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档之家› “十二五”期间,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旅游业所肩负的新使命

“十二五”期间,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旅游业所肩负的新使命

“十二五”期间,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旅游业所肩负的新使命
“十二五”期间,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旅游业所肩负的新使命

“十二五”期间,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旅游业所肩负的新使命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如菲律宾 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

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

中国社科院2011年12月发布的《产业竞争蓝皮书》称,按照2011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被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正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人均收入难以提高的“中等收入陷阱”考验。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国也慢慢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中国必须找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要素,才能顺利度过这个危机。

1、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度依靠出口和投资转向更加依靠消费拉动

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出口和投资双轮驱动。随着欧债危机的爆发,欧美市场的需求在逐步萎缩,过内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因此,过于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方式受到了限制。政府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主要还是体现在

国企扶持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这种投资的乘数效应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有有限的。

世行行长佐利克在2012年2月表示中国下一阶段发展需要从出口导向和过度依赖投资转向更多依靠内需和消费拉动。从解决短期问题和长远发展来看,中国应将经济增长的重点转向消费,由依靠出口投资双轮驱动为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增加经济发展的活力与动力。关键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

2、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投入转向更加依靠生产力的提高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依靠的是数量庞大且低廉的人力成本、低廉的能源等竞争优势,以中国制造成为世界工厂。但随着中国人力成本的逐步升高、能源消耗加大、污染越来越严重。这些竞争优势正在慢慢失去,并且难以做到可持续发展。

因此中国必须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的“库兹尼茨增长模式”转变为以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创新为特征的“熊彼特增长”。而这需要政府投资和政策制定向中小企业倾斜,创新金融制度、鼓励科技创新,鼓励品牌建设,以企业家才能、技术、品牌等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

3、将产业结构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导

钱纳里和塞尔奎因等经济学家利用多种现代的实证分析方法,通过比较多国数据,探究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最后得出“标准产业结构”模式。根据这一模式,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二次和三次产业比重不断提高,最后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第二产业,在经济中占有绝对的比重。

从中国的产业结构看,三大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2009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6%。按照世界银行数据,近年来,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53%,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72.5%,低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46.1%,我国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

要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就必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其中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政府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事业单位的改革,打破垄断,加大经济开放的程度,在服务产品生产和供应领域引入全面竞争。因为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从发达国家和地区手中抢过现代服务业,才能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和增长。

三、旅游业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肩负的使命

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产业升级中,急需快速发展壮大。肩负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使

命。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目标: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1.使命一:拉动内需和消费

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人类在满足了基本生理需求后,有追求安全、发展的需求。而旅游业满足了百姓了解外面世界、发展自我、交流情感的需求。成为中国消费者重要的消费途径。中国旅游业经历了从入境游到出境游和国内游的发展轨迹,今年来交通状态的改善,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在拉动内需和消费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使命二:兼具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独特优势,能有效缓

解社会矛盾。

旅游业兼具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大力发展旅游业,不仅能拉动经济发展的速度,还能够通过旅游业自身的发展,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旅游业强大的乘数效应能带动交通餐饮住宿等其他服务业的发展;旅游业是个劳动力密集产业,可以分流大量从过剩产能的产业中失业的劳动力;旅游业的发展可以调节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尤其是可以带动落后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旅游等深层次旅游产品的开发,可以减少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促进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提高国民素质和眼界。

3.使命三:按照现代服务业的标准来加快旅游业的升级以带

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

现代服务业视野下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实质是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即向更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发展。从旅游产业结构比例看,高级化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整个旅游产业结构中,由“数量”比重逐级向“质量”比重演进,即旅游产业增长方式重点依次转移;二是旅游产业结构中由“劳动密集型”占优势比重逐级向“智力信息密集型”占优势比重演进,即实现旅游产业要素密集度依次转移;三是旅游产品结构中由“制造初级观光产品”占优势比重逐级向“制造最终文化体验产品”占优势比重演进,即实现旅游产品形态依次转移。从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程度看,表现为高附加值化,即要提升旅游企业技术密集程度;高技术化,即在旅游产业中普遍应用高技术;高集约化,即组织合理化;高加工度化,即加工深度化,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旅游业通过协调产业与事业功能完成新使命的具体做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旅游业成功实现了从“事业型”向“产业型”的转变。如今的旅游业肩负着从创造外汇、带动经济发展到促进就业、缩减贫富差距、增加社会认同、促进社会和谐的使命。

