31日本人与焦庄村书记李振江、于达、香某食品厂法定代表人陈杰签订《协议书》时才第一次告知前述各方我确实将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焦庄村石子厂的厂房(面积8466平米)转让给了严某胜、杜某海和陈某。

4.香某食品厂提交2017年12月31日焦庄村大队书记李振江、于达、周某荣、香某食品厂签订的《协议书》第三条载明:“关于丙方(周某荣)未告知甲方(焦庄村大队书记李振江)、乙方(涉案土地使用权人于达),更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2014年3月20日,周某荣与严某胜、杜某海、陈某签订《转让合同》和2016年7月25日《补充协议》。甲方于2017年2月6日出具《证明》和乙方于2017年2月4日出具《证明》中说明了情况,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该《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通过上述可以证明,周某荣在2017年12月31日与焦庄村大队书记李振江、于达、香某食品厂法定代表人陈杰签订《协议书》时,才将其与严某

胜、杜某海、陈某签订涉案《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的事情告知前述各方,各方此前对此事一直不知情。严某胜等起诉香某食品厂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周某荣并非原告,且当时处于失联状态,香某食品厂在2017年1月16日接收该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材料后,向涉案土地所有权人焦庄村委会及涉案土地使用权人于达求证此事,于达出具的《证明》证实其与周某荣签有《场地房屋租赁协议》,该《场地房屋租赁协议》约定周某荣不得将涉案场院和房屋转租给他人或单位,如果需要转租必须提前征得于达的同意,于达对此事不知情也不同意,焦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也能证实村集体对周某荣通过与严某胜、杜某海、陈某签订涉案《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转让建在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涉案厂房一事同样不知情也不同意。综上,香某食品厂在2017年1月16日领取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诉讼材料之时,在周某荣既不是原告之一,也没有将其与严某胜、杜某海、陈某签订涉案《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的事实告知涉案土地所有权人焦庄村委会及涉案土地使用权人于达的情况下,香某食品厂自然不可能相信素不相识又无经济往来的严某胜、杜某海、陈某,更不可能确定涉案《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真实性。香某食品厂于2016年11月12日收到公证邮寄的《通知函》,2017年1月16日在一审法院领取严某胜、杜某海、陈某起诉香某食品厂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材料,均是在涉案厂房出租人周某荣未告知香某食品厂以及涉案土地所有权人焦庄村委会、涉案土地使用权人于达均不知情、不认可的情况下,所以香某食品厂不可能确认《通知函》及涉案《转让合同》及《补充

协议》的真实性,而且涉案《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也未经过土地管理部门和房屋管理部门的登记备案和做变更手续以及到税务部门登记并缴纳相关税费,所以在不能确定涉案《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真实存在的前提下,香某食品厂根本就无从得知涉案《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已经侵害到自身利益这一债权人撤销事由。直到2017年12月31日,周某荣在与焦庄村大队书记李振江、土地使用权人于达、涉案厂房承租方香某食品厂签订《协议书》之时,才将其与严某胜、杜某海、陈某签订涉案《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一事告知前述各方,至此香某食品厂才确认涉案《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所以债权人撤销权除斥期间应当从2017年12月31日起算,香某食品厂于2018年1月23日起诉撤销涉案《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尚在法律规定的一年时效期间内。四、香某食品厂提交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周某荣与严某胜、杜某海、陈某签订的涉案《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侵害了香某食品厂的债权,涉案《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应当被撤销。根据香某食品厂一审时提交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周某荣在拖欠香某食品厂巨额债务并且已用涉案厂房20年零5个月租期、对应租金抵销的情况下,与严某胜、杜某海、陈某等人签订涉案《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将涉案厂房剩余1900万元的租金以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严某胜、杜某海、陈某,且严某胜、杜某海、陈某对周某荣与香某食品厂有债权债务纠纷且租金已经被折抵系明知,仍与周某荣合谋策划了涉案厂房转让,使周某荣不仅不用偿还拖欠香某食品厂的巨额债务及一审法院执行,严某胜、杜某海、

