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八庙的历史沿革和建造背景
在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避暑山庄的避暑山庄周围，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古刹，掩映于苍山秀岭之中，恰似一颗颗明珠，熠熠生辉，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承德外八庙，外八庙是世界现存最大的皇家寺庙群，融合了汉、藏、蒙等多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是清朝“康乾盛世”国家团结统一、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历史见证。
随着清王朝的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为了巩固和稳定动荡的北方疆域，康熙、乾隆皇帝采取了“尊崇黄教”、“因其教而不易其俗”的边疆政策，以达到“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从公元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至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近70年间，康、乾两帝陆续在避暑山庄东、北部以众星拱月之势修建了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殊像寺、罗汉堂、广缘寺、须弥福寿之庙十二座寺庙。因普佑寺归附于普宁寺管辖，除罗汉堂、广安寺、普乐寺之外的其他八座寺庙均由北京理藩院喇嘛印务处派驻喇嘛并统一管理，在京师设八“下处”，因地处塞外（古北口以外），故称“外八庙”。外八庙总占地面积达五万四千平方米，这些风格迥异、规模庞大的寺庙群，融浓厚的佛教文化与历史文化于一体，向世人展示着她独特的魅力。
外八庙的兴建，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雕刻、园林艺术的辉煌成就，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些寺庙的建筑风格大都
仿照名寺所建，普陀宗乘之庙仿西藏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仿日喀则扎什化布寺、安远庙仿新疆伊犁的固尔扎庙等等，仿建之中有创新，形似而神不似。形成了取舍有度、巧妙结合的独特风格。而每一座寺庙的建造又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向世人展现了平定准噶尔叛乱、达什达瓦举迁热河、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六世班禅万里东行等一幅幅波澜壮阔、振奋人心的历史画卷。
外八庙建造的历史背景
每一座寺庙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因为某件特殊的原因而建造的。因此，只有了解了这些寺庙的建造原因，才能明了其奥秘。
清政府取得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胜利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蒙古地区一直呈现着安定的局面，生产得以发展，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断密切。公元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正值康熙帝六十大寿，暨避暑山庄建立十周年，蒙古各部亲王、贝勒、贝子、台吉等利用这个机会“亲诣阙廷叩祝万寿，常贡之外，又公进银20万两，请建庙于热河”。康熙皇帝准其所请，明复“今蒙古等既公同欲为朕建造庙宇，准其建造。但银20万两为数甚多，10万两足矣。令在热河建造，将喇嘛等食用俱在此10万两之内，通融置地立产，伊等所安设之喇嘛不用伊等之物”。溥仁寺的费用，用银10万两，剩余的10万两修建了规模相近的溥善寺。
公元1745年（乾隆十九年），蒙古内部纷争激烈，特别是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凌死后，准噶尔集团内部各派势力为争夺部落首领的继承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辉特部阿睦尔撒纳在与达瓦齐的军事
冲突中惨败之后，与其它首领一起率所部2万余人归顺清朝中央政府。在他的极力请求下，清政府出兵进剿。在清军进剿之下，达瓦齐带领残部逃至伊犁西北百余里的格登山。清军收复伊犁后继续追击，著名的格登山一战，达瓦齐全军覆灭。平定了达瓦齐的封建割据势力，乾隆十分得意，在承德避暑山庄大宴蒙古上层贵族，并分别封以汗王、贝勒、贝子等爵位，并为纪念此事，仿西藏三摩耶庙修建了普宁寺。
