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刑法中的重刑轻刑
论文摘要刑法是最为古老的一门单行法律法规，以其严厉的刑罚为主要特点，在打击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国的刑罚结构以死刑、限制自由刑为中心，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推崇重刑的特色。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文气息也沁入到了貌似没有感情色彩的刑法中，众多国内外学者纷纷提倡在刑法中适当的适用轻刑，伴随着我国最新的《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宽严相济的刑罚已然成为大势所趋。那么在刑法中重轻刑分别扮演着怎么样的作用，二者的关系怎么样，以及我们怎么去处理两者的适用问题呢，是我们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重轻刑刑法修正案（八）宽严相济
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并自2011年5月1日起实施。此次修改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其最大亮点当属以废除死刑罪名为代表性内容的刑罚轻缓化，很好的反映了众多学者的心声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明祥说“这是我国严格限制死刑在立法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同时，在这次修改中也增加了一些新的犯罪规定，加大了惩罚力度，体现了刑法的严厉性。这一宽一严，轻轻重重，两者都不可偏废。
本文中笔者首先简单讨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重轻刑规定，其次论述二者的关系与作用，最后归结到刑法中的重轻刑适用的问题。
一、简述《刑法修正案（八）》中的重轻刑规定
在此次修正案中很好的体现了刑罚的宽严相济政策，在一些方面减轻了刑罚的严厉性，同时在另一方面加强刑法的管制力度，重轻得当，相得益彰，现做如下分析。
首先，其“宽”体现在：
（一）适当减少了死刑罪名
取消近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过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豍，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这是我国立法机关自1979年刑法颁布以来首次削减死刑，标志着我国继2007年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之后，在控制死刑方面又一次突破性进步。
死刑剥夺了人的生存权，是最为严厉的一项刑罚。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死刑制度暴露出了很多弊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减少死刑立法和限制死刑司法适用，应成为我国死刑改革和刑法现代化的基本立场，具有促进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废除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国情的现实需要，体现的刑法的文明性，同时也是顺应限制死刑的全球趋势。
（二）限制死刑的适用
如刑法修正案中对年龄犯罪不适用死刑做出了具体规定，即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不适
用死刑和年满75岁的老人不适用死刑，体现了刑罚的人文关怀。
（三）进一步落实了“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
在刑法上第一次承认了“坦白”的法律地位。有助于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自己所犯的过错，同时利于提高案件的侦破效率。
其次，其“严”体现在：
（一）增加了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入刑
在这里以危险驾驶罪入刑为例。醉酒驾驶机动车和在城区飙车，是人们深恶痛绝的“马路杀手”。刑法修正案（八）对此作出了回应，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正式入罪。修正后的刑法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近年来酒驾和飙车的行为屡禁不止，传统的行政处罚已不能达到禁止危险驾驶的行为，那么作为具有最严厉处罚性的刑法就成为最终的解决手段。把危险驾驶行为写入刑法，提高对这种行为处罚的力度，能够起到更好的警示作用和预防犯罪行为发生。
（二）适当延长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刑期
根据修改前的《刑法》第69条的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需要并罚的，并罚后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这个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其合理性，但在现实操作中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人所犯的罪行非常多，累计的判刑时间会很长，如果仅仅把时间规定在二十年以内会导致罪责刑不相等的现象。因而在《刑法修正案（八）》中把有期徒刑最高提到了二十五年，适当增加数罪并罚有期徒刑的年限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二、重轻刑的关系与作用
（一）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二者的关系
重刑和轻刑两者的关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区别体现在重刑是指在刑罚中着重采用剥夺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或者是相对于比较轻的犯罪情节中仍采用严厉的刑罚手段，而轻刑则与其恰恰相反。二者的联系是，不论重刑还是轻刑，其问题的解决都是死刑和有期徒刑的适用问题，并且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所以我们不能孤立的看待二者的关系，不能偏袒任何一方。
当然在我国的刑事立法过程中，很多人都认为我国着重于重刑的采用，集中表现在死刑和有期徒刑适用范围特别广，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说明我国更加看重重刑罚的主要体现。我们在看待二者孰轻孰重时，数量并不是我们依据的唯一标准，我们更要找到二者相互区分的分界线，即我们在处理一个刑事案件时所看重的标准和度的问题，我们不能孤立的看待重轻刑的问题，而必须结合与其相互关联的情节。这就告诉我们，不是因为一个罪大恶极的犯罪我们给他判死刑就是重刑，亦或是我们给他判少量的有期徒刑就是轻刑，我们要与当时的社会整体环境相结合，这是我们参照的最为客观的标准。
（二）合理的对待二者的作用
由于重刑和轻刑有着明显的区别，因而二者的作用也会有所不一样。
1.重刑由于具有严厉的惩罚性，能够于树立刑法的威慑性，对于某些非常严
重刑事犯罪，能够较短的时期内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平复人心，使恶性犯罪得以及时收敛，并迎合“嫉恶如仇”的传统民族文化心理欲求。
2.轻刑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体现了浓厚的人文气息，更加注重保障人权，同时体现了对人性的再塑造，给犯罪分子改造学习的机会，使其能够再融入社会中，为社会做贡献。
三、重刑和轻刑的适用
（一）平衡重刑与轻刑二者的地位
1.由前文所说，重刑虽然具有威慑性，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秩序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其必然也有许多的弊端。
刑法学者研究认为，刑罚的轻重，必须通过衡量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后，方能做出判断和确定。罪责刑相当是刑事处罚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一般公平、正义观念的反映。重刑虽可以威慑，重刑趋势之下通常也不绝对排斥某些特殊情况下轻刑适用，但总体来说，重刑威慑思想是强调通过片面提高刑罚强度的方式去实现控制犯罪的目的。由此，重刑就必然造成罪刑关系的失衡，罪刑间的等价关系也会受损。其明显的不利后果，是容易削弱人们对刑法的尊重感。
我们说一个法律制度的出台与接受并不是其打压式的惩罚力度，而是他给人们带来的一种客观公平的直观感觉，对于刑事处罚，只有做到罪责刑相当才是获得大众认可与遵守的关键所在。
2.轻刑由于其体现了起码的人文关怀，因而更能得到人们的认同与理解，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降低了刑法的威慑力，对于一些严重的犯罪行为不能有效的制止，最终必然会丧失刑法与生俱来的权威性，使其与其他部门法不能做好衔接。
3.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平衡的去看待二者的关系，在刑法中既有重刑的地位，也保有轻刑的份额，保持两者应有的“度”，充分利用两者的优势，互相弥补不足，这才是我国刑罚的合理发展之道。
（二）在一定限度内仍要加强轻刑化发展
