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档之家› 农民工汇款与输出地经济发展_基于农民工汇款用途的影响因素分析_胡枫

农民工汇款与输出地经济发展_基于农民工汇款用途的影响因素分析_胡枫

农民工汇款与输出地经济发展_基于农民工汇款用途的影响因素分析_胡枫
农民工汇款与输出地经济发展_基于农民工汇款用途的影响因素分析_胡枫

2013年第2期World Economic Papers April,2013农民工汇款与输出地经济发展

———基于农民工汇款用途的影响因素分析

胡枫史宇鹏*

摘要本文试图从农民工汇款用途的视角来研究外出务工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大部分农民工汇款会用于消费性用途,但仍有部分汇款被用于投资性用

途,从而有利于输出地的经济发展。其中,已婚和年龄较大者所寄回的汇款更倾向用于家庭

成员的教育健康,而文化程度较高和外出务工经历较长者所寄回的汇款则更可能用于创业投

资。此外,留守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及输出地投资环境对汇款的创业投资决策也有显著的

影响。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经济发展多变量Probit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关于劳动力迁移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开始受到研究者与相关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De Brauw and Rozelle,2008;McKenzie and Rapoport,2011)。其中,大部分人对劳动力外出务工是否能促进输出地经济发展持较为悲观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量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会导致农村留守劳动力整体素质的降低,从而对输出地的农业生产与非农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虽然劳动力外出务工所寄回的汇款能改善农村留守家庭的生活水平,但对输出地经济发展却似乎并未产生明显的正面作用①。这些汇款大部分只是被留守家庭用于包括食物和衣服等在内的日常支出、修建房屋等消费性用途,而并没有投入那些能创造收入的生产性活动,如创业、农业生产和教育健康等(Adams and Cuecuecha,2010;De Haas,2007;Gaur,2005;Hu,2012;Rap-oport and Docquier,2005)。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外出规模持续扩大,至2011年底在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农民工规模达1.59亿(国家统计局,2012)。相应地,农民工往家乡所寄回的汇款量也不断增加。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工的年人均汇款量在3200—4600元之间,占其打工收入的一半以上,而全国的年总汇款量则估计在3000

*胡枫,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E-mail:hufeng@manage.ustb.edu.cn,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经管楼1214室(100083),电话:010-********;史宇鹏,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E-mail:shiyupeng@pku.edu.cn。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框架的返乡农民工就业研究:以湖北为例”(71003005)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阶段我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及管理研究”(71133003)的资助。

①本文中的“留守家庭”是指那些有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农村家庭,由尚未外出务工的其他家庭成员所构成。更具

体的相关定义可参见周福林和段成荣(2006)、胡枫和李善同(2009)以及Hu(2012)。

2013年第2期胡枫史宇鹏农民工汇款与输出地经济发展81

亿元以上(胡枫等,2008)。既然中国农民工汇款规模如此之大,那么,我们自然想了解以下问题:中国的农村留守家庭是如何使用这些寄回老家的农民工汇款的?哪些因素会影响留守家庭使用农民工汇款的消费性倾向或投资性倾向?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评价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可以为劳动力迁移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经验依据。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农民工汇款的现有文献中我们并不能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虽然有大量研究关注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①,但关于中国农民工汇款与输出地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却并不多见。比如,Rozelle et al.(1999)和Taylor et al.(2003)利用河北和辽宁两省31个村庄的调研数据考察了农民工汇款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胡枫和李善同(2009)、Hu(2012)发现农民工汇款对留守子女教育具有正面的影响。另外,还有少量研究(李强等,2008;中国人民银行,2006;Murphy,2006)对农民工汇款用途进行了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因此,上述研究或仅考察了中国农民工汇款某一方面的投资作用,或只是对现象的简单描述,并不能完全回答本文前面所提出的问题。

北京大学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于2006年春节组织了关于中国农民工汇款的相关调研,其中包括了农村留守家庭的汇款使用情况。本文利用该数据来考察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农民工汇款投资用途的选择,进而影响到汇款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考虑到一个留守家庭可能会将汇款同时用于不同的用途,而不是将全部汇款用于某一特定用途②,我们利用多变量Probit模型(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来考察汇款者、农村留守家庭以及输出地投资环境三方面的特征对农民工汇款用途的影响。

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文所使用的农民工汇款问卷调查数据,包括对所调查样本的简单描述及农民工汇款使用情况的说明;第三部分介绍本文所使用的计量模型———多变量Probit模型;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即估计汇款者特征、留守家庭状况和输出地投资环境这三类解释变量对农民工汇款不同用途的影响;最后为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

二、数据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于2006年春节所组织的关于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问卷调查,所调查内容为全国2005年的有关情况。我们在北京、广州和武汉三地的高校中共招募250名寒期回家的农村大学生作为调研员,然后每位调研员随机对10位2005年曾外出务工的本村劳动力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为了更好地研究农民工汇款问题,我们将“农民工”定义为“在县

①②相关文献综述可参见王美艳(2006)和Zhao(2007)。

比如,对那些有子女上学的家庭来说,农民工汇款既可能会用于改善留守家庭的日常生活,也会用于子女教育的投资。

822013年第2期

外就业且当年外出打工时间超过6个月的农村劳动力”①。我们共调查了250个行政村,回收有效问卷2009份②。样本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广东、福建和浙江等东部沿海省份的农村劳动力以省内转移为主,而湖北、湖南、四川、河南和江西等中西部省份以跨省转移为主。在我们的全部有效样本中,县外省内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27%,省外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73%;男性占63%,女性占37%。本次问卷调研的结果与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基本一致③。因此,本次调研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抽样调查,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基本情况。

我们的问卷内容不仅包括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个人人口学特征,相应的家庭信息(包括家庭人口数、外出打工劳动力数、家庭耕地数、家庭非汇款纯收入等)以及家庭所在村庄信息,还包括农村转移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职业、打工收入、外出打工时间、外出打工地点等与打工相关的信息。另外,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民工汇款的投资性作用,我们在问卷中还包括了2005年农民工汇款量以及汇款用途等问题项。

(二)农民工汇款及使用情况

根据我们的问卷调研结果,大部分农民工的年汇款量介于2000元和8000元之间,年均汇款量为4538元。农民工的年汇款量占其打工收入的平均比例为40%,这表明农民工在打工地花销较少,而将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寄回老家。另一方面,农民工汇款量占其农村留守家庭收入的平均比例高达53%,这表明农民工汇款已成为农村留守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④。

在我们的问卷中,有一个多选题项是“请选择寄回老家的钱的主要用途”,其中列出了8种用途和一个供受访者补充的其他项,要求被访者根据重要性最多选择三项。如表1所示,我们的调研结果表明,列前三位的主要农民工汇款用途分别为:改善日常生活、家庭成员教育以及修建房屋⑤。另外,种子化肥等生产性投资用途和家庭成员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分列农民工汇款用途的第四和第六位。值得注意的是,还有12%的受访者认为“做生意”也是汇款的主要用途之一。上述结果表明,除了用于改善日常

①②③

④⑤因为那些打工地点离家较近以及外出时间较短的农民工会频繁来回于打工地与老家之间,其汇款量往往很难统计。另一方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2008)也表明,到县外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外出农村劳动力的80%以上。因此,虽然我们这样定义所获得的样本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性,但对结果影响并不大。

我们共回收2118份问卷。在问卷回收后我们对调研数据进行了清理(包括样本信息缺失过多、样本信息前后逻辑不符等),并结合我们的“农民工”定义,去掉那些不合格的样本(不合格的样本共109个,占总样本数的5%左右)。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中的“农民工”定义为“农村住户户籍从业人员中,2006年到本乡镇行政管辖区域以外从业1个月及以上的人员”。如果我们将该定义的地域范围修改为“本县以外”,则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结果为:县外省内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39%,省外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61%。如果我们进一步将该定义的外出从业时间修改为“6个月及以上”,则可能会与我们问卷调查所得到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样本分布基本一致。另外,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表明,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男性占64%,女性占36%。

李强(2001)对北京市2000年外来民工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该比例约为40%。

这与其他类似研究(中国人民银行,2006)的结果是一致的。

2013年第2期胡枫史宇鹏农民工汇款与输出地经济发展83

生活以及修建房屋等消费性用途外,中国的农民工汇款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农业生产、教育健康以及创办企业的投资,而这将会有助于提高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以及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表1农民工汇款的主要用途

汇款用途样本量所占比例(%)改善日常生活130467.36

家庭成员教育76739.62

修建房屋72137.24

购买种子、化肥等58430.17

自己(或子女)结婚45523.50

家庭成员看病32416.74

购买家电摩托等耐用消费品26413.64

做生意23912.35

其他944.85

合计1936

缺失73

总计2009

注:由于关于农民工汇款用途的问题项为多选题,因此上述各类农民工汇款用途所占比例加总不等于100%。

资料来源:问卷调查资料。

为了方便进一步分析农民工汇款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我们将上述农民工汇款用途归并为5类,即日常消费、大宗消费、农业生产、教育健康与创业投资。这5类用途与问卷中题项的对应关系分别为:“日常消费”对应“改善日常生活”,“大宗消费”包括“修建房屋”、“自己(或子女)结婚”与“购买家电摩托等耐用消费品”,“农业生产”对应“购买种子化肥等”,“教育健康”包括“家庭成员教育”和“家庭成员看病”,“创业投资”则指的是“做生意”①。

