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腐败的理论研究
【原文出处】美国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54
【原刊页号】38～55
【分类号】D0
【分类名】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605
【作者】周琪
【作者简介】周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博士候选人。
【内容提要】本文在阅读大量西方，特别是美国学者关于腐败理论研究著述的基础上，对腐败理论在西方的演变，西方学者对腐败的定义、腐败产生的根源及后果等问题的不同看法，进行了分析和整理。文章认为，美国对于政治腐败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美国学术界产生了政治腐败研究的修正主义方法。经过近25年的争论，约瑟夫·奈用现代化过程来解释腐败的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文章在最后提出了现代化是否都要经历一个政治腐败的过程、用于解释第三世界国家腐败的理论是否适用于我国等令人深思的问题。
【摘要题】理论述评
【关键词】美国政治与法律/政治腐败/理论研究
在美国，对政府腐败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学术界产生了政治腐败研究的“修正主义”方法，开始把腐败定义为偏离某种被接受的具体行为规则，用缺乏某种经济和社会制以及其他一些条件来解释腐败产生的原因。人们一般公认，大多数美国学者赞同三种类型的对腐败的定义：公共责任的、公共利益和公众舆论的定义，以及经济学家们所作的另一种以市场为中心的关于腐败的定义。在经过将近25年的争论之后，以公共责任为中心的约瑟夫·奈的定义被较广泛地接受。美国关于腐败的理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腐败与文化的关系、腐败与民主的关系、腐败与现代化的关系，以及腐败的“功能”。腐败在政治方面带来的最大危害是，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降低了政府的合法性，阻碍了政治制度化的进程。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政治腐败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较为普遍，其严重性至今还没有出现减弱的趋势。然而，政治腐败案例虽然也在美国层出不穷，但它并未被视为当代美国政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而只是美国政治学讨论的众多问题之一。当前，美国学术界对政治腐败关注的表现之一是，许多大学开设了关于这方面的课程，讨论政府如何防治腐败，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开设了名为“政府道德”的课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也设有名为“腐败”的课程，重点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腐败和反腐败。本文将探讨西方（主要是美国）社会科学中有关腐败的理论，以拓宽和加深我们对腐败的起因和弊端的认识。
一政治腐败理论在西方的演变
在西方，政治腐败的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最初，政治腐败的定义是同政治制度和政治程序联系在一起的。北美独立战争前后，美国人（在美国获得独立之前是北美殖民地人民）一直把英国制度看作是腐败的，因为那时英国的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①及其同伙通过操纵英国议会来统治英国，政府官员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金钱交换和庇护而被录用。当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英国的抗议发展成为革命高潮时，他们对英王乔治三世及其大臣腐败的谴责更趋于激烈。
相比之下，北美殖民地人民对瑞士有较为正面的看法，他们认为瑞士不仅采用了类似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乡镇中所采用的直接民主制，而且有效地保护了地方政治不受潜在的政治集中化和“暴君”的侵害。然而，在美国人眼中，丹麦和瑞典的制度是腐败的，因为它们的议会权力被君主所削弱，君主剥夺了贵族和市民早先所享有的立法权。人民和精英不能对行使权力者进行有效制约。②
北美殖民地时期所使用的腐败概念同现代政治学上所使用的概念有些重合，如公共官员滥用权力和接受贿赂；但又有明显的差别。那时所讲的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腐败”（institutional corruption），而不仅指官员个人的腐败。从个人腐败的理论出发，即使是在人们广泛认为没有出现政治制度腐败时，即在没有发生宪法规则衰败的制度中，也存在一些“腐败的”公共官员。而在政治制度腐败方面，18世纪西方国家对腐败的批评同现代理论也有差别，例如，18世纪的批评者把建立标准军队和国债的增长看作是政治制度腐败的一个指标，但现在，即使最极端的批评者也不这样看。
许多美国学者认为，西方腐败的理论可以追溯到一些西方思想家，如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亚维利和卢梭，并认为这些思想家关于腐败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相信防止腐败的方法是教育、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把限制财富积累作为法律和结构的补充手段。
③北美殖民地时期思想家所使用的腐败概念同西方早期的一些思想家的概念相似，如修昔底德和柏拉图，他们用腐败的“坏政体”来形容道德败坏和政治秩序衰败的局面。美国19世纪百科全书中的“政治腐败”条款，采用的是孟德斯鸠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用来的定义，即把暴君看作是君主制的“腐败的”变体。而关于卢梭的理论，卡尔·J．弗里德里克（Carl J. Friedrich）认为，“卢梭深切地担忧他那个时代的道德腐败，他把自己看作是必须发出警告的智慧的人……卢梭担忧的主要是道德腐败，他只间接地担忧政治腐败，因为它是道德腐败产生的背景。”④确切地说，西方早期的腐败概念与民主理论相关，其逻辑是，如果用腐败方式做出政策选择，便不可能有民主。
到了现代，关于腐败的讨论不再集中在“制度衰败”上，而是用滥用职权的公共官员接受金钱或值钱的东西来定义腐败。西方理论家们此时一般把腐败看作是道德问题，他们认为，政府之所以腐败，是因为那些邪恶的和不道德的人获得了有权力的地位和公众的信任。其解决的方法是，“把这个恶棍赶出去”。⑤腐败因此被看作一个社会中的偶然现象，可以通过适当的法律和规劝来防止。不过，甚至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的丑闻报道者在揭露美国的贪污和腐败时，也怀疑这些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这样，原有的腐败概念逐渐变得不再适用了。社会科学家们要求更精确的和更客观的关于腐败的定义，要求解释公共官职同腐败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于是到了70年代，在美国产生了“修正主义”方法，开始把腐败定义为偏离某种被接受的具体的行为规则，用社会道德和缺乏经济和社会制度及其他一些条件来解释腐败的存在。
二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家对腐败的定义
虽然腐败是一个美国政治生活中始终存在的问题，但是在70年代之前，除了个别例外，对美国政治的各种分析尚没有对腐败作过系统地研究。对腐败进行认真研究常常发生在重大贪污问题被揭露出来之后，如水门事件之后对政治腐败的兴趣重新被激发出来。不过，缺乏明确的腐败定义仍然阻碍着对腐败的系统研究，如美国学者约翰·彼得（John Peters）和苏珊·韦尔奇（Susan Welch）1978年所说，“在所有的研究中，十分明显的是，无论人们研究了美国政治的哪一方面，对腐败的系统研究都缺乏一个充分的定义。”⑥直到如今，在整个西方政治传统中关于腐败的争论非常分散，仍然没有形成关于腐败的一致的理论。
在美国对腐败的研究中，存在着关于腐败的各种定义。例如，阿诺德·罗高（Arnold Rogow）和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这样定义腐败：“一个腐败行为至少违反了对公共制度或市民秩序的责任，事实上，与任何这样的制度不和谐（破坏性的）。一个公共制度或市民秩序把特殊利益高于公共利益之，为了特殊的有利条件而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是腐败。”⑦乔治·C. S. 本森（George C. S. Benson）及其合著者把腐败定义为“所有非法地和非道德地使用政府权威作为考虑个人或政治所得的结果。”⑧很多人赞成弗里德里克对腐败的阐述：“……一个负责做某种事情的拥有权力的人，即一个负有责任的官员或有官职的人，受到金钱或其他报酬的诱惑，如对未来工作的期待，而采取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的行动，因此损害了该官员所从属的团体或组织，更具体地说，损害了政府。”⑨纳撒尼尔·莱夫德（Nathaniel Leffd）的定义是：腐败是一个额外的法律体制，在这个体制下个人或集团获得了官僚行动的影响。⑩
虽然美国社会科学家关于腐败有各种不同的定义，但人们一般公认，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三种类型：公共责任的、公共利益的和公共舆论的。在迈克尔·约翰斯顿（Michael Johnston）看来，每一个定义都有其优点和缺陷。
第一种定义是牛津词典中所采用的对腐败的解释，这是一个以公共责任为中心的定义，它有很多变种，但其核心是，为了私人（个人、关系密切的家庭、私人集团）的金钱或地位的收益；或违反针对运用某种同私人有关的影响的规则，而偏离一个公共角色的正式责任的行为。有三位学者对这一定义做了很好的阐述，他们是：戴维·H．贝利（David H. Bayley）、G．迈戴尔（G. Myrdal）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其中最著名的和最经常被引用的是奈的定义：“腐败是由于与私人（家庭、关系密切的私人集团）有关金钱或地位的收益，或违反针对行使某些种类的与私人有关的影响的规则，而偏离一个公共角色的标准职责的行为。它包括诸如贿赂（使用报酬来扭曲一个负有责任的人的判断）、裙带关系（因特殊的关系而不是品德而给予庇护）、侵吞公共财产（用于个人目的而非法侵占公共资源）。”(11)
根据迈克尔·约翰斯顿的解释，“标准责任”是指法律或正式的规章所加于公共角色的义务或限制〔正因为此，一些人，如詹姆斯·斯科特·韦尔奇（James Scott Welch）把这一定义称作“法律的”定义。〕而“公共角色”则不一定为政府雇员所承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被政党成员、利益集团，甚至个人投票者所承担，如一个投票者可以在某种情况下用自己的选票来换取一瓶酒。腐败能否成立的关键问题是一个人是否能够直接影响运用公共权力或支配公共好处的决定或过程。并非所有的违法行为都是腐败，腐败与为了某种个人目的而滥用公共角色或公共信任有关。
尽管如此，一些学者仍不完全满意奈的定义，认为它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有时一个官员可能并不是为了私人利益而滥用公共权力和违反法律，如在伊朗门事件中，那些违反法律的里根政府高级官员，如奥利弗·诺思（Oliver North）和约翰·波因德尔斯特（John Poindexter）的行为并不是为了个人的财政收益，而是为了使里根政府获得有利的政治条件。(12) 对这一定义还存在另一个疑问：公共责任是法律或规章所规定的，但是法律可以是空洞的或矛盾的，可以随着公共舆论或普遍公共观念的变化而不时发生变化。此外，法律不仅是神圣的文书，还是政治的产物。如果许多参与制定成文或不成文法的人自己也腐败了，那么他们制定的法律可能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13)
为此，亚伦·科特利伯（Alan Cottlieb）和戴夫·沃克曼（Dave Workman）建议采用下述一段话来弥补奈的定义的缺陷：“政治腐败是一种合作形式的、不可接受的、通常是潜在的政策影响；是为了某种重要的个人收益，这一收益可能是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报偿。”(14)第二种定义相对简单，它把腐败看作是损坏了公共利益：“一个拥有权力的人，即一个负有责任的官职人员，通过非合法提供的货币或其他报酬，被引诱采取一个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的