轻型化“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经济的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实现。可以说，刑罚轻缓化的进程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具有一致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国实行轻刑罚是适应国际发展潮流的体现；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建设，轻刑罚无疑给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而，我们必须进一步的：
1.减少死刑的范围。在《刑法修正案（八）》中我国虽然减少了十三种死刑，但对于我国庞大的死刑处罚范围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更多的非暴力犯罪，我们可以取消死刑，与此相适应的可以改革我国的有期徒刑期限，将其上限上调，以有期徒刑替代部分死刑罪。
2.刑罚体系向以自由刑和财产刑为中心的轻刑转变豑。对于刑罚要尽量做到将刑罚的适用和投入量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和最低限度内，不滥施刑罚，不浪费刑罚。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5种主刑，除死刑外，其余都是自由刑，在四种自由刑中，三种都属于监禁刑。对于某些犯罪情节比较轻的刑事犯罪，我们完全可以以一定的财产刑为主要措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3.刑事制裁方法的多样化，犯罪的无穷变化和刑罚方法的有限决定了我们只能通过不同刑罚方法的排列组合，以应对多种多样的犯罪，而扩展排列组合结果的惟一途径就是增加组合的要素即刑罚种类。根据不同的犯罪情况，不断完善和增加我国的刑罚体系，避免单一和过重现象的发生。
四、结语
《吕刑》有言，“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其大意是说，对于刑罚的适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轻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就是要根据不同时期犯罪的不同情况，应当依照客观形势的需要，制定出不同轻重的刑罚，使其符合于各个不同时期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这对于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刑法的重刑与轻刑需要我们去平衡二者的关系，要做到宽严相济，此次的《刑法修正案（八）》无疑是一次很好尝试，他对于我国的刑法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我国的法治之路奠定了好的探索基础。
试论刑法上的偶然因果关系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在刑法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犯罪构成理论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也是司法实践中须求解决的棘手问题之一。刑法界的专家、学者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从不同的视角，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力图从理论上找到可供司法机关据以办案的理论依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观点，可惜，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仍然处于争论不休的状态。笔者试对刑法上的偶然因果关系谈些自己粗浅的认识，以求教于同行。 一、刑法因果关系应包括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 在理论界，关于刑法因果关系问题，我国有“必然说”和必然偶然“两分说”之争。“必然说”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存在必然因果关系，不存在偶然因果关系。作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必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只有必然因果 关系才能成为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只有当某种或某些危害社会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引起某种或某些危害结果的时候，才能认为这些危害社会行为与危害社会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不具有这样的联系，即使行为与结果的发生有一定的偶然联系，那也不是刑法中的原因，而只能是条件，条件 不能成为刑法中的原因。“必然说”强调一定条件下的不可避免性和合乎规律性。
应当承认，“必然说”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认为刑法上的原因只能是必然原因，作为原因的行为，只是对结果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危害行为；作为结果的 危害结果，也只能是危害行为所直接引起的结果。这势必将那些 仅对结果的产生起了非决定作用的行为，一律不作为刑法上的原 因，缺乏理论依据。第二，在多因一果的情况下，如果认为数个原因都对结果的产生起决定作用，就会产生困难，特别是在多个 行为人不是共同犯罪的情况下，要确定每个行为都必须是对结果产生起了决定作用，可能更加困难。第三，“必然说”主张，必然原因的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配合，但条件又不能当原因，这在 实践中也会出现问题，如果起作用的“条件”正好是危害行为时，就无法使其承担责任。 “两分说”认为刑法上存在必然与偶然两种因果关系，不同意刑法中只存在必然因果关系。“两分说”针对“必然说”适用 面过窄之不足，提出将偶然因果关系也归入刑法因果关系之中，其结论也符合刑事案件的一些实际情况。不过，该学说还存在一 些问题。如对于偶然因果关系的解释有些过窄，受传统刑法因果 关系研究影响过深等。 对于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进行偶然与必然的区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把因果关系说成是必然的和偶然，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对立统一的基本原理。对于偶然因果关系作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偶然因果关系概念比较含混，何种联系属于
刑法因果关系问题再研究(一) 关键词:单独犯因果关系;共同犯罪因果关系;共同犯罪因果关系个案考察 内容提要:从胡某案件入手,对国内外单独犯因果关系的学说进行了评述,并对共同犯罪因果关系的学说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肯定了毕克迈耶与牧野英一的共同犯罪因果关系学说的现代价值,以此为借鉴分析胡某案件中涉及的共同犯罪的因果关系问题,提出考察本案因果关系应遵循的整体性原则,即共犯行为间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它们互为条件、互相配合、纵横交错,具有单个犯罪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各共犯的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无论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还是间接的因果关系,都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共犯的因果关系还具有双重性的特征,即大因果关系与小因果关系。由此得出胡某与张某、江某均应以故意伤害罪论处的结论。 引言 2005年6月4日凌晨1时许,被告人江某、张某与胡某、李某(胡、李二人均在逃)等人在本市福田区一的士高歌舞厅内跳舞,期间胡某与被害人黄某因找舞伴发生口角后约定到门外解决问题。后胡某告知被告人江某、张某去歌舞厅门口,并告知二被告人对方要和其打架。随后,胡某又找来了三至四人过来帮忙,被害人黄某也找来了几人到门口。双方在门口发生争吵继而发生打斗,被告人江某、张某用拳头殴打对方,在打斗过程中胡某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将被害人黄某腹部捅伤(经法医鉴定为重
伤)后逃跑①。 审查起诉过程中,对于该案的二被告人江某、张某应定聚众斗殴罪还是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罪,存在不同的认识:一方认为,根据刑法第292条第2款之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严格依照刑法条文,本案二被告人的行为已转化为故意伤害罪。另一方则认为,被害人黄某腹部被捅成重伤系在逃人员胡某所致,而非二被告人所为,因此,二被告人的聚众斗殴的行为与被害人受重伤的后果没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江、张二被告人的行为仅构成聚众斗殴罪,而不能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本案当中,二被告人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涉及刑法理论中的一个疑难问题即共同犯罪的因果关系问题。 因果关系问题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讲,一种现象引起另一种现象,前一种现象为原因,后一种现象为结果。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虽与哲学意义的因果关系具有共性特征,但并非完全相同,它是指刑法上的行为与危害结果或者损害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决定于被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客观性、相关性、时间先后顺序性等特征。研究刑法因果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解决行为人(包括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中外众多专家学者对因果关系问题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研究②,学说很多,但至今没有形成解决因果关系问题的较为科学的学说。由于共同犯罪因果关系的研究要以单独犯因果关系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上述情况决定了研究共同犯罪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与必要
