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的传统。自由即个人的权利，它是法律的重要价值之一。“法律之下的自由”是西方社会自古追求的一个目标，西方社会对自由的主要保障方式就是建立宪政下的法治政府和制定依据公民意志的良法.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权威，它规定永远不可侵犯的公民权领域，使权利成为权力的天然屏障来制约权力，同时规定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一般是三权分立的模式），从而以权力制约权力，把国家的公权力纳入法制的轨道，避免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害。本文主要论述了自由的含义、法律自由的含义，法治及其最高形式——宪政对于保障自由的必要性以及在当今中国的现状下实现“法律下的自由”的渠道。
关键词宪政；自由；法律；法治
ABSTRACT Liberalism is 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politics .liberty also means right ,whic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value of laws . “liberty under the law ”is the goal that western society persue from ancient times ,the primary way the western people guarantee liberty is to establish a law-based government under the constitution and make good laws that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citizens .constitution is the supreme authority of the country ,for it define the eternally inviolable field of civic rights,which makes the rights become the natural barrier of the power ,thus resrict the power .Also ,the constitution provide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political power (generally the form of the seperation of three powers) of a country ,thus making power restrict power and the perform of public power into law orbit ,which get rid of the infringement that public power act on private right .This riticle mainly discuss the implication of liberty and legal liberty , rule of law and its highest form——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s necessary to guarantee liberty ,what’s more , the methods to realise “liberty under the law”in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realities. KEY WORDS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 liberty ; law ; rule of law
论宪政制度下法律对自由的保障
前言
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然而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前，我们都是封建社会居于主体地位。小农经济和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决定了我国的古代社会是以宗法伦理、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治而非法治；重视社会义务，而忽视个体权利诉求；家国本位而非个人本位。这样的情况使得个人自由受到极大的漠视。直到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开明的知识分子开始要求民主与人权，严复翻译了密尔的《论自由》（中文名《群己关系论》）。后辛亥革命，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其中的核心就是民权主义，它要求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立宪民主制，保障人民的权利。然而辛亥革命的成果被窃取，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军阀混战以及其后的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国共内战始终使我们没有机会去重建政治，保障人权。一直到了1949新中国建立，我们终于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有机会重建政治与法律来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但不幸的是我们模仿了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这种国家严格管制社会各个领域的模式可以有效集中人力物力推动重工业，国防，基础设施建设，使生产力水平整体提高。但是对于个人而言，由于公权利与私权利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强势的公权力渗入公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个体权利受到极大压抑，个人自由被极大侵害，尤其是反右派斗争和文革中一味提倡阶级斗争而忽视法治和正当程序，上至精英、知识分子下至平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建国后的状况使我们两千年来封建社会重国家和集体利益忽视个人权利，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进一步雪上加霜。
反观之，西方社会自古以来就视“法律之下的自由”为政治的核心，并且在不断追求中使其逐步完善。古希腊，城邦公民就积极参加立法议会和担任陪审团工作，城邦的民主和法治达到了无与伦比的，让现代人都赞叹的高度。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生活被认为是实现“善”的途径和个体理性能力的体现，亚氏区分了君主制，寡头制和平民制三种政体，这与中国古代
人民思想中完全没有现代意义上“政治”的概念，政治就是权力和围绕权力的权术斗争形成了鲜明对比。古罗马时期，商品经济和契约制度的发达促使技术精湛的罗马民法问世，有效保障了公民的私权利，罗马万民法更扩大了古希腊公民权的范围，使得公民权普及到每一个人。罗马法学家西塞罗曾说“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事情的权利”。这种对于法律与自由关系的深刻认识和对法治社会的推崇是东方社会所没有的。
放眼当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使我们脱离计划经济，有了市民社会，有了经济自由。但是，自由并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从政治角度看公民社会，我国公民的自由（主要是指个体合法权利不受非法干预的消极性自由）的保障仍然不到位。“暴力拆迁致使被拆迁者死亡”“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群众上访被抓到精神病院”“劳教致死”“巨额贪污被曝光”“躲猫猫”“钓鱼执法”等负面消息常见诸报端，这表明我国法治不完善，私权利不能有效得到保障。当代，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已经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也呼声甚高，要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就必须重视公民权利的保障，妥善处理好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现实决定了研究“宪政制度下法律对自由的保障”就具有深刻的意义。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自由以及“法律自由”。
1 概念界定
1.1自由
1.1.1自由的词源
英文中自由用“liberty”或者“freedom”表示。“liberty”源于拉丁文“liber”，含义有“解放、自由、释放”。起源于中世纪的世俗城市生活。马克·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一书里对此写道：“……一种主张在政治上应该有着同等权利和同等言论自由的思想，以及一种尊重大多数自由政治的政府……”①。可见此时的自由指的是享有政治参与权和言论自由。“freedom”“源自基督教的传统，其最初含义并不是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要求行事，而是参与到与自由精神生活有关的上帝活动中去，在这一活动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权利”
②。“freedom”偏重于精神领域的自由。随着宗教改革兴起，二者含义逐渐融合。
1.1.2自由的含义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讲，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即在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从而“摆脱外在力量（不论是来自于自然还是社会的强迫力量）的限制”。
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认为自由是“免于强制”或者把强制降低到最小程度。“所谓强制，指的是一个人所处的环境被他人所左右，最终被强迫的个人不能按照自己的一贯计划行事，而只能服从于强迫者的目的，被强迫的个人不能运用自己的才智亦不能遵循自己的目标与信念”③强迫状态下，个体成了他人实现目的的工具，服从于他人意志而非自己意志做事情。
哈耶克的自由是从个人与他人关系角度界定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定义区别了非人为因素导致的不自由，比如一个人被困于沼泽之中，虽然他不自由，但是这不属于社会关系，不在讨论之列。而“内在自由”，即“一个人的的行动受到他自己深思熟虑且持久的意志、理念和信仰所引导，而并非受一时的冲动或者外因所驱使”④也不在讨论之列，因为个体通过理性思考摆脱自身欲望冲动是内在的心理状态，与社会无关，更谈不上社会关系。
笔者认同哈耶克的定义。自由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关系状态，在这种关系中，个人免于受他人、社会团体和政府的强制和干涉，而这个不受干涉，自主决定的领域就是个人权利领域，对之侵犯是非正义的。如果这一权利还得到国家法律制度的认可，就是非法的，而如果法律本身就没有保障这一正当权利，法律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