行动，因此损坏了公众和公共利益。”(15)
“修正主义者”对这一定义持批评态度。他们说，这一定义虽然有吸引力，但腐败并不一定损害公共利益，因为很难限定“公共利益”。不存在唯一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充其量不过是不断变化的、相互冲突的私人利益的形式，被具有不同技术和不同数量资源的人所追求。腐败行为总是损害或有助于公众的某一部分，但并不是公众的全部，因此公共利益不是定义腐败充分明显的标准。批评者还认为，用公共利益来定义腐败还可以被利用来为腐败辩护，因为腐败者可以辩解说，他们的行为是为公共利益服务。一些水门事件的辩护者就是这样做的。
此外，批评者担心，最严重的问题是，如果人们认为政治是、或者应当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事业，那么腐败就成为一个秩序良好的政治领域里的反常现象。换句话说，这种看法忽略了腐败事实上是政治领域里经常发生的，而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因此认为政治是为公关利益服务的事业的看法会阻止人们认识腐败的制度原因，而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坏人”或政治结构的缺点。
第三种经常被提到的定义是用公众舆论来定义腐败，即公共舆论决定是否某种政治行为是腐败。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定义更加模糊，因为在许多问题上，公众情绪是模糊的，大部分公众对某一问题可能根本没有形成看法，或者没有形成强烈的看法。而且公众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可能存在分歧，官员同普通公众之间对适当公共行为的标准的评价也可能有所不同。此外，公众舆论经常发生变化。这些都限制了用公关舆论来定义腐败的可行性。
除上述三种定义外，还有一种用市场来定义腐败的方法，它是由经济学家们提出来的。它的分析超越了公共道德，如它提出“腐败把强制价格的模式转变为自由市场的模式。”或者，“腐败是一个超法律机构，被个人或集团用来获得对管理行动的影响。”其要点是，如果公共机构被认为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对它们的要求，腐败便提供了另一个分配手段或达到决策的方法。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当它采用了西方的政治体制，而这个体制的规则和运作存在不可克服的缺点，在这种情况下，腐败便成为一个补充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成为合法的。
市场中心的定义方法，通常是用来自经济分析的术语所表达的，它倾向于更加关心政治腐败的机制，把它看作是结构关系的特殊模式，并关心使这一结构关系成为可能的环境。以市场为中心的理论家所关注的是早期西方国家和当代的非西方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对公共官员责任的规则尚没有明确地建立起来，或者根本不存在。那时，“一个腐败的文官把他的公共职务看作是一个商业，他将从这个商业中寻求收入的最大化……官职因此成为一个使收入最大化的单位。他的收入大小取决于市场情况和他分析公共需求曲线上最大收益点的天才。”(16)用市场所作的定义带有很强的“功能主义”倾向。例如，经济学家苏珊·罗斯—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把腐败定义为在各种制度中都存在的对稀缺资源的“分配机制”。她提出，在一个市场经济中，分配的广泛不平等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一个给予所有公民平等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在多数赞同的基础上做出政治决策的方法，可能因广泛使用非法市场的方法作为分配方法而受到削弱。腐败的本能几乎是所有那些其政府尝试控制市场力量的国家所不可避免的结果。
(17) 这实际上是假定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腐败不会产生，但这只是经济学家们的梦想。阿克曼还认为，社会显然不是使用单一的、始终如一的方法来做分配决定，但腐败在许多分配方法中是唯一不可接受的方法。她认为，腐败的官员想要抓住该项目所产生的所有（经济）剩余。她还用“边际社会成本”来讨论“适度腐败”。
其他经济学家对腐败的分析方法集中在管理机构如何保证其命令能够被执行。
虽然经济学的定义方法有一些可取之处，但一般而论，经济学家的模式被认为不能抓住复杂的政治和组织特征，内奥米·凯敦（Naomi Caiden）的模式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说，“腐败是
经济选择的一个变种，像其他经济选择一样，它受市场价格的决定。”(18) 这些经济学家基本上都假定腐败的个人可以做出理性的选择，用成本收益核算来估算他们的利益，但事实上，在考察政府的腐败问题时，可以发现有大量非经济因素在起作用，例如政治的、体制的和社会的，这些因素导致了公共部门的腐败。因此，纯经济学的解释只停留在分配稀缺资源的层面，而对于资源的再分配几乎不做探索。它把注意力集中在有理性的个人的选择上，而很少关注社会对腐败者的全面影响。经济学观察腐败的视角忽略了经济因素之外的腐败动机，从而限制了其自身解释腐败的能力。阿伦·科特利伯（Alan Cottlieb）和戴夫·沃克曼（Dave Workman）把阿克曼的著作看作是用经济学来分析腐败的唯一样板，但即使是他们也承认单纯的经济学分析削弱了阿克曼的学科所提供的分析腐败的洞见。
在分析了这些方法的优劣之后可以发现，尽管公共责任的定义也有其缺点，但是显然用法律或书面规章来判断行为要比公共利益的概念更为精确和一贯，这一方法优点超过了其缺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经过了将近25年的争论后，约瑟夫·奈的定义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在政治学文献中成为最经常被引用的定义。
一些作者认为奈的定义具有包容性广的优点，它包括了贿赂、裙带关系和挪用公款；它还包括不讲道德的行为——施加压力来影响官员做出决定或不采取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适当的定义；它强调行为要素，涵盖了大多数以市场为中心的定义，后者的注意力只是集中在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它甚至包含了严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腐败的解释：腐败是保护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利益的所有的官员行为，无论他们是否开支、征税、控制或制定政策。可能它所不能包括的是所谓的“高尚的”或“爱国主义”的腐败，在这种腐败中，官员把他们的腐败转化为公共利益，但他们个人并没有得到好处，也不具有不良动机。然而，他们“高尚”行为的后果是，他们忽略了法律和公共道德。(19) 换句话说，此时的腐败是由官员在追求公共利益时违反了法律或规则所造成。
三政治腐败定义中的文化问题
关于政治腐败的研究中引出了与文化有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西方学者对非西方国家的政府制度和对发展援助项目的运作越来越感兴趣，而在他们对贫困国家的发展援助项目进行考察时，遇到了明显的政治腐败问题。他们对此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一些处在特殊时期的国家特别容易产生腐败？一种看法是认为，这些国家虽然已经建立了一些必要的行政规则，但它们的道德标准仍滞后于行政规则。但“修正主义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腐败产生于当地的政治和行政规则，这些与西方不同的规则可能比西方援助官员想要促进的公共道德更适合当地的政治、行政和经济需要。因此，腐败不是偶然的，而是结构性的。
“修正主义者”的看法实际上也从文化视角对腐败的定义提出某种批评。因为根据以公共责任定义的腐败，只要对腐败行为所偏离的标准（即公共责任的性质）不存在质疑，便可以明确定义和界定腐败。但是，一旦公共责任的标准受到挑战，或被看作是相对的，那么该定义就会产生相当大的模糊性。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不存在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公共责任标准，或者如果公共职务或公共责任的标准被看作是外来输入的、在特定条件下是不适用的，那么人们如何判断是否发生了腐败？这一批评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它提出的问题要点在于：西方学者所提供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腐败状态的看法和理论，根据西方公共职务行为的社会规则和那些亚洲国家的转型社会中的社会规则来看，是否有效？人们看到，在一个社会中，有各种规则在运作，包括法律的、道德的、宗教的和文化的，它们之中有一些相互和谐，另一些彼此并不一致。法律规则可能与道德、宗教和文化规则发生冲突。因此，一个根据公共责任定义是腐败的行为，可能根据其他规则衡量，被当地的人看作不是腐败，如拉关系和做交易。
这种观点为下述说法提供了一个解释：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在贫困国家，腐败更加普遍。它假设，在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着法律（从西方引进的、外来的标准）和被当地所接受的、被社会普遍人认同的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前者属于体制范畴，后者属于文化范畴。于是，就可能出现一个情况，在一个国家中，政府的态度、目的和方法与社会的态度、目的和方法之间存在差异。
上述观点同韦伯的看法相似，韦伯认为，在落后的社会中所谓的腐败同习俗和传统相一致，而判定它为非法和不道德的法律和道德是外来的、进口的和强加的。他还认为，传统价值观倾向于腐败，因为腐败消除了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差别。
在非西方国家，在公务员什么样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的问题上，常常出现现存的规则同西方的规则不一致的情况。一个西方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有两种选择：他可以依照西方的定义来提出批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被当地人指责为吹毛求疵，因为他谴责的并不是一个令人憎恶的行为，而是正常的和被一般人所接受的运作程序。他也可以说，对腐败的谴责要根据文化而定，社会所谴责的行为就是腐败的行为，但他如果这样说，就可能由此断言，一个官员接受贿赂并不是腐败。例如在非洲，以前并不存在公共官职和与公共利益有关的规则或意识形态，在那里，利用官职来达到私人目的是合理的。在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腐败的定义同新引进的法律和规则结合在一起，但却与当地的习俗和传统相冲突。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因为在西方国家，道德上和法律上的腐败含义随着其他的社会变化而逐步演进的，它们的演进具有同步性。
为此，许多美国社会科学家承认，政治腐败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可能采取与非民主政体中非常不同的形式，因此建立一个一般的政治腐败定义至多能提供一个确定的、分析不同类型的政治腐败的起点。(20)
如果以上的论证是合理的，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外来的法律标准能否最终同被当地所接受的非正式的社会规范相和谐，或者说，导致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某些腐败不受社会谴责的因素能否消失，是我们所关切的问题。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文化和体制之间的关联问题。有学者认为，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就是文化，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把文化定义为“通过传统而传递下来的理性和道德习俗”，或者简要地概括为“非正式的体制”。虽然文化不同于被法律正式规定的体制，但它对社会成员的选择构成了限制。但福山认为，文化这一“非正式的体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包括西方法律的引进——作者注）会逐渐改变文化，尽管后者的变化速度要慢得多，因为文化的改变要经历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化过程，即公民教育（例如民主教育）或个人经验，或再社会化过程，而这类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至少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发挥作用。(21) 但无论如何，文化是可以改变的。这也就是说，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在第三世界国家，法律与非正式的社会规范有可能逐渐变得一致，这些国家中的严重腐败因此最终是可以受到抑制的。