1755年（乾隆二十年），乾隆皇帝命出兵平定准噶尔叛乱。这时被清政府封为亲王的阿睦尔撒纳，以定边左副将军，随军进驻伊犁。达瓦齐覆灭后，他图谋做厄鲁特四部总台吉的野心又恶性膨胀起来。一方面提出要清政府封他为厄鲁特汗，另一方面公然以总汗自居，四处扩大自已的势力，并把手伸向准噶尔属下的达什达瓦部。阿睦尔撒纳发动了武装叛乱，四处烧杀抢掠，坐落在伊犁河北岸的固尔扎庙被焚，西北边疆刚刚出现的统一局面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厄鲁特蒙古各部人民又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世代居住在伊犁河两岸的达什达瓦部人民，对数十年来的准噶尔割据势力混战给予他们造成的伤亡和灾难记忆犹新，他们决心逃离叛乱的中心，投归清政府。公元1755年（乾隆二十年）九月，他们在达什达瓦寡妻的率领下，冲破叛乱分子的阻挠，拒绝喇嘛的煽动，毅然离开世代居信的家园，举部投归清政府。
达什达瓦部归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乾隆皇帝十分重视，立即派大臣驰赴慰问，对在阿睦尔撒纳叛乱、伊犁陷落的关键时刻，坚决反对叛乱率部归来的达什达瓦寡妻传谕嘉奖：“达什达瓦之妻，因伊
犁扰乱，并不原彼处众喇嘛之言，带领游牧人众，前来投顺，诚悃可嘉，著封授车臣默尔根哈屯（蒙语为聪明智慧的王妃）名号。”充分肯定了这位蒙古族妇女维护祖国统一的气概。
公元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为了彻底平定准噶尔，又一次出兵向阿睦尔撒纳大举进攻，达什达瓦部积极出兵配合清军参加了平叛的战斗。在各族人民的有力配合下，阿睦尔撒纳兵败逃窜，清军取得了平定叛乱的最后胜利。达什达瓦部在平叛战斗中又立下了赫赫战功。清政府为了安抚达什达瓦部众，在他们的请求下，乾隆皇帝决定将达什达瓦部迁往当时清王朝在塞外的政治活动中心——避暑山庄所在地热河（承德）。1759年5月，达什达瓦部众先后分两批到达。从分犁出发时尚有六千多人，由于长途跋涉和途中与叛军进行激烈的战斗，人员伤亡很大，最后迁至承德时只剩下两千多人，四年之中人员损失超过半以上，达什达瓦部蒙古族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
乾隆皇帝对迁居承德的达什达瓦部众甚为关切，将他们重新编为九个佐领，归入驻防八旗、隶属于上三旗，同时拨给牲畜，划给牧场，发给粮饷，并在普宁寺附近的河谷上营建房舍供他们居住，随同迁居的喇嘛也安置在普宁寺内。为了使达什达瓦部众安居在异乡的土地上，考虑到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原伊犁固尔扎庙毁于战火的事实，决定在达什达瓦部众驻地附近的山岗上“仿伊犁固尔扎庙式”修建了安远庙。为此乾隆皇帝在庙中的碑文中写道：“予之所以为此者，非惟阐扬黄教之谓，盖以缓靖荒服，柔怀远人。”这座庙宇的建造，本身
就是清政府利用宗教、怀柔团结蒙古同胞的民族政策的体现。安远庙建成后，不仅成为达什达瓦部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乾隆皇帝每年都要率领各民族王公、台吉到庙内拈香、瞻礼。定居在这里的达什达瓦部人民与当地各族人民和睦相处。
清政府出兵平定阿睦尔撒纳的叛乱过程中，蒙古各部纷纷归附，东布鲁特五部首先归顺清政府，而后又遣使至避暑山庄朝觐乾隆，轮班扈从去木兰围场行围射猎。
乾隆皇帝为了纪念当时新疆南北两路新附的杜尔伯特、左右哈萨克和东西布鲁特诸部归顺，进一步团结这些少数民族首领，同时又考虑到维吾尔、哈萨克和柯尔孜民族信仰，便出于“表镇抚而资宣慰”，以至达到“人天皈依”的政治目的，建造了普乐寺。就其时间顺序来说，普乐寺是外八庙中建造的第六座庙宇，然而也正是这座庙宇包容着自此之前平定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叛乱等重大事件和清王朝实行“欲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民族政策，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西北边疆的历史。
1760年是乾隆皇帝五十岁寿，皇太后七十岁寿喜庆之年，又值清军出兵西北，平定了回部大小和卓木的叛乱，这是继平定准噶尔蒙古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叛乱后，又一次取得平定回部叛乱的胜利，从而彻底结束了西北边疆地区九十年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和平，这是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平定回部叛乱后，乾隆皇帝在北京举行了午门献俘、生祭太庙等盛大的庆功活动。随后于同年八月乾隆皇帝奉皇太后到避暑山庄
举行“木兰秋狄”大典。回部郡王等自京朝谒，并随观围，同时携至避暑山庄赐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乾隆皇帝命在毗邻普宁寺东侧修建普佑寺。
