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及其实质
郭世佑
在辛亥革命史研究这一全球性的学术园地里，海内外各方学者之间的分歧似乎当首推关于革命结局的估价与革命性质的确认。争论各方关于革命性质的意见分歧固然与概念、评判标准与方法的差异密切相关，也同各自对革命结局的估价不同关系甚大。本文拟在已经硕果累累的学术起点上，以探究辛亥革命的结局为切入点，重温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进而就革命的性质问题略陈管见。笔者以为，就“破坏”的情况而言，反满的民族主义任务可谓大功告成；就“建设”的层面而论，民权主义的任务虽然不是那么十分令人满意，但还不能说革命只意味着失败。结合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可知，就辛亥革命的实质或性质而言，与其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还不如说是以反满为主题的国内民族革命与变君主政体为民主政体的政治革命的有机结合。
一、反满思想的普遍认同与国内民族革命
在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中，革命志士宣传得最多也最无歧义的无疑是其中的民族主义，即革命排满。随着清帝宣告退位，清朝的历史命运由此终结。若以反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而言，辛亥革命无疑是成功了，革命先驱们大致完成了国内民族革命的任务。
不少论著为了突出辛亥革命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的价值与意义，认为孙中山一代民主革命先驱的反满只是手段1，是革命者为了发动群众而从策略层面提出的，创建民国才是目的。倘若根据孙中山等人反满的实际意图及其实效，此论似乎还可进一步推敲。
孙中山等革命者的反满言行尽管是在为创建民国开辟道路，在客观上具有手段的作用，但他们并非只把反满当作手段，而是同时视为目的。《民报》的主要代言人汪精卫当年就曾郑重宣称：“以排满为达民族主义之目的，以立国为达国民主义之目的，此两目的誓以死达，无所谓以此为目的，而以彼为手段也。”2《民报》的另一位重要作者朱执信针对梁启超误解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的遗书中关于政治革命的见解，也强调说：“星台（陈天华字星台——引者）对于种族革命之观念，实为最后决心，一定不摇，以为目的，而非以手段。”3
革命者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及至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即将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汉族出身的北洋军首领袁世凯将于下午通过形式化的选举接任之，孙中山即于“11时率各部及右都尉以上将校赴明孝陵行祭告礼，军士数万”，4向“我高皇帝”祭告推翻清朝的“光复”之功5。此举至少也反映了孙中山等人的一种潜意识，表明他们就是把反满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和目的之一，而且非常重要。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认为：“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modern territorial state）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尤其我和葛尔诺都特别强调：在民族建立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比方说，激发民族情操的各类宣传与制度设计等。将‘民族’视为是天生的、是上帝对人类的分类，这样的说法实则是民族主义的神话。”6此论对许多欧洲国家而言，可谓一语中的，对地域辽阔和族群关系比较复杂的近代中国却未必适应。由“夷夏之辨”所派生的既成观念与满洲军队入关后镇压汉人所留下的“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等极端性的故事，以及清朝统治者在吸收汉文化与重用部分汉族官员的同时对绝大多数汉人所采取的压制与防范政策，就容易积蓄和强化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而且不乏历史优越感的汉人族群情绪，并且随时都有激活的可能。
自满洲劲旅直捣幽燕以降，满汉矛盾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地区是否就一定是趋于缓和，似乎还有待专题探讨。“一般而言，我们都颇能透过文献去了解知识分子的想法，可是，我们却很难透过知识分子的眼光去看穿平民百姓眼中的世界”7。至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许多文献资料不难证明，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驱的反满口号之所以一呼百应，就是因为国内民族主义颇有市场。震天价响的反满声浪并非全属人为地造势所致。
1此说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人杨度。他曾猜度：“今之民主立宪党……必不能更有真正之民族主义，特不过取此以为一手段耳。”（杨度：《致〈新民丛报〉记者》，《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0页。
2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1期。
3县解（朱执信）：《就论理学驳〈新民丛报〉论革命之谬》，《民报》第6号。朱执信在《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一文中说得更加直截了当：“革命者，以去满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而是二者，固相连属，第一目的既达，第二目的自达。”（《民报》第1号）
4《民立报》，1912年2月16日。
5《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5页。
6[英]艾瑞克·霍布斯邦：《民族与民族主义》，中译本，李金梅译，台湾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3-14页。
7[英]艾瑞克·霍布斯邦：《民族与民族主义》，中译本，第63页。
在反清革命大本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尽管并非所有的“种族”观念就是反满的同义词8，但反满民族主义所获得的共鸣的确非同一般。还在同盟会成立不久，浙籍官费留日学生沈祖燕致清朝军机大臣瞿鸿禨告密函即称：“盖受业痛恶该党，暗中略有布置，凡有举动，颇先知之。……查革命党之阴谋，至为险毒，专以排满为主义，其中有虚无党专主暗杀。……近两月来，其党羽由日本入京者甚多，其注意在谋逆，并与政府为难，不可不严加戒备。平时出入，固宜多设拥护，晚间尤须加意巡缉。……更有甚者，该党平时蓄意与政府为仇，而尤切齿于汉大臣，以其辅政为不宜也。至其中有湘人，则更有大反对我函丈者，何则？若辈以曾、左、胡、彭削平大难，为残杀同种，斥为罪魁，今于吾师之辅政，实同此意。今此兆已萌，危机时伏，实有确知，并非耸听”9。
同盟会骨干汪东的一段回忆也能说明问题。他说：“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依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祖父住在镇江府训导衙门里。我祖父已将近八十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不要为革命‘谬论’所鼓惑。我却从别人手中弄到一本登载《驳康有为书》的《国民报》，偷偷地把他放在祖父桌上。祖父看见了，仔细读了一遍，便问我：‘这是你拿来的吧？’我一口承认了，原准备大受斥责，谁知祖父却笑道：‘这篇文章很有道理。’于此可见文字宣传，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因人说法，收效才大。”10尽管成书于1903年的《驳康有为书》与早在1901年8月就已停刊的《国民报》之间不可能有何直接关联，很可能是回忆人误将章太炎的《正仇满论》当做《驳康有为书》，或者把刊载《驳康有为书》的《苏报》误做《国民报》，但并不影响我们了解汪东的祖父这一类士大夫从内心深处认同于反满的思想动向，值得关注。章太炎也说：“鄙人束发读书，始见《东华录》，即深疾满洲，誓以犁庭扫闾为事”11。
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动向也能说明问题。华兴会起义事泄时，堂堂在籍刑部侍郎龙湛霖的家中就匿藏着革命元戎黄兴这样的“钦犯”，黄兴得以从长沙安全转移上海，也离不开龙家子弟的精心打点。四川按察使赵藩非但同情川籍同盟会会员谢奉琦，还斗胆营救他。及至营救未果，他又愤而辞职。此举固然反映了皇权的神圣灵光在清朝的腐朽统治下已所剩无几，也同行为人潜在的民族意识不无关系。
曾经在《新湖南》中公开主张“离绝满政府”，“以排满与排外二重之刺激力，进入于汉种之心目”的杨毓麟虽已作为清朝考察宪政5大臣之随员，不再明显地站在反满革命立场，但他仍未忽视“满汉种界”这一基本事实。他在致出洋5大臣之一端方的私函中，即谈道：“夫满汉种界，乃历史事情之一节耳。过此以往，终必有浑融之一日，岂独满汉而已，即黄、白、棕、黑，亦必有浑融之一日，岂独黄、白、棕、黑而已，即生物界亦必有浑融之一日。当其未浑融之时，从历史事情而称之则曰满汉种界，固不必其无界也，历史事情之痕迹使然也。及其既浑然后，所谓界者何在？且复成何种意味？惟当其欲浑融而未浑融之过渡时代，乃有此种有无两见之辩说，一则欲以为有，一则欲以为无，以为有者固有，以为无者亦未见其浑融也。此则生心害政之根据所为潜伏者矣！三百年来，渐趋浑合而痕迹未净者，坐此害之也。”12
此类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连声嘶力竭为清朝辩解的梁启超也并不完全否认。他在笔战正酣时还口吐真言：他之所以反对种族革命，“诚非有所爱于满洲人也。若就感情方面论之，鄙人虽无似，抑亦一多血多泪之人也。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未尝不热血溢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自变其说；即至今日，而此种思想，蟠结胸中，每当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歆焉！”只因他认定排满并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反而会遭来内乱与列强干涉，导致“亡国”，才反对种族革命。13可以说，“接近康、梁的人士如杨度，即已见到‘排满革命’四字在社会上可以成为无理由的宗教；而革命党人，更知道民族主义乃源于一种感情，一种根性”。14