四政治腐败的特点
在西方理论中，在腐败和民主的因果关系问题上有一种受到重视的看法，即，“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英国阿克顿勋爵这句经常被政治学家引用的名言，表明了一种观点：政治制度的不民主（权力的集中）是腐败的根源。也有人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一观念：腐败的程度同权力得到同意的程度成反比，这是一个规律。
毋庸置疑，权力集中易于导致政治腐败，民主易于防止政治腐败，但政治制度的民主还不是杜绝政治腐败的充分条件，其根据是，可能没有人会否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是民主国家，但是在这些国家中，腐败照样滋生，有时这些腐败还会导致耸人听闻的丑闻。即使是在美国，
根据彼得·德利奥（Peter Deleon）的看法，“政治腐败是美国政治过程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和系统的组成部分。”(22)
关于政治腐败，杰拉尔德·E．凯敦（Gerald E. Caiden）总结出的一些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1.腐败在所有政治制度中，在所有层次的政府中和在所有稀缺的公共商品和服务中，都能被发现。
2.在不同的地区、主权国家、政治文化、经济和行政安排中，腐败在根源、影响和重要性方面有所不同。
3.行使公共权力的社会背景（包括国家和跨国的影响）促进或者阻碍腐败。
4.腐败具有多种原因，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和外观，不能被精确地衡量，因为腐败常常具有不确定性和共谋的性质。
5.腐败是根深蒂固的、恶性的、毒害性的和不可能根除的，因为对腐败的控制往往是形式上的、表面的、暂时的、甚至是无效的。
6.腐败企图作用于真正的权力、关键的决定点和处置权威。它为上达决策者和对决策的影响支付报酬。
7.不稳定的政体、不确定的经济、错误分配的财产、非代议制政府、企业家的野心、公共资源的私有化、派别活动、个人人格至上和从属都促进腐败。
8.腐败有利于富有者而不是非富有者，有利于非法企业、地下经济和有组织的犯罪。
9.只要腐败者能够强制参与，公众对腐败的态度不确定，腐败以没有优势的大众为代价来为少数特权者谋利，或以不参与者为代价来为所有参与者谋利，腐败就会相当持久。
10.通过政治意志、民主精神、分散的抵消力量、法律的和合理的行政规则，包括个人的诚实和正派，以及有效地执行公共道德，腐败能够被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虽然完全消灭腐败仍然超出人类的能力。(23)
杰拉尔德·凯敦在分析了上述特点之后总结说，腐败可以通过适当的措施来减轻和抑制，但是只要产生腐败的因素仍然存在，腐败就不可能被彻底消除。只要人类是不完美的，腐败就会存在。反腐败的措施所寻求的是把腐败驱逐出重要的管理领域，缩小其范围，减少其发生。这些措施应当着重改善管理部门的形象，提高效率，鼓励更多的公民行动和更大的公共参与。
阿诺德·J．海德海墨（Arnold J. Heidenheimer）提出的大腐败和小腐败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认为，政治行为是否腐败是依照公众和政治精英或公共官员的判断来决定的。他把腐败划分为“黑色”和“白色”的。黑色腐败是“多数精英和公众舆论所谴责的、并希望看到这些腐败在原则的基础上受到惩罚”的行为，它们也是大腐败，例如公共官员参与海洛因交易。白色腐败是一些小腐败，精英和公众舆论可能不强烈地支持对这些腐败行为的惩罚，他们都没有感到这些行为严重到需要进行惩治，一名市议员为一个选民免除了停车罚款属于这一范畴。而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一个灰色地带，在这一地带存在着一些最难以界定和检验的行为，精英想要惩罚它们，但公众可能对它们的态度模棱两可，或者相反。灰色腐败可能最终对于根据民主原则来组织政治制度最具危害性。大多数腐败的例子属于灰色范畴。(24) 约翰斯顿据此认为，我们不能期望找到腐败和非腐败行为之间的鲜明界限。相反，我们会发现反映腐败的环境和动机之间的细微等级差别。
西奥多·洛伊（Theodore Lowi）同样区分了大腐败和小腐败，他的方法与海德海墨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大腐败是那些使宪法解体或迷失方向的腐败，小腐败是反映个人道德堕落的腐败。
(25) 另一些人认为，当腐败行为涉及到国家政治局面，例如水门事件，就可以称之为大腐败，与它相对的是小腐败——涉及个人的财政收益的腐败。阿伦·科特利伯和戴夫·沃克曼认为应当特
别关注的是涉及两人以上的腐败行动。根据他们的看法，小腐败一般被称作丑闻，它们一般是贪污、逃税或某种特权行为。相比之下，大腐败一般需要参与者相互合作，订立攻守同盟，分享利益。詹姆士·Q．威尔逊（James Q. Wilson）更憎恶大腐败，他说，“我宁愿容忍某些市民腐败的形式……但我不能容忍那些贬损执法过程，使执法者丧失信誉，或导致人们认为只有付出代价才能得到平等公平的腐败。”(26)
五腐败的起因和后果
关于腐败的起因，在西方关于腐败的理论中，有在个人基础上对腐败做出的解释，把腐败看作是“人类本性”造成的，因为人类既是贪婪的，又是理性的。但这种方法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处在类似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
另一种对腐败的解释是把腐败看作是一个非正式的制度。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是这方面的代表。詹姆士·斯科特（James Scott）的名著《比较政治腐败》一书发表于1972年，它是修正主义的解释腐败的主要成就之一。斯科特使用正规的规则对腐败作了历史比较，他正是由于这本著作而奠定了自己在美国比较政治学中的地位。斯科特对腐败的理论论证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不把腐败看作是政治衰败的局面。他认为，“同正式的政党宣言、一般立法和政策声明不同，腐败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非正式的政治制度。”“像暴力一样，腐败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大多数政治制度运作的经常性的、反复出现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更成功的分析把反复发生的暴力行动和腐败看作是政治活动的正常渠道，而不是脱离社会常规的反常状况，在后一种情况下，需要监禁犯罪者和／或对犯罪者进行道德指导。”(27)
斯科特把腐败模式同政治制度的特点和社会经济变化的性质和程度联系在一起。他通过比较发现：作为非正式的政治制度，腐败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常常具有相似的原因、模式和后果。他认为，作为非正式的政治影响过程，腐败可能在正式的政治制度没有能力应对社会对它所提出的要求时最为猖獗。他注意到，在新独立的国家中利于腐败滋生的最重要的结构因素是，政府在这些国家中作为商品、服务和就业的来源极端重要，(28) 而传统国家只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执行这些任务。(29) 因此，他的结论是，公共部门的规模和范围越大，腐败的程度就越大。他认为，由于在相似的发展阶段大多数新独立国家中的公共部门都比西方国家更重要，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这些国家腐败更严重。(30)
斯科特进而指出，在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中，可以集中社会要求的利益结构和这些要求借以被传达到政治决策集团的制度化的渠道都相对薄弱。缺乏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活动部分是由于集团的忠诚仍然是传统上的以家庭、村社或民族集团为中心。(31) 当缺乏正式的达到决策层的途径时，各种集团便可能试图通过腐败来获得进入政治制度的通道。
这种从政治层面来解释腐败的方法把腐败问题同是否有接近权力的通道和政治制度化联系在一起，认为腐败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一些社会成员没有充分的政治渠道，不能发挥政治影响。这种方法强调，贫穷国家易于发生腐败是因为政府对社会有过度的影响；社会因过于重视亲族关系而造成国家感的淡薄；社会和政府之间存在着明显距离；以及政治体制面临双重压力需要同时具备能力和合法性。腐败是缺乏政治制度化的现代化的结果。腐败弥合了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差距，它相当于政治较发达的国家中的利益集团的作用。价值观的变化、创造出新的财富和权力的来源、政府功能和规章的扩大，以及缺乏强有力的政党等因素有助于腐败的产生。此外，腐败的出现与社会分层的程度成反比。
另一种用缺乏政治制度化来解释腐败的方法略有不同，它用“现代化”过程来解释腐败，其代表是萨缪尔·亨廷顿。亨廷顿在其引起广泛争议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一书中说，现代化的过程促进了腐败。“显然，腐败在一些社会中比
在另一些社会中更普遍，在一个社会的某些时期比其他时期更普遍。”(32) 例如19世纪的美国比18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更腐败，18世纪的英国比17世纪和19世纪后期的英国更腐败。腐败可能在一些文化中比在另一些文化中更普遍，但是在大多数文化中，在现代化最急剧发展的时期（对现在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期——作者注），腐败似乎最为普遍。现代化造成了价值观念的变化，创造了新的财富和权力，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规则并没有限定这些新的财富和权力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集团尚未接受关于这些财富和权力的现代规则。腐败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而造成的。(33) 亨廷顿的理论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甚至强烈倾向于用道德堕落来解释腐败的弗里德里克教授也支持他的看法，他在其著作《政治病态》（Pathology of Politics）中多次引用了亨廷顿的观点。
另一些政治学家提出了解释腐败的“功能”理论。这种看法认为，腐败是一个社会处在艰难时期的和强大压力的产物。它暗示，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时，它将摆脱严重腐败的状况，有些像淘气的孩子成长为负责任的成年人。但是其批评者指出，历史所展现出的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腐败仍存在于许多发达的工业国家，无论其采取什么形式政府。罗伯特·科里特伽德（Robert Klitgarrd）对当代香港、新加坡和韩国进行了研究，发现它们用任何经济标准来衡量都是相当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但是它们都存在着明显的政治腐败。
对腐败“功能性”的解释把注意力放在了发展中国家，为此，它提出的主要问题是腐败对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行政发展的影响。在腐败对行政发展影响方面，“功能性”解释的看法是悲观的，因为腐败削弱了文官规则，阻碍了目标的实现，提高了行政开支，腐蚀了道德，降低了对权威的尊重，把资源用于游说、欺骗等，导致了拖延和使用不适当的决策标准。但另一方面，腐败还被看作是克服传统法律或官员规则的手段，并被看作是减少决策不确定性的手段。甚至有人认为，裙带关系可能产生更有能力的官员。
