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望乡愁》
目录
苗族奇趣的姑娘酒
还望高塘，宛然苗岭神仙处
施秉观音阁记
走访广西归斗苗寨
漫话“偏沅巡抚”
苗寨里的“鬼树神木”
“文化沙漠”中的贵州施秉
上瓮哨的传奇故事多
过年回家吧！
乡愁都去哪儿了？
丁家桥之役
苗族奇趣的姑娘酒
冬天是苗族人结婚的季节，将军坳苗寨告耶郁家又嫁姑娘了。安贵是我的同族人，姑妈家嫁女，自然要邀约很多人，我有幸与他一同前往祝贺。苗族人有“娘亲舅大”的说法，这次我是以“舅”的身份参加吃姑娘酒的。
将军坳位于施秉南部，离县城12公里。明万历《黔记》中，即有偏桥卫（现施秉县城）“南15里木叶冲（即石人冲），有石柱，石崛起山上，高数十丈，苗界止此。”说的苗疆汉地分界就于此。向南就是“深苗’区，向北就是汉统地。将军坳就是出入于苗汉之间的关隘，将军坳，是汉名，因明代偏桥千户宋诚征苗战亡于此而得名。将军坳苗族称为“翁艮角”（苗文：ongd gid diol），也就是“过此塘即进入汉地”之意。
将军坳地处半塝，公路从山谷下蜿蜒而过，是施秉去台江，走剑河必经之地。我们去的时候，公路边聚集了很多的客人，他们有回门的（回门，是指姑娘去男方家十三日之后，送姑娘回娘家的那些人），也有来吃酒的。现在送姑娘回门不在是走路了，现在的苗族人也时兴小车送了。车子的反光镜也挂了很多的多彩气球，显得喜气洋洋。作为舅舅家，我们的队伍也不少，二十多人，算是对姑妈家这次嫁姑娘的“重视”。苗族吃喜酒，来的客是要吃拦门酒的。有了拦门酒，说明主人家的礼数大，喜事浓。那拦门酒是用水牛角盛的，大的可装一斤，小的至少也得八两。过去吃的是米酒，度数比较低，但那一角下去，你也是二浑二浑了。现在用瓶子酒或玉米酒，度数高冲头大，两三个把持大门小伙子当着客人的面，用大壶向里面灌满，然后递了上来——这是礼节，你必须得接起来，剩下的就是说情了。把持大门的人把酒递交给你之后，他们就是把握两棵绳子了——那绳子系着牛角尖，时不时拉动一下，牛角酒摇摇晃晃的。这边苦苦哀求，那边则苦口婆心相劝，说尽了甜言好语，道尽了酒的来之不易，一钱一两的让，半推半就之中其实只剩下牛角底那最后一点了。没有口才者，干脆让到一半一饮而尽了，咪着嘴，满脸堆笑惺惺而离。而会唱歌的则因为口若悬河，算是奖励，让将进屋。我是那种木讷之人，只要能让到一半——算了，喝了。酒从嘴过喉咙一直热荡到胃肠里。有意咳嗽几声，算是已尽最大的能力了。
将军坳是苗寨，苗家人办酒席多是长桌。过去办酒十分简单，几个菜用大木桶装着，碗筷长桌上从这头往那头一摆，菜由几个人从这头添到那头就行了。各种肉都是白水煮的，只要煮熟，色道不是很好，但那个年代则让人吃得满意。现在因为很多人都出过门，看到了汉
族办席，觉得那种办法很“丰盛”，于是也时兴蒸菜、煮菜、炒菜了。肉其实没有增加多少，只是多了青菜、鸡蛋、花生、木耳等等。席间，主人仍然发礼品，那就是姑娘男方家挑来的蛋、糖果、糯米团之类的，这是苗家人的古俗。按汉席来办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也有缺陷，那就是不好对歌。苗族不同于汉族，苗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你得要对酒歌。苗有语言：“酒尽要出声，酒尽不出声，老人骂儿媳，煮酒只出水，完饭没完活……”。所以，这歌是必须要唱的。但十个人一桌的席确实不好对唱，因为这歌得二对二，客在一边，主在一边。就是唱出来的词你也才听得明白。不过，这难不倒我们苗族人，那就是先办正席，等大家吃好了之后，“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了。长桌摆好，重新添些菜、酒水，杯子、筷子不能少。我们是舅家来客，肯定是在大堂里坐，而回门客和其他的客人则坐旁席。
唱酒歌是必须的，苗族酒歌十二路，大歌十二路，写成文字有十几万行，不借用这种机会来唱还等何时？这其实也就是到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先唱祝福歌，祝福歌十个歌师就有十种唱法，可长可短。祝福歌没有问答，唱完大家共饮一杯，表示主人得富贵，客人也得发财。正歌就不同了，这就看你唱哪一路。接媳妇，嫁姑娘多是唱《开亲歌》，内容包括《生亲》、《开亲》、《神界开亲》、《众多亲》、《逼嫁》、《刻道》、《沉亲》等等。如果你觉得深度不够，那你就唱《逗纽》、《烧纸灭字》、《跟牛》……我是个外行人，哪一路都不会，但跟随别人哼也得哼。这活也是不好干的，你也得哼到主唱耀眼夺目，和你的温文尔雅结合得天衣无缝才行。幸得我们的队伍庞大，借着照相机会，逃之夭夭——躲到“几嘎抢巴”（苗文：jid ghab qangb bat）那里去了。“几嘎抢巴”就是煮姑娘饭的地方。姑娘出嫁男方家要给一部分肉，包括猪肚、糯米、鸭子、猪肉、红蛋、水酒等等。男方家一同回门的人当中，要找两个年轻小伙子，他们负责煮姑娘饭。届时，姑娘要招集她的伙伴——不管大小姑娘，都是要到那里聚餐。除吃饭之外，爱好的出嫁姑娘还得送上一张手巾，和一团糯米团，以表示感谢。同时也表示我们曾经是伙伴，不能忘记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这地方，外家的男人是不允许进的。姑娘得了糯米团后只能拿回家，不能带到姑娘家主房去，至于为什么——我没有读懂。我是外人，去“几嘎抢巴”是允许的。都是些小姑娘，她们和他们同样象游方一样，可以唱情歌，谈恋爱。我以照相的名义进去，姑娘们并不感到意外。年轻人的地方，我一个老者者钻了进去，自然大家不适应——感到害羞。趁着醉意，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几句话，她们居然接受了我，并争着要照相了。
男方的礼数当然还有一个，那就是“嗯巫喽”(苗文：jid wuk lul)，凡姑娘家还有祖辈，那还得专门给这老祖宗一只猪腿，外搭一个猪心（猪心要用棕叶子包着，意思是这亲戚越走越宽，请老人放心），表示对老的尊重，这就是“嗯巫喽”。吃“嗯巫喽”的人，都是这家老祖母的老朋友，光顾的老人在吃的的时候，还要送这老祖母钱，钱不多，过去都是一块二角钱，现在也有送十二块的。“嗯巫喽”是苗族母系世族社会的遗风。苗族人认为，母亲才是最伟大的，有了祖母，才有后代，只有敬重祖母，你的后世才能繁衍生息，延续血脉。你也才能发财发富。
转悠了几圈下来，我必须得回到原位了，因为作为舅家，轮到我们启程了。我们走了之后，才轮到回门的客人。更何况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歌酒之后，主人家先是敬烟，后是吃茶。烟是叶子烟——土烟。茶是土茶。烟是《刻道》歌里刻得有的，那是必须的。茶就不好吃了。当把茶吃好之后，你得放上十二元钱，是亲舅，那还得是一百二十元。缘由起至兄妹之间“结怨”。苗族《开亲歌》里说：古老的时候时兴姑舅表婚，姑娘家的姑娘必须要问舅舅家，如果舅家没要之后，才能嫁给别人。姑娘发怒了，她说：父母的田产是你的，父母的家产是你的，你把我嫁到最穷困的家庭，我嫁姑娘你还要问我要聘礼，三百两银子，三百匹马馿，三百头水牛……这一些我都是要你赏还的。如今，你吃我的茶叶，你得给我银子，否则我要用箩筐阚你，用偏担抽你。舅舅家知道过去有错，只好在吃茶的时候，主动的将钱放在杯子里。作为旁系，我吃了茶之后，也只好有意识的放上十二元钱。因为我也怕“箩筐
阚，偏担抽“呀。
我们要出门了，给舅舅的礼不差，正房舅舅每人给一条烟，还给我们大家披上垫单。出门之前，还要打花猫。打花猫是苗族的习俗。除了打上一朵太阳花之外，在额头上画上年角。传说古时候，舅舅去姑妈家的路程比较远，路上虎狼当道，虎狼都怕水牛角，只要画上牛角之后，虎狼不敢接近。最早的时候，是起到防御功能。时间长了也便演变成一种习俗。送舅舅出门也还得按老习俗。由对歌者带着酒壶和杯子相送，一路歌声不断，一唱一合，遇到门坎唱门坎，遇到菜园唱菜园，遇到古树唱古树……凡事一问一答，要答得准，要和得对，唱赢了，酒壶杯子全送给你。现代人会唱的不多，我和几个不会唱的，她们干脆也直送了——脸皮厚，人柰我何？
回到家，醉到天亮。醒来时，我才知道，相机镜头不在了。
二0一五年二月十二日于偏桥古镇
跟随丁方访刻道文化博物馆
隔行如隔山，说实话我对于方是根本无所知的。一个朋友说，丁方院长要到施秉来采风，并说这是个顶级画家呢。我愕然也。丁方何须人？网点百度，才知道他是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是个专注于人文的画家，先是画高原，后又画耶稣，画的都是“苦难的忍耐力和生存的勇气”。既然别人都苦难能当了，其勇气也不凡了，我能说什么，那就带他去看看苗乡吧。因为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格迪斯不说过吗：“世界上最苦难的有民族有两个，一是（西方的犹太人），一是（中国的苗人）。他们有两个共同点：都没有自己民族所建立的国家，都曾遭受几千年被别的民族杀谬，驱赶和压迫的历史。但是！他们又从来都没有向压迫者屈服过，就是现在也是”。
初见丁方是在县里举办的接待宴上，好友廖江华是一位画系老师，见我迟迟到来，才从桌面的一个角落里起身介绍：这就是丁方老师。握手着，寒暄着——可这院长正襟危坐而很少语，席间也不饮酒。我怀疑：这与艺术家身份相符吗？我们都知道傅抱石吧，傅抱石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艺术家，他在绘画、篆刻、史论研究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被认为是“中国画坛的奇才”。他尤以山水和人物见长，其山水激情奔放，气势磅礴，人物善能传神。他的创作曾被张大千评价为“八百年来无此画”。而他则是个“大大咧咧酒为人生”呢。在坊间更有“无酒不作画”的说法，也有他在画《江山如此多娇》时曾写信给周恩来总理“索”酒的趣闻。