正是基于满汉矛盾的存在，瞿鸿禨案头的一份关于预备立宪的分析材料就对清朝预备立宪的前景感到悲观。这份材料为江翰所寄，它出自日本法学博士中村进午之手。作者说：“满人汉人之争阋，由来伙矣。立朝者，或欲因立宪以弭此争端，不知在他国所谓保守、进步主义之争，在清国议会，即成为满汉两种之争。满人若以为籍自己立宪之功，为能得亿兆之心，必有感戴讴歌之报，其愚遂不可及矣。选举之结果，议员之多数为汉人所占无疑，然则立宪之结果，于满人有何利益？诚不待智者而后决也。使满人之势力尚足以匹汉人，则犹可言，然其争亦适足以召清国分裂之祸。北美合众国之南北战争，所得之善果，岂清国所能梦见者乎？清国之力，尚不足以防内国之变，更何能抵抗列强分割之事乎？内顾之忧，外患之可乘也。”15中村进午的这一番话固然不无夸大清末满汉矛盾之嫌，但他提前道出了慈禧太后特别是慈禧的后继者载沣等人的后顾之忧，对于我们了解慈禧太后等人为何对国会请愿运动异常警惕，认识国内民族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也许不无启示。
8例如，留学东京法政速成科的学生程士经给三弟的家书中，“望吾弟于读书之时，取天下大势及列强注意研究之，莫遗余力，从此时即存种族思想于心”（端方档，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中的“种族思想”就是梁启超所提倡的“大民族主义思想”，是相对与反抗西方列强的民族主义，不是反满的民族主义。
9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沈祖燕致瞿鸿禨函，《瞿鸿禨朋僚书牍》，未刊。
10汪东：《同盟会和民报片断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4-25页。
11章太炎：《与某某书》，《中国旬报》第19期。
121907年11月2日（九月二十七日）杨毓麟致端方函，未刊，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3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期。
14王德昭：《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7编，“辛亥革命”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281页。
二、政治革命与民权政治的开端
通过辛亥革命，孙中山等人还在清帝退位前，就在南京创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次在中国大地宣告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朕即国家”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国会政治、政党政治、舆论监督政府等民权政治的要件都已大致备齐，变人治为法治的尝试由此正式开端。孙中山用左手托起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之际，就用右手托起了人的尊严。一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清帝退位、孙中山让位、袁世凯接位的政治三角戏都是在中华民国的政治舞台上开场的，不是“私了”。南北议和中的最大赢家袁世凯虽然念念不忘专制独裁，也不得不在这个新生而脆弱却又不可轻视的民权政体之下做文章，最终弄得身败名裂《军政府宣言》中关于“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庄严号召，已逐渐化为广大国民的共同理念与行动，作为新的传统去规范国人。透过政治斗争的云雾，后世研究者不难从民主革命的先驱们那筚路蓝缕的足迹中看到历史前进的脉络。
无庸讳言，政治革命的成效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在政党政治的舞台上，常见旧官与新贵互争权力，党同伐异，旧式朋党之风依然盛行，清末的贪污腐化现象似无根本的好转。况且，新生的民主制度也不尽健全，“《临时约法》没有规定行政机关抗衡立法机关的权力和程序（如解散议会的权力和程序），这种偏向于扩大立法机关权力的做法不合乎西方民主政治中三权分立制度所蕴含的制衡原则，不利于政治对抗的合法化。”16动辄发火，吵吵闹闹成为家常便饭，给专制独裁者与帝制复辟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社会动荡不安，人民不无怨气。凡此种种，均可从当年革命的历史条件中找到解释，似乎还不能作为认定孙中山等人的政治革命就只意味着失败，除非我们同时认定革命者应该迅速成就一个包你满意的民权政体。
平心而论，无论就武力反满而言，还是就创建民国而论，革命党人的主观条件都并不理想。如果说在完成反满任务的层面上，革命党人的主观条件不够成熟但客观条件已相对成熟，那么，欲期在一个有着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基础的国度里创建优质高效的民国大厦，快速完成政治革命的任务，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都并不成熟17。
孙中山等多数革命者原来以为，只要推翻了“洋人的朝廷”，建立以汉人为主的国家政权，只要推翻了君主制，中国就能走向富强，因而向国人抛出种种承诺。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革命者自身，都对新生的民国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多，是为人之常情。
革命领袖孙中山对政治革命的结局先是最满意，后来又埋怨最多，对其成效反而谈得很少18。曾经抨击暴力革命和反对民主立宪制的梁启超却在为这场革命叫好。他在1912年归国时面对北京报界发表演讲是如此，10年之后仍然照旧。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关于辛亥革命历史结局的认识差异，主要反映了恨铁不成钢的职业革命家与学者型政论家之间的差异，后者的学术含量自然较前者为多。因本文篇幅有限，笔者当另文专述。倘若有人以为梁氏是从安于现状与讨好当局出发而设论，那就未免后诬前人了。
革命固然应该为建设者开辟道路，但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取代建设本身。在革命的武力与民主素养均未完全到位时所发生的辛亥革命尽管不曾为建设者彻底摧毁中国专制主义的社会土壤，但它毕竟给建设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大胆尝试的民权政治舞台，对于一个拥有两千余年君主专制传统的国家和人民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胜利。诚如带着同盟会的革命履历走向共产党的林伯渠在纪念辛亥革命30周年时所指出的：“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19既然民权政治的诸多条件尚未具备，政治革命本身就失败不到哪里去，除非那个供建设者们尝试的民权政治舞台已遭废弃，不应苛求和指望当时的革命者除了誓死捍卫《军政府宣言》的原则外，还能做更多的事情。至于这场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恰恰需要为数更多的建设者用劳动和智慧去证实和充实，而不是看客式地指手画脚。这是因为，尽管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改变以往发生的事情，但是，“已经发生之事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将要发生之事的结果。”20
总之，由国内民族革命所带动的政治革命固然没有取得十分可喜的成就，但革命者大致已达到自己所预期的政治目的，他们所获得的与他们能获得的大体一致。就此而言，美国学者费维恺的见解比较切合实际：“由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实际的国内和国际环境，说辛亥革命取得比其事实上达到的目标更多的成果是困难的。为了推翻清朝和皇朝政治制度，为了破坏，证明传统社会合法的保守准则，这些有效的成就是重要的。”21
三、革命的实质
15[日]中村进午：《清国立宪之危机》，《瞿鸿禨朋僚书牍》，未刊。
16徐宗勉、张亦工、徐思彦、杨群、黄春生：《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17请参见拙稿：《辛亥革命的历史条件与历史结局再认识》，《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8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民国只是一块“空招牌”，此说究竟由谁率先提出，有待查考。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孙中山本人于1920年在上海国民党本部演说时也说过：“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孙中山选集》第483页），此后，他在宣讲“三民主义”时还强调：“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没有实行过民权，就是十三年来也没有实行过民权”。《孙中山选集》第707页。
19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20[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21[美] 费维恺：《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危机》，《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近20年来，随着海内外学术交往的增多，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一度成为许多中外史家所关注的焦点。关于“资产阶级”的概念使用与清末资本主义发展水准的判断似乎已不再成为海内外学者在辛亥革命性质对话中的主要障碍，关键在于判断革命性质的标准问题。所谓革命的性质，是指革命的实质或本质内涵。除了台湾学者外，我国绝大多数学者都把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虽然不是资本家出身，但他们已经从思想上转入资产阶级阵营，他们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第二、革命者所要创立的民权政治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也反映着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与政治要求；第三、辛亥革命恰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开辟了道路。