令人深思的是，在经济领域，这派观点把腐败看作是积极因素。其理由是，政府的活动是窒息私人主动性的力量，而腐败可以推动做出更佳的选择，把资源更多地用于投资，改善公务员的质量，增强官员的责任心，用裙带关系来代替公共工作制度。虽然惩治腐败可能导致资本外流，但它可能成为资本形成的资源，减少繁琐拖拉的公共秩序，在既定的环境下对企业家提供个人刺激。此外，腐败使奋斗中的资本家得到资本，减少了资源浪费。
最后，这派观点认为腐败对政治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这通常是根据国家的整合和强化政党来做到的。相对于暴力来说，腐败被看作是可以接受、有助于一个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的方法，它通过把异化的集团汇聚在一起和增加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而帮助整合。
总之，这种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待腐败的观点认为，贫穷国家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有腐败的倾向，违反了西方的规则。但是腐败填补了因欠缺政治和行政制度而缺少的功能。由于西方的规则在这些国家并不适用和引进的体制并不充分，在西方被当作腐败的现象，在这些国家不过是经商的方式而已。例如R．拉思·辛普金斯（R. Wraith Simpkins）和E．辛普金斯（E. Simpkins）发现，非洲国家的公共道德与英国的并不一致。(34) 而科林·利斯（Colin Leys）得出的结论是，腐败交易的结果不一定是坏的，因为从制止腐败的官员或政治家的贪污产生的资金不一定会用在良好的事业上，如贫困人口的教育和用于他们的卫生设施。(35)
然而，正如反对这派观点的人所提出的疑问一样，人们有理由对上述看法提出质疑：腐败是否能够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西方国家以往的经验是，在建立公共规则和公共责任的过程中，腐败并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而且，旧的商业经营方式也不能满足国家的下述需要：动员资源、进行有效的资源分配、维持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控制政府的活动。更重要的是，腐败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降低了政府的合法性，阻碍了政治制度化进程。
六结语
当我们借鉴西方关于腐败的理论来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时，一些观点可能值得我们做深入的思考，例如：
1.腐败是否与文化有关？是否在一些文化中腐败比在另一些文化中更普遍？
2.是否每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腐败的高峰期？如果是，那么是否在大多数文化中，这个高峰期一般出现在经济起飞的时期？
3.政治制度民主是不是杜绝腐败的充分条件？
4.是否可以用缺乏接近权力的通道或政治制度化来解释腐败的产生？
5.是否公共部门的规模和范围越大，腐败的程度就越大？
6.一些或许适用于解释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腐败的理论，是否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例如，依照一些理论家的分析，由于在获得独立以前，在一些非洲国家并不存在现在被称作“国家”的事物和类似于“国家”的概念，因而也不存在公共官职和与公共利益有关的规则或意识形态，而判定腐败为非法和不道德的法律和道德是从西方引进的，这就易于产生严重的腐败。
注释：
①英国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波尔波特在位期间为1721～1742年。
② Arnold J. Heidenheimer and Michael Johnston, eds.，Political Corruption, Concepts & Context (New Bru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2), p. 6.
③Joel L. Fleishman, Lance Liebman, and Mark H. Moore, eds.，Public Duties: The Moral Obligation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97.
④Arnold J. Heidenheimer and Michael Johnston, eds., Political Corruption, Concepts & Contexts, p. 6.
⑤ Gerald E. Caiden and Naomi J. Caiden, “Administrative Corruption,” Public Ad ministrative Review, vol. 37, no. 3 (May/June, 1977)，p. 301.
⑥ John G. Peters and Susan Welch,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America: A Search for Definitions and a Theory, or If Political Corruption Is the Mainstream of American Politics Why Is It Not in the Mainstream of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2, 1978 (974～984), p. 974.
⑦ Alan Cottlieb and Dave Workman, Double Trouble, Daschleand Gephardt, Capitol Hill Bullies (Bellevue, Washington: Merril Press, August 2001), p. 25.
⑧George C. S. Benso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Steven A. Maaranen, Alan Heslop,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America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 1978), p. xiii.
⑨Arnold J. Heidenheimer and Michael Johnston, eds., Political Corruption, Concepts & Contexts, p. 3.
⑩ Ibid., p. 8.
(11) Joseph S. Nye, Jr.，“Corruption and Poltical Development: A Cost-Benefit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 ol. 61, No. 2 (June 1967), pp. 417～-427, p.419.
(12) Alan Cottlieb & Dave Workman, Double Trouble, Daschle and Gephardt, Capitol Hill Bullies, p.25.
(13) Michael Johnston,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Public Policy in America, Monterey (California: B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82)，p. 9.
(14) Alan Cottlieb & Dave Workman, Double Trouble, Daschle and Gephardt, Capitol Hill Bullies, p.25.
(15) Gerald E. Caiden and Naomi J. Caiden, “Administrative Corruption,” Public Administrative Review, Vol. 37, no. 3 (May/June, 1977)，p. 302.
(16) Arnold J. Heidenheimer and Michael Johnston, eds., Political Corruption, Concepts & Contexts, p.8.
(17) Alan Cottlieb and Dave Workman, Double Trouble, Daschle and Gephardt, Capitol Hill Bullies, p. 21.
(18) Ibid., p. 13.
(19) Gerald E. Caiden, “Corruption and Governance,” Gerald E. Caoden, O. P. Dwivedi, and Joseph Jabbra, eds. Where Corruption Live (Bloomfield, Connecticut: Kumarian Press. Inc. 2001), p.
21.
(20) Paul Heywood, Political Corruption (Oxford, UK, Malen,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p. 6.
(21) Francis F ukuyama, “Primacy of Culture, ”Journal of Cemocracy, Vol. 6, no. 1, 1995, p. 8.
(22) Peter Deleon, Thinking about Political Corruption (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M. E. Sharpe, Inc., 1993), p.25.
(23) Gerald E. Caiden, “Corruption and Governance”, Gerald E. Caoden, O. P. Dwivedi, and Joseph Jabbra, eds. Where Corruption Live (Bloomfield, Connecticut: Kumarian Press. Inc. 2001)，p.
19.
(24) 参见John G. Peters and Susan Welch,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America: A Search for Definitions and a Theory, or If Political Corruption Is the Mainstream of American Politics Why Is It Not in the Mainstream of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2, 1978 (974～984), p. 975.
(25) Peter Deleon, Thinking About Political Corruption, p. 19.
(26) Ihid.
(27) James Scott, Comparative Public Corruption (Englewood Cliffs, NJL Prentice Hall, 1972), p. viii.
(28) Ibid., p. 13.
(29) Ibid., p. 15.
(30) Ibid., P. 9.
(31) James C. Scott, “Handling Historical Compar isons, Cross-Nationally,” Arnold J. Heidenheimer (2002), Political Corruption, Concepts & Context, p. 128.
(32)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59.
(33) Ibid., pp. 59～71.
(34) 参见R. Wraith & E. Simpkins, Corrup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3).
(35) C. Leys, “What is the Problem about Corruption?”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 ol. 3, No. 2, 1965, pp. 215～224.
_1管理学原理（第2版）_在线作业一、单选题 1. ，发表了《管理理论丛林》成为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形成的标志。1961年12月，（）孔茨C.