如表2所示,那些年龄较大的外出打工劳动力以及已婚男性劳动力所寄回的汇款被更多地用于家庭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花费。而那些文化程度越高的外出劳动力所寄回的汇款被更多地用于创业投资,尤其对于那些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来说,他们所寄回的汇款被用于创业投资的可能性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劳动力。另外,那些外出打工时间相对较短的劳动力所寄回的汇款被更多地用于创业投资。这可能意味着,由于与农村老家的联系逐渐减弱,那些外出时间很长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将汇款用于留守家庭的消费,而不是创业投资。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劳动力较少而受抚养人口较多的家庭来说,汇款被更多地投入农业生产以替代家庭劳动力的不足,以及用于支付家庭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花费。另外

①由于大部分选择了原问卷中“其他”项的受访者并没有进行文字补充,因此,该项属于消费性还是投资性用途不

易判断。另一方面,由于选择该项的样本数较少,所以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在下面的分析中将忽略掉对该项用途的分析。

842013年第2期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外出打工人数较多的家庭以及除汇款之外的其他人均收入较高的家庭似乎更倾向于创业投资。而对于那些处于国家级贫困县的留守家庭来说,他们更多地将汇款用于日常生活消费、农业生产以及家庭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而较少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以及修建房屋等大宗消费和创业投资。

表2各类农民工汇款用途的分布

全部样本日常消费大宗消费农业生产教育健康创业投资汇款者

年龄(岁)28.8628.44b28.1929.6732.7627.08男性(%)63.0560.4665.0965.4069.0658.40已婚(%)51.7049.6546.3356.2678.6444.27受教育年限(年)a10.009.939.969.729.5910.39小学及以下(%)11.8012.8111.8315.7815.666.84初中(%)50.1251.5351.0750.0952.3050.19高中及中专(%)27.2824.8527.7625.9024.4627.00大专及以上(%)8.118.747.386.525.0211.41外出打工时间(年)6.286.276.106.877.615.66

留守家庭

总人口(人)4.634.624.624.654.644.48劳动力数(人)3.023.023.082.892.733.02外出打工人数(人)1.841.811.871.671.761.92人均非汇款收入(元)942.34853.16893.60809.84806.051096.86人均耕地(亩)1.151.101.201.181.100.94

输出地

国家级贫困县(%)15.7316.4114.9522.4717.098.75

样本量181311971019556884236

注a:根据教育部所规定的各级学校所对应的学制,我们令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所对应的教育年限分别为6年、9年、12年和15年。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外出打工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b:此为汇款用途包含日常消费选项的所有打工者的平均年龄。本表其他数字的定义类似。

资料来源:问卷调查资料。

不过,仅仅简单了解农民工汇款用途的分布是远远不够的,这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个粗略的印象。如果要进一步了解农民工汇款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我们还必须将农民工汇款的不同用途与汇款者、接收汇款的农村留守家庭以及输出地相关特征联系起来,进行更为深入的计量分析。

三、计量模型

通常来说,我们可以采用其他类似研究(如Liang and Morooka,2008)的做法,分别利用5个简单的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如二元Probit模型)来研究不同因素对5类农民工

2013年第2期胡枫史宇鹏农民工汇款与输出地经济发展

85

汇款用途的影响。二元Probit 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Pr (y m =1|X )=Φ(β'X )

(1)

其中,y m (m =1,2,3,4,5)取值为0或1,代表对某类农民工汇款用途的选择;X 为相应的解释变量。

不过,在本文所考虑的农民工汇款用途问题上,仅仅使用简单的二元Probit 模型可能会产生偏误。接收汇款的农村留守家庭可能将汇款同时用于多种用途,而且这些用途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比如,有留守子女的农村家庭既可能将汇款用于子女教育的花费,也可能用于购买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投入或创业投资。因此,某些不能观测到的因素可能会同时决定农民工汇款的不同用途,从而导致上述简单二元Probit 模型的误差项之间相关。比如,我们不能观测到农村家庭户主的能力。但如果能力较强的户主倾向于将汇款用于子女的教育健康以及用于创业投资,

则会导致关于“教育健康”用途的二元Probit 模型误差项可能与“创业投资”

用途的二元Probit 模型误差项之间相关。如果不考虑到这种内生性问题而利用多个简单的二元Probit 模型来研究各类农民工汇

款用途的影响因素的话,则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①。因此,我们需要利用以下多变量Probit 模型来讨论上述问题,该模型允许不同方程的误差项之间存在相关(Greene ,2003)②:

y *

1i =β'1X i +ε1i y *2i =β'2X i +ε2i y *3i =β'3X i +ε3i (2)

y *4i =β'4X i +ε4i y *5i =β'5

X i +ε5i 其中:y *1i 、y *2i 、y *3i 、y *4i 和y *

5i 分别代表农民工汇款在5类用途上的实际支出金额,即日常消费、

大宗消费、农业生产、教育健康与创业投资,i =1,…,N ,代表第i 个观察样本。X i 为外生的解释变量向量,对于这5个方程来说均相同,不过相应的解释变量系数βm (m

=1,2,3,4,5)可能不相同。εmi (m =1,2,3,4,5)服从联合正态分布N (0,V ),其中协方差矩阵V 的对角线元素ρkk =1,非对角线元素cov (εjk ,εkj )=ρjk =ρkj ,表示未观测到的因素对农民工汇款不同用途的影响。

对于潜变量y *

m ,我们假设:

y m =

1如果y *

m >0

{

其他

,m =1,2,3,4,5(3)

因此,我们可以用以下对数似然函数来估计对这5类用途的选择:

ln L =

∑N

i =1

ln Φ5(μi ;V )(4)

①②

由于各类汇款用途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类似地,我们也不能直接利用普通的多元离散选择模型来处理上述问

题。

多变量Probit 模型与似不相关回归模型(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SUR )类似,只是被解释变量为二分选择

变量且各方程的解释变量不必完全相同。

862013年第2期

其中,Φ

5(·)为参数为μ

i

和V的五维正态分布密度函数:

μi=(k1iβ'1X i,k2iβ'2X i,k3iβ'3X i,k4iβ'4X i,k5iβ'5X i)(4a)

其中,如果农民工汇款用于第m种用途,则k

mi 等于1;否则k

mi

为-1。

要估计上述似然函数,我们需要计算该函数的5阶导数,但实际的求解通常较为困难。因此,我们需要利用模拟的方法来处理上述问题。其中,最常用的估计方法是GHK (Geweke-Hajivassiliou-Keane)平滑递归模拟估计(Cappellari and Jenkins,2003;Greene,2003)①。Cappellari and Jenkins(2003)认为这种模拟所得到的概率是无偏的,且落在区间(0,1)内。如果利用多个简单二元Probit模型来进行估计,则会由于忽略各方程误差项之间的相关性而导致所得到的系数估计有偏且不一致。

根据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的观点,迁移被看作迁移者与其他家庭成员在给定机会和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共同决策,而移民汇款的使用方式也由汇款者和留守家庭共同决定(Durand et al.,1996;Petree and Baruah,2007;Stark and Bloom,1985;Stark and Taylor,1991)。因此,我们在简化式模型的解释变量中引入汇款者和留守家庭的相关特征变量。同时,移民汇款的使用还可能会受到留守家庭所在地投资环境的影响(Durand et al.,1996;Petree and Baruah,2007;Liang and Morooka,2008)。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包括了汇款者特征、留守家庭状况和输出地投资环境这三类解释变量,如表3所示。

表3变量的定义与描述

变量平均值标准差定义

汇款用途

是否用于日常消费0.6740.469虚拟变量,1表示“汇款用于日常消费”

是否用于大宗消费0.5810.494虚拟变量,1表示“汇款用于大宗消费”

是否用于农业生产0.3010.459虚拟变量,1表示“汇款用于农业生产”

是否用于教育健康0.5050.500虚拟变量,1表示“汇款用于教育健康”

是否用于创业投资0.1240.329虚拟变量,1表示“汇款用于创业投资”

汇款者特征

年龄28.5598.38单位:岁

年龄平方885.789546.325

男性已婚0.3810.486虚拟变量,1表示“为男性已婚”

男性未婚0.2420.428虚拟变量,1表示“为男性未婚”

女性已婚0.1270.334虚拟变量,1表示“为女性已婚”

受教育年限9.9032.367单位:年

6至10年打工经验0.3080.462虚拟变量,1表示“外出打工时间为6至10年”

11年以上打工经验0.1530.360虚拟变量,1表示“外出打工时间为11年及以上”

①实际上,估计多变量Probit模型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求解高阶的联合正态积分,而这对于超过两个方程的联立

方程组来说是非常困难的(Baltas,2004)。直到最近基于模拟的新估计方法的出现,对这种多变量Probit模型(方程数大于2)的估计才成为可能。我们可以通过GHK平滑递归模拟器来估计似然函数的联合正态积分(Greene,2003)。在Stata中,我们可直接调用其mvprobit命令来实现上述估计过程。

2013年第2期胡枫史宇鹏农民工汇款与输出地经济发展87

续表变量平均值标准差定义

农村留守家庭状况

人均耕地1.0870.925单位:亩

抚养人口比0.6840.520家庭中非劳动年龄(小于15岁或大于64岁)人口数与劳动年龄(15至64岁)人口数之比

人均非汇款收入的对数6.3550.811除汇款之外的其他人均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当地非农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等