陈某还能继而向香某食品厂主张周某荣已经折抵完的租金部分。恶意串通的双方都得到经济上的满足,唯独香某食品厂既无法向没有经济能力的周某荣主张偿还巨额借款,也使香某食品厂与周某荣之间达成的涉案厂房租金与现金欠款债务相互抵销的《协议书》成为一张废纸,极大损害了债权人香某食品厂的利益。

周某荣未到庭亦未进行答辩。

严某胜、杜某海、陈某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香某食品厂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香某食品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决撤销周某荣与严某胜、杜某海、陈某签订的《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2年10月20日,周某荣(出租方、甲方)与北京市香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租方、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坐落于焦庄村石子厂的房屋租赁给乙方使用。《租赁合同》中没有写明占地面积、房屋面积和间数。租赁期限自2012年10月20日始至2033年4月1日止,共计20年零5个月。计租日期自2013年4月1日起。双方约定,乙方承租该房屋及场地合同期内前三年房租先行支付给甲方,自2013年4月1日至2016年4月1日,年租金100万元,三年租金合计300万元。2013年8月8日,周某荣与香某食品厂签订《补充协议》,约定:2012年10月20日《租赁合同》的承租方变更为香某食品厂。香某食品厂承继了《租

赁合同》的权利义务。计租日期变更为自2013年12月1日起。双方确认,预交的三年租金300万元以及后期加建的食堂的费用10万元均已支付给周某荣。

2014年3月20日,周某荣(卖方、甲方)与严某胜、杜某海、陈某(买方、乙方)签订《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自建的坐落于焦庄村(原石子厂旧址)建筑面积8466平方米的厂房,一次性转让给乙方,总价款为500万元。双方在《转让合同》第九条中约定:甲方转让给乙方的厂房时已将厂房租赁给香某食品厂使用,期限20年零5个月,年租金壹佰万元整(附与香某食品厂《租赁合同》),甲方将厂房转让给乙方后因乙方无法与香某食品厂变更合同,故甲方与香某食品厂合同保持不变,租金还是由甲方收取,然后甲方再返租乙方厂房,甲方租赁乙方厂房8466平方米,每年租金壹佰万元整,期限20年零5个月,甲方从2016年12月1日起开始给乙方交纳房租。2016年12月1日以前香某食品厂房租甲方已经收取故不计。

2016年7月25日,周某荣(卖方、甲方)与严某胜(买方、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就购买甲方租于达的15亩土地自建的8466平方米的厂房租赁给香某食品厂达成如下补充协议。原《转让合同》中的第九条“租金由甲方收取,然后甲方再返租乙方厂房,甲方租乙方厂房8466平方米”此句话作废,每年租金壹佰万元,现改为由乙方直接向香某食品厂收取。第十条中的香某食品厂不给甲方交纳租金,乙方只向甲方收取租金,同时改为由乙方直接向香某食品厂收取租金。原因是甲方向香某食品厂法人陶春香借款250万元双方

有经济纠纷,现改为香某食品厂的租金由乙方收取。杜某海、陈某虽未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名,但对严某胜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予以追认。

一审法院另查:2014年1月17日,陶春香(香某食品厂原法定代表人)与周某荣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甲方(贷款人)陶春香,乙方(借款人)周某荣。陶春香借给周某荣250万元。乙方周某荣因经营之需要,特向甲方借款,具体条款:一、甲方借给乙方250万元。

二、借款期限:自2014年1月17日至2015年1月16日。三、借款利息:每月21750元,每三个月支付一次。四、违约责任:乙方未按期还清全部借款及利息,周某荣承诺从2016年12月1日至2033年12月1日免除香某食品厂的租金,共计约1900万元左右。周某荣未按期还款。2016年12月21日,香某食品厂认为陶春香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以香某食品厂为原告,将周某荣诉至一审法院。2018年1月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京0111民初18441号民事调解书,对香某食品厂诉周某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调解协议如下:一、周某荣于2018年1月10日偿还香某食品厂借款本金250万元,利息120万元,二、双方其他无争议。