C 答案 2. 某顾客准备在银行办理一期固定存款业务，在可供选择的三家银行中，一年期利率。该顾客面临的决策就是选择哪家银行。这种决策属于， 3.21%，分别是3.15%2.98%）。（确定型决策A. ? A 答案3. 由霍桑试验的结论发展起来的学说是（) ）。 A. 决策理论学说? B. 科学管理学说? C. 管理过程学说? D. 人际关系学说?答案D 4. ）结构效果较好。当员工人数较少，或者组织是新建的、环境简单的时候，（． B. 直线型? B 答案5. 以组织产品、地域和服务对象等为基础，把组织划分为若干单位而组成的组织结构，）。称为（ A. 事业部制组织结构?答案A 6. 在管理决策中，只要选择满意方案即可，无须苛求最优方案，对于这种观点，你认）。为以下哪种解释最有说服力（现实中不存在最优方案，只能寻求满意方案A. ?答案A 7. ）方式领导为适宜。根据菲德勒理论，当领导环境非常有利或非常不利时，采取（ 以关系导向型的领导A. ? B. 任务导向型领导? C. 资源导向型领导? D. 职位导向型领导?答案B 8. 某研究所中存在许多不同的非正式群体，并因为需求不同而发生冲突，以致影响组）。织的发展。作为该研究所所长，你认为应该采取的措施是（ D. 引导非正式群体的活动? D 答案． 9. 某顾客准备在银行办理一期固定存款业务，在可供选择的三家银行中，一年期利率。如果这三家银行都存在倒闭的可能，但不知道倒闭的，3.21%分别是3.15%，2.98%）。概率，则这种决策属于（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行政历史的国家而言，仅仅靠传统的思维定式、管理方式来控制或减少政府管理的不科学性，来降低行政成本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本文分析了西方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西方行政管理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西方行政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启示 自1887年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威尔逊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应该把行政管理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100多年来，西方的行政管理理论不断发展创新，有力地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发展和科学进步。研究西方行政理论变革，对我国进一步搞好改革和提升管理水平亦有借鉴意义。 一、西方行政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1.传统公共行政理论阐释。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伍德罗?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和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威尔逊提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当时政党分肥制和日益扩大的行政机构运作效率低下问题。而此时企业组织由于运用科学管理，重视技术而得到迅速发展壮大，自然成为行政组织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作为他所提倡的新型公共行政研究的一部分，威尔逊提出，应该用行政管理的稳定原则——企业式原则，来指导公共机构的运作。威尔逊认为，为了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应该以私有经济企业的行政管理为榜样。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也是对工业革命前期社会的反映，韦伯认为官僚组织好像是一架精心设计的机器，旨在执行某些功能，而机器上的每一个部件都为机器发挥最大的功能起着它们各自的作用。 2.新公共行政理论阐释。新公共行政理论来源于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存在问题的探讨。1968年在塞拉丘斯大学米诺布鲁克会议中心召开会议，其目的是让公共行政领域中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走到一起来讨论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并因此隐含了一种意味，即讨论他们的研究会与该领域成名学者的方法有何不同，后来他们提交的论文和评论被结集出版，命名为《走向新公共行政》。它高举社会公平的大旗，关注意义和价值，着重建立规范理论，以期促使未来的人类社会放射出一线曙光。新公共行政认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满足受益者的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行政要关注公共利益的实现，更要关注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公共行政要关注和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3.新公共管理理论阐释。新公共管理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于20世纪后期发端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迅速扩展到其他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新公共管理有各种不同的称谓，如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重塑政府等。20世纪后期全球化、信息化与国际竞争加剧的挑战和政府面临的财政、管理与信任危机是新公共管理产生的社会动因。在90年代末期才形成一致的名称——新公共管理。 4.新公共服务理论阐释。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建立在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理论、社区和市民社会模型、组织人本主义理论和组织对话理论的基础上，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和超越。新公共服务剖析了新公共管理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从市场模型的应用、对顾客而不是公民的强调和对企业家式管理的赞颂三个方面对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明确指出，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所隐藏的是对公共精神的损害和对公民权利的否定。 二、西方行政管理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行政管理思想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
中西方戏剧知识整理 一、世界戏剧历史 1、西方戏剧诞生 西方戏剧的曙光，普遍认为是古希腊悲剧，而古希腊悲剧则是源于古希腊城邦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的崇拜仪式。在祭典中，人们扮演狄俄尼索斯，唱“戴神颂”，跳“羊人舞”（羊是代表蒂厄尼索斯的动物）。古希腊悲剧都是诗剧，严谨古雅、庄重大气。表演时有歌队伴唱，史实表明歌队先于演员存在。关于这个起源，也可以参考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早期哲学著作《悲剧的诞生》。 2、中国戏剧诞生 就西方的定义来说，中国没有“话剧”的传统。不过一般在讨论中国戏剧时，若不以严格的定义划分，中国古代的戏曲应归入戏剧的大类。 中国戏曲的根源在可以追溯到先到汉代的巫祇仪式，但是宋代南戏的发展才有了完备的戏剧文本创作，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戏剧剧本是南宋时的《协状元》。元代时以大都、平阳和为中心，元杂剧大放异彩。后世形成了诸多戏曲形式，也就是各剧种。明代的昆曲经过发展，首先得到士族大夫的追捧和喜爱，他们大量创造剧本，不断修改曲谱，同时修正昆曲的戏剧理论，并使得传奇剧本成为一种新的主流文学形式。随后昆曲又得到晚明和清代宫廷皇室的喜爱，成为贵族生活的一部分，成为获得官方肯定的戏剧艺术，故称“雅”；而以各地方言为基础的地方戏，广受民间喜爱，则称“花”。于是在清代形成了“花雅之争”，实际上是戏曲共同繁荣的局面。这丰富了戏曲艺术的门类，也形成了各自的艺术特色。 的戏剧研究学者曾永义提出一套说法，认为在讨论中国戏剧起源时，应该要区分“大戏”与“小戏”，大戏是成熟的戏曲，而小戏则是戏剧的雏型。大戏是
在到了金元杂剧之后才发展完成，而之前的宋杂剧、唐代的代面、踏摇娘、钵头、参军戏、樊哙排君难等，都可列入小戏的行列，而中国在非常早之前，就有小戏。 中国在与近代西方有文化接触前，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戏剧”（主要指话剧）传统。中国传统的戏剧为一种有剧情的，“以歌舞演故事”的，综合音乐、歌唱、舞蹈、武术和杂技等的综合艺术形式，也就是戏曲曲艺。 3、中国戏曲发展 先时期→汉时期→唐宋金时期→元朝→元末明清时期→近代 元代兴盛 元杂剧剧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1曲词2宾白3科4宫调 1曲词：配曲的唱词。 2宾白：指古代戏曲中的道白。 3科：指戏曲程式动作。 4宫调：乐曲曲调。 中国戏剧在元代兴盛，形成了一个艺术上的高峰。原因何在呢？ 首先，从宋杂剧到金院本，再到元杂剧的诞生，遵循了艺术的在发展规律。经过长期的艺术积累，终于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以唱、念、做、打的综合性为特征的戏剧表演形式。其中，散曲对杂剧结构的最后定型起了重要作用。就音乐而言，元杂剧每一宫调中选用的曲牌比之诸宫调要丰富得多，可以充分地表演一段情节，符合戏剧冲突从形成到发展、到高潮、再到解决的结构。 其次，城市空前繁荣，游乐场所增多，特别是出现了大量的瓦舍勾栏。早在宋代，勾栏中就有“书会”的组织，一般由下层读书人和有经验的老艺人组成，专为勾栏中的各种演出形式提供脚本。元杂剧的成熟，客观上提高了对书会的要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4年第1期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4No.1 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 刘 华 (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部,北京100091) [摘要] 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政策趋同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理论是欧洲一体化建立和深化的主要指导理论,每种理论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局限性并且互为补充,在欧洲一体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和领域发挥不同作用,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理论选择。 [关键词] 欧洲一体化;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政策趋同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号] A [文章编号] 100423489(2004)0120008205 欧洲联盟是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一体化组织,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如此,在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欧洲联盟已成为全球众多区域一体化组织学习和借鉴的样本。研究指导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建立及不断深化发展的理论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拟对欧洲一体化理论作初步的探讨。 一、一体化理论与欧洲一体化 一体化思想古已有之,从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古希腊时期的城邦联和到19世纪中期以罗伯特?欧文和约瑟夫?蒲鲁东为代表的共同体主义,直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描绘都体现了一体化思想的不断发展。当前一体化已成为世界潮流,北美有北美自由贸易区,东亚有东南亚国家联盟,欧洲有欧洲联盟,亚太地区有亚太经合组织等等。这些组织中,欧盟是组织最完备,规模最大,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无疑也是一体化理论运用最为成功的。 (一)一体化理论的概念与欧洲一体化实践 在讨论欧洲一体化理论时,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一体化的概念。大多数一体化理论家强调:国际层次上的一体化进程得到了各参与方的同意,共同的规范、价值、利益或目标的形成为一体化的进程提供了基础。[1](P.548)由此一体化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导致政治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厄恩斯特?哈斯的定义就认为:“说服来自不同国家的政治行为体将其忠诚、期望和政治活动转向一个新的中心的过程。这个中心的组织机构拥有或要求掌握对已经存在的各民族国家的管辖权。” 的确,客观的世界存在于无政府状态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求生存、求发展。许多民族接二连三地被卷入一个以变量和混合动机的竞争为特征的共同体之中。他们的利益在某些重要方面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他们又得益于相互间的协调行动。[2](P.270)在当今世界中就连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能例外。因此各国都希望通过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在诸如安全、政治、军事等高政治领域进行合作,同时在贸易、环境、金融、投资、移民、社会保障等低政治领域也充分协调。当各国的预期合作利益大于单独行动的利益时,合作就会产生,一体化进程由此开始。当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参与一体化的各国的利益逐渐融合、趋同,并且逐步产生认同感和共存感,一体化进程也就获得了各国的普遍支持,能够不断深化和发展。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
