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宋元法律制度
一、本章知识点
宋辽金元时期的法律制度，以宋朝和元朝为主。
（一）宋朝的法律制度
1．法律指导思想：（1）从“立法严、用法恕”至“立法贵乎中”。（2）“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增强中央集权和皇帝的控制权。（3）“政丰”、“理财”，“通商惠工”，宋代统治者重视民商、经济立法，制定了大量有新意的经济法规，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2．法律形式：（1）《宋刑统》，在体例上，在律疏后附上唐中后期以来各代颁发的敕令格式，并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律条及相关敕令格式等条文作为一门进行分类编排，“刑名之要，尽统于兹”。（2）编敕，是将过去历年散敕编纂而使其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立法形式，自太宗以后其地位也越来越高，以致到了破律、代律的地步。（3）编例。例指将以对前事的处理作为对后事处理标准的成例，到南宋时期，其作用之大仅次于编敕。（4）条法事类，就是南宋时期，在敕令格式等法律形式并行的基础上，以“事类”为标准分类，统一分“门”进行编纂的法典编纂形式。宋朝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敕令格式”法律体系。到南宋时期，又形成了“条法事类”形式的法典编纂体例。
3．刑法的发展：（1）特别刑事立法，主要有《重法地法》和《盗贼重法》。（2）刑罚制度的变化：主要包括“折杖法”、刺配刑和凌迟刑的合法化。折杖法实施后，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突出表现了宋初的轻刑省罚思想。刺配是为宽贷死罪而设立的，是一种“决杖、刺面、流配”三种合用的刑罚，比较严酷，后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渐成常法。凌迟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
4．民商类法规的发展：（1）在民事类法规中，土地法规是核心，因此宋代有关土地买卖和土地租佃的法律规定比较完善。（2）在商事类的法规中，重要的有市易法、禁榷法以及市舶条法等。
5．司法制度方面：（1）“务限法” ，有关民事案件的审理规定了“务限”期，由于农务繁忙，所以停止民事案件的审判制度。限满之日方可受理审判直至次年入务日为止。（2）“理雪”制度，指犯人及其家属如有不服判决，可依程序逐级申诉。（3）翻异别勘制，是指被告推翻原口供时应该重审的制度。
（二）元朝的法制
1．法制指导思想：（1）“祖述变通”、“附会汉法”，形成了蒙古法制与中原法制相融合的一种混合产物。（2）“因俗而治”，蒙汉异制，把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实行分而治之，主要目
的是保护蒙古人特权，反映了其民族压迫的色彩。
2．立法概况：（1）蒙古汗国法律。（2）《至元新格》，元世祖至元年间颁行的一部诸法合体的综合性法典，也是元代的首部成文法典。（3）《风宪宏纲》，仁宗时将“格例条画有关风纪者，类集成书”，称《风宪宏纲》，似未颁布。（4）《大元通制》，是元英宗至治年间成书的一部法律集成，元代法典至此定型。（5）《元典章》，是与《大元通制》几乎同时出现的一部由当时地方官府汇编而成的法规大全，其内容涉及元代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风俗民情等各个方面。
3．元代法制的特点：（1）五刑体制的变化。笞杖之刑以七为尾数，因为要“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笞刑为七至五十七，六等；杖刑为六十七至一百零七，五等，以十为等差。徒刑：徒一年，杖六十七；每半年加杖一十；三年，杖一百七，先决杖后居役。流刑分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分别流于辽阳，湖广，迤北。死刑分陵迟与斩两种。（2）实行“四等人”制度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优待蒙古、色目人而限制歧视汉人、南人。
4．司法制度（1）司法机构中央有大宗正府、刑部、宣政院，地方则是行政司法合一的行省、路、府、州、县各级衙门。（2）监察制度方面，确立了御史台、行御史台及肃政廉访司体制。
二、案例分析
（一）阿云之狱
1.案件史料
熙宁元年七月，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奏有妇阿云，母服中聘于韦，恶韦丑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敕贷其死。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定如审刑、大理。时遵方召判大理，御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请下两制议。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光议是刑部，安石议是遵，诏从安石所议。而御史中丞滕甫犹请再选官定议，御史钱顗请罢遵大理，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定。公著等议如安石，制曰“可”。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论奏公著等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反覆论难。
明年二月庚子，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是月，除安石参知政事，于是奏以为：“律意，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若已杀，从故杀法，则为首者必死，不须奏裁；为从者自有编敕奏裁之文，不须复立新制。”与唐介等数争议帝前，卒从安
石议。复诏：“自今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 判刑部刘述等又请中书、枢密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顗皆请如述奏，下之二府。帝以为律文甚明，不须合议。而曾公亮等皆以博尽同异、厌塞言者为无伤，乃以众议付枢密院。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也，即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请自今已杀伤依律，其从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会富弼入相，帝令弼议，而以疾病，久之弗议，至是乃决，而弼在告，不预也。