浅析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及其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规则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梁聪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及其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规则是一个刑辩律师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本文对刑事诉讼证据种类及其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规则进行解读，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一、刑事证据的种类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材料。证据种类，是指根据事实内容的各种外部表现形式对证据所作的分类。证据种类实际上是证据在法律上的分类，是证据的法定种类。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的规定，证据包括： （1）物证 物证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物证是以其外部特征、物品属性、存在状况起证明作用的，因此与其他证据相比，物证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稳定性。 （2）书证 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和反映的思想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书面材料或其他物质材料。书证的表现形式和制作方法多种多样，不限于“书写的文字材料”。书证属于实物证据范围，客观性较强。这里需要注意书证与物证的区别是“书证以内容证明案件事实，物证以物质属性和外观特征证明案件事实”。书证与物证的共同特点主要是都要有实物载体，属于实物证据。如果一个物体可以同时以上述两种方式发挥证明作用，它既是书证又是物证。 （3）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其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证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以外的人，其陈述的是亲身感知的事实。证人证言往往会受到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影响。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单位”不能作为证人。 （4）被害人的陈述 被害人陈述是指刑事被害人就其受害情况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被害人对犯罪有较多了解，但也容易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被害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通常称为口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可以全面、具体反映案件事实，但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切身利害的关系，口供容易反复，时供时翻，这是口供比起其他证据所不同的又一个显着特点。 （6）鉴定意见 鉴定意见是指司法机关为了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指派或聘请具有这方面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进行鉴定后所作的书面意见。鉴定意见具有特定的书面形式，是鉴定人对专门性问题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提出的分析判断意见，内容仅限于案件涉及的相关科技技术问题。与证言等其它言辞证据相比，鉴定意见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少。 （7）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勘验等笔录是指办案人员对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等进行勘查、检验后所作的笔录。勘验等笔录的表现形式可以包括文字、记载、绘制的图样、照片、复制的模型材料和录像等。勘验等笔录的主要作用是固定证据及其所表现的各种特征，对于发现、收集证据，确定侦查方向，鉴别其他证据有重要的作用。 （8）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浅论刑法因果关系的不同学说 因果关系一词本是哲学概念，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被广泛使用，刑法上也使用这一概念，但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有其定型性，它是“实行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刑法因果关系，中外学者发表了诸多的专著和论文，然而至今为止，有关刑法因果关系的纷争并未停止，这也就导致了无论是在中国第一考“司法考试”还是审判时间中遇到刑法因果关系的问题，大家总是迷惑不解，其实在应用中因果关系还是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本文作者就是想通过对中外各界对刑法因过关系判断标准的阐述中为大家理出一条思路。 刑法因果关系不是笼统的概念，它是指刑事个案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为了对刑事个案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我们必须确立判断刑事个案中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刑法因果关系的标准，中外学者对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事实上都是为了明确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本文作者就从中国刑法学界、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阐述: 一、中国刑法学界因果关系理论 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由于受前苏联理论研究的影响，形成了同前苏联相类似的以哲学因果关系作指导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主要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 (一)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同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内在必然的联系，因此，刑法因果关系论的研究对象只有必然因果关系，没有偶然因果关系。如果某人的行为在事件发生的具体条件下，不是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这种危害结果的时候，那么，尽管这个人的行为表面上与所发生的危害结果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也不能认为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就不能使行为人对这一结果负刑事责任。仅考虑英国关系的必然性势必有放纵罪犯的可能性，不符合一般的社会认知，也不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1储怀植。刑事一体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57] (二)刑法偶然因果关系论者说:”必然性是事物内部的、根本的原因决定的;偶然性是由事务外部的非根本的原因决定的。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根据与它们的辩证统一形成的结果分别联系起来，就自然得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这两种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偶然性已过关系理论虽然在理论上纠正了必然性因果关系的局限性，但是也有扩大因果关系范围的弊端。