“对自由主义而言，权利和自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权利”是“自由”的复述，“自由”体现为“权利”，人们正是通过权利而逐步踏上自由之路的。”⑤个体权利有多大，个体自由就有多大，争取权利就是争取自由。在公私权利之间划分出合理的界限，合理配置社会上权利义务关系就是保障自由。
1.1.3 自由的分类
贡当斯最早在《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中对自由进行分类，他认为
“在古代也有所谓个人自由，但这种自由首先是以承认个人对社群权威的
完全服从为前提的。。。。在古代社会，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是所有私人领域中却沦为奴隶”。“作为公民个体。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可以对执政官或者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剥削财产、流放或者处以极刑；但是作为集体组织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一直剥削身份、特权、放逐乃至处死”⑥
西方的古代人广泛享有政治自由，但却以集体权威至上，牺牲私人领域自由为代价。哈耶克认为古代人享有的“政治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政治自由是“人们选择自己的政府，参与立法过程和控制行政的权利”⑦，它实质是人民集体享有的“自由选择权”，但这种集体自由并不属于个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范畴（即上文中所说的真正的个体自由必须具备的要素），一个人也可通过投票或者契约把自己选为奴隶，放弃真正的个体自由，因而有集体自由不代表单个个体就是自由的，仅凭借“人民同意、人民选举”也不能判断一个制度就是保障自由的制度。
西方的现代人拥有更多私人领域的自主权，可以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按照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发展其才智，社会公共权威只是提供指导性而非强制性、干涉性的手段。如果古代人拥有的是分享社会权力的政治自由，那么现代人则是享受保障私人快乐的自由。。
赛亚·伯林在贡当斯的基础上把自由划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对应贡当斯“现代人的自由”，指“不受他人或事物的干预和限制”，这也是哈耶克所认为的真正的个体自由。积极自由就对应贡当斯“古代人的自由”，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即“从事······的自由”，哈耶克称之为“能力意义上的自由”，并认为它与“免于强制的社会关系”无关，不是真正的个体自由。某些政客假借“能力意义的自由”吸引民众获取支持，操控社会，导致极权政府的出现，最终令人们失去自由，比如法西斯统治和苏联模式，哈耶克对之深恶痛绝地进行了批判。
1.2法律自由
法律自由最早由孟德斯鸠提出的。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自由是做法律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同样会有这个权利”⑧。如上文中所论证，自由就是个体权利，个体不加以限制的无限大的权利意味着他人权利的萎缩，义务负担的增加，如若没有法律，社会将会是每个人都追求最大权利（也即最大自由）的时候导致每个人都有被奴役而失去自由的危险，法律以预先告知的普遍性规则明确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对侵犯法定权利的行为予以法定制裁，使被侵犯的权利得到救济，重新恢复到法定状态。
基于此，学界一般认为法律自由就是“指一定国家的公民或社会团体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的能力，是受到法律约束并得到法律保障的，按照自己意志进行活动的权利”⑨。
这个定义可看出，一是法律对自由的规定是通过权利义务的形式，这同笔者所认为的“个体自由就是个体权利”也一致，我们判断一部法律是否是良法就可以通过是否尊重个体权利，保障个体权利来判断。二是法律自由规定的是一个人的外在客观行为，法律只能对外在的客观行为予以制裁。内在的思想意识不受法律的制裁，只能由社会道德或者舆论予以调节。中国古代存在“腹诽罪”除了辖制个人的思想自由，最重要的危害在于思想意识主观性强难以判断，仅凭准问动机然后定罪量刑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甚至成为狭私报复的工具，是对个体权利的莫大损害。当代社会，如若要保障自由，首先不能给“思想”定罪量刑。
2法治——自由的前提
2.1 法治社会的背景
法治是来源于西方，是西方源远流长的文化。我们有必要从西方社会出发了解其背景。
2.2.1现实背景——城邦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法律之下的自由”的追求起源于古希腊。那时，希腊多山的地势使得每个小城邦各自为一个政治体，城邦这种小型社会决定了行政也是简单的，
公民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务而不必依赖官员，这促使了民主制度的发展，当大型事务上出现分歧的时候仍然不采用权威而是倾向于采用法律手段来决策。与之相反的东方国家广阔平坦的地形，形成了人口庞大的军事帝国，需要有效的官僚体系来维系巨大军事帝国，人们逐渐形成了官本位思想而不是民主法治思想。
另一方面，希腊沿海的地势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古罗马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促使了罗马民法的产生。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中交易主体地位的平等性是实施法治的前提，市场经济本身的竞争性、契约性、统一性、自由性又是对于法治的内在要求。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和必然产物。与之相对，东方国家的小农经济促使宗法血缘维系统治。
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培养了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市场经济中的主体用利益来衡量决策，精于算计，倾向公平买卖。这就使得他们对人性能够冷静，理性，客观的进行认识，不轻信“贤人治国”，而相信代表理性和公平的法律。
2.2.2理论背景——政府乃是“必要的恶”的假设
不同于东方社会，西方社会在中世纪神权兴起，形成了神权和王权的抗衡。如圣经中言，“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世俗生活由君主统治，而心灵、道德、灵魂这些精神性的东西由教会统治。教父奥古斯丁的“双城说”更严格区分了世俗领域和精神领域。属灵的基督教一度权力高于世俗宗教，甚至能够以道德的名义推翻世俗君主的统治。教权和王权的对抗培养了西方人二元主义的政治思维模式——政府和市民社会往往是相对抗的，因而要对政府保持高度警惕。政治权力始终受到社会道德的制约，国家乃是“必要的恶”，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的政治是可以被推翻的。
进入近代，随着文艺复兴和自然科学发展，神权受到挑战，尤其是欧洲宗教战争造成的杀戮使得人们对宗教不信任，开始推崇世俗政权的统治，政府力量逐渐变得没有约束，但植根于人们心中的“政府乃是必要的恶”，始终要受到道德制约的思想使西方人很快意识到了危机，自然法代替中世纪的道德承担起对世俗政权批判的任务。洛克用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阐述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洛克认为人民让渡部分自然权利而缔结契约形成的政府必须以保障个体自由和财产权利为目的，政府的存在及其推动的法制进程都是为了实现真正的自由，自由是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政府一旦违背成立的目的，就要解体，人民则回到原始自
然状态。由于政府的不可靠性，洛克极力提倡法治。反对君主专制。
“政府是必要的恶”的社会意识使得人们对政府不信任，宁愿采用具有理性和稳定性，体现公平的法律来治理社会。
2.2法治与人治的比较
2.2.1人治的弊端
人治之下，权力（亦即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支配能力）集中在官员手中。官员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发布喜怒无常，不受约束的命令，从而任意支配个人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寄希望于道德上高风亮节，大公无私的官员来治理社会，保障人权。然而人的天性总是趋利避害，自我保存的，在个人可以支配公共利益的时候，难免要为自己谋私利。大公无私这一违背人性的道德是难以实现的，贤人治国之下光风霁月的政治美梦只能在中饱私囊，以公谋私的政治现实下黯然落幕。中国古代注重“任人唯贤”，科举考试也注重考察道德修养，但这种未经过理性审查的违背人性的灌输式道德只是沽名钓誉，谋取权力的工具，官员披着儒家道德的外衣平步青云却并不真的实践这种道德，而是背后另有其“潜规则”，常被外界批为“儒家道德的虚伪性”。历史证明——企图道德高尚的人来治理社会，安民一方难以实现。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人治之下没有一个统一、客观、精确、具备可操作性的的治理社会的标准，官员具有很大的裁量权。人民等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一个未知的集权者，而这个集权者很有可能随时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人民的权利。
2.2.2法治是对于自由的保障
古希腊的柏拉图曾经也提出过“哲学王”的贤人治国思想，但是这种被后代西方人批为“极权主义的先河”的乌托邦最终破灭了。柏拉图晚年的时候以及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都开始提倡法治，亚氏认为“法律不应该被看做是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这与东方社会重伦理而轻法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洛克在《政府论》中说道“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那里就没有自由”。大多数西方社会的思想家，都是要建立一个这样的社会“每个人能在现存的法定权利义务框架下，享有自行决定其行为的特权
和责任。而尽量不去依靠统治者进行裁断的权威。法律必得包含无视个体的差异、只求一概适用的条文。故而它到底只是充当社会行动笨拙的工具”⑩。
这样的社会就是西方人千百年来孜孜追求的法治社会，它具有以下优点。首先，法治社会中法律是社会的最高权威，它可以避免任何人的专断独裁统治对他人权利的侵害。其次，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11，由于法律是预先制定的，只考虑普遍情况而不具体针对个人案例，它就能够通过“无偏见”保证最大限度的公平。再次，法治社会是一个理性的社会，因为法律是人们事先通过理性设定的规则，并且具有稳定性、连续性、普遍性和一致性。它不受事发当时的人的情感和意志的左右，可以有效调节当事人的行为，避免了盲目和冲动下对他人权利的损害。正如孟德斯鸠所说“法律，在它支配着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场合，就是人类的理性”。最后，不同于人治，法治下的标准精确，客观，统一，具备可操作性。这就避免了标准模糊导致的权力滥用。
2.3有效法治的实行