八年，尚书省言：“诸获盗，有已经杀人，及元犯强奸、强盗贷命断配之人，再犯捕获，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问自首减免法。且律文自首减等断遣者，为其情非巨蠹，有改过自新之心。至于奸、盗，与余犯不同，难以例减。请强盗已杀人，并强奸或元犯强盗贷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问欲举而自首，及因人首告应减者，并不在减等例。”初，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议按问自首法，卒从安石议。至是，光为相，复申前议改焉。乃诏：“强盗按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既而给事中范纯仁言：“熙宁按问欲举条并得原减，以容奸太多，元丰八年，别立条制。窃详已杀人、强奸，于法自不当首，不应更用按问减等。至于贷命及持杖强盗，亦不减等，深为太重。按《嘉祐编敕》：‘应犯罪之人，因疑被执，赃证未明，或徒党就擒，未被指说，但诘问便承，皆从律按问欲举首减之科。若已经诘问，隐拒本罪，不在首减之例。’此敕当理，当时用之，天下号为刑平。请于法不首者，自不得原减，其余取《嘉祐编敕》定断，则用法当情，上以广好生之德，下则无一夫不获之冤。”从之。
——选自《宋史?刑法志》
2.案情今译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宋神宗下诏说：“谋杀已伤，司法官经审问将要纠举时，罪犯自首，依照谋杀罪减刑二等论处。”早先，登州报奏有一个叫阿云的女子，在母亡服丧期间许聘给姓韦的男子，她嫌恶韦丑陋，谋杀而没有杀死。在审问过程中，决定将要检举她的时候，她供认了犯罪事实。审刑院、大理寺判定为死罪，用违律为婚的理由奏报皇帝裁决，皇帝赦免了她死罪。登州知州许遵上奏，引用《宋刑统》律文中关于“有所因犯杀伤罪而自首的人，可以免所因的罪，依旧按照故意杀伤法处断”的规定，以阿云图谋杀人作为原因，认为应当依按问欲举自首的诏条予以减刑二等论处。刑部核定的意见与审刑院、大理寺相同。当时许遵刚刚被召判大理寺卿，御史台奏劾许遵判决的不当，而许遵不服，
请求将案件发下内外两制讨论。于是皇帝命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共同议论，两人意见不同，就各持己见分别上奏皇帝。司马光认为刑部的判决是对的，王安石则支持许遵的判处，皇帝诏命采纳了王安石所议。而御史中丞滕甫仍要请求再推选官吏评议决定，御史钱顗并奏请罢免许遵判大理的官职。皇帝又下诏将案件送交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行审定。吕公著等人的议论与王安石一致，于是皇帝制书说：“可以”。可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都议论并奏告皇帝，说吕公著等人所议是不当的。于是皇帝又命王安石和法官等人共同讨论，反复研究这一难案。
第二年二月（1069年）庚子，神宗下诏：“今后谋杀人自首，一并奏报皇帝听取裁决。”这一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于是上奏说：“律文意思是因犯杀伤罪行而自首的，得以免去所因的罪，仍然依故意杀伤法律规定论处；若是已经杀了，则准照故杀法的规定，为首的必判死刑，不须奏报皇帝裁决；从犯的处理自有编敕奏裁的条文，不须再立新的诏制。”他与唐介等在皇帝面前争论了多次，最后皇帝还是接受了王安石的意见。于是皇帝又下诏令：“今后此类案件一律依去年七月诏书办理。”判刑部尚书刘述等又请求由中书省、枢密院二府合议，御史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顗也都提出同样要求。神宗认为律文很明确，无须合议。而曾公亮等都认为，广泛收集异同的意见，说服意见不同的人也是无妨的，这样，才以众议而付诸枢密院评议。文彦博认为：“所谓杀伤者，就是图谋杀死而致伤，也就是说，已经杀了，不可以用自首。”吕公弼认为：“杀伤罪在律文上是不可用自首的。今后已经杀伤人的罪犯请依律惩办，其从犯协助加功者自首，要奏报皇帝裁决。”陈升之、韩绛的意见与王安石的主张略同。正巧富弼升任宰相，神宗皇帝着令富弼议论，富弼以有病辞，久而不议。至此才作了决定，而富弼因告老请假，没有参预。
元丰八年（1085年）尚书省上奏：“凡是捕获的盗贼，有已经杀人，以及原来犯有强奸罪、强盗罪免死而改判流配的人，如果再犯罪被捕获，官吏照例适用知人欲告、或按问自首减免法。况且律文规定的自首减等判处遣流之例，是因为其罪情还不是最大的危害行为，并且有改过新的愿望。至于强奸、劫盗，与其他犯罪不同，难以照自首之例减刑。现在奏请凡是强盗已杀人，以及强奸罪或原犯强盗罪宽贷免死，还有三人以上持有器械的，知道他人将要告发，或按问将要举发时自首的，以及有人代替罪犯自首而应该宽减的，都不属减等
之例。”在此以前，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争论过按问自首法，神宗最后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到了现在，司马光任宰相，又重申自己以前的观点，改过来了。于是哲宗皇帝下诏：“强盗罪按问欲举而自首的，不适用减等法例。”不久，给事中范纯仁上奏：“熙宁时按问欲举条款都是得以原宥减免的，所以，庇护纵容坏人太多了。元丰八年，就另立了条制。我考察了法律，已杀人、强奸等罪，依法规定是不该以自首处理的，不应改用按问自首减等法。至于强盗死罪宽贷免死和持有器械的强盗，也不减等处理，实在是太重了。依照《嘉祐编敕》规定：‘应定犯罪的人，因有嫌疑被拘系，赃物证据还不确凿，或同案人已捉获，还未被指控，但是罪犯本人在审讯过程中—经诘问就供认犯罪事实的，都按照按问欲举自首减等法科罪。如果已经诘问，却隐瞒拒不供认罪行，就不在自首减等之例。’这条敕令是合理的，当时运用于司法实际，全国上下都说刑罚允当。我请求依法不得自首的罪犯，一律不得宽宥减免刑罚，其他犯罪可以适用《嘉祐编敕》定罪量刑，这样用法是合情的，在上有帝王广布仁爱之德，在下臣民就没有一人蒙受不白之冤。”哲宗接受了这个意见。
3.法律评析
这是发生在北宋神宗时期的一桩疑难案件。案情事实清楚，争议的焦点在于对案犯的惩处，这一案例涉及到的宋代法律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宋代对疑难案件的司法管辖。
北宋神宗以前，州级官员发现死刑案件有任何情节上的疑点，有责任将其上报至三个中央司法机构(大理寺、刑部、审刑院)裁决。若某疑案仍有争议之处，可以由两制 [1]官员组织临时委员会作进一步审议并提交建议报告，这两制人员主要指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有时也可能包括来自御史台的官员。如问题依然争议不休，皇帝可以考虑再进一步召开两府 [2]的讨论，这已推进到中书省和枢密院的正副宰相，等于变成国家最高层次的一项决策。而由阿云杀夫未遂案件所引发的争议正是循着这样的诉讼级别逐渐升级到“两府”的。