必然性因果关系论和偶然性因果关系论的共同点是都注意到了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这也为两种理论的并存和博弈打下了基础。[2李光灿，张文，龚明礼。刑法因果关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二、大陆法系刑法学界因果关系理论 (一)条件说 条件说亦称条件即原因说、同等说或等价说、共同原因说。该说主张，一切行为在理论上可以成为发生结果的条件，都是结果发生的原因。条件说求证的方法是”排除思维法”，设想该事实不存在时，结果是否会同样发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该事实是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可能将该事实排除于原因之外。 由于这一学说认为所有的条件关系都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导致处罚范围广成为其特色。但条件说也对条件进行了一些限制，例如，条件说所说的结果，只限于现实产生的结果，等等。尽管如此，条件说还是由于其不完善之处受到广泛批判。 (二)原因说 原因说又称差别原因说、个别观察说、限制条件说、原因条件区别说或个别化说。该说主张，在先行的众多事实之中，存在原因与条件的区别，前者即原因，对后行事实的发生有原因力，从而与后行事实有因果关系。反之，后者即条件，与后行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在原因说内，根据以何种标准区别原因与条件，又分为最有利条件说、优势条件说、最终条件说、离规条件说、必要条件说等。
沈家本法律思想 1、沈家本法律思想研究的出发点 是以爱国、治国为目的的“法律救国”论！ 原因： 近代中国，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是华夏各民族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是保国保种与亡国亡种之间的矛盾。所以抵御、反抗外来侵略，保国保种，救亡图存，成了所有中国人的共同目标。而沈家本是一个忧国忧民，具有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的封建开明官僚。他生活在中华民族遭受列强欺凌的年代。沈家本身上也具备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爱国救国思想。 而沈家本从青年时期即入清朝刑部学律，并“以律鸣于时”，尽人皆知。沈氏在治理律中，比同时代法学家的视野要宽，考虑的问题要深。在研读旧律的同时，早就究心对外的法律问题。他的“法律救国”思想种根于此。 奉命修律以后，沈家本非常赞誉子产“救世”之苦心。效法子产，在“国弱邻强”的时代，负起修律救世的重任。由于他的“法律救国”，以采西法改造旧法为归指，所以，这个时期他的大量奏疏、论说、序跋等等，处处强调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采西法之善，去中法之弊。 2、沈家本的中西法律观 （1）究其真是，何旧何新 不管从官僚家庭出身还是从幼年便已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去分析，作为清王朝的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都不可能，也不会完全离开清王朝根据三纲五常的原则制定的法律的指导思想。但是，受命之时，时局已变，对于痛惜山河破碎，期望民族兴盛，国家富强，开明爱国而以精通西方法律的封建官僚来说，他虽然必须执行请朝廷的立法宗旨，但是又不可能不把自己的治国救国的识见注入新律，并以自己的识见去理解、执行朝廷的修律宗旨。 对于新学旧学（或西学中学），沈家本有一个总体认识，即新旧各有其是，学者不应以新旧之名而立门户。“但期推行尽利”道出了他研究新旧学说的目的。这种态度，最终构成他“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的修律宗旨。这一宗旨，集中体现了他融会中西法理，贯通古今学说，以制定最新最善之法，治理中国，挽救危亡的思想。 （2）中西法律、同异参半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在刑法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犯罪构成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也是司法实践中须求解决的棘手问题之一。刑法界的专家、学者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从不同的视角，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力图从理论上找到可供司法机关据以办案的理论依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观点，可惜，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仍然处于争论不休的状态。笔者试对刑法上的偶然因果关系谈些自己粗浅的认识，以求教于同行。一、刑法因果关系应包括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在理论界，关于刑法因果关系问题，我国有“必然说”和必然偶然“两分说”之争。“必然说”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存在必然因果关系，不存在偶然因果关系。作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必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只有必然因果关系才能成为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只有当某种或某些危害社会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引起某种或某些危害结果的时候，才能认为这些危害社会行为与危害社会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不具有这样的联系，即使行为与结果的发生有一定的偶然联系，那也不是刑法中的原因，而只能是条件，条件不能成为刑法中的原因。“必然说”强调一定条件下的不可避免性和合乎规律性。应当承认，“必然说”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认为刑法上的原因只能是必然原因，作为原因的行为，只是对结果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危害行为；作为结果的危害结果，也只能是危害行为所直接引起的结果。这势必将那些仅对结果的产生起了非决定作用的行为，一律不作为刑法上的原因，缺乏理论依据。第二，在多因一果的情况下，如果认为数个原因都对结果的产生起决定作用，就会产生困难，特别是在多个行为人不是共同犯罪的情况下，要确定每个行为都必须是对结果产生起了决定作用，可能更加困难。第三，“必然说”主张，必然原因的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配合，但条件又不能当原因，这在实践中也会出现问题，如果起作用的“条件”正好是危害行为时，就无法使其承担责任。“两分说”认为刑法上存在必然与偶然两种因果关系，不同意刑法中只存在必然因果关系。“两分说”针对“必然说”适用面过窄之不足，提出将偶然因果关系也归入刑法因果关系之中，其结论也符合刑事案件的一些实际情况。不过，该学说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对于偶然因果关系的解释有些过窄，受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影响过深等。对于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进行偶然与必然的区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把因果关系说成是必然的和偶然，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对立统一的基本原理。对于偶然因果关系作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偶然因果关系概念比较含混，何种联系属于刑法上偶然的因果关系？是否所有存在条件联系的事物关系都可能被认定为偶然因果关系？是否所有的偶然因果关系都必须被归责？笔者认为，将因果关系分为必然和偶然，并没有违背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对立统一的基本原理。具体理由是：1、从哲学概念上来讲，不能混淆因果性与必然性。研究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否则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之争于无形中变成了不同的哲学观之争，使因果关系研究误入歧途。因果关系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而不是“同一”。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都是密切联系、相互渗透的，但也是有区别的。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是必然性趋势的具体化；原因引起结果，结果由原因引起。不能仅仅看到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而看不到偶然联系。2、从结果的角度看，必然性与偶然性不同。偶然性是指由事物外部的、不稳定的、非本质的联系所产生的现象的情况。