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中的思想对话和文学批评
袁济喜
【专题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专题号】J2
【复印期号】2010年05期
【原文出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09年6期第140～146页
【英文标题】The Intellectual Dialogu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n Mencius
【作者简介】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孟子通过对话和论辩，展现了其思想品格，建构了文学批评的内容。孟子在对话中彰显士人人格，倡导批判精神，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学批评的范
畴和命题，比如“知言养气”、“知人论世”等。孟子与他的代表作《孟子》
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和方法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Through dialogue and argument, Mencius demonstrated his ideological
character, and constructed the content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dialogue Mencius demonstrate personality of scholars, advocated a
critical spirit, and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categories and
propositions of literary criticism, such as "knowing the words and
cultivating the character", "knowing the man and commenting on the
world" and so on. Mencius and his masterpiece Mencius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values and method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关键词】孟子/对话/论辩/人格精神/文学批评Mencius/dialogue/argument/personality
spirit/literary criticism
孟子（约公元前390—公元前305），名轲，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儒家思想家，被称为“亚圣”。他生当战国中叶，早年与孔子一样，游说于各国，推行仁政，但是被诸侯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①，备受冷落。于是在晚年，孟子退而“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与孔子相比，孟子在文艺对话上更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孔子《论语》中所记对话，较为平和与隽永，风格也温厚、含蓄。孟子生活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他的思想对话与孔子不同，更加富有雄辩的色彩。记载他的思想言行的《孟子》大多采用的是对话体，表现为雄辩、尚气。蒋伯潜在《诸子通考》中指出《孟子》一书“所记对话，多于独白，对话复以往复辩论之辞为多”[1](P126)。朱熹《孟子序说》引北宋程颐的话比较孔子与孟子：又曰：“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豪发闲。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晶）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
这段话可谓道出了孟子人格与孔子的不同之处。朱熹引程颐的话，批评孟子英气逼人，无孔圣那样的温润、含蓄之气象。但是从文学角度来说，孟子崇尚当仁不让和浩然之气，他所处的战国中期，与孔子所处的时代相比，文学创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南方以屈原为代表
的楚辞文学繁盛一时，蔚为辞宗；《诗经》作为礼乐文明的经典，在社会生活中被广泛称引，诸子散文也颇为可观。孟子长于《诗》、《书》，在《孟子》一书中，引《诗》有30处，论《诗》有4处。孟子的文学批评与孔子相比，更加突出人格的作用，将它作为在世风日下、暴力与财富成为社会主宰年代的精神旗帜，并旁及“以意逆志说”、“知人论世说”和“知言养气说”，并影响到中唐韩愈的“气盛言宜说”。
一、在对话中弘扬士人精神
孟子的思想对话，留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乃至于思想史上的风范，便是他对于士的人格精神与名节风骨的阐释。可以说，孟子的善辩与其思维方式、性格特点已融为一体。文如其人的特点，在孟子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从人格精神的建树上去从事文学批评，是孟子的一个重要特点。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相对于孔子生活的春秋年代，各种社会矛盾更为尖锐。诸侯强大，兼并战争频繁，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儒家心仪的上古圣人之治理想成为泡影。孟子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他的心理压力与精神痛苦相对于孔子说来无疑更大，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越是处于一种险恶环境中，就越是坚持自己的操守，从而大大突显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他不同意当时流行的告子的性无善无恶、犹如水自由流动的人性论。孟子与告子的对话可谓针锋相对：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告子以性犹水、各自东西流来比喻人性无善无恶，这种观点颇能迷惑当时的人。孟子反驳道，人性虽然本善，但是也需要弘道扬义，自强不息，人性的进化毕竟与水流东西不同，存在着一个自我提升与自甘堕落的问题，人性的养成与分化有着鲜明的主观能动性因素在内，而告子过分强调人性无分善恶，实际将人性等同于物性，而即使是水性也存在着可使向上与可使向下的问题。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其作为人性不同于动物性的族类遗传性，自有其合理的因素，是为了彰显在当时混乱世道中的善良一面，以张扬人性的光明一面，如果在浊世中一味煽动人性中恶的本能，则会刺激人的兽性发作，其结果可想而知。
孟子认为，人性善的表现在于对道的追求与向往。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孟子以流水比喻人性的修养，应当滔滔不息，充盈向前。他与公孙丑曾就道的修养展开对话：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
这段对话十分形象生动，将二人的思想性格以及带有普遍性的道德修养问题彰显出来。真正的思想对话之所以不同于无聊的卖弄，在于从普通的小事中见出深远的人生哲理，以小见大。公孙丑提出道不可及，孟子则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不懂道，认为道应当引而不发，跃跃如也，使人们乐于去从事。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在天下有道时以道殉身，而在天下无道时则更要以身殉道，从而突出了士的人格精神。
《孟子》一书中特别值得赞扬的地方，便是对于士的尊严与地位的提升。中国古代文论
与文学的主体精神是由士的精神人格构成的，因而对于士的人格精神如何看待，也就波及文学批评的主体精神与态度，由此产生出相应的范畴与观念。孟子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最重要的便是这种精神人格的深层建构。孟子的时代，士作为知识分子，还保留着其独立的人格与尊严。虽然当时已经出现了许多士人为追求富贵利禄而不惜卖身投靠的情况，比如战国时的纵横家张仪、苏秦等人所为。②但是孟子力图挽救士人的这种堕落，高扬了士的独立人格，而这种独立人格多是在与国君的对话中彰显出来的。孟子的直言与对话显现出一种冲突之美，气盛言宜，多为阳刚之美。这种士人与国君的直接冲突，在后世很少见到，故而弥足珍贵。当时的一些国君，比如梁惠王、齐宣王等，已经出现了后世封建帝王的好色好货、拒谏饰非的通病。但是，毕竟当时天下纷争，士人的相对自由与独立还存在着，得人则兴、失人则亡的观念在国君中多少还保留一些。因此，他们对于孟子这样的士人精神领袖多少还有所忌惮，对他的话语尽管感到刺耳，但还是能够听一些，态度也还算客气，最多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在对话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与坦荡，使后世的士人为之振奋。比如汤放桀、武王伐纣这样一类臣下伐上的历史事例，在当时也已算作非常敏感的话题了。齐宣王在问孟子时，孟子能够毫不犹豫地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说，臣下杀死纣这样的独夫民贼，是顺乎情应乎天的，没有什么不合礼义。孟子甚至公开告诫齐宣王：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离娄下》）
这些话语都是相当大胆的。孟子坦率地告诉国君，士不可轻，更不可辱。如果国君随意杀害士人，士大夫可以马上离去；无罪而杀害人民，士人可以迁移。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这样正告国君而宣明士人尊严与人格志向，是很少见的。这也是《孟子》这本儒家经典的亮点所在。难怪明代的朱元璋看到这些文字后非常气恼，要将孟子的这些话从官方编定的经书中删去。孟子的这种突显士人独立人格的精神，对于魏晋时代嵇康与陶渊明等人的士人人格产生了巨大影响。魏晋时代是中国古代士人人格精神继春秋战国时代之后的第二次高扬。除了老庄自由主义精神的渗透外，孟子思想的泽溉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因素。它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的士人精神与人格主题。魏晋风度中的老庄因素固然重要，但同时最深沉的还是这种士人的耿直精神。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宁折不弯的精神，是嵇康等士人的人格精神底蕴，也是他们文学观念的内在依据。