在本案中，案件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地方管辖。由案件发生地登州知府许遵管辖，审判完成后，由于该案件是杀人未遂性质并存在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问，从而被上报到中央司法机构裁决。第二，中央司法机关管辖。由审刑院和大理寺作为对地方上奏狱案的审理机构，它们以“违律为婚”的罪名审断该案，并认为应对阿云判处绞刑。皇帝以敕令的形式免除了阿云的死罪，允许她以钱赎罪。许遵对此判决不服上奏，以阿云存在自首情节为由，应该按谋杀已伤
减二等论处。由于是死刑案件，应由刑部复核。而刑部核定的意见与审刑院、大理寺相同。第三，由两制讨论。由于许遵仍不服，又“请下两制议”。皇帝命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共同议论，两人意见不同，就各持己见分别上奏皇帝，皇帝诏命采纳了王安石所议，并制定了熙宁元年七月诏，即：“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众多官员分为两派，分别支持大理寺和许遵的观点，并长时间争议不休，神宗在熙宁二月庚子重新下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想要求得在两派势力中采取折衷的态度。但由于王安石的坚持，神宗又重新采纳了他的观点，下令以后类似案件要按照熙宁元年七月诏来处理。第四，由两府讨论。由于群臣仍然争议不断，并要求由中书省、枢密院二府合议，神宗认为律文很明确，无须合议，但在群臣的坚持下，付诸枢密院评议。但后来仍然是遵照熙宁元年七月的诏令了。
但对这一案件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元丰八年的时候，司马光为相，在他的努力下，最终适用了以前《嘉祐编敕》的相关规定。
（2）对该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争议
第一，对阿云身份应如何确认？
阿云和受害人韦姓男子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对她处刑的轻重。审刑院、大理寺以“违律为婚”的罪名奏裁，是因为根据《宋刑统?户婚律》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阿云在居母丧期间许聘给韦姓，因此这一婚姻无效，即阿云与韦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夫妻关系，因此，应以“凡人”论处。否则，如果他们之间有夫妻关系的话，“谋杀已伤”的情节就构成了“十恶”罪名中的“不睦”罪，由于“十恶”罪名为常赦所不原，从而不适用自首情节，会被处以死刑。
第二，阿云的行为是是否能够减等处断？
当时的大理寺、刑部和审刑院都认为阿云的行为应当适用《宋刑统?贼盗律》“谋杀”条的相关规定：“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因为阿云的行为是“谋杀已伤”，所以“当绞刑”。虽然阿云具有自首情节，《宋刑统?名例律》“犯罪已发未发自首”条规定“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对于“所因之罪”，该条的解释是：“假有因盗故杀伤人，或过失杀伤财主而自首者，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阿云的杀伤行为并不具有上述情节，因此，他们主张仍从“故杀伤法”。而皇帝是在承认这一情节的基础上赦免了阿云，准许其赎罪的。
许遵认为：“云被问即承，应为按问。”根据《宋刑统?名例律》“犯罪已发未发自首”条的相关规定：
“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免其罪。”“其知人欲告及亡叛而自首者，减罪二等坐之。”《疏议》将之解释为：“犯罪之徒，知人欲告及案问欲举而自首陈，及逃亡之人，并叛已上道，此类事发归首者，各得减罪二等坐之。”“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主张按“谋杀减二等”论处。
那么，在自首情节成立的情况下，“谋”是否能作为“杀”的“所因”成为对阿云定罪的关键，如果观点是肯定的，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就应减等；反之则不应减等处罚。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分歧焦点正在于此。由于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涉及的是对法条的认识和解释问题，因此并不存在标准答案。在传统的君主制中央集权制度之下，皇帝是最高的立法者和司法者，因此争议的最终解决应该由皇帝来决定。而在这个案例中，神宗皇帝的在这场长达十七年的争论中，先是支持王安石的观点，但最终仍然采取了司马光的观点。这中间虽然不乏政权派系斗争的成分，但从性质上看，这一法律适用方面的疑难问题所引发的旷日持久的论战，也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法制的关注与重视。
（3）敕和律的关系
从这一案例引发争议的焦点来看，主要是因为对律文已有规定的理解不同而引起的，所谓的“律”，是我国封建法律的重要形式，是国家用以正刑定罪的常法，在宋代一般是特指《宋刑统》。“敕”是皇帝发布命令的一种形式，具有补充、修改甚至废弃律的法律效力。由于敕大多是针对特定的人和事发布的，所以还需要进行整理编订，才具有普遍适用的法律效力。宋代的编敕活动已经趋于制度化，成为朝廷的一项重要立法形式。正因为编敕具有比律文更大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所以为统治者经常使用。随着编敕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它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到宋神宗时，已经发展到“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 [3]的程度。
在本案中，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色。由于对法律条文的认识观点不同而引发的争议，最终靠皇帝发布的敕令来加以补充和解决。在适用法律的时候，敕的效力一般高于律文。但是，这也为敕令的滥用埋下了隐患。在本案中，随着神宗观点的变化，对同一案件就下了三条不同的敕令，如此反复势必会影响法律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最终会削弱法律的权威性。
4.参考结论
通过对阿云之狱这一案例的分析与评述，我们可以管窥到宋代法制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状况，第一，从立法上看，律和敕是宋代的两种主要法律形式，它们作用和效力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关系，经过了