笔者也曾服膺于此论。22近年来，经过进一步推敲，笔者主张从革命的具体目标与实际效果为依据，重新把握辛亥革命的性质或实质。与其说辛亥革命主要是阶级利益与阶级关系的变动，还不如说是国内民族关系与国家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动，是国内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结合。
自从英、法联军攻占京师和火烧圆明园之后，特别是《中日马关条约》之后，清朝统治阶级的改革或社会新生力量的暴力举动（包括孙中山的武装反清与康、梁师徒的武装勤王）都在程度不一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20世纪的前10年，既是孙中山坚苦卓绝地谋求反清的10年，也是清朝政府谋求“新政”的10年。在此期间，清朝统治者谋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观意图比较明确，措施也不少，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也并不缓慢，如果将辛亥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作为主要依据之一，那么，就需要对也在谋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革命对象清朝政府作出准确的定性分析，它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政权？辛亥革命的革命性究竟主要体现在哪里？如果说清朝政府还是一个维护小农经济的“封建”政权，显然不妥，一切都在变化中。如果既承认清末“新政”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又以辛亥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为由确认其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那么，辛亥革命的革命性与必要性岂非需要大打折扣？
我国史学界曾经充分地注意到思想主张或救国纲领的阶级性23，但容易忽略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且不说满汉矛盾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制约是如果显著，也不论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角色与思想意识在中外民族矛盾的大背景下是否已分化得使人一眼就能认出，至少从曾、左、李引进“器物”，到康、梁等引进制度，从康、梁引进君主立宪制，到孙中山等人引进民主立宪制，他们首先是将引进之物作为救亡手段来考虑，其阶级意识并未泾渭分明。与其说几代人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与实效都反映或取决于阶级属性与阶级力量的变化，还不如从认识论的角度去探求“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过程是如何由浅入深的。再说，从人类民主政治理论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中经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到向往“代议制共和国”的康德，思想家们主要是在结合不同时期的经验性知识，从学理上探究如何克服人性的弱点，完善人类政治体制，尽管有关探究与思想家们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时代条件不无关系，但未必都像唱双簧那样，直接对应于作为有产者的资产阶级，许多严谨而优秀的思想家首先是基于人类整体命运与个人的学术认知，而不是羡慕资本家的财富及看重其政治利益去讨好式地发表见解。人类许多优秀思想主张的纵向承继关系往往容易被反映论所遮蔽。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就是从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意念出发而不是从本国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出发来选择民主立宪制的。他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机会上还说“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24，稍后还提出“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除了应当指出这位革命领袖的判断失误以外，也许还应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把握时代潮流的孙中山本人并不承认他就是这个总想发家致富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在实际上是否代表着这个阶级的利益，则有待确证。
在西欧，“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内部孕育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市民等级。……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地、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25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尽管勉强类似于西方“市民等级”的社会群体在进入近代之后也姗姗来迟，但迟至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从革命精英到一般民众，平等和人权并未成为一致的政治要求，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大概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已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广大绅商就只赞同梁启超倡导的君主立宪制，并不赞同以暴力反清为前提的民主立宪制。前者之于君主立宪制的呼唤，也并非出于对人权的自觉，而是谋求富强。关于平等、人权等概念，且不说革命领袖孙中山等人究竟宣传过多少，至少认同此义的革命者就不多，遑论他人。
孙中山于事后总结说，他之所以确定在反满成功之后选择民主立宪制，“其理由有三：既知民为邦本，则一国以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之余地，此自学理言之者也；满洲之人入据中国，使中国民族处于被征服之地位，国亡之痛，二百六十余年如一日，故君主立宪在他国为民无甚深之恶感者，独或暂安于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此自历史事实而言之者；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相夺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端自绝，此自将来建设而言之者也。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26这3个理由中，就没有一个是从资产阶级或绅商或“市
22笔者在1991年10月提交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拙稿《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兼论海峡两岸学者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意见分歧》（刊于《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1992年第3期，英文版，1994年夏季卷，收入《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时，因篇幅限制，删去“兼论”部分）中，虽然在革命的阶级基础等问题上持有异议，但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仍赞同许多前辈史家的论点，认为将辛亥革命的性质确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合理的。
23例如，已故著名史家黎澍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这个事实使人们不能不承认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
24《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3—145页。
26《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0—61页。孙中山在晚年宣讲三民主义时，再将这三个理由压缩为二：“一则为顺应世界之潮流，二则为缩短国内之战争。因为自古以来，有大志的人多想做皇帝……当初我提倡革命之初，其来赞成者，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一种皇帝思想的。”（《孙
民等级”的参政等利益来考虑的。
至于辛亥革命在实际上是否有利于资产阶级参与政权，也亟待推敲。部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同盟会骨干为主体的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8月通过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中关于选举人的资格规定，恰恰不利于广大资本家参与新生的民国政权27，该法第4条规定选举人必须具备下列资格之一：
“（一）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
（二）有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者，但于蒙、藏、青海得就动产计算；
（三）在小学校以上毕业者；
（四）有与小学校以上毕业相当之资格者。”28
