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复习资料第一章
一、名词解释
1．样板戏：在将政治上的异己力量和文化思想上的传统因素全部清除之后，江青等人宣布“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开始，并极力推行一系列为其政治斗争服务的高度政治化、概念化的文艺创作，使整个“文革”期间公开出版的文学在总体上呈现荒芜、枯竭和畸形发展的局面，自“文革”开始到70年代初，“革命样板戏”是官方提倡最力、影响最大的文艺作品。其实，京剧现代戏的提倡开始于“文革”前的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起更多地与所谓“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关联，便在江青的直接干预下开始了样板化的过程，1964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汇集了全国19个省市28个剧团的37个剧目，其中好些戏就是后来“革命样板戏”依据改编的原本。“革命样板戏”的正式命名是发表于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的文章，它首次将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现代样板作品”.之后又出现了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等第二批“样板戏”，到1975“文革”接近尾声时，“样板戏”的数目增加到18个，其中京剧11个。在这个打倒了所有中外传统的时代里，它们便是数量不多的公开文学作品中的“样板”，它们以舞台表演、电影播放、电台广播和语言文字等国家控制的传播渠道，被强行在全民中推行，至少在公开的层面上，它们已经成为文革时代精神生活的象征。在样板戏的推行过程中，还形成了“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创作观念，这些“理论”的强行推行给文革期间和文革后很长时间内的中国文学创作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2．寻根文学：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从作家选取的某个地域做为切入文化层面基点的角度来分析，可以把"寻根文学"划分为"城市文化寻根"和"乡野文化寻根"两个大范围。代表作家有阿城、张承志、韩少功等。
3、写实主义:
这是一个在艺术创作尤其是绘画、雕塑和文学、戏剧中常用的概念，更狭义的讲，属于造型艺术尤其是绘画和雕塑的范畴。
无论是面对真实存在的物体，还是想象出来的对象，绘画者总是在描述一个真实存在的物质而不是抽象的符号。这样的创作往往被统称为写实。遵循这样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就叫写实主义。与写实主义（或者大致可称为具象主义）相对的概念是抽象主义。
4、七月诗派: 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很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的文艺期刊《七月》而得名。它横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是我国新文学史上存在最久的一个诗歌流派。
1937年9月11日，胡风主编的《七月》文学周刊在上海创刊。取名“七月”，编者是要让读者不要忘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月，立志把宣传和鼓动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作为这个刊物的光荣使命。以后，胡风先后主编了《七月》周刊（上海）、《七月》半月刊（武汉）、《七月》月刊（重庆）、《希望》月刊（重庆—上海），并主编了《七月诗丛》、《七月文丛》和《七月新丛》三套丛书。从广义上说，凡是在这些刊物和丛书上发表过诗作的作者，都可称为“七月诗派”的诗人。
5、九叶诗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末期产生的诗歌流派，他们更直接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有更深刻地感受到民族的灾难。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这是特别注重是个本身价值的一群，如其代表诗人辛迪所说“我的是宁愿让一个读者读一千遍，也不愿让一千个读者只读一遍”他们要求坚持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在艺术和现实之间求得平衡；他们还追求个人与时代的融合，主张必须以血肉的感情书写思想的探索，首先是思想自己，思想希冀与一切社会历史生活的严肃关联，既要有凝聚的沉潜德育深切的个人投掷，又要有全局的把握和超人的目光。;
6、朦胧诗派：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7、伤痕文学：经历了十年浩劫，人们的身体和心灵大多备受创痛，左倾教条主义仍然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短篇小说的描写就受到了各种框框的限制。1977年11月，刘心武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拉开了回顾历史伤痕的序幕。至于这种对文革苦难的揭露真正成为一种潮流，则是以1978年8月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在《文汇报》上为标志的，形成了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多讲述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引发人们对十年动乱的思考，多用个人品质善恶解释历史现象。作家、包括整个社会的躁动与激愤、控诉与哀怨，形成这种文学的主要特征。巧合、误会化手法都是这些作品的情节构思方式。伤痕文学为恢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解放人的思想，立下了非常大的功绩。
8、新历史小说：1987年前后，对"历史题材"的关注成为文坛的一个新的热点。这些作品以对传统历史的重新述说和新鲜的叙述视角与手法而区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历史小说"。小说的作者以转型后的先锋派作家和致力于拓展题材的新写实小说家们为主，其创作的最大特征是不再把自己的小说作为演绎"官方历史"的工具，而是从各个角度对史有实录或乏人问津的往事做出种种设想，表现出解构历史的强烈愿望及以现代哲学思想认识历史的新观念。这种重新审视历史的思想方法，被称为是"新历史主义"，体现这种思想的作品被称为"新历史小说"。这些"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现实急剧变动，许多作家难以把握生活脉搏，因而选择历史题材来填补写作的空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新一代作家对"真实性"的重新界定及力图重新认识以往正统历史的的执着态度。同时，"新历史小说"中解构传统历史的大胆，无疑也证明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治氛围、文学氛围的宽松。
"新历史小说"的题材涉及多方面，如展现旧时代女性命运的《妻妾成群》、《红粉》、《你是一条河》；描写各类人在战争中生存状态的《迷舟》、《月色狰狞》、《红高梁》、《军歌》、《国殇》；探讨人生存价值与目的的《棋道》、《鲜血梅花》；展现一个家族历史的《家族》、《纪实与虚构》、《丰乳肥臀》、《许三观卖血记》；也有像苏童的《新天仙配》、池莉的《以当代为背景的历史掌故》这样直接针对、解构历史的作品。
9、先锋小说：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精神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文革中青年一代在诗歌与小说领域的探索，但是直到80年代中叶才形成了强大的阵容和声势。马原、莫言、残雪等人的崛起可以当作先锋小说的真正开端。稍晚于他们也被人们看作是先锋小说家的有格非、孙甘露、苏童、余华、洪峰、北村等人。到90年代初，当初被人们看作是先锋的作家们纷纷降低了探索的力度，而采取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叙述风格，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这标志了80年代中期以来的先锋文学思潮的终结。所谓先锋精神，意味着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它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对文学的共名状态形成强烈的冲击。先锋小说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与生存探索这三个层次上的推进，对以后文学创作的影响大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作者：王蒙，著有中国短篇小说集《深的湖》、《杂色》和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
1．简析《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主题思想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于1956年，是较早反映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揭露和描写了多种类型的官僚主义主义。北京市某区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宗秦是个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僚主义者。区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刘世吾是一个革命热情衰退，似乎看透了一切，对错误采取冷漠麻木态度的官僚主义主义者。区委组织部工厂建党组组长韩常新是个浅薄的官僚主义者。麻袋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王清泉是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作风简单粗暴的官僚主义者。
以揭露共产党干部的官僚主义为主题的作品，建国后一段时间里几乎是空白。这篇作品是较早的，有突破“禁区”的意义。作品描写党中央所在地首都北京某区委的领导，这是较高层次的党的机构和干部。艺术描写也较成功，因而在文坛和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2．分析刘世吾形象及其意义
刘世吾是一个颇有深度的官僚主义；他有一定的革命经历，工作能力很强，“一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但是，他对损害党和人民得益的错误、缺点，却麻木不仁。他的口头禅“就么回事”，表现了他看透一切、极端冷漠、不思进取的人生态度。作品的深刻之处，还在于揭示了刘世吾的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刘世吾年轻时也曾充满革命热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涉世的深入，阅历、经验的丰富，如何永远保持年轻时的单纯、热情、朝气，这是刘世吾形象的另一方面的典型意义，也是作品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刘世吾形象1、不是一眼就看出的官僚主义①革命经历丰富
②有文化、理论水平、经验智慧、下决心就能做好工作
③工作忙但主次分明
④作风正派→林震尖锐的批评→好干部
⑤平易近人
2、、人生、工作态度①革命热情衰退、看透一切→“就那么回事”
②对错误冷漠、麻木的态度
3、有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的
4、曾经有过“我是多么热情、多么年轻啊！”
三、刘世吾形象的意义1、似是而非的理论形象表现①揭露官僚主义的深度
②具有相当深刻和普遍的意义
2、曾经有过提出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经验的增多，如何永远保持年轻人的单纯、热情和朝气
3．简析林震的性格特征及其在作品中的作用。
林震是一个有理想、有朝气、富于原则性和正义感的青年党员干部。他满怀热情地踏入社会，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复杂现象，他感到困惑，并引发了他的思考和斗争。
林震在作品中还有结构上的作用。作品是以林震到组织部后的所见所闻所经历所遭遇为结构线索的；是以他为视角，通过他的眼光，
刻画了一系列官僚主义者，尤其是塑造了颇有深度的刘世吾的形象。
四、林震的性格特点及其作品作用1、特征有理想、有朝气、富有原则性和正义感的青年
2、作用①具有重要的性格意义
②具有结构上的作用A、以林震在组织部的所见所闻为线索（结构线索）B、以林震为视角，刻画系列官僚主义者形象4．分析《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塑造人物的对比手法
小说塑造人物运用对比手法，在人物间形成多种对比。对比突出了各人的性格特征，显示了丰富多样的性格，加深和扩大了作品的主题意蕴。林震和刘世吾构成性格对比。林震、赵慧文、刘世吾构成连锁对比。刘世吾和韩常新、李宗秦及王清泉也构成对比。5．简析《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叙述结构特征
叙述结构特点是：（1）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林震的角度，通过他的眼光，他到组织部后的经历，描写了组织部的情况与问题，塑造了刘世吾等官僚主义者的形象。因此，林震这一个物，既有思想、性格上的意义，也有结构上的作用。（2）小说以组织部处理麻袋厂党支部的问题为中心情节展开叙述，线索单纯而清晰，结构严谨。
王蒙小说的文体变革
1、王蒙对当代文坛的贡献深刻的思想家，艺术创造的开路先锋。具体体现在对历史的反思，对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对既往历史的怀疑和质疑，将历史叙事和个人内省结合，使之获得思想深刻，手法多样的盛誉。
王蒙经历了“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人生大起大落，复出后推出《夜的眼》《春之声》《蝴蝶》《布礼》《海的梦》《风筝飘带》，被人们称之为“集束手榴弹”，他借鉴西方意识流手法，结合中国国情，在文体变革上引人瞩目。
2、意识流小说的界定。意识流本是心理学词语。“自20年代始，意识流就成了文学的一种模式。”（阿伯拉姆斯）许多现代批评家更倾向于把意识流视为一种表现手法、技巧，而非对内心活动的真实再现。如此，我们可以认为：意识流依照人物内心活动来推进小说，打破自然顺序，不受时空限制，而是人物的意识流动，回忆、梦幻、感受、情绪、心理独白等组合作品，具有节奏快，跳跃性大等特点。
3、以《春之声》剖析王蒙小说的创新。
（1）内向化的表现手法：岳之峰，工程物理学家，刚从国外回来，接到摘掉地主帽子的父亲的信，在回家途中二小时零四十七分闷罐子车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国外的差距感，回家的轻松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交织。
