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一、上海市社会建设管理创新的实践与探索 (2)
（一）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要特点 (2)
（二）浦东新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探索 (4)
（三）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 (9)
（四）社会综合执法管理体制的改革实践 (10)
（五）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推进与发展 (12)
二、上海市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模式概况 (14)
（一）社区管理体制与模式的发展情况 (14)
（二）公共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和典型案例 (16)
（三）社区服务中心的功能与成就 (19)
三、今年以来上海市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创新举措 (21)
（一）首创国内社会创新园区 推进政社合作 (21)
（二）探索“速成型”社区“大联勤”社会管理模式 (22)
（三）推进“第五级平台”社会管理新模式 (23)
（四）成立内地首个女性社会组织发展中心 (24)
2010年11月11日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发展研究数据库 编
上海市社会建设管理的实践探索和创新举措
[领导参阅信息]
一、上海市社会建设管理创新的实践与探索
当前，上海实有人口已超过2000万。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上海又处在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社会管理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如何让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管理比翼齐飞？经多年探索，上海市已初步形成社会建设管理“六大体系”，即：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基本满足群众多样化公共服务需求；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形成社会保障网络；构建现代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民主自治、文明祥和的新社区；以及构建社会组织发展体系、社会矛盾调处体系和社会建设推进体系。
2009年11月，全市成立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担任组长、副组长，由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及工、青、妇等群众团体负责人组成；各区县也相继成立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因地制宜开展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探索。1
（一）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要特点
在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上海市区两级政府充分依靠广大市民，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中，作了许多十分可喜和有益的探索，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基本完成了第一次社会现代化，正向着高层次的知识社会与信息时代的方向持续迈进。
第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模式为上海社会管理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中，两级政府指市政府、区政府，三级管理指市级、区级和街道办事处三个管理层级，四级网络指居民委员会组织。在这种模式下，街道作为直接管理城市基层的行政组织的职能得到了加强。在社区自治方面，明确了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是党领导下的社区居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代表社区成员管理社区内的公共事务。
第二，创新城市管理模式，提升了城市管理水平。杨浦区在2009年2月组建“杨浦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建立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条条保障、属地管理”的城市管理新机制。他们整合了城市管理的政府资源，还设立“城市管理专项资金”，从人力、财力上给予充分保障。上海自2007年5月颁布有关对流动摊贩疏导的办法后，中心城区积极尝试设立“流动摊贩疏导点”。浦东将在中心城区的13个街镇设立68处设摊疏导点，引导摊主便民、有序、卫生、规范地设摊。全市城区还普遍实行城市网格化管
1上海探索特大型城市“六大体系”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试点，解放日报2010年9月18日
理，建立了一套“主动发现、及时处置”的规范化管理流程，全市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水平达到一个新的台阶。
第三，建立了社区委员会，并探索建立社区代表会议制度。杨浦区殷行街道于2006年就建立社区代表会议制度，由居民区代表扩大到社区单位，同时下设城区管理、社会发展、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四个专业委员会。本市首个社区共同体委员会──虹口区曲阳社区共同体委员会于2009年3月成立。由街道办事处和区域内单位兰生大酒店、岳阳医院、通华市政工程公司等组成，下设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科教文卫体、社会保障及人大、政协、共青妇5个委员会。
第四，国际社区的新颖管理模式得到积极探索。在上海，境外居民比例超过30％的“国际社区”近年来不断形成，有的甚至达到60-80％，如古北、联洋、碧云、新天地等。在这些国际社区里，由于来自世界各地的居民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民族习俗的差异，传统的居委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已很难适应。在所在街道党委的领导下，这些社区充分发挥外籍居民的参与作用，积极搭建国际化的管理平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大都市的国际社区管理创新之路。如，古北新区组建了古北新区社区建设促进委员会，把关心社区建设的中外居民、物业公司和社区单位代表一起请了进来，担当起协调社区公共性、公益性事务的工作。淮海路街道在社工站之外再筹建一个新天地居民事务协商管理委员会，下设各个分会，现有的37个国家和地区的业主可以分别加入欧洲分会、美洲分会、亚洲分会、澳洲分会、非洲分会等，鼓励“老外”在分会“当家”。
第五，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参与作用，并率先实行购买服务。首先是努力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的“伙伴关系”，全市在街道层面上已经成立59个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浦东新区专门成立全区的“社会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初步探索出“管理寓于服务、服务渗透管理”的社区民间组织管理新体制。另外，政府还积极推行社会管理购买服务，目前上海已有多家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率先被社会力量“托管”。近三年来，浦东新区已向民间组织支付了1.2亿多元的服务费。市民政系统最近推出一系列社会服务的购买清单，民间组织踊跃参与。
第六，社区服务普遍得以加强，社会和谐基础较牢。上海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主要是以社区服务为起步和逐步加以推进的。社区“三个中心”的普遍建立，使社区居民的归属感进一步增强。社区委员会的成立，使社区的社会资源得以进一步共享，社区服务对推进地区和谐、基础稳固起到很大的作用。社区服务正向专业化、社会化、多元化拓展。同样，社会建设与管理的创新，也在朝这个趋势努力。