我们知道，我国当时尚未实行所得税与营业税，“直接税”还只有田赋一项，不少资本家用于企业经营的地皮与房屋都是租赁或典借而来，资本家的文化程度又是普遍偏低。上述规定就意味着相当多的资本家特别是在我国资产阶级群体中占有重要比重的商业资本家将与众议员的选举无缘。不惟如此，由于省议员选举资格的规定与以上条款完全相同，参议院议员又是通过省议会选出，乃至相当数量的资本家就失去选举省议会与国会两级议员的全部权利。“对于资产阶级在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下应享有的权利，共和制度不仅没有给予特殊的照顾，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歧视。”“尽管选举法没有排除不具备选举人资格的人当选议员的可能，但一个阶级、阶层的选举人越少，其成员当选议员的必然也越少。所以，国会选举法作如上规定，实际上是在相当程度上把资产阶级排斥在国会和省议会之外，大大限制了他们参与中央与地方立法和监督政府的权利。这不能不引起自以为对创建共和贡献最大的资产阶级的愤慨。”2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替资产阶级说话，要求修改选举法中的有关条款，以便资本家参与选举的不是昔日的革命者，而是被后世研究者视为“封建旧官僚”的袁世凯。当袁世凯根据各地工商界人士的要求，就有关选举资格多次向临时参议院提出修改意见请予通过时，却一再遭到临时参议院的回绝。显然，就参政情况而言，与其说是作为辛亥革命重要成果的临时参议院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还不如说恰恰是袁世凯在为资产阶级奔走，而且还遭到临时参议院的否决。个中差异，既是我们在确认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时所不能回避的，也是我们在探讨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事业为何屡遭挫折的原因时不可忽略的。
倘若坚持用阶级分析的视角去挖掘革命的实质，也许应当紧紧围绕革命政纲的实际内容与实际效果去寻找革命本身与某个阶级的对应关系，从而确定政治行为的实质。如果可以这样试着去做，那么，由梁启超、张謇等多年倡导的君主立宪运动倒是既具有反抗君主专制的政治革命之意义，又不乏资产阶级化的绅商广泛参与和积极响应，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似乎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质30，尽管他们并不赞成使用暴力和排满，尽管在孙中山等革命者面前还显得有些被动，但相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他们是较为主动的，恰恰是他们最终将统治者拖上政治体制改革这条船，让后者疲于应付。“皇族内阁”出笼时，他们就与反清革命志士握手言欢，孙中山等人由此才真正获得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
久保田文次先生指出：“作为普通名词的革命派可以被认为是广义的”，它应该包括“立宪派”31，这是颇有见地的。如果把梁启超等真诚的君主立宪论者的言行也纳入辛亥革命的本义中来讨论，而不仅仅视为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背景，那么，就现有的研究格局来看，如何看待和平请愿式的君宪运动与暴力反清式的民宪运动的实质性差别及其成效，如何确定辛亥革命的主体性内涵，似乎还颇为棘手。倘若认真解答好此类问题，方可更有说服力地回应某些西方学者关于“士绅运动”或“城市改良派上流阶层的革命”等定性之论。倘若既不愿完全放弃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确定革命性质，又不愿重新界定和扩大“辛亥革命”的内涵，那就无法将阶级分析法贯彻到底，所得结论就难免力不从心。正如久保田文次先生所说：“辛亥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对这个问题本身的讨论已经很久了。但是，如果辛亥革命是革命的话，那么是什么样的‘革命’？为什么是‘革命’？如果不是‘革命’，又是为什么呢？不考虑这些问题，就难以深入探究。”32倘若根据辛亥革命之于国内民族革命与政治体制转换两方面的实际成效，揭示其实质，也许可以克服概念演绎的缺陷，避免某些两难的境地。
载日本孙文研究会编：《辛亥革命的多元构造——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神户》，孙中山纪念会研究丛书Ⅳ，汲古书院，2003年版
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7页。
27参见[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张亦工：《第一届国会的建立及阶级结构》，《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徐宗勉：《关于资产阶级从拥袁走向反袁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5期。
28《申报》，1912年8月13日。
29徐宗勉：《关于资产阶级从拥袁走向反袁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5期。
30坎坷一生的已故著名思想家顾准先生曾经断定：“中国只有‘迎闯王，不纳粮’，从来没有过‘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口号，现在还是没有”（《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页），此言未免过于绝对化。梁启超在与《民报》作者群笔战时就认同过这一口号。参见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期。
31久保田文次：《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东亚新面貌研究》，日本株式会社三省堂1995年版，第150页。
32同上，第151页。
【材料素材】 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所以不可避免具有很强的局限性。 首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账。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 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 其次，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从同盟会到南京临时政府，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成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革命实难继续下去。 第三、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 第四，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第五，革命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同盟会发动新军和会党举行起义，这两者毕竟不是革命党人自己建立的武装，况且新军、会党成员复杂，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立宪派和旧官僚，因此，在旧势力煽动下往往会变成破坏革命的力量，革命党人缺乏有力的武装队伍，很难应付反动势力的反扑。 最后，中国同盟会也没有建立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而在组织上是不巩固的，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始终
辛亥革命对当代政治的影响 辛亥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新纪元，对于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经济、社会性质都发挥了关键性的引导力量。我想辛亥革命在驱动中国政治现代化方面的影响尤为引人注目,发人深省。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已绵延整整两千多年，在此期间历经了一代代王朝的变迁。这种历代政权的变迁并非革命，只是一种改朝换代。“原有政权的崩溃并非意味着造反者希望变更体制的运用规则，认可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新的政治价值标准，仅是对效忠对象的改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辛亥革命在反对封建统治的同时，前所未有地提出建立一个崭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可以说是我国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发展的里程碑 ,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虽然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依然命途多舛，发展风云多变 ,但“政治的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辛亥革命及其以后中国在政治现代化实践的经验和教训 ,为我国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珍贵的启示。 首先，辛亥革命从政治形态与体制上彻底推翻了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虽然民主共和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只是徒具形式，但这个形式使人们观念上引起的巨大转变却不容小觑。人们不再把自己看作皇上的“子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有了这样的背景，各种政党团体、社会组织和报纸杂志纷纷涌现，政治生活空前活跃，民主精神普遍高涨。它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继续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其次，我想政党政治是辛亥革命对政治的影响中一个突出的亮点，对于国家政治结构与模式的建立意义十分重大。“皇权专制时代，政党不允许存在，即使在‘预备立宪’的清末，凡与政治及公事有关的结社集会，同样也不可以‘照常设立’。” 最后，我想以上海为例，尽可以说明辛亥革命在帮助各大城市确立以后的政治地位，增大政治影响方面的重大影响。孙中山曾高度评价辛亥革命后上海政治及各方面突飞猛进的伟大意义：“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辛亥革命给上海带来的进步可以说是全方面的，尤其推动了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上海本身作为一个驰名中外的通商巨埠，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极强的经济实力。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疾风骤雨般的革命更是为上海提供了一个政治突越的契机。“当时上海聚集了一大批有政治声望、有全国影响、有经济实力的士绅名流，如赵凤昌、熊希龄、伍廷芳、李平书，等等，他们的态度逐渐转变，与革命党人携手合作，大大提升了上海在当时政治风云中的影响力”。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在上海整个漫长的发展进程中都可以算是一个意义显赫而无比重要的里程碑。