（2）放射性的心理结构：过去和现在；外国和中国；城市和乡村呈放射性线条，尽情联想，互相切入。
创新：打散小说传统的情节结构、时空秩序；专注心理、情绪、意识联想似的叙述；扩大小说的容量和语言的张力；追求幽默、豁达、夸张、机智的叙述效果。
4、反思政治风云变幻、人生际遇无常的《蝴蝶》
5、文化心理批判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倪吾成的形象；静珍静宜形象；
红旗谱
作者：梁斌，原名梁维周，著有长篇小说《红旗谱》及诗书的第二部《播火记》、第三部《烽烟图》等。
1．分析《红旗谱》是怎样描写三代农民不同斗争道路及其命运的
通过三代农民的不同斗争道路及其命运的历史性变迁，力图深刻地勾勒出中国农民在民主革命中寻找解放道路的曲折历程。朱老巩单枪匹马，赤膊上阵，与恶霸地主斗争，结果家破人亡；朱老明三告冯老兰，以倾家荡产而告终；朱老忠、严志和则是新旧交替时代的革命农民代表，他们从父兄辈的惨痛失败中吸取教训，在斗争中找到了共产党，终于走上了正确的斗争道路；运涛、江涛、大贵等青年农民是在共产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革命者的代表，他们在斗争中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
2．分析朱老忠形象及其意义
朱老忠是一个具有民族性、时代性、革命性的新农民英雄的艺术典型。他急公好义、有胆有识、坚忍不拔，在他身上，体现了深广的历史内容。
朱老忠形象概括了深广的历史内容，小说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人物关系中，通过各种境遇多侧面地全面刻画，人物形象十分丰满，栩栩如生。朱老忠形象塑造是小说对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
三、朱老忠的形象意义1、民族性①具历代农民英雄的传统品格
②爱憎分明、对恶霸地主怀着深仇大恨
2、时代性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农民英雄的时代特征
②横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
3、革命性①坚韧不拔的和封建势力斗争
②找到党后，革命性提高到无产阶级思想高度
4、形象意义①深刻勾勒出中国农民在革命斗争中寻找解放道路的曲折历程
②指明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农民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
③形象塑造是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
3．《红旗谱》的民族风格
《红旗谱》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首先，其故事内容、人物风貌、生活风习乃至于风光景物，都洋溢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其次，它成功地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手法，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第一，小说的故事性很强，开头部分便相当富有戏剧性，此后尖锐紧张的矛盾冲突此起彼伏。第二，作品在刻画人物性格的时候，每每着重于他们的行动和对话，常把他们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以大幅度外部动作来揭示其内心波澜；第三，在章法结构上，作者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可分可合，疏密相间，分卷分章，似断实连的表现形式。第四、在语言运用上，以冀中农村生动的口语为基础，又继承了古典文学语言的优秀传统，使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叙述语言简短，明快而传神。
百合花
作者：茹志鹃，著有短篇小说集《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草原上的小路》等。
1．简析《百合花》的主题
《百合花》表现了军民团结、生死与共的深刻主题。这一主题是通过描写和讴歌子弟兵对人民的忠诚和人民对子弟兵的敬爱来表现的。军民生死与共的主题由此得到深切表现。
2．分析《百合花》中小通讯员和新媳妇形象
小通讯员是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他最主要的性格特征是对人民的忠诚。他关心群众利益，注意群众影响。他朴实、机灵、爱美，并且有着十八九岁男孩子对妇女的腼腆、羞怯神态和心理。新媳妇是普通的农村妇女，她主要的特点是热爱子弟兵。军民生死与共的深刻主题正是通过这两个人物形象而表现的。
二、小通讯员和新媳妇的形象1、小通讯员（年轻的解放军战士，朴实、机灵、爱美、对妇女腼腆）①对人民忠诚→救担架员民工牺牲生命
②关心群众利益、注意群众影响→借被子知是嫁妆要送回
③关心同志→给“我”馒头开饭
2、新媳妇是普通农村妇女，热爱子弟兵
3．简析《百合花》在选材角度和刻画侧重上的特色及其作用
《百合花》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广阔背景下，选择了前沿包扎所里小通讯员和新媳妇这两个平凡的人物作精心的描绘，从一个侧面，热情地讴歌了子弟兵对人民的忠诚和人民对子弟兵的敬爱，表现了军民团结，生死与共的深刻主题，在选材的角度和刻画的侧重上，都是独具特色的。
4．简析《百合花》运用对比、衬托来刻画人物性格的艺术特色。
作品用对比和衬托的方法，通过对百合花被子、野菊花、馒头、破洞等一系列细节描绘，细腻地刻画了人物性格，展现了人物丰富的感情世界和纯朴优美的心灵。作品语言清新自然，具有浓厚的抒情诗的意味。
5．简析《百合花》中百合花被子在表现主题、人物塑造和情节结构上的作用。
百合花被子是连接军民的重要纽带。深刻表现了军民团结、生死与共的主题。百合花被子在刻画人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刻画了新媳妇对子弟兵的无比崇敬的心灵，也烘托了小通讯员的动人形象。百合花被子在作品的情节结构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从借被子到献出被子，构成作品的基本情节。在结构上则前后呼应，卒章显志，使作品结构严谨。
6．简析《百合花》的结构特点
全篇结构严密，层次清晰，前后呼应。围绕借被子事件，将先后出现的通讯员和新媳妇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作了生动的刻画。最后通过对新媳妇的集中描写，有力地烘托了通讯员的动人形象。作品巧妙地以“我”贯穿全篇，使情节的发展连贯自然。
第三节高晓声对农民命运的反思
1、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的深入与自然延伸，对极左理性的批判。此时的文学从单一的政治视角转向历史、文化和人的心理反省。它在伤痕文学的基础上有两大突破：
（1）将时间从文革向前推移，四清、大跃进甚至到建国之初，对左的思想进行全面清算，涉及党政干群，工农学商方方面面。
（2）将笔触深入人的内心世界乃至集体无意识。王蒙、刘心武、高晓声、李国文、张贤亮等作家都有力作，中篇小说尤为出色。其它文体亦有佳作。
2、高晓声的创作命意。
（1）启发农民“自我认识”“自我努力”
（2）让人们了解农民，看到农民思想和习性对各阶层的影响。
代表作：《“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
《“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从人生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吃、住来反思农民命运。从《陈奂生上城》到《陈奂生出国》历史地反映中国农民在解决了吃、住问题之后生活命运的发展变化。农民命运与中国社会历史命运紧密相连，其反思有相当的力度，批判性达到一定的深度。
3、《陈奂生上城》陈奂生形象——带着因袭重负走向新生活的小生产者；陈奂生性格——善良与软弱，淳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诚实与轻信，讲究实际与狭隘自私并存。作者以陈奂生进城卖油绳，买帽子为线索，在偶然住进招待所后展示其心理的“文化矛盾”：面对高级房间的诚惶诚恐；拿出五元钱的窘迫“肉痛”；继而出现报复心理，用枕巾檫脸，连坐三次沙发“坐瘪了不关我的事”“即使房间弄成了猪圈，也不值”；最后在自慰中得到满足，“这等于出了晦气钱——臂如买药吃掉！”“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元钱花得值透”。
一、陈涣生的形象意义1、形象①是“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中年农民形象
②70年代末一个经历长期贫困、刚开始摆脱这种生活的老实农民的独有形象
③勤劳淳厚品性、善于自譬自解、自我陶醉的精神状态
2、形象意义①从其经历和思绪中→可见解放后的农民生活史和新时期党的农村政策给农民生活和思想带来重大变化
②具有继承鲁迅传统暴露和改造国民性弱点的意义（阿Q精神的自譬自解、自我陶醉”
③引发思考→封建遗留的社会现实面→攀权是一种社会病态心理，启发深思
2．分析《陈奂生上城》的心理刻画对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
小说对陈奂生形象的塑造，主要运用了心理描写的手法。通过他一次上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小小经历的描叙，以惊人的深刻性，写出了一个平凡的农民的复杂微妙的心灵历程，刻画了他的愉悦、痛心和自豪的情绪变化，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他勤劳淳厚的品性和善于自譬自解、自我陶醉的精神状态。
3．简析《陈奂生上城》寓庄于谐、寓绚丽于朴素的风格特色
作品风格淳朴，富于幽默感。行文好像不动声色而情深意浓，描绘似乎不甚经意而美丑自见。整篇小说，藏庄严于诙谐之内，寓绚丽于素朴之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哦，香雪
作者：铁凝，女，著有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长篇小说《玫瑰门》等。
1．简析《哦，香雪》的主题
《哦，香雪》以北方小山村台儿沟为背景，通过对香雪等一群乡村少女的心理活动的生动描摹，叙写了每天只停留一分钟的火车给一向宁静的山村生活带来的波澜。
2．分析香雪的性格心理
香雪是台儿沟小山村十七岁的女孩子，台儿沟唯一的初中生。她纯真无邪，淳朴善良，坚毅执著，渴求科学文化，渴望摆脱贫困，对新生活有着炽热的向往和追求。
3．简析《哦，香雪》善于诗化生活场景和自然景物，创造空灵蕴藏的艺术境界的风格特色
诗化生活场景和自然景物，主要是在小说后半部分：香雪从西山口步行三十里回台儿沟。小说以香雪的心理起伏为线索，诗化了香雪沿山间铁路轨道回台儿沟的生活场景和自然景物。
4．分析《哦，香雪》的精巧构思
小说的艺术构思精巧，极力在“一分钟”里开掘，写“一分钟”给宁静的山村带来的波澜，重点写了香雪的一段小小的历险经历，细致入微地描写了香雪对新生活的纯真、炽热的向往和追求。
棋王
作者：阿城，原名钟阿城，著有中篇小说《棋王》、《孩子王》、《树王》
1．分析王一生的形象及意义
《棋王》是讲一个擅长下象棋的知识青年的故事。作者写棋呆子王一生的呆，写由这呆所体现的一种特别的处世之道。王一生出身清贫，又受到一位老者的指点，知道衣食是本。但对物质生活不奢求，不囿于其中，养成一种崇尚实际、淡泊无争的性情。在精神生活方面，耽迷象棋，“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他还从棋道当中悟出了为人之道，即所谓“生不可太胜”；又进一步司到：“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
一、主题及王一生的形象意义1、通过对棋呆子王一生的描述
2、表现①王一生刻苦钻研棋艺的精神和正直的人品，高尚的棋品
②王一生特别的处事之道和淡泊无争的性情
③人还是要有点东西，才叫活着的人生思想
2．简析《棋王》的主题思想
小说通过棋呆子王一生的故事的描述，表现和肯定了王一生刻苦执著钻研棋艺的精神和他正直的人品、高尚的棋品，表现了王一生的特别的处世之道和淡泊无争的性情，表现和肯定了“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以及“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的人生思想。这就是说作品的主题思想。
3．简析《棋王》语言文字的生动传神对表达主题、刻画人物性格的作用
文字的新颖是这篇小说的另一个明显特色。许多形容词和动词都用得颇为奇特，初读似乎很怪，仔细回味却非常生动而传神。文
字上力破俗套，讲究简洁有力，在这一方面，《棋王》的成就是相当出色的。
社稷坛抒情
作者：秦牧，原名林觉夫，著有散文集《花城》、《潮汐和船》、《长河浪花集》和文字随笔《艺海拾贝》等。
1．简析本篇的抒情内涵
本篇以高昂的格调与奇特而丰富的相象力，淋漓尽致地表达作者对民族历史的沉思与赞叹。文章围绕着“社稷坛”这个古代帝王祭祀社神（土地）稷神（五谷）的特殊场所，生发悠远的联想，思结千古，浮想联翩，上溯遥远的往古，从“五行”观念的萌生过程，寻找到人们对孕育万物的土地的膜拜感情，并通过对组成社稷坛的五色土象征意义的阐发，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和平统一、繁荣昌盛的未来的由衷祝愿。
2．分析本篇在结构方式上的“形散而神不散”的特征
秦牧的散文一贯具有文思活泼、联想丰富的特征，《社稷坛抒情》也不例外。本文在行文结构上既放得开，也收得拢，达到了驰骋自如的境界。
3．简析本篇重知识、重趣味、议论与抒情相结合的文体风格
秦牧重知识，重趣味，喜欢旁征博引，涉古论今，将议论与抒怀融为一体。这篇散文也离不开这个特点，作者从社稷坛、五色土讲到古代五行观念的形成与演变，又比较了古代印度与古代希腊关于世界万物起源的哲学思想，富有浓厚的学术气。
(一)社稷坛抒情(秦牧)
一、(抒情内涵)主题思想1、围绕社稷坛的特殊场所生发联想
2、通过对五色土象征意义的阐发
3、表达作者对民族历史的沉思与赞叹和最祖国和平统一、繁荣昌盛未来的祝愿
二、形散神不散的结构特征（秦牧散文特征：文思活泼，联想丰富）1、结构似松散、行文流水，仿佛各种意象漫不经心的随意组合，但中心突出，主题明确①起始：描述社稷坛景象
②中间：对照其他名胜，突出特点，展开想象
③最后：多少万年的劳动经验和生活积累起来，才有今天的人类文明，这一中心
2、内在结构①显示了较为清晰的观念框架
②论证的逻辑线索
三、重知识、重趣味，议论与抒情相结合的问题风格1、知识性（学术气息）①从社稷坛、五色土→古代五行观念
②比较了古印度、古希腊世界万物起源的哲学思想
2、趣味性与知识性紧密联系（五行观念）
3、运用杂文和随笔的写法调合到抒情散文中，夹叙夹议加强谈天说地的趣味性；涉古论今投入感情，以丰富的知识，给人思想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听听那冷雨
作者：余光中，著有诗集《白玉苦瓜》，散文集《左手的缪司》《听听那冷雨》等三十余部作品。
1．简析《听听那冷雨》的主题意蕴
作者通过对台湾春寒料峭中漫长雨季的细腻感受的描写，真切地勾画出一个在冷雨中孑然独行的白发游子的形象，委婉地传达出一个漂泊他乡者浓重的孤独和思乡之情，表现了一个远离故土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情依恋和赞美。
2．简析本文运用多种感觉方式展开想象，将多种意象会聚于统一意境的结构特点
作者调动了听、视、嗅等多种感觉方式，将少年生活的回忆、古诗画的意境和现实观感等会聚在一起，编织成一曲情感委婉浓郁、意境深广幽远、旋律节奏优美的文字乐章。
3．举例分析本文采用的比喻、对照、联想、烘托等表现手法及作用。
作者在本文采用了多种表现手法，来渲染和强化对大陆故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念之情。首先，作者将叙述、描写、议论和抒情紧密结合，穿插运用。其次，作者采用了大量的比喻、对照、联想、烘托等表现手法。