《西方管理理论研究》复习重点 一、简答题 1.简述例外原则 答：是指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把一般的日常事务授权给下级管理人员去处理，而自己只保留对例外事项、重要事项的决策和监督权。 2.简述人际关系理论的主要观点 答：一是企业职工是“社会人”。二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关键在于满足职工的社会欲望，提高职工的士气。三是企业中存在着一种“非正式组织”。 3.简述需求层次理论与双因素理论的主要区别 答：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是就需要和动机而言的，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是就满足需要的目标（诱因）而言的。双因素理论重点是人们对待工作或劳动的态度，如保健因素是人们对外在因素的要求，激励因素是人们对内在因素即工作本身的要求。 4.简述“经济人”的主要特点 答：（1）、人是由经济诱因来引发工作动机的，其目的在于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2）、经济诱因在组织的控制之下，因此，人被动地在组织的操纵、激励和控制之下从事工作。（3）、人以一种合乎理性的、精打细算的方式行事。（4）、人的情感是非理性的，会干预人对经济利益的合理追求，组织必须设法控制个人的感情。 5.简述系统管理的特点 答：（1）、它以目标为中心，始终强调系统的客观成就和客观效果。（2）、它以整个系统为中心，决策时强调整个系统的最优化而不是强调分系统的最优化。（3）、它以责任为中心，每个管理人员都被分配给一定的任务，能衡量其投入和产出。（4）、它以人为中心，每个工作人员都被安排进行有挑战性的工作，并根据其工作成绩来付给报酬。 6.什么是目标管理 答：是使管理人员和广大职工在工作中实行自我控制并达到工作目标的一种管理技能和管理制度。 7.简述行为科学揭示的人的行为一般规律 答：人的行为是由动机所支配的，而动机又是由需要所引发的，人的行为一般来说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在某种动机的策动下为了某个目标。当目标实现后，人就进行满足需要的活动，然后又有新的需要产生，再引发新的动机，这样周而复始。 8.简述非正式组织的积极作用 答：（1）、非正式组织具有促进信息传递的机能。（2）、非正式组织具有通过影响组织成员的协作意愿来维护正式组织内部团结的技能。（3）、非正式组织具有保护个人人格和自尊心的机能，并且能抵制正式组织在这方面的不利影响。 9.简述系统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答：（1）、系统观点。系统管理理论是用系统观点来考察企业的，系统观点以一般系统理论作为依据。（2）、系统分析。所谓系统分析，是指对一个系统内（企业内）的基本问题，勇逻辑的思维推理，科学分析计算的方法，在确定和不确定的条件下，找出各种可行的备择方案，通过分析对比，选出一种最优方案。（3）、系统管理。系统管理是把组织单位作为系统来安排和经营的。 10.简述企业文化的作用 答：导向作用、凝聚作用、激励作用、教育作用、宣传作用。 11.简述权变的含义 答：所谓权变，简单地说是指权宜应变。所谓权宜，又指因时因事而变通的方法。 12、简述法约尔关于管理的定义
PINGDINGSHAN UNIVERSITY 西方行政管理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以罗伯特·哈登特的思想为例 摘要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罗伯特·登哈特对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后提出来的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是一种更加关注公共利益和民主的新的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扮演何种角色和政府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进行了新的阐释，该理论比较符合世界各国内政变革的趋势，对缓解了社会危机，优化公共服务和提高政府绩效有很大的意义。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的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改进以及对公民社会建设有很重要的启示和影响。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 20世纪7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产生以后，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的血液，成为传统公共管理理论之后最引人注意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也相继而至，罗伯特·登哈特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和反思中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构
建了一套比较完善和系统的理论体系。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了政府在公共行政过程中要以公民为管理核心，强调了政府公共行政中价值的追求、责任控制、服务效率等方面的观点，对我国的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改进以及对公民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来源和概念基础 任何一种理论学说都是在先前的某种思想和某种概念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是罗伯特·登哈特针对新公共管理理论之精髓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缺陷的批判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罗伯特·登哈特认为，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来源和概念基础中，更具有当代性的理论先驱主要包括：（1）民主公民权理论，（2）社区与公民社会的理论，（3）组织人本主义和新公共行政，（4）后现代公共行政。 （1）民主公民权理论 罗伯特·登哈特认为公民权是涉及个人影响政治体系的能力，是积极参加政治生活的一种表现。很公民都要求恢复基于公民利益而不是自身利益的公民权。他们去做一个公民该做的事关注公共利益，参与政府行政管理，促进了社会和政府的发展，也促进了他们自己作为负责人的成长。 （2）社区与公民社会的理论 罗伯特·登哈特把关于社区和公民社会的讨论看做新公共服务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和概念基础。罗伯特·登哈特认为要使社区的互动
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观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解读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权一直为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所主导和控制，但这并不表明其他国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毫无贡献，英国学派的出现就是很好的例子。尽管游离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外，英国学派仍以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赢得了国际关系理论界的青睐。英国学派，又称国际社会学派，其宗旨是追踪国际社会的历史及其发展过程，揭示国际社会的性质与功能。自1959年诞生至今，先后经历了形成(Founda—tion)、巩固(Consolidation)、再生(Regeneration)和扩张(Expansion)四个阶段，其代表人物也几经更替。按照历史顺序，查尔斯·曼宁(CharlesManning)、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文森特(John Vincent)与布赞(BarryBuzan)等分别引领着英国学派发展的潮流。尽管他们的理论表述各异，但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在思想上坚持以理性主义为基底、侧重研究“国际社会”这一概念，在研究途径上坚持传统的哲学历史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在道德上坚持非完美主义伦理观等等。 一、国际社会的主要思想 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这一问题的论述是从它的思想渊源开始的。怀特认为，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存在三种传统：现实主义(real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革命主义(revolutionism)，分别对应于霍布斯主义、格劳秀斯主义和康德主义三种思想。这三个传统对国际关系的性质有着不同的诠释，而英国学派正是这三种传统对话的产物。 霍布斯主义坚持国际关系的冲突观，它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利益始终是冲突的，因此国家为实现自身目的而不择手段。在道德与国际规范的作用问题上，它认为相对于国家利益而言，道德和国际法无足轻重。康德主义则走向另一极端，认为国际关系实质上是潜在的人类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全人类共同体中，人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合作是国际政治的主旋律。康德主
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历史对我们的启示 李雪妮10108086003 在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有两点转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管理理论的人性假设基础，也就是说在管理理论所研究的管理对象是什么样的人，一是文化，包括企业文化、民族文化、潮流文化等，尤其是民族文化在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鉴于此，本文将西方管理理论对我们的启示分为两个大板块：人性假设的演变历史对我们的启示以及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所启发的管理创新。 启示一：以人为本——西方管理理论中人性假设的演变及其启示人性假设是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基石和演化线索，我们可以从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历史中人性假设的演变里获得一些启示。 西方管理思想史上先后出现了六种主要的人性假设，即“工具人”、“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和“道德人”。 1.“工具人”假设。前泰勒时代，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管理范围往往只限于家庭或手工业作坊。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形成了一种基于“工具人”假设至上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以主要用暴力取得绝对集权、组织结构简单、经验管理、以维护自身的权威与地位的稳定为管理的首要目标。 2.“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起源于享乐主义哲学和劳动分工的经济理论，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为了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工作动机就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 3.“社会人”假设。“社会人”又称社交人，是人际关系学家埃尔顿·梅奥根据霍桑实验的结果于1933年在其发表的《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一书提出的。“社会人”假设理论认为人是有感情的社会性动物，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不仅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满足人的社会需要比满足人的经济物资需要更能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 4.“自我实现人”假设。这种人性假设是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该假设认为所谓自我实现是指人都需要发挥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人才会感到最大满足。 5.“复杂人”假设。随着社会的进步，在新的管理环境下，原有的管理理论
《西方管理理论研究》思考题作业题答案 第一专题西方管理理论产生与发展概况 一、现代管理理论的特征 1.在这一时期的管理理论研究中，充分运用了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使管理思想、管理观念进一步现代化。 2．电子计算机、现代通信设备等高科技成果广泛运用于管理中，使管理方法、管理手段进一步现代化。 3．管理理论向综合和“软化”发展，使管理决策和管理组织进一步现代化。 二、西方管理理论的在发展阶段中发生了那三次重大变革，标志是什么？ 西方管理理论在发展的四个阶段中，也发生了三次重大的理论变革： 1．西方管理理论的第一次重大变革：也即第一次管理革命，就是泰罗科学管理理论即“泰罗制”的产生，它标志着管理科学的正式产生，也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由经验管理转向了科学管理。 2．西方管理理论的第二次重大变革：也即第二次管理革命，就是行为科学理论的产生，在人的假设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3．西方管理理论的第三次重大变革：也即第三次管理革命，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管理理论的产生。 三、西方管理理论经历了那几个演变过程？ 西方管理理论从孕育产生发展到现代管理阶段，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演变过程: 1．从总结企业的具体经验，到阐述一般原理的演变过程