家庭外出打工人数1.7430.803

输出地投资环境

国家级贫困县0.1700.376虚拟变量,1表示“老家为国家级贫困县”

资料来源:问卷调查资料。

1.汇款者特征

我们在模型中考虑汇款者的一些重要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等。在通常情况下,外出打工的未婚男性劳动力需要将其收入的大部分寄回家以准备盖房子和结婚之用,而已婚的男性劳动力则可能需要寄钱回去赡养父母以及提供子女教育(Murphy,2006)。由于汇款者的性别和婚姻状况可能存在交互作用,我们分别定义三个虚拟变量“已婚男性劳动力”、“已婚女性劳动力”和“未婚男性劳动力”,其参照组为“未婚女性劳动力”。另外,我们还考虑到外出打工劳动力的自身人力资本可能会对汇款的投资作用产生影响,于是在模型中也包括外出打工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

农民工汇款的不同用途可能还与务工劳动力的外出时间长短有关。在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初期,留守家庭面临着由于劳动力减少而带来的短期收入损失,而农村劳动力在输入地的工作往往不稳定且收入较低,因此,初期的汇款主要被用来满足留守家庭的基本需求,比如食品、服装、教育医疗以及还债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在输入地逐渐稳定下来以后,更多的汇款可能会被投资于农业生产以及创办企业等(De Haas,2007;Gaur,2005)。另一方面,随着外出时间的增加,外出劳动力与老家的联系也会逐渐减弱,从而可能会逐渐减少甚至停止汇款,而寄回的汇款也可能主要用于支持留守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Cai,2003;Petree and Baruah,2007;Zhao,2002)。因此,劳动力的外出打工时间对于农民工汇款投资性用途的影响可能并不确定。这里我们设置了两个虚拟变量“外出打工时间是否为6—10年”和“外出打工时间是否为11年及以上”(其参照组为“外出打工时间是否为5年及以下”)来验证上述影响。

2.农村留守家庭特征

农村留守家庭的收入来源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来自于外出打工者所寄回的汇款,剩下部分可以归并为非汇款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当地非农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等)。如果农村留守家庭的人均非汇款收入较高,则表明农村留守家庭的自身经济状况较好,可能不需要利用汇款来支付日常消费等消费性用途,从而使得汇款可以更多地用

882013年第2期

于投资性用途(Gaur,2005)①。因此,我们预期那些人均非汇款收入较高的农村家庭,会将汇款更多地用于创业等投资性用途。

农村留守家庭的人均耕地数越多,则他们可能会将汇款较多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农村留守家庭的抚养人口比越高,则表明家庭的消费需求越大以及对教育健康需求的增加(Durand et al.,1996)。因此,那些抚养人口比较高的农村留守家庭可能会将汇款更多地用于日常消费以及教育健康投入。另外,我们在模型中还包括变量“家庭外出打工劳动力数”。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不仅可以为留守家庭寄回汇款,还可能带回最新的市场信息和创业意识。因此,家庭外出打工劳动力较多通常意味着留守家庭收到较多的汇款,从而这些家庭更可能将汇款用于资金需要量较大的创业等活动;另一方面,最新的市场信息和创业意识也可能会使得留守家庭更倾向于将汇款用于创业活动。

3.输出地投资环境

劳动力输出地老家的投资环境对于汇款是否会被用于投资性用途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Amuedo-Dorantes and Pozo,2006;De Haas,2007;Durand et al.,1996;Gaur,2005;Li-ang and Morooka,2008)。Murphy(2006)的研究也表明,大部分利用汇款及打工积蓄回家创业的农村回流劳动力,其家乡所在县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至少处于本省的平均水平以上,而且大多附近有铁路或主要公路干线。我们用代理变量“农村老家是否为国家级贫困县”来衡量农村老家投资环境的好坏。由于国家级贫困县的基础设施往往较为落后,投资环境通常较差,因此,我们预期对于那些老家投资环境较差的农村家庭来说,汇款会更倾向于消费性用途而较少用于创业投资等投资性用途。

四、实证结果及讨论

在本部分,我们将分别提供关于农民工汇款用途的简单二元Probit模型与多变量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尤其关注那些影响农民工汇款投资性用途的因素。

(一)简单二元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

我们首先报告简单二元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②。由于对前述5类农民工汇款用途的选择均为二分变量,我们可以利用多个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如Probit模型)来估计汇款者特征、留守家庭状况以及输出地环境对农民工汇款不同用途的影响。我们简单假设这些二元离散选择模型的误差项之间无关,结果如表4所示。

1.汇款者特征

由于年龄较大的汇款者往往是农村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需要负担子女教育以及小孩和老人看病的费用,因此,他们所寄回的汇款更多地用于留守家庭教育健康方面的投

①②由于调研问卷中缺乏农村家庭财产状况方面的相关信息,我们用“人均非汇款收入”来代表农村家庭的自身经济状况。

在对农民工汇款用途选择进行简单假定后,我们也尝试将“汇款主要用途”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普通的多元离散选择模型来估计影响农民工汇款用途的因素,所得到的结果与简单二元Probit模型结果较为接近。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此处并未列出,感兴趣者可向笔者索取。

2013年第2期胡枫史宇鹏农民工汇款与输出地经济发展89表4农民工汇款不同用途的简单二元Probit模型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1)

日常消费

(2)

大宗消费

(3)

农业生产

(4)

教育健康

(5)

创业投资

汇款者特征

年龄0.0420.0320.0350.152***-0.081**

(0.032)(0.03)(0.032)(0.034)(0.036)年龄平方-0.001-0.0004-0.0004-0.002***0.001*

(0.0004)(0.0004)(0.0004)(0.0005)(0.001)性别?婚姻状况(参照组:女性未婚)

男性已婚-0.44***-0.243*0.0320.789***0.069

(0.14)(0.13)(0.134)(0.137)(0.155)男性未婚-0.322***0.283***-0.151-0.269***0.018

(0.098)(0.094)(0.096)(0.104)(0.111)女性已婚-0.39***-0.475***-0.180.664***0.072

(0.151)(0.142)(0.147)(0.147)(0.171)受教育年限-0.027*-0.021-0.013*-0.0160.028

(0.015)(0.015)(0.015)(0.016)(0.018)外出打工经验(参照组:5年以下)

6至10年0.02-0.016-0.138-0.0980.209**

(0.082)(0.079)(0.082)(0.085)(0.098)11年以上0.024-0.1550.088-0.0710.225

(0.111)(0.106)(0.107)(0.118)(0.145)农村留守家庭状况

人均耕地0.0010.0250.07**0.008-0.195*

(0.034)(0.035)(0.035)(0.038)(0.104)抚养人口比-0.163**-0.0950.0510.325***-0.107

(0.069)(0.068)(0.069)(0.078)(0.089)人均非汇款收入对数-0.194***-0.022-0.106***-0.136***0.159***

(0.042)(0.041)(0.041)(0.045)(0.052)家庭外出打工人数-0.0640.034-0.138***-0.103**0.093**

(0.041)(0.041)(0.043)(0.044)(0.047)输出地投资环境

国家级贫困县0.109-0.0540.329***0.155-0.44***

(0.089)(0.085)(0.084)(0.099)(0.127)常数项1.802***0.091-0.143-2.07***-0.931

(0.545)(0.53)(0.555)(0.597)(0.684)Log-pseudolikelihood-987.841-1072.834-990.553-833.042-583.724 Pseudo R20.0260.0270.0370.2570.057注:①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②***、**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③所有结果均为稳健回归结果。

902013年第2期

入。不过,这种影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有所减小。另一方面,年龄较大的汇款者的风险态度往往较为保守,往往不愿意承担创业投资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通常不愿意将所寄回的钱用于创业投资(Petree and Baruah,2007)。

未婚女性外出劳动力比其他类型的外出劳动力更倾向于将汇款用于农村家庭的日常消费,她们往往会将钱寄回家以改善农村老家的生活。与未婚女性外出劳动力相比较而言,已婚外出劳动力较少将汇款用于购买家电摩托以及修建房屋等大宗消费,而且他们也更倾向将汇款用于留守家庭教育健康方面的投入。而对于许多外出打工的未婚男性来说,他们的主要目的通常是挣钱以准备盖结婚所需要的新房及彩礼等(Murphy,2006)。因此,与未婚女性外出劳动力相比较而言,未婚男性外出劳动力更倾向将汇款用于购买家电摩托以及修建房屋等大宗消费。另外,我们还注意到:那些外出打工时间为6至10年的农村劳动力所寄回的汇款更倾向用于创业投资,而对于那些外出打工时间为11年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来说,他们的创业投资倾向与那些外出打工时间较短的农村劳动力并没有显著的区别。

2.农村留守家庭特征

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的是,农村留守家庭人均耕地越多,则外出打工劳动力寄回的汇款更倾向用于农业生产的投入,而较少用于创业投资。农村留守家庭的抚养人口比越高,则汇款越倾向用于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家庭成员的健康投入。

农村留守家庭的人均非汇款收入越高,则汇款越倾向用于创业投资,而较少地用于日常消费、教育健康以及农业生产投入等用途。这表明,那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留守家庭并不需要利用农民工汇款来满足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所需,他们可以将这些汇款用于风险更大但回报更高的企业创办与经营活动(Gaur,2005;Petree and Baruah,2007)。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农村地区的信贷市场尚不完善,仅有少量创业或经营企业的农村家庭能够通过此途径获得所需要的资金,而农民工汇款能在一定程度上为难以获得信贷的农村家庭提供其所需要的资本,从而促进了这些农村家庭的创业投资活动(Taylor et al.,2003)。而对于那些外出打工劳动力较多的农村家庭来说,他们更倾向将汇款用于创业投资。这表明,家庭成员外出打工人数越多,从外面世界所获得的知识及相关信息越多,所能提供的外部资金量也越大,从而可能越有利于在农村老家的创业。