乾隆皇帝为给自已60寿辰和皇太后80寿辰大加庆贺，并继续加强对边疆地区，特别是西藏的政治和思想统治，自1767年开始，至1771年竣工，在历时四年半的时间里，仿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建造了外庙群中规模最为宏伟，占地21.6项的普陀宗乘之庙。该庙落成之时，恰逢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率众摆脱沙俄强暴统治，历尽千辛万苦从俄国伏尔加河流域回归祖国情抱，到承德觐见皇帝。清政府调拨大批粮食、棉布、牲畜，发给饥寒交迫的牧民。同年农历六月下旬，渥巴锡等贵族从伊犁启程，到承德觐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对土尔扈特来归，高度重视，命沿途官员对渥巴锡一行热情接待。在澹泊敬诚殿接见渥巴锡一行。又多次赐宴于万树园。正值普陀宗乘之庙举行盛大落成典礼，渥巴锡与喀尔喀、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一起参加了盛大的法会。乾隆皇帝亲自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于两块巨型石碑之上，立在普陀宗乘庙之内，使它成为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伟大纪念碑。
随着边疆的稳定和清朝政府对这些地区统治的日益巩固，清朝最高统治者充分意识到了建造一座宗族之庙，确立自身宗教地位所必要性。西藏达赖喇嘛进丹书时，称清朝皇帝为“曼殊师利大皇帝”，进而说“乾隆皇帝即文殊菩萨转世”。乾隆于公元1774年（乾隆三十
九年）令内务府仿五台山殊像寺规制，建造了殊像寺。乾隆皇帝对于建造此庙曾有“殊像亦非殊，堂堂如是乎”，“丹书过情颂，笑岂是真吾”的诗句。殊像寺落成之时，乾隆皇帝参加了瞻礼，并赋诗云：“殊像全规台庙模，撰辰庆落礼曼殊。金经蒙古尤常有，宝帙皇朝可独无。译以国书宣白业，习之修士翊浮图。虽然名实期相称，师利应嗤谓是乎。”对建造这座寺庙深刻用意以及特殊地位与功用作出了明确阐述。同时设置译经馆，开始“国书之佛经”的译制工作，历时18年，译成2466卷满文大藏经，存于此庙。
公元1780年，适逢乾隆皇帝70寿辰，班禅六世为乾隆祝寿，请求亲自朝见乾隆。他于公元1779年6月启程，率领三大寺堪布及职员高僧百余人，护送僧俗官代表约二千多人，从西藏日喀扎什伦布启程。其队伍盛况空间，一路上跋山涉水，经过青海、宁夏、归化（呼和浩特）、多伦诺尔，于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7月21日到达承德。乾隆对“班禅额尔德尼之来见觐，则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尤其是蒙藏各族人民”一闻班禅额尔德尼之来，其欢欣舞蹈，欲持役供奉，出于至诚”的情景十分重视。班禅到承德后，乾隆在避暑山庄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班禅亲自到山庄朝贺皇帝万寿，“率众再次为大皇帝万寿无疆奉经”。
为了处理好这“一人来朝而万众归心”的重大政治事件，以期达到“敬一人而千万人悦”的效果，取得蒙、藏各族人民的欢心，使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清中央政府的周围，乾隆皇帝在公元1779元恩准班禅赴热河祝寿的同时，决定仿其在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规
制，为之建造须弥福寿之庙，并于次年落成
伴随着“康乾盛世”的出现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最后形成的历史步伐，一个规模宏伟的皇家寺庙群落也在避暑山庄外围落成。
外八庙历史沿革：
承德外八庙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和驰名中外的风景名胜旅游区，它是融汇我国多民族建筑艺术精华的古建筑群，亦是祖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外八庙是自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至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陆续修建的，原有寺庙十二处，即溥仁寺（1713年建）、溥善寺（1713年建）、普宁寺（1755年建）、普佑寺（1760年建）、安远庙（1764年建、普乐寺（1766年建）、普陀宗乘之庙（1767年建）、广安寺（1772年建）、殊像寺（1774年建）、罗汉堂（1774年建）、须弥福寿之庙（1780年建）、广缘寺（1780年建）。现存九处，即溥仁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外八庙占地达54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60000平方米，规模宏大，气势宏伟，集中体现了我国古建艺术和园林艺术的辉煌成就，显示了“康乾盛世”民族团结和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