1.从所有制、运行机制和考核机制上创新。

首先看经济结构,这些年经济结构在旅游业界得到重

调。旅游社、饭店、主题公园度假村等各个领域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正在发生变化,但是在整个旅游行业,国有集团、国有控股仍占较大比例,这种局面限制旅游业发展的活力。有的省旅游企业都是国有,而国有企业大多经营不善,另一方面阻碍了更多民间资本包括外资的进入,使旅游业从深度和广度上受到影响。

其次看运行机制。旅游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素质。旅游标准化就是旅游业运行机制创新的新举措。应鼓励旅游城市建立基于城市旅游目的地的跨部门、跨行业的旅游标准化体系。旅游业核心要素系统标准不仅包括传统旅游要素的标准,还有绿色旅游区、湿地型景区等各类旅游区标准以及农家乐、会展、文化体验游等。

再次看考核机制上的创新。考核机制是风向标,决定了产业发展的方向和思路。一是对旅游经济收入的考核,应从注重总量向注重结构方面转变。如门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非优势市场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变动等。二是对旅游产业投资方向的考核,从单纯重视硬件设施向强化软件方面转变。三是对旅游产业投资的考核,从重视数量向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转变。四是对旅游产品经济方式的考核,从产品的生产型经济方式向市场型经济方式转变。五是对企业发展思维的考核,从传统的竞争型方式向合作共赢的新理念转变。

2.以调整结构提升素质为切入口进行旅游行业增长方式的

转变。

我国旅游业历经多年的发展,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但是软件弱,管理散,规模小,科技含量低,从业者素质低,特别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为明显。在这个基础上,向世界旅游强国目标迈进,国家应切实通过政策倾斜、经济、法律、行政的手段对旅游产业进行调控。

首先,将旅游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智力信息密集型转变。旅游业是个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但总的来说,旅游产业中劳动者的平均素质并不高,不属于智力密集型产业。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旅游产业对电子网络等新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大。将网络、电子产品等融入旅游产品中,不仅可以提升旅游产品的内涵和外延,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还可以为高素质人才提供就业和发展的空间。除此之外,旅游产品应注重品牌建设,根据不同的细分市场,进行产品定位和策划,以品牌建设的思路,有规划地进行营销。而旅游目的地的策划、营销等工作,也可以增加大学生的就业空间。

其次,以文化旅游为新的突破口和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促进消费模式转变,挖掘内需增长潜力,传承传统文化。我国旅游业长期以来都是以观光游产品为主体,旅游经济收入主要靠的是门票收入,这一态势严重制约了旅游业的持续

健康发展。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消费者对旅游产品的需求呈现了多样化,除了观光游外,自驾游、探险游、度假游、文化旅游、休学游等也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旅游企业必须打破传统思维,下大力气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进行产品的深度开发,引导消费者合理消费,以促进消费模式的转变,促进内需的增长。而文化旅游等产品的开发,对保护收集整理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而在文化旅游产品走入市场的过程中,会在保护的基础上,创新文化传承的方式,以现代形式为传统文化注入新活力。而这也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再次,以乡村旅游为契机缩小城乡差距,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转变。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间接改善当地百姓的生活质量。一些经济落后地区,通过发展旅游,能创造出非常好的发展平台。这些平台可以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家乡就业,吸纳产业转型所带来的富裕劳动力,甚至可以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将年轻人留在当地,缓解大城市人口负荷的压力和城市病,缓解农村家庭空巢率较高的现状,减少留守儿童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些乡村还可以通过乡村旅游的发展,将土特产和生态农产品卖给城市居民,增加收入。当地百姓可以在于游客沟通的过程中,增加见识,学习新语言、技能,提高自身素质。

小结:旅游业的发展对于我国加大服务业比重,改善经济结构,以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旅游应摆正自己服务业龙头行业的地位,以自身结构的调整,在拉动内需创造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积极发挥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国民素质等事业功能。以内涵式发展带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为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产阶层培育、发展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作用