3.输出地投资环境

那些处于国家级贫困县的地区往往以农业生产为主,教育医疗条件通常较差,政府对基础教育和公共医疗的投入也往往不足。因此,处于这些贫困地区的留守家庭通常需要将所收到的汇款更多地用于购买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投入。另一方面,那些处于国家级贫困县的地区大多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当地劳动力素质偏低,投资环境往往较差。由于不能及时将产品运往市场,在这样较为落后的地区进行创业投资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报(Durand et al.,1996)。因此,处于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村家庭所收到的汇款较少用于创业投资。这表明,农村老家投资环境的好坏,通常会影响到是否将农民工汇款用于创业投资的决策,从而对吸引农民工汇款进行投资创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3年第2期胡枫史宇鹏农民工汇款与输出地经济发展91(二)多变量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

不过,如前所述,原调研问卷中关于农民工汇款的用途为多选项,受访者可以最多选择3项主要用途。如果分别用多个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如Probit模型)来估计汇款者特征、留守家庭状况以及输出地环境对农民工汇款不同用途的影响,可能会由于这些二元离散选择模型的误差项之间相关而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因此,接下来我们继续利用多变量Probit模型来考察汇款者特征、农村留守家庭状况和输出地投资环境对农民工汇款用途的影响,结果如表5所示①。

表5农民工汇款不同用途的多变量Probit模型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1)

日常消费

(2)

大宗消费

(3)

农业生产

(4)

教育健康

(5)

创业投资

汇款者特征

年龄0.0410.0320.0310.151***-0.083**

(0.032)(0.031)(0.032)(0.034)(0.037)

年龄平方-0.001-0.0004-0.0004-0.002***0.001*

(0.0004)(0.0004)(0.0004)(0.0005)(0.001)

性别?婚姻状况(参照组:女性未婚)

男性已婚-0.437***-0.238*0.0390.788***0.087

(0.14)(0.129)(0.132)(0.136)(0.151)

男性未婚-0.322***0.287***-0.145-0.274***0.022

(0.097)(0.094)(0.095)(0.103)(0.11)

女性已婚-0.388***-0.47***-0.1740.662***0.088

(0.151)(0.14)(0.146)(0.144)(0.166)

受教育年限-0.027*-0.021-0.011-0.0170.031*

(0.015)(0.015)(0.015)(0.016)(0.018)

外出打工经验(参照组:5年以下)

6至10年0.02-0.016-0.141*-0.1010.212**

(0.082)(0.079)(0.081)(0.085)(0.096)

11年以上0.023-0.1580.089-0.0740.237*

(0.111)(0.106)(0.107)(0.118)(0.142)

①利用Stata的mvprobit命令估计多变量Probit模型时,运行时间会随着被解释变量数目的增加而迅速增加(Cap-

pellari and Jenkins,2003)。我们利用一台CPU为酷睿2代T7250/2Ghz的笔记本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运行时间约为30分钟。

922013年第2期

续表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1)

日常消费

(2)

大宗消费

(3)

农业生产

(4)

教育健康

(5)

创业投资

农村留守家庭状况

人均耕地0.0010.0250.069*0.008-0.188**

(0.034)(0.034)(0.037)(0.039)(0.094)

抚养人口比-0.164**-0.0960.050.326***-0.125

(0.069)(0.068)(0.069)(0.078)(0.088)

人均非汇款收入对数-0.194***-0.026-0.102**-0.13***0.153***

(0.042)(0.041)(0.041)(0.044)(0.05)

家庭外出打工人数-0.0650.032-0.137***-0.104**0.091*

(0.041)(0.041)(0.043)(0.043)(0.047)

输出地投资环境

国家级贫困县0.109-0.060.33***0.17*-0.462***

(0.089)(0.085)(0.084)(0.098)(0.127)

常数项1.815***0.116-0.118-2.091***-0.884

(0.547)(0.534)(0.556)(0.594)(0.697)Log-pseudolikelihood-4397.358

相关系数矩阵ρ21=-0.118***ρ31=0.044ρ41=0.070ρ51=-0.035ρ32=-0.151***

ρ42=-0.325***ρ52=0.046ρ43=0.061ρ53=-0.429***ρ54=-0.103* LR test of rho21=rho31=rho41=rho51=rho32=rho42=rho52=rho43=rho53=rho54=0:

chi2(10)=141.275Prob>chi2=0.000

注:①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②***、**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③所有结果均为稳健回归结果。

在相关系数矩阵中,ρ

21、ρ

32

、ρ

42

和ρ

53

均在1%水平上显著,ρ

54

在10%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将农民工汇款用于大宗消费的决策与用于日常消费、农业生产以及教育健康的决策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而将农民工汇款用于创业投资的决策与用于农业生产与教育健康的决策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似然比检验的结果也表明,由于各方程误差项之间存在相关性,多个简单二元Probit模型并不适合用来估计各类特征变量对农民工汇款用途的影响。

将多变量Probit模型结果与表4中的结果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估计差别不大,这表明大多数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的。不过,也有少数估计结果存在较大差异①。比如,在简单二元Probit模型中汇款者的受教育年限以及虚拟变量“11年以上外出务工经验”对农民工汇款的“创业投资”用途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多变

①由于检验结果显示农民工汇款用途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相关性,因此当简单二元Probit模型结果和多变量Probit

回归结果出现冲突时,我们认为多变量Probit回归结果可能更为可信。

2013年第2期胡枫史宇鹏农民工汇款与输出地经济发展93

量Probit模型中这两个解释变量均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外出打工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其寄回的汇款会更多地用于创业投资,而较少用于改善日常生活等消费性用途。也就是说,汇款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则其将汇款用于创业的可能性越大。Durand et al.(1996)对影响墨西哥国际移民汇款投资性用途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另一方面,外出务工时间越长,他们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现金财富越多,从而越倾向将汇款用于创业投资。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关于农民工汇款是否会促进输出地经济发展的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首次利用关于农民工汇款的调研数据来全面考察汇款者个人特征、农村留守家庭状况以及农村老家投资环境对不同农民工汇款使用方式的影响,以了解农民工汇款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考虑到接收汇款的农村家庭可能会同时将汇款用于多种用途,我们利用一个允许不同方程误差项存在相关的多变量Probit模型来研究上述问题。

本文的主要发现在于:(1)已婚和年龄较大的农民工所寄回的汇款更多地被用于家庭成员教育健康方面的投资,而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和外出务工经验较长的农民工所寄回的汇款则会更多地用于创业投资。(2)农村留守家庭的自身经济状况越好,家庭外出打工劳动力越多,则所收到的汇款越倾向用于创业投资。(3)农村老家的投资环境对农民工汇款用于创业投资的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在那些基础设施较为落后、投资环境较差的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家庭通常将所收到的汇款用于满足基本的农业生产投入以及家庭成员的教育健康投入,而较少用于创业投资。

在目前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发挥农民工汇款的投资性作用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应该成为输出地政府着重关注的问题。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输出地政府在大力发展劳务输出,提高农村家庭的生活水平以及满足基本的农业生产和教育健康投入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农民工汇款用于创业投资创造更好的环境,从而强化本地经济的“造血功能”。同时,政府要为那些有条件的农村家庭提供关于创业方面的指导、培训以及给予政策、融资方面的支持,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投资机会,从而更好地发挥农民工汇款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所使用的调研数据没有包含农村家庭收入与支出各方面的详细信息,也没有包括那些非外出打工户的相关信息,因此无法深入研究农民工汇款对农村家庭各类消费与投资性生产活动的具体影响程度。因此,通过更详尽的调研以回答上述问题,从而更好地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则是本文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Adams,R.H.and A.Cuecuecha,2010,“Remittances,Household Expenditure and Investment in Guatemala,”World Development,38(11):1626-1641.

942013年第2期

Amuedo-Dorantes,C.and S.Pozo,2006,“Remittance Receipt and Business Ownership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World Economy,29(7):939-956.

Baltas,G.,2004,“A Model for Multiple Brand Choice,”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154(1):144-149.Cai,Q.,2003,“Migrant Remittances and Family Ties:A Case Study in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9(6):471-483.

Cappellari,L.and S.P.Jenkins,2003,“Multivariate Probit Regression Using Simulated Maximum Likelihood,”The Sta-ta Journal,3(3):278-294.

De Brauw,A.and S.Rozelle,2008,“Migration and Household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19(2):320-335.

De Haas,H.,2007,“Remittances,Migr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A Conceptu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Soc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Paper,No.34.Durand,J.,W.Kandel,E.Parrado and D.Massey,1996,“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Mexican Commu-nities,”Demography,33(2):249-264.

Gaur,S.,2005,“Remittance Debate Revisited:New Evidence from Indian Migrant Workers in Lebanon,”Extended Ab-stract,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Paris.

Greene,W.H.,2003,Econometric Analysis(5th edition),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710-719.

Hu,F.,2012,“Migration,Remittances,and Children's High School Attendance:The Case of Rural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32(3):401-411.