孟子在对话中，将士大夫的人格追求进行了鲜明的宣示。士大夫的人格理想，在战国时代处于重新建构的状态。当时是一个价值较为混乱的年代。庄子在书中，就讽刺了曹商使秦时以得车多少为荣的行径，讽刺他是破痈舐痔者，“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庄子·列卸寇》）。孟子在与人对话中，着力区别了真正的士大夫与无耻之徒。《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了他与当时辩士景春的对话，从中引出了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即士人理想人格的话题：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景春的问话具有代表性。当时如张仪、苏秦所代表的游士、辩士一类，以说动人主为能事，纵横捭阖，不可一世，实际上是将自己的才能鬻与人主，换取富贵，甚至为了自己的富贵而同类相残，如庞涓之于孙膑、李斯之于韩非。孟子对于此类人嗤之以鼻，认为他们仅仅是以顺为正者，是臣妾人格，真正的大丈夫是独立人格，不为外力所左右的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段话成为经典名言，对于中国古代的士的独立人格具有昭彰作用。
孟子坚持士应承担文化批判的神圣职责，认为这是士的人格尊严的表现。为此他称赞孔子在乱世中作《春秋》以兴废继绝的魄力：“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十分钦佩孔子的这种文化批判的勇气与魄力，并且提出要效法孔子对当时的邪说进行批评。“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波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对当时杨朱与墨翟的看法并不见得正确，但是他的这种批评精神与勇气却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后来韩愈等人从事古文写作与文学批评的精神渊源。在当时的动荡纷争中，恶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贪暴杀戮成为战国时代统一天下的动力，这种价值观也浸染到当时的士人中去，如韩非的法术势理论，还有张仪、苏秦、李斯、吴起的政治实践，他们都主张弱肉强食是天然合理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抛弃一切道德规范。这对于精神文化的建设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负面的作用。
从总体上来看，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总是在“阴阳发散、变动相和”的平衡机制中实现的。过度的贪婪、残暴，就像毒品之于人体，虽然有刺激中枢神经的作用，但后遗症与副作用也是巨大的。如果没有相应的解毒剂来抗衡这种毒症，那么人体就会衰竭。秦朝后期“焚书坑儒”，毁弃文化，使法家的文化专制主义盛行一时，导致社会失衡，二世而亡。对此教训，汉初的贾谊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此，文化批判之于社会，就像解毒剂一样，具有平衡调剂而不可或缺的作用。当人类脱离蒙昧阶段，进入文明社会中，而陷入一种人本异化的悲剧之中。具体来说，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与个人的富贵功名，往往以牺牲人的本位作为代价。发展与进步固然是天经地义，然而个体的人难道不是更为本体的价值吗？用“人为物役”作为进步的代价，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剧。我们不能否认当时历史处在进步之中，然而孟子抨击当时“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的话，也有合理的一面。孟子虽然没能阻止当时的兼并战争与天下统一，但是孟子对于战争的谴责，对各种贪暴、无耻的批判，对于文化价值的重建，却成为后世社会文化批判可供借鉴的精神资源。他的人格精神学说，成为后来士人从事文学理论创建和文化批判的动力，培养了刘勰与韩愈等许多文论家的忧患意识。这种精神传统的创建应当说是孟子文学批评思想的灵魂。
孟子认为，士的这种人格由于具有内在的仁义之心与博大的情怀，可以与天地并参。孟子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并流，岂日小补之哉？”（《孟子·尽心上》）如何将这种存于内心的良知激发出来呢？孔子比较重视外部的教化，主张通过六艺之教在内的教育来提升人性，并且对这种教化方案作了各种设定，有一套比较系统的教学方法。孟子则强调人性的自我觉醒与自我完善。他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恻隐怜悯之心与羞恶廉耻之心，是与生俱来的良心，是人的仁义之心的底蕴；而
恭敬之心与是非之心，则是礼义与良知的底蕴。这些仁义礼智是人类的基本道德良知，是由人内心自然生成的，无须外来的教化也能生成。人如果没有这些起码的良知良能就会沦为禽兽。因此，仁义礼智是区分人与非人的界限，人性的底蕴是由这些先天道德所决定的。这些思想对于士人精神人格与写作风格影响极大，比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理义者则不然，乃有不得已也。”司马迁认为爱惜生命，顾念家室，乃是人之常情。但是深明理义的人却能够超越这一切。他说：“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也。”这里所说的人格境界也是从儒家思想转化而来的。正是这种坚强的人生信念，这种超越个人利益的境界，使他在遭遇李陵之祸后能够忍受奇耻大辱，创作出《史记》这样伟大的作品。
二、在对话与论辩中开展文学批评
孟子从士人精神人格学说出发，进而推导出了他的人格本体的审美学说，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文论的境界说。《孟子·尽心下》记载了孟子与他的学生浩生不害的一段对话：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这是孟子与学生评论人物时的一段话。孟子将人格境界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层次。首先，他将“美”与“善”、“信”分别对待。“善”、“信”只是以道德本性去做人，而美则不然，它是在自我觉悟情况下的升华，在人格修养中使人性中固有的善变成自己的东西，升华成人性的闪光。在它之上，还有大、圣、神几个层次。所谓“大”也就是崇高之美；“圣”是使人景仰的人格圣境；“神”则表现了对伟大人物人格力量的顶礼膜拜，如后人对尧、舜、禹、周公一类人物的赞叹。孟子以人格塑造为美的教育思想与伦理观念，对后世的文艺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们将那种伟大超凡的人物称为“圣人”，将艺术作品中的上品称为“圣品”、“神品”，如东晋书法家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唐代画家吴道子被称为“画圣”；唐代书论家张怀瑾最早将书法艺术分为“神”、“妙”、“能”三品，宋代画论家黄休复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又以“逸”品置于三品之上，表现了新的美学观念。
孟子说：“凡有四者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道德的提高与完善，在孟子看来主要就是自我提升的过程，而且这种过程由于摈弃了烦琐的学习环节，更易操作。孟子为此而提出了养气之说，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养气论影响甚大。《孟子·公孙丑上》记载了孟子与他的学生公孙丑的一段对话：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则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何谓知言？”曰：“波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孟子在回答公孙丑的问题时，坦言自己擅长知言与养浩然之气，认为这是自己最擅长的两项。这表现出孟子的真诚，对于后世的文艺批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先说孟子的“浩然之气”，也就是个体的精神修养，它往往通过读书明理以及人生实践而获得，不过孟子强调的是内省的修养，它以气为载体，至大至刚，达到与天地并流的境界，是义与道的承载，如果气没有义与道的精神蕴涵则会气馁，孟子认为这是心灵修养的根本途径。孟子认为浩然之气的养成需要自然的修养过程，而不能拔苗助长。中国古代的文气论，受孟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再说孟子所谓“知言”。孟子强调知言的前提是对于人的内心修养与外在言辞行为的一致性的认同。在孟子看来，人的外表与内里有着一致性，后来三国时魏之刘劭的《人物志》提出察言观色的人物识鉴观与此相仿。当人内心的道德修养达到一定的地步时，就会在外貌上呈现出相应的神态，这是一种直观可察而难以言说的神鉴。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所谓“不言而喻”也就是魏晋人物品评时常说的那种若有似无的风神仪态。而眼睛是最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孟子又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孟子·离娄上》）孟子提出一个人的眼睛是最能表现其内心状态的，当他道德高尚时眸子则正，当胸中有鬼时则眸子斜视。这显然有些牵强，但是在古代重视直觉的风尚中，这种观念却也反映出人们内外一致、表里如一的识人法，并且自然而然地延及文学批评活动中。《世说新语》的人物品藻与文学品评就表现出这一点。孟子认为，一个人的言辞最能表现出内心的世界，种种言辞不正恰恰表现出内心的游离与有鬼。孟子是从政治识别的角度去申说的。这段话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告诫人们要善于从外在的言辞表现去识察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将言辞方式与心灵活动统一起来。循外入内，由表及里。《周易·系辞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说的也是一个人的性情与心态往往反映在言说形态之上。中国古人深信人的情性与心理可以通过外在的言说方式来知晓。《文心雕龙·体性篇》提出“其异如面，各师其心”，“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强调文辞风格与内心精神的一致性，也是建立在这种文化观念之上的。由此可知，先秦时代思想家的许多话，虽不是专就文学问题而发的，但是在当时将文学置于大文化范围的情况下，他们的思想方法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底蕴。
孟子作为士人的独立人格与气盛言宜的言说风格，在与国君对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毫不掩饰。孟子从士人精神出发，一再规劝统治者要对百姓实行仁政，由此而引出与民同乐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观点。战国时代是一个讲究实力与功利的年代，财富与权力成为统治者追逐的目标，而孟子所代表的仁政，在统治者看来，当然是“迂远而阔于事情”，王顾左右而言他，是孟子经常碰到的尴尬。不过孟子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也有着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性格与毅力。《孟子·尽心下》有一段孟子与公孙丑论梁惠王不仁的批评话语：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公孙丑问曰：“何谓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孟子之所以鄙视梁惠王这样的独夫民贼，是因为他们残民以逞，将百姓作为他们权力与财富的工具，有悖于仁政，所以孟子对此是坚决否定的。义利之辨不仅是政治的范畴，也是文艺批评的范畴。孟子坚持以仁义作为行事的标准，提出：“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这些观念，对于后世的文艺批评影响至大。中唐韩愈的思想与文道论直接继承了孟子的这些思想。