4．简析本篇的语言特点
本文的艺术上的特色，很大程度上都是借助于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的语言加以表达的。本文语言凝练华丽，文字典雅而富于弹性，巧妙地熔古典语汇与白话于一炉，善于通过汉语的象形和音韵特征来渲染情感，把握徐疾交错的节奏。
拣麦穗
作者：张洁，著有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短篇小说集〈爱，是不能忘记的〉和〈张洁小说剧本选〉等。
1．分析本篇中两个拣麦穗的故事所表达的情感意蕴
《拣麦穗》是一篇非常精致的散文。作者显然很注意叙述文体的纯静，无论用词还是断句，都尽力要显得舒缓从容，仿佛是有意要造成一种不慌不忙，娓娓道来的气氛。这篇作品在情感上也很真挚，开头部分对于农村姑娘拣麦穗这件事本身的怅叹也好，接下来对那位卖灶糖的老汉疼爱“我”的那些细节的描写也好，更不用说对那颗高挂在树梢头的小火柿子的着力描画，都使人感到那样亲
切和自然。
2．简析文章中“树梢上的那个孤零零的小火柿子”的象征意味
本文后半部分出现的“树梢上的那个孤零零的小火柿子”的意象，在全文中占有中心地位，它凝集着作者在全文表达中的所有情感，也是最容易拨动读者的情感心弦的一个意象。
3．简析本文叙述从容、意境优美、寓意含蓄的艺术特点。
本篇以回忆的视角展开叙写，时间和空间目的地距离使作者获得了一种从容的叙述心态。作者显然很注意叙述文件的纯静，无论用词还是断句，都尽力要显得舒缓从容，仿佛是要有意造成一种不慌不忙、娓娓道来的气氛。文章还注意营造优美的意境，在意境的烘托中突出中心意象，从而强化情感的抒发力度。这篇散文精致之处更主要还是体现在寓意的含蓄上。正是这种含而不露的哀愁赋予了整篇散文一种内在的和谐；也正是这哀愁加强了作品那从容舒缓的叙述文体的抒情意味，使它能在不知不觉中拨动了读者灵魂深处的心弦。
下放记别
作者：杨绛，女著有散文集〈干校六记〉，长篇小说〈洗澡〉等。
本篇为记事散文。
1．理解并简析作者对个人遭遇和历史悲剧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独特人生态度。
在杨绛的〈下放记别〉一文中，虽也有对夫妻离情、母女别意、女婿之死等情节的叙述，也有忧愁、焦虑和悲痛之情的流露，却并没有通常所见的那种激愤的控拆和狂躁的宣泄，而是以平淡含蓄的语言，以平常心和普通人的情感，揭示社会悲剧和个人悲剧的关系。在席卷而来的历史风暴中，知识分子失去了往日的优雅与自尊，生活残酷地让他们从事最不擅长的体力劳动，以加剧他们的自卑，从而在生理上和灵魂上打垮他们。作者观察和表现纤细入微，哀而在于不伤，怨而不怒，淡远平和中不乏幽默和调侃，传达出淡泊、宁静、乐观的生活态度，并显示了一种身处历史漩涡中心之外的冷静和清醒。作品语言朴素，言近旨远，意味深长。
2．举例分析本文是怎样以朴素含蓄的语言，揭示社会悲剧和个人悲剧的关系，并传达出作者淡泊、宁静、乐观、清醒的人生态度的。
本文语言朴素含蓄，流露出一种抑制怀古后的平静和乐观，而将痛苦、酸涩尽量控制在这一叙述语调之中。这样的叙述态度和叙述方法，显示了一种身处历史漩涡中心之外的冷静和清醒，真实地揭示了个人悲剧的普遍性、社会悲剧的深重性，以及两者间的关系。在“文革”的时代大悲剧中，虽然不乏清醒的批判者、思考者，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经过屡次政治运动，都惶然地面对现实，无暇作超越性的思考，对社会的批判更在少数。
3．分析本文如何围绕一个“别”字，从容展开记事的
本篇以平静的语调，讲叙了在他们夫妇下放去“干校”的前后，作者个人及身边发生的故事：下放前的不安等待、为丈夫准备行装、送别丈夫、女儿为自己送行、在“干校”与丈夫的会面等生活场景。既是流水般的依次讲述，又始终围绕着一个“别”字从容展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到处都是悲剧性的事件发生。
秦腔
作者：贾平凹，原名贾平娃。著有长篇小说《商州》、《浮躁》、散文集《山地笔记》、《月迹》、《爱的踪迹》等。
1．简析本文的主题意蕴
《秦腔》通过对秦人自导、自演、自观、自评秦腔的痴醉迷狂的传统风俗的描述，生动地展现了八百里秦川人潜藏于意识深层的刚烈、粗放、忍耐的民族气质和精神上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作者以平静从容的笔调，呈现出一个充满生气与活力的、完整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一个单纯清澈而又丰厚的充实的世界。
2．分析《秦腔》的艺术特点；散文叙述的外视点、平静崇高的语调和史诗意味。
作者在散文的叙述视点上，一反传统散文旨在表达作者情思，将外在景物主要作为个体情感投射对象的内视结构，而是以阔大的视野，在一定的审美距离下表现客观外在世界，表现富于文化积淀的民族生存状态。作品语调平静、崇高、富于深沉的历史感和史诗般的韵味。
慕尼黑
作者：艾青，原名蒋海澄，作品有诗集《大堰河》、《北方》、《归来的歌》，长诗《向太阳》、《火把》等。
1．简答本篇的主题意蕴
这首诗以1938年秋纳粹德国首领希特勒与英、法、意三国首脑在德国慕尼黑签订慕尼黑协定，强行侵占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一事为历史背景，以生动形象的拟人化手法，概括描述了这一段沉痛的人类历史，并告诫人们不要忘记与战争狂人“鬼混”、出卖邻居，引发起欧洲战争大火的惨痛的历史教训，体现了作者对世界和平、自由和正义的向往和肯定。
2．简析拟人化手法对表达主题的作用
藉机智的拟人化手法，从一个虚拟的啤酒店主妇身上写出一段触目惊心的历史，又藉同样是机智的朴实叙述，将历史和现实捏合起来，是这首诗构思上值得称道之处。它不仅取得了以简驭繁的艺术效果，而且使这首带有浓烈政治色彩的诗作别具一种风神灵活的气韵，一种隽永会心的情味。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作者：梁小斌，著有诗集《少女军鼓队》等，代表诗作有《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
1．简析本篇的主题意蕴。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以“寻找”和“思考”在中国丢失了的“钥匙”这样一组象征性的系列意象，艺术地概括了“文革”期间青年一代的处境和心态，他们有过迷惘和失落，但并不失却信念，在历经劫难后学会了追求和思考。当年轻人厌倦了十年动乱并想离它归家时，却发现钥匙已经在“沿着红色的大街疯狂地奔跑”时丢失了。他走不进门去，也打不开抽屉，儿时的画册和夹在书页里的三叶草也都无法找到。他为些感到悲哀，但又不仅仅是哀叹，而是发出了顽强寻找“钥匙”的宣言。
2．简析诗中“钥匙”意象的象征意义
作为全诗核心意象的“钥匙”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对抒情主人公来说，打开家门抽屉和书橱，都需要钥匙；而家、抽屉里的画片、书籍与书页里的三叶草等又组成了一个象征系列。从疯狂的政治喧嚣中返回亲情温馨的家里，需要打开家门的钥匙；使创伤的心灵通过“画片”和“三叶草”回到纯真的童年，需要打开抽屉的钥匙；打开书橱，寻找书籍所开拓象征的知识、爱情和信仰的新世界同样需要钥匙，但不知丢失在何处的钥匙该已被风雨锈蚀了，在对青春期心灵足迹的痛苦反思中，抒情主人公认真而执着地寻找着。3．简析本篇所采用的艺术手法
象征化手法的运用，不仅使作品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避开了越露的政治性评述，而且也大大增强了诗意的涵盖面；相当沉痛的心理体验由诗人以纯真、浅显的孩童口气道出，又使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魅力。
青春之歌（节选）
作者：杨沫，原名杨成业，又名杨君默，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东方欲晓》等
1．简析《青春之歌》的主题意蕴
（1）揭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正确道路。（2）热烈歌颂了革命的青春。（3）小说还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各阶层面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荒淫无耻，高级知识分子的爱国义愤，农民的苦难和反抗，叛徒的可鄙可恶，共产党人为民族事业而英勇战斗等等，从而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和时代精神。
2．分析林道静形象。
林道静是《青春之歌》的女主人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知识青年的形象，她所走的道路，是从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追求个性解放，到参加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在斗争中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道路。
3．分析小说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段和表现手法
在艺术上，小说主线清楚，语言流畅，笔调热情，特别在人物塑造上，有较高的成就。表现手法：（1）通过不同人物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反映来刻画人物。（2）通过富有个性特征的细节来深入细微地揭示人物的心理和性格。（3）心理描写细腻（4）善于有层次地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
地
作者：海子，原名查海生，诗作收于《海子诗全编》一书。
1．简析本诗的主题意蕴
诗从开阔的麦地起始，月光下的麦地迷人而庄严，披月种麦的“父亲”犹如一尊圣像，表达的是对于农事劳作的一种恒久的激动与欢欣。看麦时家乡的“风”“云”都收翅“睡在我的双肩”，是“我”与家乡山川风云的交融，也是劳作中的一种奇妙感受。麦浪是摆在田野上的“天堂的桌子”，暗含对粮食与劳作的感恩情怀，进一步表达了“我”内心那份激动与欢欣。“我们是麦地的心上人/收麦这天我和仇人/握手言和”一节，是对于劳作的正面颂赞，正是共同的劳动与此中甘苦的共尝使人群由疏离而趋近，由冷漠而亲和，由此表现了劳作的深远意义及其对人类命运的关系，题旨也由此获得提升。诗的最后两节空间扩大了，展开了遥想式的抒写，场景由中国腹地黄河向尼罗河、巴比伦扩展，表现出四海一家，都依赖劳作为生；不论穷人富人，不管是现代大都会纽约还是古老的圣城耶路撒冷，也因离不开养人性命的粮食而缩短了距离。在这里，充溢于诗人心灵的是对于粮食、劳作及与其相连的生命的素朴而强烈的感激之情。
2．简析本诗中“麦地”、“麦子”和“月亮”等意象所蕴含的意义。
本诗中的“麦子”既是一种写实，同时也是一种象征，作为一种最常见的粮食，它象征着生命的本源，它与“月亮”一样，对全人类都有着普遍意义，诗中月光下“我”与“穷人”和“富人”相聚的想象性场景，使“月亮”和“麦子”、“麦地”的意象蕴含一种神圣的意味，它们都具有人类和平美好理想的象征意蕴。作品以“身上像流动金子”来描述月夜种麦的父亲，以摆放田野上的“天堂的桌子”来摹写成片的麦浪，都有造像简洁而鲜活的特点。而“父亲”、“麦浪”在这里又都是人类家园的象征，在表象在背后涵蕴着某种宗教式的虔敬情怀，易于激发读者进一步的联想和思索。
茶馆
作者：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早年著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50年代后又创作了话剧《茶馆》、《龙须沟》和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等。
1．分析《茶馆》“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思想
全剧三幕戏，分别描写了三个时代。第一幕以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为背景；第二幕以袁世凯死后的军阀混战为背景；第三幕则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加紧黑暗统治为背景；通过裕泰茶馆这个“窗口”，截取一系列生活横断面，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从侧面反映了近50年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展现出一幅幅社会历史风俗画，深刻揭露了三个时代的黑暗腐朽，从而达到了作者“葬送三个时代“的艺术目的。
2．简析《茶馆》的结构形式
《茶馆》全剧没有统一连贯的故事情节，而是采取了独特的人像展览式的戏剧结构，将众多的人物速写组成几十幅时代剪影，形成一个戏剧片断，经过作者的巧妙编织，既展现了多种多样的戏剧冲突，又塑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还广泛地反映了时代环境和社会心理。
3．分析王利发的形象及其对表现全剧主题的意义。
在《茶馆》的众多人物中，裕泰茶馆的掌柜王利发是贯穿全剧的中心人物。为人精明、干练、勤俭、善于经营的小商人，最后也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茶馆终于被霸占，自己则在绝望悲愤中上吊自杀。王利发及其茶馆在全剧中还具有结构功能，是全剧的核心人物、核心场景，起到辐射、领起其他人物和社会时代背景的结构作用。
4．举例分析《茶馆》的语言风格，并说明人物对话的人性化特征
作品语言简洁犀利明快，含蓄风趣生动，极富个性色彩；同时有浓厚的北京地方特色。《茶馆》人物众多，但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这得力于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每个人物的语言都透露出他的身份，表现出他的性格特点；同时具有浓厚的北京地方特色，“京味儿”很足，是在北京口语基础上提炼的文学语言。
锻炼锻炼
作者：赵树理，早年著有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等，50年代后著有短篇小说《登记》、《“锻炼锻炼”》和长篇小说《三里湾》等。1．简答《“锻炼锻炼”》的时代背景
时代背景有二。一是作品故事的时代背景：1957年秋的农村“整风运动”。背景之二是作品写作年代：1958年7月，这正是“大跃进”时候。
2．简析“小腿疼”和“吃不饱”的性格形象和作者的态度。
“小腿疼”和“吃不饱”的形象正是当时农民缺吃少穿和劳动积极性下降的反映，作者在批评她们的自私、懒惰习气的同时，对她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处境也抱有曲折的同情，对杨小四等干部的工作作风和“不把人当人”的态度予以质疑和针砭，这是小说的潜在主题，也是作者现实主义精神的可贵体现。
3．分析《“锻炼锻炼”》在情节结构、人物刻画和语言等方面的艺术特点。
（1）情节结构方面：情节完整，有头有尾，线索单纯。（2）叙事写人都用白描，以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性格。（3）语言口语化，通俗易懂，平易朴实，生动风趣。
陶渊明写挽歌
作者：陈翔鹤，早年为著名文学团体“浅草社”和“沉钟社”的成员，60年代著有短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两篇，1．简析《陶渊明写挽歌》的主题意蕴
表现和肯定陶渊明对生死问题平静坦然和对世事清醒超越的认识态度，刻画和赞赏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旷达宁远、清贫自守的性格。
2．简析《陶渊明写挽歌》中陶渊明的性格心理