Liang,Z.and H.Morooka,2008,“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The Case of China,”in Josh DeWind and Jennifer Holdaway eds.,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within and across Borders:Research and Policy Perspectives on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http://essays.ssrc.org/acrossborders.

Lucas,R.,1987,“Emigration to South Africa's Min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7(3):313-330.

McKenzie,D.and H.Rapoport,2011,“Can Migration Reduce Educational Attainment?Evidence from Mexico,”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4(4):1331-1358.

Murphy,R.,2006,“Domestic Migrant Remittances in China:Distribution,Channels and Livelihood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Migration Research Series,No.24.

Petree,J.and N.Baruah,2007,“A Study of Migrant-Sending Households in Serbia Receiving Remittances from Switzer-lan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Migration Research Series,No.28.

Rapoport,H.and D.Frédéric,2005,“The Economics of Migrants'Remittances,”IZA Discussion Paper,No.1531.Rozelle,S.,J.E.Taylor and A.de Brauw,1999,“Migration,Remittanc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9(2):287-291.

Stark,O.and D.E.Bloom,1985,“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5(2):173-178.

Stark,O.and J.E.Taylor,1991,“Migration Incentives,Migration Types: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Economic Journal,101(408):1163-1178.

Taylor,J.E.,S.Rozelle and A.de Brauw,2003,“Migration and Incomes in Source Communities:A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 Perspective from Chin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52(1):75-101.

Zhao,Y.,2002,“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0(2):376-394.

Zhao,Z.,2007,“Migration,Labor Market Flexibility,and Wage Determination in China:A Review,”The Developing Eco-nomics,43(2):285-312.

国家统计局,2008,《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http://www.stats.gov.cn/tjgb/nypcgb/qgnypcgb/ t20080227_402464718.htm。

国家统计局,2012,《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20427_

2013年第2期胡枫史宇鹏农民工汇款与输出地经济发展95

402801903.htm。

胡枫、史宇鹏和王其文,2008,《中国的农民工汇款是利他的吗?》,《金融研究》第1期175—190页。

胡枫和李善同,2009,《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管理世界》第2期67—74页。

李强,2001,《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64—76页。

王美艳,2006,《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的研究综述》,《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70—73页。

中国人民银行,2006,《2005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增刊。

周福林和段成荣,2006,《留守儿童研究综述》,《人口学刊》第3期60—65页。

河南省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资料报告

资源与环境学院 计量地理学课程论文 省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班级 姓名 学号 专业地理科学专业

省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省的经济一直在以极快的速度增长,本文采用经济增长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2001~2014年省经济增长因素进行研究,分析了物质资本、消费、财政支出对省生产总值的影响,建立计量模型,寻求这些变量与省国民产出的数量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对模型进行检验。 关键词:消费、投资、经济增长、财政支出 一、前言 (一)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扩大。在实际核算中,常以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来表示,即以国民生产总值和地区生产总值的(GDP)的增长来计算。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社会财富的增长为中心,指出生产劳动是财富增长的源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人力资本、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二)影响因素的分析 从古典增长理论到新增长理论,都重视物质资本和劳动的贡献。物质资本是指经济系统运行中实际投入的资本数量.然而,由于资本服务流量难以测度,在这里我们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来衡量物质资本。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投资也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经济增长问题既受各国政府和居民的关注,也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2001—2014年的14中,我省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11.5%,综合实力大大增强,居民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的数量和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省目前

仍然面临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因此,研究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我省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可以更好的理解消费对我省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数据收集与模型的建立 (一)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了2001-2014年的省生产总值等数据,来源于《省统计年鉴》,具体数据表如下:

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学院:经济学院 专业:金融 教学号:21140731 姓名:王月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经济增长速度更是举世瞩目,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本文根据计量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Eviews软件相关知识,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1985年-2015年三十多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进行研究,分析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公共预算支出、进出口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寻求这些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量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对模型进行检验,最终得出结论。 关键词:CPI、GDP、投资、预算支出、进出口、经济增长 一、研究的目的要求 (一)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扩大。在实际核算中,常以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来表示,即以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来计算。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社会财富的增长为中心,指出生产劳动是财富增长的源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人力资本、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二)影响因素的分析 在曼昆中级宏观经济学第七版中指出,国民收入核算把GDP分为四大类支出: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净出口(NX)。用Y代表GDP有,Y=C+I+G+NX。

从公式可知,GDP主要受这四方面影响,因此本文用公共预算支出衡量一部分政府购买,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衡量投资。居民消费需求也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经济增长问题既受各国政府和居民的关注也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6%,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居民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的数量和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目前仍然面临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因此,研究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我国消费需求对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可以更好的理解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选取了CPI物价指数来进行进一步分析。同时随着对外经济加强,进出口贸易已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进出口额也是值得分析的因素。 二、模型设定与参数设计 (一)数据的收集 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模型时间序列表

区域经济发展协调问题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协调问题研究 【摘要】重庆市直辖以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区域之间很不平衡,“一圈”与“两翼”在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上的差距很大,这既有地形地貌的原因,也有工业布局和具体经济政策方面的原因。要实现经济协调发展,就要重视规划,按照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要求,深入推进城乡统筹,并贯彻好成渝经济区的相关具体政策。 【关键词】区域经济区域差异均衡发展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指针。重庆市是我国目前行政区域最大、人口最多的直辖市,也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经济的协调发展,将为西部地区各省份的协调发展提供实践经验,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 重庆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及差异性分析 重庆区域经济发展现状。重庆经济区域划分为“一圈两翼”,即以主城为核心、以大约一小时车行距离为半径范围的城市经济区(“一小时经济圈”),以万州为中心的三峡库区城镇群(“渝东北翼”)和以黔江为中心的渝东南城镇群

(“渝东南翼”)。自直辖以来,重庆的经济一直呈稳步发展的态势,GDP从1997年直辖之初的1509.75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0011.37亿元①。但是,重庆市各区(县)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直辖以来,区域经济差异变化具有以下特点②:第一,总体绝对差异扩大;第二,总体相对差异有所扩大;第三,两极差异不断扩大;第四,从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来看,主要表现为一小时经济圈增长比较快,与渝东北经济、渝东南经济区差异扩大。因此形成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典型二元结构。 2011年,重庆“一圈”的GDP达到了4368.49亿元,大约占重庆市GDP总量的43.63%;而相对发展滞后的渝东南经济带,其GDP总量仅为537.98亿元,仅占重庆市GDP总量的5.37%。2011年重庆“一圈”实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35万元,“两翼”实现2.01万元③。由此不难看出,都市经济圈与周边的渝东南、渝东北经济带,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增长优势。 重庆区域经济差异分析。地区经济水平差异大。从2008~2011年,重庆市三大区域GDP总值(表1)可以得知,每年一小时经济圈的生产总值远远大于渝东北和渝东南两翼。即使不从“一圈”和“两翼”对比,仅从渝东北翼和渝东南翼的GDP总值来比较,二者也存在明显差距。这无疑体现出重庆市三大经济区域在发展上的巨大差距,而这种差距

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班级:电0802—2班 姓名:*** 学号: 投资,指货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投资可分为实物投资、资本投资和证券投资。前者是以货币投入企业,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取得一定利润。后者是以货币购买企业发行的股票和公司债券,间接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 投资在景荣活动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具体有: 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非常紧密。在经济理论界,西方和我国有一个类似的观点,即认为经济增长情况主要是由投资决定,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从要素投入和资源配置来分析。 2、投资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 投资对技术进步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投资是技术进步的载体,任何技术成果应用都必须通过某种投资活动来体现,它是技术与经济之间联系的纽带;另一方面,技术本身也是一种投资的结构,任何一项技术成果都是投入一定的人力资本和资源(如试验设备等)等的产物。技术进步的产生和应用都离不开投资。 从国际资本大体分类看,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指一国的某行为主体通过经营对另一国的某企业有持久利益和一定程度的控制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的流向表现出以美、欧、日三极双向互流为核心,同时向各自地区外围扩散的特征,在核心层与外围层的投资流动中,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投资新的增长极和生长带,这一方面指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成倍上升,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资本输入国的地位有所提升;另一方面是指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跻身资本输出国行列。建国以后的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当时不利的国际环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与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联系都很少,实行“关起门来搞建设”的经济建设方略,对外国资金和技术的利用和引进几乎为零。 经过多年的建设,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虽然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国民工业体系,但产业结构水平低、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经济发展缓慢,总体上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加大。 改革开放后,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本国市场,大力引进外资加速我国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顺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趋势,经济建设取得长足的发展,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且技术升级换代加快,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经济建设成就的取得是与大量外资参与国内经济建设所密不可分的,中国也由于自身资源、市场、劳动力、外资投资政策等各方面的优势而成为国际投资最为活跃的地区。我国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拥有着许多机遇,如:①海外直接投资的注入增加了我国的资本存量。海外直接投资的进入通常会引致母国企业的追加或辅助投资,跨国企业还通过为东道国当地资本市场提供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能够有效地动员当地储蓄,成为引发国内投资的催