2016年11月10日,在北京市燕京公证处公证之下,严某胜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52号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石景山区分公司新古城邮局支局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香某食品厂邮寄《通知函》和《关于支付租金的函》,邮单编号为1020634085520、1049205129317,记载公司名称为香某食品厂,收件人为陶春香,收件人地址为北京市

房山区阎村镇焦庄村,该两封邮件于2016年11月12日被签收。《通知函》内容:本人于2014年3月20日已将位于焦庄村石子厂的厂房转让给严某胜、杜某海和陈某,请贵司将承租前述厂房的租金支付给严某胜、杜某海和陈某。落款周某荣签名。2016年11月6日,对应《公证书》记载:申请人周某荣,周某荣的委托代理人严某胜向我处提出申请,对其向香某食品厂邮寄《通知函》的过程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关于支付租金的函》内容:2014年3月20日,周某荣将前述厂房转让给我方后,就厂房转让事宜,我方及转让方多次通知贵司,自转让之日起,厂房的租金应当向我方支付,但是贵司一直以周某荣向陶春香借款尚未还清为由拒绝支付租金。我方特此再次发函,请贵司及时向我方支付租金,如果贵司仍不同意向我方支付租金,我方将采取法律措施追究贵司的责任。

2016年12月,严某胜、杜某海、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香某食品厂租赁合同纠纷,要求其支付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的租金。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16日向香某食品厂送达了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起诉状及开庭传票。2017年2月15日,香某食品厂起诉周某荣、严某胜、杜某海、陈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诉讼请求为要求判令周某荣、严某胜、杜某海、陈某签订的《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香某食品厂的诉讼请求,香某食品厂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京02民终10661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法院判决。2018年1月23日,香某食品厂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提起本案债权人撤销权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2016年11月12日,香某食品厂签收了严某胜通过公证邮寄的《通知函》和《关于支付租金的函》,明确告知周某荣与严某胜、杜某海、陈某签订了《转让合同》,并要求香某食品厂向严某胜、杜某海、陈某支付租金。严某胜、杜某海、陈某起诉香某食品厂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2017年1月16日向香某食品厂送达了起诉材料,香某食品厂遂于2017年2月15日起诉周某荣、严某胜、杜某海、陈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香某食品厂在起诉状及一审庭审中陈述2017年2月10日才知道周某荣与严某胜、杜某海、陈某涉案厂房转让事宜,与事实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一年”、第七十五条和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五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香某食品厂称邮件信函通知以及严某胜、杜某海、陈某起诉租赁合同纠纷的事宜,周某荣作为涉案厂房出租人均未参与,香某食品厂不可能相信租赁合同关系之外的严某胜、杜某海、陈某的通知和起诉主张租金,直到2017年12月31日香某食品厂才确认周某荣与严某胜、杜某海、陈某签订过《转让合同》,一审法院认为,2016

年11月10日经公证邮寄的《通知函》,虽然邮寄人是严某胜,但《通知函》是周某荣名义且有周某荣签名,《公证书》也记载公证申请人是周某荣,严某胜是周某荣的委托代理人,故通知行为有效,故香某食品厂的意见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规定,判决:驳回北京市香某唯一食品厂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香某食品厂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18年10月19日上午11点33分周某荣与香某食品厂法定代表人陈杰的通话录音,用以证明周某荣从未委托严某胜办理过向香某食品厂邮寄《通知函》的证据保全公证,周某荣对此事毫不知情。证据2.2018年10月19日上午11点44分周某荣与香某食品厂法定代表人陈杰的通话录音,用以证明周某荣对公证邮寄的《通知函》的内容毫不知情,从未见过该《通知函》,也从未委托严某胜办理过相关公证,《通知函》上的签字是因为其他事情给严某胜在白纸上所签。证据3.2018年10月19日周某荣签名并捺印的《声明》,用以证明:1.严某胜向香某食品厂于2016年11月10日公证邮寄《通知书》是在周某荣没有参与、不知情的情况下公证邮寄的;2.香某食品厂接到公证的《通知函》后向周某荣求证,周某荣未告知香某食品厂其与严某胜签订《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转让涉案厂房;3.2016年12月22日周某荣在与香某食品厂及于达签订《三方协议》时仍未将与