2月4日起来，我去见他，他才给我说，这次黔东南之旅的目的。贵州省2015年将在贵阳举办“生态文明与反贫困分论坛”，他是为这个论坛作先期准备的。他是江南人，知道“小桥.流水.人家”，画惯了江南水乡的各种景致。可这画师并不在意江南的水乡，确偏爱“广袤的旷野上横陈着古长城的躯体，油蒿，沙荆，柠条和红柳默默地蛰伏在长城周边，将遍布残垣的创痕仔细掩藏”的那个西北。他说：我期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地上将诞生一种崭新的“精神艺术”，从自身雄厚的地理资源中汲取力量，构建一座新的文化高峰，同时，这种精神艺术将超越民族地理界限，历史性地把超验的精神价值传统从西方迎回东方，从走失的母土中重新植回精神之树。在这棵树上，将首次结出这样的果实：它不仅包含着普遍人性价值，而且浸漫着史诗式的英雄气概与博大的人文情怀，它以其具有的精神力量，将参与到扭转整体人类文化下滑趋向的伟大努力之中。丁方被称为具有人文精神的画家。他的艺术追求，始于黄土高原。起初他在那里发现了人们对苦难的忍耐力和生存的勇气；进而他在那里
感受到华夏文化传统的丰厚底蕴和自然与人类的深刻关系；再后，他在那里看到了人类精神之光----他称自己的作品是“精神的深度绘画”，并由此确定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而这次他把目光放到大西南，放到高高的苗岭，放到以紫色为底调的苗乡侗寨，他又会怎样诠释呢？我们无法得知。我相信“人类精神”的理念仍旧是他创作的基调。好吧！那就让我带他走走，看看我们这个倔强民族——苗族，体验一下这种民族又是怎样一种“苦难的忍耐力和生存的勇气”吧。
苗族刻道文化博物馆座落在潕阳河北岸，这是由原苗族老省长题名的专题博物馆。展品是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刻道为主题。苗族“刻道”即“刻木”，汉语译为《苗族开亲歌》，刻道——又称为刻木，或称为苗族开亲歌，是施秉苗族酒歌的一种，因它的主要内容刻于圆形竹木之上，苗民们-持棒而歌，故有此称谓。它流传于黔东南施秉、黄平、凯里、镇远等县。在居住在中国境内的苗族群体中，至今是惟一的一种古老的刻木记事方式。被称为现代文字的活化石。这个博物馆可能是中国最简陋的博物馆了，一个老人，几间破房，还有一堆被这个老人称之为“宝贝”的朽木烂什。中央电视台的顾导演以为是“好大一栋楼”时，他哑然了，这也叫博物馆？当见到一个老头从里面走了出来，满脸堆笑着在大门迎候，他才免强提起摄像机尾随。而我们的丁教授则很认真，他很认真地听这个博物馆的馆长、县苗学会的会长潘家相解说。他对“刻道”歌棒十分在意，拾起一根左瞧右看，惊愕不已：甲骨文不是最古老的文字了吗？而苗族的这根歌棒，同样有会意有指示。关于汉字，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那么为什么不说汉字是苗族发明的呢？他仿佛回到了六千年前的那个时代，中华三祖——炎帝、黄帝、蚩尤。蚩尤能“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而他的后代还现存着“刻道”这种古老文字，也只有这个民族才能读懂这样的文字，我们能说汉字不是苗族发明的吗？中国能出现这样一种古老象形文字，或许应该重新厘清汉字的“发明权”问题。丁方抚摸着那些用着展品的“刻道”物件，思索着这撼动心灵的重大发现。
博物馆除了“刻道”歌棒外，还馆藏着很多的物件，苗族人日常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品，作为一个江南城市里的人，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到。一个羊马叉，他自提了起来，但不知道是用作什么的，一只筛基，他只知道是盛物，但何以为用……潘会长都作了一一的解答。进入馆藏内，他见到了蚩尤的塑像，他默默地伫立在那里不作声。我们不知道此时的丁方在想些什么？蚩尤（Chiyou）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部落首领，以在涿鹿之战中与黄帝交战而闻名。蚩尤在战争中显示的威力，使其成为战争的同义词，尊之者以为战神，斥之者以为祸首。这真是败者为寇，胜者为王。蚩尤的结局，传说多称兵败被杀，或者臣服于黄帝，并主军事。后来天下又乱，黄帝画蚩尤的形像，威慑天下，天下都以为蚩尤不死，并且居黄帝之幕府，于是“八方万邦皆为弭服”。从这个意义说，应该蚩尤是大主或第一祖，否则能够让“八方万邦皆为弭服”？体现“人文精神”的画或许就从这个古代战神，或许就从这根歌棒入手了？也只有这些，也才能诠释生命抗争和生命存在的意义。
馆藏有织布机、织锦机、还有纺棉花机，这些木制的物件十分的简陋，可他体现一个了族的智慧。古代苗从自北方来到了南方，又自南方向西行。江南是他们的故土。那里现在也保存着发达的纺织业。纺织品的原料从最早的棉花、羊绒、羊毛、蚕茧丝，到现在的化学纤维、羽毛、羽绒等。苗族人现在还在使用棉花、蚕茧丝、麻作为原料。苗族女人用的衣物制品现在还保存着传统，都是自纺自织。而苗族刺绣具有传承历史文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刺绣的图案上。几乎每一个刺绣图案纹样都有一个来历或传说，都深含民族的文化，都是民族情感的表达，是苗族历史与生活的展示。蝴蝶、龙、飞鸟、鱼、圆点花、浮萍花等图案都是《苗族古歌》传唱的内容，色彩鲜艳，构图明朗，朴实大方。苗族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绣种之一，苏绣或许与苗绣有着某种渊源。作为一个学者型的画家，他读过《吴越春秋》，书上说“吴之前君太伯者，后稷之苗裔也。”说明昊太伯是苗族。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
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他在梅里（在今无锡梅村）进行了开发。从那时起，无锡的养蚕业发达起来，并达到“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局面。三千多年了，现在依然。我们能说苏绣与苗綉没有一点关系么？苗族刺绣服装，是苗族人写在衣服上的斑斓史诗。
馆内有神室，那都是些苗族宗教器物。看着那些希奇古怪的彩纸小人，以及那些器皿，丁院长是否读懂些什么。在中国历史上，苗族是最早发明宗教的民族，先后发明巫教、鬼教、道教、佛教。巫教的实质是“祟祖祀魂、众生平等”，祟尚祖先祟拜，认为人有“三魂六魄”。鬼教的实质是“祟神驱鬼、驱除疫病”，史书载方相氏“黄金四目”，驱除颛瑞“三子”鬼魂。原来这种巫师在苗族人的心目中是如此的重要。潘会长解释说，我们苗族是从东方来的，我们的一切鬼神都是要从东方请来，当一切祭祀完毕之后，又得要送他们回东方去。因为那里是他们的祖居地。又如，苗族人老人过世，送死者的灵魂不是象汉族那样往西方极乐世界走，而是要送他去东方，去追随古人，那里才是他的天堂。从送鬼走的路径，可以看出苗族可能曾经是在江南。苗族人经过五次大迁徙，来到了大西南，并由此走到东南亚，走到了世界各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完全是封建王朝“大同”统治的恶果。
参观了刻道博物馆后，我不知道丁方是如何感受的。记得他曾说过：毫无疑问，我一眼便读懂了这风景中所蕴含的奥秘。为了与悲剧艺术的品质相称，我力求通过有力的画面和坚实的描绘来表现所体验到的中国气派和西北的艺术精神，就像端庄的青铜艺术和豪放的秦汉雕刻给人的心灵冲击一样。艺术不是科技，速度在此是魔鬼而非天使。因此，我的画往往是反复涂抹与描画的结果。我们期待这丁教授“反复涂抹与描画”一下苗族的人文世界。
二0一五年二月十四日于偏桥古镇
丁家桥之役
施秉的苗乡多在县城的南部，小的时候，父亲总带我以及我的二弟回老家中夸挂青，在路过施秉城南七公里时，父亲总是这样提起：这里就是吴耶的战场，她在这里打死了很多的官兵。也许当时人还小，根本不在意这些。因为我压根就分不清楚苗与官兵会有什么区别。直到我读书之后，我才知道，其父所说的吴耶打官兵是什么意思——原来是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让现在我所研究的“古驿道”“驿传不通者十三年。”
丁家桥至石人冲是一条狭窄的通道。从施秉出发，南下六公里，也就到了丁家桥了。丁家桥现在是个苗寨，居住在寨子里的人多姓吴和姓潘。有苗族也有侗族——不过侗族来自于湘西，因所娶媳妇都是苗族，已变成苗族了。这里有三重桥，一桥建于清代，因是这里的财主丁氏所建因名“丁家桥”。解放后，人民政府为建公路，又在原桥上，兴建了公路桥，原桥没有拆除。改革开放之后，因道路急，又兴建了新桥。我们知道，黄平重安江有三朝桥，那已是一道靓丽的景观。而这里虽也三重桥，但也算两朝三重桥了。丁家桥三重桥十分的美，美在有浓郁的一大片竹林掩映，泉水从桥下淌过。桥下还有在池子，池畔有庙宇。过去，这里曾是丁氏族人根据地。丁氏来自于什么地方，没有考证。只听说，此君至此之后，抢占苗地，把遨攸河占为已有。因得马氏百户帮助，占有苗地三百多顷。后又将其地延伸至小米山地，为此，将就坳吴氏十分恼怒，状子告到了丢散（贵阳），吴氏无奈，后以先祖“埋炭”划界，苗理找到了“埋炭”证据，丁氏方才部分退回吴氏。
老省长王朝文祖辈，也因给丁氏做长工，其父也在这里读了一些书，于是其父成了苗乡的先生（私塾先生），后在谷陇，中夸、高塘一带教授乡人。我的父亲也成了他的学生。现其祖之墓尚存于丁家桥河畔。