要有效实行法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第一点是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即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句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任何人的行为都必须置于普遍法律之下，法律是社会的最高权威和唯一裁判,只有这样的法治国家，才可以避免人治的随意性，不稳定性对自由的侵害。
但仅仅服从法律是不够的，如果被服从的是“恶法”可能造成侵害公民自由的恶果。法治国家一定要依靠“正义之法”合理分配权利义务关系更好的治理社会。有效法治实行的第二点便要求被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良法的制定就关系到如何立法，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立法权是国家权利的核心”12，是最高国家权力，立法权属于人民。洛克指出立法机关的立法必须受到人民授权和自然法的限制。没有人民授权的立法就如同不被统治者承认的政府一样会丧失合法性基础，人民有权不接受法律而重新回到自然状态中去。另外，现世法律要受到自然法的制约，因为现实法律只是把自然法显现出来并用社会力量更好的执行自然法，维护自然法下人们的固有权利，它不能剥夺人们在自然状态中享有的生命、自由、财产等合法权利，否则，法律就会因违背自然法丧失合法性基础，人民有权不接受。当代人权理论认为人权是“作为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
所固有的，没有任何差别的权利”13，并且把人权作为公民权利的基础，认为公民权利是得到法律承认的那部分人权，就是洛克自然法思想的继承。
这些理论启发我们：要制定出一部好的法律，首先就要尊重人民的意志，使法律得到人民的认可，否则人民就不是在服从自身意志，就是不自由的。其次，制定出来的法律一定要保障基本人权才是值得遵循的。而什么是基本的人权，它随着时代动态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内涵，但可以肯定的是，对着时代进步，被纳入人权的权利范围越来越广阔，人权在不断丰富发展。法律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注入新的东西。
3宪政——自由的实现机制
3.1宪政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化产物
上文中已经描述过了法治对于保障个体权利，促进个体自由与个案公平的重要作用，而法治的最高形式就是宪政，因为宪政把公权力的行使纳入了法治轨道，使一个国家成为法治国家。
近代自由主义发展就是一个反对专制，争取民主法治来保障个体权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宪政以控制政治权力为基本手段，以维护和发展人的权利和自由为目标”14，规定了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以及把普遍人权上升为永远不可侵犯的公民权领域。因此，“宪政是自由主义发展的产物，是自由主义制度化的实现”15，如同哈耶克说，“剥掉一层外衣之后，自由主义就是宪政”
3.2宪法的功能之一一—分权
自由是重要的法律价值，然而政治权利的扩张性、支配性和排他性往往导致公权力膨胀，权力被滥用，自由变得脆弱、易受侵犯。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政治自由只有在国家权利不被滥用的时候才存在，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6为解决权利滥用，孟德斯鸠把政治权力划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部分。认为要通过宪法确立三权分立的原则，使政治权利分散平衡、相互制约，避免权力集中对自由的侵害。
具体而言，司法权独立属于陪审团和法官，法官的权利是宪法赋予的，他有权拒绝引用违宪的法律，并且法官是终身制，他不用担心行政机关的报复而处置有问题的公职人员，同时司法权本身的特征又决定了只有在有人起诉的时候法官才可以审案，这不至于使法官权力过大，无端干涉公民私权利。行政权属于国
王及其下属的行政机构，他们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否则他们的违法行为有可能受到司法机关的审判。立法权则代表国家的一般意志，应由人民集体享有，人民通过自己的立法机关来行使立法权。
这种三权分立的模式被美国成功实践，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证明了它的优越性，值得我们借鉴。
3.3宪法的功能之二——确定公民权领域
3.3.1宪法确定公民权领域的必要性
宪法之下的分权可以以权力制约权力，宏观上防止权力滥用。现代民主体制又可以防止专制对自由的剥夺。但再完善的民主体制仍然需要宪法来确定不可侵犯的公民权领域。这是因为民主不等同于自由。
“民主所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谁来行使公权力？它给出的回答是——公共权力的行使属于全体公民。这个问题并未回答公共权力的范围。而自由主义回答的则是另一个问题——不论是谁行使这种公共权力，这种权力的限度应当为何？它所给出的回答则是——不论这种公共权力是由独裁者行使，还是由人民行使。这种权力都不能是一种绝对的权力，个人拥有高于并超越国家干预的权利”17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则直接指出民主政治存在“多数暴政”的弊端，托克维尔以美国为例，当多数人的决定干涉到了少数的正当权利时，少数人可以向谁求救？求助于立法？法律是却是多数人意见决定的。求助于政府？政府却是由多数选举。求助于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机构？但法庭审判结果也是陪审团中的多数决定的。
由此观之，即使是在民主政体下，少数人的权利也极容易受到多数的侵犯。多数可能滥用手中权力反对少数，损害少数的正当权利。而自由恰恰是尊重，保护少数，容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自由意志。民主和自由某些时候甚至背道而驰，“民主只是是所有恶魔中较好的一个”，我们仍然需要对它进行限制。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宪法中确定出永远不受侵犯的公民权领域。
纵观世界宪法，不管是英国的《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宣言》还是美国的《独立宣言》都规定了基本的，至高无上的,不可侵犯的公民权领域，这种宪法规定的权利领域任何公权力（不论代表的是多数还是少数）都不得侵犯。在极力推崇民主的当今社会，很多人意识不到民主的可能性危害，宪法却能通过最后
一道防线防止“多数人暴政”侵犯公民权，这实在是很有必要。
3.3.2公私权利的界限
宪法需要明确不可侵犯的公民权，然而哪些领域属于公民的私人领域，哪些又属于国家可以调节干涉的公共领域？即什么是公私权利之间的界限？公权力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干涉私权利？密尔提出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可以对个人施以干预的限度和性质。
密尔认为“人类之所以有理由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是自我防御”18，密尔把人的行为分为涉己行为和涉他行为，当行为是关于自己的时候，社会便不得施以惩罚，哪怕任何道德压力都不得施与，只有一个人的行为伤害他人或者损害到他人利益的时候，社会才可以干预。公民的私权利就是公权力的天然界限。
总而言之，当事件涉及公共领域的时候，我们需要民主决策，从而避免专制对自由的侵害，这一点上民主和自由有共通之处。当事件属于私人领域的时候，我们则应该选择个人自由之上，不管是独裁还是民主都不得干预，否则不是独裁的极权统治就是民主的极权统治，都是对个人自由的莫大损害。
4我国“法律之下的自由”的实现途径
本文综述中已经指出，我国公民的权利保障仍然很不到位。而社会弊病的根源都可以最终归结为宪政和法治不能够有效贯彻，从而导致公私权利错位，公权力不受约束。那么，要保障自由，就必须要使公私权利关系得到妥善处理。在政治体制改革呼声甚高的时代，针对当今中国现实，结合上文中的理论，笔者对实现我国公民“法律之下的自由”提几点建议。
第一、社会需要树立权利为本位，法律为准绳的的思想观念。既然自由体现为权利，捍卫自由也就是尊重权利，以权利为本位。我国封建社会虽然已经结束，但是两千多年的强调服从与义务的官本位（权力本位）思想却仍然根深蒂固。官本位思想固然有现行政治体制下权力可以带来巨大名利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西方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就有的自由主义传统。西方社会从中世纪的神权本位的蒙昧主义走向近代的人为主体的理性主义先后经历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几百年时间。我们国家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西学东渐提倡民
主、法治、人权，但期间一直受到封建统治，战争以及建国后苏联模式的压制，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开始法治与权利进程。西方历史告诉我们思想意识转变艰巨缓慢，从传统社会权力思想到现代化的法治权力观念树立需要很长的路。我们固然可以移植西方的法律，但法治得以实施的文化土壤却需要自身改变。不被信仰的法律等同于虚无，只有整个社会确立起权利为本位，法律为准绳的观念，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法律之下的自由”。措施如下，第一、经济领域，我们要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因为法治文化产生于市场经济，法治精神和市场精神相融合，市场经济的繁荣自然会推动法治的进程。第二、教育领域，义务教育阶段就要普及权利义务观念，做好普法教育，尽快促进公民思想转变。第三、司法领域，法律在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时，要求权利是目的，义务和责任是手段，不是以保障人民平等权利为目的的法律都是非正当性的，不值得遵循的。同时权利义务推定时，在法律既未明确规定又未明确禁止的领域采用权利推定优先，即对公民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政府的行为只能由法律授权
第二、司法权要真正独立。司法独立既可以制衡政府权力避免极权，又可以充分保证公平。因此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不应受到任何政府、社会团体、媒体舆论和个人的干预，法官仅仅服从于内心的法律。当法官的职位升迁和薪水受制于政府和上级领导的时候，很难保证法官在受到这些机构的压力的时候还可以做出公正的审判，这一点我们也许应该借鉴外国——法官终身制并且法官仅仅服从于宪法和内心凭善良意志对法律的理解。社会舆论也是影响司法独立的，药家鑫案中公众凭借激情和愤怒相信凭空捏造的谣言对司法机构施以压力使使犯罪受到不公正的判决发人深省。此外，司法机构不仅要独立于政府和社会，同样司法机构内部的公安系统、检查系统和审判系统也要各司其职，互相独立。当检察官和法官甚至警察在审判之前就已经互相交流对话对案件形成了一定判断，法官在法庭上审理案件时就很难保持内心的无偏见，这会导致判决不公正客观，公民的合法权利就会受到侵害。
第三、立法要广泛采集民意。立法权是属于公共领域的，公共领域的事情需要民主处理，防止专制侵害自由。也只有当立法符合公众意志的时候，人民服从它才是服从自己的意志，才是真正的在实现自己的自由。