第七，社会管理现代化程度得到提高，信息化基础网络初步形成。一
是基础网络初步形成，根据国家建设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要求，全市已建设了覆盖市、区、街道三级的电子政务基础网络。二是信息化应用不断拓展，开通了“中国上海”门户网站，建成了劳动、民政、公安、工商、税务、房地、规划、市政等一批专项信息系统以及市民信息服务、大通关等信息交换（协同）平台。23
（二）浦东新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探索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浦东成为我国新时期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近年来，浦东新区政府以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抓手，积极探索社会管理新方式，在以下三大方面有所创新：
1、创新城市社区管理方式
浦东新区开发开放之初就明确以“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理念设计行政管理体制，为此新区确立了十分精简的政府管理模式，逐步优化政府社会管理体制，充分发挥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一是打破城郊管理体制二元分割，加快郊区与城区、开发区的融合发展。为实现到2010年基本消除城郊二元社会结构的战略目标，从2004年9月开始，浦东依托四个国家级开发区以及机场、港口、世博会等功能枢纽，陆续成立了六个功能区，促使城区、开发区、郊区实现“三块合一”、“二元并轨”。并成立了功能区党工委、管委会，对区域发展进行统一规划、统筹管理，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体制保障。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上，浦东率先进行了城乡教育管理体制调整，实现城郊教育一体化的“四个统一”原则，即：统一拨款标准、统一硬件配备水平、统一信息平台和统一提供教师培训与发展机会，使得郊区办学条件、校园环境得到很大改善。
二是调整街道管理体制，推进街道管理职能的转变。随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城市管理体制的完善，城市管理重心逐步下移，街道办事处的行政职能不断增强。街道被授予部分城区规划参与权、分级管理权、综合协调权、属地管理权等权限，工作任务多达150多项，涵盖了一个区域性政府的全部职能。为强化街道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2006年5月，浦东新区选择两个街道开展转变街道管理职能改革试点。2007年5月起，街道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全区12个街道全面推开，实行“提高公共财政保障，强化功能区域统筹，实施部门预算管理”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街道办事处不再直接从事招商引资活动，招商引资职能上移功能区域管委
2上海国际化大都市政府新型社会管理模式探讨，《党政论坛》2008年5月号
3社会建设管理的体制创新与机制优化——以上海为例，《上海城市管理》2010年第1期
会，促使街道工作重心进一步向社区管理与服务集聚。
三是建立覆盖全区的“1+6+23”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公共服务平台。“1+6+23”的社区政务事务受理服务体系，即：1个区级市民中心：浦东市民中心将原本涉及57个部门，分散在浦东新区47个不同地方的300多件市民和企业的办事项目，集中为“一门式”服务，“一站式”解决；6个功能区事务办理服务中心：着力发挥功能区统筹区域发展的能力，重点在民主管理、居民参与、财力筹集、服务协调等方面，吸纳社会组织和群众参与社区公共服务；23个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作为市民中心的延伸，新区23个街镇都建立了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将街镇层面所有为民办事的项目集中，为人民群众提供“一口式”服务。通过定期召开市民议政会、举办“市民沙龙”，街镇的行政主要负责人就社区一些重大决策与群众面对面进行沟通交流，听政于民，推进基层权力运行的公开，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提高为民服务的效能。
四是加强社工服务队伍建设，建立社区服务行业协会和社会工作者协会。浦东新区在社会工作队伍建设中坚持高起点，大力推进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建设。2007年初，《浦东新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三年（2007-2010年）发展纲要》出台，新区成为上海市社工人才建设的试点区。同时，浦东新区大力推进社会工作组织机构的建设，率先在街道和居委会设立社工站，并通过工作坊、沙龙等形式开展了专业社会工作。2003年，全国第一家民间社工服务机构──乐群服务社和第一家用社工专业方法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专业服务的机构──阳光慈善救助社在新区成立。同年，浦东新区首次发文设立社工岗位。为促进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新区专门制定了相关文件，组织了全国第一家社区服务行业协会和社会工作者协会，为社区治理从政府主导型向社会主导型转变创造条件。在新区政府支持和推动下，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在全国率先开展职业标准建设，得到国家和上海市民政部门的肯定。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开发编写的《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于2004年6月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颁布实施，成为规范国内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文件和全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标准化建设的重要依据。
2、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方式
浦东新区“小政府”的实现，离不开完整意义上的“大社会”支撑。近年来，新区政府通过政府倡导、支持、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包括社团、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志愿团体等，进一步优化社会组织功能，加强规范引导和监督管理，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创新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提高了政府管理的效率。
一是逐步做到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的“六个分开”。改革开放以来，社
会组织得到较大发展空间。但大多是在政府机关改革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现实运作中，部分组织的财务和人员管理仍由其业务主管单位负责，业务也全部来自业务主管单位的“购买”，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2007年，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新型政社合作关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创造条件，逐步实现政府与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六个分开”，即主体、机构、职能、人员、资产、住所分开。“六分开”理清了公共服务提供方（政府）和承接方（社会组织）之间的职责边界，真正达到无行政隶属关系、无人事派遣关系、无资产关系的“三无”目标。目前，除上级有关部门明文规定必须由政府部门相关人员在社会团体（协会）担任或兼任职务外，社工委、局机关人员已不在民间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中担任或兼任职务。个别社会团体（协会）中仍有社工委、局工作人员担任的，将随着社会团体（协会）的换届自然退出。