作品描写了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东林寺访友、田间漫步、席间闲谈、榻上凝思等几个晚年日常生活场景，东林寺内的法事场景重勾起了他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他想将烂熟于心的三首《挽歌》和一篇《自祭文》写出，由于心绪怅惘而终于未能如愿。小说表现了陶渊明对生死问题平静坦然和对世事清醒超越的态度。
3．简析《陶渊明写挽歌》的艺术特色
作者善于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绘，来再现历史人物的生活场景细腻真切地呈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在语言上，作者能将古典诗词、佛教用语自然地引用到现代汉语的叙述之中，叙述语言质朴平易，人物语言也能生动地现其性格特征。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作者：张贤亮，著有小说集〈灵与肉〉、〈肖尔布拉克〉、〈感情的历程〉
1．简析〈刑老汉和狗的故事〉的主题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以“文革”极左政治路线所造成的农村凋敝为社会背景，塑造了朴讷勤劳的农民邢老汉的形象，通过对邢老汉命运遭遇的描写，展现了极左路线肆虐下，中国农民物质生活极度端贫困、精神生活极其惨痛的景况，批判的锋芒直指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极左路线。邢老汉善良、诚实、质朴、勤劳，他是农业生产上行行都通的多面手，但他对生活所求甚少。
2．从取材和艺术手法两个方面，分析〈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是如何体现主题的。
（1）在叙述邢老汉悲剧命运时，在选材上截取他一生中的几个片段：晚年的婚姻悲剧和黄狗之死。（2）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把邢老汉的精神痛苦和孤寂写到令人颤栗的地步，给人很大的情感冲激。（3）平缓的叙述中间加以简洁的议论，笔墨沉郁、凝重，具有
浓厚的悲剧色彩。
受戒
作者：汪曾祺。著有短篇小说〈大淖记事〉及随笔集〈榆树村杂记〉，本篇是一篇散文化诗意化的小说
1．简析〈受戒〉的主题意蕴
通过一个世俗化的佛门故事，描写了普通人的人生欢乐，表达了对淳朴的民间日常生活的肯定与赞美，同时也含蓄地表现出对清规戒律的否定的批判。
2．简析〈受戒〉的风格特色。
在文体风格上追求小说与散文、诗歌的融合，淡化情节和人物性格心理，将散文笔调和诗歌的意境营造手法引入小说创作，以纯朴淡雅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原始浑朴的南方水乡生活的诗意化图景，形成了一种清新独特的田园抒情风格。
3．简析〈受戒〉是怎样以平淡含蓄的方式表现主题的。
这种平淡的方式，也是一种含蓄的方式。佛门世俗化，和尚也像俗人一样地生活，和尚也只是人的一种职业，和尚也有七情六欲，会有爱情的追求。作者以平淡含蓄的方式叙述和尚们的这些故事，叙述明子和小英子的爱情。叙述和尚们作为普通人的人生欢乐，这就含蓄地表达了对原始淳朴的民间日常生活的肯定和赞美，含蓄地表现出对清规戒律的否定和批判。
春天作者：张承志，著有长篇小说〈金牧场〉、〈心灵史〉、中篇小说〈黑骏马〉和〈北方的河〉等。本篇是诗意化的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
作者：莫言，原名管谟业，著有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系列小说〈红高粱家族〉等。
1．简答〈透明的红萝卜〉是怎样通过人物表现主题的
〈透明的红萝卜〉反映的是“文革”动乱年代里的一段农村生活。作品对那个时代予以否定、批判，对在那个时代中苦难生存的黑孩以及菊子、小石匠、老铁匠、小铁匠等寄予同情。这就是小说的主题。小说主要是通过黑孩形象表现主题怕，也通过其他人物。2．简析〈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的形象和意义。
黑孩自小便失去了家庭温暖，苦难的生活、非人的劳动，使他失去了正常人的智力状态和感觉方式，在对苦难的长期承受中，他养成了一种默默忍受的习惯。一方面，他的感觉迟钝麻木。另一方面，黑孩形象又具有童话般的超现实的象征色彩。小说正是通过黑孩形象，借助黑孩奇异的感觉，写出了艰难时世中现实生活的压抑在其心灵中的折射，同时又幻化出一个明丽优美的童话世界，在现实与想象世界的强烈反差里，表达了对那个时代的否定与批判，表达了对在苦难中生存的黑孩及其他人物的同情。
3．简析〈透明的红萝卜〉的艺术特色。
（1）对人物感觉的独特发现和细腻描绘。（2）象征手法的运用和写实与写意的结合。
夜航船
作者：余秋雨，戏剧理论家，散文家，著有文艺论著《艺术创造工程》和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
1．简答《夜航船》的主题。
《夜航船》以南方水乡这一传统的交通工具为话题，从明代文人张岱的同名著作引起联想，描述了作者对夜航船的童年记忆和想象，展示了“夜航船文化”产生的社会环境，对中国古代士大夫文化的因循守旧、脱离民众和实际的传统予以批判。体现了作者对文化、学术的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本文意蕴深邃，语言简朴流畅，娓娓首来；结合对比、象征等手法，又将描写、抒情和议论穿插运用，是一篇相当好的抒情散文。
2．简析《夜航船》一文对“夜航船文化”的剖析
《夜航船》一文，对中国古代“夜航船文化”进行剖析，揭示出它的以下特点：（1）封闭性，（2）无创造性和主动性，因循守旧，（3）脱离实际和脱离民众。（4）缓慢性，这种“夜航船文化”，使得中国文化发展缓慢，正像这缓慢航行的夜航船。
哎，大森林——刻在烈士饮恨的洼地上
作者：公刘，原名刘仁原，著有诗集《边地短歌》、《白花与红花》、《离离原上草》和短篇小说集《国境一条街》等。
1．简答本诗的主题意蕴
在10年浩劫期间，许多人都经历过这样一种深刻的困惑：国家、人民、社会主义、共产党——这些分明应该是能够信赖的，给予希望的，生机勃发的事物，都似乎变得不可信赖，使人感到失望，甚至显出明显的病态来了。这首《哎，大森林》就正是表达了这种一种困惑的情绪，表达了诗人因这种困惑而产生的一种深切的危机感。
2．简析大森林的象征寓意
大森林是本诗的中心意象，它是诗人艺术想象的产物，而非对那片荒坡沟的写实，这一意象无疑是国家和民族的一个象征，它喧嚣不宁，它的生机和腐败，它的代谢与健忘，正使人联想起刚刚过去的那一场民族浩劫过后亟待反思和清理的历史与现实。记取历史教训，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既关乎现实，也关乎未来。
3．简析本诗所采用的象征、叠句式等手法及其对表现主题的作用。
《哎，大森林》采取象征手法来宣泄长期积郁在胸中的情感。作者赋予“大森林”意象复杂多义的蕴含，借以表达爱恨交加、忧虑与希望交错的复杂情感，这一象征意象所取得的整体象征效果使诗歌在艺术上显得比较完整统一，思想意蕴也变得复杂深邃。
陈毅市长
作者：沙叶新，著有多幕剧《假如我是真的》、《寻找男子汉》和《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等。
1．简答《陈毅市长》的主题。
《陈毅市长》的主题是：在现实生活中要恢复和发扬陈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2．简析《陈毅市长》结构方式的独特之处。
作品采用“一人多事”和“冰糖葫芦”式结构，全剧以陈毅这一主要人物来穿引各场，没有统一的中心事件，十场戏写十件彼此独立的事，分别从不同侧面来揭示陈毅的性格。
绝对信号
作者：高行健，著有话剧《绝对信号》、《车站》和论著《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等。
1．分析《绝对信号》的主题意蕴和整体象征手法。
主题意蕴有两层。第一层，就是剧本所表现的时代背景和故事内容。表现了几个年轻人在历史变革时期所产生的惶惑、苦闷和矛盾心理及其变化过程。第二层，是由于剧本在整体上是以象征手法来处理这个故事的，因而大大拓展了剧本的寓意。那一节守车车厢本身就是一个象征，犹如我们这个国家的缩影。
2．简析黑子形象的性格意义。
黑子是80年代初历史变革时期的一个迷茫青年形象。他个性倔犟，带着几分野性。又是代表着人生道路上许许多多迷茫青年的一个中心形象。他的遭遇处境、心理状态及其转变具有深广的典型意义。这一形象告诉青年，也告诉所有的人们，应该怎样做人，要明辨善恶是非，千万不能为小人小利走入歧途，一失足成千古恨。
3．简析《绝对信号》以人物心理串联时空场景的结构特点。
在表现方式上，《绝对信号》在展开人物间的外在冲突的同时，更侧重于内心冲突的表现，并以人物的心理来串联时空场景；同时吸取西方现代戏剧和中国传统戏曲的表现方法，如将写实与写意相结合，从而体现了剧作者的艺术探索精神。
草木篇
作者：流沙河，原名余勋坦。著有诗集《农村夜曲》、《告别火星》、《流沙河诗集》等。本篇是咏物言志散文诗
1．简答本篇的主题意蕴
整组诗构成了一种真诚热烈的基调，在它的衬映下，诗人那强烈的善恶之心，对于刚直人格的执意追求，都凸现得相当清晰。正是这一点，赋予了这组诗一种动人的力量。它不但是诗人对世事的坦率的描述，而且正像组诗的题记中引用的白居易诗所暗示的，更是他如何面对这世事的真诚的告白。
2．简析本篇中白杨、藤、仙人掌、梅和毒菌等物像的象征寓意。
白杨象征了孤傲不屈、不为暴掌象征正直顽强、宠辱不惊的品格；梅花则是心怀崇高的理想或纯洁的爱情，不取媚于时的脱俗高洁的品格；藤象征那种为了私利而不顾一切，寄生于他人踩着别人往上爬的人；毒菌象征那种居心叵测，用漂亮的外衣包裹自己以迷惑和毒害他人的鬼蜮行为。
第五章当代小说
一、建国初期军事文学的面貌及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发展：“十七年”的两个小说流派：“双百方针”发表后突破禁区的短篇小说创作；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孙犁、柳青、王蒙、高晓声专题论。
2、不同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品；
应用：1、“十七年”两个流派艺术主张之比较
答：“十七年”两个流派分别是以赵树理的《三里湾》为代表的“山药蛋派”（或称山西派）和以孙犁的《铁木前传》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或白洋淀派）。
赵树理被人们称为写农民的“圣手”、“铁笔”，特别是对旧思想、旧意识残留比较多的农民，写的更加生动传神，《三里湾》中也是这类人物写的比较丰满。
赵树理在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作品，在内容上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写问题。P169页、170页赵树理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作品，在内容上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写问题。早在1949年写的《也算经验》一文中就介绍过他作品的主题，往往来自工作中遇到的问题，1959年他更明确地把自己的作品称之为“问题小说”，那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1958年写的《锻炼锻炼》、1959年写的《老定额》、1960年写的《套不住的手》、1961年写的《实干家潘水幅》都是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而写的。
从对上述作品的考察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赵树理创作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敏锐地捕捉带有本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矛盾，及时地反映正在变革着的现实生活；忠于生活，敢于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反映生活；根据实际生活创作出各式多样的人物，他重视新人形象的塑造，但从不拔高他们，故显得真实可信。
赵树理有执着的美学追求和鲜明的艺术风格：在艺术表现上，他特别重视民族传统和群众的欣赏习惯；在情节结构上，十分注意故事的完整性、连贯性，从头说起，接上去说，有头有尾；在人物塑造方面，注意用人物自己的言行来揭示其性格特征；在具体
写法上，注意吸收传统的特别是评书的手法，有“讲故事人”的插叙和交代，作为行文和结构的手段，常设置类似评书中的“扣子”，造成悬念等等；在语言运用上，总是从群众的实际水平出发，高度的口语化、通俗平易、朴实精练面又窘永含蓄。
另外，读赵树理的作品，总感到其中充溢着一种诙谐幽默的喜剧色彩；通过人物自作聪明而又弄巧成拙的行为，遍过人物那大词小用、庄词谐用而造成的不协调、不和谐的气氛，遍过富有个性化的绰号，如“能不够”偏爱遍能，“常有理”却常常无理等，使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由于赵树理对农民的深刻理解和热爱，对农民身上的不足也较宽容，在对他们的落后思想、错误行为进行批判和揭露时，总是有所理解和期待，鞭挞时往往手下留情，讽刺时带着微笑，这是赵树理具有这一特色的根本原因。
赵树理的创作影响了周围一大批作家、如马烽、西戎、孙谦、束为、胡正、韩文洲及后来的成一、张石山、潘保安等，他们自觉地向超树理学习，有着相近的政治观、文艺观和创作风格，形成了我国当代文学史第一个文学流派：“山药蛋派”，或称“山西派”。
这些作家都自觉地坚持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强调作家要长期深人生活，强调文艺创作与革命工作的一致性；他们“写农民，为农民”，注重反映人民内部矛盾，较多地写“中间人物”而十分重视新人的塑造；在表现生活时忠实于自己的感受，正视现实而不是采取粉饰、美化的态度。他们有着相近似的审美趣味和美学追求，一切从群众出发，从作品的内容到形式，都力求适合群众的口味，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的鲜明特点，语言也以通俗化、口语化为准则。
由于无法摆脱的时代和历史的原因，他们的创作当然也存在着某种局限，强调创作直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注目于古代文学和民间文艺的传统而忽视对外来文艺的借鉴等，因而艺术视野不够开阔，比较封闭，不仅影响到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典型形象的创造，艺术表现力也难有较大的发展提高。
孙犁P171，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天津工作，主要作品有长篇《风云初记》、中篇《铁木前传》、短篇集《白洋淀纪事》。
1956年写的《铁木前传》，是反映建国初期农村生活的优秀作品之一。所谓“铁木”，是写铁匠和木匠的故事，“前传”，是说故事并没有完，还在发展中，有待于“下回分解”。至于大家关心的“后传”，孙犁表示：“对于热心的读者，相很可能要成为我终身的憾事了”。但《铁木前传》并不使人感到残缺，而是一部完整严谨的作品。它深刻地反映了50年代初农村中走什么道路的严重分歧。孙犁对《铁木前传》的创作动因和作品主题作过这样的介绍：“它的起因，好像是由于一种思想。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它要接触并着重表现的，是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孙犁发现了农村新旧生活的变迁和农民心理、感情、性格、命运之间既是本质的又是特殊的联系；他觉得在铁木两代人友情发展变化的故事中可以容纳农村生活旧一章的末尾、新一章的开头。这新旧生活的开头与末尾，就是土改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事实上，作品正面描写的两代人关系的变化，无不与农村中政治、经济、生产关系的变化息息相通，人物感情的变化、人与人的关系由和谐至破裂，都是在合作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作品形象地展现出像黎老东这样的农民，如不清除陈旧的思想意识和摆脱传统习惯势力的话，不仅会抛弃患难之交、而且必将会与整个社会产生矛盾。当然，作品也从他与傅老刚的关系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所发生的“意想不到的变化”中，含蕴着孙犁对人生友情的深沉思考。