当然，孟子的善辩，不仅在于他的坦率与直陈，而且在于他的循循善诱，能够沿着国君的思路将话题深入下去，变成儒家的思想观念。比如孟子与国君谈到何以为乐时，经常鼓吹与民同乐的观念。战国时代的国君，就已经显出了专制统治者追求享乐、残民以逞的特点，孟子为此经常规劝国君放弃一己之乐，而与民同乐，体恤民情。《孟子·梁惠王下》中记载：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
孟子在这段与庄暴的对话中，围绕着独乐乐与众乐乐的话题，国王号称好乐，但是所好之乐仅止于个人之乐，在孟子看来，这种独乐乐，是没有什么价值与意义的，因为它失去与民同乐的基础，因此，孟子启发齐宣王，只有与民同乐，才能使所好之乐有价值：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甫，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不知羞愧地大谈自己好货好色，孟子虽然对于这类君王内心是很不齿的，但是为了说动人主行仁政，也不得不对他进行委婉的劝诱，说服其要向周代的祖先学习，与百姓同之，可谓苦口婆心。孟子与齐宣王还有这样一段对话：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通过这些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孟子与国君对话中的高超技艺，他直言仁者之乐与国君之乐不同，以仁为乐，与民同乐，进而规劝国君行仁政，其乐无穷。他既坚持己见，同时亦适当婉转地向国君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孟子生活的年代，《诗经》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已成为一种经典话语。对于《诗经》的阐释，大都依据人们各自的需要与理解而进行。孟子本人也是一位主观精神很强的思想家。从现在流传的《孟子》一书来看，孟子自觉地运用《诗经》来解说政治和人生，为他的仁政思想服务。基于这一思想，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诗学阐释观念，从而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古代诗学的解释价值观念。
《孟子·万章上》记载了孟子和他的弟子咸丘蒙讨论上古尧舜时代一些政治传说的对话。其中有这样一段：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书曰：‘只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
从《孟子·万章上》全篇的内容来看，是讨论尧舜时代社会与政治一些传说情景的，其中有着许多臆测与主观发挥的成分，因此，对于其中引用的《诗》、《书》也就难免有着主观理解的成分在内，因为所讨论的问题本身就含有许多传说的因素。但咸丘蒙却犯了胶柱鼓瑟的毛病。他向孟子提出，舜因为尧是一位贤王，所以在尧活着的时候始终没有当天子。而贤明的天子以孝治天下，是不能以自己的父亲瞽瞍为臣子的，但是《诗经》中却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的说法，这岂非自相矛盾？孟子一方面向他解释，国无二君，舜既为天子，举天下而奉养父亲，以瞽瞍为臣不为不孝。另一方面提出，《诗经·北山》这首诗是说别人都能奉养父母，而自己却成天忙于公事，不能尽孝，心有所不平。诗中所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有所指的，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如果照咸丘蒙的理解，《诗经·云汉》中的“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岂非是说周初经过一场灾害之后，没有剩下一个活着的人了？可见咸丘蒙的理解太过于死板。孟子提出的这一观点，蕴涵着很深的诗学思想。孟子从主体论的角度提出，既然《诗经》有这样的表现特征，因而说诗者就不能采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所谓“以意逆志”，就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去领会诗经的精神实质。这样既赋予读者的解诗权利，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区分了赏诗与识文的不同之处。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其中“兴”也包含着感发志意、以意逆志的意思，说明孔孟深契于说诗之道。而咸丘蒙所以不能正确说诗，在思想方法上来说，除了对于作品的片面理解、望文生义外，还在于对于诗学鉴赏的一般规律与特点缺少了解。因此，孟子除了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原作，还提出了说诗的一般阐释道理。明代谢榛《四溟诗话》中提出：“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如果说一味拘泥于文字层面，反而会略其神韵，很难不犯咸丘蒙那样的错误。故到了宋代严羽《沧浪诗话》时，就特别强调学诗、赏诗时要依靠“悟”。所谓“悟”就是借用禅宗的妙悟天机的直觉感悟的方式去进行赏评。孟子的“以意逆志”当然不同于“悟”，但孟子和严羽的观点，强调的是审美赏析与批评是一项主观性极强的活动，不能依靠简单的字面把握，这是很有见地的。
孟子的人格风采与论辩风格，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精神力量的呈现，与孔子相比，更加彰显了儒学的人文意蕴与独立人格，在文学层面则表现出崇高与冲突之美，孟子在高扬主体性的同时又注重平等对话，在论辩中使思想得以激活，文采得以焕发，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与言说方式。今天，这种思想力量与论辩精神，是我们从事文化建设和文学批评时应当大力弘扬与传承的历史文化资源。
注释：
①《史记·孟轲荀卿列传》：“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②参见《史记》中的《苏秦列传》与《张仪列传》。
第1题(2.0) 分 女权主义批评在方法论方面的特点是C A、单一性 B、科学性 C、多元化 D、复杂性 第2题(2.0) 分 提出“陌生化”概念的是俄国形式主义的 B A、雅各布森 B、什克洛夫斯基 C、艾亨保姆 D、韦勒克 第3题(2.0) 分 ???提出“陌生化”概念的是俄国形式主义的 B A、科学研究活动 B、艺术审美活动 C、创作实践活动 D、社会交际活动 第4题(2.0) 分 文学批评文章掌握好对象在真、善、美各方面所达到的度叫做 B A、警策 B、分寸感 C、章法 D、规格 第5题(2.0) 分 文学批评研究的对象是 B A、抽象思维的产品
B、艺术思维的产品 C、思辩活动的产品 D、逻辑活动的产品 第6题(2.0) 分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开创选本批评先例的是 A A、萧统的《文选》 B、陆机的《文赋》 C、《文心雕龙》 D、《诗品》 第7题(2.0) 分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开创“诗话”这种独特批评形式的是 A A、欧阳修的《六一诗话》 B、严羽的《沧浪诗话》 C、张戒的《岁寒堂诗话》 D、叶梦得的《石林诗话》 第8题(2.0) 分 20世纪文学批评变化发展的动力是 C A、继承与创新 B、改革与创新 C、批判与否定 D、思考与理解 第9题(2.0) 分 文学批评整体说来属于逻辑思维，但包含了不可缺少的 D A、抽象思维成分 B、艺术构思成分 C、艺术虚构成分 D、艺术思维成分
第10题(2.0) 分 文学批评是一种科学研究活动，需要遵循形式逻辑规范和 C A、情感逻辑规范 B、生活逻辑规范 C、辩证逻辑规范 D、道德规范 第11题(2.0) 分 文学批评的基础是 B A、文学研究 B、文学欣赏 C、文学分类 D、文学创作 第12题(2.0) 分 印象主义思潮首先出自19世纪中期的印象主义 C A、音乐派别 B、雕刻派别 C、绘画派别 D、文学派别 第13题(2.0) 分 文学批评的成熟和繁盛在 D A、17世纪 B、18世纪 C、19世纪 D、20世纪 第14题(2.0) 分 春秋战国时期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批评方法的是 B
关于孟子的性善论及其意义 远古时代，至高无上的天神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但到了西周末年，周王朝的统治日益衰微，象征天神主宰人世的周天子地位不断下降。对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在对天神寻求解救而不可得的情况下，人们逐渐失去了往日对天神的虔诚，而开始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人本身。 春秋时期的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论断，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关于人性问题的论断。而孟子则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阐述人性问题的哲学家。他在否定告子的性无善恶的基础上，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创立并完善了自己的性善论思想体系。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即强调人的善性是先天固有的、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形成的。而这种与生俱来的善的核心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即人人都有不伤害别人之心。这种不忍之心即“恻隐之心”，即对别人不幸的同情心。围绕不忍之心，还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概括言之称“四心”。扩而充之, 就是“四德”，即仁、义、礼、智四种道德。此四心即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耻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之所以把人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才可能产生的道德观念，说成是先天就有的、与生俱来的，把美化了的特定时期和特定阶级的人性说成是共同的人性，目的有二：一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伦理观念提供理论依据，二是为仁政提供理论依据。 孟子所处的阶级地位、历史条件、思想局限，使他的思想认识不可能没有偏颇，这是历史之使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必然被淘汰。