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该如何借鉴国外反腐经验
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通俗地表达就是“以权谋私”，继2011年“七一”讲话之后,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向全党发出警示:“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并且旗帜鲜明地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中国从建设以来，不断地进行着反腐斗争，但是如今的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反腐败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各国的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都曾历经一个腐败的频发和高发期，这是一个规律性的国际现象。当今正在进行市场转轨的发展中国家，无一不遭受着腐败的困扰。发达国家，由于完成市场转轨的时间早，已经摸索建立了一整套预防、遏制和治理腐败的好的做法。转轨国家自觉积极地吸取这些国家的宝贵经验，可以大大降低自己探索的成本，提高反腐效益，缩短这个腐败“阵痛”期，因此“借鉴”就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理性选择。
国外反腐败的有效措施是：权力制衡、媒体监督、司法独立。而我国国情是党领导一切，权力不受任何约束，媒体要强调舆论导向，不能随意报道事实。司法是在上级的领导下进行，基本没有独立的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应结合自身的国情，借鉴国外适合本国发展的反腐经验与措施，在此基础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条崭新的反腐道路。为此,应该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建设力度,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一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发达国家通过长期努力，建立起相对完善有序的市场经济，并由此孕育生长出契约、人本、权利、义务、程序、诚信、协商等观念，成为法治与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养料。同时，市场经济的现实运作，对导致腐败行为的基本人类动机即私心或贪欲的引导提供了生产性的活动空间；市场主体按规范的竞争法则进行活动，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行贿与受贿的动机，一定程度地阻塞了“公共权力”进入市场的寻租之路。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以制形式并存的经济制度。这也使得垄断企业的产生。国外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完善经济制度，发挥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让腐败分子有机可乘。
二是理顺权力结构，增加公权行使的公开透明度
强调公权行使的程序、公开和透明原则；坚持程序公正，是国外发达国家国家治理的核心理念之一。我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我们行驶权力应是受到人民的监督，在人民的监督下行驶权力。这就要求国家应增加公权行驶的透明度，人民充分了解国家的制度与政策。让人民来判断和决定政策是否该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腐败分子们的腐败机会。
三是建立独立的反腐组织系统
制度只是给予人民一个指导和限制的作用，要真正地减少腐败人员的数量，还需要落
实到实际的行动中，这样就需要国家建立一个完善的反腐组织和系统。一些国外的国家
往往通过立法赋予承担监督惩处职责的反腐机构极大的权力，并规定直接对议会或行政
最高首长负责，使其具有法定权威与地位。美国、英国、巴西、澳大利亚等国的专门反
腐机构都直接对议会负责；新加坡韩国等则直接对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它们可以独立地
享有调查权、侦察权、询问权、帐户财产冻结权、警戒提醒权、官员评议建议权、传讯
权等，有些还有逮捕权、检控权。我国现制定有一套监督制度，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进
一步的去完善、改进它。可以结合本国国情，选择性的借鉴国外的监督措施。层层把关，让腐败分子们无处可藏。
四是强化教育，弘扬先进文化。
腐败分子走向不正确的道路，是由其价值观和人生观所决定的。正是由于受到腐朽、
没落文化和拜金主义的影响，许多人抛弃了为官清廉、廉洁为本的人文素养，选择了腐
败之路。所以我们国家应建立先进文化展主导地位的文化体系。这也就需要我们强化教育，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腐败人
员的数量，缓解如今的反腐形势。
反腐斗争是长期的。单凭自己是难以完成的，腐败已是“全人类的敌人”，我国需要
和其他的国家进行有效的合作。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封闭保守的观念，
走出相关误区。其次，要坚持“合作精神”，反对“家丑不外扬”的观念。我们要按小平同
志“白猫黑猫”的著名论断，任何一种形式方法，只要对治理腐败有效果，我们就要敢于
借用、善于借用。
治理腐败，各国有所侧重.早在2003年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为，腐败与恐怖主义、气候变暖、金融危机等一样，是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全球性威胁”。因为它腐蚀政治、经济的肌体，增加社会运行成本，败坏社会风气，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韩国——预防，从中小学生抓起。韩国反腐败工作主要放在三个方面：
第一，制定腐败防治法和设立独立的反腐败机构。
第二，通过制定相关政策预防为先。
第三，打击腐败行为毫不留情。
日本——立法，规范公务员伦理。刑法制定了对公务员贪污腐败治罪的内容，《国家公务员管理法》、《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和《国家公务员伦理规程》等法律法规成为防范腐败，规范国家公职人员行为的重要依据。
美国——打击，确定三大重点领域。近年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将反腐行动放在三个重点领域，即边境腐败，官员利用自然灾害国家援助资金中饱私囊，经济刺激计划中的欺诈行为。对担任联邦、州及地方公职人员的犯罪调查，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工作重点。与美国政府道德署通过制定规则、财产申报等手段预防政府官员“出事”不同，联邦调查局则是对怀疑已触犯法律的公职人员进行犯罪事实的调查。
有些国家和地区，在促进全社会反腐败方面颇具战略眼光，充分利用宣传教育和民主监督两大法宝，在促进全社会反腐败上卓有成效。在宣传教育方面，如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等。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在公职人员中的宣传教育。新加坡政府领导人以身作则，严以律己，体现出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为公务员队伍做出了表率。在领导成员的示范带动下，政府通过举办多种形式对公职人员进行经常性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使公职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逐步形成了廉洁光荣、贪污可耻的职业风范，创造了一个诚实、廉洁的政治环境。
二是重视对全体国民的宣传教育。通过教育提高公众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使公众认识到腐败是对自身权利的侵害，迁就和容忍腐败就是害人害已，要善于和敢于通过各种手段与腐败现象作斗争。
三是加强对青少年的宣传教育。新加坡在中学设立了廉政和反贪污的课程，使广大青少年认识到，贪污贿赂如同黑社会和贩毒问题一样，都是严重的社会罪恶，使青少年从小就树立起反腐倡廉的意识。
在民主监督方面，在许多国家特别是民主政治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除了政府机构的有效监督和防控外，各种非政府的监督力量也非常强大，这些监督包括群众监督、党派监督、媒体监督等，它们构成了一张社会监督网，有时甚至能做到政府监督所做不到的事情，对反腐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是公众监督。公众监督是促进和改善政府施政、防止各级政府官员腐败的重要监督形式。在西方国家，国会开会辩论，市民可以旁听，一般公民可以对政府官员的工作情况提出批评或建议。在芬兰，普通公民有权直接向全国最高检察长举报和投诉，后者有义务对每一项举证和投诉在规定期限内给予答复，并将最后处理结果通报给举报或投诉者本人。只要公众监督存在，政府各级官员就不得不注重自身形象，留心自己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在媒体、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政府官员和民众的距离快速拉近，民众发表意见的渠道更为畅通，公众的意见就会更有力。
二是政党监督。政党竞争、党派轮换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民主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了争取选民的信任，取得执政地位，政党之间相互攻击、相互揭丑，任何官员的腐败行为，哪怕是一点蛛丝马迹都会成为党派竞选时争夺和拉拢选票的热点，如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克林顿的绯闻，都是政党之间相互监督而揭发出来的，为在野党重新赢得执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党派之间的相互监督在客观上无疑对清廉政治、减少腐败起到了推进作用。
三是媒体监督。被西方称为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驾齐驱的“第四种权力”，在反腐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成为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一支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