2．从"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决策人"、"复杂人"假设的演变过程 3．从把管理组织看作是封闭系统，到把它们看作是开放系统的演变过程 4.从以定性分析为主，到把定性、定量分析方法结合使用的演变过程 5．从学派分化、百家争鸣，向兼收并蓄、相互综合的演变过程 第二专题古典管理理论 一、科学管理理论的主要管理措施和内容 1．定额管理 一是提出企业要设立一个专门制定定额的部门或机构，并认为设立这样的机构不但在管理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合算的。 二是通过各种试验和测量，进行劳动动作研究和工作研究，确定工人“合理的日工作量”，即劳动定额。 三是根据定额完成情况，实行差别计件工资制，使工人的贡献大小与工资高低紧密挂钩。 2．差别计件工资制 泰罗提出的差别计件工资制方案包括三部分内容: 一是设立专门的制定定额部门。 二是制定差别工资率。 三是工资付给工人而不是付给职位。 3．挑选第一流工人 挑选第一流工人，就是指在企业人事管理中，要把合适的人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才能，才
1．●【沃尔多】著有《公共行政的事业》等大量行政学名著，是西方【新公共行政】运动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 2．●【政府失败】是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重点，分析政府行为的效率以及寻找使政府最有效率工作的【规则制约体系】，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最高目标。 3．●1968年新公共行政学高举【社会公平】的气质应运而生，他倡导关注【意义】和【价值】、着重建立规范理论，以期促使未来人类社会绽放出一线曙光。 4．●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行政学摆脱了长期以来对政治科学的过分依赖，由【纯理论】研究转向【应用】研究。 5．●奥斯本采用的企业家政府这一概念，实际上是……使政府这类公共组织向私人企业那样，合理【利用资源】，注重【投入产出】，提高行政效率。 6．●奥斯本所强调的是要改变政府行为的北部驱动力——以“【任务驱动】的政府"取代“【规章驱动】的政府”. 7．●奥斯本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并没有走极端，他强调的是政府要善于【建立市场机制】，不能【只靠指令控制】进行管理。 8．●巴纳德认为，组织成员对组织共同目标的理解可以分为【协作性理解】和【个人性理解】。 9．●巴纳德认为权威包括：一是主体或是个人方面，把命令作为【有权威的】；二是客体方面，命令【被接受的】性质。 10．●巴纳德认为组织是一个由【协作意愿】、共同目标和【信息交流】这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 11．●布坎南认为，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是指【所执行的政策不是最佳政策】，这种政策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 12．●从【《行政行为》】一书问世起，西方行政学便开始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以【科学化】的概念、【实证】的研究方法来取代传统的、充满含混命题和教条化陈述的内容。 13．●从思想渊源来看，威尔逊的行政学说特别受到了【德】国行政研究思想的影响，【斯坦因】是其中颇负盛名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人物。 14．●从学科发展历史来看，行政学是从【政治学】中分离主来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 15．●德鲁克认为，组织中的目标可分为战略目标、策略目标以及【方案和任务】，他们分别由组织中的各级管理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来制定。 16．●德鲁克提出的政府机构工作步骤实际上概述了包括目标制定、【分解】、实施、【评估】等环节在内的整个政府机构目标管理的过程。 17．●登哈特认为，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来源和概念基础中，更具当代性的理论先驱主要包括【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的理论、【组织人本主义】和新公共行政学以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 18．●多届美国行政改革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厄威克提出的【行政组织管理】原则。 19．●厄威克长期从事【管理咨询】和研究工作，他在管理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把古典管理理论【系统化】。 20．●厄威克认为，管理过程由三个只能组成：【计划】，组织和【控制】。 21．●厄威克认为管理的控制的派生职能同组织的【人事因素】有关，主要包括配备人员、挑选人员及【惩罚】。 22．●法国政治家布丹的《共和六论》以及近代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德【《政府论》】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德《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历史性著作中，都蕴含着丰富的行政管理思想。 23．●法默尔更多的是希望告诉我们在公共行政中必须学会接受【反例】，必须学会让【矛盾】站住脚并且学会不再坚持单一的真理。 24．●法默尔认为，公共行政领域更多的认识和努力应致力于通过【言语解释】儿不是通过【实证研究】来发展。 25．●法约尔的理论已有当代美国传统管理学派的学者们加以继承并发展。这个学派亦称【管理过程学派】。这一学派理论观点对于我国管理界有较大的影响，特别是【管理要素说】和【管理原则】，在很大范围内已经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应用。 26．●法约尔的主要功绩在于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从组织理论上看，法约尔所讨论的主要是【组织结构】问题。 27．●法约尔对管理的定义是通过将【经营】与【管理】进行比较并对管理活动的【要素分析】来揭示的。 28．●公共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的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29．●古德诺的行政学研究和威尔逊的研究有着相当一致的地方，他也是站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一边，主张公共行政权力的【集中】。 30．●古德诺对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表现出的兴趣，主要以不是在于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而是在于二者的【协调】。 31．●古德诺关于“【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以及如何实现二者的创建对其后行政学的独立研究颇有贡献。 32．●古利克采用了威尔逊关于应该构建一门行政学的主题，认为这样一门科学应该建立在一些即可以应用于【公共部门】又能够应用于【私人部门】的基本原则之上。 33．●古利克的个人兴趣一直都主要在【公共财政】、人事和【城市政府】这些领域。 34．●官僚制组织通常要制定一整套规则和程序来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管理行为，韦伯认为，它们可以保证官僚制组织的合理性、【合法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35．●怀特认为，政府的行政效率从根本上来说是以行政组织中【责任】与【权力】的适当分配为基础的。 36．●怀特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从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客观社会环境】以及【科技环境】等诸方面对行政环境之于行政管理的重要影响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 37．●怀特指出，端正官纪应从【直接】和【间接】两个 方面进行，这两个途径要相互补充，灵活运用。 38．●怀特作为西方行政学的奠基人，尤其擅长【人事行 政】问题的研究。他坚信行政管理存在着一些具有【普适性】 的理论原则。 39．●霍哲强调，最高管理层应在对组织文化的评估和变 革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必须把【官僚组织】文化改变成为【创 新性和支持性】文化。 40．●霍哲认为，绩效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个人的、 【团体的】及【组织的】。 41．●霍哲主张，评估政府的目的在于【改进服务】，让 政府对【公民的需求】更负责任。 42．●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行政学理论无 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并且终出 现了由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向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 转型的发展趋势。 43．●亏得将准备实施备选方案这一过程使用的方法叫 “【执行分析】”。 44．●奎德认为，政策分析的本质不仅是要考虑【应该怎 么办】，而且更要首先考虑【应该干什么】。 45．●奎德认为，政策分析是在【运筹学】和【系统分析】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46．●扩大职责范围、权力下放、【分散责任】和【群众 参与管理】，是麦格雷戈认为在组织中实施贯彻执行Y理论的 几种具体方法。 47．●里格斯基于对不同社会形态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 及文化、历史与公共行政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比较研究】， 进而创立了【行政生态学】这个重要的行政学分支学科。 48．●里格斯提出的过渡社会（发展中国家）公共行政的 三个基本特点是【异质性】、形式主义、【重叠性】。 49．●里格斯在《行政生态学》中以【泰国】作为融合型 行政模式的典型代表，以【菲律宾】作为棱柱型行政模式的典 型代表 50．林德布洛姆对渐进分析的层次进行了划分，即划分为 简单的渐进分析、【断续的渐进分析】和【策略分析】三个层 次。 51．●林德布洛姆认为，政策分析之所以不能进行理性化 的周密分析，而要采用渐进分析，是因为决策与政策的制定必 然要受到政治、【技术】和【现行计划】的制约。 52．●麦格雷戈的人事管理理论主要变现为他基于对传 统X理论内核的扬弃而提出的以注重发挥人的才干和热情、重 视【人的行为】、尊重【人格】为特征的Y理论。 53．●麦格雷戈在《企业的人性方面》中把Y理论叫做 “【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结合”。 54．●目标管理这一概念最初是由德鲁克在《管理的实 践》一书中作为一种新管理方法提出来的，其宗旨是用【自我 控制的管理】代替【压制的管理】。 55．●所谓公共选择是指【非市场】的集体选择，实际上 就是【政府选择】。 56．●泰勒认为，规模较大的企业不能只依据【职能原则 和管理，而必须应用例外原则。 57．●泰勒所谓的第一流的工人是【适合于其工作】而又 【愿意努力干】的人。 58．●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方法论主张应该运用【历史】 方法和【比较】方法对不同政府所共有的行政管理规律进行研 究。 59．●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都认同行政管理的完善取决于从行政公务中积极排除【政治 性】因素。 60．●威尔逊认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公共舆论】将 其权威性评判家的作用。 61．●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一文中从行政学【研究的 起点】和【具体研究内容】两方面对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和任务 作了明确界定。 62．●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泰勒主张明确划分【计划职 能】与【执行职能】，改变传统的经验工作方法。 63．●韦伯认为，尽管社会组织在不同发展时期具有不同 的性质和特质，但【权威】和【控制】是各类社会组织都不可 或缺的要素之一。 64．●韦伯是最早对社会生活中的组织现象进行系统研 究的学者之一，因此，有人把韦伯称作【组织理论之父】。 65．●沃尔多把组织理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传统组织理论时期，第二阶段称之为【新传统组织理论】时 期，最后一个阶段称之为【现代组织理论】时期。 66．●沃尔多说，在公共行政领域，除了【案例研究方法】， 上很少有什么其他探讨公共政策的方法。 67．●沃尔多在公共行政领域除了是一个【创造者】之外 他还更多的是一个【评论家】。因此，他所起的作用与其他行 政学家有所不同。 68．●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和林德布洛姆的【渐 进决策】模式都是从实证角度对立性决策模式做了分析和评 论。 69．●西蒙对西方行政学的主要理论贡献就在于他基于 对行政学所谓“正统”研究方法的批判而提出的【行为主义】 行政学说。 70．●新公共服务理论是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罗伯特.登 哈特】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特别是针对企业家 政府理论缺陷的批判而建立的一种新的行政学理论。 71．●新公共行政学派鲜明主张社会科学家应该仪器专 业知识和才能从事价值判断，他们强调【批判理论】、道德哲 学对行政学研究的意义。因此，他们推崇后逻辑实证主义哲学 的思辨方法，将【价值理论】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72．●行政管理”是英文“Public Administration”一 词的汉译，传统上亦称【公共行政】或公共行政管理，也译为 【公共管理】 73．行政生态学是以【行政现象】、行政行为与【行政环 境】之间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 74．●以西蒙为代表的当代西方主义学派政治学者的重 要方法论主张之一就是提出【新的概念】工具去从事研究。 75．●在巴纳德看来，所谓组织平衡实质上就是【贡献】 与【诱因】的平衡，它是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 76．●在德鲁克看来，政府机构是“用经济活动所得的盈 余来支付的【服务性设施】”，其管理的母的在于“【出色的服 务】”。 77．●在方法上，渐进决策模式注重事物变化量的积累， 以量变导致质变；它强调在进行改变时维持【社会】和【组织】 的稳定，因而主张【不间断】的修改，而不是引起动荡的变革， 逐步对政策加以修改冰锥中改变政策。 78．●在公共行政领域，对效率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两种基 本类型，即【机械性效率】与【社会性效率】。 79．●在古利克看来，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的【民主制】 政府优于【集权制】政府，因为前者能够产生新思想，具有自 由批评的矫正效应并要求老百姓对最终结果做出评价。 80．●在科学管理运动兴起后……例如，莱芬韦尔就把科 学管理的原则运用于【机关办公室管理】；库克也曾将科学管 理运用到【教育和市政机构】；而怀特则用科学管理理论研究 政府行政管理。 81．●在奎德看来，与政策分析密切相关的政治因素主要 变现在【政治可行性】与【谁是真正的委托人】两个方面。 82．●在行政学研究中，西蒙是以【事实】与【价值】的 区别为其方法论的出发点。区分这两种因素的理论依据是逻辑 实证主义学派的知识理论。 83．●正是法默尔选择的哲学【认识论】高度才使得其理 论对于公共行政尤其是行政理论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 论】意义。 84．●自20世纪70 年代至80年代，美国政府部门广泛 推行了【全面质量管理】运动，倡导政府部门积极寻求【满足 公众】的基本需求，尽力追求产品与服务品质，并通过不断发 展的组织体系与能力稳步改进服务品质。 85．●综观古利克的整个行政学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它明 显具有【一体化】和【实践性】的特征。 86．●作为一位与泰勒处在同时代的法国管理学家，法约 尔没有像泰勒那样去果度关注作业现场的操作效率问题，而是 试图寻求一种更广泛适用性的“【一般管理】”