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 古老的中国在1911年10月10日的这一天，在武昌打响的第一枪标志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于是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清王朝开始走向灭亡并且使中国历史开始了一段新的历程。 虽然至今离辛亥革命已经有100多年了，但是它的历史遗产并没有被时间所埋没。它的历史遗产给我们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名大学生，应该传承和弘扬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精神。 首先在文化上。辛亥革命提出的“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它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促进社会和谐进步，自辛亥革命到现在，人们的不断革命，不怕牺牲，为的不就是中国的未来能够拥有自由和民族吗？作为大学生，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自由民主的机会，也应该崇倡这份来之不易的权利。在教育上，辛亥革命领导人提出宣布改革文化教育制度，否定忠君尊孔教育，废止小学读经，禁用清政府学部颁布的各种落后文化的教科书，学习的科目也多样化，人性化使民主自由观念更好的传播，从而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现在的教育制度与封建社会时的教育制度，可谓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古代要求学习单一的“封建社会正统文化”到现在提倡学习各种对社会对个人有所发展和进步文化，再到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我们应该好好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好好学习，将来未建设社会主义近代化而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在辛亥革命所提倡的树立社会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中强调了人与人之间是没有贵贱之分，例如：取消掉了下级官吏见上级官吏不再行跪拜之礼；男子以“先
生”、“君”的互称取代“老爷”等称呼；子女也不再提倡裹脚了，它告诉了世人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相互尊重；并且主张“女权解放”，呼吁妇女解放，当时著名的报刊《民立报》还自女界的声音：“天下兴亡，匹妇有责”，强调了女性的作用性不弱于男性。这标志着中国女性被剥夺人权达数千年之久的历史宣告结束。而在男女之间的爱情上，提倡男女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建立夫妻关系平等，一夫一妻制的现代婚姻，有利于家庭美满团结。辛亥革命中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和民族主张，民族团结和平等的观念，强调了在多民族国家的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在科技上，辛亥革命用事实告诉了世人，科技对于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十分重要，一个国家，不注重发展科技就会落后于别的国家，而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不变的历史规律。对于个人，掌握科技业会让一个人能够在社会上更好的发展，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辛亥革命的领导重视科技的发展，建设工厂，运用外国机器提高生产力，对于国家来讲让此时的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有了大大的提高，对于商人来讲，使生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润。而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知识，用知识来充实自己，让自己成为社会上一个有用的人。 辛亥革命的精神又是我们的另一个巨大的精神财富。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人们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它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它用事实告诉了人们，只要是不合理的，即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也可以被打破，只要是腐朽的东西都可以被怀疑，被抛弃的。提倡人们与封建腐败作斗争不怕牺牲，敢于去斗争，
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金冲及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像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像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
100年前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100年后的中国，到处是发展和进步的蓬勃场面，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昔日积贫积弱的历史旧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日之中国，国家统一，各民族团结，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香港、澳门回到了祖国怀抱。今日之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已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今日之中国，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正在展现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民族复兴的伟业，孙中山先生７６年前的临终遗言，依然震聋发聩；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共同愿望。中国共产党继承先生遗志，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香港、澳门已经顺利回归祖国，并保持了繁荣稳定。实践证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绝不允许改变。而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 站在新世纪的历史转折点上，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和清醒地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逢其时。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
浅谈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及教训 聂冰晨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辽阳111000）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他对中国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辛亥革命已过去百年，百年之中，对于它的评价层出不穷，褒贬不一。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它已成为过去。我们应当以史为鉴，只有从其中借鉴到避免我们再次重蹈覆者的经验，才是我们学习、评论辛亥革命最应该做的事情。 关键词：辛亥革命历史成败借鉴学习 功过自有后人评 辛亥革命已过百年，当年之人，或许都已远逝，他们或留名历史或无闻于人们心中或被人们唾骂，但百年之后，他们都已化作尘土；当年之物，或孤独的陈列于博物馆或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或留下了一段往事的印记或抹去了这段历史的踪迹；当年之事，流传至今，一代又一代的人去思索、去总结。历史终归历史，后人之论或以偏概全，或无中生有，或模棱两可，不一而足，但终究是后人之作，无法亲身经历当时之事，不能感受当时之情，只能以现代的思想、背景以及历史事件其后的发展来评论，对错不知，褒贬由心。 功过自有后人评，可后人又怎能身临其境的评价当时之事呢？ 不管辛亥革命成功还是失败，也不管辛亥革命在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发展还是在另一方面阻碍中国进步。无论平民还是伟人评价辛亥革命，无论从全局还是从某一方面讨论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是在历史上发生过辛亥革命！