二是完善扶持政策，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浦东新区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新型政社合作关系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浦东新区民间组织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购买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试行）》等法规，为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对行业协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培训机构和养老机构，从建设、运营等各方面给予扶持。如对区经济发展有贡献的行业协会补贴3万元工作经费，对社区公益性以及涉农社会组织给予4万元开办费、运行费、房租补贴等。同时，在各类综合性政策中，也体现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与支持。如区政府出台的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促进浦东新区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等，都包含有支持社会组织引进发展的政策。
三是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创建新型公共服务方式。浦东新区明确规定，将原来由政府主办、为社会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探索形成“政府承担、定项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的新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浦东新区制定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施意见，在全市率先建立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明确了购买公共服务的相关内容。2006年新区有关部门委托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项目的资金近6000万元，并专门组织8个政府部门和13个社会组织集中签订购买服务合同，涵盖慈善救助、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领域，社会反响良好。2007年，仅区民政局就通过项目发包、委托管理和凭单制度等方式，让社会组织参与提供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安排了近3000万元资金，将30多个公共服务项目委托100余家有资质的社会组织、中介机构承接。同时，集中组织49家培训机构签订购买服务协议书，进一步扩大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引导效应。
四是赋权社会组织，让其承担某些具体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浦东新区政府立足于进一步完善浦东“小政府、大社会”的总体格局，改变只靠
政府“建机构、给编制、拨资金、办事业”，以及政府“包揽一切”的传统思路，变政府直接提供社会服务为直接和间接提供服务并举，并不断扩大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领域和范围，赋予社会组织相应的权限，让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具体承担行规制定、行业市场监管、对外贸易谈判等行业管理职能；鼓励发展各类民间基金会，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让其在救助、帮困等领域自主开展公益活动；探索委托社会组织管理的机制，开展网上公开招标，增强社区的社会服务功能；建立全市首家社会工作者组成的社区专业服务组织──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事务所与政府签订购买公共服务的项目合同，接受政府委托，承接从居委会剥离的一些社区社会工作和居民事务；成立全市首家区级综合治理类社工组织──中致社区服务社，专门为社区提供社会工作帮教服务；委托阳光慈善救助服务社，对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救助服务，3年来提供服务达4000余人次。
3、创新社会事业管理方式
近几年，浦东新区政府致力于推进社会事业发展，提高市民生活质量，社会事业管理方式各个领域的改革全面展开，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初步突破。
一是有序培育承担社会事业管理事务的民间组织。在经济性公共服务领域，如科技产品的研发和孵化、有关经营商的政策法规咨询、信息提供、各种社会服务代理等“准公共服务和准公共产品”方面，浦东新区已经从由政府出资和合资建造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平台，逐步转变为通过市场化方式转移给社会组织承办。在教育领域，成立近20家教育中介服务民间组织，承接政府管理职能。如委托新城教育事务所，对全区25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的简易学校实行监管，对办学情况进行评估。委托上海浦发教育评估中心、上海东方教育评估事务所，论证东沟中学委托管理的方案和新开办民办幼儿园的招标投标文件等。在卫生领域，成立以医学会为主，社会卫生管理专家加入的瑞尔医院管理评估咨询中心，对新区范围内的各类各种经济成分的医疗机构的运营管理进行评估，形成院方、患者、管理三方协商机制。在体育领域，支持新区各体育协会积极承办、协办在新区开展的各项国际、国内的体育赛事和活动。成立新区体育总会，探索新型的体育协会管理模式，等等。
二是推行社会事业“管、办、评”联动机制。近年来，新区根据综合配套改革的要求，围绕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探索教育“管、办、评”联动机制，在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促进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为城乡教育一体化提供了制度保障。“管办评”联动机制即：政府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加强对教育的管理；学校作为办学主体，通过有效运用各种资源，为社会提供教育服务；社会专业
组织承担政府委托、购买的具体管理事务，包括管理、评估、咨询指导等各种类型，为学校提供专业服务。
三是促进城乡事业均衡发展。在公共卫生方面，新区政府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格局，逐步提高农村地区医疗工作者整体水平。目前，农村居民每千人平均拥有0.45名医务人员，最少的村每千人只拥有0.05名医务人员。新区千人拥有注册医师和注册护士两项指标在全市各区均处于中下水平。为缩小城乡差距，新区政府探索建立二、三级医院与社区卫生中心建立医疗联合体和“双向转诊”的运作机制，全面推进社区卫生服务改革，成立医疗机构管理中心和第三方医疗评估机构，推进公共卫生机构管理和运作机制的改革，优化区域医疗中心布局。在构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方面，浦东新区着眼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着重解决公共服务资源分割、设施配置不全、布局不尽合理等问题。通过市场化和社会化的途径和办法，力争实现公共服务资源科学而又合理的开发、利用、配置和布局。目前，通过开设生鲜超市、生鲜菜店、建造菜场、购买租赁商铺、全面梳理公交线路、完善公交综合体系等措施，初步达到预期目标。
