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之《和陶诗》，从《和饮酒》开始，实际经历了由形似到神似的过程。在《和饮酒》时期，苏轼一改其豪放（钱钟书以为“清雄”）诗风，转向恬淡自然的风格。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中，引述苏轼的话，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苏轼追求的恰是这种“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格调与形式。从欧阳修、梅尧臣等人一改对唐诗的因袭，而推尊陶诗的平淡自然开始，至苏轼大规模追和陶诗，不仅使苏轼本人诗风甚至宋诗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自然平淡成为宋诗的主要成熟的。这在苏轼的《和陶诗》中，即有清晰的表现。《和饮酒》是初和陶诗，但以东坡之才，首先实现了格调上的相似。
我们不妨以渊明的《饮酒》之五与苏轼的《和饮酒》之五，作一比照：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饮酒》之五）
小舟真一叶，下有暗浪喧。
夜棹醉中发，不知枕几偏。
天明问前路，已度千金山。
嗟我亦何为，此道常往还。
未来宁早计，既往复何言。
（苏轼《和饮酒》之五）
苏轼运用五言古体的形式，语言朴实自然，格调简古恬淡，与陶诗如出一辙。但似陶而又非陶。我们细读两诗，陶诗表现的是隐居山林、远离尘世的宁静淡远；苏轼的和诗，则让人感到外似旷达，内实苦涩，包含着淡淡的苦闷与忧伤。在形式上，苏轼虽尽量收敛其锋芒，那种行云流水般的生命流动、乐天知命的顿悟，都包裹在质朴平淡的外衣里。这一切虽然与苏轼的个性、气质、风韵有关，但在实际上却是他努力经营的结果———追求以平淡蕴绮丽、简朴含深沉、情深而语淡的陶诗境界。诗歌是诗人内心情感的流露，由于时代与个人所处生活环境的差异，以及个性气质与审美趋向的不同，所以当其内心情感化为诗歌时，表达方式乃至风格就不可能完全相同。苏轼在走近陶渊明的过程中，由于他与渊明之间的“心理距离”，要做到相同一致，自然是分困难的。他只能凭借其诗才，首先达到了诗歌形式上的“相似”，也就是他把自己的情感“移植”到陶渊明诗体形式里。这就出现了似陶而非陶的情形。
随着苏轼被贬谪到惠州，后到儋州，生活极端困苦。苏辙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中描绘当时情景：“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度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张耒《柯山集》亦云：“苏公黜官，贬走数千里外，放之大荒积水之上，睮粥不给，风雨不蔽。”此时的苏轼，并不是自愿皈依山林，也未想归田隐居，他是在政治高压下坠落到生活底层的，其内心的苦闷可以想见。这与陶渊明“欲仕则仕，欲隐则隐”相比，苏轼精神上的压力来得更深刻、更沉重。在谪居期间，一位送饭田间的七十农妇对他说：“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作词称其为“春梦婆”。这时的他，也曾向比邻的农民乞求蔬菜，乡民们自动帮他筑屋葺居。这使他了解到儋民的穷苦：“茅茨破不补，嗟子乃尔贫。菜肥人愈瘦，灶闲井常勤。”（《和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因而，此时的苏轼再“细和渊明诗”时，生活的境遇使他逐渐走进了渊明心灵的深处。他在《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说：“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宁当出怨句，惨惨如孤烟。但恨不早悟，犹推渊明贤。”此时的东坡居士对佛、道的静寂亦
有深悟，他说：“万劫互起灭，百年一踟躇。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和刘柴桑》）有了此种思想境界，苏轼和陶诗，才由形似而趋神似。如他的《和归园田居六首》之一：
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
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
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
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
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
我饱一饭足，薇蕨补食前。
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
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
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
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
与《和饮酒》时期的苏轼相比，其“当世之志”则更为淡化，对自己的宦海浮沉，更淡泊视之。心灵的宁静化为和陶诗，内容上已经以田园生活为中心，淳朴的生活场景与《和饮酒》时那种“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已迥然别是一番天地。此时的和诗风格也从《和饮酒》时那种外似平淡、内含豪荡而趋向平淡闲远，形式上更加“陶渊明化”，也就是说苏轼晚年平淡自然的诗风日益成熟。所以，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卷一引黄庭坚语，说：“东坡在扬州《和饮酒诗》，只是如己作。至惠州《和田园》诗，乃与渊明无异。”可谓切中肯綮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