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分析

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分析 【内容提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视这种增长,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从人口素质、自然资源利用及环境问题三方面分析了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并相应地提出了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因素分析/战略构想 “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应与资源保护相结合,强调人类利用生物圈的管理,目的是使生物圈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利益,又不对后代人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这一理论最早出现于1980年联合国规划署(unep)委托世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lucn)起草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战略》的文件中[1]。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探讨越来越深入和具体,“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已从一开始注重生物方面,扩展到注重包括环境、经济、社会等各个相关因素,并使之相互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应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整体的可持续性发展。衡量可持续发展主要有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的指标,缺一不可[1]。”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经济经历了空前的城市化和令人瞩目的工业化过程,其经济增长率已经稳定在8%-9%,确立了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形象,但是,按照“生态—经济—社会的指标”进行衡量,我们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一定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料显示,如果从GDP中扣除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大大降低,甚至可能是零增长。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从宏观上看有人口及其素质问题、自然资源的利用问题以及环境问题。 一、中国人口及其素质 (一)人口众多,整体素质偏低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人口基数大。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从而使人口的增长率得到明显的下降,以至到1998年降到1%以下,但2001年的最新统计表明全国人口已达到12.95亿,而且今后平均每年新生人口仍高达2100万,自然增长人口达1350万。虽然我国资源丰富,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按人口平均计算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且,应该看到,我国人口有70%在农村,人口增长率下降的贡献主要来自城市,上海已经趋近零增长,而农村,尤其是内地较贫困地区生育率仍然很高。有资料表明:1990年,全国文盲和半文盲人数达1.8亿以上,农村就业人员中,文盲和半文盲近36%,据全国1%抽样调查资料,截止到1995年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率达16.48%,农村(县以下)则为19.66%。城乡人口结构失衡,导致整体国民素质的低下,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项调查表明,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小学生为43%,中学生为108%,大学生为300%。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必然会影响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增长方式的改变,影响个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湖北省农村抽样调查队早在1986年对湖北省农村调查发现,文化水平不同的家庭人均收入呈明显的梯度差异,对人口本身的数量发展也有重要作用,生育率与文化的高低成反比是普遍规律。我们应从高生育率—低人口文化素质—低劳动生产率—高生育率的初级循环模式向低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探讨

目录 一、当前我国贫困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1) ㈠当前我国贫困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1) 1.农业生产的耕地面积减少、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紧缺等 (2) 2.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不充分 (2) 3.农村资金供求矛盾突出 (2) 4.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 (2) ㈡当前我国贫困地区存在主要问题 (3) 1.土地城镇化大于人口城镇化 (3) 2.城市就业和城市贫困 (3) 3.当前收入差距问题 (3) 二、城乡统筹一体化,着力解决三农问题,促进新农村经济发展 (3) 三、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探索 (4) 1.经济增长与农业的关系 (4) 2.人口的增长与经济问题 (5) 3、如何(怎样)解决三农问题? (5) 主要参考文献 (7)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探讨 【内容提要】加快发展,加快西部贫困地区的脱贫步伐,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及西部大开发的总目标。西部地区幅员广阔,农村人员比重大,是我国农产品的重点产区,经济基础差,农村经济发展和小康,直接关系到我国整个农村区域进而整个国家小康目标的实现。要加快西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首先要深化认识贫困地区的生态资源、农村劳动力供求及转移、教育事业、城市贫困、就业不充分和收入差距等问题及原因。“三农”问题是我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全局,是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解决西部贫困地区脱贫的根本出路。本文就城乡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发展新农村经济,提出了一些想法。 【关键词】贫困、农村经济、统筹、三农问题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中,需要经济、技术、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创新、发展,去赶超发达国家,提升综合国力,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文明的富强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建国以来,我国在促进和调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多以政策倾斜、经济扶持为主,东西部地区经济大联合,用经济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由原来的“输血方式”逐步向“造血方式”转化,国家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下定决心,下大力量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并且为此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仍旧相当缓慢。要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首先要深化认识贫困地区贫穷的现状和原因,从而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着力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摆脱贫困。 一、当前我国贫困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反贫因是人类面临的一项共同历史任务。贫困不是社会主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消灭贫困、消除两极分化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城乡差距、东西差距越拉越大,西部农村贫困问题非常严重,并成为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西部大开发的第一仗便是要消灭贫困。 ㈠当前我国贫困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不少贫困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财政极度困难,尤其是县、乡镇一级,国家机器运转吃力,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单子:官员腐败、下岗失业、性比失调、医患矛盾、三农问题、收入差距扩大、城市贫困、大学生就业难、劳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等等。在这些问题中,有些是阶段性的、有些是长期性的、有些是其他问题派生出来的、有些则是许多问题的根源,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问题的存在,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社会整体消费不足,有些问题是一时解决不了的,只有长期性或通过其他方面来加以缓解。 1.农业生产的耕地面积减少、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紧缺等。据统计资料显示:目前,西

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影响因素

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影响因素 现阶段国内经济发展大形势是积极上扬的,经济一直在大幅度增长,产业结构也能做到去旧迎新,不断调整,各个区域的经济差异已经在不断缩小,因此经济增长有质量保证。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我国的经济增长还呈现一种区域间不平衡的状态。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本、劳动力、技术、制度等很多方面的因素也处于不平衡状态,使这种不平衡逐渐变大。国内生产总值与总量的差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差异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异是中国的区域经济增长中差异的具体表现。 1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1.1资本因素。资本因素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进行概念界定的因素,但它对区域经济的增长差异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一因素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的方面来看,资本要素包含很广,人力、物质、土地等资本都是资本要素的一部分。但是一般意义上都用这一要素的狭义概念,抛去其他内容,仅留下物质这一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差异所产生的影响。物质资本又可以进行划分,其中可以划分出流动性的资本与固定化的资本两种。一般在进行研究时,常常需要用“资本形成总额”这一概念进行衡量,这个数值是取存货增加额的数量与固定资本的形成总额累加而得来。这个概念指的就是这两种计算因素的变动值相加带来的总数在某一地区某一时间的表现。1.2劳动因素。劳动因素也是干预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差异也产生较大影响。现阶段的研究一般都是采用就业人数的权衡和分析进行对劳动因素的衡量。实际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劳动力数值是计算劳动力因素的现实数据。就业人数的计算,一般来说,不仅包括了现阶段有城市中的在岗职工与个体业主、再就业离退休的人员,也包括乡村中的农村就业人员、乡镇企业就业人员等就业人员。这些具体有工作就业人员的数量相加,可以比较准确地表现一个地区一定时间内的劳动力具体实际使用情况。1.3技术因素。技术因素是我们国家现在经济得到不断发展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推动力量,它不仅促进现阶段国内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而且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根据这一地区经济增长出现差异的调查研究,然后根据技术这一要素本身具有的特征,可以完整的知道这一要素本身内容的广泛性和可以

信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信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信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采纳率:57%11级2013.05.16 一、信用缺失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长期以来,信用缺失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事实和日趋 严重的问题,它以经济领域为辐射中心,向其它领域扩散,并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经济领域,集中表现在有的生产经营者对消费者的欺骗上,他们采取偷梁换柱、偷工减料等种种手法以次充好、以假当真,不惜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换取“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生产,以牟取暴利。同时有的销售者,为了拓展销售利润空间,实现自身经济利益,在经济活动中放任假货通行,甚至知假卖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从而造成假烟、假酒、假药等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漠视人民生命安全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在金融领域,恶意贷款和有意拖欠不还或故意逃债等现象造成金融秩序混乱。虚假广告,不履行承诺,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政治领域,存在着政治造假,瞒上欺下,贪污腐败等为官为利不为民的现象。具体表现在,有的当权者不为民造福、谋利,喜欢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掺水数字”、“面子项目”、“政绩工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浮夸造假的工作作风日趋严重,一些官员实事做得少,缺乏基本的求实精神。政治领域的信用缺失与政治腐败相互助长,成为

政治腐败的一大症结。文化领域也存在信用缺失现象。不少书商和出版社为牟取暴利而置法律道德于不顾,肆意抄袭、剽窃、盗版他人作品,造成文化市场鱼目混珠、良莠不齐的混乱局面。学术界也净土不再,学术腐败。学术界诚信求真精神面临挑战。在名利的诱惑和驱动下,各种假文凭,假证书也随处可见。二、信用缺失对我国经济的消极影响信用:多是指在生产、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中所有市场主体必须遵守的诚实无欺和社会生活中的言行一致,不危害他人,不正当获得的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我们不能设想,没有了商业票据、银行票据、政府债券和信用卡及按揭等,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仍能正常进行。 1.信用做为支付手段的功能被极大削弱,使经济运行受阻 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信用经济,人们之所以能有序地进行商品交易,是基于经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但是面对大量的失信现象,为了防范风险,越来越多的企业僵持在“钱不到帐不发货”,“收不到货不给钱”的尴尬局面,许多企业宁愿放弃大量的订单和客户,也不采取信用结算方式。交易方式向现金交易,以货易货的方式退化,极大地降低了商品流通的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 2.加大了交易成本,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在市场经济活中,由于各部门、各企业生产不同商品的周期长短不一,资金周转的情况各不相同,客观上产生商品赊购赊销以及资金借贷要求。