以敕补律、敕律并行到以敕破律、代律的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在阿云之狱这一案例中，敕主要是用来进一步解释和补充律文的。第二，从司法管辖上看，该案经过了州、三司、两制、两府等众多司法机构和官员的大范围长时期的反覆讨论辩驳，体现了宋代对于处理疑难案件的体制上的完善与观念上的重视。第三，从宋代统治者对案件的辩驳分析的内容来看，虽然夹杂着一些党派纷争，但在讨论具体问题方面，他们在内容上紧扣律文，在程序上也是按照当时的司法审级逐级上升的，体现了这些官员对于朝廷律法的尊重与遵守。综上所述，从阿云之狱这一案例，我们可以推断出宋代法制发展已经达到了比较规范完善和系统的程度。但是，由于君主制中央集权制政体的天然缺陷，即皇帝集立法和司法的最高权于一身，对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等方面造成了很多的负面效应，宋代后期的法治状况也体现了这一点。
（二）出继不肖，官勒归宗
1.案件史料
卢公达为侍郎之孙，不幸无子，遂养同姓人卢君用子应申为子。又不幸不肖，挟侍郎之荫，生事乡邻，背所养，从所生，犯赃犯盗，蒙本州将应申决脊杖，编管抚州，此尚可以继侍郎之后，而奉其香火乎?既不可为侍郎后，则尚得名为卢公达之子乎?父之所以生子者，为其生能养己，死能葬己也。今问卢应申，则称与乃父公达各居异食，是生不能养之矣。公达死后，义子陈日宣经县投词，称应申不出钱营葬。生既不能养，死又不肯葬，父子之道固如是乎?人伦天理至此灭矣！今据卢应申、陈日宣各执出公达生前遗嘱，乃应申未犯罪之前，今年六月、七月遗嘱及状互相反覆，皆是公达临终乱命，不可凭信。今但以大义裁之，则应申既同所生父君用受刑，则决不可玷辱衣冠，况生不养公达，死不葬公达，委难为子，引勒卢应申仍旧归宗，为君用之子。公达产簿，当厅给付房长卢景愈等，从公择本宗昭穆相当人，立为公达之后，仍监检索侍郎诰敕，与之主掌。应申手内卖过田业，用过钱物，并免根问。陈日宣自系外姓人，随母嫁于公达，所有公达户下物业，日宣不得干预惹词。申州、提举司照会。
——选自《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 [4]
2.案情今译
卢公达是一个侍郎的孙子，不幸没有儿子，因此就收养了与他同姓的一个名叫卢君用的儿子卢应申为嗣子。但很不幸的是卢应申又非常不孝，凭借侍郎在当地遗留的声势，在乡邻中惹是生非，背弃了他养父的养育之恩，而跟着他的生身父亲，犯了赃盗的罪名，他所在的州府判处他决脊杖、编管抚州的刑罚处罚。事情发展到
这个地步，卢应申还能够作为侍郎的后代来侍奉其香火吗？如果不能为侍郎的后人，那么在名义上还能成为卢公达的儿子吗？父亲之所以生养儿子，是为了在有生之年能够有人扶养，死后能够有人来埋葬自己。现在卢应申说自己与养父卢公达吃饭和睡觉都不在一处，是没有扶养自己的父亲。卢公达死后，他的义子陈日宣向县里提出状词，说卢应申不出钱埋葬卢公达。活着的时候儿子不扶养他的父亲，父亲死了，又不肯出钱埋葬，父子之道难道应该是这样的吗？人伦天理做到这种地步真可以说是全都没有了！现在根据卢应申、陈日宣各自拿出的卢公达生前的遗嘱，这些遗嘱都是卢应申没有犯罪之前所写的，今年六月、七月的遗嘱和诉状中所写的内容相互矛盾，都是卢公达临终前胡乱所写，不可以凭信。现在只用人伦大义来裁判，这样，卢应申既然和他的生身父亲卢君用一同受刑，就决不能玷污和辱没了侍郎一家的声名。况且卢应申在养父活着的时候不扶养，死了之后不埋葬，实在不能符合作儿子的名分，应此判决卢应申仍旧回到原来的宗族，作为卢君用的儿子。卢公达的家产，交给房长卢景愈等，从本宗中找出辈分和血缘方面都相适合的人，作为卢公达的后人，将册封侍郎诰敕等交给他掌管。卢应申卖过的田业、用过的钱物，都不再追问。陈日宣是个外姓人，是他的母亲嫁给卢公达后跟随过来的，因此所有卢公达名下的物业，陈日宣都不得干预，也不得向官府提起词讼。申州提举司照会。
3.法律评析
这是发生在南宋时期的一个有关继承制度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内容：
（1）无子家庭继承人的确立范围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宗法制为特征的，特别注重维护以男子为中心的家长制，因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5]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宋代，为使没有亲生儿子的家庭“香火不断”，法律准许无子的家庭抱养同宗中昭穆相当的，即要求所立继承人必须是被继承人的晚辈。根据《宋刑统?户婚律》“养子”条疏议解释：“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本案中，卢公达没有亲生儿子，因此就收养了他同宗昭穆相当的卢应申为嗣子。除此之外，法律还允许收养三岁以下异姓小儿为养子，但小儿应当该为养父的姓氏。在这里，养子的继承权与亲子相同。这种继承方式又称“过继”，从过继之日起，被过继者与其生身父母终止身份上的法律关系。
其他异姓人不享有继承权，本案中陈日宣是他母亲嫁给卢公达后跟随过来的“义子”，因此没有继承权。
（2）继承人的权利义务
继承人在权利方面与亲生
儿子相同，包括身份的继承即宗祧继承和财产的继承。所以在本案例中，虽然养子卢应申在做养子期间处置了卢公达的部分田产和财物，但却“并免根问”。
继承人对被继承人负有生养死葬的义务，如果不履行该义务，就要被剥夺继承权，从本案例来看，卢应申对卢公达活着的时候不履行赡养义务，死后又不履行埋葬的义务，因此被引勒归宗，仍旧“为君用之子”。
（3）遗嘱继承
有关遗嘱继承的相关法律规定有：《宋刑统?户婚律》“户绝资产”条：“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又有“若亡人遗嘱验证分明，并依遗嘱施行。” [6]由于遗嘱具有改变继承人范围、顺序、财产份额等效力，关系到继承人继承权的取得和丧失，所以宋代法律对遗嘱的效力要件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根据宋代文献记载，遗嘱发生效力，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遗嘱继承必须是在无“承分人”的条件下才有效；第二，遗嘱必须“验证分明”，必须是被继承人本人所立，假冒伪造的遗嘱无效；第三，必须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才有法律效力，“临终乱命”、“相互反复”等情况下所立遗嘱，“不可凭信”，即立遗嘱人必须神志清醒，具备立遗嘱的能力，所立遗嘱才有效；第四，遗嘱人必须办理“公证”手续，应该“经官印押，执出为照” [7]；第五，有关遗嘱的诉讼时效为十年，宋代法律规定：“遗嘱满十年而诉者，不得受理。” [8]本案例中也涉及到遗嘱问题，由于不符合第三条的内容，所以遗嘱无效。
（4）继承人的重新选择
由于卢应申被剥夺了继承权，因此卢公达的家庭面临“无后”的局面，宋代的法律制度规定了“立继和命继”制度加以解决。“立继者，谓夫亡而妻在，其绝则其立也，当从其妻。命继者，谓夫妻俱亡，则其命也，当惟近亲尊长。” [9]从本案的处理来看，是由房长卢景愈等亲戚尊长来帮助卢公达选择继承人的，所以应当为“命继”。而重新选择继承人的原则仍然是“本宗昭穆相当人”。