第四、促进行政透明和加强行政监督确保依法行政。权力自身有自我腐蚀的倾向，当行政机关不能够依法行政，侵害的必然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西方社会从性恶论的角度出发一直把政府视为必要的恶，对政府保持高度警惕，思索如何把“权力这只老虎关进笼子里”。笔者认为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而关键在于体制的设置。好的体制可以使坏人做好事，而坏的体制可以使好人做坏事，我们需要从体制设置上尽量减少行政腐败的风险。具体而言促进行政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比如政务公开，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同时要加强行政监督的力度。最重要的一点，在法律没有授权的领域，行政机关不得擅自干预，一定要把行政机关的行为纳入法制轨道。
第五、确立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救济制度。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公民权利的保证书。违宪审查制度避免了立法过程中“违宪之法”出现的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然而在我国虽然宪法中规定了违宪审查制度，但是并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可操作系统。违宪审查的主体模糊不清，违宪审查机构没有实际建立起来；宪法监督欠缺相应的启动机制导致违宪审查无法实际提出，宪法本身也不具备可适用性。这就要求我们要针对违宪审查设立专门的机构，规定详尽的法律制度，同时也要加强法律本身的可适用性，维护好宪法的权威。最近社会上的劳动教养案被议论纷纷，当宪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简称宪法权利）受到侵犯而普通法律又不能提供有效的保障时，其公民所拥有的救济措施是什么？“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只有通过违宪救济才能切实得到执行而不是一纸空话，这也是公民权利的最后防线。但是我国目前仍然缺少违宪救济机构和程序，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设立专门违宪救济机构，规定具体的救济方式和程序，使宪法规定的权利得以落实。
结论
综上所述，宪政之下的法治是实现个体自由的唯一途径，因为宪法可以有效的划分公私权利的界限，并且把政府的行为置于法律之下，避免了公权力膨胀侵害私权利。在我国，1999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才把“依法治国”正式写入宪法，我国的法治起步晚不完善。西方国家历史悠久的法治理论和丰富的法治实践使他们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宪政和法治虽然可以保障公民权利，但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即便是法
治比较完善的西方国家仍然存在金融危机，贫富差距乃至群体的边缘化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各个学科的知识协力解决。最后一点，各种社会问题虽总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却不可能通过一揽子计划彻底解决所有不合理现象，那样将导致哈耶克所说的“人为秩序”下极权政府对自由的干预，或许只能像波普尔所说的进行“渐进式的社会工程”不断修补出现的社会弊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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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研究：关于建立完善的法律援助指派制度的思考 法律援助案件的指派是法律援助中心提供法律援助事务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法律援助承办质量的保证。从国家立法来看,从国务院法规到地方性规章均以保证法律援助质量的角度对法律援助指派的机构、指派对象、指派程序和指派方式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在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要求法律援助要“创新工作理念、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实现法律援助申请快捷化、审查简便化、服务零距离，不断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并进一步细化对法律援助指派制度要求“根据案件不同类别组建法律援助专业服务团队，探索创新法律援助案件指派方式，对重大疑难案件实行集体讨论、全程跟踪、重点督办，提高案件办理专业化水平”。在司法部颁发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也对指派做了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根据本机构、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其他社会组织的人员数量、资质、专业特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情况、受援人意愿等因素合理指派或者安排承办机构、人员。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应当指派或者安排具有一定年限刑事辩护执业经历的律师担任死刑案件的辩护人”。2016年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提出“改进案件指派工作制度，综合案件类型、法律援助人员专业特长、受援人意愿等因素，合理指派承办机构和人员，有条件的地方根据案件不同类别组建法律援助专业服务团队，试行“点援”工作方式，使受援人能够选择满意的法律援助律师。严格办理死刑、未成年人等案件承办人员资质条件，确保案件办理质量。”综合上述规定“考虑相关因素”成为决定指派法律援助案件依据，归纳起来影响指派主要相关因素有地
唐代给侍法律制度研究 一、被侍者和充侍者 （一）侍老 侍老是指达到一定年龄的老年人。给侍法律制度规定，年满八十的老年人被称为侍老。笃疾者与侍老一样享受给侍待遇。唐令中多有明文为证，＂老谓八十以上，疾谓笃疾，并依令合侍＂。＂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千二人；百岁，五人＂。唐令中没有限制享受侍老权利的社会等级要求，说明在唐代侍老的范围十分广泛，除了第一等级外，上至贵族与官吏，下至贱民，对于满足年龄条件的人依律官府都可拨侍下养其老。 1.官吏侍老 古代官吏达到高龄之时同样要面临养老问题，但官吏和庶民与贱民不同，其受官员致仕制度保障。官员致化制度即官员退休制度，是官员达到一定年龄之后，无法胜任本职工作，向皇帝提出辞呈告老还乡的制度，是职官退休和养老制度的重要内容。致仕官吏的养老也是养老中的一个群体，是对给侍法律制度的补充。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关于官员致仕年龄的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事＂，＂七十致政＂，意思是官员到了七十岁要将职位还给国家，回家养老。到两汉时期致仕制度初步形成，＂养老与致仕密切相关，官员致仕时举行养老礼，官员致仕后在乡参与乡饮酒礼，而礼最重要的参与者即为致仕之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致仕年齡和致仕经济待遇＂半禄＂都曾以诏令的形式确定下来。到唐代官员到屯十岁就会申请致仕，＂年七十以应致仕，若齿为未衰，亦听厘务。凡请致化五品以上奏闻，六品下由尚书省录奏＂。＠官员致仕的年齡限制有一定的放宽，对于
年龄未满毛十但健康状态不好的官员，也允许其提前致仕。而年龄已满七十，身体很好的官员也能够延退休，绝续处理政事。唐代给致仕官员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支持，以使其安享晚年。＂诸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给半禄＂。五品以下的致仕官员则只能享受四年的半禄待遇。后来唐玄宗在敕文中取消了四年的限制，使五品以下致仕官员的半禄待遇可终其余年＂，提高了低品级致仕官员的物质生活水平。 ...................... （二）侍丁 唐代给侍法律制度完备的最主要标志为亲待外侍之分。亲侍是与侍老有亲属关系的人。外侍与侍老无亲属关系，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1.亲侍 （1）亲属关系。亲侍指侍丁与侍老之间有亲属关系，包括直系血亲、期亲。侍了侍养祖父母、父母，是作为子孙应尽的职责。对于家族当中期亲的养老，其所犯罪行的具体情节可申请不同的处理办法。＂死罪上请，唯听敕裁，流罪侍亲，准律合住＂。犯非＂十恶＂的死罪者，家中有老疾无侍，且无期亲可充侍时，可以＂具状上请＂，听后皇帝发落。犯有不属于＂会赦犹流＂的流罪之人，可以申请＂权留养亲＂，以此来保证侍老得到给侍的法律权利。犯有徒刑的但仍要侍奉亲长的，在刑罚执行上也有一定的变通。 ......................... 二、侍老的权利与侍下的权义
社会保障是旨在保护公民免除因年老、疾病、失业、死亡或灾害等原因而遭受损失，并保证其基本生活的各种措施的总称。社会保障是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互相、优扰安置等的联合保障。社会保障对于融资、调节投资、平衡需求、保障及配置劳动力等都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同时能够起到社会补偿、社会稳定、社会公平的作用。 一、我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现状 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始于50年代初。1951年2月，政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社会保险法规，奠定了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基础。此后，我国还陆续颁布和实施了有关养老、医疗、工伤、扶贫、救灾、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方面的规定，初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安置在内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显示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国家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制度的建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保障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迈进，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因素。社会保障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急需进行改革。 二、社会保障制度立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重整。1985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在国家级文件中明确使用“社会保障”概念，将我国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优抚等制度统一归并于社会保障制度中。相应的立法活动也在逐步进行。在社会保险方面，1994年制定的《劳动法》就社会保险的范围作了原则规定；1997年国务院发布了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1999年由国务院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同时出台。在社会福利方面有1992年4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相关规定；199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社会优抚