《铁木前传》不是现成的公式、概念、口号的产物，孙犁重视形象的“生活性和真实性”，作品中那鲜活的艺术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老刚重友谊而明大义的品格令人敬佩；九儿那单纯而丰富、明净而郁结的心灵惹人钦慕、怜爱；那个虽聪明能干而专好玩乐的六儿则让人惋惜。而黎老东和小满儿，更给人无穷的回味：黎老东变得面目全非了，他只顾自己发家而不顾其他，但这又并非秉性贪梦，而是为了攒下家业，遗爱子孙；与博老刚的友谊，一方面是“这样的交情，断绝了也好”，而当他回忆往事时，心里承受的是沉甸甸的痛苦和惭愧，这是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的真实人生的写照，而不是某种概念的传声简。至于小满儿更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她年轻、漂亮、能干，充满着热情和幻想，渴望别人的理解，期待着新的生活；但又游手好闲、行为放荡，由于得不到别人真正的理解、坎坷的生活经历和心灵留下的创伤，使她的才能和追求向着消极的方向发展，常常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50年代塑造出的性格较为复杂多彩的艺术形象之一。
《铁木前传》保持了孙犁创作的一贯特色：不是依照社会运动的进程来安排情节，不是直接详尽地描述社会发展变迁史，而是着重于写人物的命运和思想的变化，从人物的性格发展中显示出时代发展的步伐；在塑造人物时注意选择充满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的生动细节并且把人物放到一幅幅富有诗情的风俗画中来刻画，极富生活情趣；孙犁自认“我所走的文学道路，是现实主义的，但他在描叙生活事件再现现实的同时，常常分出相当的笔墨来抒发感情，追求诗和散文的意境，创造出特定的抒情氛围，加上他倾心礼赞”其美善的极致“，因而又不乏浪漫的情调和色彩，兼具写实和写意的审美特征。另外，《铁木前传》比之孙犁过去的作品来，似带有更多的对哲理、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从而使作品显得更为含蓄、凝重和精炼。正是孙犁这种追求美的、充满诗意的、透露出清新秀雅艺术氛围的、有着散文式舒卷流畅的结构和叙述方式的独特风格，影响了我国当代的一批作家，特别是50年代前期走上文坛的京、津、冀地区的作家，如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冉浪舟等。他们推崇孙犁、师承孙犁，而且也都得到孙犁切实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于是形成了一个以孙犁为核心的被称之为”荷花淀派“（或称”白洋淀派“）的作家群体。
这个以孙犁为楷模的创作群体，在50年代，以青年人的单纯和热情，向文坛送上了《青枝绿叶》、《运河的桨声》、《瓜棚记》（刘绍棠），《七月雨》、《鸡鸭委员》（从维熙），《鸭子》、《作画》（韩映山），《花花轿子房》、《引力》（房树民）等作品，他们大多描绘冀中人民的生活变迁、民倩风俗和英勇斗争，描绘白洋淀、北运河、冀中平原优美的自然风光，他们礼赞我国人民优良的传统、纯美的心灵、淳朴的人生，他们追求诗的意境和散文的韵昧，他们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而又在其中渗透着浪漫主义的气息“……他们的作品如白洋淀似的明净、清澈、如荷花般的洁雅、清香。
但这个创作群体没有得到根好的发展成长，乃至我国当代文坛是否存在一个“荷花淀”文学流派，至今认识并不一致。孙犁直至80年代初再次展开“荷花淀”派创作的讨论时还认为“这个所谓的流派至少目前还没有形成。将来能不能形成？我看希望也不会很大”。的确，50年代初期，上述文学青年主要还处在学习模仿阶段，还未有自己成熟的风格，1957年后，刘绍棠、从维熙等被迫中止了创作；进人新时期后，虽有一些学习孙犁、风格近似的新成员加入，然“旗手”已几乎不写小说转而写散文，重返文坛的主将如从维熙的作品，格调已迥然不同，荷花的形影已荡然无存。所以这是一个旅途坎坷的流派。一个没有充分发展的流派，一个类似“草色遥看近却无”式的流派。
2、新时期军事文学的突破性发展P480页
答：军事文学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审美属性的文学领域。建国初30年军事题材的小说曾在50年代末形成过一次浪潮，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审视战争，展示了血与火交拼的宏伟画卷，不但具有开拓意义，也为此后军事文学的发展莫定了基础。此后，由于各种禁戒、新时期军事文学一度比其它题材相对冷清、沉寂。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的问世，冲决了“左”的思想堤坝和艺术藩篱，有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迎来了军事文学创作的第二次浪潮、标忘着新时期军事文学的真正崛起。
《西线轶事》摒弃了过去战争文学的模式，拓展了军事题材创作的艺术空间，给军事文学注入丁新的美学观念，突破了以往军事题材作品表现战争和军队生活比较狭窄的格局。徐怀中在《爬行者的足迹》一文中说：“炮火硝烟只是战争之树的树冠，是一眼就看得见的。而一棵树，据说在地面下的根部和树冠一样大小，如同它的倒影。……我以为只有透过硝烟炮火，把笔触伸展到战场以外，伸展到社会生活的‘根部’，才足以显现发生这场战斗的特定时代，给人以历史的纵深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作者没有正面招写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以战争进程为纽带，在广阔的背景下，写出了战场内外、军队与社会、现实与历史的联系，这是新时期军事文学社会化趋向的开始。
《西线轶事》在战争这块画市上，成功地勾勒出新一代军人独具异彩的形象。作者没有对人物去作“净化”处理，而是充分展示人物的多边立体化，更切近生活中有生命的实体。刘毛妹的形象表现了80年代青年军人特有的风采，他带着时代的烙痕来到军营，表面上的冷漠、孤傲，放任不羁的举止，埋藏于心底如炽如焚的忧患意识，在他的性格中形成冰块与热流的冲撞消融、阴影与光亮的混杂交织。他是经历了10年浩劫、敢于正视现实、勇于思索的青年一代的代表。这位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青年、在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悲壮时刻，充分显示了自我复归以后主体性格的刚强。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透过他冷漠的外表，挖掘内在的火热的岩浆，没有洗去刘毛妹的本色、个性，而是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在《西线轶事》中，作者从琐闻铁事的独特角度，观察和发掘生活的情翅美。把电话班的女战士故在男兵连里，使她们处于具有特殊格调的天地里，这些男女青年战士之间的感应现象，强化了绿色军营的生活气息。作者没有把女电话兵写成完美元缺的天使和可以遇难呈样的神灵，而是人，是初上战场的年轻女兵，并把她们放在血与火的烘烤中锻炼成长，得到美的升华。
《西线铁事》借鉴了苏联当代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总体构思上的一些方法，但又有所创新，富有诗意。
《阮氏丁香》是《西线轶事》的姊妹篇，它真实地描写了越南女俘阮氏丁香的命运及其心灵变化的历程，充满了人情味。作者力图把正续两篇既有联系又可独立的文字，“作为两面小小的屏幕，放映出战争双方各自不同的，有着历史纵深感而又是真切细微的社会图景”，这种尝试显然是成功的。
《西线铁事》的出现，扭转了新时期之初军事题材的小说创作一度沉寂的局而，为军事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与生机，不仅拓展了军事题材创作的艺术空间，而且给正在复苏的新时期文学提供了新的美学风范。
李存葆，1946年生于山东省五莲县。1964年入伍。1965年开始创作，现已发表诗歌两百余首，中篇小说、报告文学40余篇。其中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十月》1982年第6期）和《山中，那十九座坟》，分别获1981一1982年和1983一U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如果说、徐怀中的《西线扶事》在创作实践上为塑造当代军人的形象闯出了一条新路，那么，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则冲破了军事题材的“雷区”，开拓了军事文学的新领域。
《高山下的花环》在军事小说社会化的发展进程中做出了新贡献。军队生活始终与整个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建国初30年一些军事题材的小说，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视野狭窄，近乎成了一种孤立的“军营文学”。《东方》、《西线轶事》的作者对军事小说的社会化作了有益的尝试，《高山下的花环》则另辟蹊径，把带有各种社会因素的人集中在战场上。在写军人生活时处处观照它与整个社会脉搏的联结与感应，把军营与社会结合起来，在人物关系与人物命运的描绘中，贯穿了军营与社会、军队与人民、现实与历史的广泛联系，使作品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在作品中，赵蒙生战前的心理和表现与复杂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梁三喜的遗书催人泪下，浓缩了时代的特征，展现了深广的社会内容。作者还通过梁三喜和赵蒙生而家悲欢离合的戏剧性描写，揭示了老区人民与军队的血肉联系，升华出“人民——上帝”这个庄严而神圣的主题。这种在小说中注入纷繁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写法，超出了‘军营文学“的旧格局。扩展了小说的社会容量。
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大胆触及军内矛盾，是《高山下的花环》的又一重大突破。军旅生活是社会现实的一个特殊的投影，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同样可以在这里体现和折射。可是长期以来军事题材的创作大都采取了不正常的回避态度，以致造成生命力的萎缩。李存葆说：在写这篇小说时、“生活交给我的那些素材的‘负荷量’沉甸甸的，使我不能把它写得不疼不痒，这就遇到
如何写军队内部矛盾的问题。”作者的胆识与魄力，就在于坦率真实地揭示了军内矛盾。吴爽施展的“外交才能”，赵蒙生战前的“曲线调动”，梁三喜血染的欠账单，靳开来为国捐躯不能立功，导致薛凯华无谓牺牲的两发臭弹，这些矛盾早在和平时期就已滋长蔓延而被厚厚的假象蒙蔽着，一旦在战场上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其矛盾便极度激化并呈放射状爆发。正是那种围绕着军队生活矛盾所展开的生活画面，那种在矛盾中所透视的军人的苦乐观，使我们领略到只有中国军人才具有的坚韧、顽强、英勇和崇高的内在力量。
成功地塑造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当代军人的英雄群像，也是《高山下的花环》的重大突破。战场是军事艺术家导演悲壮话剧的中心舞台，军人英雄主义献身的主要场所，人性美与丑、勇与怯的试金石。作者在人物塑造上，摒弃了“神化”、“净化”英雄的倾向，不是把英雄写成超凡脱俗的神，而是作为普通人加以刻划，在血与火中铸造了一组浮雕：有克己奉公、血洒疆场的梁三喜，有被战争唤醒了爱国心与责任感的赵蒙生，有性如烈火的“甩帽将军”雷军长，有智勇双全的“小北京”薛凯华。在这组浮雕中，寓热于冷的靳开来是一个独具个性的人物。“说着怪话，做着好事”的特点把他与同类人物鲜明地区分开来，他别开生面的“牢骚”，把幽默、直率、粗鲁、尖刻、机智融为一体。靳开来的形象突破了英雄的模式，有其不可替代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是军事文学中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作者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悲剧性，强化和丰富了徐怀中对军人形象塑造的贡献。
总之，《高山下的花环》具有悲壮、祟高的美学风格，它以英雄悲剧所特有的冲击力撼动人心，催人泪下。不仅使我国军事文学有了重大突破，也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李存葆的新作《山中，那十九座坟茎》再次激起了审美主体较为强烈的感情共鸣。在描写“文革”现实的军事小说中，尽管出现了《将军吟》、《秋雪湖之恋》等优秀作品，但作为整个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来说，在10年浩劫中其纵横交错的矛盾冲突，却远没有通过文学形式充分揭示出来。李存葆回头把准星定在已结束的“文革”历史上，展现了一只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渡江第一连”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所经历的磨难，通过军人们的某种整体性毁灭，揭露和否定“文革”，把那荒唐年月中存在的严峻事实艺术地演化为悲壮苍凉的悲剧。
作者深人探索造成悲剧的根源，把“龙山工程”与整个时代作了寓意上的沟通，把英雄连队所遭受的磨难与人民群众的不幸际遇作了本质上的印证，在更加宽广的时空领域，发掘和深化悲剧题旨。山中的19座坟茎，充满了无声的悲愤和抗议，控诉着动乱年代对人性的摧残，隐喻着整个民族的历史悲剧。
李存葆的作品在美学风格上是英雄悲剧，在谋篇布局上则遵循了戏剧化的原则。《高山下的花环》和《山中，那十九座坟茎》都场次分明，从矛盾的开端、发展、高潮到结局，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前者巧合的人物关系在闭锁状态下，使矛盾得以解决，后者戏剧式的框架里、对人物的塑造有时掩没在对故事完整性的描述中，创作意念过于直露，相应地削弱了艺术形象的美感作用。
《西线轶事》和《高山下的花环》的问世，为军事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一批新作相继涌现，标志着新时期军事文学在现实主义深化的轨道上开始腾飞。
3、小说艺术特色论
柳青小说艺术特色论P226
随着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入，长篇小说创作到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出现了史诗化的追求趋向，《创业史》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作之一。《创业史》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作家柳青（1916—1978）从50年代后期直到“文革”都一直致力于《创业史》的创作。这部作品原计划写四部：第一部写互助组，第二部写初级社，第三部写两个初级社，第四部写两个初级社的联合，即高级社，构思比较宏伟。作家想通过这四部作品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全过程。由于种种原因，作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计划，只写成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上卷及下卷前四章。仅就相对完整的第一部来说，《创业史》也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所以，它一直被人们称誉为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性著作。