（5）宋代刑罚制度
本案中对卢应申处刑为“脊杖，编管抚州”，因为涉及到刑罚处罚，所以在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宋代的刑罚体系。
第一，折杖法。在《宋刑统》中，一方面继承了前代的五刑二十等的刑罚体系，另一方面在其后所附“敕”条中，规定了“折杖法”，即以杖刑作为笞、杖、徒、流的代用刑的方法，以减轻刑罚处罚的刑罚改革措施。根据《宋刑统》中规定的折杖法，我们可以制定出下表：
流 刑 徒 刑 杖 刑 笞 刑
加役 三千里 二千五百
里 二千里 三年 二年半 二年 一年半 一年 一百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
三十 二十
、
一十
折
杖
法 臀杖 二十 十八 十七 十五 十三 一十 八 七
脊杖 二十 二十 十八 十七 二十 十八 十七 十五 十三
配役 三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放免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折杖法实施后，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 [10]突出表现了宋初的轻刑省罚思想，当时对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二，刺配和编管。折杖法的实施减轻了刑罚，在宋初确实缓和了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但是，随着却也产生了另外的问题，原来的五刑制刑罚体系变为只有杖刑和死刑的刑罚制度，造成了刑罚等级的轻重失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运用其他的刑罚方式，应用较为普遍的主要是刺配和编管。刺配主要用于逃亡军士、官吏犯赃及窃盗赃满至死特贷之人，对这些被赦免死刑的罪犯，处以“决杖、刺面、流配”三种合用的刑罚，比较严酷，但由于是起死为生，仍然不失其减轻刑罚的性质。从太宗朝开始，刺配刑使用范围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常法。编管法的产生、发展的过程，与刺配法基本属于一个相同的过程，只是其适用的对象和实施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编管法，即于外州编入户籍，接受监督管制，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方法。编管的应用范围较广，这意味着它的适用性更强。
第三，死刑。宋朝法定死刑的种类，按《宋刑统》的规定，死刑分绞、斩两种；在《宋刑统》的《名例律》中，又纳入了唐德宗李适建中时的敕 [11]，规定了 “重杖一顿处死”的死刑方式。但就现有的史料来看，所用并没有普及化。宋朝死刑中最为残酷的是凌迟刑，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至南宋，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作为法定死刑的一种。
4.参考结论
从本案来看，宋代继承法律制度的主要目的，一是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养老送终；二是延续香火，祭祀祖先。而在这两者当中，后者又尤为重要，所以在为没有亲生儿子的家庭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先要考虑的是血缘辈分关系，即以“同宗昭穆相当”为首要原则，并在法律方面设立了“过继”、“立继”、“命继”以及“遗嘱”继承等相关制度来详细加以规范调整。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法思想的具体体现。但从继承的内容来看，应当是包括身份继承和财产两个部分。身份继承与财产继承之间具有的密切关系，身份继承往往会影响到
财产的继承。
（三）典主迁延入务
1.案件史料
照得孙知县于去年十二月间，判令阿龙候务开日，收赎所典与赵端之田。其赵端自合遵照县司所行，及时退赎，今乃以施工耕种为辞。当职观所在豪民图谋小民田业，设心措虑，皆是如此。当务开之时，则迁延月日，百端推托，或谓寻择契书未得，或谓家长出外未归。及至民户有词，则又计嘱案司，申展文引，逐限推托，更不出官，展转数月，已入务限矣，遂使典田之家终无赎回之日。且贫民下户，尺地寸土皆是汗血之所致，一旦典卖与人，其一家长幼痛心疾首，不言可知。日夜夫耕妇蚕，一勺之粟不敢以自饱，一缕之丝不敢以为衣，忍饿受寒，铢积寸累，以为取赎故业之计，其情亦甚可怜矣。而为富不仁者，乃略无矜恤之心，设为奸计，以坐困之，使彼赎田之钱，耗费于兴讼之际，纵是得理，而亦无钱可以交业矣。是以富者胜亦胜，负亦胜，而贫者负亦负，胜亦负。此富者所以田连阡陌，而贫者所以无卓锥之地也。
今赵端之困阿龙，其术正出于此。阿龙此田出典于赵端之家，四顷(项)共当钱九十八贯，凡历八年而后能办收赎之资，则其艰难之状，可以想见。阿龙积得此钱在手，惟恐得田之不早，而赵端乃欲候秋成而后退业，此其意盖知阿龙之钱难聚而易散。此去秋成，尚有半载之遥。半载之间，幸而其钱复转而为他用，则虽务开之日，呼之来赎，彼亦无所措手矣。赵端之操心不善，当职视之，已如见其肺肝。况阿龙系是去春得孙知县判凭，今春正月又在县陈状，皆在未入务之先。
在法：“诸典卖田产，年限已满，业主于务限前收赎，而典主故作迁延占据者，杖一百。”赵端本合照条勘断，且以其年老，封案。兼赵端伪写税领，欺罔官司，其奸狡为尤甚。今不欲并加之罪，且将两项批领当厅毁抹，勒令日下交钱退业。
——选自《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取赎》
2.案情今译
参照孙知县去年十二月间所作判词可以得知，他判令阿龙在务开的时候，即官府开始审理有关田宅、婚姻、债负、地租等民事案件的时候，可以收赎曾经典卖给赵端的田地。那么，赵端就自然应该遵照县法司的判令，及时退赎，但现在他却以要施工耕种作为推辞。在本官看来，豪强处心积虑想要图谋平民百姓的田业时，都是这样使用计谋的。当务开的时候，就拖延时日，百般推托，有的说是当时签订的契书找不到了，有的说是家长出门还没有回来。等到民户告到官府，又使用各种方法和借口拖延时间，不到官府应诉。这样拖延几个月后，就到了入务期限，从而使典田的
家庭没有机会赎回他们的田业。而且贫苦的平民百姓，每寸土地都是他们的血汗换来的，一旦典卖给别人，一家老小都痛心疾首，这是不用说我们都可以知道的。他们不分昼夜地操劳，男子耕地，妇女养蚕，每一勺粟米都很珍惜，每一缕蚕丝都很宝贵，舍不得吃穿，忍受着饥饿和寒冷，一点一滴地积攒着，都是为了赎回他们原来的田业，这样的情况实在值得可怜啊！而豪强富户们却为富不仁，没有一点点怜悯矜恤之心，设计奸计以使典卖人陷于困境，让他们用来赎田的钱财都耗费在打官司上，即使典卖人有理，到后来也没有钱可以赎田了。因此，豪强富户胜讼了是赢，败诉了也是赢，而贫苦百姓则是败诉了是败，胜诉了也是败。这就是豪强富户可以田连阡陌，而贫苦百姓无立锥之地的原因所在。