唐代婚姻的习俗和其发展的特点 在中国法制史上，唐律集封建法律之大成，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作为其内容之一的婚姻法，也是后代各朝婚姻立法的典范，唐律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在婚姻家庭法律领域所推崇和维护的伦理道德，对于家庭关系的稳定，整个社会秩序的安定，产生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它的立法指导思想、内容不仅有时代特色，而且深刻影响了后世，当代对唐代婚姻立法成功经验的启示与局限性的认识，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婚姻立法也可提供历史明鉴，也可使我们更好地完善和实施我国的婚姻法律制度。 一、唐代法律制度的历史地位 唐代是我国历史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经济、政治、文化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唐代的律令制度是秦汉以来国家制定法发展之集大成，也是中国封建法律最为成熟的阶段。律疏是汉代以来法律学发展的结晶，堪称中国古代法律的典范。唐律、疏律对后世法典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终南宋（1279年）之世，一直作为现行法延续实施。因此，唐律是中国古代一部有着承前启后作用的法典。唐代的律令制度对于古代周边国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相关响。日本以及当时的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受唐代法律的影响更为深远。笔者对唐律在婚姻方面的立法思想和相关规则进行探究。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最为成熟的时期，唐律是我国保留下来的较完备的古代成文法，其主要特征是体现了礼与法的完美结合。“礼教”伴随着中国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发展，在当今社会中仍有存留，并深刻影响着每一代中国人。 二、唐代婚姻法的主要内容 隋唐时期的中国古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经过绵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已经成熟和完 备。 （一）结婚年龄的规定 据记载，唐代曾先后有过两次关于结婚年龄的诏令，第一次是在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即下诏令：“其庶人男女之无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并须申以婚媾，命其好合。”规定的年龄为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必须婚媾；第二次是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发布了一条新的诏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将以前的结婚年龄提前为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唐太宗的诏令中“须”申以婚媾即应该婚嫁，对于婚聘年龄的规定具有强制性，这在唐朝初年那种特殊形势下，实行早婚制度对解决劳动力短缺、稳定社会秩序有着积极意义。延至唐玄宗时期，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多地少的问题使得当政者有必要采取某些措施以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而唐玄宗颁布诏令为结婚设置一个许可年龄的限制，可能正是减少人 口的措施之一。 （二）基本原则 “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是我国古代婚姻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媒妁之言”是中国古代男女婚配的先行条件。由此可见，“媒妁之言”与“父母之命”自古是婚姻缔结的必备条件，唐代也
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制度 一、接待制度 (一)对来访人员要态度热情，文明礼貌，服务周到。 (二)对申请人，应认真询问，仔细审查申请材料和案件证据材料。 (三)对提供材料不全的审请人，应详细解释，让其补办所缺材料。对证据不利，确无胜诉可能的申请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应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作。 (四)听取咨询要认真，解答问题要圆满，运用法律要准确。 二、登记制度 (一)建立咨询来访登记本。对来访咨询者一律进行登记。 (二)接待人员要认真做好接待登记。 (三)接待人员要做一事一记。 (四)登记主要内容包括：1、来访人员的身份状况；2、申请援助的主要内容；3、是否符合法律援助条件；4、处理情况。 (五)在接待中遇有重大紧急事项，要详细记录，并逐级向上汇报。 (六)接待人员在登记时、对当事人的隐私要保密。 三、档案管理制度
(一)形成的工作内容记录要及时整理归档。 (二)对登记申请法律援助的申请人情况要妥善保存并及时归档。 (三)对承办的法律援助业务形成的有关材料要按档案管理要求立卷归档。 四、信息报送制度 (一)及时准确地向上级法律援助中心报送开展法律援助业务数据报表。 (二)及时向上级法律援助中心报送典型援助案例的有关情况。 (三)及时报送根据定期整理、综合分析法律援助工作中反映的社情民意形成的信息或调研文章。
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规范 一、法律援助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按时到接待站值班，庄重、耐心听取当事人陈述，依法解答受援人法律问题，认真登录《法律援助咨询登记表》。 二、法律援助人员对受援对象，应及时上报镇法律援助站。镇法律援助站认为可以受理时，开具联系单与县法律援助中心联系，由县法律援助中心统一立案并指定援助代理人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 三、法律援助人员对所代理的援助案件，应认真负责，依法办案。结案后，应收案卷材料按卷宗目录索引整理清楚，统一交区法律援助中心归档。 四、法律援助人员保守国家机密及委托人的个人隐私。 五、法律援助人员不准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援助事务，不得向受援人收取费用、报酬、财物或可能产生的其他利益。 六、法律援助人员一般不得直接收执受援人的正本资料、原始证据。但确需收执，必须办理交接手续并保证材料不遭灭失。材料保管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
法律援助制度的意义和发展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 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 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制度的确立。
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㈠宣传力度不足 随着孝义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现，且有大批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法律援助联络点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鉴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第七章隋唐的法律制度 1.隋唐的法律制度在历史中的作用和重点？ 答：隋唐法律制度特别是唐朝的法律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它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重点在于：唐律的制定、地位和影响；名例律中的五刑、八议、十恶等一些制度和区分公罪与私罪、自首、类推和化外人相犯等一些基本原则；中央的司法机构，刑讯和死刑复奏制度，出入人罪等一些规定。 2.隋唐立法概况？ 答：隋朝的法律形式，由大臣苏威所定：律、令、格、式。隋律包括《开皇律》《大业律》《开皇律》——隋朝的第一部律，也是隋初重要的立法成果。是高颍等大臣参考魏晋以来立法，确定取适于时的指导思想，修定。 《大业律》——隋朝第二部律，也是隋炀帝的主要立法成果。是牛弘等大臣重定的律令。 区别：体例上:开皇律12篇，大业律18篇；内容上：用刑比开皇律更轻，其中从重减轻的律条有二百余条。实施上：大业律并未切实得到实施，只是在形式 上假借遵循礼乐之名。 3.开皇律体例与内容？ 答：体例上：隋律共12篇，500条。篇名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 内容上：一。关于刑罚制度：确定了死、流、徒、杖、笞五刑，而且还规定了刑等。 二．关于十恶制度：十恶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大赦时十恶仍不可赦免。 三．关于八议和官当制度：这两个是重要的司法特权制度。规定在八议之科，及官品等七以上犯罪，都可依照律文减一等量刑，还把官当作为定制，并 规范了其内容：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 一官当徒一年，当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当 流者各加一等。 4.唐初的法律指导思想？ 答：一礼法并用治国的思想：（1）礼是治国的主要手段（2）法是治国不可缺少的工具。（3） 治国必须礼法结合。 二．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的思想：（1）法律内容要统一；（2）法律内容要简约； （3）法律内容要稳定。如果肉容多变就会造成两个危害：一 个是会使百姓无所适从；另一个会使官吏难以掌握，以致在工 作上出差错，甚至使不法之吏借此行奸。 三.慎重行刑的思想：（1）严格依法办案：司法官应严格依法办案，防止滥刑，并把它作 为慎重用刑的一种表现； （2）慎重审理重案：对重刑者规定专门的程序加以审理，避免错案。 以礼法并用治国的思想为指导，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 夫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5.唐的立法概况？