清朝康熙、乾隆皇帝之所以大兴土木修建喇嘛庙宇，是因为蒙藏民族笃信藏传佛教，而采取“从宜从俗”政策，“因其教、不易其俗”利用藏传佛教以顺应各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尤其是他们中上层人物的信仰，来密切他们同清政府的联系，也就是乾隆所说的“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俾满所欲，
无二心焉”（普乐寺碑记）。从而加强了民族团结，巩固边防，实行了顺应历史发展的民族宗教政府。
外八庙共有十二所庙宇分八处管理，为什么称“外八庙”呢？“外八庙”是个名词，因为当时北京、承德共有40处藏传佛教寺庙直属清朝理藩院。京城有32处，承德有8处。又因承德这8处在北就和长城以外，故有“外八庙会”之称谓。
1948年，承德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成立了外八庙保管委员会，隶属民族事务委员会。
1953年下式成立离宫管理处，管辖外八庙。组织专人对外八庙文物全面系统的调查整理，对古建进行重点的测绘，使外八庙文物、古建得到较好的保护和管理，并开放普宁寺、普佑寺。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将外八庙之中的普宁寺、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4年普佑寺雷击起火，烧毁；抢救出180尊罗汉，暂存普宁寺东配殿及溥仁寺。
1972年为充实外八庙文物及陈展的需要，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拨文物四千余件；于广缘寺建立了文物库房。同年10月，由殊像寺将煮“腊八粥”的大锅（铜制）移至普宁寺大雄宝殿院内；此锅直径2米，锅深1。33米，大概可煮二石米。
1975年成立文物事业管理局，外八庙归属文物局文物科。
1978年改外八庙管理处为外八庙文物保管所，下设行政组、业务组、财会组，职工人数30余名。
1979年在原开放普宁寺的基础上，又开放了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
1982年7月23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将溥仁寺、普佑寺、安远庙、殊像寺、罗汉堂公布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3年5月17日，承德市人民政府将广东省缘寺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4年，各开放寺庙成立了文保所，即普宁寺文保所、普乐寺文保所、须弥福寿之庙文保所、普陀宗乘之庙文保所，职工人数50余人。
1985年，安远庙修复开放；同年六月，为了落实宗教政策，经上级批准普宁寺移交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了普宁寺管理处。
1986年外八庙文物保管所又改为外八庙管理处，下设文保部、陈列部、政工科、行政科，派出所、财会科、旅游服务部及四个文保所，职工人数增到65人。
1988年1月13日，安远庙、殊像寺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12月，外八庙与避暑山庄一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文化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1976年国务院批准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十年整修规划”，其中仅外八庙的维修工程项目为84项，拨款500多万元，维修古建面积达40000平方米。
1986年国务院制定第二个十年（1986-1995年）整修规划，并逐
年拨款修复，截至目前，普宁寺大乘之阁油饰彩画完毕；普佑寺山门、执事房、配殿等也得到了较好的抢险维修；殊像寺内小学迁出，围墙、钟鼓楼修复；溥仁寺已全部整修恢复、彩画完善，正筹备展览开放；须弥福寿之庙的万法宗源殿、安远庙的南北配殿复建扣举办了专题展览；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群楼主体维修工程基本完毕。据统计，从1948年解放至1988年40年间，国家为修复外八庙古建筑群拨款684万多元。除此之外，为了消除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破坏，确保文物古建的安全，国家又拨专款80多万元，安装了避雷设施、报警器，购置了必备的消防设备.