全面分析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及应对策略

全面分析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及应对策略 总的说来30 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中国经济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具体说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提高。市场化程度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增长是大起大落还是平稳增长。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极低,各种商品和服务产品的价格形成几乎完全由政府管制,市场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受到极端压抑,计划体制的管制力量远远大于市场力量,外在的政府干预因素经常冲击正常的经济周期,导致经济多次大起大落。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经济增长? 其次是宏观调控的完善,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撑,也就是1998 年年中以来扩大 内需的政策,其政策手段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6 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政策转向是成功的,理论分析上也站得住脚。扩大内需的政策能使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新特征,还在于这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该项政策组合持续达6 年之久。2004 年积极财政政策逐渐淡出,转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这种转变是很必要和及时的,避免了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出现,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政策需要一定的稳定性、连续性,否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方面有个很好 的反面案例,就是日本20 世纪90 年代的财政政策。 90 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政策缺乏连续性的影响。 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哪里?国民生产总值等于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之和2008 年中国消费和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为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其他论文文档]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文献综述(1)论文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文献综述(1)论文 【论文摘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在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容和形式不断更新,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和与时共进的特征。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1 引言。 1958 年美国发展经济学艾伯特·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率先提出“发展战略”这一概念,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潜力、资源与环境,谋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20 世纪60 年代开始,联合国先后制定了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三个10 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它使得“发展战略”一词逐渐越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广泛运用于发达国家。 2 国外研究现状。 2. 1 理论贡献。 (1)区域平衡增长论。 均衡增长的主要涵义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行业和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增长。主要包括赖宾斯坦(H. 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纳尔森( R. R. Nelson)的低水平 陷阱论、罗森斯坦和罗丹( P. N. Rosenstein- Rodan)的大推进论,以及纳克斯(R. 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 (2)区域不平衡增长论。 区域不平衡增长论认为增长过程在实质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论有佩鲁(Perour)的 增长极发展理论、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赫希曼(A. O. Hi rschman)的依附理论。 (3)区域阶段发展论。 倒U 型理论(Reversed U - Shaped Theory) 1965 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 J. G. Williamson)把库兹涅兹的收入分配倒U 型 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 型理论。他通过分析24 个 国家的国际横截面数据和10 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认为国内不同发展阶段区域不平等 的变化趋势,地区间收入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大致呈倒U 型。 (4)钟型发展理论( Bell Shaped Theory)

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及策略诠释

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及策略诠释 内容摘要: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但区域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以黑龙江省经济增长与发展为例,运用全要素生产模型对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劳动、资本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量,并就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各要素的培育与发展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即实行区域金融优惠政策,调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等。 关键词:区域经济资本产出弹性劳动产出弹性全要素生产率 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区域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区域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产品与服务总产出量的增加,可以用区域国民生产总值计量。而区域经济发展不仅指产出的增加,还要伴随着产出结构的改善和资源配置(投入结构)的优化,因此区域经济发展还包括政治、社会体制进步、收入分配的合理化、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区域市场结构的优化、居民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等。 我们认为,要考察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找出影响该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导因素,应该遵循一定的逻辑思维,如图1所示。 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因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生产要素的种类及其质与量。其主要作用是形成原始生产要素的供给。斯密认为劳动、资本、土地的数量决定一国的产出。生产要素主要指以下几个方面:投入要素的种类。主要包括:一是资本要素,主要来源于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二是劳动力要素,主要来源于区域内自有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如迁移和打工等因素;三是自然资源要素,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产的种类及丰富程度、气候等因素。 投入要素的数量。资本存量的多寡特别是资本增量的快慢,往往成为促进或阻碍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一般认为,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水平的高低是决定其资本形成规模的最重要因素。在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投资又全部形成资本的前提下,资本形成规模便完全取决于国民收入水平及相应的储蓄率,而储蓄率又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对应的收入水平。 投入要素的质量。资本要素的质量主要指内涵型资本的形成,即在资本形成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城资10<1>班雷超我们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崛起是文化的崛起,如果一个国家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被其他的强势文化取而代之,那么这个国家无论从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成了强国的傀儡,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不可取代的灵魂!” 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精髓之一,具有着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重要性。 文化,既是国家的根,也是国家的魂。曾经有人说:“文化是一个民族最真实的性格,是一个民族骨子里流淌的血液。”一个民族,只要文化延续,精神不垮,便是守住了自强之根基。纵观人类历史,侵略者要消灭一个民族,必先消灭这个民族的文化,抹除这个民族的记忆,把它的文化消灭掉。当这个民族的文化消失时,这个民族也随之荡然无存。可以说,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多年的沧桑而不死,是因为她精神不灭,文化不死。中国人的血性,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的核心价值在此有了很好的诠释。 而文化同时又是制约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素之一。如果说经济带来的是物质上的需要,那么文化带给人们的就是精神上的需求。物质上的需要和精神上的需求相互依赖,不可分割。任何物质产品都要满足人民一定的物质需要,同时它也往往需要在不同程度上满足消费者精神上的某种需要。同样地,精神需求的存在也离不开物质

上的需要,任何精神需求都必然或直接或间接地以一定形式的物质需要作为依托和基础。 在市场经济国家,文化早已成为庞大的产业,有许多经济活动与精神产品的生产相关。如第一类是直接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产业,除了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科学、教育、艺术外,还包括电影、电视、广播、音乐、戏剧、娱乐、报刊、出版等。第二类是提供与之相关的物质载体的产业,如造纸、印刷、音像、电器、信息等。第三类是以文化为主要内涵的产业,如旅游业、部分建筑装饰业、高档服装业和饮食业等。离开了文化,这些行业就很难有大的发展。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经济越发展,它们就越发达,同时它们对文化的依赖性也越强。 文化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直影响着人类的思考及行为方式。不同的国家因为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同,所以发展程度也就有所差异。如韩国。韩国人文物保护的热情让家大业大的中国人看来有时有点小题大做。在韩国,一处不起眼的小陶窑遗址,一段乱石砌成的古墙,一座小庙,都可能是国家重要的“有形文化财产”,被郑重其事大兴土木地建馆保护。许多到韩国旅游的中国人,按着导游图兴冲冲地赶到那些所谓的“重要文物遗址”,看到的往往不过是一座小亭子或者一块大石头,不免大失所望。然而韩国人却对此津津乐道。相对于文物遗迹的保护,韩国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得更出色。 当你和韩国人接触的时候,最明显的感觉也许是他们强烈的民

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因素

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因素 摘要:由于我国政府逐渐对旅游业的重视,我国国内旅游收入不断增加,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得作用日益显著。旅游业作为当今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的支柱产业,其发展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只有详细分析掌握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 各种因素才能真正使得旅游经济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关键词:旅游经济发展;旅游资源;人力资本;制度变迁;环境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旅游业的地位也日益凸显出来。旅游业是国民经济中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综合性的产业。因此,对旅游经济发展有着重大作用。 由《中国统计年鉴》可知,2010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达21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0.6%,国内旅游收入1.26万亿元,增长23.5%。在2011年旅游人数已经达到26.4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已经达到1.93万亿元。虽然旅游经济每年都有良好的 发展,但是掌握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因素尤为重要。 一、内生因素 (一)旅游经济结构与旅游经济发展 旅游经济发展既离不开旅游经济总量的增长,又离不开旅游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在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旅游经济结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旅游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旅游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从旅游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不能片面追求旅游经济的高速增长,必须在旅游经济增长的同时努力促进旅游经济结构的优化。优化旅游经济结构的根本目的,是要使旅游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使旅游供给体系不断完善和提高,使旅游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和优化,使旅游产业外部和内部各种重要的比例关系不断趋于协调,并不断向高级化发展,从而充分有效的发挥旅游经济的产业功能和经济优势,全面提高旅游业的综合经济效益,促进旅游经济快速增长和持续发展。 (二)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 1.旅游资源的理论分析 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业的基本条件之一。对旅游资源的认识,是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而出现和不断深化的。由于旅游业是一项新兴产业,而旅游资源相对于其它单一的传统资源,在内容和构成上都要复杂得多,因此对旅游资源的确切定义,目前国内外尚未形成统一的表述。 对旅游资源的定义比较确切和规范:“所谓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有吸引力、能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具备一定旅游功能和价值,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能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事物和

影响西藏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影响西藏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西藏民族学院代敏华、卢俊、王成 摘要:本文分别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和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对影响西藏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本文借助《西藏统计年鉴》的数据(数据范围为1985—2009年),通过时间序列的自相关性的去除,建立了西藏产出GDP关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的C-D生产函数,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西藏经济的增长总体上仍是资本和劳动力高投入、高消耗的外延式粗放型增长方式,增长质量不高,为此西藏要想大力促进经济的增长,需要从树立科学的发展观、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及进行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努力。 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本文通过《西藏统计年鉴2010》的数据(数据范围为1981—2009年),并借助主成分回归的方法去除数据的多重共线性,建立了西藏GDP关于消费、投资和出口的计量经济模型,得出的主要结论为:消费在影响西藏GDP的这三个因素中对GDP的刺激作用最强,投资其次,净出口最弱。为此,要想保持西藏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西藏政府应进一步制定合理的消费政策、优化消费结构,加大投资力度,并优化商品出口的结构,大力培养新的出口增长点,提高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关键词:经济增长;C-D生产函数;投入;产出;国民收入核算

目录 1.引言:问题的提出 (1) 2.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 (1) 2.1指标的选择与数据说明 (1) 2.2模型理论形式的构建 (3) 2.3模型的求解及检验 (3) 2.3.1模型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与检验 (3) 2.3.2模型序列相关性的去除 (5) 2.4对模型结果的分析 (6) 3.从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分析 (6) 3.1指标的选择与数据的描述 (6) 3.2模型理论形式的构建 (8) 3.3模型的求解及检验 (9) 3.3.1模型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与检验 (9) 3.3.2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9) 3.3.3模型的主成分回归 (10) 3.3.4模型诊断 (11) 3.4对模型结果的分析 (12) 4.结论与启示 (12) 参考文献 (15) 附录:文中模型建立所用到R统计软件代码 (16)