简论唐代的刑事法律 法英3班周丽媛 学号：0908074 《尚书-吕刑》中有一句话：“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这句话是说：犯罪有轻有重，刑罚在惩治犯罪时要根据犯罪的轻重处罚。此外，统治者在使用刑罚时，也要考虑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因素。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乱世的刑罚会比较严厉，而盛世的刑罚会相对宽缓。唐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对的强国，而唐朝的刑罚制度也相对较为审慎与宽缓。下面就唐朝刑事法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部分进行简论。 一、关于五刑和刑法原则 唐朝的刑事法律制度与之前历代相比，已经发展到比较完备的程度。唐代的刑罚制度基本上继承隋制，以“五刑”为其法定刑种。唐代的五刑是：笞、杖、徒、流、死。 1．笞刑：笞刑是五刑中最轻的一种刑罚，主要用于对轻微犯罪行为的“惩诫”，带有耻辱刑与教育刑的含义。笞刑分为五等：笞十、笞二十、笞三十、笞四十、笞五十。 2．杖刑：杖刑是仅重于笞刑的次轻刑种。唐代拷讯人犯的杖称“讯囚杖”，而决罚犯人则用“常行杖”，用常行杖击打犯人的背、腿或臀部。杖刑分为五等：杖六十、杖七十、杖八十、杖九十、杖一百。 3．徒刑:徒刑是较笞刑、杖刑更重的刑种，是在一定期间内剥夺犯人人身自由并强制其服劳役的一种刑罚。徒刑犯人劳作时必须身带钳或枷等刑具。徒刑也分为五等：徒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 4．流刑:流刑是重于徒刑，而仅次于死刑的重刑，是将犯人遣送到一定距离之外的边远地区，并在一定期间内强迫其服劳役，期满后非经特赦不得擅自迁回原籍的一种刑罚。唐代流刑犯人也必须戴钳或盘枷，一方面束缚其自由以防止脱逃，另一方面也是示以“奴辱”，标明其身份。流刑分为三等：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流俱役一年。我认为流刑的确立其实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汉晋以来刑罚制度的困境，就是在死刑和徒刑之间，找到了一种轻重较为适中的刑罚。流刑确立后，在刑罚制度上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流刑自中唐开始反而趋于不稳定。 5．死刑:死刑是剥夺犯罪者生命的极刑。唐代死刑法定的方式有两种：绞刑与斩刑。与以前历代各种残酷的生命刑相比，唐代死刑的方式确实显得比较宽缓、文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唐朝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立法指导思想。 唐朝的刑罚用于政治性犯罪或违反伦理纲常的犯罪。其适用原则有： 1.十恶重惩原则。 2.贵族官僚犯罪减免原则。我认为这其实就是一种不平等、保护贵族 权利的表现。由此可见唐朝并没有按照其制定的法制指导思想而依 法行事。其实不管是古代的社会还是现代的社会，我们都绝不缺乏 优秀的思想，优秀的体制，只是在实施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而我 们当今的法治时代，究竟还要多久才能真正实行法治，还需要我们 每个人做出努力。 3.“累犯”加重原则。累犯是指被官府判决，构成三次以上犯罪的罪 犯，均、都要加重处罚。
关注我实时更新最新资料 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制度 一、接待制度 (一)对来访人员要态度热情，文明礼貌，服务周到。 (二)对申请人，应认真询问，仔细审查申请材料和案件 证据材料。 (三)对提供材料不全的审请人，应详细解释，让其补办 所缺材料。对证据不利，确无胜诉可能的申请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应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作。 (四)听取咨询要认真，解答问题要圆满，运用法律要准 确。 二、登记制度 (一)建立咨询来访登记本。对来访咨询者一律进行登记。 (二)接待人员要认真做好接待登记。 (三)接待人员要做一事一记。 (四)登记主要内容包括：1、来访人员的身份状况；2、申请援助的主要内容；3、是否符合法律援助条件；4、处理情况。 (五)在接待中遇有重大紧急事项，要详细记录，并逐级 向上汇报。 (六)接待人员在登记时、对当事人的隐私要保密。
三、档案管理制度 (一)形成的工作内容记录要及时整理归档。 (二)对登记申请法律援助的申请人情况要妥善保存并及时归档。 (三)对承办的法律援助业务形成的有关材料要按档案管理要求立卷归档。 四、信息报送制度 (一)及时准确地向上级法律援助中心报送开展法律援助业务数据报表。 (二)及时向上级法律援助中心报送典型援助案例的有关情况。 (三)及时报送根据定期整理、综合分析法律援助工作中反映的社情民意形成的信息或调研文章。
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规范 一、法律援助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按时到接待站值班，庄重、耐心听取当事人陈述，依法解答受援人法律问题，认真登录《法律援助咨询登记表》。 二、法律援助人员对受援对象，应及时上报镇法律援助站。镇法律援助站认为可以受理时，开具联系单与县法律援助中心联系，由县法律援助中心统一立案并指定援助代理人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 三、法律援助人员对所代理的援助案件，应认真负责，依法办案。结案后，应收案卷材料按卷宗目录索引整理清楚，统一交区法律援助中心归档。 四、法律援助人员保守国家机密及委托人的个人隐私。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完善措施 摘要: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种救济社会弱者的司法救济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和司法公正。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经过多年的补充和改进，现已初步完善，并取得重大进展，但仍存在不足。亟需在立法上进一步改进，即在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受益主体，以及法律援助社会化、经费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需借鉴国外法律援助制度优秀成果，在扩大受援面、拓宽经费来源、加大普法力度等方面下功夫。 关键词:社会弱者;司法救济;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是帮助弱者参与诉讼、专业性很强的法律救济制度，它既是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司法制度，同时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我国相继出台了含有法律援助内容的法律、法规，推进了法律援助的实施，帮助了许多经济困难者参与诉讼、争取权利。目前，法律援助制度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不少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刻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我国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和施行，标志着法律援助制度基本建立，经济困难者获取了参与诉讼的必要帮助。但迄今为止，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还存在一定缺陷，需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一)法律援助立法稳步推进 法律援助制度立法是健全法律制度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衡量法律制度完善的主要标志之一。我国法律援助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确立，并经过多年努力逐步完善起来的。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始于1996年:该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提出“法律援助”概念，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该年通过的《律师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律师是法律援助的施助主体，老年人和其他社会弱者是法律援助的受援主体。1997年颁布的《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1999年颁布的《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等法律文件，具体规定了我国法律援助的原则、对象、范围及适用程序，搭建了我国刑事
浅析唐朝监察制度及其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内容摘要：在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早已存在并在各个时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而其中尤以唐朝监察制度的发展最为显著，其上承各个朝代监察制度的优点与长处，下对以后各个朝代的监察制度，甚至现代法治建设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介绍唐朝监察机构的组成、职能、作用以及其职权的行使等内容，以期能揭开唐朝监察制度的神秘“面纱”。 关键词：监察制度御史言谏制度 中国监察制度是随着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加强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到了唐朝，其在继承和发展秦汉以来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在专制集权制度显著发展的时候，其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我国监察制度中它是比较完备的，所起的作用也是积极有效的。 一、唐朝监察机构的组成、规模及职能 唐朝监察体系有两套制度组成：一是御史台，一是言谏制度，下面我们逐一介绍一下： 1、御史台 御史台, 秦朝时叫御史府, 到东汉时被称为御台, 唐朝承袭了这一监察制度, 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唐朝的机构设中央设置独立的监察机关御史台, 是全国最高监察机构, 统管全国监察工作。唐朝时在机构名称上也曾发生过几次变化, 唐高宗时, 龙朔二年( 660 年) , 改御史台为宪台; 武则天光宅元年( 684 年) , 御史台分左右肃正台; 唐中宗神龙年间复为左右御史台; 睿宗延和元年废右台, 合二为一, 改称御史台1。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御史中丞二人为辅， 1 张晋藩：《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408页