现在赵端使阿龙陷入困境的手段正是如此。阿龙的这块田业出典给赵端家，一共四顷当得钱九十八贯，经过八年之后阿龙才攒够了收赎的资本，他的艰难状况是可以想见的。阿龙攒够钱后，只恨不能早点赎得田业，但赵端却想等到秋收后再退田给阿龙，因为他知道阿龙的钱攒起来困难，但花出去却非常容易。现在到秋收，还有半年的时间。半间之间，阿龙的钱很可能用到其他地方，那么等到务开的时候，让他来赎，他可能也因为没有足够的钱财而手足无措没有办法了。赵端的用心不善，本官已经看得很清楚，就象能看到他的肺肝一样。况且阿龙是去年春天就得到孙知县的判词凭据，今年春天正月又在县衙告状，都是在没有入务之前。
法律规定：“典卖的田产，年限已满的时候，业主（出典人）应该在务限之前收赎，如果典主故意拖延时间霸占田产的，杖一百。”赵端本来应该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来处断，但因为他年事已高，本案就此封止。并且赵端伪写税领，欺骗官府，可见其非常奸猾狡诈。现在并不对他加罪，而且将两项批令都予以毁抹取消，只勒令赵端在收到赎田款后退还田业给阿龙。
3.法律评析
这是发生在南宋时期的一个典卖田产后因回赎问题而发生的法律纠纷，在本案例中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点主要有：
（1）典权
典当又称活卖，出典人以田产作为借贷抵当物，把田产交给典买人，从典买人手中领取银钱，但不对所领银钱付利息。典买人可使用田产，享有田产收益权以当利息，但须交纳该田产税收。典当一般约定回赎期限，典卖人所保留的土地回赎权，又称“田骨”或“田根”。活卖是与绝卖相对的，绝卖则是业主把土地所有权完全出售给钱主，不再重新收赎的不动产买卖形式。
在本案中，阿龙是出
典人（也可称典卖人），赵端是典买人。土地共四顷，典价为钱九十八贯。案件的纠纷就是围绕着典权回赎展开的，阿龙想要收赎，而赵端却百般阻挠，目的是夺取该田产的全部所有权。正如本案主审法官所言，这是豪强富户对贫苦百姓的一种巧夺豪取。
（2）务限法
在本案中，赵端所采用的是一种钻法律空子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主要涉及的是宋代一个有关诉讼时效的法律制度，称为“务限法”。
对审理期限，宋代法律规定，在有关田宅、婚姻、债负、地租等民事案件的审理方面，每年二月初一日到九月三十日属于“务限”期，由于农务繁忙，所以停止上述民事案件的审判制度。限满之日即十月一日，称“务开”，方可受理审判直至次年入务日为止。这在实质上是一种诉讼时效制度，称为“务限法”。此案所谓“入务”之时，即指民事诉讼时效的中止时限。而赵端之类“为富不仁”的“富者”，也正是利用了宋朝法律关于时效中止的有关规定，故意“迁延”阿龙取赎所典土地的时间，以达到霸占阿龙田业的目的。
（3）刑法中的恤刑原则
恤刑原则是指对老幼废疾者犯罪的减免刑罚的优待原则。自汉代以后，历代都奉行这一原则。在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处赵端“杖一百”的刑罚处罚，而免去他的刑罚的主要原因是“其年老”。本案法官之所以这样处断，也体现了他主张“轻刑仁政”的思想。
4.参考结论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对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规范与调整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前代相比，宋代的土地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由于采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有宋一代土地集中的现象非常严重，正如本案法官所言，出现了“富者所以田连阡陌，而贫者所以无卓锥之地”状况。土地买卖的盛行和激烈兼并，造成土地所有权的急速流转，所以，宋代统治者也随着社会的变化不断制定新的法条来对土地分配制度加以调整，例如有关土地转让的形式主要有绝卖、典卖和抵挡三种形式；土地的转让需要订立契约、输税印契、取问亲邻等要件；为了保护土地所有权，还对土地的流通作了许多禁止性规定，如禁止重叠典卖同一田宅、禁止盗窃交易他人田产、禁止侵犯卑幼产权等多项规定。 [12]本案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而出现的一桩土地交易纠纷，法官根据法律规定维护了典买人阿龙的合法权益。
（四）赁人屋而自起造
1.案件史料
李茂森赁人店舍，不待文约之立，不取主人之命，而遽行撤旧立新，固不无专擅之罪。但自去年十月初兴
工，至今年三月末讫事，历时如此其久，蒋邦先岂不知之？若以为不可，则当不俟终日而讼之于官矣，何为及今而始有词？况当其告成之后，又尝有笔贴（帖），令其以起造费用之数见谕。以此观之，则是必已有前定之言矣，不然，则李茂森非甚愚无知之人，岂肯贸然捐金縻粟，为他人作事哉！词讼之兴，要不为此，必是见李茂森具数太多，其间必不能一一皆实，所以兴讼以邀之，其意不过欲勒其裁减钱数耳，非果欲除毁其屋也。小人奸状，有何难见，两家既是亲戚，岂宜为小失大，押下本厢，唤邻里从公劝和，务要两平，不得偏党。
——选自《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赁屋》
2.案情今译
李茂森租赁别人的店铺，没等租赁契约签订，没有取得出租人的同意，就擅自拆旧盖新，当然不能说他没有擅做主张的过错。但是从去年十月开始动工，到今年三月末完工，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蒋邦先怎么能一点都不知道呢？如果认为不能这样做，应该在没有完工的时候就向官府讼告的，为什么到了现在才兴词讼？况且当蒋邦先的讼告为官府所接受后，又有笔帖，让李茂森列出具体的起造费用作为说明。按照这些情况来看，必定是事前有口头约定的，否则，李茂森又不是什么愚昧无知的人，怎么肯贸然出钱费事，给别人办事呢！之所以打官司，主要不是为了擅自拆旧盖新这件事，一定是（蒋邦先）看到李茂森出具的起造费用太多，（认为）其中一定不是每项费用都是实际支出的，因此以打官司为借口，实际上不过是想让李茂森裁减起造费用的钱数而已，而并不是真想把新盖的房屋拆除了。这是小人的奸状，没什么难辨别的，这两家既然还是亲戚关系，为小事而坏了大义是不合适的，因此应该押下去，找他们的邻里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去劝和他们，一定要对双方都平允才好，不得偏袒其中的一方。
3.法律评析
这是一起因房屋租赁而引起的民事纠纷，李茂森和蒋邦先之间是一种因租赁契约而产生的债的关系。债作为一种民事方面关系，是指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而债务人一方则有义务为相应行为或不为相应行为。在宋代，债的范围比前代更为广泛，其法律规定也更为详细。当时可以引起债的发生的法律事实主要有因契约所生之债、因侵权行为所生之债和因无因管理所生之债等。而宋代的契约形式也是种类繁多，主要包括买卖契约、租赁契约、借贷契约、寄托契约等。在买卖契约中，又可细分为动产买卖契约和不动产买卖契约；在租赁契约中，对土地、房屋、船、碾等的租赁，一般称为租