【摘要】中国在经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后,正面临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严峻挑战,即面临所谓的世界难题中等收入陷阱。中产阶层的培育与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维视角,论证了培育中产阶层确实非常有必要,而美国、日本、韩国及拉美国家的相关经验教训为此提供了国际证据。 【关键词】中产阶层中等收入陷阱发展战略三维视角。 一、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二战以后,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在实现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跨越后,一直无法突破10000 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种现象被世界银行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在较短时间内迅速从中等收入行列跨入了高收入行列。其中,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仅有日本和韩国,完成这个跨越,日本花了大约 12 年时间,韩国仅用了 8年时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其经济发展起步甚至比韩国更早,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回顾近 30 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从贫困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战略是十分成功的。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0 年底,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4260 美元,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与风险凸显的阶段,将面临诸多的挑战。林岗等(2011)认为,该阶段存在九大挑战:高储蓄率可能发生调整,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科技创新难度增大,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外需拉动作用减弱,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体制改革更加复杂。与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但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也在不断增多。孔泾源(2011)指出,目前,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日益凸显: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失速风险增大;金融深化不足,风险过于集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公共服务总体不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发展严重不均;对低成本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着惯性依赖,经济结构调整难度越来越大。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难以回避的战略性难题。 二、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世界银行指出,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直接原因是: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有效提升价值链和以知识创新、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公;产业结构制约;对外贸易不平衡;存在金融系统风险。中国学者高世辑、卓贤(2011)、林岗(2011)、陈湘源(2011)、孔泾源(2011)、刘伟(2010)等学者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存在以下问题:发展战略错误(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宏观经济不稳定(包括金融体系脆弱,过度依赖外资)、要素升级迟缓(包括科技创新不足,劳动力素质提高不快)、收入分配不公(包括贫富分化加大,基尼系数过高)、制度创新滞后(包括腐败丛生,政府效率低下)等。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观点评述。 部分学者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战略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转变发展方式(刘伟,2011),第二种观点是提高全社会的人力资本(高世辑、卓贤,2011),第三种观点是经济结构能否实现战略调整,社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马晓河,2011)。 (一)转变发展方式观点。转变发展方式与其说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不如说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与一定时期经济社会条件相匹配的,体现出阶段式特征。以中国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导刊 11 2011 / 04碰 撞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被突破,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自身机制及体制矛盾难以克服,不能成功过渡使发展陷于停滞,社会出现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无法转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出席停滞或回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的 表现特征与表现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本特征有:贫富分化严重、经济停滞或增长回落、过度城市化、增长转型困局、社会冲突加剧、腐败问题突出、民主乱象、金融体系脆弱等。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首先是,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如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其次,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 【关键词】 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逾越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 |刘 波 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 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得较为突出。 第三,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与此同时也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上世纪的日本社会曾经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第四,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我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第五,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 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行政垄断,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我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我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 陷阱”的诱因 目前,我国人均GDP 接近400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区域,我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长期以来 “加快增长”的目标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 “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粗放增长、过度投资驱动”的模式,造成了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许多问题,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严峻挑战。“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可能为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原因所致。 首先,经济方面的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要素的成本增长,投入边际报酬逐年降低,如沿海地带劳动力成本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受压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变弱。另外,我国出现所谓“超 常城市化”现象,城镇化加速时期带来了交

应对 “中等收入陷阱” 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策略

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策略 摘要:从国际社会的发展来看,很多国家在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想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必须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本文首先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及中等收入的界定标准;之后以韩国和巴西为例,分析了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最后结合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论述,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策略。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验教训;策略;十九大 1 引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时代规划。他指出,既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而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就必须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对大众来说并不陌生,之前笔者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接触过这一说法,近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这门课上,较为全面的了解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概念和深刻含义,课下也查阅了一些资料,现将自己的一些收获简述如下。 2“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及界定 2.1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2007年发表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出的[1]。《报告》指出,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工资上涨而无法与低收入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相竞争,又因创新能力不足无法与处于技术前沿的高收入国家竞争,丧失了比较优势,加之又面临着城市拥堵、收入不平等、腐败等问题,难以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2.2 中等收入的界定 “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前提是对中等收入的准确界定。确定中等收入概念,对于分析该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判定“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绝对收入标准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均国民收入(GNI)分