四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近年来，新区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群众得到实惠，受到群众欢迎。其一，优化社会事业的发展环境。通过“减、降、扩、增”措施，凸现公共服务型政府轮廓。2006年5月启动第四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前三轮改革的基础上，以推进综合性审批程序改革作为突破口，建立综合受理平台，积极探索“一表受理、一网运作、一次发证”的“三个一”审批模式和“一口受理、一单到底、一次收费”的管理模式、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企业年检申报备案等审批机制创新，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同时，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一体化”互动服务机制建设，推进电子政府建设。行政审批事项从原724项缩减为目前的244项，减少近70％。其二，强化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建立健全就业、保障、救助、福利相互衔接、联动运作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在全国率先实现合作医疗基金筹集标准和合作医疗经济补偿标准全区统一。大力推进中医进社区工作，全面争创“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其三，基本建立了城镇社会保险制度。以“承包土地换保障”的办法，将征地农民全部纳入小城镇社会保险，不断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农村低保，探索建立合理增长和统筹机制。推进张江合庆镇老年农民土地置换保障改革试点。积极探索通过征用退休农民承包土地解决退休农民的保障的新形式，并以合庆镇的海塘村和勤益村为实施试点村，在切实尊重农民意愿，在农户与村协商一致交回承包土地的基础上，为交出土地的老年农民落实保障。4
4浦东新区政府社会管理新方式的调查研究，《上海党史与党建》2009年第8期
（三）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
我国现行的社会组织管理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体制，即由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分别行使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职能。这种严格的监管体制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合法化发展，忽视了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与扶持。与此同时，行政体制转型与市场经济发展促成了大量的溢出政策空间的需求，迫切要求改革僵化的双重管理体制，推动社会组织的积极发展。为突破双重管理体制的困境，上海在实践层次进行了积极的改革实践与创新探索。
1、全市从双重管理到“三元”管理
2002年1月，上海成立了行业协会发展署。行业协会的业务主管部门细分为协会主管部门和行业业务主管部门：行业业务指导职能继续由行政主管部门承担，而行业协会业务管理职能则改由市行业协会发展署承担，从而将原来的登记管理部门、行业业务主管部门的双重管理，转变为登记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发展署和业务主管部门的“三元”管理体制。上海的“三元”管理体制虽然增加了一个管理层次，但行业协会发展署将原本属于各个行业主管部门的协会组建权剥离出来，统一协调，削弱了业务主管单位的权力。同时，行业协会发展署负责统筹全市行业协会的发展规划、布局调整、政策制定和协调管理，还可以成为新成立行业协会的业务主管单位，都为行业协会的设立提供了更为宽松的条件。这种管理体制使得政府推动行业协会发展的力度大为增强，加快了政社分离的步伐。
2、长寿街道办：从双重管理到枢纽式管理
2002年8月，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办事处创建了全国第一家社区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并以其为平台来实施民间组织枢纽式管理。作为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长寿路街道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实行的也是双重管理体制──登记管理机关是普陀区民政局，业务主管单位是长寿路街道办事处。但是它通过为民间组织提供服务和扶持的方式，探索出枢纽式管理的管理新体制：首先，为街道辖区内规模较小、不具备社团注册登记条件的群众团队进行登记备案，实现了社团登记管理制度的创新；其次，通过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实施民间组织枢纽式管理与服务，发挥“孵化器”作用，引导、扶持、培育社区慈善超市等服务性、公益性、慈善类民间组织。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的创立架起了沟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桥梁，为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提供了一种机制和载体。5
3、制度创新：率先推出社会组织年金制
5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分析——基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思考，《学会》2009年第7期
2008年10月31日，上海市27家社会组织与专业年金运作机构签署协议，在全国率先推出社会组织“年金制度”。上海市社团管理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已联合下发通知，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市社会组织中建立年金制度。经上海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依法参加本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并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均可自主建立本单位年金制度，以提高工作人员退休后的保障水平。年金制度与传统意义上的补充养老金不同的是，它的自主调节的余地较大，如果单位希望引进人才，或者留住倚重的人才，可以把年金中的份额适度倾斜地分配给有突出贡献的职工。社会组织年金制度是补充养老保险的一种形式，是社会组织专职人员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在国家政策指导下，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该制度将通过税前列支、税前扣除等经济手段，鼓励社会组织自愿为从业人员办理新型补充养老基金。年金可由企业出资，也可以企业和职工按比例共同出资，最高不超过工资总额的六分之一，可在税前列支或税前扣除。职工到达退休年龄后可一次或分月领取。如运行得当，社会组织的员工退休待遇会得到显著改善，可接近甚至超过现行事业单位退休待遇水平。6
（四）社会综合执法管理体制的改革实践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改变行政权力的过于分散、化解条块分割，改善城市管理中各部门分头执法、各自为政的状态，上海市委、市政府城市基层管理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的建立就是其突出的实例。
1、街道综合执法体制的确立和废除
1997年《上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对执法体制进行创新，规定在街道设立城市监察大队，进行综合执法监督工作，监察队由办事处领导，并接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条例》第10条规定，街道监察队在辖区内对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环境保护、市政设施、绿化等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定，以及违法建筑、设摊、堆物、占路等行为，应当责令改正，并可以依法对单位处以警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以警告、50元以下的罚款，有权暂扣违法物品、违法所得，拆除违法建筑。对超越处罚权限的，街道监察队应当移送区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第11条规定，街道办事处有权组织、协调辖区内的公安、工商、税务等机构，依法支持、配合街道监察队的执法活动。街道办事处可以召开由辖区内有关单位参加的社区联席会议，商讨、协调
6上海率先推出社会组织年金制，《领导决策参阅》2009年第1期
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事项。上海市政府根据《条例》要求，于1997年颁布了《上海市街道监察处罚暂行规定》。