从丁家桥至石人冲，只有一公里之遥。石人冲（现在叫七里冲），早在明代已有记载。明万历《黔记》中，即有偏桥卫（现施秉县城）“南15里木叶冲（即石人冲），有石柱，石崛起山上，高数十丈，苗界止此。”说的苗疆汉地分界就于此。现在，就在这石人冲之下，建有桂花园地，也设有加油站。石人冲早在明代就见于史料了。而民间传说中，就有吴耶战明军的故事。吴耶是贵州省是黄平谷陇人，十六岁嫁到施秉杨柳塘铜鼓村给告仰为媳，因为人长得漂亮，人称“梭靓娥”。有一年夏天，全家人上山薅玉米，因为没有带水上山，大家十分口渴。如果要找到水吃还得下一个山谷，再爬一个山坡才华喝到井水。这山见那山，人都叫得应，可走路要半天，大家都没办法。吴耶看大家头上戴的斗笠，心里灵机一动，于是两只手各拿一个大斗笠，腰缠两个大葫芦，一跃飞身飞身而去，不一会打回了泉水。从此当前大家就叫她“会飞的吴耶”。为了引来遨郁的水来灌溉杨柳塘的田地，吴耶跟告仰带领杨柳塘人在遨郁开挖水渠，拦河引水，一干就是十二年，从不间断。话说是酉年（具体时代不清），官兵来到杨树塘烧屋宇，抢劫土地，吴耶很气，她迅速组织义军，队伍发展到杨柳28寨，18万人。转战施秉、黄平、凯里、余庆、镇远等地。其中在施秉石人冲一战最为辉煌。那一天，趁着夜晚她率领两万人埋伏的石人冲的两山之上，第二天天还没亮，敌人来了5万人之众，准备又到杨柳塘烧杀抢夺，当敌人来到谷底，她一声令下，大炮小炮，石头，枪械一齐向敌人冲去，敌人被打得喊妈叫娘，人仰马翻，官兵损失惨重。战斗持续到晚上才结束战役。为了纪念吴耶的丰功伟绩，人们就将这对石人叫吴耶石和告仰石。告仰石因民国时期被雷击倒，淹没的沙场中。只有吴耶石至今还在那里，供人们顶礼膜拜。这是民间传说，没有史料佐证。据说，自那一次战斗之后，“苗、汉相安承平，垂百余年。”
然而，这“和平”的景象并不那么持久，有人总是不断的侵犯苗疆。宋诚不休，命伤将军坳，石邦宪不仁，因清洗南洞而名“白洗”——杨柳塘是九十年代后才取的名。
清代，也可能是为了这“古苗疆走廊”，“初，胡林翼与韩超等练苗捕盗，颇得力，于是有苗练之目。”（《梅南诗草》）说明，苗人是为当时的朝庭有贡献的。“吴登甲驻胜秉，时苗甫變，良儒者本无他志，顽者亦有畏心，皆求抚”（《纪略》）。然，这封建王朝里，也有不听命于朝之人。清《天柱访册》里说：“台拱之肇事也，因苗粮定例，永免征收，只额征台拱、黄丝两卫屯米一千0九十九石，岁缴厅仓，藉供台拱营兵粮……至咸丰初年，日久弊生，只责苗民照常纳米，不纳价银。三年，同知张礼懭勒折生银，提押追征，狱为之满。高区高坡寨，素贫瘠，有无力缴银，自掘祖墓取先人含敛饰物之折价者，民不聊生，乱机四伏。五年乙卯，厅府吴復苛加丁税，被苗杀于大堂。”《纪略》也载：官吏既或挟威索贿无嬮，汉民又以剿苗为快，惟恐抚局成，谬谓“官军将乘解散尽诛之”。于是黠苗及汉人无赖思逞者，广布其言相扇，而苗叛益众。
就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苗族人民起义出来了。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台拱同知张礼度带苗练出防绥阳，五年正月遣回。但这个张礼度放口说，我不给你们饷银，这沿路不是很多吗？开始大家觉得这不妥。但在张的号召之下，又因“出防在功”，地方官也不敢过问，大家只得“沿途劫掠”了。加之“又张礼度勒扣粮银，苗大忿恨，聚众围城。黄平属革夷地方，有顽苗包大肚者，素行不法，久欲作乱而未得机会，闻此风声，啸聚党羽数千，四出掳抢”（《镇远府志（新志）》第604页）。
这张礼度被杀之后，“各寨之苗见之，揭竿附合，愈结愈多，渐逼邑城。”双井、白洗、苗陇一带的苗族更是愤慨不已，战火延伸至施秉县城。为了扑灭已燃起的火熖，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四月，施秉县知县刘玉麟命令武生蒋鸿钧、军功邵珠，各招练勇一百，分守城门。五月，苗族义军的旗帜已在县城外的山坡上扬起了。战火烧到了烂桥（现新桥），枰勾坡、红庙一带。六月，苗破黄连箐及瓮哨卡。
七月十一日，施秉县城戒严，并派人到镇远请兵援救。镇远总兵杨啟贤带了六千多清兵来到施秉城，并计划攻打白洗。早在之前，苗族义军已布下天罗地网，从丁家桥至将军坳一
带的山谷里都布满了义军。苗族的义军首领分别是：见送天沙略、沙遨啊喽、嘎当几冬理、包梭枪并南、李耶阿糼角、马嘎阿幼耶、想问波道各、几利波道散、喜陇噢巫角、响愿当告马等十六人（据苗族《反歌》载）。当镇远总兵杨啟贤进入丁家桥之后，苗族义军先两头收尾战起，堵塞道路，然后中路突击。杨启贤的部队无路可走，只得不战自乱。义军杀声喊天，清军如瓮中之鳖。杨启贤兵溃。阵亡兵五千余名，把总五名，团练数十名。苗兵追至城下而来。没几天时间。苗族义军大部队攻城。烧毁城外正街、西街，及柳塘堡街、杨家街，三土司衙署亦同时焚。刘玉麟因为丁家桥一战，城内士兵空虚，不敢出战。
十二日拂晓，义军偷击县城，子营里的蒋鸿钧部驻扎在子营，最先发觉，发出号令，传知城内。刘玉麟命令团练站城，抢获云梯四十余架，义军攻城不下，退回原地。十五日清晨，义军又来攻城，亦因为守军发觉，攻不下乃还。
城中有一个姓刘的黄平谷陇木匠，他是城中练军之一，平时在练军中，是个晓勇善战的军人，当过练头。他就是义军的内应。他把义军的黑幡（义军的旗帜）挿在城墙西北角之上，意思是，刘木匠已夺取了义军的旗帜。城内放松了警惕。七月二十九日，义军从西北角入城。一时火光四起，哨房，官房忽四门火起。刘玉麟之子本是来探亲的，但看到义军入城，说：“豈有万省亲，因变弃去之理！无已，则同死耳。”他披挂上阵，在巷子里与义军作战，“力竭俱殉，父子同殉”。义军进城，知县刘玉麟县令，以及训导冯含辉、解会训导章導淳、土司安得宽、教谕杨春发死之。千总李维栋、外委朱锡光及思南、松桃守城官兵均弃城而走。
苗族义军进城之后，并以此为根据地，“苗遂分田而食。农忙则聚族耕耘”（府志），实行的是耕者有其田的社会制度。后来，地域发展到余庆、石阡一带，均实行耕者有其田的社会制度。苗族人把余庆叫作“辟那”，意为耕地苗汉各一半。
同治八年春，当席宝田的清军入城剿苗之后，“官军入城将苗匪房屋，米谷焚烧”，第二日，即组织仡苗少壮三百编为“忠义营”，随荣维善进军白洗（现杨柳塘）一带，并见寨便烧毁。白洗“附近数苗寨老少避于屯上一山洞里，官军到后，攻毁洞口，用于防守的木城碉堡楼，拆毁民房堆放在洞口焚烧，致使洞内苗族老幼妇孺598人，惨死洞中，仅1人因伏水泉边而幸免于难。”（《施秉县志》第375页）。但“不数日，以丧师黄飘”，此战，援黔湘军主力荣维善、黄润昌、邓子垣等部1.8万余人几被全歼。
如今，走在这山谷之间，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因为战争确实让这世界之人民不聊生，战争对于各民族损失都很大。施秉城内的文化历史遗迹不见了，而起义失败之后，清军对苗族也以“尽诛之”而为快。
丁家桥之役是殘酷的，他是清末苗族人民起义最大的战役之一。因为这场占战役可能是除“黄飘大战”之外，让清军受损最严重的的战役之一。
我们不知道如何评价昨天的纷争谁对谁错，但有一点可以试问：我们能不能没有战争？
让我们热爱我们这个和平时代吧。
二0一五年二月十六日于偏桥古镇
乡愁都去哪儿了？
告秀是这个寨的巫师。他是这样解读“贵州”的：他说我们苗族的先辈生在江南，那里有很多很多的河流。那里的官人说我们不交税。有一个皇帝不同意我们这样做。他给他的下手说：这些人不交税，干脆把他们赶到“鬼州”去，那里穷山恶水，虎狼出没，只要他们去了那里就回不来了。于是我们被赶了出来。我们成群结队，手拉着手迁出祖宗留下那片地。
我们过了八十八条水，跨越九十九座山，最后走入了“鬼州”。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年后，皇帝派人出来到“鬼州”巡视打听，看苗人消失了没有。当探子悄悄走近“鬼州”，眼前的景象让探子目瞪口呆：这里鸡鸭成群，猫狗追逐，兴修了很多的肥田沃土，有成寨的茅屋和瓦舍，袅袅随着风向卷曲升扬，弥漫在河谷之间。稻谷、高梁、小米以及火红的辣椒整齐地挂在屋檐之上……探子回去禀报：那里不再是“鬼州”，现在那已成为“贵州”了。看看，民间解读的“贵州”多么有趣。
因为工作之需，我走过了一村又一村。我发现“贵州”不见了。记忆中的乡愁不见了。
寨子脚下的那口井已用水泥和沙石固定，没见了潇潇的流水，冬天那一股股升腾的汽流，清点可数的鱼儿和小虾米也不知去向。一条长而又长的钢管伸进了井口，你不再找到泉眼的流向。洗涤白菜的衣裳的少女也不知逃避到哪里去了。回荡在井口的甜言笑语不知漂浮去了什么地方。井口下的老水碾只剩下轮漕，大水轮已不在，备水池已干涸得没见到一滴水。
村落里石头铺就的鹅卵石路呢？记得那是一条很长的路径，径直着延伸到每户的每一个角落呢！村里的阴沟间是用岩浆石砌成的，那凹凸不平的小石之间有很多的鸭脚板印，如今已看不到踪迹。偶尔，我们也能见到几只肥狗在游荡，也许过于的肥胖，见到生人难得狂吠。猫咪在水泥制成的砖楼上晒太阳，时而打着哈气，耗子在它的面前经过，瞅都不瞅一眼——一派“和谐”的景象。
五围大的古树已经倒了，朽木碎了一地。树下有一个土地庙，老树盘根之下露出一块碑来。汉隶书工整地书作“成化二十一年”字样。哟!难道这是1485年的碑文吗？那么这棵树至少也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吗？那么这个寨子的历史呢？当然也不会比这棵树年轻。那块碑就立在大树的脚下。土地庙里有土地神。苗族从不敬灶神菩萨，而必须要敬土地神。他们认为土能生万物，敬畏土地，但不想敬天神，原因很简单，天神知道了，非要叫人下界问罪于苗人。苗人说：天啊!你曾记否？你放水来淹我族民，洪水冲我家园。没有了土地，种不出庄稼，那有煮的？土地才是我的命根子。天神知道事出有因。于是下令免去了苗人对灶神的祭拜。天神又问苗人：那么我天神你该会敬吧？苗人回答：那就看看你能否让天底下苗人的庄稼是否有收成。天神回答：那好吧，我给你充足的阳光和雨露，让你的族人有收获，但你不能让女人的乳液沾污男人的食物，因为那是我给你的阳光和雨露，你才有所收成。苗人同意了。从此，苗人男人从不敢沾上自己女人的乳液。否则要被天神惩罚的。就是抱一下小孩子也要清洗手才能吃饭。而土地神呢，则一直被敬重着，每村每寨都立有很多的土地庙。