如何理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理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概念解释及相关时代背景】 (1)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2)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GDP约4400美元。然而近年来,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加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4)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观点】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新阶段的需要,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外源式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资源消耗性经济发展, (2)【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转向内生性经济发展、协调内需市场与外需市场关系的发展、资源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 【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隐患、问题的成因】

(1)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在收获“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之后,如果不能尽快积累形成内生增长能力,亦即资本积累形成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制和管理的创新能力,就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处于不利的局面,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一个侧面。 (2)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的是社会风险,比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不同的是经济风险,比如,经济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在退化,面临产业空心化、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经济增长的内驱动力不足等问题。 (3)拉美国家之所以落入“陷阱”,是因为他们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驱动力量不是内生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借助经济全球化、引进大量外资与外部技术、依托外部市场等途径,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正因为是外生的驱动力量,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不前,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会不断加剧,以至于继续努力创造的积极性下降。 【外国的经验】 其实,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过“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是它们提前解决了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成功跨过了“陷阱”。 (1)英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为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状况,采取税前收入政策和财产性再分配政策等措施,大大降低了人均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2)日本在中等收入阶段,非常注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首先,日本政府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日本政府一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韩国也是如此:首先,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税率,实行了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并对储蓄与投资所得单独设计税率;其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政策 (3)与发达国家相反,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因为忽视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分析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案例分析 Document serial number【NL89WT-NY98YT-NC8CB-NNUUT-NUT108】

P1: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如图所示,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P2:以日本为例: (1)战后五十年代,日本先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但随着汽车制造业的崛起,电子计算机、宇航设备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以及产业环保的结构调整,通过“技术立国”的方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成功地转型到以文化和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2)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10年内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仅仅经过7年的努力,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二战后,日本还进行了农地改革,建立工会组织,很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还十分注重社保,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对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3)日本还十分注重反腐,推行了财产公示制度,制定了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有效的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P3:以韩国为例: (1)破除经济垄断强力打压财阀 韩国在1950之后的30多年间,政府曾重点扶持三星、乐喜、东洋、金星等较大的垄断集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财阀逐渐形成了与政府、银行之间的三角关系,大多举债经营。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1998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 (2)重视增加民众收入和社保 进入70年代,韩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村运动”,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进行家乡建设。 日本和韩国的上述改革,增加了农民和工人的收入,避免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 (3)重视反腐推行财产公示制度 在处理腐败问题上,韩国由总统带头进行财产公示,铁腕反腐。 期间,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 汉江奇迹: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韩国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南端,面积小、人口多,自然资源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长期处在日本统治下,国民经济带有严重的殖民地性质,国家贫困,市场狭小,资本

_中等收入陷阱_的中国式特征及规避

2010年经济:可以预期的 上述已知的,对于2010年经济走势意味着什么?分析其涵义或曰后续进程及其效应,当是预期2010年经济的出发点。在笔者看来,上述已知约束条件至少有三个层次的涵义: 其一,2010年经济走势,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实体刺激政策的成本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如此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不说其隐含成本,单是显性成本就很大,最大的显性成本在于耗费的财力巨大。许多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已将未来若干年的财政预期收入搭了进去。 其二,2010年各国宏观政策的最大话题,将是干预政策的“撤出”问题。撤出政策实施的好坏尤其是全球大国的协调性,将左右世界经济未来走势。 其三,2010年中国经济走势,也将与政府刺激政策的撤出效应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经济此前的政策带有“非沉疴下了猛药”的特征,撤出政策的负效应当更大。同样,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宏观政策的政策撤出当更为紧迫,早点撤出比晚点撤出成本要小。这方面一个重要的迹象是,岁末年初的经济增速已经达到超高速水平,通涨预期正在“变现”。 经济政策:须直面刺激政策“后遗症” 如果将2009年的大力度干预政策比作一剂“猛药”的话,那么它所引出的隐含成本,就犹如猛药“后遗症”了。笔者以为,这种猛药“后遗症”,当是未来一两年乃至数年内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一组重要约束条件。客观地来分析,在所有刺激政策“后遗症”中,最为突出,同时构成2010年政策选择重要约束条件者,大约可归入三个大的层面: 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通货膨胀威胁的提前到来。无论按照经济学常识判断,还是就中国经济目前的实际状态来看,都不难得出结论:大力度刺激政策促成的经济增速提升,多半属于数量型的,而非效率型的。 产业层次,表现为两个过度依赖的强化。一个是对那些原本调整压缩产业的过度依赖的强化。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钢铁业了。2006年起各方就一致认为中国钢铁产能已经过剩,2008年10月之前原本属于宏观政策打压的行业,然而随着年底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在2009年再次得以扩张。另一个是对房地产等“泡沫易生型”产业的过度依赖。房地产也曾是2008年10月份之前宏观调控政策针对的主要行业,调控的主要目标曾定义位于抑制过高的房价,防止泡沫发生。然而,随着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这个目标不仅未能兑现,反而发生了新一轮的涨价潮。 在对外贸易上,是对出口退税等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症。2009年,在全球市场极其疲软的环境下,中国外贸之所以能稳住阵脚,降幅远小于全球几个贸易大国,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政策发挥了作用。在国家商务部那里,这种政策目标被明确地定位于“保市场、保份额”。为此,所使用的最为频繁的政策工具,则要首推提高出口退税了。不容置疑,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及涵盖商品种类的增加,对于遏制2009年外贸下滑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必须看到此种政策的负面效应,除了贸易福利流失而外,出口退税还导致了一个恶性的路径依赖。由此形成如下“怪圈”:出口退税→贸易增长→国外反倾销反补贴→出口退税。这样的政策显然是难以持续的。 上述“猛药后遗症”或曰刺激政策的隐含成本,无疑将是未来一年乃至若干年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约束条件。 (汤摘自《浙江经济》2010年第5期赵伟/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特征及规避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

