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5-09-20
作者简介:孙功达(1963-),男,河北抚宁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学及民族理论研究。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8卷2006年第1期(总第132期)
氐族是古代羌族、三苗和东夷族融合的结果
孙功达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12)
摘要:氐族来源问题一向为学术界所关注,或认为来自羌族[1],或认为来自三苗[2],或认为来自南诏[3],甚至认为来自河北[4],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根据学术界关于东夷族、三苗西迁的有关论证,特别是考古学关于作为氐羌文化代表的寺洼文化具有江汉流域考古文化的某些特征———比如寺洼文化中的陶鼎,其特征是器形较小、敛口、浅腹、三实足、素面,这些特点与长江中下游湖北境内原始文化陶鼎的特征一致———结合作为氐族故乡的甘肃陇南地区所具有的特殊地理位置,推断出氐族的来源是羌族、三苗和东夷族。关键词:氐族;羌族;三苗;东夷;融合
中图分类号:C 9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06)01-0030-04
一
任何一个民族的形成都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都不会是纯而又纯的发展过程。氐族作为中国历史上“早熟”的民族,也必定拥有更为久远的历史。羌族作为一个举世公认的古老民族,其演化、分化出众多的民族是完全有可能的,氐族作为羌族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产物也是完全有可能的[5]。
在嘉陵江上游地区(包括四川北部、甘肃东南部以及陕西汉中西部,即后来氐族居住区)的羌族,很可能与沿汉水西迁的三苗、东夷及陇右高原的戎族(羌族的另一个分支)发生关系,从而共同构成了氐族。
氐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处在民族、文化交叉的十字路口,所以,他们能够兼顾东西南北,农牧结合,至中古时代,氐族也就脱颖而出,驰骋于中华政治历史舞台。一个民族的崛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氐族较羌族、鲜卑拓跋氏、党项、女真、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崛起得早些,甚至早一千余年,不能不说氐族较早“成熟”。就氐族较早成熟的原因来讲,我们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
首先,氐族的族源母体历史悠久,无论是羌族还是三苗、东夷,都是我国上古历史中的古老民族,其分支余裔也就容易较早凸现出来。
其二,氐族所在的甘肃陇南地区及川北地区是我国西部民族走廊的端口,各种政治势力,包括民族、部族迁徙所具有的强势文化都可以在这里汇合,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包容,乃至优胜劣汰。氐族是我国东西部民族、部族在甘肃陇南一带长期融合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讲,氐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融合出来的少数民族。氐族本身具有的优良的农耕文化及能征善斗的民族性格,显现出农耕民族与游猎民族相结合的特征。这也促成了该民族的“早熟”。
其三,氐族生活的川北、甘肃陇南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优越,至少要比冰天雪地的东北森林地区以及大漠南北寒冷干燥的自然地理条件要好得多,这种条件也“催化”了氐族在这一地区的“早熟”。
就氐族的来源来讲,我们必须考虑到氐族的“早熟”问题,考虑到“民族融合问题”和“多源问题”。
我们认为,氐族是东西南北诸早期民族融合的结果,形成氐族族源的民族包括羌族、羌族的次生形态戎族、西迁的三苗以及东夷诸民族。在甘肃陇南、甘南、天水以及四川北部、陕西汉中地区诸民族发生了关系,发生了文化上的碰撞,最后终于形成了氐族。
氐族生活的中心区域在甘肃陇南地区。经过夏商周三代一千多年的生息繁衍、孕育生化,氐族在甘肃陇南地区逐渐成长起来。当然,相比于春秋时期的戎族来讲,氐族形成还是相对缓慢的。陇南地区深谷大川很闭塞,使得氐族的成长过程比较缓慢,比中原化程度较高的羌戎的发展要缓慢些,因而也就较戎族晚出现在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同时也就较晚退出历史的政治舞台。氐族与戎族的差别主要是成熟先后问题,或者叫中原化先后的问题。确切说,戎族较早闯入中原政治文化圈,在自己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还没有在本地区完成农耕化的情况下,就率先插入中原政治文化圈,深入到关中乃至中原的河、洛一带,戎族自己为自己寻找同化的机会。戎族较早被汉族同化,或者说较早被华夏族同化,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与戎族相反,氐族是在自己已经完成了农耕化以后,或者说自己已经有了相当的农耕技术以后才走出了陇南的大山,而后进入渭河流域,再后就是被“请到”关中平原,最后又被“请到”关东,进入中原。所以,氐族在政治上就往往能够掌握主动权,而没有像义渠戎那样一夜间被秦国灭掉。戎族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结束了自己的政治使命,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完成政治化的任务,就结束了自己作为一个政治性的民族的存在,本身的民族性也不