为我们这些后人留下一段不能抹灭的印迹，让我们记得辛亥革命的存在。 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历史巨变 不论从全局上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还是从政治、经济、文化推动中国发展。也不论辛亥革命最终未完成反帝的目标、民主难以实现，还是辛亥革命政治不稳、经济不能维持、思想混乱。但总而言之，没有辛亥革命，或许中国的进步还得推迟几年，也或许中国受奴役的现实一直存在，中国终究由大变小，由强变弱。也同样由于辛亥革命，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是是非非，我们无法客观的评价辛亥革命，我们也就只能谈谈它的功，议议它的过。功过不相抵，它的发生改变了什么，造成了什么，我们后人只能叙述而不能妄下结论。或许他的发生根本没有成功对错之分，不身临其境，不大局旁观，我闷又怎能正确的评价它。大谈，空谈，漫谈，它依旧发生，结果是不变的，我们妄加议论又有何用。历史为鉴，我们后人不需要一个结论，而是一个过程，一个让我们后人有所感有所悟有所想的过程，一个让我们能有前车之鉴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无价值、无意义的结论。1910年3月21日孙中山向黄兴提议再次发动广州起义。 1910年3月孙中山在旧金山设美洲同盟总会(又称同盟会美国总支部)。同年6月16日湖北革命党人改群治学社为振武学社。同年9月18日资政院开院。同年10月3日《民立报》在上海创刊。同年10月11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发起第二次请愿，分别向资政院和载卫上书。同年10月清廷发布上谕，将预备立宪期限由九年改为五年。同年11月4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会议，布置广州起义。同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负责筹划和组织广州起义。同年4月8日温生才击丝广州将军孚琦，温被捕遇害。同年4月27日黄兴等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同年10月10日凌晨，彭楚藩，
用多种史观评价辛亥革命 1、从革命史观看，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 2、从现代化史观看，辛亥革命是一次深刻的现代化运动，它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现代化。孙中山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 （1）政治上，推翻了清王朝，结束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迈出了中国政治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是政治体制现代化的重大突破。 （2）经济上，临时政府的经济法令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短几年内有了显著增长，实业救国成为历史潮流。 （3）法制上，颁布了资产阶级民主宪法《临时约法》，确立主权在民、国民的自由权利、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责任内阁制等，具有反对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4）思想上，把西方资本主义学说中国化为三民主义，并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5）文化教育上，理性化和科学化有了发展。 （6）社会生活上，自由、平等、友爱的风气兴起。 3、从整体史观看，辛亥革命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推动了世界（首先是亚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中国与世界已紧密地相联。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放眼看世界的伟大智者。 4、从文明史观看，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中表现尤为突出。它结束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社会风俗习惯发生巨大变化，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果；它促进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物质文明也取得重大成果。总之，辛亥革命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孙中山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辛亥革命胜利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 历史意义：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一个里程碑，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局限性：没有反帝国主义，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所以不可避免具有很强的局限性。
论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摘要：辛亥革命被称为“不结果实的花”，本文围绕着这一观点，以辛亥革命的背景及历程作为基础，阐述了辛亥革命的失败之处与其历史意义。不夸大辛亥革命的正面影响，也不对它的历史进步方面的意义予以抹杀，客观地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袁世凯，失败，历史意义 一、革命背景 1、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 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而帝国议会产生的历程和君主立宪制的实现，特别是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激励了中国官僚、士绅等追求宪政。日本实行宪政的步骤和朝野推动立宪的方式成为了中国朝野各界开展立宪运动的范例。 2、清末变革 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维新派人士发起“戊戌变法”，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
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公元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无奈变法受到清朝廷内保守势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反对，导致流产。1901年，原维新派领袖、后来的立宪派首领梁启超便曾发表《立宪法议》一文，鼓吹君主立宪制。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2月5日，清末立宪派开始结成组织推动君主立宪。1905年，清政府曾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1907年9月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11年（宣统三年）5月清政府组成皇族内阁，彻底暴露了集权皇室的阴谋；令有心改革之士大失所望，转而同情革命，也敲响了亡清的丧钟。 3、文化与军队的革新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后，大量以参加科举谋求官职的传统文人失去了出路。 为了培养新军的军官，各地开办了许多新军学堂。部分地方的新军(如张之洞主持的湖北和湖南地区)大量起用留学生为军官；相反，北洋新军中留学生却极少。到辛亥革命前夕，组编好的部队已达整编16镇和10余个协、营。 4、革命团体的陆续成立 革命的主要组织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国同盟会。除此以外，还有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中的
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中国自身仍面临许多挑战，但是社会发展的坚冰已经被打破，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趋势已经不可逆转。而在这一时刻，回顾近代中国走过的曲折道路，回顾百年前的先人们为改变中国面貌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与牺牲，仍然是激励我们继续前进的宝贵资源。历史上，许多人曾经进行了多次尝试，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前人从事的努力。 我们重视辛亥革命，是因为尽管1911年的革命有着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悲惨境遇的局限，但是，辛亥革命扫除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制度，消灭了皇帝制度，打破了君主世代相袭的制度。此后发生过两次帝制复辟的活动，但都不能成功，说明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这是相当重要的功绩。 列宁曾就中国的辛亥革命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没有真实的民主主义高潮，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潮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潮。” 辛亥革命吸纳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先进分子，他们献身革命，同时也在革命中接受教育，不断修正改变积贫积弱中国的想法。