但我们必须辩证看待，性善论作为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除了具有美化地主阶级政治，麻痹人民意志等消极方面外，也是有其积极影响和借鉴作用的。 性善论给人一种对社会对他人的美好愿望，使人们更加容易的处理好人与人之间那种睦邻友好的关系。也符合了儒家爱人爱己的思想。同时还提出了要关心人民疾苦，爱惜社会生产力，也劝诫地主阶级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地主阶级的残暴统治。在孟子的性善论中也蕴含着古老的、朴素的平等思想。性善论认为，像人生而固有四肢一样，人亦生而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上自达官贵人、正人君子, 下至贩夫走卒、斗筲小人，在人性上的“四心”是相同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称孟子的性善论为朴素的平等思想。其所以称朴素，是因为性善论中所论及的是道德、人格方面的平等，不涉及政治、经济上的平等。 对于当今社会，性善论同样有借鉴意义。人性“四德”可为现代道德教育找到了人之可教化的理论基础。为人“向善”与“行善”提供“动机”，揭示了为善的意义是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另一方面，性善论也警示后人，善性在后天的影响下是会消失的。如果没有后天环境对善端的培育和引导，人的善良本性也会由于缺乏关照而丧失殆尽。因此，道德完善重在建设，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工作来鼓舞人、激励人、引导人、塑造人，使每一个人充分发展自己的善性，顺利实现个人道德的完成。人的本性为善有利于鼓舞人们发挥主体能动性，自觉地接受教化与环境的培育与熏陶，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将社会道德作为人的行为的自觉规范。这也就是孟子性善论的社会实践意义之所在。 孟子的性善论虽有其理论上的漏洞，不是科学的道德人性理论，但其中包含教人向善、行善的思想，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该充分使之与当今的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竞争力，并使之成为大家提高道德素质的又一条途径。
探讨孟子的政治思想 孟子生于战国中期，“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子则继承发扬孔子的思想，“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史记?孟子列传》），希望以“王道”之德政而不是以“霸道”之力政来结束战乱，统一天下。孟子在政治上伸张的道德理想主义，虽然当时被认为是“迁远而阔于事情”，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乃至在现代也仍有其重要的意义。 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政学说是孟子的政治纲领，王道思想是他的政治理想。民本、仁政和王道，三位一体，是对孔子德政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完善。 1.民本思想：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七国争雄，兵祸连结，人民深受其苦，民不聊生。在这种兵祸连连的状态下，统治者只顾争城夺地，不管百姓死活。“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草。”（《孟子?梁惠王上》）在这种情况下，民心思定，社会渴望统一。孟子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希望国君能行王道，爱护人民，救民于水火，在仁政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统一。“民归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 民本思想是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仁政学说的基本内容之一。仁政学说的其他内容大抵源于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并非孟子的发明，孟子以前的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等都曾论及民本思想。
孟子的贡献在于深刻、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最终纳入到施政纲领中。战国时代的政治风云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使孟子深刻地意识到民心向背的作用，认识到统治者要巩固政权并进而统一天下，就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因此他说：“诸侯之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心必身。”（《尽心下》）在此基础上，孟子又提出“民为贵”的思想，大胆地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这里，人民位列第一，可见，在孟子眼中，人民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是至高无上的。为了得到人民的拥护，孟子强调君主要与民同乐。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以周文王和夏架为正反例，向魏惠王讲解了“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民欲之偕亡”，“岂能独乐”的道理。孟子认为，国君要想使老百姓尊爱自己，归服自已，必先爱民，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在孟子看来，与民同乐是一个贤明君主必备的品德。 2.仁政学说：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德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保民”、“养民”和“教民”是孟子提出的施行仁政的具体纲领。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战乱频繁，兼并战争不断，苛税徭役繁重。他面对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现实，痛心不已，呼吁统治者应该施行仁政，救人民于水火。 孟子所说的“保民”，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要求减轻刑罚和赋税。孟子对人民的苦难充满同情，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
浅议孟子的性善论 摘要 孟子作为儒家“亚圣”，在儒家学说发展的过程中，极大地丰富了儒学内涵，其思想主要凝集在《孟子》一书中。在孟子学说中，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仁政学说和王道理想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依据。孟子的性善论不是向善论, 而是性本善论，他强调了加强后天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所蕴含的思想对今天的道德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孟子性善修身 一、孟子在儒家学上的地位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儒学历史上，孟子被后世推崇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里面，就首次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了。在《孟子》一书中，孟子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学理上的深入阐发，继承和发展了孔学，极大地丰富了儒家学说的内涵，让儒学在孔子的基础上更加的精致细腻且富有理论色彩，在儒学的发展上是功不可没的。因此，孟子其人和《孟子》其书的价值和意义被后人越来越多的发现和挖掘出来。唐代以后，孟子越来越逐渐被尊崇，韩愈就认为孟子“功不在禹下”，并称赞“孟轲好辩，孔道以明”。到了宋时，《孟子》始列入经部，
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和肯定。《四书章句集注》的《孟子序说》中记录了程子对孟子的评价，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 二、性善论的思想渊源 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是中国文化史上历来备受关注的问题，千百年来，不同时期的思想家都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最早提出了关于人性的论断“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则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阐述“人性”问题的哲学家，他创立并完善了自己的性善论思想体系。他的性善论与孔子的仁有着内在的思想脉络的关系，既是对孔子仁的思想的继承，又是对仁的思想的发展。孟子把仁义并重，突现出孔子仁的能动性思想，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其天也。”他把孔子哲学中带有浓重个人体验色彩的仁、义、礼、智等概念抽象提升为普遍意义的伦理学范畴，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从而构建了其严谨、缜密、完整的“性善论”体系。 三、性善论的主要内容 （一）性乃人生所禀之天理，人性本善 孟子学说的起点，就在于他对人性的判断——性善论，这