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研究英国与欧洲一体化关系的研究不外乎按照时间划分为两 个阶段以1993年欧盟成立前后为界分为英国与欧共体关系以及英国与欧盟的关系。研究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都有着自己的观点,他们主要观点涉及政党政治、外交、法律、政策传统、安全防务通过这些方面来阐述着重分析了欧洲一体化给英国带来的影响以及英国给欧洲一体化带来的变化。最近几年研究欧盟的学者日益增多并且角度开始有学者开始研究英国学派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 有许多学者关注的是英国对待加入欧洲一体化表现出来的独特态度。主要有陆梅《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王鹤的《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分别论述了从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到二十世纪末英国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的变化。陆梅在其论文《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谈到了英国与欧州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原因主要有三因素:地理因素、历史因素、英美特殊关系。 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指出了三个因素影响英国对待欧盟的态度:入盟涉及英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入盟侵蚀英国的主权、入盟冲击英美特殊关系。作者认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困境是由深层次英国的独特政治文化和外交传统决定的,这同时意味着摆脱这一困境的艰难。 王鹤在其文章《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评价英国政府的欧盟政策》按照时间顺序表述了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从70年代加入加入欧共体始终是一个 难以合作的伙伴。以后自8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在欧盟中处于一种自我选择的孤立状态,主要政策可以总结为不全盘接受欧盟又不从欧盟中退出;立足点是本国 的国家利益为主要立足点。指出主要的英国与欧盟的争论点包括两个方面就是主权问题的争论和经济问题的争论。 有的学者从议会政党政治的角度来分析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主要代表有李世安《英国议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扞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政策与措施》以及王展鹏《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谢峰的《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这三篇文章分别从议会如何扞卫主权以及工党、保守党如何对待欧洲一体化角度来表明欧洲一体化对英国的影响。王展鹏关注与工党对欧洲政策的转变在其《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总的来讲工党政策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由反欧向亲欧方向转变表现为两 个方面。
西方管理理论研究》复习题 一、简答题 1、管理科学学派对管理的看法是什么？答：管理科学学派认为管理就是制定和运用数学模型与程序的系统，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达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出最优解答，以达到企业的目标。 2、第一代管理理论包括哪些理论，重点解决什么问题？ 答：第一代管理理论暨古典管理理论，它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重点解决的任务指派+制度管理，以“效率”为价值导向。 3、解释“经济人”假设及以此为前提应采取的管理方式。 答：经济人假设是指: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他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即总是追求最大的利益。以此为前提应采取的管理方式即“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 4、为什么将西方管理理论的孕育产生阶段划定在18-19 世纪？ 答：18—19 世纪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管理思想，但在这一时期管理尚未形成专门的科学，在实际中还基本上是一种手工作坊式的管理经验。因此，我们把西方管理理论的孕育产生阶段划定在18—19 世纪。 5、如何理解科学管理理论“一切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应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要用科学知识代替个人经验。”的基本思想? 答：①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②科学管理的精髓在于劳资双方的密切合作，目的在于雇主和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③一切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应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要用科学知识代替个人经验。 6、德鲁克提出的管理的任务。 答：①设定组织机构的特定目标和使命；②确保工作富有生产力，并且使员工有所成就，产生效益；③管理组织机构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7、简述韦伯组织理论关于组织类型及其权力基础的观点。 答：组织类型包括神秘型组织、传统型组织、合理化合法化组织。理想的组织应以合理合法权力为基础，只有法定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这样才能有效地维系组织的连续和目标的达成。
《公共管理理论研究》作业 一、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职能与政府能力的关系？ 答：政府职能，亦称行政职能，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社会的行政体系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政府职能反映着公共行政的基本内容和活动方向，是公共行政的本质表现。 政府职能与政府能力是两个关系至为密切的概念。政府职能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它涉及的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政府能力则指政府实际能够履行这种职责和功能的程度，它要解决的是政府如何去做、何时做、通过什么方式去做的问题。可见，政府职能框定了政府能力的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政府能力的大小强弱则决定了政府职能的实现程度。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在政府职能相对拓展的当今，政府能力及其提升，对于提高政府的公共行政管理水平，有效地履行其职能，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一) 政府职能对政府能力的影响长期以来，政府职能错位(政府管了不是自己管的事) 、越位(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 和缺位(该管的事没人管) 现象严重，导致一系列问题，尤其是政府职能的无限扩张给政府能力提升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一是政府职能的无限扩张降低政府管理效力政府职能范围与政府效力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政府职能的无限扩张必然导致严重的管理失误、管理不力。二是政府职能的无限扩张削弱社会管理能力政府职能的无限扩张导致社会对政府的高度依赖。 (二) 政府能力对政府职能的影响行政权力与政府能力之间的影响和作用是相互的。政府能力是政府职能得以实现的保障，如果政府能力欠缺，势必影响到政府职能的实现。随着政府能力的增强，政府职能将进一步规范和合理。政府职能的转变与重构
论西方行政管理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摘要：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行政历史的国家而言仅仅靠传统的思维定式、管理方式来控制或减少政府管理的不科学性来降低行政成本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只有借鉴国外新行政管理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构建具有国际行政管理先进水平的约束机制，才能促进我国行政管理水平的提高。本文分析了西方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西方行政管理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西方行政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 启示自1887年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威尔逊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应该把行政管理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100多年来，西方的行政管理理论不断发展创新，有力地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发展和科学进步。研究西方行政理论变革，笔者认为，对我国进一步搞好改革和提升管理水平有借鉴意义。 一、西方行政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1.传统公共行政理论阐释 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伍德罗·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
分法和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威尔逊提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当时政党分肥制和日益扩大的行政机构运作效率低下问题。而此时企业组织由于运用科学管理，重视技术而得到迅速发展壮大，自然成为行政组织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作为他所提倡的新型公共行政研究的一部分，威尔逊提出，应该用行政管理的稳定原则——企业式原则——来指导公共机构的运作。威尔逊认为，为了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应该以私有经济企业的行政管理为榜样。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也是对工业革命前期社会的反映，韦伯认为官僚组织好像是一架精心设计的机器，旨在执行某些功能，而机器上的每一个部件都为机器发挥最大的功能起着它们各自的作用。 2.新公共行政理论阐释 新公共行政理论来源于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存在问题的探讨。1968年在塞拉丘斯大学米诺布鲁克会议中心召开会议，其目的是让公共行政领域中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走到一起来讨论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并因此隐含了一种意味，即讨论他们的研究会与该领域成名学者的方法有何不同，后来他们提交的论文和评论被结集出版，命名为《走向新公共行政》。它高举社会公平的大旗，关注意义和价值，着重建立规范理论，以期促使未来的人类社会放射出一线曙光。新公共行政认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满足受益者的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行政要关注公共利益的实现，更要关注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公共行政要关注和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3.新公共管理理论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