《创业史》锚写的是一个深刻而富有时代意义的主题。作品反映的是50年代初我国农村的一场巨大历史变革——集体所有制取代个体所有制。小说通过渭河平原下堡乡蛤限滩互助组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以及第五村人们在合作化运动中思想，心理和行动的锚写，指出了在当时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矛盾的情况下，进行互助合作运动，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强输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揭示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始限摊，作为当时中国农村的缩影，它不仅形象地展示了农村社会主义创业初期的历史风貌，而且广阔地凝缩着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党内党外、家庭邻里的各种思想冲突。梁家父子旧时代创业的辛酸与惨败，不仅概括了旧中国农民长期的历史命运与生活道路，而且预示与映证着新时代创业的希望与可能。公有制与集体化，使农民找到了一条共同创业的道路，这不能不使他们发生思想心理的变化。“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是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主题的历史深度使小说获得了内容的史诗性。
《创业史》的成就还表现在它塑造了众多的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其中，梁生宝形象的塑造最为突出。梁生宝是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一个平凡而又高尚、踏实而又有理想的农业合作化带头人。在他身上，普通农民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典型地体现了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特征。作为一个普通农民，他平凡、勤劳、朴实、淳厚，“他不是那号伸胳膊踢腿，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角色”。生活的严峻磨练，培养了他的顽强坚韧与老成持重，也培养了他对苦难兄弟乐于相助的美德。而作为经过党教育培养的农民新一代，他身上的传统基质又升华为新的优秀品质：胸怀开阔、克己奉公、无私正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梁生宝的另一性格侧面是忠于党的事业和党的利益。作家曾明确宣示：“我根本没有一点意思把梁生宝描写为锋芒毕
露的英雄，……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到郭县买稻种，进山割竹进行生产自救，整顿互助组，吸收白占魁入社，都是从党的事业着想的，表现了梁生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的忠实儿子的可贵品质。梁生宝是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英雄形象。
梁三老汉是评论界公认的最为成功的形象之一。这是一个勤劳、务实、耿直而又思想守旧的老一辈农民形象。作为一个老式农民，私有制观念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使他因循守旧，对梁生宝走合作化道路不能理解、甚至反感；另一方面、由于他的阶级地位、旧社会艰难的创业经历和新时代给予他的美好印象，使他本能地在精神上与党和政府很贴近，作家通过描写梁三老汉互相矛盾对立的双重性格，一方而写出了私有制对老一代农民的影响之深，另一方面又写出了党对他们引导和帮助的重要性，从而证明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道理。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真实再现了老式农民告别私有制，接受公有制所经历的艰难、痛苦的思想历程。这是一个真实度、典型性非常高的形象。
《创业史》在艺术上有这样几个特点：（1）艺术构图深广宏阔。小说的空间视角广，围绕梁生宝而交织的多重复杂的矛盾不仅构筑了那个特定时代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且还通过改霞进工厂，梁秀兰与杨明山的爱情，把蛤摸滩的农业合作化与当时全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联系起来，构成了小说宏大的生活画面和历史背景。与广阔的空间视角相一致，小说的时空跨度长、第一部不仅再现了互助组从建立、发展到巩固的全过程，而且通过“题叙‘和”结局“，叙述了漫长的创业历史的演变脉络和未来走向。时空跨度的延展，增强了小说的历史厚度，也加深了小说的思想境界。（2）艺术描写细腻多姿。在人物描写上，作品非常细腻地描写人物的生活经历和独特命运，同时又很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对照关系，描写人物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小说中细腻的心理描写，获得了较高的赞誉。在环境描写上，作品细腻地描写了陕北农村的自然风貌和生活习俗，写出了浓郁的地域色彩和乡土气息。（3）抒情议论深沉精辟，小说在叙述一些重要的情节和感人的形象以及独特的心理之后常常插入一些隐含深沉情感和哲理意蕴的抒情议论文字，这些文字不仅凝结着作家对人物、事件、生活的褒贬评判，成为形象、情节的补充，而且，又由于其哲理意蕴、思辨色彩较浓，增强了作品的诗趣，调节冲淡了叙述描写的冗长和乏味。
3、寻根文学的产生、代表作及不同形态。
答：文化“寻根”意识的萌动始于80年代初。人们以追溯自己所属的民族和所生活的土地的渊源的高度热情，开始以民族文化及覆盖在民族心理深层的文化积淀为纵向坐标，以整体性的人类文化为横向坐标，探寻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地域特点和现代重建的可能性。80年代以来，整个文化界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寻根”情绪，试图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挖掘，重新认识自己，认识民族，重建新型的民族文化观。这种“寻根”意识强烈地冲击着文学艺术，使其呈现出一种新的审美特质。
“寻根小说”的先声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出现的风俗画小说。汪曾棋的苏北小镇风情小说，刘绍棠、邓友梅的京味乡土、风俗画小说，古华的潇湘风情小说可视作“寻根小说”的前奏。李杭育于1980年下半年发表《葛川江文化观》等文，显示出对寻求地域文化的自悟。韩少功发表于《作家》1985年4月号上的《文学的“根”》拉开了“寻根小说”的最后一道帷幕，其“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的呼唤得到了一批青年作家和理论家的热烈响应，终于形成了一股有意识、有理论、有创作主张和创作实绩的文学“寻根”浪潮。
“寻根小说”的主将们或撰写理论文章，高扬“寻根”大旗，如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等；同时又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来实践自己的理论主张，从而形成了一股蔚为壮现的理论与创作并行的文学思潮。
“寻根小说”在民族性、地域性上具有多样复杂的形态。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世事》）等讲述着发生在商州土地上动乱世事中各类人物曲悲欢离合、坎坷命运，透射出秦汉文化所固有的粗犷质朴，郑义的《远村》、《老井》以与现代文明相隔绝的太行深处的人物命运振荡出晋文化的回声；邓友梅的《烟壶》、陈建功的《找乐》力求凸现北京宫廷与市井的生活场景；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等小说着意于天律民俗风情的体察与表现；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表现出对楚文化浪漫主义精神的追慕；陆文夫的《美食家》、《小巷人物志》》和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共同致力于吴越文化的开拓；王安亿从上海的小弄堂走出，以《小鲍庄》、《大刘庄》等小说楔入地域文化，郑万隆以《异乡异闻》开拓着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以往很少写自己民族的张承志，也以《九座宫殿》等作品展开了对回族文化的探寻。
在“寻很小说”中，有—类是以原始或半原始生活作为题材的作品，写边疆、少数民族、大山、草原、马帮、牧民……其典型代表是阿城的那组以《遍地风流》为题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人物与场景是意象，作者通过这些意象表达自己的人格美理想。这种对边远的、反文化（非文化）的野性人格的高度肯定，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制约下的懦弱人格的否定。正是民族在长期束缚中所形成的病态、卑微、苍白、软弱的性格，促使青年作家到原始生活中去寻找民族的“根”，寻找建立未来美好的人格理想的基础。因而，在小说中，原始的野性只是一个躯壳，作家所要表达的是躯壳背后的一种精神内涵：强健、舒展、自由、开放，而这恰与未来社会中“人”的内涵达成了某种契合。郑万隆的一组小说《异乡异闻》主要写黑龙江边“野蛮女真人使犬部”的充满欲望和人情、生机和憧憬的山林生活，正是在这样一种落后、愚昧、野蛮的生活之中，作者发现了独特的理想之美，发现了主人公们赴汤蹈火的勇敢精神和宏大刚强的人格。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写的虽然是现代都市人、但其中的几条北方大河却是原始的、带着野性和蛮力的。黄河、额尔齐斯河、永定河、黑龙江，都被作者人格化了，其中寄托着他深沉、有力、一往无前的审美理想。
这类小说除了塑造强悍刚健的人格外，又以自由人格的塑造表现对压抑与束缚人性的传统中国文明的反抗。《遍地风流》中的《洗澡》以汉族青年“我”的自惭形秽反衬大草原上爱情的热烈、奔故、大胆、自然。《树桩》以一个对歌场面表现西南少数民族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和充分愉悦。《棋王》、《孩子王》表层看来属“知青题材”，其中也蕴含着对不受约束的自由人格的追求。一部《棋王》，实际上写了两个字，一个是“吃”，一个是“棋”。阿城津律乐道地写王一生们的“吃”，既有社会意义，更有生命意义，因为吃乃生存之必需。而下棋是精神之必需，是对自身的一种精神修炼。像王一生这样天生柔弱的人、要在政治风浪中站稳脚跟，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唯有保持自身精神的平衡，而下棋正是保持内心平衡、适应外界各种变异的一种方式。即使是他的徒步旅行，也不是为了征服或超越自然，而仅仅是为了与自然交朋友。获得一种内心感受，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显示了内在的充分自由性，对自由境界的自觉追求，折射出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与自觉超脱的意向，有意味的是，王一生看似孱弱无能、不堪一击，却在无所作为中积蓄起内在的力量，阴极而阳复，获取九局连环的胜利。这种人生哲学，恰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
“寻根小说”中的另一类作品则主要以汉民族古典、规范、正统的生活为题材，写浸透着儒道文化的老中国的儿女们，带着明显的文化批判精神。这类小说往往集中解剖一些静态的封闭的地域中近乎原始状态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的积淀过程，明显地表现了接受精华、否定糟粕的扬弃精神。代表作是《小鲍庄》、《爸爸爸》等。王安忆的《小鲍庄》描写了淮北平原上一个村庄近乎复制的原始生活形态，展示了当代农民在传统文化心理制约下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它刻意于呈现一种状态、一个世界、一种生态和心态。这个世界古老、凝滞而闭塞，众多人物繁衍、生息在这片祖先开辟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且在长期的生活经历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生活理想。其愚昧、封闭、惰性而又淳朴、厚道、善良的群体形象，正是小鲍庄“文化”的产物，一种潜积于人物深层的“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小说特别通过大禹治水的传说和神奇的孩子捞渣生死的故事，开掘出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制约和影响。
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等小说试图承继鲁迅开创的批判国民性的传统，以现代文明去映照民族的精神病根。《爸爸爸》以白痴丙崽为主体，放射性地勾勒出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群体性格。丙崽实际上是楚文化的一个象征物，是一个活生生的群体形象的抽象符号。他是一个非人化的可怜虫形象：思维混乱，语言不清，奇形怪状，猥琐卑贱，没有理性，一个只会喊“爸爸爸”和“×妈妈”的白痴。然而，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小老头，他的“爸爸爸”和“×妈妈”竟被乡亲们视为阴阳二封，不但免除了杀祭谷神之灾，而且被尊奉为“丙相公”、“丙大爷”、“丙仙”。于是，他周围的人自然也成了“非人”。令人深思的是，在一场血与火的争斗之后，大多数男人死去了，而丙崽却活了下来。他是一个小老头，却又永远是一个儿童。于是，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形象，正好满足了作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象征要求。丙崽象征了人类顽而、丑恶，又充满神秘色彩的生命本性，而他那两句口头掸，甚至包括了人类生命创造和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态。
“寻根小说”的产生基于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文化背景，它在展现民族文化心理、铸造社会群体性格方面为当代文学创造了一种新的审美境界，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
第二章当代诗歌
2、贺敬之长篇政治抒情诗的艺术特色。