自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国内外游人不断增加，从1987年元月经省公安厅批，设立了外八庙派出所，除二名所长由市公安部门派人担任外，其余人员由管理处经严格审查选拨，公安部门培训后正式上岗，成为外八庙的一支专职保卫力量。在安全保卫工作中，以规章制度作为依据，把责任和义务落实到每个人，并以组织的形式分块分段，加以调整。从全局上讲，有企业公安组织，具体到下属单位，有管理处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和以庙为单位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并在市与局、局与处、处与所进行层层责任承包，把安全责任真正落实到每个职工，使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到实处，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管理处现有6处展室和一处文物库房，是安全检查保卫的重点部位，全部安装了铝合金防盗门、窗和红外线防盗报警设施，把过去陈旧的文物库房建成钢筋水泥浇注的封闭式建筑物。保卫力量雄厚，进出手续严格。为了加强夜间保卫承包给承德市保安分司，对
夜勤人员实行保安公司和管理处的双层管理。派出所和保安公司每晚检查，大大加强了文物的安全检查系数。为提高夜间的防范能力，管理处还从外地购买良种狼犬，辅助夜间警卫，基本做到了人、报警器、警犬及铁门、铁窗的有机结合。
园林绿化是保护外八庙古建筑群的重要环节，50年代初就提出了“保护古建园林，防止破坏，逐步恢复和绿化园景”的方针，开始在寺内外植树造林近百亩。自1979年以来，栽植松树3000棵，柏树1500棵，杨树450棵，国槐1120棵，柳树1100棵，栽植丁香、叶梅、玫瑰等22500棵；铺草坪、种草花（包括芭蕉、串红、鞭蓉等）20000平方米；摆放大盆景如毛竹、龙柏、香柏、黄杨、景葵、罗汉松、棕榈、剑麻、铁树等8750盆。绿化美化了寺庙，治理了环境。
加强对寺庙古建筑群科学管理，使之形成专业化、制度化，建立“四有”档案和完善文物藏品的各类帐目。先驱后对溥仁寺、普宁寺、普估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罗汉堂及须弥福寿之庙划定保护范围，将各庙保护范围进行测量，绘成图纸，装档注册，用石、木材料制做寺庙保护范围说明牌和其它不同的标导说明牌，并拍照存档，绘制安全保护设施图纸，配文字说明，认真准确地做好各寺庙的科学记录登记，拍摄古建筑修复前后的照片存入档案，建立完善寺庙文物何护单位“四有”档案。从1991年初，全面展开对外八庙所有文物调查摸底，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登记建帐。在省里没有统一印制文物藏品帐目的赙况下，结合本单位文物藏品的实际情况，自制打印了文物藏品登记表格及帐目等，在整理文物藏品的过程中，
职工们群策群力，首先在原文物及文物藏品登记的基础上建立了文物藏品流水帐、总帐和寺庙的分类帐等。特别值得一提出的是寺庙分类帐，在建寺庙分类帐时，职工们想的比较全面，它既是一本寺庙分类帐，又可作为寺庙沿革档案。寺庙分类帐是由目录、寺庙的平面图、寺庙文物种类一览表，寺庙复原陈列文物明细登记表（包括文物分类编号、名称、质地、数量、尺寸、备注等）、寺庙专题展文物明细登记表、历任寺庙管理人员一览表及寺庙的大事记录等组成。
在处领导的重视及职工们的努力下，使外八庙文物保护单位“四有”档案及文物藏品建帐建卡工作，达到了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走向了正轨。