明显。而此时氐族才逐渐大显于世,逐渐完成自己的政治历史使命,参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建设,而后才融入到汉民族中。
氐族在陇南地区的大山中孕化的速度较慢,所以落后于戎族。同是由部分羌族演化来的戎族与氐族,除了两者所接触或者说所结合的部族不尽相同外,氐族比戎族发展得缓慢,主要原因还是自然地理条件。另一方面,也很有可能与所结合的民族有直接的原因。东夷族的农耕技术显然要高于羌族,那么,由三苗、东夷作为一个族源而与羌族结合所形成的氐族,就很可能获得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比较容易或者说比较乐于从事农耕生产。所以,他们的迁徙、流动也就较慢,乐于在甘肃陇南地区长久地生活下去。
二
以下就三苗说,特别是东夷说略作论述。
黄烈先生力主三苗说,惜未能展开讨论,推断的成分较多[6]。目前,学术界就东夷族西迁的问题展开了较为热烈的讨论,有人甚至认为彝族的先祖之一就是西迁的东夷人。
西迁的东夷人也是沿着汉水溯流西迁,到达西方的第一站就是甘肃陇南及其周围地区,或者说与后来氐族的居住区相重叠。这部分东夷人就演变为历史记载中的昆夷人,而后,其中的一支南下,进入我国西南地区。“由蜀山而来成都平原的以黄帝为始祖的蜀山氏后裔的一支……与从西北迁来成都平原的一支昆夷发生亲缘关系,而这支昆夷则是源出史前以蚩尤为始祖的三苗与古东夷族西迁的一支。”[7]我们由此受到启发,西迁的三苗也好,西迁的东夷人也罢,都是沿着汉水西进,肯定会与陇右一带的羌戎发生关系,形成共生局面,也就会理所当然地形成一个新的民族。西迁的东夷如何变为“昆夷”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关专家有详细的论证,本文不拟多讲。关于昆夷人是否保存了自己比较完整的东夷族属性,而没有与西部的羌族发生关系,或者说正是由于他们还没有“适应”西部的环境,便很快南下了,论者大都没有直接说明。而我们则认为,肯定有一部分西迁的三苗人、东夷人在西北地区“安家落户”,也就必然要与当地的民族发生关系,形成文化上的互补共生现象。在夏商周三代,羌族人是西方世界的“主人”,西迁的东夷人是“客人”,主客之间能不发生关系吗?所以,我们认为,东西方民族在西方的接触、“碰撞”,势必存在文化上的交流,也容易形成一种新的民族共同体,产生新的文化。
研究表明,被认为是氐族先民创造的寺洼文化很有可能是外来文化,其文化方面的特殊性表明了它可能与三苗、东夷人所创造的江淮地区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反过来可以证明三苗、东夷西迁的可靠性。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在《临洮寺洼文化发掘记》一文中指出,寺洼文化“是从外界侵入洮河流域的外来文化”[8]。当然,夏先生所说的“外界侵入”多半是指羌戎的侵入。根据寺洼文化存在火葬的习俗并结合文献记载,夏鼐先生认为其族属为氐羌。换句话说,寺洼文化是氐羌先民创造的。寺洼文化中有氐族先民的贡献,或者说是由氐族先民创造的,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寺洼文化不是纯粹的羌文化,而是有不同于羌文化的内容,有东方来的文化因素。而这种外来因素,限于当时的条件,夏鼐先生没有做出明确的判断。现代考古学为解开这个谜底提供了新的佐证。
尹盛平先生在《玁狁、鬼方的族属及其与周族的关系》一文中指出,寺洼文化虽然带有浓厚的羌文化色彩,但在文化面貌上它与卡约、辛店、扶风刘家等羌戎文化的差异较大。寺洼文化的典型器物马鞍形口罐具有显著的特点,与卡约、辛店等羌戎文化不同。甘青地区马家窑、齐家、卡约、辛店、刘家等古文化器类中均没有陶鼎,而唯独寺洼文化有陶鼎,特征是器形较小、敛口、浅腹、三实足、素面。这些特点与长江中下游湖北境内原始文化陶鼎的特征一致。湖北原始文化到了晚期,高圈足器发达,而陇东地区寺洼文化的豆、簋均为高圈足,与甘青地区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及周文化豆、簋的作风不同。湖北涢水流域以及西起汉水下游东至鄂东的石器时代文化,往往用陶末作羼和料。西北的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刘家文化也是用陶末作羼和料。陶土中羼合料不是西北原有的制陶工艺,因为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以及中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陶土中,均没有发现以陶末作羼和料……羼和料,特别是以陶末作羼和料,在中原和西北地区找不到源头,而只有长江中游,特别是三苗文化中才有其源头。所以,我们推测,以陶末作陶土中的羼和料,本是三苗族制陶技术特有的方法。三苗迁三危后,将此技术带到了西北,所以寺洼文化以陶末作羼和料。三苗迁三危后,与当地羌戎杂居,以陶末作羼和料的方法被羌戎所吸收,因此卡约文化、刘家文化和辛店文化等羌戎文化也以陶末为羼和料。这种推测的依据有二:其一陶土中加陶末羼和料的源头是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其二是寺洼文化上限的年代早于刘家、辛店、卡约等羌戎文化[9]。