然而，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由于街道监察执法队伍存在种种不足，特别是执法水平，执法人员素质难以适应建设法治化大都市的需要；二是街道具有独立的执法处罚权后，矛盾冲突比较明显，街道与区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权力纠葛难以解决，两者之间的条线和块块之间的关系较难理顺；三是1996年全国人大颁布《行政处罚法》，街道缺乏理顺这种关系的权力。上海市很快又对街道执法体制重新进行了调整，将街道监察大队的执法处罚权上收到区（县）政府。可见，组建综合执法队伍的思路没有发生改变，但执法队伍的隶属关系和权力上收。
2、区政府综合执法体制的建立
为进一步加强部门协调，整合执法力量，提高管理效力，上海市于2000年初提出新的综合执法方案，筹备组建区一级综合执法队伍。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以提高效能、维护公正、增强综合效应为目标，覆盖市容环卫、城市绿化、市政设施、水务管理、环境保护、无证设摊堆物和违法建筑7个方面，涉及市容、绿化、市政、环保、水务、房地、规划、工商、公安等9个部门的相关管理职能，实施“合九为一”的集中、统一执法。
2000年7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同意在本市进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决定》，规定：授予各区组建的城市管理监察大队行使本决定规定范围内的行政处罚权，各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具体实施本市地方性法规和市政府规章规定的由区级行政机关和法规授权的区级组织实施的一定范围内的行政处罚。街道监察队不再具有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不再行使《上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授予的行政处罚权。
区城管大队实行全新执法运作机制，以分队为建制派驻社区，大队对各分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调度。日常执法化整为零，重大行动汇零为整，形成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综合效应，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现有的街道监察队建制撤销，不再行使《上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授权的行政处罚权，由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在街道派驻队伍，名称为xx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第x分队，由其负责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3、改革城市综合执法体制的成效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是上海在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方面所作的一次有益尝试和探索，符合特大型城市实际和城市管理方向，它一经诞生就显现出明显的制度优势，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首先，“条条”之间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实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后，区城管监察大队统一行使城市管理中法涉及市容和环境卫生、绿化、市政设施、水务、无证设摊和
堆物、违法建筑、环境保护等七个方面，那些“都能管，都不管”的多发常见的有碍市容市貌的违法行为的执法工作由区城管大队一家行使，从源头上减少了各专业部门之间的多头执法、推诿扯皮的弊端。其次，“条块”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化解。区级综合执法体制是在原来街道监察队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克服了以前做法的弊端，但保留了其中的合理成分，注重发挥街道在城市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既体现了集中统一的优势，又发挥了街道的积极性。由于正确处理了区城管监察大队与街道（镇）的关系，实现了“双赢”，打消了街道的顾虑，城管综合执法权向区级执法机构集中，改变了以往区或街道执法队伍分兵作战的状况，各区城管大队对派驻街道的分队加强统一指挥和调度，日常执法“化整为零”，重大整治活动“合零为整”，充分利用了执法资源。再次，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有利于建立城市建设发展长效机制。区城管监察大队实施综合执法，一方面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解决了不少多年未能解决的市容环境瘤疾。另一方面依靠街道、专业管理部门和社会力量，合理、合法地解决市容环境管理中的难点，初步形成了堵疏结合、齐抓共管的长效管理机制。最后，通过统一组建城市管理执法队伍，提高了执法队伍的权威。7
（五）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推进与发展
1、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推进历程
我国的社会工作启始于20世纪之初，以“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等制度的建立为标志的社会工作职业化推进工作在上海正式启动。从上海市政府着手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几年时间里，相继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社会工作的相关政策，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使社会工作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之中。从1993年以来，上海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建设和发展经历了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发展推进三个阶段。
理论研究阶段：2002年n月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成立“推进上海社会工作职业化工作小组”，在此之前上海的社会工作职业化建设处于理论研究的阶段。在该阶段中政府有社会工作职业化方面的课题立项，研究都侧重于上海推行社会工作职业制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等方面的研究。浦东新区早在1997年就开始进行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试点工作。
实证研究阶段：2002年11月以后至2003年3月上海市人事局、市民政局联合发布《上海市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暂行办法》。以市人事局、市民政局等政府职能部门的开始介入为标志。研究借鉴了我国香港地区和国外社会工作发展的经验，上海正着手开始研究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认证等
7和谐社会视野下上海基层社会管理系统中的政府与社会，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问题，并对未来上海社会工作职业化建设的总体思路和制度框架，进行了宏观的筹划和研究。
发展推进阶段：2003年3月16日上海市人事局、市民政局制定颁布了《上海市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暂行办法》。《暂行办法》是社会工作者取得职业资格的一个制度依据，是上海社会工作职业化建设的第一个制度性文件。它是第一次政府以公共政策确立了“社会工作者”这样一个职业名称和职业形象。上海的社会工作职业化建设的真正推进，是以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文件的颁布为起点的，标志着上海社会工作职业化建设进入了实质性的启动阶段。随着一系列社会工作相关文件的出台，和“职业社会工作处”在市民政局的正式建立及相关的诸多公共政策的相继出台和落实，经过几年来的推进发展，上海初步形成了“政府宏观规划、协会自我管理、社工提供服务”的社会工作管理体制。
上海社会工作发展已取得初步的成效。首先是在公共政策上确立了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地位。其次是颁布了一系列的公共政策，从制度上保障了社会工作职业化的顺利推进。最后建立了行政管理、专业服务机构和协会组织，初步形成了“政府、服务机构、社会工作者”三足鼎立的社会工作管理体制。