孙中山作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与当时的志士仁人们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它没有改变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也没有完成，从这个角度而言不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它的历史功绩虽然卓越，但却是在“欢呼声中失败”了。 上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蓬勃发展，终于在1911年爆发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辛亥革命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共和国，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伟大作用，不可泯没。按照某些人的论点，辛亥革命不过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主张的“激进主义”思想的结果，因而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历史事实证明，这场革命绝非某种主观意愿和人为因素的结果，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产物，是清政府十分腐朽，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一句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0世纪初，在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声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沦为“洋人的朝廷”。由于它的卖国和腐朽黑暗的统治，不仅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激化，而且与立宪派的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愈演愈烈。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日益走向孤立的境地。据统计，1902年到1911年，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一、辛亥革命的意义 辛亥革命“是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转折的关键，是中华民族走向民族独立，建设现代国家的重要开端，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标志，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它突破了历代王朝的循环演进机制，打碎了传统中国整个政治体制，因此也震动了传统社会的各条政治神经，是政治制度与社会思想的一次大飞跃。 近代中国的政治构架、政体规范和行政运作程序的转型”都是从“辛亥革命否定了以君主专制政体为核心的‘朝代国家’形态开始的。不仅如此，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影响，认为正是这次革命，“中国在完全意义上开始了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 因此辛亥革命有一下几点历史意义： 第一，完全打乱了传统的统治秩序。皇帝被拉下马了，皇帝是旧统治秩序中的头，辛亥革命砍掉了这个头，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此后，旧社会势力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来。 第二，民众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从观念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帝制下的中国老百姓被称作“子民”或“蚁民”，民国里的老百姓觉得自己是国家主人了，孙中山将政府官员称作“人民之公仆”，人民将民国比作一公司，老百姓是公司的主人。 第三，它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都可以被打倒，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打破的呢？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石。 二、辛亥革命的局限性 亥革命后大盗窃国，帝制复辟，中国又陷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有识之士仍在黑暗中摸索。也有人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革命党人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来，依靠并发动群众严重不足，尤其是同广大下层民众的脱离，同盟会又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组织，成员十分复杂，导致这场革命并“没有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使中国从此走上独立、民主和富强的道路，实现人们原先对它的期望”。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与思考 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它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后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革命失败。但是，辛亥革命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社会、革命、民族甚至世界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其一，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埋葬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其二，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其三，颁布了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宪法，这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成果和标志。其四，为近代政党政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并不认同，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认为辛亥革命仍然是旧式的革命，它导致的政治变动并无实质性意义，或者说是换汤不换药。它没有也不可能跳出王朝更替的传统，更不可能建立起来新型的民主政治和崭新的政治秩序。其二，认为辛亥革命是过激主义的结果，它造成了军阀割据和社会动荡，更严重的是，它导致了启蒙的夭折和历史进程的中断，在政治上反而搞糟了；其三，认为革命的政治作用不在于推翻权威，而在于填补权威的真空。辛亥革命破除旧权威是胜利的、成功的，但建立的新权威未获成功，造成政治稳定性的丧失。因此，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并未终结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衰败过程，中国的现代化一再被延误就是必然的现象了。 辛亥革命是一场重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提高了人们的政治热情，促进了民族觉醒，为社会注入了崭新的思想意识。其一，自由平等意识；其二，民主共和意识；其三，法治意识；其四，独立、自尊、自爱、自信的个性意识。虽然革命派的宣传与思想动员并不深入，难以取得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之功效，但是它戳穿了君权神授的外衣，催生了初步的国民意识，为新文化运动鸣锣开道。 辛亥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有利于工业化的进程。其一，辛亥革命动摇
浅谈辛亥革命 众说周知，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鸦片战争。随着鸦片战争清政府的战败以及面对外国列强的软弱无力，中国的有志之士们开始寻求中国强盛的道路。作为面对外国列强掠夺般行为的第一线，清政府的官员们不得不为了清廷的延续而尝试做出改变。从洋务运动开始，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在稳定统治与改革之间徘徊不停，而历史却不断给清廷开一个个玩笑。 很多人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的一部屈辱史，血泪史。不错，之鸦片战争开始，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列强侵略战争，清政府打了无数的白条给每一场战争的胜利者，像是在展示中国地大物博似的。每一个不平等条约就像是给中国打了一针吗啡，那些庞然大物们希望中国这头狮子在平静中“安详的”死去。清政府的改革派们试图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立宪运动给狮子打一针强心剂，却无奈的看着强大的北洋舰队，新军一次次的倒下。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一次次的失败，这些改革派们再也没有继续变革的信心和能力，逐步沦为外国列强的傀儡政府。 清政府在失去维护中国独立与统一的信心与能力的同时也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民心，单纯但是强悍的农民们用自己种了一辈子地的双手反抗着强压于身上的重担。在清政府不怀好意的挑拨和引导下，农民们的怒火释放到了每一个外国人身上。可是延续千年强大的封建观念让这些英勇的农民英雄们倒在了自己人的铡刀之下。 这些英雄们的热血并没有让那些吸收了外国思想的中国精英们有所触动，那庞大的变革力量却让他们害怕，他们怕这些单纯的英雄们会坏了自己的好事，他们依然幼稚的把希望寄托在曾经侵略过自己祖国的列强们。但精英毕竟是少数的，在绝对的数量面前他们所谓的力量什么也不是。一次次的起义换来的不是胜利而是无谓的牺牲，那些应该在革命成功后可以为建设中国做出更多贡献的精英们只能无奈的死在本可以成功的起义之下。终于，可能是老天都看不过去了。1911年10月10号，起义终于在武昌成功了，武昌起义成功的带起来了一系列省市的独立运动，辛亥革命成功在望。 但或许是无奈，或许是一厢情愿，伟大的辛亥革命后这些精英们只能把自己想要打倒的封建官僚们再度拉到身边。袁世凯用一个脆弱的诺言把辛亥革命几乎所有的成功果实骗到了自己手里，中国又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关于这段广义上的辛亥革命，历史上一直没有给它一个公认的说法。现在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毛主席1939年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提出的，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