这一现象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能这样出现，也可能那样出现，偶然性是事物发展的或然结果。事物外部、不稳定的、非本质的联系产生了某现象，就是偶然性；没有产生另现象时，就是必然性。3、从原因的角度看，必然性与偶然性也是不同的。必然性是指由事物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确定不移的发展趋势，它反映事物的本质联系。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必要补充，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并受其制约。两者产生的原因不同，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必然性与偶然性是事物发展中的两种不同的趋势。4、从司法实践来看，也有必要划分偶然必然因果关系。如果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龙宗智- 所谓非法人证，是指采取非法的方法，如刑诉法第４３条明确禁止的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的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口供、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对这些违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应当排除。当代各国刑事证据法普遍禁止将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其基本理由是：１、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对基本人权损害极大，应当严格禁止，而且禁止使用这类证据，不使违法者从中获得利益，是遏制这类违法行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有效手段。２、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亦可能妨害获得案件的实质真实。因为“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可得”，违法获取的口供的虚假可能性较大。 对非法人证的确定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对那些整个证据材料的基本内容、或者主要内容系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应当完全排除，即不允许进入庭审调查。如果已在庭审中提出后才发现其违法性，法官在判决时应排除其证明作用而不予考虑。但对仅有某些调查询问方式不妥（如某些询问具有不适当的诱导性），则只需排除不妥的询问内容，其他部分，如诉讼对方不提出异议或缺乏合理的反驳根据，亦可作为证据使用。 就非法获取的物证，包括根据某些不合法、不妥当的询问所获得的物证（如根据口供找到作案工具），在我国应当采用另一
种方式处理。笔者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违反法定程序获取的物证抹煞其证据能力是不适当的。仅仅因搜查、扣押手续或程序上的小的瑕疵而让重大犯罪丧失定罪条件，未免顾此失彼、因小失大，这种做法在我国社会背景下尤其不会被认可。加之，我国刑诉制度对搜查、扣押程序的要求不够严格，侦查机关灵活性很大，是否违法难以界定。例如就搜查问题，我国刑诉法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以及其他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但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有紧急情况，不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刑诉法第109条、第111条）据此，侦查机关有很大的自由斟酌处理权，实际上可以对它认为可能隐藏罪犯或犯罪证据的任何地方包括人身进行搜查而无须出示司法令状。在侦查十分灵活同时对强制性侦查手段缺乏司法令状制度的情况下，要求贯彻非法物证排除制度是不现实的。相比之下，实行这一排除规则的美国，对强制性侦查手段如搜查、扣押，有十分严格的要求，这些要求如：1、搜查除特殊情况外，必须经一名司法官员批准； 2、获得搜查证必须有正式的申请，而且必须以宣誓或者正式作证的方式来进行。向司法官申请时必须说明要搜查的地方，要扣留的物品，被扣留物品主人的情况，以及涉嫌刑事犯罪的根据。 3、搜查的范围必须作严格的限制。搜查证必须具体详细说明搜查的地点和扣押被认为违法，即使确系罪证，也应在诉讼中排除。除非符合某些例外情况，如符合“一览无遗”法则——警察能直接看到应扣留的罪证而无需搜索，同时应将此情况立即通知被扣押物品的嫌疑人。这说明，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使用除了必须有特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川高法 [2005]19号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印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全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成都铁路运输两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处）： 现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印发你们，请组织认真学习，并从2005年5月1日起在全省刑事诉讼活动中严格遵照执行。二○○五年三月十六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为进一步规范刑事证明活动，解决刑事证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提高办案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相关规定，结合我省刑事证据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一、刑事证据工作的基本要求 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证据工作中应树立公正和效率并重，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客观真实与程序正当并重的观念，遵循证据裁判原则，严格按照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客观性要求收集、审核、判断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证据工作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公安机关应严把取证关，对于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移送审查起诉条件的案件，不得移送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应严把审查起诉关，经审查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不得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应严把审判关，经审理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案件，应当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也可以依法准许人民检察院在宣告判决前撤回起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建议或退
河南科技大学 阶段论文 题目试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姓名＿＿胡世豪＿＿ 院系＿＿法学院＿＿ 专业＿＿法学＿＿ 指导教师＿＿张胜全＿＿ 2011年6月10日
试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ANALYSE THE CAUSALITY OF CRIMIANL LAW
摘要：刑法因果关系在刑法理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实践中由于各种相关事实因素之间相互纠结缠绕，任何理论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亦都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条件说随会导致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范围不当扩大，但在我国的犯罪成立体系下，可以通过实行行为、危害结果、主观罪过有无的判断来合理限缩刑事责任的范围. 关键词：我国的学说；评价；支持条件说的理由 Abstract: Causality of criminal law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riminal law. but in practice ,any doctrine is both reasonable and defective Condition-theory expands the scop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but in our criminal law system ,we can limit the range of criminal liability by dangerous act , dangerous result and subjective aspects of crime. Key words:Domestic schools; Evaluation ;Advocacy of condition theory