如今古树倒了，不过村子里谁也不知道如何办。巫师告秀找来一棵树苗，在原地重新栽上，并杀了一只鸡祭拜了土地神。红红绿绿的纸花，和一些纸剪的小人贴满了土地庙。可无知的儿童则採去了花朵。好像只有巫师训戒外，村里的人没有人去多事。
吃新节是苗族一大重要的节日，时间在每年的六月或七月，多是在卯日过，所以又称为卯节。苗族认为：凡事都不能忘记先祖，就是吃粮食也一样。在吃新节之前，在家庭中，除小孩外，主人是不能吃的。必须等到吃新节，祭拜了先祖，天地，主人才能吃上新米。新米新年产的粮食，内容包括水稻、玉米、高梁、小米等禾本植物所产的食物。可如今的年轻人不这样做，可能因养老金，有贫困补助，他们无所谓祭不祭祖，敬不敬天地。
中夸是一个苗族村寨，那里有明清院落。整齐划一的五排木楼，排列有半里之多。从清末到民国，那里办有了私塾，省长就是从那里读私塾出来的。可那里的人好像对读书兴趣不大，十四、五岁的少男少女没有几个读完，就奔沿海打工去了。回来时，有的还开着车子进村子来，气派得很。大人表扬子女有出息。也对，我一个堂堂的国家公务员居然羞涩得不敢出门见乡亲。这还不算，那栋清朝时的建筑迅速消失了，精美的花窗堆放一地，木制的织机机、纺车……被胡乱地拆下来，锯成小节小节，说这柴干，好烧。紧接着一栋欧式的建筑拔地而起。三层四层的建筑让那些木楼望尘莫及。最壮观的是堂前那几棵大石柱——哥特式建筑，其最大的特色就是高大的梁柱，有人还配尖拱形的天花板。我就纳闷：在文学上，哥特
是用以形容那些以黑暗寂寞地点(如荒废城堡)为背景的奇异、神秘之冒险故事的，如今却成为年轻人追求的建筑风格。我不知道是任性？还是没有知道这建筑风格的来头？说白了，那就是西方的庙宇，庙宇是不能住常人的。
花坡又叫游方坡，一般是放在村头或村后，那是年轻人谈恋爱的地方。那里除开那株枫树还在以外，什么也不存在。草坪已变成了菜园。阿幼莉家妈说，这土是你们年轻人的，今天后，只要你们还在这里里游方，你们可以随便踩踏，我不会讲的，因为那是你们年轻人的。可以，谁都是知道，那里可能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人往那里踏过一步。那土可能永远是阿幼莉家的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毛主席说的。在满公家还有一架人工水车，那是我祖公的父亲制造的，从清末，到民国，再到做集体劳动，它从没有休息过。改革开放初期，满公还用过几次。后来，国家搞农机补贴，他的儿子购买了一台抽水机后。那木制的水车也就不再用了。我给满公的儿子说，我要把它送到文化博物馆去，他同意了。可我找到车子去拉时，他却说坏了。因为木头太久，碎得老火，看我不去拿，也就烧了。我一片茫然：这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愤怒地说：谁说我不要？于是，兄弟间不欢而散。输轮到酒桌上，我不抬酒杯。劝了半天才举酒同饮。
因为是年关，堂弟杀猪，非请我去。说是我工作这么久了，他杀猪我没去过。杀猪的是我的堂叔。我说：满叔，这年头小孩子还要尿泡吗？他说，有的还是要的。那我说那就留下吧。他同意了。因为他有了孙子，都才风岁，应该很喜欢。我带着侄子出去玩去了，我们回来时以为那尿泡还在。可堂叔说不在了，还说那尿泡洗干净之后，可以算几块肉。我痛骂了他一顿。他又从隔房的商店里买来了气球，而且四五个颜色鲜艳夺目，说是侄子就喜欢这个。可送给侄儿时，他不要。非要猪尿泡。因为旁亲兄弟的儿子也得这样一个。哭闹之后，我不得不从寨头上那家找来——因为他家的孙子成大人了，不要。常言道：尿泡打人不痛——气涨人。说到尿泡，对于它的兴趣我不是很大。那年，村子里时兴尿泡打人，我家没有猪杀，父亲从集体的杀猪场里找来，我们就是用这东西吹涨之后，互相打击。其乐无穷，直到我读初中之后，才没有玩这东西。苗族人的习俗说：尿泡是治痛的，小孩用这东西打闹之后，小孩长大才不尿急，也才不会尿床——现在想来那是假的。尽管我玩过，但小时候还是尿床。不过，苗家人认为，你有了尿泡，说明你家也杀猪了，那是苗家人“富有”的象征。所以民间有：三年喂个九斤猪——得杀吃，就这个道理。
兄弟从浙江回来，他在抬沸水的时候，脚跨过火坑。母骂他：这年关，哪个允许你从火坑上跨过？兄弟一片不解不：这不是很炀吗？母亲一脸都不高兴。后来，她给我说，这火坑是跨不得的。苗族人评礼，只有两件物可作公证人，一个是天，一个是火坑。如果你做错了事，你得对火坑发誓，对天发誓，否则天劈雷轰。火坑相当于汉族的包公。这是忍不起的。原来这火坑还有这样的作用，难怪母亲会发火。
我从乡村走来，现在又回到了乡村。在我的心中，乡村一直都是在我的前面。我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辗转着，由近又到远，由远又走近。生命过程中，一切切喜怒哀乐，星星点点，这一切都成了我积淀多年的记忆——那怕这记下是彩色也好，黑白也罢。但我相信：那片土地生了我，我最终还是会回到那里去，树高千尺，落叶归根，我终究是要沿着记忆的路回到乡村的土里去。
二0一五年二月十七日于偏桥古镇
过年回家吧！
中央电视台在其《乡愁》的征文中说：“当你远离故土来到异地他乡，当皓月当空或佳节将至，而至亲之人却被时空阻隔不能相聚，此刻你是否感到心头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愫叫乡愁？”我想：每个人也都是一样的，心头都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愫，这就是乡愁。特别是那首叫《乡愁》歌，在春晚重新演唱之后，让很多的人愁上心头。
我离开我的那个乡村并不那么遥远，只有十多公里的路程，随时都可以回去的，因为那里还有母亲的田地，有母亲的林子，我得时常光顾。母亲和我住在城里，为了那几丘田地，她经常也要回去。我对她说：田都转包或撂荒了，没有必要回去了。而母亲为了找到回家的理由，她又在她的菜园子里种了蔬菜。并十天半月都回去一次。我又母亲说：妈妈，你来回的路费都已超过那几块菜地的价格了。而母亲不那么认为，她说，城里的菜贵，又是化肥种的，不好吃，还是乡下的好。这理由是充分的，我不再反对。尽管她每次都带回了好多的菜，可没吃几天都蔫了，只好剥外吃心。
次春节没到，母亲又提起回村子了。她说，过年了，我们还是去扫一下屋。我们苗族有个习俗，也就是要在春节之前，要扫一下屋内，特别是火坑上炕子的阳春——由于柴火燃烧，留在炕上的黑色粉尘。据《施秉县志》（民国稿）载：苗族“打阳春：十二月大寒节后，居人遇吉，辄大扫除居室，谓之打阳春。扫后，渣滓遍倾街衢，令践踏者叱曰好阳春，则来年其家之收成大好，亦隐寓祈年意也。”也许是早已约定成俗，每家每户都是这样。既然母亲要去，我当然同意。
可我并没有确定在什么地方过春节，我的新家在城里，年货都备在城里的。要回去过年，确实很麻烦，只在那里居住几天，又得搬回城里了。而母亲回去打阳春之后就打来电话，说是这个月她要“忌脚”不能外出，看来只有在村子里过年了。“忌脚”也就是不能出门，《施秉县志》（民国稿）载：“独子、骄儿或多病失意人，经推命者推测，其某月某日不宜出行，并杜绝外人来往于家，犯则不祥。届日，其家用红纸三角形上片，以长竹秆夹制门外。人即知为忌脚，相戒不入其家。”这种习俗在我们苗族区都有。
看来这春节是一定要到乡下去过了。我，儿子以及女儿都是二十九日那天才回到家的。满兄弟及弟媳也从乡浙江回来了，大家算是一年之后相聚。回家过年，那是母亲的最大愿望，母亲见我们分别到来，十分高兴。母亲把我们的床分别铺好，最新的铺盖花花绿绿的，徒的就是个喜庆。
三十那天，我和女儿的任务是写对联，贴花窗。而兄弟则是杀鸡杀鸭，洗腊肉等。母亲则负责煮糯米饭。苗族人过年那天都要用手抓，所以糯米饭要煮得好才可以掐成团。里面还要掺杂红饭豆，让色道显得喜庆。同时，掺杂了饭豆之后，吃起来也要好吃些。今年是羊年，我的对联也要写有羊有关的对联。女儿才读初中，可她也喜欢写对联，自创了一些我都读不懂的对联，虽不对称，可意味深长。什么“骏马奔千里，肥羊进我家”，什么“苗家笙歌辞旧岁，奶烤米酒庆新春”、“斗笠背篓犁田去，牧歌渔舟打渔回”……好像都与家事相关。春联中美景让人收获不胜，梦中小船摇进我们的思绪里，也算是一种乡愁的联动。
唐?王维《杂诗三首》云：“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对于乡间的年味我们确实知道得太少了。所以如何过年，饭菜煮好后，母亲将煮好的猪头，鸡鸭等祭物先供于神龕之后，叫女儿们烧香化纸。祭拜之后，就集中大家吃饭了。我们家是苗族，过年的这一餐都不用筷子的，肉都切成大块。即使不习惯，也要用撕一大块肉，这就是《府志》所说的“箸皆以手掬”。“食惟糯稻，舂甚白，炊熟必成团冷食，佐食惟野蔬。”苗族过年要用手吃，这有几种说法：一种是说，古代苗族先祖还不会用筷子，只有用手抓饭吃，才算是与祖先同在同乐；一种是说，因为战争，籼稻不好带，他们只有用糯米，煮熟之后随身带，也不会发嗅，饿了
用手食抓起吃，不耽误时间。用手抓饭吃，就是要让后人记住，如何才能养活自己，并能随时参加战斗。现在用手抓饭吃，可能是为了一种纪念吧。
在这个打工年代，席间不再谈及农事。大多谈到那几丘田转包给哪一个，然后又谈到去哪个地方打工之事。广东的钱多点，但那里的老板对打工者恶得很。江浙的钱挣得少，可那里的老板对人好，治安也不错。北方的钱过得去，可是太冷，南方人到那里不习惯……这些都是他们的话题。而我女儿没有说的，奶奶要她好好的学习。至于我，则是好好的多写文章行了。另外，我家也有几个大学“剩女”，兄弟们的女儿，母亲总是嗺着，快找地方嫁算了……其乐融融，这就是我们家的年夜饭。