贺敬之建国后的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抒情短诗，多从现实生活的某种具体情景出发，表现诗人具体、真挚的生活感受。如《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又回南泥湾》等，这些诗大都意境深远，感情细腻，讲究炼字炼意，具有民歌风味和古代诗歇的一些特点。《回延安》写于作者参加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重返延安之际。诗人是在延安的怀抱中成长起来的，阔别十年，重返延安，感情激荡，难以抑制。诗人运用信天游民歌形式，大量采用比兴、夸张、对偶、排比等手法，淋漓尽致地抒写了对母亲延安的无限深情。诗首先写诗人踏上延安土地时的激动和兴奋，“心儿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接着，诗人回顾了战争年代他在延安生活、战斗、成长的经历，回忆延安哺育自己成长的深情，写了诗人与延安人民相见谈心，话新叙旧的场面，表现了双方的血肉之情。诗篇始终贯穿了诗人对延安的深切情感，热烈奔放，真挚动人。浓郁的陕北地方色彩，信天游民歌形式，一系列形象的运用都为诗篇增添了魅力。
另一类作品是篇幅较长的政治抒情诗，如《放声歌唱》、《东风万里》、《十年颂歌》、《雷锋之散》、《西去列车的窗口》，以及70年代末的《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等。这类作品气势磅礴。洒脱豪放，洋溢着革命激情，及时提出并回答社会生活中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有较强的政治性和宣传鼓动作用。形式上则多采用楼梯式。这类作品代表了诗人建国后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集中显示了他诗歌的艺术风格，并在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发展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50年代的《放声歌唱》和60年代的《雷锋之歌》，在当代政治抒情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放声歌唱》以昂扬的旋律和华丽壮美的语言热情赞美了伟大祖国沸腾的生活。唱出了一曲党的颂歌，显示了50年代颂歌的最高成就，又为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提供了一种构思方式和想象方式、其抒情方式和格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六七十年代的诗风。《雷锋之歌》则集中显示了60年代政治抒情诗的风格特点。在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中，诗人创作了这首长诗，以独特的构思歌唱雷锋精神，为人们指出了一条革命的人生道路。诗人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歌颂英维，揭示了英维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必然性，同时又把雷峰作为一个新人的典型，讴歌了一代新人和产生一代新人的时代。诗人不是就英雄写英雄，而是大处着笔，着重从
英雄身上发掘革命人生哲理，借助英锥形象概括时代精神。诗人抓住英雄精神，通过歌唱英雄，鼓励青年人在学雷锋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去迎接伟大的未来。这种抒情方式，体现了60年代政治抒情诗在一切题材上挖掘重大主题和追求丰富的政治寄托的倾向。
贺敬之的诗善于及时捕捉和表现现实生活中的重大歌治命题，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作为建国初30年间诗歌创作观念的集中体现者，他总是密切地关注政治和社会的重大问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注视着时代的发展，迅速把握时代脉搏，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重大主题。《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中国的十月》…‘每首诗都与一个重要的事件和重要的时刻密切相关，因此，这些诗格外容易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诗人力图以比较开阔的视野去思考时代的重大问题，善于将历史与现实交织成统一的画面，增加诗的广阔度。《放声歌唱》、《八一之歌》都是如此，就连写雷锋也没有忘记从历史中汲取诗意。这种手法曾为许多政治抒情诗所仿效，成为一时风气。他还善于把政治议论与抒情结合起来，把抽象的概念与生动的形象结合起来，以减少空洞的政治说教，增强感情和形象的艺术力量。他的政治抒情诗以观念为主干，诗的展开常常是按照提出问题、描述分析、总结归纳、得出结论的政论模式进行的，但诗人没有作赤裸裸的抽象说教，而是用激情和形象为政治议论扎上了缪斯的翅膀。在《放声歌唱》和《雷锋之歌》中可以看到这种结合的比较成功的范例。
贺敬之的诗格调高昂奔放，气势磅礴，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他认为，“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对一个民族的文学，特别是诗歌发展来说、绝不可能、也不会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浪漫主义“给人以展扬人心的雷霆万钧的力量”（《漫谈诗的革命浪漫主义》）。贺敬之诗歌的艺术力量主要来源于它的激情、气势和由此产生的壮阔意境。这除了重大的主题和题材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得力于浪漫主义的抒情方式。他诗歌中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想象、夸张和奇特的构思都与革命浪漫主义密不可分。他的宏观鸟瞰式的固景表现也与浪漫主义的豪情有着血缘关系。《放声歌唱》中对现实和理想的表现，《三门峡——梳妆台》将黄河拟人化又与之对话，诗人乘想象的彩冀翱翔于天上地下、过去未来，为诗歌增添了光彩。
贺敬之的诗既有民歌风味，又有对外国诗歌的借鉴和汲取。《回延安》、《桂林山水歌》采用的是民歌形式，《西去列车的窗口》又对这种形式进行了改造和创新。他的大部分政治抒情诗运用的是楼梯式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有利于表现重大主题，描绘壮阔画画，造成一种气势，突出感情的节奏。他在使用这种形式的过程中又汲取古典诗歌的因素对其进行了改造，使其具有整齐美和对称美，整齐与不整齐相统一，上下两层，遥相对应，创造了中国式的楼梯式。贺敬之创作态度严谨，决不粗制滥造。但他的政治抒情诗的水平也不完全一致，与《放声歌唱》相比，《中国的十月》等稍嫌逊色。同时，由于作品的政治性，在历史曲折的运动过程中，诗中难免留下一些时代的印记和疵点；由于追求理想与豪情的表现，也留下了一些对生活理想化的东西和空洞的呐喊。
3、朦胧诗的艺术特点朦胧诗的主要诗人
在新时期中国诗坛上，朦胧诗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诗潮，也是一个艺术成就相当高的诗潮。它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诗歌观念和审美意识，引起了诗坛的震动，给当代诗歌送来了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范式，从整体上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基本格局和基本风貌。朦胧诗强化现代意识，凸现创作主体，拓宽了诗的表现领域，丰富了诗的表现手法，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有着无法忽视的重要意义，因而也奠定了它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朦胧诗的作者们是一批在10年浩劫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他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精神历程，因而也有着大致相同的思想倾向和审美倾向，但是，作为一个个的个体，却也显示了不同的精神面貌和艺术追求。朦胧诗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北岛、舒婷、顾城、梁小斌、江河和杨炼，从他们的创作可以看到朦胧诗的大概而貌。
朦胧诗派主要诗人及其代表作
北岛，己出版的诗集有《北岛诗选》、《太阳城札记》、《北岛顾城诗选》等。
舒婷，朦胧诗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己出版的诗集有《双桅船》、《舒婷顾城抒情诗选》、《会唱歌的鸢尾花》等。
顾城，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已出版的诗集主要有《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选》、《舒婷顾城抒情诗选》等。
梁小斌，《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篇章是梁小斌的代表作。
江河，《纪念碑》和《祖国呵，祖国》是他早期的代表作。1985年，江河发表了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风格发生了变化。
杨炼，有诗集《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礼魂》等，之后有《大雁塔》、《诺日朗》、《半坡》、《敦煌》、《西藏》、《逝者》、《自在者说》等系列组诗引起诗坛的注意。并有《传统与我们》理论文章等。颇有影响。
第三章当代散文
一、六十年代初散文的繁荣：新时期“问题报告文学”的兴旺。
邓拓的《燕山夜话》、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以及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等人撰写的《长短录》便是当时杂文的结晶。这些杂文，敢于正视现实，评论时政、批评邪气，显露了杂文的锋芒。作者们妙思如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文字精练，语言明快，深人浅出，颇有文采。
二、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成就——主要作家及代表作
1977年5月，徐迟写了“报告”铁人王进喜先进事迹的《石油头》，同年9月，发表了里程碑式的作品《歌德巴赫猜想》，奠定了他在当代报告文学领域中的独特地位。此后他又写了《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涡漩中》等作品，并于1978年连同《向着二十一世纪》和修改后的祁连山下》一起收入报告文学集《歌德巴赫猜想》。之后，又陆续写出了较有影响的《结晶》、《形天舞干戚》等作品。
黄宗英，《大雁情》、《桔》、小木屋》等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6、徐迟报告文学专题陈景润人物形象分析。
徐迟着眼于人物身上的时代气息和独特个性，从相似的题材中找出他们的相异点，使之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显得千姿百态。《哥德巴赫猜想》致力于突现陈景润坚毅的攀登精神，即使身处逆境，仍然楔而不舍，持之以恒；《地质之光》着眼于李四光一生坚持不懈地追求实理，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在湍流的涡漩中》赞颂了周培源在政治斗争的湍流中的正直和骨气，和他爱憎分明的激情，《生命之树常绿》侧重表现了蔡希陶对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徐迟对这些各具风采的科学家，着意发掘他们的素质，徐迟认为他们是“卓越的人，杰出的人，中国的精英，人类的典型”（《东辽书简》），因而用自己的热情与真诚为他们立传，展示他们动人的神韵，使纪实性很强的报告文学具备了诗的素质。
2、新时期贾平凹、余秋雨散文代表作
贾平凹是新时期涌现的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他既写小说，又写散文、诗歌，是小说、诗歌、散文“三局并进”的“多栖”作家。他的散文作品己结集的有《月迹》、《爱的踪迹》、《心迹》和《贾平凹散文自选集》等。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小学毕业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著有理论专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等多部。80年代末开始创作散文，结集有《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等。
4、余秋雨文化散文的特点
余秋雨散文问世之后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构成了本世纪末期中国文坛一大景观。其散文美学型态迥异于前此一切散文文本。从意蕴上考察，余秋雨散文集中探讨的是中国文化问题，因此其文本情感符号系统主要由下述三个方面构成：一、在蒙昧的历史途程中艰难跋涉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如李冰（《都江堰》）、柳宗元（《柳侯词》）、苏东坡（《苏东坡突围》）、朱喜、张械（《千年庭院》）、八大山人（《青云诺随想》）、被放逐的文人（《流放者归来》）、“酒公张先生”（《酒公墓》）、文学家陈旭麓教授（《家住龙华》）等，二、锈刻着无数历史人物的足迹与印记的文化名城、风景名胜、地域场所等空间存在。如都江堰、柳州、黄州、海南岛、三峡、洞庭、庐山、西湖、苏州（《白发苏州》》、山西（《抱愧山西》）、周庄（《江南小镇》》、承德避暑山庄（《一个王朝的背影》）等。三、已经上升为某种象征符号，凝聚着厚重文化内涵的物象。如天一阁、道士塔、莫高窟、牌坊庙宇、笔墨、吴江船、废墟等。作家常常将上述三方面内容交错起来，扭结到若干著名或无名的人物活动轨迹中，通过他们的奋斗与失落，中兴与末路，得意与苍凉，质言之，通过他们的生命亮色划破历史隧道的黑暗，展现了一幅漫长的中国文化演进的巨幅面卷。
从艺术上考察，余秋雨对中国传统散文观念的突破与对当代散文美学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
第一，摒弃了传统散文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单一主题表达的程式，代之以多角度、多侧面地透视某一景观或物象，在一种多元开放的发散式显示中凸现所写对象宽广、丰富的涵义。如《白发苏州》，作品第一部分将苏州摆放到世界背景上突出其过去的辉煌与今日的暗淡：“前些年，美国刚刚庆祝过建国200周年，格杉矾奥运会的开幕式把他们两个世纪的历史表演得辉煌壮丽。前些天，澳大利亚又在庆祝他们的200周年，海湾里千帆竞发，确实也激动人心。与此同时，我们的苏州域，却俏俏地过了自己2500周年的生口，时间之长。简直有点让人发晕。”
第二部分作家笔锋一转，写到古代文人事成事败之后都愿来苏州走走。从而译解了苏州作为中国人心理深层的一个美好情结之谜：如果说京城是中国文化喧闹的“前台”的话，苏州则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尽管如此。苏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却不公平。“历来很有一些人，在这里吃饱了，玩足了，风雅够了，回去就写鄙薄苏州的文字”；第三部分状写苏州老百姓在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厮杀混战中的苦难命运；第四部分作家一反中国集体无意识中视苏州为阴柔之美的俗论，写出“柔婉的苏州人”在那场明末反抗魏忠贤阉党政治的斗争中搅起的风暴，它的五位被杀的普通市民；以及傲视大小官员，与统治者持不合作姿态的唐伯虎、金圣叹等，从而袒露了苏州阳刚之美的一面；最后作者漫步在苏州的小街小巷、感受着无数的门庭里藏匿着的“无数厚实的灵魂”，获得一种“奇特的经验”。上述五个方面分别以中外对比，文化界定，阶级压迫，美学梳理，个人观感等五种视角评说苏州，并最终渗透着或统一于历史追踪这一总的视角之中，可谓“形散神聚”。