孟子文学观的理论透视 摘要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文学思想，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和“知言养气”的创作理念。“知人论世”说，即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强调作品产生的时代、作家的经历。“知言养气”说，即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 孔子评诗，着眼于教化作用，为其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服务。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百余年后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文学思想，明确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和“知言养气”的创作理念，这不仅在当时富有创意，且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影响是深远的。 一、“ 知人论世”说 春秋战国时期，断章取义引诗之风盛行，以至于孟子的学生咸丘蒙引“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问孟子:“舜既为天子矣，敢问警艘之非臣如何。意思是说既然没有一个人不是天子的臣子，那么虞舜做了天子，他的父亲警艘不算臣子又算是什么呢?孟子答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孟子指出，这正是由于他们断章取义，没有从全篇着眼，没有就全诗的中心思想来理解诗句的缘故，他认为《小雅·北山》的主题思想应是“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我们暂且不论孟子说的正确与否，不妨先看看这首诗的前两节:步彼北山，言采其祀。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盐，忧我父母。博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全诗共六节，描写小臣服劳役的苦况，揭露统治者沉溺于享受安逸的生活，而驱使小臣为之劳苦服役，无法安居，不能奉养父母。朱熹注日:“言土之广，民之众，而王不均平，使我从事独劳也。”由此可见，孟子所概括的主题思想是符合该诗原义的。针对当时存在的不良的说诗风气，孟子进一步提出: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万章上》)意思是说 :讲诗者不要拿个别的文字来误解词句，不要以个别的语句而误解了作品的本意，应该用讲诗者的意思去迎合做诗者的意思，这才能得到诗的真意所在。“以文害辞”和“以辞害志”都是断章取义，而“以意逆志”才是正确的。朱熹说:“此是教人读书之法，自家虚心在这里，看他书道理如何来，自家便迎接将来。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孟子在反对断章取义的同时，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思想，他主张应根据整个诗篇的主题来理解诗句。这在当时无疑是一大进步。王国维这样赞道:“善哉，孟子之言诗也!”那么，究竟怎样去“以意逆志”?“意”和“志”有无客观标准?孟子在与学生万章论及古人时提出了“知人论世”的原则:“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的这番话尽管是针对古人交友有感而发的，但完全适用于评诗论文。他还补充说明了“以意逆志”必须以“知人论世”为基础，即不能只看文字，还要考察其实际为人如何，把作家的事迹和他的文字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孟子对许多诗的解释是符合“知人论世”原则的。例如《北山》云: 公孙丑问曰: “高子曰:‘《小舟》，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史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
在儒家学说中，孟子向来被认为是孔子思想的嫡传，孟子对孔子的思想有继承也有发展，在治道观上也是如此。治道即治理之道，为政之道。在治道观上，孔子主张施行德政；孟子主张施行仁政。 孔子德政与孟子仁政的异同。 相同点： 1、孔子德政和孟子仁政的目标都是重建社会伦理秩序。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讲“正名”; 孟子讲不“遗其亲”、不“后其君”, 讲“尧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中庸》以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伦为“天下之达道”。在儒家理念中, 五伦既是每个人, 也是家、国、天下共同的存在方式, 从个人到家、国、天下, 离开这五种伦理关系都不能生存, 更谈不上发展。因此, 社会伦理秩序的建 构和维护从孔孟开始就是儒家治道一贯的根本问题。 2、在孔孟思想中，仁即德的内涵，因此二人都把仁德视为“为政”的根本要素，这是二者之所同。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政”的“政”是指法制禁令, “刑”指刑罚, “政”、“刑”都是强制性的规范, 只能制约民众外在的行为,不能养成内在的羞耻心、价值观, 人们不违背规范, 只是规避可能受到的惩罚, 并不认为违背规范是可耻的，“道之以德” , 是通过为政者道德人格的魅力与其德行的感召, 兴起民众为仁向善的心志, 在内在心志的驱动下,自觉自愿、自动自发地效法为政者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齐之以礼”是通过礼乐的教化、规范功能, 使社会推崇的道德伦理潜移默化地植入人们的内心, 养成价值观和行为习惯。 孟子说: “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 中心悦而诚服也。”他认为“以力服人”只能是暂时的, 并且还会在人们心中积聚不满情绪, 一旦有机会, 就会爆发为反抗行为, 破坏社会秩序。“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悦诚服, 无论力之大小强弱, 都会自觉自愿地效法为政者的价值导向, 遵循社会伦理规范。 孔孟一致认为社会伦理秩序的建构和稳定不能靠外在强制, 只有在人们内心道德意识的自觉驱动下养成的、自动自发的行为习惯才是最可靠的, 在位者的德行则是全社会道德意识自觉和伦理行为习惯养成的价值之源。 不同点： 1、在为政方法上，孔子强调一个字“正”，他说：“政者，正也。”“正”主要表现在“正名”和“正己”两个层面。“正名”是对社会规范的明确和恪守, 即明确社会秩序中不同角色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 同时按“名”的标准和要求选择、规范处在相应名位中的人及其行为, 尤 其要求为政者本人的资格和行为要符合相应角色的规范。孔子认为为政的第一步是正名, 但要实现正名的目标, 为政者先要正己。为政者“正”, 才能“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 才有令行禁止之效, 所“正”的伦理规范才能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和遵循。遵循礼的规范既是为政者自身仁的自觉和充分展现的根本途径, 也是激发全天下人仁德自觉的根本方法。 孟子最为看重的为政之德是“居仁由义”, 仁德主要体现为“义” , 他说: “仁, 人心也; 义, 人路也。”“居仁由义”在为政活动中的表现就是“发政施
论孟子的重要文学批评思想 摘要：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文学思想，他的文学批评思想博大精深，主要有＂知人论世＂、＂知言养气＂、＂以意逆志＂。孟子的文学批评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对推动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孟子；文学批评；知人论世；知言养气；以意逆志 先秦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一生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在政治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把孔子的“仁”学发展为“仁政”思想。在文学方面，孟子提出了一些难能可贵的文学见解，其中最重要的是“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二者作为关于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的两个重要的原则和方法，对后世的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理念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最早是由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提出的。孟子在谈到交友之道时说：“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在孟子看来，读古人的诗书，实际也就是与之交友(当然是神交) ，而要交接古人，只是读其诗书是不行的，还必须了解他们的为人行事，以及他们生活的时代，这样，才能读懂古人的诗书，才能和古人心契神交，成为知音。 孟子把士当作一个精神上独立的特殊阶层，他们要和与自己相似的人为友，当现实中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时，他们便到古人的作品中寻找知音，通过颂其诗，读其书，和古代贤人的精神相沟通，从而建立起完善而充实的精神生活。“知人”是读书的目的，“论世”是“知人”的途径。孟子认为人的心灵是可以相互理解、沟通的，读者通过阅读活动去知其人，论其世，与千古之上的作者产生共鸣。也就是说，正因为古代的文学作品本身就突出含蓄深邃，加上古人喜用互文、倒装、用典等手法，使得文学作品晦涩不明，所以，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就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 这种批评方法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优良传统。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鲁迅也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掌握“知人论世”的原则，还有助于理解古代文学作品。例如北宋梅尧臣在《和淮阳燕秀才》中说：“惭予廷荫人，安得结子，心虽羡名场，才命甘汨没。”他认为自己由恩荫出身，和燕秀才由进士出身不一样，因而感到很惭愧。可是杜甫却完全不同，他在《壮游》中说：“气磨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杜甫考不上进士，便浩然归去；梅尧臣考不上，却半辈子感到委屈。这是因为唐代读书人的进身之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宋代主要的就是这一条路，即使由他途出身，头衔上总得加一个“右”字，例如“右迪功郎”之类，成为终身的耻辱。因此，不知道唐宋两代的风气，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对于