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陷阱

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陷阱 我们常说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就会出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7400美元。而2015年7月1日世界银行的归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4126-12735美元之间,很显然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中国只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在今后的十年内进入高收入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南非以及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至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这里我要说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对此西方学者是故意不说的,这陷阱的问题我以前也讨论过,在教育层面是非常关键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财富外流,而教育的外流影响是最大的。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这些国家就有可能出现留学的数量激增的趋势。 在以前收入低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基本是需要奖学金的,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有奖学金,要能够自费的,也是社会当中最少数的人群,而且这些人在本国教育环境相对落后,他们出去以后再回国还有教育落差,这个教育领先和他们原有的地位,就足以吸引他们回国,他们留学的收益是正的,就如我们民国时期和留学,现在印度的留学一样。 而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本国的教育也大发展了,外国教育的领先落差缩小,最尖端的有奖学金的这些人回国的动力降低,他们的外流是国家的损失。更进一步的是大批的富裕中产也能够留学了。就如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在国内不得了了,百万元的简直是神话,面对上百万的留学费用,就算是当年国内的顶级富豪,也是难以承受的。而到现在200万左右的留学费用,不足北上广深的半套房子,随便把房子卖了,就够留学了。因此在核心城市的人群都有自费留学的财力。尤其是中国计划生育下的独生子女一代,爷爷家和外公家各留下至少一套房,爸爸妈妈也有房子,祖辈离世房子本来就有富裕,这个留学的费用就更容易支付了,这可是巨大的群体啊!北上广深是有大约一亿人以上的!还有这些核心城市的北漂沪漂等等,他们落户不下,但当孩子上大学时刻,也是有了一套房,卖了房举家移民,对难以落户的他们是非常现实的选择。因此我们的教育问题,教育体系带来的大量人员以留学为第一目标的外流,是足以给中国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带来巨大社会压力的,这就是我要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当中的教育陷阱。 2015年,我国的GDP达到67.7万亿元人民币,近1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已经超过10000美元,甚至超过15000美元,中高收入消费人群正在聚集。人均在15000美元,那么对高端的TOP5%人群,就是有与美国人同样的收入的,如此高的收入意味着他们的孩子,都有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的能力,而且中国人为了孩子的教育,可以倾囊而出的投入的,把多年的积蓄用于孩子的留学,支付能力是超强的。微观上个人的消费能力没有问题,但在宏观上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顶不住的,中国的国际收支是难以平衡的,而且在现有的外汇报表统计当中,这些留学的刚需和未来增长的预期,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计算,这些必将成为中国崛起的巨大压力。留学刚需的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人民日报:中国预计从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 2016年06月12日06:14来源:人民日报作者:郑秉文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综合来看,再用六七年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无太大悬念。问题的关键是,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我国同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必须着眼长远,在现阶段就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重塑增长动力源[-2.48%资金研报],使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依然保持强劲发展动力,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经济长期趋势如何?在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前后如何保持强劲增长动力?总结我国实践经验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些启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及其发展经验 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近代以来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借鉴。二战以后,先后又有一些经济体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首先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几个小型经济体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纷纷进入高收入阶段。然后是中东欧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南美大陆的“优等生”,进入本世纪以来先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是南美一些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智利和乌拉圭在这一年成功跨越二战后南美国家集体陷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率先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南美国家。 先后发展起来的这些经济体,它们保持较高发展水平或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历史条件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经验各有千秋,总的来说可归纳出三条主要经验:第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创新活力的激发使这些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发展巅峰;虽然后来经历了经济波动和危机,但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第二,坚持对外开放。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搭上世界经济