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摘要:黑龙江省做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出现了经济发展渐缓、工业化水平下降、技改收效甚微、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不多等诸多问题,严重束缚了黑龙江经济在21世纪发展。针对上述问题,应通过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提高创新投资、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等措施,抓住“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机遇,实现再崛起。关键词:经济发展;黑龙江;区域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赶超战略下建立起来的大量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逐步由隐性变为显性,加上国有企业所背负的沉重的社会性包袱,使黑龙江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暴露出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问题,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一、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1.经济发展渐缓黑龙江经济在国家建设初期的倾斜政策支持下,从无到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发展速度始终位居全国前列。直到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除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以及台湾省外,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中,黑龙江的gdp总额位于全国的第二位,但到2007年,则名列全国第15位,且人均gdp 增长速度则下降到全国水平以下,全国为13.5%,黑龙江为12.1%,在全国的排序为第13位。值得指出的是,2007年,黑龙江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平均为13 786元,黑龙江为10 24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 541元,已经位居全国倒数第2位。 2.工业化水平下降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黑龙江省曾经拥有令人称道的优势产业。但这些建设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优势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或因资源限制,或因体制制约,或因技术落后纷纷失去昔日的光彩。如黑龙江的石油产业、林业产业因资源枯竭日益陷于困境;其他产业如矿山机械、金、轻工、纺织、制药等国有大中型企业,因产业结构老化、耗能严重,即将被市场淘汰出局。整个老工业基地中,除少数国家特殊政策保护的骨干企业外,大部分企业都已成为夕阳产业,呈现出日益衰落的景象。与此相伴随,工业化水平也出现下降趋势。改革开放前,黑龙江省工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改革开放后,黑龙江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出现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并不是黑龙江所独有的,而是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个缩影。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工业所占比重较高,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高新技术产业总值规模小,比重低,缺乏对经济增长的整体带动作用。2007年,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为237.27亿元,位居全国第15位,且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平均水平为1706.72亿元)。新技术产业规模小,导致东北老工业基地增长缺乏后劲,也难以充分发挥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作用。以上说明黑龙江省的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有待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 3.技改收效甚微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进一步推进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增长,先后投入了上千亿元的技改投资。但由于原有经济体制中一些制度因素制约,各自为政,分散决策,使得重复建设、相互掣肘的问题经常发生,投资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在拨改贷以后,由于大部分国有企业自有资金有限,技改资金多为银行贷款,大大加重了企业负担。很多项目,几经讨论,多方论证终获批复。但在论证期间,失去了良好的市场机遇,加之贷款导致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项目投产之日,即是亏损之时。 4.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不多黑龙江经济由于工业结构偏重,产业结构老化,导致工业经济效益急剧下降,且一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企业逐渐被淘汰出局,在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的条件下,由于企业的大量关停并转,使得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急剧缩减,其实际人数由1990年的504.7万人下降到2006年的374.9万人,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39.6%下降到2006年的29.1%。这部分从第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不是全部转移到具有较大吸纳能力的第三产业,而是有相当一部分逆向回流到第一产业。二、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针对提出的上述问题,黑龙江省在发展区域经济的进程中,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发展,早日走出困境。 1.积极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坚持“有进有退”的原则,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

影视作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影视作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90年代后期,大量“戏说历史”的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出现,则是市场力量最集中的代表。这些戏说历史的电视剧选择的题材都与当前中国现实的政治力量没有直接关联,《戏说乾隆》和《还珠格格》是其代表,1999年《还珠格格》在中国风靡一时,在上海甚至创造了42%以上的收视纪录。《还珠格格》上、下两部共60余集电视剧播出之后, 剧中嬉笑自如、无拘无束的青春女性小燕子成了街谈巷议、妇孺皆知的人物。该剧不仅在电视市场上创造了播出权几十万元一集的价格,而且不少电视台在播放该剧时还在剧中插播广告,有的电视台插播广告的时间甚至超过了播出电视剧本身的时间。这表明,戏说历史的电视剧在中国的确有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在这些电视剧中,历史被虚拟化为假定的陌生舞台,上演的完全是一种宣泄性的游戏。这些电视剧在给予观众解构过去所形成的历史概念的的快感的同时,也将当代人的压抑、苦闷、不安通过历史的游戏得到了释放。这些戏说历史的电视剧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中华文化圈中都得到了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华语文化一种普遍的历史解构和道德解构的需求。 而历史题材电视剧,事实上也为知识分子立场提供了一定的表述空间和修辞策略。从《宰相刘罗锅》(1996)到《雍正王朝》(1998),再到《铜嘴铁牙纪晓岚》(2001),尽管这些电视剧都采用了通俗情节剧的叙事模式,甚至采用了喜剧的类型化手法,但是这些电视剧都通过对特定历史人物和历史环境的营造,不仅仅是回忆历史,而且也是模拟现实。例如,北京同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制作的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它不仅通过100多位人物、600多个景点叙述了清代从康熙到雍正年间的政权斗争,而且还借助与历史的相似性和对历史的重新改写发掘了历史与当前中国现实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现实的联系。以古鉴今、借古讽今历来是中国的叙事传统。这些电视剧显然继承了这一知识分子的叙事传统。这些电视剧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对历史的重写,其意义不在于还原历史,而在于温故而知新。 如果说历史剧是各种社会力量共有的策略,那么类型化电视剧的出现则是电视剧市场化的结果。中国电视剧从《渴望》开始出现了类型化倾向。在各种类型的通俗电视剧中,以《渴望》、《皇城根》、《京都纪事》《儿女情长》等为代表的家庭伦理剧,以《爱你没商量》、《过把瘾》、《东边日出西边雨》、《牵手》等为代表的言情剧数量最多。此外,以《公关小姐》、《广告人》、《情满珠江》等为代表的都市商战剧也引起了观众的兴趣。《公关小姐》甚至在某些地区创造了52.76%的收视率,最高收视率达到了90.78% 。在这些电视剧中,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权力较量、人们实际的生存境遇和体验都被戏剧化为人物的善恶冲突,社会或历史经验通常都被简化为“冲突—解决”的模式化格局,通过叙事的策略性过程的处理,文本中主人公所面临的困境最终被“驯服”,随着那个被预订好的叙事高潮的到来,最后是一个善恶分明、赏罚公正的结局。 1991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摄制的《编辑部的故事》带动了中国城市电视喜剧的风行,1995年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的《我爱我家》的播出,则使情景喜剧成为了一种重要的通俗电视剧形式。情景喜剧的形式虽然是舶来品,但其叙事的策略却是本土化的,这体现为其常常采用幽默、滑稽、戏闹的传统喜剧形态,常常启用为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喜剧演员和明星,用小品似的故事编造、小悲大喜的通俗样式,将当下中国普通人的梦想和尴尬都作了喜剧化的改造,最终将中国百姓在现实境遇中所感受到的种种无奈、困惑、期盼和愤怒都化作了相逢一笑。这些平民化、世俗化的喜剧,通过对一些杜撰的喜剧人物的滑稽言行

浅析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对策

浅析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对策 【摘要】近期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无论是商品价格,还是股市价格,抑或楼市价格,均发生不容乐观的变化。在这其中,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本文通过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深入分析,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逐一剖析,试图从原因入手提出一些对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通货膨胀股价房价消费价格指数 1.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概况。中国经济的发展迅速且平稳,在2006和2007年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了较快且平稳的发展速度,宏观经济发展情况良好,加之近几年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态势良好,人们的投资热情越来越高,股价和房价涨幅大增。与此同时,其它商品的价格也在提高,尤其是2007年下半年以来,食品类价格更是飞涨,人们的生存压力加大,很多人士撰文评论中国的“通货膨胀”现象,这也是政府、经济学界和社会各层所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针对上述股市和楼市价格上涨以及通货膨胀等问题,我们将逐一进行分析。 2.当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因素及其成因。 2.1股票市场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从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我国的股票市场形势逐渐好转,以上证指数为例,2005年在1100点左右,而到2007年,最高时竟达到6100点,短短两年时间,增长5000点。但从2007年11月份开始,股市开始出现下跌情况,至2008年9月已跌至2000点左右。人们也由2007年对股票市场的趋之若鹜,变为现今的想方设法如何从股市抽身。 本轮股市上涨的背景是股权分置改革与人民币升值。股权分置改革实现了股票的全流通,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此次改革无疑是迈向市场化的里程碑,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升值2%,由原来的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调整到1美元兑换8.11元人民币。此次人民币升值时机合适,不仅改变了当时的市场预期,同时也配合和促进了股改,两者一起推进了中国股市的市场化进程。然而短期内,当越来越多的资金大量涌入股市,而股票本身的价值并未得到大幅增加时,就会产生股市泡沫,而泡沫必然要破裂。另外,国家的紧缩政策也是重要原因。从2007年3月至8月,央行进行了四次加息,使得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贷款基准利率分别由2.52%、6.12%提高到3.60%、7.02%。与以往“越紧缩,越上涨”的现象不同,此次紧缩政策对市场资金面的影响产生了方向性的变化。以上可称之为股市下跌的内因。另外,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也对我国股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2007年底的美国次贷危机,也通过一系列传导机制影响到我国的股市,这可以看作是我国股市下跌的外部原因。 2.2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房地产业作为与百姓生计密切相关的一个行业,房价的上涨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衡量房价上涨的指标很多,作

相关主题
文本预览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