、赁或借；而对人、畜和车等的租赁，则称为庸、赁或雇；在借贷契约中，对借与贷作了区分，“借”指使用借贷，其标的一般指衣服、帷帐、器玩、奴婢、牛马、车船等特定物；而“贷”则指消费借贷，其标的一般指金钱谷物等种类物。当时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贷称为负债，把付息的消费借贷称为出举。通过以上列举，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有关债法的法律规范，无论是其内容还是范围，在当时都是比较完备的。本案中所涉及的房屋租赁契约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本案的具体案情来看，法官认为一方面，李茂森租赁蒋邦先的店铺，没等租赁契约签订，没有取得出租人的同意，就擅自拆旧盖新，存在着擅作主张的过错；另一方面，由于李茂森动工时间较长，“自去年十月初兴工，至今年三月末讫事”，即将近半年时间，按照常理判断，蒋邦先应该能知道李茂森的行为，但却一直没有加以阻拦，而直到竣工之后，才以李茂森擅自动工为由提起诉讼，因此也存在不及时阻拦或诉讼的过错。从法官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在宋代租赁房屋契约关系中，一方面，债务人应该有保持房屋原状的义务，如果要加以修葺，则应取得债权人的同意；另一方面，债权人如果发现或应该发现债务人的违约行为时，应该及时阻拦，否则法官会认为他有默许的可能。
另外，还有一个情节引起了法官的注意，就是蒋邦先要求李茂森提供“起造费用之数”。根据案情的审理，法官推断二人之间的纠纷不是因为是否“撤旧立新”，而是因为“起造费用”。“撤旧立新”的行为是李茂森所做出的，“起造费用”是李茂森先垫付的，但这笔费用最终应该由蒋邦先来支付。这种维修费用的支付原则在我国今天的法律中仍然有类似的规定。我国现行《合同法》第221条规定：“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要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
从案件的解决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传统法律主张调处息讼的特点，因为法官考虑到二人不仅是普通的租赁法律关系，而且具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如果因为钱财的关系而伤害了亲戚关系，就是“为小失大”，因此要求二人能在乡亲邻里的调解下来解决纠纷
4.参考结论
通过对这一案例的分析解读，我们可以看出宋代民事法律关系的鲜明特点，一方面由于宋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间经济关系非常活跃，为了适应这种社会关系状况，宋统治者制定出在当时来说比较详细完备的一套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制度；而另一方面，宋代司法
官在处理民事纠纷的时候，并没有脱离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重伦理、和为贵以及贱诉息讼等法律价值取向，他们解决纠纷的理想境界是在兼顾伦理人情的基础上解决纠纷，即合法与合理能完美结合。这一思想非常值得我们今人借鉴和学习。
（五）收继婚案例
1.案件史料
（1）至元九年十月，中书兵部来申郑窝窝状招：兄郑奴奴，至元五年身死，抛下嫂王银银并侄社社同居，窝窝未曾娶妻，嫂王银银亦为年小，守寡相从，……省部照得至元八年十二月钦奉圣旨：节该小娘根底，阿嫂根底，收者么道。钦此。仰钦依圣旨事意，……将王银银吩咐郑窝窝收续为妻。
——《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收继》
（2）大德八年五月，中书省枢密院呈：蒙古军驱王火你赤病故，其妻张秀儿守服六年，有本使菊米粮子将秀儿强要配与火你赤亲侄王保儿为妻。礼部议得：王火你赤妻张秀儿服制已满，其侄王保儿欲行收继，虽系蒙古军驱，终是有姓汉人，侄收婶母，浊乱大伦，拟合禁止。省准。
——《通制条格》卷三《户令?收继婶母》
(至顺元年九月己亥)敕：“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
——《元史?文宗本纪三》
2.案情今译
至元九年十月，中书省兵部送来了郑窝窝的状子，说：哥哥郑奴奴在至元五年死了，扔下他的嫂子王银银和侄儿社社和他住在一起。窝窝还没有娶媳妇，嫂子王银银也年纪还小，因为郑奴奴守寡而和窝窝在一起。……中书省根据至元八年（1271年）十二月的圣旨规定：对于父亲死后年纪小的继母，哥哥死后的嫂子，可以收继。钦此。现在根据圣旨所规定的事理，……将王银银交付郑窝窝收继为妻子。
大德八年五月，中枢省枢密院报告：蒙古军驱王火你赤病故，他的妻子张秀儿为他守孝六年，有枢密使菊米粮子将秀儿强要许配给火你赤的亲侄儿王保儿为妻子。礼部讨论之后认为，王火你赤的妻子张秀儿为丈夫守孝期限已满，他的侄儿王保儿想要收继，虽然是蒙古的军驱，但终归是汉族人，侄儿收继他的婶母，会使得伦理大道浑浊混乱，因此主张禁止收继。中书省批准。
至顺元年（1330年）九月敕：“有人如果不是根据本民族的习俗，敢有弟弟收继他的嫂子，儿子收继他的继母的，按罪处罚。”
3.法律评析
这是发生在元代的两个有关收继婚制度的案例，通过对上述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我们需要掌握以下知识点：
（1）收继婚的一般规定
收继婚，是指未婚男性收娶家族中的寡妇为妻，具体而言，收继主要
是父死子收其庶母和兄死弟收其嫂子。弟收兄嫂，多发生在亲兄弟之间，远房兄弟一般不准收继。另外，小叔的收继处分权，在寡嫂服丧期满以后才能实现。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后，一些蒙古习俗被带到中原，收继婚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2）案例中的相关法律规定
通过对两个案例中涉及到的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元朝统治者在收继婚适用范围上的立法目的。第一条是至元八年（1271年）十二月的圣旨规定：对于父亲死后年纪小的继母，哥哥死后的嫂子，可以收继；第二条是至顺元年（1330年）九月敕：“有人如果不是根据本民族的习俗，敢有弟弟收继他的嫂子，儿子收继他的继母的，按罪处罚”。也就是说，当时的法律是按照当事人所属民族来适用的，将这两个法律条文结合起来分析可知，收继婚只适用于本来存在该习俗的民族中，对于其他民族，则禁止适用，如果违犯，则要受到法律的惩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法律条文，是因为元朝实行“因俗而治”的法律原则，将其统治地区的人民按照民族分为四类，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按照所属民族的不同而适用不同的法律。