浅议刑事证据法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功能 姓名：陈开梅（贵州瓮安邮编：550400 ） 刑事证据法是研究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调查和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方法、规律以及证据法律规范的学科。刑事证据法的核心问题是解决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及如何借助司法机关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如实的反映和再现案件实施的发生过程。本文旨在研究刑事证据法的构成及其体系，进而揭示刑事证据法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功能作用。 一、刑事证据法的构成及其体系 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刑事证据法所规范的对象主要是刑事法庭在控、辩双方的参与下认定案件事实的全部过程。从广义上看，无论是证据的出示、审查和采纳以及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和辩论，还是整个司法证明的范围、责任和标准等事项，几乎都属于证据法所规范的内容。 通常意义上的“证据规则”与“程序规则”是有区分的。这是确定刑事证据法之规范体系的关键所在。一般来说，法律有实体法与程序法之基本分类。凡是规范各种法律主体之实体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法律，都可归入实体法的范围；而那些为实施实体法而确立的程式、方法、步骤则构成程序法的主要内容。刑事证据法作为刑事诉讼程序规范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应具有广义上的“刑事程序法”的性质。不过，上述有关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类的说法也不能绝对化，在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诉讼程序中就可能包含着一些特定的“实体要素”和“程序要素”。其中，前者所确定的是特定诉讼行为的标准、范围、条件、法律后果等，后者则涉及实施该项诉讼行为的主体、方式、期限、裁决方式以及救济途径等事项。 在刑事证据法所包含的证据规则中，有些就属于这种带有“实体要素”的规则（以下简称“实体性规则”）。这主要是指两种证据规则：（1）有关证据能力的规则；（2）有关司法证明的范围、责任和标准的规则。还有些证据规则属于带有“程序要素”的规则（以下简称“程序性规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我国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就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对证据进行审查认定时往往只注意到该证据所产生的结论是否真实可信，而对其来源是否合法、能否采用却很少关注，总体来说是重实体轻程序的。从实体法的角度看，只要有助于发现和查明案件真实的事实和材料都必须得到承认和运用，否则就谈不上实体公正，而程序法则要求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和材料必须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否则就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从实质来说也就是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矛盾，正是通过制定一系列具体的诉讼证据规则来加以平衡的。 通过具体的证据规则，使控辩双方能够积极加入诉讼过程，就其所提出的意见承担举证责任，并由此限定证据审查的范围。这样既能减少法院不必要的查证活动，提高办案效率，又能减少法官对案件进行职权调查的因素，避免过分的自由裁量和主观擅断。同时，具体的证据规则也为控辩论双方和法官的证明活动确定一个框架，有利于协调控辩双方之间以及控辩双方与法官之间围绕证据展开信息交流。制订严格、科学、明确的证据规则，对证据收集、举证、质证、认证全过程作出具体规定，以严格的司法程序为保障，使法律真实最大程度接近于客观真实，才能真正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改变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促进司法公正这一诉讼最高目标的实现。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确立的诉讼证据原则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方面的立法是非常不完善的，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条文，主要有刑诉法证据专章的8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的3条，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11条，以及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具体规定审判程序中涉及证据的一些条文。而且上述条文中还有相当部分不涉及审判环节或者仅作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国三大程序法中，民商事及行政诉讼都有了证据规则，刑事诉讼则没有证据规则的具体规定，与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刑庭沉重的审判职责极不相称，使我国97年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疑罪从无”等原则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人权法治观念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尽管如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还是或原则性、或明确具体地规定了一些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虽然这些原则，有些在法学界获得普遍认同，有些却在应用于司法实践的同时引起了法学界的激烈争论，但都不影响一个既定事实，就是这些规则是目前我国有现行立法依据的，是司法实践中在收集、审查、采信证据时必须遵循的原则，主要有： 1、审判机关取证原则 刑诉法第43条、45条以及《解释》第54、55、56条分别规定了审判机关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利义务和一些具体的操作程序。前文已经提到，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我国现行的庭审方式并非典型的对抗制，而是仍然存在较大程度的法官职权运用。
补充：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一、条件说 一般而言，条件关系是否存在是容易判断的。但是，是否存在条件关系，也不是没有争议。 1、假定的因果关系。在行为人“故意地”实施危害行为的场合，假设没有类似行为，结果也会发生的，一般作为刑法上的“假定因果关系”问题加以讨论。例如：将一座处于烈火中的建筑物的未烧毁部分纵火予以烧毁，仍然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即使大火在很短的时间内将烧毁一切。又如，精神病医生通过药物杀害了某一名病人，假设医生不杀他，其长期饱受折磨的家属也会实施类似的杀害行为。 A将一块石头砸向B家花园中的郁金香。正当石头砸到郁金香时，石头遇到天上下降的冰雹，而该冰雹若没有因被撞击而改变方向的话，那么本也会和石头一样损坏郁金香。 因果关系需要考虑的只是事实上存在的、对于因果地解释结果的发生不可或缺的那些情况，根本未实现的那些情况，在因果的解释中也是不需要考的。 2、择一的竞合（替代的因果关系、双重因果关系）。指两个以上的行为分别都能导致结果的发生，但在没有意思联络的情况下，竞合在一起发生了结果。例甲乙在没有意思联络的情况下，分别在丙的杯子里投放了致死量的毒药，并在同一时间产生作用而致丙死亡。 在这种存在多个条件的情形中，如果除去一个条件结果仍会发生，但除去所有条件之后，结果将不发生，因而所有行为同结果之间都具有条件关系。甲乙均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应当依照规范化世界的标准进行解释归属：在考察A的归属问题时，应当认定B是合法行事和没有在S 的汤中下毒；在考察B时，则应当假定A是合法行事的。 不存在双重因果关系：人们无法获知，两个潜在引发结果的条件中，哪一个在事实上可以认定成为原因。例如C和D分别独立地朝Q射击。在这两枪（枪枪致命的）射击中，有一枪是先射出的。但是现在无法查清，Q是谁射杀的。因为只有一粒子弹真实地命中受害人并引发死亡，这粒命中的子弹导致了围绕另一粒子弹而产生的因果流程的中断。“疑罪从无”，均为未遂。 3、重叠（累积）的因果关系。两个以上相互独立的行为，单独不能导致结果的发生，但在没有意思联络的情况下，合并后在一起导致了结果的发生。例如甲乙没有意思联络而分别向丙的杯子各投放50%的毒药，致丙死亡，一般承认甲乙的行为同死亡结果之间都存在条件关系。 4、流行病学的因果关系理论。在食品卫生、环境污染等公害犯罪