严某胜签订《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转让涉案厂房一事告知香某食品厂,同时仍向香某食品厂收取涉案厂房租金;4.香某食品厂直到2017年12月31日才第一次知道周某荣与严某胜等签订《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证据4.2016年1月5日出租方于达与承租方程旭东、刘希军签订的《协议书》、2016年12月6日出租方周某荣与承租方香某食品厂及丙方刘希军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2》、平面图、收条,用以证明:1.周某荣对于涉案土地及涉案厂房的转租需明确告知土地使用权人于达、土地所有权人焦庄村委会及涉案厂房承租方香某食品厂这一流程是明知的,香某食品厂在收到严某胜等公证邮寄的《通知函》后,向周某荣、土地使用权人于达、土地所有权人焦庄村委会求证时,各方均表示不知情,加之随《通知函》并没有附上《转让合同》,所以在香某食品厂明知周某荣知晓转租和转让涉案土地和涉案厂房流程的情况下,不能据此认定香某食品厂在2016年11月收到公证邮寄的《通知函》时,即已知道债权人撤销事由,并进而认定除斥期间已经经过;2.2016年12月6日出租方周某荣还与承租方香某食品厂及丙方刘希军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2》,该时间在严某胜向香某食品厂邮寄《通知函》之后,再加之该协议名为《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2》,可以证明周某荣不仅依然认可与香某食品厂签订的原《租赁合同》的效力,并且与香某食品厂签订该《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2》的行为也足以使香某食品厂不相信严某胜向香某食品厂经公证邮寄的《通知函》上的内容,所以一审法院认定香某食品厂从2016年11月知道债权人撤销事由,该事实认定错误。证

据5.2017年12月31日香某食品厂与周某荣及焦庄村委会、焦庄经联社、焦庄村大队书记李振江、于达签订的《协议书》,用以证明周某荣在2017年12月31日承认用租金折抵债务,通过其实际行动使得香某食品厂不相信周某荣与严某胜等之间签订的《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真实性。证据 6.一审法院一审案件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用以证明严某胜等起诉香某食品厂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撤诉结案,由此该案相关的所有文书的法律效果归于无。严某胜、杜某海、陈某对于香某食品厂提交的前述证据称: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认可证明目的,且周某荣在二审曾出庭确认过《通知函》的签字系其本人签字,另严某胜、杜某海、陈某亦提交了周某荣签字的办理公证的《委托书》;对证据2和证据3的真实性亦均无法确认,且均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严某胜、杜某海、陈某提交如下证据:周某荣签字的《委托书》,用以证明办理公证系周某荣委托。香某食品厂对于严某胜、杜某海、陈某提交的前述证据称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周某荣未到庭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但表示涉案《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和《通知函》上“周某荣”处的签字均系其本人所签,并称其未委托严某胜办理过公证。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李松律师认为:

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同时《合同法》第七十五条亦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在本案中虽《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分别为2014年3月30日和2016年7月25日,但根据北京市燕京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显示:2016年11月10日在北京市燕京公证处公证之下,严某胜受周某荣的委托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52号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石景山区分公司新古城邮局支局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香某食品厂邮寄了《通知函》和《关于支付租金的函》,香某食品厂于2016年11月12日签收了严某胜受周某荣的委托通过公证邮寄的《通知函》和《关于支付租金的函》,前述《通知函》和《关于支付租金的函》明确告知周某荣与严某胜、杜某海、陈某签订了《转让合同》,并要求香某食品厂向严某胜、杜某海、陈某支付租金。同时严某胜、杜某海、陈某起诉香某食品厂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16日向香某食品厂送达了起诉材料,后香某食品厂遂于2017年2月15日起诉周某荣、严某胜、杜某海、陈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为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香某食品厂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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