再如《笔墨汉》，作者围绕着“笔墨”这一中国文人日常打交道的物体，广博而精炼地征引了一切与笔墨有关的美学信息，多层次地勾勒出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脉络，其中有文人工具史、书法兴衰史、文人心态史以及文化演进史等。如果说秦牧式的旁征博引是将同一事物的不同材料集中铺陈导向某种同一、单一的主旨，所谓“用一根思想的红线串起生活的珍珠”（秦牧语）的话，余秋雨这里则是集同一事物的不同材料突出其异质显现，从而使主旨走向多元，多义。
第二，作者所选取的景观或物象都曾参与了作者主体的精神建构。比如“牌坊”、“庙宇”、“江南小镇”，《千年庭院》中的岳麓书院，《乡关何处》》中的河姆渡陶瓷碎片等，这些景观与物象都曾在作家的个人实践中起过重要作用，与作家主体独特的精神世界的形成大有关联。这就与17年时期散文作家们于走马观花中浮光掠影的景物速写大不相同，同时也与古典主体在个人生命之旅中主客体之间那种”随遇而感“式的取像区别开来。
第三，突破了传统游记散文“移步换形”，借游说理的简单套路，游览过程退居为某种断续的，或隐或现的情结框架或开启情感闸门的触点，从而突出了作家所要开掘的，与本次游览相关的内容。比如《庐山》、《贵池滩》与《青云谱随想》，作家在这些地方的游览过程已不重要，也无意全面模拟那里的具体风光、景点，而侧重关注那里的文化型态、文化品位与文化贡献。
第四，大胆借助“想象”艺术复现为传统正史所不载的已经掩没在历史阴影之中的历史瞬间或历史面卷。《道士塔》中王道士的所作所为可以说纯粹是作家借助于历史史料虚拟的某种历史情境，《一个王朝的背影》浓墨重彩所编织的更是清王朝三百年历程中不足为外人道的心灵秘史。如果说传统散文中的想象是一种技巧，想象的至多是一个场景，一两个细节，像余秋雨这种大规模地、整体地运用想象修复一段历史运动的轨迹则不多见。
第五，感性王国与理性王国的自由切入与转换。余秋雨散文常常从感性叙述轻松自如地切换成理性评析，或从理性评析自然地转人感性叙述，很多情况下甚至是一种交融着感性与理性的具象式理论言说。充分显示了一个在理论研究、艺术鉴赏与创作中浸淫了多年的文化学者的优势，从而远远超出前此若干纯感性抒情、叙事或纯理性议论的文本，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新型的范例。
第四章当代戏剧
3、老舍话剧《龙须沟》《茶馆》的人物、剧情及艺术特色。
4、茶馆的思想意义
多写点光明是老舍戏剧新作的基调。这一基调在三幕六场话剧《龙须沟》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龙须沟是北京天桥附近的一条臭水沟。1950年夏，北京市人民政府在经济极为因难的状况下，拨鼓修治了这条曾给附近居民带来痛苦和死亡的臭水沟。《龙须沟》是一曲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颂歌，它以主人公程疯子在旧社会由艺人变成“疯子”，解放后又从“疯子”变为艺人的故事，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前后的不同命运以及他们对党对政府的拥护和热爱。剧本构思独持新颖，作者把改造臭水沟与医治人们的精神创伤紧密结合起来，以沟的变化和人的变化来反映社会的变化，从而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翻身解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
《龙须沟》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活脱脱的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思想、生活和他（或她）与龙须沟的关系”。其中程疯子是刻划得最成功最动人的艺术典型。他原是一个有一定造诣的曲艺艺人，因“不肯低三下四地侍候有势力的人，教人家打了一顿”‘“到天桥来下地，不肯给胳臂钱，又教恶霸打个半死”。失业后一直栖居在龙须沟旁的小杂院里。他正直、善良，但又软弱、胆小；不满现实、不甘于屈辱而又不进行抗争；热爱艺术，向往“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的日子，而现实生活恰恰完全相反。痛苦和压抑需要宣泄，于是便有了他一连中疯疯癫癫的言语和行动。北平解放后，他得到了新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工作起来“仿佛作了军机大臣，唯恐怕误了上朝”。全剧末尾他编唱的颂扬人民政府的那段数来宝，不仅表现了程疯子的精神风貌，而且深化了题旨。《龙须沟》还成功地塑造了泥水匠赵老头的形象。这位旧社会的抗议者解放以后，就自然地成为了新政权的积极参与者、拥护者。这一形象的出现，显示出老舍创作思想的新进展。《龙须沟》不仅是老舍最有影响的剧作之一，也是建国初期我国话剧创作的重要收获。“老舍先生所擅长的写实手法和独具的幽默才能，与他对新社会的高度政治热情结合起来，使他在艺术创作上迈进了新的境地。”《龙须沟》为老舍赢得了声誉，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51年12月21日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茶馆》以1889年戊戌变法失败、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为背景，通过旧北京—个“裕泰大茶馆”兴衰变迁的描写，反映了三个时代长达50年的历史风云变幻。
《茶馆》在结构上，表现了老舍大胆、独特的探索与创新。与传统话剧不同，这个戏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但人物众多，细节极为丰富，因此有人称它为“图卷式的作品”。三幕戏犹如三组风俗画。三个画面按社会发展时序连缀起来，便成为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缩影。作家选择了一个最有表现力的角度，这就是裕泰茶馆，三幕戏都在这里展开。旧社会中的茶馆，“是三敌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在老舍笔下的这个裕泰茶馆里，可以看到联系着广泛社会生活面的活动。从茶馆的变迁和茶馆里出现的人物和事件中，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剧本幕的划分不是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面是着眼于时代，一幕反映一个时代，跨度极大。从情节看，幕与幕之间无必然的联系，但三幕有共同之处。即都是选取一个重大事变发生后的短暂时期来表现劫后余生，对风云之变、沧桑之感，更觉切肤。
为了使跨度极大、情节松散、人物众多的《茶馆》保持连续性和整体感，老舍匠心独具地作了这样的处理：一是以裕泰茶馆的兴衰变迁来连接三个画面；二是在人物安排上，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这三个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穿全剧，使三个独立的横断面浑成一体，几个“次要的人物父子相承，……这样也会帮助故事的联续”；三是剧本在内在情绪上的统一，增强了戏的整体感。“在某些喜剧因素下面，隐藏着深刻的悲凉情调；在悲凉和绝望之中，又包含着对光明的确信——这就是贯穿全剧的内在感情基调。
《茶馆》这一结构形式，不仅减少了时空的限制。使舞台生活化，而且有利于充分表现社会的多样形态，有利于揭示各类人物的心理状态、从而扩大剧作的思想容量。《茶馆》独特的戏剧结构，被誉为“老舍式的戏剧结构”，它为我国当代戏剧创作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茶馆》登台人物多达70多人，光有台词的就有50来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和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茶馆这一小社会的形象体系。在人物设置上，老舍的原则是“设法使每个角色都说他们自己的事，可是又与时代发生关系”，“人物虽各说各的，可是都能帮助反映时代，就使观众既看见了各色的人，也顺带看见了一点儿时代的面貌”。依据这一原则，作者把全剧众多的人物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这三个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
茶馆掌柜王利发是一个精明、圆滑的生意人，他在继承父业的同时，也继承了父亲委曲求全、四面逢迎的为人处世之道：“多
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他一心想把祖传的茶馆经营好，为此曾几度改良（开公寓、添评书、准备添女招待等），竭力迎合世风。但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改变不了茶馆每况愈下的败局。这个“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不过是为活下去”的小业主，最终还是落个亡吊自尽的下场。“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王利发的悲剧，猛烈地抨击那个社会的残酷，同时也宣告了顺民哲学的破产。
常四爷是旗人，虽在清代享有“铁杆庄稼”（吃皇粮）的特权，但属于社会下层。他为人耿直刚强，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为，专打抱不平”。戊戌年因说了句“大清国要完”，被当作谭嗣同的余党抓去坐了一年多的牢，出狱后参加过义和团，跟洋人打过仗。民国后他自食其力，晚年靠卖花生米糊口。这个“凭良心干一辈子”，“只盼国家像个样儿，不受外国人欺侮”的铁骨硬汉，最后也发出了“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样悲愤、心酸的呼号。
茶馆房东秦仲义尽管第二幕没有出场，但还是一个性格完整颇有特色的人物。他本是一个财大气粗的阔少，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这个事业心极强的资本家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毅然卖掉产业，集中资金开办工厂。但在腐败透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先是日本人把他的工厂“合作过去了”，抗战胜利后，他的工厂又被国民党政府当作“逆产”没收了，最后竟然连厂也拆了，机器都当碎铜烂铁卖了！剩下的只有诅咒和抗议：“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失败，说明实业救国的道路在旧中国是行不通的。
以上三个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他们性格不同，生活道路各异，虽然奋斗了一辈子，但最后都以悲剧而告终。全剧快结束时，三个老人照老年间出殡的规矩，撒纸钱“祭奠自己”。此举不仅是对各自的悲剧命运自哀自悼，更是对那个社会的无声的控诉，是为行将就木的那个时代送葬。
第二类是次要人物，大多是反面角色，如唐铁嘴、刘麻子、宋恩子、吴样子、马五爷、黄胖子、庞太监等。作者为这类人物中的一部分安排成子承父业，“可以让这些社会渣滓在罪恶的旧社会里世代相传，从而深刻地揭示当时社会的本质”（老舍语）。
第三类是为数众多的无关紧要的人物。作者一律采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方法，通过一个个人物的剪影，来反映时代的风貌。
《茶馆》以其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艺术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使它成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话剧舞台上出现的第一流作品中最前列的几个之一”，“是我们社会主义戏剧战线的骄傲与光荣”。《茶馆》是“我国社会主义的话剧艺术可以奉献给世界艺术宝库的瑰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带着《茶馆》应邀于1980年赴联邦德国、法国和瑞士及1983年赴日本演出都曾引起轰动，受到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为我国话剧艺术赢得了国际声誉。
对话是话剧作品中人物之间进行交流、人物关系展开以及深入刻划他们的性格的主要手段。老舍剧作的对话是用精心加工提炼的北京口语写的，鲜活形象，准确精练，简洁朴实，具有高度的性格化和鲜明的动作性，富有浓厚的幽默感和诗意。地痞流氓、警察特务敲诈勒索平民百姓，在旧社会司空见惯。《方珍珠》、《龙须构》、《茶馆》三个戏都写到了这种场面。《方珍珠》第二幕，宪兵班长趁破风筝的班子即将开张之机，上门勒索。《龙须沟》中冯狗子硬抢强夺程娘子烟摊的烟，还上门威胁、恫吓。《茶馆》中侦缉宋恩子和吴样子到茶馆捉人，王利发挡了下驾，他们就乘机敲诈。这三组戏剧场景的台词，都有强烈的动作性。同是敲诈勒索，冯狗子是直言不讳，他仰仗恶霸黑旋风的势力胡作非为，一副狗仗入势的流氓嘴脸。与冯狗子相比，宋恩子、吴样子则显得老练油滑。他们言词文雅，语气软绵，但文雅中显露凶狠。软绵里包藏强硬，其贪婪程度，远在冯狗子之上。宪兵班长的勒索技艺则更胜他们一筹。他能看准时机，以兑支票（当时己成一张废纸）为由，名正言顺地上门勒索。他的语气，绝对是命令式的，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由于身份、职业不同，“怎样说”不一样，他们的性格也就各异了。
老舍的幽默、在文艺界是有口皆碑的。他建国后的剧作，无论是正剧还是悲剧，都洋溢着浓郁的喜剧氛围。在这些作品尤其是在《茶馆》中，老舍的幽默才能得到了挥洒自如、淋漓尽致的发挥。他用幽默的语言刻划了旗人松二爷这一富有喜剧色彩的悲剧人物。他用幽默的语言，将刘麻子、二德子、唐铁嘴、吴样子、宋恩子诸父子这类社会渣滓以耻为荣、以丑为美的无耻人格，赤棵棵地暴露在舞台上。老舍还大胆地把曲艺的某些技巧运用到话剧中来，使幽默语言平添了几分民族风韵。即使是人物的片言只语，一经老舍之手，便闪发出机智幽默的光彩。
老舍非常看重戏剧语言的诗意，要求自己：“写一句剧词，要像写诗那样，干锤百炼”。他偏爱那种“说得很现成，含意却很深”的言词。老舍戏剧语言的诗意，是以“朴”、“淡”、“浅”、“显”的形态呈现出来的。
3、《狗儿爷涅槃》等借鉴现代派的新形态话剧的艺术特点
刘锦云的《狗儿爷涅槃》表现的是一个痴迷土地的农民独特的心态。
狗儿爷，这是记载着主人公和他的父辈一段辛酸历史的恽号。主人公陈贺样的父亲，“跟人家打赌，活吃一条小狗儿。赢人家二亩地，搭上自个儿一条命”，还给主人公留下个不雅的浑号。
狗儿爷正是伴随这个父辈迷恋土地的记忆跋涉着自己70余载人生旅途的。他把“土里刨食儿”看成“正道儿”，是个“舍命不舍财”的庄稼汉。土地是他的灵魂，“庄稼人地是根本，有地就有根，有地就有指望，庄稼人没了地就变成了讨饭和尚，处处挨挤对”。他曾经历过占有耕种自己的土地又失去土地的年代。在隆隆的炮声中，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狗儿爷涅架》》是灵魂展示录。
贯穿全剧始终的狗儿爷与祁水年幻象的对话使狗儿爷的心灵波动具有了可感的现象。假如说狗儿爷与祁永年的对话因存在于虚幻世界而显得幽深的话，那么，那方印章、那座牌楼则使狗儿爷的心迹得到了强烈而具体的表现。在被剥夺了土地和政治权利之后，祁永年那方神秘的印章特别使狗儿爷感到“欣欣然，怅怅然”，而一心想得到它。一方印章暗示了历史演进而涵括了丰富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