2、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发展特征
第一，社会工作者在某些领域具有固定的工作岗位。上海市民政局2004年4月发布的《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在本市民政系统配置注册社会工作者的意见》中规定，在老年福利机构、儿童福利院、精神病康复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社会救助事务管理所和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站，都应当配置注册社会工作者，而且“应重点配置在业务工作岗位”。上海的阳光、新航和自强三个社会工作服务组织中1300名的社会工作者，分布在上海19个区县的220多个街道乡镇的社会工作站，都是提供社会工作直接服务的固定工作岗位。
第二，社会工作有了其特定的工作对象。社会工作主要存在于社会服务领域。一方面是为困难群众提供社会服务的领域，服务对象有儿童、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贫困者、失业者、吸毒者；另一方面是在一些特定机构中开展的社会服务，如在大、中、小学开展学校社会工作，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在医院和社区卫生机构开展医疗社会工作，调节医患关系，解决影响健康的心理和社会问题；在监狱和社区开展矫正社会工作，帮助犯罪人员回归主流社会；依托社区或非营利机构开展家庭社会工作，促进家庭和谐；在企业中开展企业社会工作，保护职工权益，缓解压力、发展能力等。2003年2月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成立，开始了上海为特殊人群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尝试。2004年2月成立的阳光、自强和新航等
三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其服务对象分别为社区青少年、吸毒人员和社区矫正人员。另外，分布在上海几十家老年福利机构、儿童福利院、精神病康复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社会救助事务管理所和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站的社会工作者，也为有需要的特殊人群提供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由此可见，上海的社会工作已经形成了其特定的工作对象。
第三，具备了区别于其他职业的专门类别的活动内容和日益明确的职责范围。2003年3月由市人事局和市民政局联合发布的《上海市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暂行办法》中，初步规定了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职责。2004年2月由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颁布的《注册社会工作者守则》，对社会工作者的活动内容、职责范围和职业道德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另外，在社会工作者的注册办法和继续教育办法中，也对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提高专业技能的要求作了规定。可以说，通过上述几个文件，初步规范了社会工作者区别于其他职业的职业活动。
第四，得到社会的初步认可。2003年3月由市人事局和市民政局联合发布的《上海市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暂行办法》中，第一次在政府规范性文件中出现了“社会工作者”这一职业名称，并且把社会工作者纳入政府“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范畴，使“社会工作者”这一新兴职业，得到了社会的初步认可。8
二、上海市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模式概况
（一）社区管理体制与模式的发展情况
改革开放前，上海市在城市基层管理上采取的是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一是单位承担了大部分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单位往往集政治、经济、社会三功能于一体。包办了“单位人”所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对单位具有高度的依赖性，个人的社会认同也是以单位为标准。二是街居组织的作用很小，国家主要通过单位来进行社会组织、社会动员和社会管理，街居组织只是做一些辅助工作，主要负责管理社会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等对象，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三是社会自治组织发育几乎空白。单位组织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社会自治组织缺乏生存的土壤与环境，即使1954年颁布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中明确规定了居委会的自治性质，但由于个人的社会认同是以单位为标准，几乎所有的社会管理和服务都在单位功能范围内，居委会的自治几乎没有基础可言。
8从公共管理的双因素理论审视上海社会工作职业化——以宝山区为案例，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上海是改革开放较早的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完善，引起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变化。一是单位制逐渐解体，单位原有的社会职能（养老福利等）开始向社会转移，单位人开始向“社会人”迅速转化。单位职能转移要求社会来承接。二是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生活日益复杂化，导致了社会管理职能的急速膨胀，社会管理职能范围不断增多。城建、市容、社会治安、外来人口管理、再就业培训等都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而政府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小政府、大社会”，因而新增加的社会管理职能自然也要求社会承担起更多的管理任务。三是随着“单位人”向“社会人”回归，城市居民、外来人口的社会认同也逐渐转向社会标准。同时，居民的社会自治意识不断增强，要求参与社会管理的呼声不断高涨。因此，在新的形势下，社区在城市基层管理中的地位逐渐显现，成为城市基层管理的重点。
上海于1996年开始开展社区建设与管理，并逐渐形成了城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管理体制，之后又创建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模式。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中，两级政府指市政府、区政府，三级管理指市级、区级和街道办事处三个管理层级，四级网络指居民委员会组织。在这种模式下，街道作为直接管理城市基层的行政组织的职能得到了加强。区城市管理职能部门按照城市管理重心下移的要求，向街道派出机构或人员，与街道对应设置，同时积极稳妥地将部分城市管理权限下移到驻街道的派出机构。街道党工委领导本辖区工作。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依法对辖区内的经济和社会事务行使组织领导，综合协调、监督检查的政府管理职能，对城市管理职能部门派出机构的工作拥有统筹协调权；城市管理职能部门派出机构的业务管理纳入街道办事处总体工作部署，实行双重领导。在街道建立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作为议事协调机构。协调委员会由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和区（市、县）城市管理职能部门派出机构的负责人，辖区内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辖区内单位或组织，居民委员会的有关领导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加强对社区建设指导和协调。