“掌邦国刑宪点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1有权弹劾百官，参预大狱，审查礼仪。这在当时被看做是维护封建政治统治的重要机构，是皇帝的“耳目官”、“凤宪”，可以说是无所不纠，无所不察。他们还经常承诏为特别使者，出使外藩或检查灾情，这些也反映了监察机构是皇帝御用工具的特性。 唐朝在御史台中分设了台院、殿院、察院，统管三国两晋以来常因事设置职权不清的诸御史，从而使监察机构进一步扩大。 （1）台院，设有侍御史六人，主管弹劾及判断中央及京都官员的违法犯罪，其中一人为“知弹侍御史”，协助台官处理弹劾案件，还有“知推侍御史”二人掌管刑狱之事。由于侍御史职权极重，在御史中品位最高，所以受到了特殊重视，其由皇帝直接任命，或者有宰相、御史大夫商定有吏部选任。 （2）殿院，设监察御史九人，主管殿廷礼仪、国家财政及京城风纪的监察监督朝会、巡幸、郊祀活动的礼仪，以维护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 (3)察院，设监察御史十人及侍御史九人，主要执掌对地方州县、驿馆事务、军队及派员驻尚书省六部的监察，唐朝还建立了定期的巡视监察制度。此外，各道还设置执行特殊使命的具有地方常态监察性质的按察使。在御史台中，监察御史的职位最低，但是任务却是最繁重的，其权力也极大，可以不经过御史台长官，而直接向皇帝报告，是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但是御史的活动并不是不受拘束的，其权力利的行使要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进行。武则天统治时期，曾广置行使弹劾权的监察御史里行，其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御史的权力，来加强封建专制统治。 关于监察御史的职能，在唐朝初期，其仍按汉代的六条问事进行弹劾。武则天时期尚书侍郎韦方奉旨修订监察州县的四十八法，所谓“以四十八条察州”。2实行了十年之后，因其比较繁琐难于执行而被废止。唐玄宗时期，其将中宗时期的六条定制发展为了专门的法律，使得监察御史的权力行使有了法律依据，其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不均；三是，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 1 《唐六典》卷一二 2 张晋藩：《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409页
浅析中国特色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化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时代的发展，使许多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相关的问题凸显在我们面前，迫使我们必须加快改革和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步伐，协调差异，改革弊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我们应大力加强社会保障法制研究，使我国社会保障实践真正能够以法律为依托，以法律为保障，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关键词]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保障基金 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和谐发展的重要环节。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立法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社会保障立法是社会保障的法律形式，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基础和依据。当前，全球多数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已经基本纳入法制化轨道，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也逐步迈入建立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轨道。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经历创立阶段、调整阶段、挫折阶段、恢复补充阶段、全面改革和发展阶段后将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等制度，统一纳入社会保障体系。2004年，全国人大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写入宪法，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标志着我国对社会保障问题的理论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保障立法和社会保障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全部依靠国家财政重点支撑的项目，其中包括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助与救扶、对部队现役军人及其军烈属的优抚与安置、对社会上无依无靠的孤幼残老以及社会大众团体举办的社会福利等措施；第二方面是用人单位缴纳、单位职工个人缴费，由国家适当给予相关补助的三方共同筹资的项目，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等，属于社会保险范畴。 一、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在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不能为社会保障方面出现的问题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支持，需要不断的进行改革和完善。 （一）社会保障立法工作滞后 社会保障要以社会立法为方式，才能使其运作法制化、规范化。纵观国外社会保障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无一不是立法在先。德国于1883年颁布《疾病保险法》，于1884年颁布《工伤保险法》，于1889年颁布《养老和伤残保险法》，
唐朝 唐初法治指导思想： 一、礼法结合，缺一不可。《唐律疏议，名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 三、慎重行罚。 唐朝立法概况： 一、法律形式：律、令、格、式、典。 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 1、律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刑事法律，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 2、令是国家规章制度的汇编（正面的积极指导的法规）。 3、格是皇帝发布的各种敕令的汇编（以禁止为主的单行法规） 留司格：留在尚书省下属24个司总使用的格；散颁格：颁发至全国各州、县使用的格。 4、式是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 知识串联：格起源于东魏《麟趾格》，式起源于西魏《大统式》 5、典指《唐六典》，总结了以往组织法立法的经验，结合唐朝的实际情况，系统地规定了唐朝组织法的内容，并对以后的组织法立法产生深远影响。 辨析：律令格式有明确的分工和明显区别。律偏重于消极惩治犯罪，令格式侧重于积极规范人们的行为。其次，违反了令格式要依律科刑。 唐律的制定： 《武德律》——唐高祖李渊——第一部 《贞观律》（唐律）：长孙无忌、房玄龄对《武德律》修改。修改内容： 1、增设加役流，将其作为死刑的减刑，介于常流与死刑之间。 2、区分不同的反逆罪，缩小缘坐处死的范围。 3、完善了五刑、十恶、八议、请、减、赎、官当等主要制度。 至此唐律即定型，以后修改极少。 《永徽律》及《律疏》——唐高宗、长孙无忌，12篇500条 唐高宗编纂《永徽律疏》原因： （1）、科举考试的明法缺少统一标准，有必要对律文作个统一官方解释，以解决考试问题。（2）、由于对律的认识不同，各地在定罪量刑中出现畸轻畸重的情况，有必要对律文作统一解释，以解决司法问题。 《永徽律疏》共30卷，又称《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法典，也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刑法典。 4、《开元律》——唐玄宗，李林甫刊定。 唐律的结构： 第一篇：《明例律》（刑罚总则），6卷57条，主要规定唐律的指导思想和一般原则“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第二篇：（编排根据犯罪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排列）《卫禁律》，规定侵犯皇宫警卫和国家关津要塞保卫等方面的犯罪。 《职制律》，规定违反官吏职务方面和有关行政公务方面的犯罪。 《户婚律》，规定妨碍或破坏户籍、土地、赋税管理和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
唐朝法律的特点、地位与影响 （一）唐律的特点 第一，礼法并用、高度融合。自西汉以来，统治者不断积累治国经验，在总结法家“法治”、“重刑”思想的基础上，重点吸收儒家怀柔策略，使法律制度不断儒家化。经过几百年的努力，至唐律“一准乎礼”，以儒家的礼为法律取舍的唯一标准，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高度统一和有机融合。正如唐太宗所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唐朝把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国家法律的统治力量紧密揉合在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又强化了法的威慑力，由此构筑起严密的统治法网，有效地维护了唐朝的统治。 第二，科条简要，宽简适中。唐律继承魏晋以来法律条文力求简约的立法原则，自制定《贞观律》时起，“凡削繁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形成了科条简要、宽简适中的立法特点，立法水平和技术都取得空前的成就。 第三，酌量古今、用刑持平。无论是同以前还是以后的历代王朝相比，唐律规定的刑罚（即法定刑）都是最为宽平的。人谓唐律“得古今之平”，并非溢美之辞。不仅死刑执行方式比较文明，而且适用于死刑的条款也大为减少，笞杖徒流刑罚的适用也相对较轻。因此，唐朝堪称为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颠峰时代。 第四，语言精练明确，立法技术高超。唐律虽然仅有502条，但它法律内容丰富，法律逻辑严密，语言精练明确，立法技术高超，不仅基本能调整当时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且许多原则、标准比较周密，可操作性强。如自首、化外人有犯、类推等原则的确立，公罪与私罪、故意与过失等概念的明确，各种量刑标准的规定等。总之，唐律以结构严谨、立法技术完善而被举世公认。 （二）唐律的地位与影响 承先启后：唐律是中国古代成文法典的杰出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承袭秦汉以来的立法成果，吸取魏晋北朝的律学成就，表现出高度的成熟完备性。唐律以古代立法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为后世宋元明清各代立法提供了优秀的参照蓝本。 泽披邻邦：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不仅直接影响了本国，而且还超越国界，对东亚各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朝鲜《高丽律》的篇章内容取法于唐律，日本《大宝
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 院（系）管理学院： 专业年级：2011级劳动与社会保障 姓名：姚萱垿 学号：201104010021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进入统筹城乡、全面覆盖、综合配套、统一管理的阶段的背景。