浅论孟子的民本思想 论文关键词：孟子民君仁政道德 论文摘要：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民本思想是最富特色且最具魅力的。孟子认为人民是社会和国家的根基.人民创造的财富是社会存在与发展以及统治者维持统治的基础，民心的向背决定天下的得失。统治者只有得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治理好国家。要得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做到经济上富民、惠民；政治上宽民、爱民；思想上教民、化民。孟子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子说：“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他已经认识到了，在国家的实际治理中，百姓是尤为重要的力量。“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得到诸侯的赏识可以成为大夫，得到天子的欢心可以成为诸侯.得到百姓的拥护才可以成为天子。由此可见，在百姓、大夫、诸侯、天子的层层结构中，天子的地位最高、最尊贵，但也只有得到百姓的拥护才能成为天子。失去了民心，天子也就不复存在了。可见孟子“民贵君轻”的含义是，民是社会和国家的根基.万万不可动摇，对统治者而言，取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那么统治者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处理好与百姓的关系从而得到民众的支持呢?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三个方而做起： 一、经济上要富民、惠民 在孟子以前，孔子就主张在经济上惠民。他说：“养民也惠。”（《论语?公冶长》）“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论语?颜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日》）孔子认为君主治理国家首先应该富民、惠民，给人民好处，就着人民能得利益之处而使他们得利。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富足了，国家才能富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富民、惠民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民之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就是说，英明的君主规定人民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至于饿死。然后再去引导他们走上向善的道路，老百姓就会很容易听从乐。“制民之产”是使百姓拥有固定的产业，即“恒产”。有了“恒产”百姓就不会颠沛流离，犯上作乱了。所以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 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孟子?梁惠王上》）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也就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再加以处罚，这就等于陷害。所以说，英明仁德的君主应该
孟子的主要思想 孟子自幼受儒家思想的熏习，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又“私淑孔门后学”，以继承和光大儒学为毕生追求，形成了以“民本”、“仁政”、“王道”和“性善论”为主要内容的孟子学说，为儒家学说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民本：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所在。先秦民本思想渊源已久，《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固”可以理解为安定、团结，意思就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基础，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就能太平）”。《谷梁传·恒公十四年》：“民者，君之本也。”孟子对民本思想给以系统的发展和阐述。民本思想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他明确提出只有“保民”才可以“王”天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这是因为，有了人民，才需要建立国家；有了国家，才需要有个“君”。国家是为民众建立的，“君”的位置是为国家而设立的。这里，轻重主次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国家政治，一切以民为本。要说真有什么“天子”，那么民众才是真正的“天子”。因为天的聪明，是通过民的聪明来表现的；天的视听，是借助民的视听来实现的。民众的意愿，天总是顺从的。可见民众才是“天”的代表，是真正的“天之骄子”。至于所谓“君”，则是民众抬举出来的，“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众有力量抬举出一个君，也有力量把君推翻。君位本是为天下民众设的，谁来做君完全应当由天下民众决定。这是古今天下通行的道理。）（《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决定统治者统治地位的政治基础是民心的向背，民心归服是统一天下的决定性因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比君主更重要，基于这种观点，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 二、仁政：仁政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在孔子仁政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建立起自己完整的仁政学说体系。孟子仁政思想主要表现在养民、教民两个方面。（一）养民： （1）要制民之产，“是故明君必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民之为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放、侈：放纵；辟、邪：不正派，不正当。指肆意作恶），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的仁政就是要合理解决土地、衣食、教育等基本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仁政必自经界始（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分、确定田界开始）。”（《孟子·滕文公上》） （2）要使民以时，休养生息。孟子认为统治者在征用劳役时就以“不违农时”为前提，同时也反对滥捕乱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当时战争不断，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频繁的战争必然贻误农时，影响农业生产。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则反映了注重保护自然资源的可贵思想。 （3）要取民有制。他主张薄税轻敛，“取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省刑罚，薄税敛。”（《孟子·梁惠王上》）不能滥征，不能搞苛捐杂税。他把这看作是富民之道，说：“易（治）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他把“什一之税”描绘为最理想的税制，认为这种十分抽一的税率不能再提高，而且还须根据实际收成情况而减征或缓征。他列举当时赋税繁多的情况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尽心下》）征布、征粮，还要征劳役，三重负担加在一起，人民是不堪忍受的：“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
论孟子文学思想 孟子作为孔子之后的儒家著名代表人物,其思想体系基本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孟子的文学批评思想则向着文学的接受和批评方面发展,这一点和孔子有所不同。在文学接受和批评方面,比较著名的是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知言养气”和“同乐”“同美”思想。 一、“以意逆志”说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重要的文学接受思想。《孟子·万章上》中,孟子针对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理解上的偏颇,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文学读解方法: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 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 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 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显然,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两句诗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这不正确之处,按孟子的意思,就在于他没有抓住诗人之志,而是断章取义地理解诗句,那自然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孟子认为,此诗的关键之处是“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诗·小雅·北山》),即孟子所说的“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因为这首诗是讽刺国王任用大夫劳逸不均,善恶无别的,因此,诗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绝对不是以实言之,而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就如同《诗·大雅·云汉》中所说的“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一样,并不是实指,而是一种虚夸。 “以意逆志”的方法虽然是针对《诗经》的正确理解而提出来的,但是孟子也把它应用到其他文学作品的接受上。《孟子·尽心下》云: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尚书·武成》所述为武王伐殷之事,事成之后,武王具体描述了牧野之战的残酷场面:“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对这样的写法并不满意,认为会“以辞害义”,所以他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主张,这里并不是不要《书》,而是要对《书》中所描述的情景进行具体分析,不可盲目相信《书》中所写的一切,所以他说:“吾于《武成》,取其二三册而已矣。”不可信者不取。 关于“以意逆志”,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其一是指说诗者心中之意,如赵歧注云:“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1](P393)朱熹注云:“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这里的“意”,应该属于读者阅读作品时所产生之意。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必然产生对作品的理解,以其对作品的理解去探讨作品的本意,即赵歧、朱熹所说的“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其二是作者作品之意。苏轼云:
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之异同 -----来自《中国图书商报》 孟子的儒家 首先，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也就是规定君臣、父子、夫妻主次关系的三纲在孔子思想里是找不到的。因为孔子思想符合人性的绝对光速宇宙观。在这样的宇宙观中，空间是完全相对的，没有哪一个空间比另一个更特殊，也没有哪一个空间可以主宰其他空间。于是，没有哪一个人比另一个更特殊，也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主宰其他人。而儒家的三纲却在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中规定了一方主宰另一方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君为臣纲似乎来源于孔子思想中的“忠”，但是通过对《论语》里“忠”的分析，可以看出《论语》里的“忠”并不是忠君这样狭隘。《论语》中有一段话可能与儒家的三纲有些瓜葛，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有意思的是，这段话不是描写君臣、父子关系的。这段话出自于《论语》第十二章：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齐景公向孔子询问如何从政。孔子说：“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对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然有足够的粮食，我又能给谁吃呢？” 可见上面这段对话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思很显然属于“礼”的相对性，它在强调每个人尽管社会角色不同，但都有约束自己的准则。孔子在这里没有涉及到君臣、父子的关系。但是１００年后的孟子和荀子将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成了君臣、父子。如《孟子·滕文公上》中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孟子·尽心上》中的“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于是孔子思想在孟子手里转了个弯，从孔子重点强调“君、臣、父、子”各有自身的界限到孟子重点研究君与臣、父与子的关系，历史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发生这样的偏离。尽管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对父子、君臣的关系描述得不清不楚，但是，这种对父子、君臣、夫妻之间关系的关注最终导致了儒家“三纲”的诞生。 儒家的“五常”来源于孟子的脉络则更为清晰。《孟子·尽心上》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到孟子对“仁、义、礼、智”排比。有意思的是五常之中唯一具备基本道德特点的“信”并不在孟子所列的基本道德之列，孟子仅举“仁义礼智”四德，而“信”被
浅析孟子的民本思想 关沙沙 09级思政 200902010044 摘要：孟子是我国古代民本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不但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观点、奉劝统治者施行仁政，还形成了一套关于如何实行“民本”的系统主张，将先秦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孟子重视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使其学说具备了一定的民权思想因素。作为两周时期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深刻思考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孟子、儒家学说、民本思想、经济 孟子是战国中期著名的儒家大师，在先秦儒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思想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影响、渗透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哲学、伦理、心理、美学、民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陶冶情操、崇尚人格、尊老慈幼、安定家庭、协调社会、治国安邦、顺应自然、天人和谐等多种功能和影响，对中华民族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和优良传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现代生活中，孟子思想仍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 孟子说：“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他已经认识到了，在国家的实际治理中，百姓是尤为重要的力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统治者要想恒久稳固，长治久安，首先要“得民心”，“合民意”，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对于人民的需要要满足他们，给予他们充分的生产资料，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可见孟子“民贵君轻”的含义是，民是社会和国家的根基．万万不可动摇。对统治者而言，取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那么统治者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处理好与百姓的关系从而得到民众的支持呢?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 一、经济上要富民、惠民 在孟子以前，孔子就主张在经济上惠民。他说：“养民也惠。“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认为君主治理国家首先应该富民、惠民给人民好处，就着人民能得利益之处而使他们得利。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富足了，国家才能富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富民、惠民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民之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就是说，英明的君主规定人民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至于饿死。然后再去引导他们走上向善的道路，老百姓就会很容易听从乐。
论孟子的性善论思想 WTD standardization office【WTD 5AB- WTDK 08- WTD 2C】
论孟子的性善论思想 班级 10汉语言2班 姓名乌珊珊 学号 成绩 论孟子的性善论思想 摘要：孟子是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学。作为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人生哲学。他对人性进行了系统的探索，提出了着名的性善论，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他的人生哲学。本文以孟子的性善论为核心，阐述了其“大丈夫”的理想人格思想，并于当今社会现实相结合，探讨孟子性善论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孟子性善论理想人格道德教育和谐社会 孟子是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极大丰富了儒家学说的内涵。其中“性善”乃孟子之中心学说，他认为性源于天，为天所赋，所以是善的。性善论是孟子哲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其仁政学说和人格修养的理论前提。孟子的性善论是对人类本质的自我认识和肯定，也是对道德的正面肯定，具有历久弥新的理论魅力。因此两千多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民族心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它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孟子性善论的涵义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论人性的思想，是第一个系统提出性善论的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1他认为性源于天，为天所赋，所以是善的。他提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2人的心性构成人的本质特征，也是人将自己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相互区别的主体意识。 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性，这个本性是以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为内容的社会属性，而不是与禽兽无别的自然属性。“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3“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4善之“端”或者善的原初形态是本就存在于人的本质中的，正是这种善端的存在，才构成了人区别于“禽兽”的特殊性。否则，“人”与“禽兽”相互区别的界限便亦不复存在了。 “人皆有之”的善性，最初只是一种道德的萌芽，必须经过自我修养，“扩而充之”，才能最终发展成为完美的道德。“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 1《孟子·滕文公上》 2《孟子·离娄下》 3《孟子·尽心上》 4《孟子·尽心上》