在社区自治方面，明确了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是党领导下的社区居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代表社区成员管理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公共事务的范围包括环境卫生、物业、流动人口、治安、卫生医疗等。建立社区成员代表会议制度。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由社区内居民代表和单位代表组成，对辖区内的自治事务实行决策和监督。社区居委会拥有三项职权：一是自治权。社区居委会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指导下，拥有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范围内自主决定社区内各项事务的权力，包括民主选举权、事务决策权、日常管理权等。二是协管权。协助政府管理与社区成员有关的行政事务。三是监督权。受社区
成员代表会议的委托，对有关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履行社区工作职责进行监督、评议。
在社区管理中，上海坚持把社区建设与深化新时期党的建设相结合、与改革完善城市管理体制相结合、与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相结合、与满足群众多样化生活需求相结合，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社区管理效能有了提高，行政管理方式进一步转变；人民群众文化素质有了提高，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深入；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意识有了增强，社区民主自治建设不断推进，全市居委会直选比例达到90％以上，建立了“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等制度；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有了新进展，社区服务内容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不断增强，社区创安工作进一步深入，探索了以专业社会工作者为重要力量的社区犯罪预防工作体系建设，逐步构筑了以社区民警为核心、群防群治力量为依托、安全小区为载体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治安网络。9
（二）公共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和典型案例
上海社区治理模式的特色在于将社区定位于街道层面，形成“街道社区”，把社区治理与“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重点是政府在街道社区进行的第三级管理，并与社区共治、居民小区自治相结合。
1、居委会层面实行“四个轮子一匹马”的居民自治模式
上海街道在居委会层面实行党的组织掌控，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工站联动（形象地比喻为“四个轮子一匹马”）的自治模式，这种治理模式的特点是党组织起主导作用，居委会、业委会起主力作用，居民业主起主体作用，物业公司、社工站起主动作用。居民区党组织是居民区建设的领导核心，党组织把党的领导贯穿居民自治的全过程。居民区党组织每月召开一次“四个轮子”的联席会议，每月组织小区事务协商委员会现场接待办公，定期召开业主委员会主任会议，举办居民区重要事项听证会等，使党组织对居民区各项工作的领导作用落到实处。在这同时，我们进一步完善居民会议、评议会、听证会、协调会、居民自治章程、居民公约等“四会一章一约”制度，深化居民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实践，规范提高居民区自治管理水平。如就泉东一居委垃圾分类管理问题举行专门听证会，由居民代表提议制定可行工作方案，得到居民的理解和支持。推动居务公开，畅通渠道，充分调动了居民群众参与自治的积极性。如在小区里统一制作事务公开栏，做到小区重大事项一事一
9上海社区管理的体制与模式创新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公开，日常工作一月一公开，让居民普遍了解居委会的工作情况、工作网络及职能等内容。同时，每年小区的事实工程项目、居民区的公益性收支、帮困救助工作、代表会议决定事项落实情况、小区活动信息等，通过政务网、公开栏、小区报、代表大会等形式向居民公开，接受居民的监督。通过事务公开，向居民亮出了“家底”，展示了居委会成员做事的“功底”，也摸清居民群众的“心底”，在居委会与居民间架起心灵的桥梁，促进了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在尊重居民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实行“选聘分离”原则，把部分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居委会成员聘为社工，赋予其双重身份，让其一方面承担政府下派的一些任务，一方面成为居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代言人”，民主管理居民事务。被戏称为“上为政府打工、下为群众服务”。这种做法实为居委会减了负，防止了居委会成员不是行政化就是虚化的两种倾向。对于绝大多数居民在社会经济地位或身份上比较接近，信仰、情感、习性和意愿等方面高度同质性的小区，可以促成其居民高度自治，进行自主管理。所以坚持在城市中充分发挥居委会的自治功能，是居委会本质的回归，也是山居委会的属性所决定的。
居民代表会议是居民自治的民主决策机构，决定小区的重大事项。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的工作机构，按照居民代表会议的决议，负责居民自治的日常事务。居民区党组织和小区事务监督委员会组织居民自治监督机构，负责对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实施监督。三个机构形成居民自治的有机整体。为发挥居委会在居民自治中的重要作用，在居委会内，设有小区发展、小区保障、小区物业、小区综合治理、小区经费保障等5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由5至7人组成，成员包括居委会委员、居民代表和社区干事等人员，由居委会委员兼任5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居民代表和社区干事参与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形成以居委会为自治载体、协同社区干事共同服务居民群众和小区成员的“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并形成“群众的需求—居民代表会议决策—居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在社区干事协助下具体落实任务”的工作流程。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建设，小区的居委会工作出现了五个变化：一是由注重对街道负责变为对全体居民负责，二是由忙于事务性工作变为综合协调，三是居民区公共事务的决策从集权型变为民主型，四是由事务封闭变为事务公开，五是由依托上级组织开展活动变为根据群众需求自主开展活动，进一步加大自治工作的力度，使民主自治活动更加贴近民意，有效推进基层民主自治建设。
2、社区（街道）层面实行“社区共治委员会”的多元共治模式
上海潍坊社区有27个居民区，既有高档住宅国际化小区，又有传统街坊制小区。这个区域内的居民群众在社会关系、社会交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对于潍坊这个异质性很强的复杂形态社区，我们只能从社区共治的角度进行有益探索和尝试。为进一步完善社区民主
治理体系，发动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的积极性。2005年3月，我们成立了社区委员会这个反映社情民意、协同多方利益、体现基层民主的共治组织。发挥社区内各方面的力量参政议政作用，让社区各方利益的代表者，对社区有议事权、协商权、评议权和监督权，为集中民意民智，凝聚民心民力开辟了新的路径。
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工作新格局的要求，社区党工委积极构建社区共治结构，在社区层面建立潍坊社区委员会，下设社会发展、综合治理、市政卫生、社会保障、财经监督五个专业委员会。社区委员会成员的产生均由社区党工委组织推荐，在组织推荐酝酿过程中，为充分体现广泛参与的原则，街道专门成立了筹备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具体指导这项工作的开展。通过广泛征求意见，确定社区委员会由40名成员组成，按照“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的要求，主要有六个方面的人员构成。