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摘要:二战后至今,世界经济发展迅速。然而,有不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进入高收入行列。拉美地区是典型代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加大,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因此,中国要积极吸取拉美国家的教训,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金融脆弱经济改革社会问题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概念和现象,是由世界银行的专家学者(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2007)基于一个长的历史视角从众多国家的经济社会转型实际中整理概括出来的,最主要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使之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上限,导致一直滞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并伴随着一些其他特征,如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纵观世界历史,二战后许多国家顺利摆脱贫困,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2011年8月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在《南风窗》的一篇文章中给出这样一组统计数据,在数据齐全的87个发展中国家中,1980年有71个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低和中高收入国家),到2009年仍有61个,即86%仍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按照世界银行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201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首次超过其当年界定的中高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UMC)国家3976美元分界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我国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已有7省市破万。那么中国是否会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从拉美的实践中中,中国有可以获得哪些教训呢?本文将着重探讨。 二、分析与论述 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截至2008年,如果按照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和当前美元价格计算,拉美国家人均GDP分别为4864美元和7403美元,时隔40载拉美国家仍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的拉美,一直被各种危机和挑战困扰,比如60-70年代的社会—政治危机,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巴西货币危机(1999年)以及阿根廷经济危机(2001年)。尽管进行了社会政治改革、新自由主义改革,金融自由化改革,但

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与策略

中等收入与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的内涵 所谓中等收入,一方面,它既可以根据GDP或GNI的相关指标来说明,另一方面,亦可以依据中等收入群体来说明。 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一统计指标,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大致分成: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015年的最新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80个,中等收入国家104个,低收入国家31个。以收入水平这一分配指标作为依据,可以判断哪些收入者可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因子。按照收入的标准,学者划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口径大致有四个:人均年收入1万一10万元和户均金融资产3万一10万元的群体;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 5万一3. 5万元,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两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万一7万元为基准;家庭财产达到45万元;年收入在1万一5万美元之间的核心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对“中等收入者”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统一的、能够获得广泛接受的界定标准,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群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首次提出并使用,是指“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国家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其内涵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一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国际上因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等等原因,从而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指的是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亚洲的伊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有些则在较长时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自拔,或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有些则刚刚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又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联系与区别“收入分配差距”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之间按照同一货币单位或实物单位所表示的收入水平差别以及居民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有比重的差别。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即基尼系数,从而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状况。按照基尼系数,系数越低表明收入分配越合理,越高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合理。国际上通常把0. 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己接近0. 5,超过了国值得说明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不是一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途径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风险—— 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 ——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 社会风险—— 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 正视风险—— 我国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难度更大。“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等多种风险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那么,该怎样看待我国面临的相关风险? 长期以来,在“加快发展”大思路下,我国沿袭“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分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腐败滋生等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与有些国家落入“陷阱”前的状况相似,这是中国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对的难关。 但是,也应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 与拉美等一些掉进“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安定、金融稳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从居民收入看,虽然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各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绝对值普遍增加。 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工业的产业集中、改造升级、并购重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 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