从第一个案例中，我们根据当事人的名字可以推断他应当是属于蒙古人或色目人；而从第二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保儿不能收继其婶母的重要原因就是他是汉人。从这两个案例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元朝法律允许的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实行收继婚制度，而却禁止汉人、南人采用该制度。
4.参考结论
在婚姻方面，蒙古族为游牧民族，婚姻关系比较自由，统一中国以后，虽受中原地区封建礼教影响，但仍保留了某些蒙古族原有的传统。至元八年定制：“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 [13]蒙汉异制的主要出发点是为了保障蒙古人的特权，在实质上体现了一种民族歧视性质的法律政策。
三、案例思考题
（一）安崇绪之狱
1．案件史料
端拱元年，广安军民安崇绪录禁军，诉继母冯尝与父知逸离，今来占夺父赀产，欲与己子。大理定崇绪讼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寺张佖固执前断，遂下台省集议。徐铉议曰：“伏详安崇绪词理虽繁，今但当定其母冯与父曾离与不离。如已离，即须令冯归宗。如不曾离，即崇绪准法诉母处死。今详案内，不曾离异，其证有四：崇绪所执父书，只言遂州公论，后母冯自归本家，便为离异，固非事实。又知逸在京，阿冯却来知逸之家，数年后知逸方死，岂可并无论诉遣斥，其证一也。本军初勘，有族人安景泛证云：“己曾离异，诸亲具知。”及欲追寻诸亲，景泛便自引
退，其证二也。知逸有三处庄田，冯却后来，自占两处，小妻高占一处。高来取冯庄课，曾经论讼，高即自引退。不曾离，其证三也。本军曾收崇绪所生母蒲勘问，亦称不知离绝，其证四也。又自知逸入京之后，阿冯却归以来，凡经三度官司勘鞫，并无离异状况。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崇绪请依刑部、大理寺元断处死。”右仆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议曰：“据法寺定断，以安崇绪论嫡母冯罪，便合处死，臣等深为不当。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虽贱，乃是安崇绪之亲母，崇绪本以田业为冯强占，亲母衣食不充，所以论诉。若从法寺断死，则知逸负何辜而绝嗣？阿蒲处何地而托身？臣等参详：田业并合归崇绪，冯亦合与蒲同居，终身供侍，不得有阙。冯不得擅自货易庄田，并本家亲族亦不得来主崇绪家务。如是，则男虽庶子，有父业可安，女虽出嫁，有本家可归，阿冯终身又不乏养。所有罪犯，并准赦原。”诏从昉等议，铉、佖各夺一月俸。
——选自《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刑考九》 [14]
2.重要提示
该案件发生在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其基本案情是安崇绪诉他的继母冯氏，认为冯氏与他父亲已离异，他父亲去世后，冯氏却霸占其父资产，并准备留给自己的儿子。由于《宋刑统?斗讼律》“告祖父母、父母”条规定：“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因此大理寺将其定罪为死刑。按照宋代司法程序，大理寺和刑部所断死刑案件应报奏皇帝最终裁决。而太宗在看到这件案例时产生了疑虑，但大理寺审判这个案例的官员张佖却坚持自己的处断合法。解决这类案件，宋代采用的是“杂议”的形式，根据《宋史?刑法志三》的记载：“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与大臣若台谏杂议，视其事之大小，无常法，而有司建请论驳者，亦时有焉。”即召集当时中央的高层官员来参与讨论疑难案件的一种形式。
在这场讨论中，支持张佖的观点以徐铉为代表，认为审断案件的关键是看冯氏与安崇绪的父亲安知逸是否离异，如果已经离异，那么冯氏就应该回娘家；如果没有离异，那么安崇绪告母的罪名就成立，按照法律规定就应是死罪。而根据搜集的证据，徐铉从四个方面认定冯氏与安知逸并没有离异，因此安崇绪依法应定罪名为“告母”，刑法处罚应为死刑。
反对派的观点以右仆射李昉为代表，认为安崇绪之所以要告冯氏，是因为他的亲生母亲阿蒲是安知逸的妾，由于冯氏强占了安知逸的田业，导致阿蒲的衣食得不到充足的供给。按照礼制，“五母”是指对母亲的五种称谓，嫡母，谓妾所生子称父亲的原配正妻；继母谓父亲再
娶之正妻；养母，谓收养自己的养父之妻；慈母，谓妾生子无母者，奉父命扶养自己的父妻；亲母，谓生身母亲。《宋刑统?名例律》“杂条”中规定：“其嫡、继、慈母若养者，与亲同。”所以虽然冯氏是安知逸的正妻，但阿蒲是安崇绪的亲生母亲。如果按律处安崇绪死刑的话，就会使安知逸无辜而绝后嗣，阿蒲也会无以为生。这样就与情理不合，因此李昉等人主张将田业断归崇绪，让冯氏和阿蒲同居，由崇绪来奉养终身。如此则儿子有父亲的产业可守，冯氏的终身也有人奉养。最终太宗采纳了李昉等人的主张。
从上述案件的审理过程可以看到，大理寺和刑部的判决，是严格根据法条的规定作出的，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并没有过错，因此得到徐铉的支持。而李昉等人则从情理和效果等方面出发，得出更为合乎情理的结论。从太宗皇帝的支持后者的做法可以反映出在法条和情理产生冲突时他的价值取舍，正如司马光所说：“夫执条据例者，有司之职也；原情制义者，君相之事也。” [15]正是通过“杂议”这种形式的司法审判制度，宋代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条文规定的局限性，体现了传统社会中司法制度的发展水平，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伦理法”的特征。
（二）兄弟一贫一富拈阉立嗣
1．案件史料
叶秀发无子，本县援经据法，谓孙与吴皆异姓，不应立，只当于同宗昭穆相当者求之，可谓名正言顺。若论昭穆相当，则容之、咏之皆秀发堂弟，而容之子慧孙、咏之子寄孙皆可立也。今乃各以其子争欲立秀发后，容之谓已立慧孙三年，咏之亦谓立寄孙三年。但其亲兄瑞之亦无后，容之谓寄孙系已立为瑞之之子，咏之亦谓慧孙系已立为瑞之之子。二说交驰，争欲以其子为秀发后，而不愿为瑞之后。及详其母孙氏供，初不曾经官府除附，则是所立本无定议，明矣。大义所在，亲兄瑞之之无后，重于堂兄秀发之无后，舍亲就疏，此其意为义乎？为利乎？盖秀发生理颇裕，瑞之家道侵微，容之、咏之循利忘义，遂阋于墙而不顾，讼于官而不耻，甚至诬其母以偏受（爱），人情至此大不美。官司若不早与平心区处，非特瑞之、秀发身后俱失所托，而容、咏手足之义，参商益深，甚非所以慰母心而厚风俗也。欲唤上容之、咏之，当厅以慧、寄二名焚香拈阄，断之以天，以一人为瑞之嗣，以一人为秀发嗣，庶几人谋自息，天理自明，存亡继绝，安老怀少，生死皆可无憾。
——选自《名公书判清明集》卷7《户婚门?兄弟一贫一富拈阉立嗣》
2.重要提示
在本案例中涉及到的重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