近些年来外八庙管理处自筹资金，运用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和现代技术的手段，对文物进行科学地修复和复原，为寺庙的开放和殿党室内专题陈展创造了条件。如先后对溥仁寺、普乐寺、安远庙、殊像寺、普陀宗乘之庙及须弥福寿之庙等处康熙、乾隆皇帝御笔的诗匾、匾额及楹联42块进行了修复；修复佛像220尊、佛像背光72座、须弥佛座153个、供桌51张、供法乐器182件套及幡条44对等。特别是在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举办专题展览之前，修复了大量金属、木、绢及瓷等多种质地的文物，同时将残破不堪的塔、龛修复如初达45件等，为单位节省了大量的资金，培养了一支修复文物技术力量很强的队伍。
在正确处理好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关系上，为了充实寺庙内容光焕发，在以复原陈列为主，围攻绕与寺庙有关的历史和内容下，克
服重重困难，举办了一系列文物专题展览。如1985年在安远庙举办了《达什达瓦迁居热河展》和《热河文庙青铜器展》，1987年9月在须弥福寿之庙万法宗源开辟了清代佛教艺术珍品馆；1992年又在安远庙举办《跳布札展览》，在普陀宗乘之庙举办《塔龛展》、《十大阎罗画展》，在须弥福寿之庙举办《班禅大师图片展》；在普乐寺举办《密宗欢喜佛展》，同年又精选文物100余件赴沈阳、天津举办《外八庙文物精品展》；随着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群楼的开放，又在群楼二、三楼与西藏、内蒙古等兄弟单位联合举办了《雪域西藏文物展》和《清代蒙古族文物展》；1993年9月外八庙文物精品赴日本展览；在须弥福寿之庙举办了《承德市八县三区文物精华展》；1994年修复了举世罕见的塔和龛，精选出文物珍品在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群楼二层开辟了《外八庙塔龛佛教艺术展》；又在三层与避暑山庄博物馆共同举办了《清代宫廷文物展》；1995年5月以业重新调节器整了普乐寺《密宗造像艺术展》和须弥福寿之庙《清代佛教艺术精品展》；1996年5月在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群楼三层又与青海省博物馆联合举办了《青海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展》；1997年3月须弥福寿之庙维修油饰洒脱绘工程完毕，对该庙全面充实陈展文物，又在吉祥法喜殿开辟了《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展等。除此之外，为了增加新的参观游览项目，1994年5月与市歌舞团联合创作并隆重推出了大型民族宗教歌舞《普陀之光》，《普陀之光》分为《开光庆典》、《雪山祝福》、《万里东归》、《慧光普照》四大部分。其中有别开生面的藏族歌舞《祝福舞》、《牦牛舞》、《土尔扈特之歌》、《热巴鼓舞》、《牛铃舞》、《度母舞》及《打
鬼舞》。这台歌舞的创作，紧紧扣住了普陀宗乘之庙建造时特寂静的历史环境和特殊的建庙宗旨，高度浓缩，提炼和组合了寺庙落成，皇帝庆寿和土尔扈特部回归这三件重大历史事件，具有较强的艺术概括力和感染力。《普陀之光》又像一幅有声有色的历史画卷，它描绘了大清帝国盛世时期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经济发达的特有风采，它展现了满、汉、蒙、藏各民族的艺术光华和民族风情。《普陀之光》的演出场地正是当年清朝皇帝瞻庙庙礼佛时体息和欣赏歌舞的场所。这无疑会给人以神游历史的回味，增加置身其境的真切感。
1996年6月，承德外八庙管理处，配合普佑寺举办《罗汉造像艺术展》，在普佑寺又编排推出了大型宗教歌舞表演《普佑佛陀》，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宗旨，以佛教艺术形象罗汉为题的场景和精彩的歌舞表演，且带有光彩郁的宗教气氛，揭示了佛教文化艺术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