苗家时兴“守岁”，也就是年夜饭吃好之后，火坑里要烧一个大青杠蔸，那是专为“守岁”之用。苗族人认为，年是一种物，今夜是它在家里的最后一个晚上，大家必须与它在一起，第二天它就回去了，来年它又才回来。记得小的时候，多是利用这个时间请大人教苗族古歌，或摆传说故事，或授苗家的习俗禁忌。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有的看春晚，有的则找人打麻将……我是家里的头人，我和母亲只得按老规矩，认真的在火塘边守岁。母亲老了，没有多少话要说，母子俩谈的多是一些家事。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几姊妹养大，她的辛酸，我最懂。她说，我女儿的百褶裙已做好了，现在眼睛不方便，要给她找个妈，让女儿也和其她苗家姑娘一样，有新锦衣，也要有银饰，因为节日里踩芦笙或出嫁——这是一个苗族姑娘所必须的，我同意了。可我确看到她的眼角边则流着泪珠。父亲早已过世，而我的二弟也因“打工”，去年殒命江南，看到我还孑然一身，这使她有无穷伤痛。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有首歌唱得好，“乡愁是抓不住回不去的从前，忘了告别的变迁象风筝断了线，乡愁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怀念。”母望游子归家，就是徒个平安团聚，缝缝补补的山乡，缝缝补补的岁月还是那么好看。
过年回家吧！
二0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于偏桥古镇
上瓮哨的传奇故事多
上瓮哨是施秉县城关镇的一个村，离县城只有十公里远。民国至解放初期，曾是施秉的一个行政乡，原名叫凤仪乡，后并入城关之后，改为行政村了。八十年代初，我作为那个乡的领导到曾那里多次下乡过。因忙于政务，对于那里的很多民情和故事了解不多。
三十多年过去了，那里的一切仿佛都忘记了。只记得一句俗语叫做“瓮哨名堂多，毛家坳上打一眼：三庵六庙九个龟，抬头一望九张碑。”话虽是这样说了，可具体是什么意思不得而知。这次朋友有约，算是有机会认真去了解一下了。
上瓮哨大坝是施秉最大的几个大坝之一。因地势平坦，有上千顷肥田沃土，又有一湾龙井喷泉出来灌溉，粮食年年丰收。所以，过去很多村寨的美女都争着往那里嫁。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施秉至石阡的道路改道云台山之后，这里仿佛被人们忘却了。这次去采风之后，我发觉上瓮哨的变化不小，从马路哨至村里的公路已铺成了柏油公路。而村里的机耕道象个大大的“十”字，将瓮哨大坝划分成大小相等的四大块，然后又延伸到环绕大坝的十六个村落。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炊烟四起，缭绕在山谷间。瓮哨有瓮哨河，《施秉县志》（民国稿）说，这河“源出瓮哨史家冲岩洞，至毛家山落入洞中，潜行十余里至皂角屯岩壁而出，地流入镇阳江。”也就是说，这瓮哨河在瓮哨大坝流过这大大小小的田园之后，一支向东面的下瓮哨
村，而另一支则直奔南面，转了几个大圈后落入一个落水洞中，通过暗河潜行至皂角屯岩壁流出，然后又流向潕阳河里去了。其所谓“落水洞”又名“蒸云洞”。这个洞曾载入了县志。志载：“蒸云洞，城北二十里，瓮哨前有洞焉。广仅丈余，深遂莫测，时有风习习从洞出。天将雨，则雾勲蒸如釜上气，一缕千霄，而洞中鼓囊益甚，重重叠叠，出愈纷。未几，蔽日漫天，山云四接，混合一气，倏沛甘霖。雨霁，宿雾渐收，清风徐徐仍自洞中引出。农人多于此占晴雨焉。”这个洞没有人敢进去探过，因洞口太小，垂直下泄，所以没有人知道里面的境况。清代，为了弄清这洞的出口处，人们用稻康随水放入。后来发现其康壳在皂角屯岩壁流出，人们也便才知道它的出处。这蒸云洞是当地村民的“晴雨表”，只要发现洞口出现了白雾漫出，就知道天要下雨了。那白雾越多越浓，就表示下的雨越大，反之则小。
上瓮哨的标志是：“三庵六庙九个龟，抬头一望九张碑”。说的是这里的传统宗教文化十分盛行，就在这不到五平方公里的地方，居然建有三庵，六个庙，九个龟，另外还有体现墓志文化的九块碑文。它们分别是毛家庵、西地庵、金鸡庵。何家龟、大龟、小龟、黄东龟、螺丝龟、宋家龟……以及龙王庙、红庙、城皇庙等。九个龟指的是大坝中的九个小土包，小土包之上分别祀土地神。只是这九个龟因“农业学大寨”运动，已开垦成田地，但从远处望去，仍能依稀可见。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西地庵。这个庵现仅存遗址了，它主要是祀曹妻朱氏的。《镇远府志》载曰：“曹登科妻朱氏，登科，副车。氏十八于归。事公姑孝，值姑病笃，割股以进。冬初，姑暴暄树下，忽风折枯枝，向姑头上飞来，氏急前护姑，仓皇跌地，而树上大枝又复墜下，举家奔救，已无人色，及亲姑无恙，所坐机已碎矣。氏满面血污，而两手抱姑犹未释。当是时，氏只知有姑，并不觉其目之被创也。乡里报到学教谕潘珍，旌以【孝格天心】匾额。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制木，主祀节孝祠中。”这里说的是朱氏对其姑母的孝道的故事，并由教谕潘珍，旌以【孝格天心】匾额。传统孝道思想在任何人类社会中都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所以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永恒价值。所以，我们认为，上瓮哨有其专供有孝道者的庵，对于现代人来说，仍旧有着积极的教育意义。
其“九张碑”就是朱氏的墓志碑，墓在大干田村落前，是一组家庭祖墓，共有三所，每个墓均立三块碑文，所以叫作“九张碑”。墓修得很好，方形，立石柱，雕龙画凤，有碑眉、碑文、碑额。十分雄伟。中间一所墓主为朱丕功，两边分别为朱氏之妻杨氏和王氏的墓葬。朱氏主碑阴刻“故显朱公（讳）丕功（号得贵）老大人墓”。两边的副碑分别介绍朱氏先祖至此设屯并屯田屯兵之事。透过碑文，我发现有很多的历史信息。碑文介绍说，朱氏是是明初到上瓮哨设屯卫边的。康熙五十年，偏桥（现施秉）发生“洪苗叛乱”，其先祖朱佈率领四营清兵前来镇压，并克复。他的部队分别驻守在“忠、孝、廉、节”四个屯地。“各里各前甲二朋二甲安屯设铺，承仗粮册，各姓花户擬军造册，完纳粮石。有洞有屯镇。有洞无屯左右司所辖。”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黑苗复叛——施秉平寨包大肚领导苗族大起义，七月二十九日施秉县城被苗族义军占领。夜子时“失城烧毁，各逃四散。”“上有祖母七旬，余兄丕银、丕知生死亡故。”苗族占领上瓮哨后，“苗匪”占地耕耘一十八年之久。“世孙朱丕功调军湖南，同治七年，蒙恩湖南永州府席保田大人，领兵克贵州清楚。”同治九年（1870）出告示，城乡编帖招安。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朱丕功转复故里，并“承复粮地”。碑文更加详细苗族义军攻下县城的具体时间是深夜子时。又说明，苗族义军在此地耕耘了十八年之久。同时，也明白无误地讲述了这次起义确实是湖南永州府席保田领兵前来镇压而失败的。我们无法去评价谁对谁错，但在今天，我们认为这里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比如朱丕功的一些后代，有很多个都与苗族人喜结连理。
上瓮哨大坝是施秉县最大的田坝，面积达两千多亩之多。要灌溉如此大的面积靠天下雨是不可能的。好在这里有口龙王井。龙王井位于佑哨之下，千百年来，井水澄碧，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据曹胜芳老教师介绍说，这井最早为明初朱氏在此屯兵屯民时发现的。同时来设
屯置堡的还有曹氏——所以那里才有“曹家屯”村落。
朱氏到此设屯主要是看中了这里的龙王井的泉水。那时，这里居住着苗族。当傅有德的军队打下这些苗地之后，他们便占有了这块土地。朱氏屯军也屯民，他把这股泉水据为已有，并用以灌溉那片肥田沃土。他把沟渠一直开挖到自己的村前。既作为灌溉田地之用，又作为饮用、洗涤等生活之用。后来，朱氏嫁了一个姑娘到对面的圆吊井村给邓氏为妻，因为对面没有水，在姑娘的请求之下，又将龙王井的水分一部分过圆吊井那一面，灌溉那边的耕地。
关于龙王井，有这样一个传说：龙王井过去，苗族人曾立小庙，是以祭拜“单”神。如今已成为财主家的井了。为了控制这井的所有权，有一年大旱，别人家吃水都成问题，而这个财主确有意把水放出去，不给人们吃，要吃都得付钱——想在大旱之际，发笔水财。一天晚上，四条大龙从天而降，盘绕在财主家的屋梁上，嘴吐长舌，发出哧哧的声音。财主十分恐惧。其中一条黑龙对他说，你要让别人都吃上水，否则我们将水封了，你家也得不到水吃。财主醒来，一身大汗。第二天，有个道士的打村子路过。财主将昨晚所做到的梦给道士重述了一遍。道是说：水是龙王爷给天下之民的，你为什么要独占？你必须给龙王爷修庙，让它保住泉井，否则要被龙王爷惩罚的。说罢乘风而去了。为了让这泉井能长流，财主在一个道士的指引下，组织民工修建了龙王庙。庙的两边配立四尊龙神，分别为青、赤、白、黑四龙化身。据说这庙宇可以为村民提供碗，只要某家办事，龙井就自动出现碗来。村民们用好之后，只要还归龙王井边第二次去要时又有了。不过这些碗你得一个都不能少的还去，哪怕那个碗是损坏的也无所谓。庙宇经多次建多次毁。文革更是荡然无存。八十年代，村民发起，现又建起小庙。也许村民不知道供什么神，现在佛教的道教的都供放得有。