浅析我国刑事证据运用 余金龙西方法治的传统观念是法治的核心问题并非实体问题，而是程序问题，正当的法律程序乃现代法治的基石。美国法学家伯尔曼也曾坚定认为：法律就是程序，没有程序法律就不可能存在。而这里被法学家奉为“法治基石”的程序内涵到刑事领域就是刑事诉讼程序，而证据问题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最实际的问题。整个刑事诉讼就是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1在我国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逐步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科学证据体系和制度。这套体系解构分布于三大诉讼法中，最高院颁布的若干证据规则，各地司法机关颁布的依据刑事诉讼法制定的证据实施细则，以及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但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证据法典。正是由于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没有形成一套统一规范，再加上我国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的“维稳”政策下诞生了公、检、法三大机关联合办案(虽然不具规模但也小有路径)。尽管我国的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以及刑诉的基本原则是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同时最高院也规划了今后的人民法院的改革要继续落实宽严相济的政策。但也只是流于形式，制度的缺失，立法的落后，，司法资源配置失衡(我国司法资源大量配置到强制公民履行义务中而少部分才配置到维护公民权益这也正是笔者一直以来认为我国是“大公无私”的司法制度)由此发展也导致也不少流害。近几年来各地法院频曝冤假错案，更有甚者被冤杀。虽然最高院收回了死刑复核权，实行少杀，慎杀政策。但由于我国诉讼制度中审判监督程序发挥不力，检察院虽然是法律监督机关，但由于法律赋予其公诉权导致其与法律监督不自觉地发生矛盾，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本身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纵观我国我国证据体系可以发现虽然没有英美诸法治发达国家的证据制度那么健全科学且证据理论也非纵深，但只要利用制度的人严格遵从，夯实不偏，也可以减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我国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就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对证据进行审查认定时往往只注意到该证据所产生的结论是否真实可信，而对其来源是否合法、能否采用却很少关注，总体来说是重实体轻程序的。从实体法的角度看，只要有助于发现和查明案件真实的事实和材料都必须得到承认和运用，否则就谈不上实体公正，而程序法则要求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和材料必须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否则就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从实质来说也就是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矛盾，正是通过制定一系列具体的诉讼证据规则来加以平衡的。 通过具体的证据规则，使控辩双方能够积极加入诉讼过程，就其所提出的意见承担举证责任，并由此限定证据审查的范围。这样既能减少法院不必要的查证活动，提高办案效率，又能减少法官对案件进行职权调查的因素，避免过分的自由裁量和主观擅断。同时，具体的证据规则也为控辩论双方和法官的证明活动确定一个框架，有利于协调控辩双方之间以及控辩双方与法官之间围绕证据展开信息交流。制订严格、科学、明确的证据规则，对证据收集、举证、质证、认证全过程作出具体规定，以严格的司法程序为保障，使法律真实最大程度接近于客观真实，才能真正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改变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促进司法公正这一诉讼最高目标的实现。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确立的诉讼证据原则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方面的立法是非常不完善的，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条文，主要有刑诉法证据专章的8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的3条，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11条，以及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具体规定审判程序中涉及证据的一些条文。而且上述条文中还有相当部分不涉及审判环节或者仅作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国三大程序法中，民商事及行政诉讼都有了证据规则，刑事诉讼则没有证据规则的具体规定，与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刑庭沉重的审判职责极不相称，使我国97年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疑罪从无”等原则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人权法治观念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尽管如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还是或原则性、或明确具体地规定了一些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虽然这些原则，有些在法学界获得普遍认同，有些却在应用于司法
礼法之争中的沈家本法理思想 洪伟（中共黄山市委党校, 安徽黄山,245000） 摘要：清末修律是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撞击几十年之后，作为晚清新政的一项内容开始的。二十世纪初期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实际情况决定了晚清修律比以往修律更加实质，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开端。晚清修律历时不到10年，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而这一成果的取得和修律主持人沈家本的思想和活动是分不开的。本文尝试从清末修律的礼法之争着手，来考察沈家本的法理思想。 关键词：礼法之争法理情理沈家本 一 清末修律，无论如何，都不失为中国近代法律变迁中的最重要一页。它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古代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同时，亦是外来法律资源本土化的过程。可以说，清末修律是继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制大变革以来中国法制史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在修律的过程中，爆发了一场礼教派和法理派的尖锐斗争。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和十月，经过近两年的工作，《大清新刑律草案》由沈家本和俞廉三呈交清王朝。由于沈家本等人在起草新刑律时对大清律中有关伦纪礼教的一些条款作了删除，从而遭到以军机大臣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的激烈反对。沈家本会同法部，遵照清廷谕旨，对草案重加修改，将“干名犯义”、“犯罪存留养亲”、“亲属相盗”、“亲属相殴”、“故杀子孙”、“无夫奸”、“子孙违反教令”等条款从正文中删去。 《大清新刑律草案》宣统元年修改完毕，定名《修正刑律草案》奏呈清廷。在宪政编查馆核议过程中，江宁提学使劳乃宣继张之洞之后，再次发难，对《修正刑律草案》横加指责。他们认为这种删除不仅是几个罪名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传统道德、礼治的兴败问题。因此要求将旧律中的礼教条款全行修入新律。以沈家本为首的法理派奋起反击。这就是清末修律中有名的礼法之争。 “礼法之争”最终以礼教派的胜出而告终，不但“留存养亲”、“亲属相奸”等罪名的到了复活，卑亲属对尊亲属不得适用正当防卫、“无夫奸”要处刑等封建法制原则被重新搬回了法典。——————————————————————————————————作者简介：洪伟（1979—），安徽歙县人，中共黄山市委党校法学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和法制史。