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分析

P1: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如图所示,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P2:以日本为例: (1)战后五十年代,日本先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但随着汽车制造业的崛起,电子计算机、宇航设备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以及产业环保的结构调整,通过“技术立国”的方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成功地转型到以文化和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2)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10年内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仅仅经过7年的努力,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二战后,日本还进行了农地改革,建立工会组织,很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还十分注重社保,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对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3)日本还十分注重反腐,推行了财产公示制度,制定了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有效的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P3:以韩国为例: (1)破除经济垄断强力打压财阀 韩国在1950之后的30多年间,政府曾重点扶持三星、乐喜、东洋、金星等

较大的垄断集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财阀逐渐形成了与政府、银行之间的三角关系,大多举债经营。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1998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2)重视增加民众收入和社保 进入70年代,韩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村运动”,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进行家乡建设。 日本和韩国的上述改革,增加了农民和工人的收入,避免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 (3)重视反腐推行财产公示制度 在处理腐败问题上,韩国由总统带头进行财产公示,铁腕反腐。 期间,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汉江奇迹: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韩国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南端,面积小、人口多,自然资源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长期处在日本统治下,国民经济带有严重的殖民地性质,国家贫困,市场狭小,资本主义刚刚兴起。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实行了“出口主导型”开发经济战略,提出改造工业结构,扩大产业基础;发展综合化学、造船和机械工业,引进最新技术,建设大型工厂。推动了本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由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中上等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发展被称为“汉江奇迹”。

为什么贫富悬殊的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贫富悬殊的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 阱” 李尚勇 2012-02-20 22:54:06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几天前,中国改革论坛网发表了一篇题为《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辨析》(以下简称《辨析》)的文章。 该文谬误不少,罗列的资料也很多。本文也使用《辨析》一文的那些资料,但得出与其完全相反的结论。 该文认为,“只要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就一定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推论并不可取”;“在具备‘中等收入陷阱’特征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人力资本问题、技术创新问题都是影响一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障碍,收入分配问题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因此,“不能夸大收入分配不公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并认为“任何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努力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冲击,都会因减少储蓄、投资而令经济增长中断”。 一、贫富悬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此后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表现为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发展经济学将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称为“贫困陷阱”,1000~3000美元称为“起飞阶段”,3000~5000美元称为“中等收入陷阱”,1万美元被看成高收入的门槛。 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与之相对的是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它们分别花了12年和8年时间,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 下表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人均GDP徘徊情况”: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人均 GDP徘徊情况

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80分参考答案

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80分参考答案 一、单选 ( 共 6 小题,总分: 40 分) 1. 从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为() A.1.64% B.2.64% C.3.64% D.4.64% 2. 王一鸣教授指出,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 A.46.6% B.47.6% C.48.7% D.49.7% 3. 2008年,韩国的预期寿命为多少岁? A.59.8岁 B.69.8岁 C.79.8岁 D.89.8岁 4. 1995年,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多少? A.8469美元 B.9469美元 C.11469美元

D.21469美元 5. 根据王一鸣教授所讲,2001年-2007年,我国外贸的年均增长率为() A.11.6% B.21.6% C.31.6% D.41.6% 6. 1960年,韩国的预期寿命为多少岁? A.54.2岁 B.64.2岁 C.74.2岁 D.84.2岁 二、多选 ( 共 3 小题,总分: 20 分) 1. 根据王一鸣教授所讲,二战以后,下列哪些国家和地区是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A.日本 B.韩国 C.新加坡 D.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2. 根据王一鸣教授所讲,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面临下列哪些挑战? A.高储蓄率正在发生调整 B.劳动力成本上升 C.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降、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 D.外部需求的增速放缓、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 3. 下列各项表述中正确的有哪些?

A.2003年,马来西亚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69%。 B.2003年,阿根廷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41%。 C.2003年,马来西亚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41%。 D.2003年,阿根廷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69%。 三、判断 ( 共 6 小题,总分: 40 分) 1. 王一鸣教授指出,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部需求明显收缩。 正确 错误 2. 据瑞士信贷银行计算,2015年,中国的消费额会占全球的14.1%。 正确 错误 3. 王一鸣教授指出,我国由外需转向内需,不能理解为简单降低进出口的规模,或者简单去压缩投资规模,而是应进行系统性的调整。 正确 错误 4. 王一鸣教授认为,本世纪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上世纪90年代比是上升的。 正确 错误 5. 王一鸣教授指出,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偏高。 正确 错误 6. 王一鸣教授指出,目前,中国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正确

相关主题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