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摘要]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1954年9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的讲话，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阐明辛亥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纪念孙中山先生》是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撰写的文章，这篇纪念文章是在中国共产党成功引导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所作的一次新的全面、科学的历史评价。这两篇文章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重要代表性著作。 [关键词] 毛泽东；孙中山；辛亥革命 [中图分类号]a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2528（2011）09-0014-007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1954年9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的讲话。现已收入《毛泽东文集》第6卷。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1](p667)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辛亥革命性质所作的科学判断。但是，在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时，一部分党外民主人士对共产党人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觉得不妥，在感情上有些过不去。为此，毛泽东在宪法草案通过后发表了这个讲话，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阐明辛亥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 《纪念孙中山先生》是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撰写的文章，发表在1956年11月12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现已收入《毛泽东文集》第7卷。 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是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毛泽东对孙中山始终怀有崇高的敬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多次高度评价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和革命精神。这篇纪念文章是在中国共产党成功引导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历 史条件下，毛泽东对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所作的一次新的全面、科学的历史评价。 毛泽东一生酷爱历史，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诸多评说。《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和《纪念孙中山先生》，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两篇重要的代表性著作。 一、人类历史上几次性质不同的大革命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呈现出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总趋势。为了阐明辛亥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毛泽东提到了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几次不同性质的大的革命。 1．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指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的革命，是奴隶主推翻原始共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 历史意义：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一个里程碑，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局限性：没有反帝国主义，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所以不可避免具有很强的局限性。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10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这场革命没有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而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让我们认清辛亥革命失败的一面，可以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就像孙中山先生晚年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后继者只有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探索新的道路，进行艰苦斗争，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不过，如果把辛亥革命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则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具体分析它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其次，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赶跑了一个皇帝，更在于在两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对传统思想作了根本性的颠覆。一是过去被认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政治，被宣布为罪恶的、黑暗的、“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公开声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一个根本颠覆。二是过去被认为是卑贱的、可以任意生杀予夺的“愚民”、“草民”，被宣布为国家的主人. 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辛亥革命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辛亥时期的革命志士们，始终把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一方面深信，只要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中国一定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异常之速度”，在短期内“迎头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努力改善民生，“为人民谋福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振兴实业，成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使当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革命派曾提出过“反满”的口号。这个口号自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其实质还是反对以满族贵族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独裁政权，而不是反对满族这个民族。到了清王朝覆亡后，革命派就立即高举民族平等的大旗，强调消除民族畛域、促进民族和睦。 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辛亥革命后10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内在联系。辛亥革命导致的思想解放，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学说的传播提供了环境和条件；辛亥革命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的破灭，促使人们在怀疑和失望中另觅新路，为选择社会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