《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历史与发展》 提纲: 一、中国奴隶制时期证据制度。 二、中国封建社会证据制度。 1.封建社会证据制度概述。 2.《唐律》封建证据制度的代表。 三、中国近代证据制度。 1.清末时期证据制度的发展 2.民国时期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四、中国当代证据制度。 1.中国当代证据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2.中国当代证据制度的特点。 五、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 摘要: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乃至司法制度的核心与基础,是实现司法公正，司法为民，维护公平与正义的关键所在,是追求客观真实,实现审判目的,保护合法,惩戒违法的前提。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下发，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各项法律制度趋于完备。刑事证据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公平公正的重要保证，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 通过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历史与未来发展的探究，可以明确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历史发展规律。为新时期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供参考方向。本文以时间顺承方式对从我国奴隶制时期到当代的刑事证据制度及其特点和形成原因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字：刑事、证据、制度、历史、发展 正文： 一、中国奴隶制时期证据制度。 中国奴隶制时期所实行的证据制度与同时期其他亚欧国家相比有很大不同，根据历史记载，在我国局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曾采用过神示证据制度的某些做法。但总体来看，神示证据这种证据制度在我国适用较少，消失较早。 从相关史料来看，在我国奴隶制时期“法官”判断证据和认定案情，重要根据审判实践中所形成的经验。以“察听五辞”的方法进行。 据《周礼·秋官·小司寇》和《尚书·吕刑》等史料记载，当时办案时，须“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所谓“五听”，是指“法官”在办案时，分别从言辞、脸色、呼吸频率、听到询问的反应以及眼神这五个方面，来判断分析各方的证言真伪。 这种裁判证据的方式是我国奴隶社会时期司法经验总结的成果。其中有很强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也不乏存在合理的因素。表明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注重对被告人心理状态的分析。由此可见，我国当时所实行的“五听”，相较于同时期欧亚大陆其他国家普遍实行的神示证据制度有其一定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二、中国封建社会证据制度。 我国封建社会有其独特的法律体系,与同时期其它亚欧国家的法律制度大相径庭。因而，刑事证据制度也同样大不相同。中国的历史传统、民族习俗和文化背景与西方国家有诸多差别，因而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没有受到法定证据制度的影响，而是实行了一套自成体系的证据制度。
目录 目录 (1) 摘要 (2) 关键词 (2) 一、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概念 (2) 二、大陆法系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几种代表学说 (一)条件说 (2) (二)原因说 (2) 三、我国刑法理论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现状 (3) (一) 必然因果关系说 (3) (二) 偶然因果关系说 (3) (三) 认定因果关系应注意的几点 (4) 四、因果关系涉及和应区分的几个问题 (4) (一) 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 (4) (二) 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 (4) 五、对完善我国因果关系的几点建议和设想 (5) (一) 构建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体系的设想 (5) (二) 以罪刑法定主义和犯罪构成要件从基本原则和具体立法司法中发挥刑法的保障功能 (5) (三) 犯罪构成要件的改变对因果关系的影响 (5) 注释 (5) 参考文献 (6) .............................................................. .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研究 摘要刑法因果关系是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各形成了自己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学说，我国当然也不例外。大陆法系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代表学说有：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英美法系的代表理论为：双层次因果关系说；前苏联和我国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代表学说有：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这些理论抽象地阐释了各自的因果关系理论主张，似乎在客观上解决了刑法因果关系的问题，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只要遇到了稍为复杂的、与因果关系有关的疑难案件，司法人员就会束手无策，或者各自根据自己的理解用不同的因果关系理论来阐释案件。为了使刑法因果关系理论能够统一、明确及更具操作性，我们有必要对刑法因果关系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学说相当因果关系不作为犯刑事责任 一、刑法因果关系的概念 因果关系本来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后来被引入刑法中。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引起别的现象产生的现象是原因，被引起的现象则是结果，即外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①。具体到刑法中是指危害结果的产生首先在于客体事物内部具有在这种外在力量作用下产生有害变化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是一种抽象可能性，本来事物存在的实在可能性是朝着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的，由于外部危害行为的干扰，影响原来实在可能性的继续发展，而是原来处于抽象可能性位置的危害可能性变成了新的实在可能性，成为事物发展新的必然趋势，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变成现实性，就产生了危害结果。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 二、大陆法系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几种代表学说 在当代刑法理论中，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学说，就大陆法系而言，以“条件说”与“原因说”两大分歧理论为代表。 “条件说”认为，凡是引起结果发生的一切条件，皆为刑法上的原因；凡是原因，对结果的发生均有同等的原因力。这种不分轻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显然失当，为了弥补缺陷，则提出“因果关系中断论”，其大意是说，前行之条件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之后有责任能力的故意行为之介入而中断，后行之条件行为与结果继而发生因果关系；但如前行为与结果之间介入的是自然力、无责任能力人的行为或过失行为时，则不中断前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原因说”则认为，刑法应当在引起结果发生的诸条件中，区分原因条件与单纯条件，即在引起犯罪结果的多数条件行为中，择其一、二为刑法中的原因，其他行为皆为单纯条件，单纯条件对结果无原因力。关于区分原因与单纯条件的标准，又有各种不同见解，如“必生原因说”、“直接原因说”、“最重要原因说”、“决定原因说”等等②。 “条件说”与“原因说”各持一端，前者否认了刑法因果关系的特殊性，把哲学因果关系与刑法的因果关系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后者则夸大了刑法因果关系的特殊性，把哲学因果关系与刑法因果关系对立起来。“条件说”与“原因说”相比较，原因说是限制条件说的，因而条件说所确定的因果关系范围大于原因说。对于条件说的批评正在于此，认为它会无限制地扩大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如果仅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考虑，这一批评似乎有理，但如果考虑到条件说只是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提供事实根据，其并不直接导致刑事责任，这一批评就失之偏颇。至于原因说，力图限制条件的范围，缩小刑事责任的范围，使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定型化，因而具有合理性。但原因说并未提供条件与原因相区分的可操作性标准。但原因说并未提供条件与原因相区分的可操作性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它仍然只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