1951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后，城镇建立了职工劳动保险制度并覆盖城镇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及供养直系亲属；同时，农村建立了面向乡村孤老残幼的“五保”制度，面向农民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文革”期间，劳动保险制度被取消并演变为“企业保险”。1978年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对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到2008年，社会保险覆盖面日益扩大，待遇水平逐年提高，基金收支规模快速增长，制度运行平稳。以养老保险为例，2007年覆盖人数达到2.01亿，基金收支分别达到7834亿元、5965亿元。 努力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目标。 NO.1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历程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历程，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目标、重点和重大政策举措，可划分为改革探索、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与统筹城乡发展三个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历程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目标、重点和重大政策举措，可划分改革探索、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与统筹城乡发展三个阶段。1978至1992年间的改革探索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实行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在这种改革背景下，社会保障改革的指导思想定位于服务企业改革的需要，国家把社会保障改革作为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来进行，以单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在改革步骤上，首先从改革城镇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和建立失业（待业）保险制度入手，再随着有关企业改革政策的出台，陆续制定了其他相关的社会保障改革措施。在养老保险方面，1984年，国家在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开始了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的试点；199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实行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先由市、县级统筹再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在失业保险方面，1986年为了配合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首次在我国建立了企业职工待业保险制度；1993年国务院修订了该规定，发布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进一步扩大了待业保险的覆盖范围，提出由企业缴费建立待业保险基金，用于保障待业职工的基本生活 1993年至2004年的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时期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明确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随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来进行，重点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目标是建立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 1997年以来，我国社会保障改革步伐加快，国务院于1997年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统一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1998年发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模式和改革方向；1999年发布了《失业保险条例》，进一步明确了覆盖范围、筹资办法、缴费比例、享受条件和保障水平。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进一步规范了城市贫困居民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2004年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进一步明确了覆盖范围、筹资办法、缴费比例、享受条件和保障水平。为配合国企改革，妥善处理分流下岗人员和保障城镇贫困人员基本生活，1998年后逐步建立“一个中心、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的政策体系。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并在辽宁省试点，探索社会保障制度从单项制度推进向系统建设转变、以覆盖国有企业为主向以覆盖城镇从业人员转变的经验，3年试点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到2004年底，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初步形成。2005年以后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发展时期2005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时期。 NO.2实现两个创新一个突破实现从企业保障到社会保障的转变，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网；创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政策；提出了建立多层、多元、多样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理论。 1.制度、机制和体制方面的创新。实现从企业保障到社会保障的转变，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网。创新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五项社会保险全面实现了社会统筹，建立了用人单位、劳动者共同缴费、政府给予补助的筹资机制。成立了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机构，实行政策制度与管理分开，提高统筹层次，推行属地管理和社会化管理服务。 2.创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政策。为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减员增效，为市场竞争中的弱者——下岗和失业人员等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实现了4000多万国有企业下岗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平稳地退出国有企业，进入劳动力市场，未造成大的社会震动，创造了世界奇迹。 3.理论上的突破。针对上世纪90年代末养老保险差额缴拨管理下，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拖欠严重的现象，提出了建立独立于企事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理论。2008年，针对“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目标，提出了建立多层、多元、多样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理论，特色内含有如下五个方面：一是公平与效率相结合；二是基本保险与补充
公民对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七）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故、产品质量事故以及医疗损害赔偿的； （八）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维护合法权益的； （九）依法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其他事项。 刑事诉讼中，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经济困难的； （二）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一级或者二级智力残疾的； （三）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 （四）人民检察院抗诉的； （五）案件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公民申请代理、刑事辩护和公证、司法鉴定的法律援助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法律援助申请表，填写申请表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或者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代为填写； （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人代为提出申请的，应当提供代理证明； （三）经济困难证明； （四）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直接关系的材料。 经济困难证明应当载明申请人家庭人口、就业状况、家庭财产、家庭人均收入等信息，由申请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自收到公民要求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的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出具证明；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说明理由。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无需提交经济困难证明，但应当提供相应证件或者证明材料： （一）属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 （二）领取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其他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主管部门认定为困难家庭的； （三）重度残疾的； （四）由政府或者慈善机构出资供养的； （五）依靠政府或者单位给付抚恤金生活的； （六）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工伤赔偿金的； （七）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民事权益的； （八）因意外事件、重大疾病、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特殊原因，导致生活出现暂时困难，正在接受政府临时救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