上瓮哨有很多的古树，其中不乏许多名贵树种。如桂花、榉木、金弹子、檬子等等。在圆吊井村落里就长着十五棵金弹子树，高有二十多米，排列成个七字形，已被有关部门列为县政府名贵树种保护名单。虽然已是隆冬，枝叶确十分茂盛。橙色的果子长满枝头，有的果子还吊在地上。金弹子，学名Diospyros armata，别名瓶兰、剌柿、瓶兰花，柿科柿属半常绿或常绿灌木。金弹子茎干刚劲挺拔，自然虬曲，色泽如铁，宜于制作树桩盆景。金弹子在4月开淡黄色花,花形似瓶，香气若兰，故又名“瓶兰花”；花后5月挂果，10月后，绿果变桔红色或橙黄色，形似弹丸，故称“金弹子”，果至翌春经久不落；叶面深绿色,革质有光泽：是果、花、叶并美之观赏花卉。金弹子的树桩盆景经济价值很高。此外，这里的很多村子里还长着檬子树。檬子树是贵州独有的树种，俗称贵州红木，而在贵州山区的岩石缝、陡峭山崖上生长的檬子树又因外界恶劣的环境，导致生长出来的树干上有众多的尖刺，且弯折的树干极富有意境，所以一经加工便是上好的收藏品。
上瓮哨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明代有岁贡朱士琦。清代有曹纕，武德将军蔡兴礼，武职二品官员安人显。还有民国时的朱伯屏。
据《镇远府志》（第625页）载：“朱士琦，字来聘。明祟祯间岁贡，博学嗜古，性端岩，凡读先儒语录，必焚香静坐之。任清平卫训导，所得俸禄，悉以资贫，士归家，只携带《大明会典》一部，会吴逆叛乱，兵执之愤骂而死。”
曹纕，清雍正二年（1724年）参加乡试，补行癸卯科副榜，八年（1730年）先任山东省地方馆陶。任职期间。他在宋家庄修筑河堤九百多米，以防御漳河水患。每至寒冬时节，即捐衣施粥以救济贫困的孤寡老人。
朱伯屏（1900至1943年），名文藩，出生上瓮哨东方寨人。曾就读于贵阳讲武堂，民国十五年（1926年）投身王天培所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所部，任副官，随军北伐。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任黔东行营少校副官，二十三年（1934年），改任廖磊部少校副官。二十四年（1935年），回乡在地方办团理团防事务，同时倡办凤仪小学。民国三十年(1941)湘黔边境地区遭遇大旱，田泥龟裂，禾苗枯槁，收获不足五成，米价飞涨，贫苦群众只好上山挖蕨充饥。而国民党反动政府无视人民的疾苦，推行各种暴政，抓兵派粮，苛捐杂税有增
无减。国民党政府的横行暴敛，使人民群众凶怨声载道，不满情绪达到一触即发地步。朱伯习参加了“同善社”后，于九月二十五日起事。之后，以“抗兵、抗粮、抗款”鼓动民心，秘密组织“中华定国军”，自任总指挥，以其弟仲屏为参谋长，统辖三路十个队，计五百人。先打施秉县城，未遂。继儿攻打石阡县城，受挫败回。之后，活动于施秉、镇远、石阡、江口、湄潭等八个县边界地带。袭击部分乡公所和保办事机构。后遭保安队围剿，后被迫压力，于上瓮哨滴水岩自缢身亡，时年43岁。其所组织的暴动即为“黔东事变”的组成部分之一。
上瓮哨苗名叫“奥削巴”，苗文写作“ongb hxiaob beil”，意为塘坎上的村落。因过去是苗族居住，所以这里曾建有芦笙场。以六有六为会期。至于开场于什么朝代不清楚。解放初期，当地苗族也还赶会。“文革”之后至今没有恢复。但一些民间活动也还进行。我去采风的时候，圆吊井组正在编制亮龙——龙灯。有的故事扎得比城里的还好。组组者说，这种活动是最近几年的元霄节才恢复起来的。玩龙灯时，都要走村窜寨，苗族妇女还要跳板凳舞等等。可惜我没有机会参加了。
二0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于偏桥古镇
“文化沙漠”中的贵州施秉
有外地朋友常常来我这里，当他们一游玩了山上的几个景点之后，便拼着命也要跑镇远去了。原因是杉木河、云台山看完了也便没有戏了。到镇远去可以感受一下古城的风韵，这当然是个不错的选择。是的，施秉的确没有了看头了。九十年代，当别人说我们的县城是什么杭州的设计人员做的，我很兴奋，逢人便说二十年后，施秉可就了不起了。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才觉得自己太天真，太傻了。你所见到的“城”一日不如一日。在施秉，傻瓜才相信“明日黄花”。那天，县里说是要做一个小画册，想把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果表现一下，县城的风貌应是首当其冲。但那里才是“景”呢？任何人也提不出来。
我是个当地人，虽然是个闲人，但对于施秉的古文化还是比较关心的。
七十年代，我还比较小，可我们上公粮时随父亲去过柳塘堡，那是县粮食局所在地，隐记得两湖会馆的样子来。两湖会馆始建年月无考，据载其占地3000余平方米。建筑以火砖、青石、木村为主要村料，大门左右各置石狮一尊，门厅正面婆枢翘廓，门拥门柱用青色大理石打应而成；塑有占代人物、以及鱼龙飞凤浮雕，整个造型蔚然壮几一厅顶L方以八卦状向上盘升成圆拱形；中央彩绘的阴阳图秦直径约二十米；其余建筑的照壁全部用火砖封砌，亦为婆橹翘角，均饰有以古代文武职官那漂亮。威武的石柱，那些碑帖，还有龙飞凤舞的雕刻，起伏多姿的瓦楞……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
施秉大桥钢铁桥位于横跨潕阳河之上，建设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次年竣工。初始桥为木桁构桥，因载重量小，不能适应当时抗日战争行车需要，又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用4孔跨径为21米的半穿式钢桁架材料进行改建，同年年底完工通车。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国民党溃退时将桥炸毁。当年由解放军修复，将原两孔21米木桁架改建为4孔11米石台工字钢梁桥。1981年修了混凝土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居然将钢梁桥拆了。其实他们不知道其桥的历史意义所在，它可为抗日战争发挥了很大的用，在抗战期间，从缅甸运入内地的战略物资全是从这里经过，为抗日胜利立下过汗马功劳功劳。如果留下来，它绝对是国家的一级文物。对于发挥爱国主义教育不失为最难得重要的遗物。其实这种文物在四
川，在云南，就是在我们临县的重安江，他们都很珍爱的保护着，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现在我们又将目光转向河堤。施秉潕阳河河堤建于明代，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据《镇远府志载》载：“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栽卫并县，移县治于卫城（偏桥）。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题请修建李公堤，在偏桥西街。万历年间，李华山捐资筑，谓之李公堤。明末冲决，陶宏谟修之，又谓陶公堤焉。護城堤在偏城，由北门起至转阁楼前，皆明初建城时筑，极其坚密，而其上即万厉坛也。后水竟冲决，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复修二堤，有关于城，故附载于此。”这条河堤从平宁的皂角树始至大桥止，共800多米。这其中还有明代的水关——小桥口。如果非要用那块地，只要修一条内河也不可以了，但我们有的人看不惯，非要填埋，要其成为“阳光水岸”房地产。他们不知道这是研究潕阳河航运史的实物资料，也不知道河堤对于这坐小城文化的重性。如果留下，这也是偏桥的一大风景线，而且可以成为国家级的文化遗产。而新修的河堤则有意不留下可供人入河的“水关”——不可理喻。
施秉建县以来，能达到一品官员的只有罗大春。他是道光十三年（1833年）生于施秉县的施家冲（现城关镇南门村）。凭借过人的勇敢和机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屡建奇功。被清廷授予“冲勇巴图鲁”称号，被晚清国学大师俞樾（章太炎的老师、俞平伯的祖父）誉为晚清“中兴名将”。他十七岁当兵，二十七岁任参将，二十八岁任总兵，四十一岁担任福建陆路提督、福建船政轮船统领、代理福建水师提督，四十六岁任湖南提督。他在台湾打过荷兰值民者。光绪十六年（1890年）病逝在福建建宁总兵任上，终年58岁。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奏请成立福建马尾造船厂，“购机器、募洋匠、自制火轮兵船”。这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壮大，具有里程碑意义。几年后，清廷决定成立福建船政轮船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同治十二年（1873年），福建陆路提督、代理福建水师提督罗大春，奉命担任第二任轮船统领，成了当时成军最早、战斗力最强的福建海军的“舰队司令”。作为福建海陆两军总司令兼舰队司令的罗大春，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任水师提督和轮船统领期间，除了认真训练，提高舰队的战斗力外，他还积极选派一些中下级军官前往英、法、德等国参观学习；将自己的指挥舰“扬武”号改成训练船，作为船政学堂学员的实习基地，培养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许多后来在中国海军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当时都是罗大春的部下。如后来担任北洋海军右翼总兵的刘步蟾，当时是福建轮船“建威”号管带；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壮烈牺牲的邓世昌，当时是福建轮船“琛海”号的大副。到1875年罗大春卸任时，自制轮船由接任时的8艘增加到15艘，总吨位达到2.2万吨，千吨以上的战舰达半数以上。而大名鼎鼎的北洋水师，则是1880年才建立的。有了轮船的水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海军，由此看来，作为福建轮船第二任统领，罗大春在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去过台湾的人都知道那里有个“苏花公路”，这可是与我们这个罗大春有关的呢。