知人论世综述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最早是由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提出的。下面我将从“知人论世”的方法内容，此方法对文学鉴赏的影响，后人对其的评价与新解以及此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分别作出综述和总结，并提出一些我的观点。 一、知人论世作为文学鉴赏理论的提出。 “知人论世”是文学鉴赏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最早出自于《孟子·万章下》，“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从它的出处，我们可以看出“知人论世”最初并不是文学鉴赏理论，而是孟子的“尚友”之道，即与古人交朋友的方法。“知人”并不是一件易事，正如孔子所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 在孟子看来，读古人的诗书，实际也就是与之交友(当然是神交)，而要交接古人，只是读其诗书是不行的，还必须了解他们的为人行事，以及他们生活的时代，这样，才能读懂古人的诗书，才能和古人心契神交，成为知音。在这里，孟子客观上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正确的文学批评的原则与方法，它不但具有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意义，而且还具有阅读实践的指导作用。 在孟子那里，“知人”与“论世”是相互联系着的两个概念，“论世”是为了“知人”，而“知人”则必须“论世”。所谓“知
人”，就是了解作者的经历行事，理解作者的心志情思；“论世”，也就是了解作者生活的时代，了解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诸因素对作者的思想道德、心理性格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激发作者创作的社会动因等等。“论世”方能“知人”，因为人是社会的产物，一个人的处世行事的方式，思想精神的状况，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养成并受到社会生活的客观的制约，因此，“论世”是“知人”的前提条件，不“论世”就无以“知人”，而不“知人”也就无以“论文”。 二、知人论世对文学鉴赏的影响。 首先，可以了解作者的家世出身、人生经历，有助于认知作者。体会作品所寄托的情感。不同的家世会培养出人的不同性情和风格，不同的生活阅历会使他原有的风貌或者继续延伸，或者发生转变，所以在鉴赏文学作品时，作者所处的家庭背景和所经受的生活历程是不容忽视的。例如：苏轼一生虽经历了宦海沉浮，但他却一直保持着忠君爱国的情怀．即使在人生的逆境，也不乏豪放旷达的性情，也能够唱响生命的最强音，这与他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密切相关。在苏轼的文学创作巾表现出的道家思想，以及他所具有的超然豁达的精神，直接取益于他的启蒙老师张道士。母亲的家庭教育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一直有着积极人世、誓死报国的理想。以只有了解作者的生活变迁。所以用“知人论世”的方法认真揣摩作者刨作时的处境与心境，才能更准确地体会出作品的蕴意和情感。
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之异同 来自《中国图书商报》 孟子的儒家 首先，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也就是规定君臣、父子、夫妻主 次关系的三纲在孔子思想里是找不到的。因为孔子思想符合人性 的绝对光速宇宙观。在这样的宇宙观中，空间是完全相对的，没 有哪一个空间比另一个更特殊，也没有哪一个空间可以主宰其他 空间。于是，没有哪一个人比另一个更特殊，也没有哪一个人可 以主宰其他人。而儒家的三纲却在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中规定 了一方主宰另一方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君为臣纲似乎来源于 孔子思想中的“忠”，但是通过对《论语》里“忠”的分析，可 以看出《论语》里的“忠”并不是忠君这样狭隘。《论语》中有 一段话可能与儒家的三纲有些瓜葛，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有意思的是，这段话不是描写君臣、父子关系的。这 段话出自于《论语》第十二章：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齐景公向孔子询问如何从政。孔子说：“要做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齐景公说：“对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虽然有足够的粮食，我又能给谁吃呢？” 可见上面这段对话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思 很显然属于“礼”的相对性，它在强调每个人尽管社会角色不同，但都有约束自己的准则。孔子在这里没有涉及到君臣、父子的关系。但是１００年后的孟子和荀子将这个“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演化成了君臣、父子。如《孟子·滕文公上》中的“父子 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孟子·尽心上》中的“仁之于 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 于天道也，命也”。于是孔子思想在孟子手里转了个弯，从孔子 重点强调“君、臣、父、子”各有自身的界限到孟子重点研究君 与臣、父与子的关系，历史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发生这样的偏离。 尽管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 君臣也”对父子、君臣的关系描述得不清不楚，但是，这种对父 子、君臣、夫妻之间关系的关注最终导致了儒家“三纲”的诞生。 儒家的“五常”来源于孟子的脉络则更为清晰。《孟子·尽 心上》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到孟子对“仁、义、礼、智”排比。 有意思的是五常之中唯一具备基本道德特点的“信”并不在孟子所列的基本道德之列，孟子仅举“仁义礼智”四德，而“信”被
论孟子的教育思想
论孟子的教育思想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华夏族，周朝诸侯国邹国（今山东省邹城）人。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政治上，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学说上，他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较之孔子的思想，他又加入自己对儒术的理解。他主张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希望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没有得到实行。最后他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即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后世追封孟子为“亚圣公”，尊称为“亚圣”。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记录成《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 孟子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包括民本思想、仁政学说、道德伦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之一，至今对中国社会还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孟子对儒术的独到见解又是在何时起形成的呢？答案是从他的童年时期开始。 “孟母三迁”是孟子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孟子小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仉氏守节。居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孟子学了些丧葬、踊痛哭这样的事。母亲想：“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就离开了，将家搬到街上，离杀猪宰羊的地方很近，孟子学了些做买卖和屠杀的东西。母亲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又将家搬到学宫旁边。夏历每月初一这一天，官员进入文庙，行礼跪拜，揖让进退，孟子见了，一一记住。孟母想：“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或许从小受到礼仪道德的良好环境的影响才能促使孟子渐渐形成他对儒术自己的理解。不止是这些，更因为孟子有一个十分有远见识大体的母亲。 “孟子受教免休妻”的故事也更加体现了孟母在孟子一生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蹲在地上。孟子进屋看见妻子这个样子，就向母亲说：“这个妇人不讲礼仪，请准许把她休了。”孟母说：“什么原因？”孟子说：“她蹲在地上。”孟母问：“你怎么知道的？”孟子曰：“ 亲眼看见的。”孟母说：“这是你不讲礼仪，不是妇人不讲礼仪。《礼经》上不是这样说吗，将要进门的时候，必须先问屋里谁在里面；将要进入厅堂的时候，必须先高声传扬，让里面的人知道；将进屋的时候，必须眼往下看。《礼经》这样讲，为的是不让人措手不及，无所防备。而今你到妻子闲居休息的地方去，进屋没有声响人家不知道，因而让你看到了她蹲在地上的样子。这是你不讲礼仪，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讲礼仪。”孟子听了孟母的教导后，认识到自己错了，再也不敢讲休妻的事了。 孟子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体系中地位仅次于孔子的人，多得力于他的母亲。孟子的母亲克勤克俭，含辛茹苦坚守志节，抚育儿子，从慎始、励志、敦品、勉学，数十年如一日，毫不放松，才能成就孟子这样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对中国后世的思想家有极大的影响。民贵君轻是要君主注重人民的力量，以民为重，因为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主以老百姓为重，百姓就爱戴你；君主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百姓就推翻他。在诸侯混战、民不聊生的乱世，孟子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努力宣传他的民本思想，反对战争，反对暴政，希图建立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的统一国家。这个思想强调了百姓的重要性，可以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巩固封建专制的地位，使统治者能够更好的驾驭国家和人民，使天下太平。而“民贵君轻”却有一个前提基础，那便是仁政。 孟子心目中理想君主的基础自然是仁。不仅好仁，还要以身行仁。孟子认为，仁政是以教化的形式推广的，君主一定要做表率。他认为仁政的推行应该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君主为民众做出了表率，民众就会自然而然地仿效，仁政才能得到有效地推广。因此只有具备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