他们是社区党工委主要负责人、社区党代表、社区人大代表、社区政协委员、社区群众代表（包括居民代表、知名人士及统战人士代表、社区团队代表市民巡访团）、驻区单位代表（包括社区党建联席会议代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学校、大楼等），对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发挥议事、协商、评议、监督的职能。社区党工委书记兼任社区委员会主任，社区委员会里党员代表占多数。这些党员代表在社区委员会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确保社区委员会成为党工委和办事处的“参谋部”和“智囊团”。使党对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的各项决策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形成社会协同和社区共治机制。近三年来，社区委员会这个共治组织在弥补政府与社会和市民间的空隙、在评议条为块服务的双管单位、在公共资源向社区的开放、在街道实事项目的听证、在街道财力的投向和在区三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的协商等诸多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3、政府层面实行政府依法条块共治模式
条块共治也就是政府内部的协调统一。上海社区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条块分割”到“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再到“条块结合融条于块”的发展。虽然在社区发展的过程中条块的矛盾一直都是一个受到关注的老问题，在实践中也做了诸多探索，但问题一直存在而且往往还比较突出。条块矛盾制约了社区发展的进程。条块矛盾的关键在于利益的划分，明确各自的职责，各司其责，对于交叉性的职责功能，加强条块之间的交流和互动，通过协商的原则实现，而制度创新对于协调条块矛盾有关键性的意义。机构和人员设置的分离必然造成职能的分割，通过制度的方式推进条块关系的整合，将有助于实现条块共治，有利于行政资源的整合，为社区公共空间的共治提供有力的行政支撑。
潍坊街道自1995年以来，经历了四次机构改革，从“条块分割”到“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再到“条块结合，融条于块”。59潍坊街道于2004年9月作为全市六个试点街道之一，由街道党工委向社区党工委、街道办事处向社区管理委员会过渡，社区党工委成员除原有8名街道党工委委员外，增加了公安、企业、教育、居民区等方面的4位委员，将条融于块，实现由区属垂直纵向领导向区域横向扁平领导转变。社区党工委，对机关事业单位、居民区党组织、“两新”组织实行直接领导，对社区双管单位实行双重领导，对转改制企业党组织实行属地化领导，对社区单位党组织实行间接领导，对以流动党员为主的党组织实行动态领导。山街道向社区的转变，绝不仅仅是名称上的转变，更是党在社区组织体制的改革。
由于行政管理权的运用与公共利益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街道办事处处于行政系统的前端和基层，需要直接面对各种矛盾和解决各种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带头守法，严格执法。同时，政府在推进居民群众民主自治过程中，通过法治的途径，解决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因此，街道通过召开每年一次的社区代表大会、社区党员代表大会、社区管理委员会（扩大）季度会议、党建联席会议、在职党员理事会、共商共治例会等讨论社区建设和管理大事。特别是社区代表大会，会前，召开意见征询会，让代表和街道主要部门领导及双管单位领导面对面交流，收集各代表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会上，由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工商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房产办、税务所、城管分队作工作报告，代表对各单位的工作做满意度测评。会后，公布各单位满意率，通报双管单位和社区居民，并将居民提出意见反馈给所属部门，要求贯彻解决。这种社区面上的公共参与，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参与公共事务管理途径，对于政府来说，能更清晰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政府既不能不作为也不能乱作为，要做到“一不三该”，就是不该管的事不要管，该管的事要管好，该听的话要听清，该走的程序要走到。这样才能使政府行政权力授予有据、行使有规、监督有效。10
（三）社区服务中心的功能与成就
上海社区服务中心在上海社区服务的发展历程中起到很大作用，不仅为上海社区服务工作发展方向探索了各种途径，还积累了不少经验与资源。
第一，服务项目的积累。社区服务中心在上海社区服务工作的基础上，梳理了一百多个服务项目，并形成了八大服务系列：一是特殊群体服务。特殊群体主要是老人、残疾人、困难户等民政对象，服务设计这些群体的
10上海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研究——以浦东新区潍坊社区为个案，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生活各方面需要，如为老人买米、换液化气，空巢老人的应急铃、紧急求援呼叫器，对残障人员的培训教育等等；二是生活服务。主要针对社区居民日常生活而开展的服务活动，很多时候称之为“便民利民服务”，这方面服务性质比较复杂，也是争议最多的一块，主要包括维修、家政等等；三是为体服务；四是咨询服务；五是就业服务；六是中介服务；七是医疗服务；八是社区安定服务，包括治安巡逻、纠纷调解、问题青少年教育和两劳释放人员帮教等。除此之外，一些区在社区服务中心开设社区事务受理窗口，可以说政府推动的公共服务，最早萌芽于社区服务中心。
第二，专业队伍的培养，工作岗位的提供。目前上海社区服务中心体系已经形成了1个市中心、14个区中心和120个街道中心的工作体系，每个社区服务中心除1个主任外还有1个社区信息专管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据上海市社区服务中心于2006年6月对19个区县统计，不包括市社区服务中心，目前上海社区服务工作员工共有2207人，在编人员715人，借编人员76人，聘用人员1416人，一些工作员工已经获得了专业社工的资格，有些正在积极参加这方面知识的培训。社区服务中心在工作队伍的建设上，不仅培养了一批实践经验丰富的组织人员，而且正促进其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另外从社区服务中心聘用人数占总体员工数量64.16％可以看出，社区服务中心本身就已经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第三，社会力量的培育，包括服务人员的挖掘与服务队伍的规范化。据上海市社区服务中心于2007年1月统计，2006年，对为老关怀紧急援助系统的空巢老人、高龄老人和老干部已配备了80多名社区综合助老服务员，助老服务员共入户访问老人5万余次，提供上门服务4700余次；而能长期参与社区服务的社区服务志愿者已超10000人；全市社区服务中心可为社区居民联系的社区服务队伍已过7000个，在此基础上共优选服务单位361家，形成具8大类44个服务小项的“社区服务超市”，而涉及服务人员共4000多名。另一方面，在总结几年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了对社区服务超市的管理，修订了《“社区服务超市”管理手册》，明确了从服务受理到服务结束并反馈的标准流程，建立了服务单位联席会议制度以增进自律、沟通和和解，加强了对上门服务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并强化了服务项目开发、服务单位的组织、服务项目信息发布、项目主管人责任制等相关规定。2003年，上海社区服务中心对14个区作过一次调研统计，其中社区服务中心自主运营的业务356项，交由社会运营的148项。因此在社区服务的社会力量培育上，可以说社区服务中心的作用无可替代。
第四，社区服务信息化的资源积累与效率促进。上海社区服务信息化主要包括上海社区服务网、上海市社区服务热线和为老关怀服务紧急援助系统。目前，社区论坛注册用户已增至4万余人，并正在开通居委会论坛，形成解决社区各类事务的知识库和反馈社情民意的渠道；上海社区服务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