同治十六年（1874年），日本以两年多前的“牡丹社事件”为借口，出兵入侵台湾。罗大春奉命赴台湾苏澳地区驻防，并进行“开山抚番”。这次台湾之行，罗大春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却成就了他一生不朽的功勋。
当时日本入侵台南，而罗大春驻防台北，与日本人没有正面接触，因此，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山抚番”。开山，即开辟台北后山的道路；抚番，即招抚当时还未归顺清廷的台北地区的生番（少数民族）。罗大春到任后，立即开展工作。他主要采取：重用陈辉煌等熟悉当地情况的当地人；改革修路记酬办法（将原来的按天记酬改为按所修路段的难易程度和工程量记酬）；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富绅开垦荒地；推动清廷取消大陆人赴台和台湾人进入生番地区的禁令、对垦荒者给予资金支持等。在修路的同时，修筑兵站炮台。增加护卫的兵勇和修路的民工，最多时，兵勇达到十五营，既巩固海防又保障道路畅通。对生番，则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策略，道路修到哪里，抚番工作就开展到哪里。
由于措施得当，台北地区的“开山抚番”进展十分顺利。仅四个多月就修通了苏澳至花莲的二百里道路。这就是“苏花公路”的前身，这条路现在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力进行招商垦荒，1874年，仅宜兰地区就垦荒800甲，可开垦荒地，几乎开垦殆尽。同时，罗大春还捐资在苏澳地区兴办义学，开台北兴学教化之先河。为“淡、兰文风为全台之冠”（沈葆桢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到1875年7月，经罗大春一年来的招抚垦荒，加上道路通畅，台湾北部的开发已初具规模。清廷为加强管理，决定在台湾北部设一府三县。将府治设在艋舺，并将艋舺改名为“台北”。下辖“淡水”、“新竹”、“宜兰”三县。至此，台湾北部从苏澳到岐莱（花莲），就全面纳入了清廷的有效管理之中。对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巩固海防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台湾通史》对此作出了高度评价：“开山之役，为台大事。而能聿观厥成者，则沈葆桢创立之功，而闻柝、大春、光亮疏附之力也。”
在台湾苏澳地区，现留有“罗大春开路纪念碑”“罗大春开劈道路里程碑”“罗提督兴学碑”，其中，“罗大春开劈道路里程碑”被认为是台北南澳地区最有价值的古文物。
罗大春在世时，曾回施秉白家塘修建罗公馆。地点也就是老城关公社所在地。我也曾到这里办过公。1995年，文化街扩建，人们又将其手伸向了“罗公馆”，我为此曾专门写过建议送到了县政府和县人大。但没有人理。说这是为了建设，几天之后罗公馆灰飞烟灭。
平宁古寺位于平宁坝，也建于明代。是施秉“八景”之一。但也是在一片不宁静中，迁到了云台山，留下一个不伦不类的庙宇。城皇庙在县政府内，我们开始工作时每天都从它的屋檐下走过，后来也不知去向。
我举这些例子，是因为这些建筑都是我看到过的。没看到的还有卫城，东门、南门、西门、鼓楼、打杵岩的禹门、偏沅巡抚衙门、太阳洞的庙宇、柳塘堡和正街的明清驿馆、肖克将军日记中的柑桔园、大西南最大的柑樜林……我们无法找到一点踪迹。
反观我们的周边县市，他们保护文化遗产的力度让我们无颜。比如镇远，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古城，他们的古代建筑比我们的多。但是他们并没有将“封建主义”的东西一并抹掉。我在凯里见到镇远五十年代的一张相片，他们的建筑也是稀稀拉拉的，但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形成了现在古城的格局。同样受到“文革”的冲击，他们没有将老大桥推倒重来，也没有将禹门炸掉，清龙洞照样香烟袅袅。老衙门还住着现代人。而且还新修了不少的古建筑。古老的有五六百年，新建的也才有三五年，可却是那样的谐调和统一。而它成了入黔非去不可的旅游胜地。
大方县的“贵州宣慰府”已消失了几百年了，其“府”也在清朝年间毁于战争。而他们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消失的“蜀汉罗甸王府”，经大方县委、大方县人民政府请示，在毕节地委、行署和贵州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筹集了8000万元，建起了总占地面积137亩，总建筑面积7969.8平方米，人称“九层衙门”的“贵州宣慰府”。文化“底缊”出来了，30集电视连续剧《奢香夫人》也出来了，赚足了全球的眼球，“大方”的名也出来了。
瓮安自古代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元代推行土司制度，至元十四年（1277）播州首领纳地归附，授播州安抚司，十八年升为播州宣慰司。二十一年，播州宣慰司降为播州军民安抚司，辖旧州草堂（塘）等32处长官司，其中旧州草塘长官司就设在草塘下司，今更名为猴场村。明洪武十七年（1384），草塘等处长官司升为草塘安抚司。司署后毁于火，也只存遗址，瓮安“草塘大戏楼”也只是传说中的建筑了。他们也是多方筹资，修了起来，他们也按修旧如旧，恢复建起了草塘大戏楼、内阁中书第、黔山进士楼和草塘安抚司署衙门等四座主要的古建筑,建筑风格都为徽派建筑。其中“草塘大戏楼”占地面积就是215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650平方米。并于2007年5月对游客开放。靠“忽悠”能耐，硬把省里的旅发大会移到了那里召开，让瓮安实实在在的火了一把。
如此例子，不胜枚举。
那么，施秉在“文化沙漠”中如何才能自豪起来？当然要做一点事情。魁阁山上的文笔塔，虽说象个导弹——美国的卫星以为中国又在建弹基地，但也不失一个恢复传统文化的“开河之举”。观音阁民间修得不伦不类，但也是市民心灵慰藉的清净之地。余下的就让我说说吧，个人主张，算是建言献策。仅供参考。
重建“偏沅巡抚”衙门
清朝初年，顾祖禹独撰的一部巨型历史地理著作《读史方舆纪要》上说：““偏桥，在司东十里。左倚高崖，右临溪水。斫石架木，以通往来。”又“偏桥卫府西六十里，偏桥长官司南。西南至兴隆卫六十里。洪武二十三年建，隶湖广都司。今亦设卫本省，湖广仍设偏桥卫。卫当黔、播之咽喉，为辰、沅之藩屏。苗蛮有警，卫实当其冲。万历二十六年，播酋袭据偏桥，掠兴隆、镇远，楚黔路梗。事平后，益为重地余见上偏桥司。”可见，偏桥在过去，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它才成为“黔、播之咽喉，为辰、沅之藩屏。”明代，作为颖川侯的傅友得，在征大西南时，他们也知道这地方是苗蛮之寺“苗蛮有警，必急扼偏桥。”于是首先就第一个将这个处在滇前楚尾的小地方，设立了柳塘堡，并建偏桥五所，目的就是让这里的“苗蛮畏服”。明朝后期，为在国家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神宗朱翊钧于万历
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派湖广总兵陈璘驻镇偏桥。同年，为提拨地方军务和督理粮饷，设
置有“偏沅巡抚”之职，先驻偏桥镇。次年一月，擢江铎为佥都御史，巡抚偏沅，江铎成为了第一届巡抚。这个设置在小小地方的“巡抚”，直接管辖的地方不少，它除了贵州的一些
地方外，它还包括湖南的长沙、衡州、永州、宝庆、辰州、常德、岳州7府，以及郴州、靖州等地。康熙六年（公元1667）七月驻长沙的湖广右布政使改称湖南布政使，设立湖南布政使司衙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雍正皇帝将“偏沅巡抚”改为“湖南巡抚”，“偏沅”之官制自此废黜。从1599年到1724年，偏沅巡抚在偏桥（或置或罢）前后跨度达125
年之久。
在偏桥镇里作为“偏沅巡抚”衙门的办公地还有几个地方有可能，一个是县城东北面的
柳塘堡（苗语叫：veex dex bed），一个是西北面的安家营，一个是正北面的偏桥左长官司地黄平街(苗语叫：wangx jeex ghsat)，还有一个是杨家街（苗语叫：ghad leel yangx）。
柳塘堡是偏桥古驿站，明代既设有堡，也设有驿，是镇远进入偏桥的桥头堡。明清时期，江南商人设有会馆，庙宇。是江南商人人流和物流的集散地。虽说那里曾驻有军人，但没有城，所以衙门不可能是那里。安家营是元前至元二十年为偏桥硐蛮夷军民长官司。明洪武三年（公
元1370年），改授镇远土同知安源之子安德可为偏桥司长官，其职世袭，直至民国25年。
而黄平街和杨家街均为苗裔土司居住地，其性质和安土司一样。流官和土官因“改土归流”之争，有对立的地方，“偏沅巡抚”和地方土司不可能建在一起。
当我们在寻找“偏桥巡抚”衙门进入死胡同时，一个当地方的老农民告诉我，偏桥有个叫“老衙门”城中小村，那可能就是我要找的“偏沅巡抚”衙门所以在地了。是的，为什么
不从地名学去寻找答案呢？老衙门位于施秉县二中（原文庙）下，坡脚本建村，驻地平坦，块状聚落，坐西向东，苗族了聚居。苗语叫：“Dangx vax lut”（荡亚楼），其意与汉名
相同。据说这个小村原有一个大大的屋基，四合院式的，中有天井，全是石条砌成，因修潕陽河堤，而取石条去了。其建筑毁于何时没有记载。偏桥卫署，县衙均不在此地，那为什么叫做“老衙门”呢？据此推测，“偏桥巡抚”衙门一定就是这里了。这就是“以此驻节两地，从中持缓急”的偏沅巡抚衙门所在地了。
建议：修旧如旧，重建“偏沅巡抚”衙门。
恢复沙河街和正街古集市
偏桥，从古至今，一向是由楚入黔的重要古镇，它是古苗疆走廊的重要驿站。除军事上，战略地位重要以外，它还是古代重要的水路陆路的商业枢纽。由湖南进入偏桥后，向北可近僰州（四川），向南可入八桂大地，向西可入滇，进缅直至东南亚。正因为如此，奢香夫人
才以偏桥为中心的开壁驿道：一条向西经水东今贵阳东北)过乌撒今威宁)达乌蒙今云南昭通)；一条向北经草塘今修文县内)、陆广今修文六广)、谷里今黔西谷里)、水西今黔西城关)、奢
香今大方大渡河桥西北)、阁鸦今大方响水小阁鸦)、归化今大方双山归化)、毕节今毕节二铺)
等九驿。为了方便潕陽河航运，当时的地方政府还组织民工输浚诸葛洞等险滩。
在明代之前，偏桥是“洪荒草昧，羊肠险恶无人通。雪栈云林，落落千秋无通款”的。据《镇远府志》载，明初，“偏（偏桥）地瘠民窮，素乏千金之蓄。即有之，亦安土重遷，无有出境为商者，且其俗拙于谋生。平居贩戝卖贵，与物推移，若水之趨下，日夜无休时者，百无一二也。”当古驿道修通之后，偏桥的商业发展了起来，从江南来的商人多了起来。“湖南客半之，江右客所在皆是。”他们有江西的，湖南的，湖北的，还有江西的。他们除了经营木材、油盐布匹而外，还包括“一草履之细，一鸡卵之微”这样的小本生意，以至于城中的风俗“饶有中州风范”来。
那时的正街和西街是商业的集散地，有市场，有商铺、有客栈。正街出河口处叫“水门”，建有禹门牌坊。赶集的船来自黄平旧州的，也有湖南沅陵的。潕陽河出现了“千帆竞渡”的局面。为了使自己能在这弹丸之地立足，他们分别组建了自己的协会组织——两湖会馆、江西会馆等等。并以自己的原藉地名称，打起了商号。明初到偏桥的人员有商人，有外地官员，有军人，也有屯民，他们均来自五湖四海，其语音也五味杂陈。来久了，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施秉话了。把“二”读成了“懒”，把“小点儿”叫作“丢丢嘎”，把“就是”读作“斗是”，把“石子”叫作“岩脑壳”、把“这个人”称作“自冬人”、把“哪次来”叫“二天来”……这些语言我们找不到它的真正“专利”地，但确在这个蛮荒之地存在着，有人说这些语言是明清时期还在江南流行的“语言活化石”了。
古人不在，新人不领故人的情，古街只留下名字了，那些瓦盖的木楼被砖房取代，鹅卵石铺就的街道被混凝土埋葬了。叫作“禹门”的牌坊早已垮圮……偏桥的一切都被“革”走了，宛若一叶无舵的扁舟，驶向另一个命运中的未知世界去了。
建议：恢复沙河街、正街和柳塘堡古集市。街道鹅卵石铺。店面传统，办有茶馆、驿馆、传统民间工艺品。道向河流向，派水口（也即码头）……
维修部分古驿道
奢香夫人是贵州水西彝族土司霭翠之妻，明洪武初，代夫袭贵州宣慰使职。贵州都指挥使马晔，借故强迫奢香半裸鞭笞羞辱，以激变彝部，图郡县其地。罗甸诸部属皆欲反，奢香
不许，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召奢香进京，欲杀马晔，抚慰奢香，奢香大义不允，马晔被贬庶民。奢香回到水西(指鸭池河以西地区)，一面宣扬朝廷的威德，使"诸罗大感服"，人心安定;一面履行诺言，刊山通道。在洪荒草昧，“羊肠险恶无人通”，雪栈云林，“落落千秋无通款”的贵州高原，奢香亲率各部，组织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披荆斩枳剪蒿莱”，“凿山刊木穿蒙茸”，开辟出以偏桥(今施秉县境)为中心的两条驿道：一条向西经水东(今贵阳东北)过乌撒(今威宁)达乌蒙(今云南昭通);一条向北经草塘(今修文县内)、陆广(今修文六广)、谷里(今黔西谷里)、水西(今黔西城关)、奢香(今大方大渡河桥西北)、阁鸦(今大方响水小阁鸦)、归化(今大方双山归化)、毕节(今毕节二铺)等九驿(龙场驿为首,故称“龙场九驿”)，岁贡马匹和廪积。
“鬼国山河改，皇华驿路存”；“九驿邮初置，三巴路已通”。奢香主持开辟的驿道，
成为纵横贵州以达云南、四川、湖南边境的交通要道，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夜郎自大"的状
况，沟通了边疆与中原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增进了汉民族与西南各兄弟民族的交流，促进了贵州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进步。“龙场九驿”成为奢香为国为民建树煌煌业绩中的一座丰碑。明王朝亦把奢香当作巾帼功臣。明太祖朱元璋曾这样称道：“奢香归附，胜
得十万雄兵!”
偏桥(今施秉) 是这条古驿道的中心，施秉还有古驿道吗？有！通过考察，施秉古驿道在东端在甘溪乡到城关沙坪村有小段，主要是城关施家冲至甘溪村的老院组，古驿道断断续续延绵16余公里。路面由鹅卵石铺垫而成。遇有小沟有古石桥相连，遇坡坎有石级相接。古
驿道除甘溪高塘坡段因兴修飞机场占领并受到坡外以外，古道保持还相当完好。而保持最完好的当数水浸坡至常家院段，这段除石头铺设的道路保护还相当完，道路的排水系统还发挥作用。据常家院村民吴友海介绍说，在解放初的前后期，这里还是通往黄平旧州的交通要道，那时他们还见到马帮队在运送如布匹、食盐等等。现在最易恢复的是西门坡簰坊边。这一段有两里。有的被泥巴覆盖，有的还裸露在外，只要简单清理就出来了。
“古苗疆走廊”是贵州大学的课题，本人参与了此课题的调查和研究，我们的基础材料很丰富，只要清理出来，赋予其文化内涵容易。旅客去了杉木河或云台山来了之后，可以就近到西门坡的古驿道，感受一下古人之“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景致。
建议：恢复古驿道。
划魁阁片区为森林公园，重建魁星阁
据《镇远府志》载：魁星阁“小东门外廖家岩，乾隆四十九年建。”也就是说，魁星阁就在现在叫魁阁山之上。据传，原建的魁星阁阁基由灰白色麻条石铺砌，底层，即第一层，除四根大柱顶着柱础石外，还有八根檐柱与梁、枋穿插扣紧，围成方形里外“明间”、“次间”。四围砌以青砖、砖墙表面粉以紫红，拱门西向，东、南、北三面各开琉璃九凤窗两扇。阁身包括第二至第四层，按相应比例依次缩小，其结构与底层稍异，为井框式木架结构，仅四柱与梁、枋相扣，起承重作用。楼梯、楼面采用杉木企口接缝，四面围以花格隔扇窗，窗外四檐皆覆以琉璃瓦，其中，每个翘挺的角檐之下都垂悬铜铃，清风拂来，响铃阵阵，别有一番雅趣。阁盖飞檐凤吻，为饰有贴金图案的牡丹镶花屋脊，两端鳌鱼翘尾，中间耸立黄色瓷质葫芦宝瓶。阁毁于五十年代。为什么要恢复魁星阁呢？因为那是观看施秉县城的最佳场所。同时，施秉县城建有好多的桥，在古代，阁和桥是相辅相成的，用迷信的说法，有桥必以阁楼或庙宇的佛守卫，方能保一方水土。加之也可作地标性建筑，有桥有河有阁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外人只要以这里为背景，留下一张相片大家不就知道是施秉了吗？“名”就是要这样才出得来。
《施秉县志》载：“中山纪念林场，民国时期，在城东郊魁阁中山纪念林场，有工人八名，并设苗圃猪市坝（今三角洲）和圣庙，年育刺槐、杉木、梓木、油桐、青杠、柏木苗五
万株，供县属乡村造林用。”又载：“民国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1947——1948年），全县建有保育林场三个，其由建设科管护，乡保育林场指定干事负责。其中……偏桥镇保育林场在魁阁文笔山至诸葛洞，营造面积500亩。”
建议：建设宗教建筑的资金容易集，只要县里给个政策，按修旧如旧的原则，魁星阁很快可建设起来。
留一点情感，寄予这施秉革家芦笙会
转眼间，寒冷的冬季已悄然远去。这雾茫茫的山野间，开始露出一片风清日朗的胜景。也就是在这个季节里，我们未曾拥有一份清浅的心境，静心而坐。施秉东南岭上的革家村寨里，又一个传统节日风驰而至了。上遨革家芦笙会就是一个以革家芦笙为主的节日盛会，我得收拾着那破相机如约而至，找一点感觉，寻一点回味。
据《贵州通志》载：革家是镇远府的“附廊土著民族，黄平蛮僚”。明代着名学者王守仁于黄平飞云崖撰《月潭寺公馆记》一文中说：“兴隆(黄平)偏桥(施秉)之间，各数千里，行者至是，皆备困饥卒，宜有休息之所，而崖麓故有寺，附岩之戍卒，官吏，犵与苗夷之种连属而居者，岁时令节，皆于是焉”。《镇远府志》（乾隆志)也曰：“犵兜，镇远、施秉、黄平皆有之。好居高坡，不篱不垣，男子衣类土人，好短衣，偏髻，绣五彩于胸袖间，背负海巴，蚕茧累累如贯珠。”1951年的《中国少数民族简表（补充本）》中，把革家人（当时写为“仡兜”）列为当时我国已承认的54个少数民族之一。书中明确记载：“仡兜族，居贵州省黄平、炉山、施秉、福泉等县，农业经济，操仡兜语，现有人口3000多人。”现在写“革家”，为未识别民族。革家在施秉，主要居住在潕阳河南北两岸的麦子岭、长江路、锅巴庄、地南、地旗、中洞湾、烂洞、岩头上等村寨。人口有三千多。聚居区内多是姓廖、罗、孙、高、李、吴等。清《贵州通志》载：“黔之苗蛮，为类不一。有曰犵、曰佳、曰僮、曰僚……犵者其俗出入，以犵为生，故曰犵”。这可能与罗雀、狩猎有关。革家多为一村一姓，聚族而居。施秉革家汉化比较严重，除部分老人会操点革语外，大多说汉语了（中洞湾是施秉目前还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