对此,陈平先生补充指出,三足器与高圈足器发达,这正是山东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的特点。湖北原始文化晚期高圈足器的发达,正是东夷之族由山东向西南迁徙到鄂东以后,东夷文化予以三苗文化影响的反映。同时,迁至鄂东的东夷祝融之族也吸收了三苗先民以陶末作羼和料的制陶工艺,并与同迁往三危的三苗之民一起把这一工艺带到了陇东南洮水流域,并在与之混居的刘家、辛店、卡约等当地羌戎土著文化中得到了推广。罐形鼎也是山东大汶口与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这种罐形鼎随着东夷祝融之族的第一次西迁至鄂东,在鄂东的屈家岭文化与青龙泉三期文化中均有发展,后来又出现于商周时期陇东南的寺洼文化之中。这似乎正反映了古东夷族由山东东夷故地先向西南迁徙到鄂东、再由鄂东由西北迁徙到陇东南三危之地的历史足迹[10]。
古东夷族一支祝融之族由山东迁徙到鄂东,而后沿汉水西行,而不是“由鄂东由西北迁徙到陇东南三危之地”。根据尹盛平先生的考证,受东夷族影响的寺洼文化存在由西向东的流传过程,即由甘肃陇南的洮水流域向渭水流域的东渐过程。所以,我们认为,东夷族的一支是沿着汉水西进,首先到达甘肃陇南地区,在洮水流域与羌戎共同创造了寺洼文化。此后,寺洼文化又随着羌戎的东进而到达渭水流域。当然,西迁的三苗也有一部分可能沿着汉水的支流丹江从河南商洛地区进入关中渭水流域。不过,这部分人肯定不是寺洼文化的创造者。根据学者的考证,三苗的流放地在三危,而三危就在渭水源头。这里距离汉水源头、甘肃陇南、甘南相去不远。我们认为西迁的三苗和东夷的主力是由汉水西进的,至汉水的源头东夷族可能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越过秦岭西侧低矮的山口,沿着嘉陵江北上进入渭水
上游谷地,另有一部分则沿着嘉陵江的支流西汉水进入甘肃陇南地区。这两部分人在渭水的源头处会合,一部分便翻山进入洮河流域,进而创造了寺洼文化。东夷族最为勇敢的一支部族率先进入羌戎文化的最东端,从而形成比较典型的寺洼文化。
从考古文化的形态上来讲,我们首先可以推断东夷族确实进入了甘肃东南部的洮河流域。寺洼文化包含外来的“侵入”成分,即东夷族文化成分,同时又有羌戎文化的典型特征,考古学界由此断定寺洼文化是羌戎文化和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我们由此进而推断,作为氐族发源地地面上的寺洼文化,是氐族早期文化。从而,我们也可以推断氐族文化中包含有东夷族的成分,那么,氐族的另外的族源可能就是三苗和东夷。
由此,我们可以支持黄烈先生的氐族三苗说。现代考古学为古代民族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氐族多元说可以解决关于氐族众说纷纭的来源问题。
我们同时也认为寺洼文化对于说明氐族的发展问题还存在漏洞,比如,既然寺洼文化是由甘肃东南部的洮河流域向渭水流域东渐的,那么,作为寺洼文化创造者和承载者的氐族先民也就应该在渭水流域大显于世。然而,氐族先民并没有在这一带兴盛起来,相反,戎族却在秦陇大地发展起来。
如前所述,寺洼文化作为氐羌文化的判断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且,我们也认为寺洼文化的主体还是羌文化,因为寺洼文化是随着羌戎的东进而向东延伸的,而东夷族文化则不占主体地位。寺洼文化是羌戎和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其存在形式,即存在的独特性或曰双重性便是氐羌文化。确切来讲,寺洼文化是羌、东夷或曰羌、三苗文化。当时,人们之所以还不这样判断,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发现寺洼文化中存在东夷的成分。
由寺洼文化的东进,羌戎中事实上也包含了东夷族成分。戎族与氐族很可能都是羌族与东夷族相结合而演化出来的新的族群。民族交往,首先是文化方面的相互吸收,而后是相互通婚,在长期的生产生活条件下,就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寺洼文化存在的时间大致在商代中期至春秋初期,与戎族的活动时间大体一致。而且,寺洼文化东进的分布范围也与西戎的活动范围大体相当。戎族与寺洼文化关系也比较密切。
寺洼文化对于氐族的历史影响比较小,而其意义则很大。承认寺洼文化的东夷成分,我们就可以判断东夷族确实到达过这里。而甘肃陇南地区可以说是东夷人抵达渭水上游乃至继续西行进入洮河的必经之地。甘肃陇南地区在羌族东进道路的南侧,是羌族东进的避风港,也是其南下的通途之一。羌族的某些支裔不可能不转入到这里来。西进的东夷族一旦进入汉水流域、渭水流域,也都要进入甘肃陇南地区。
我们认为甘肃陇南地区处在西迁的东夷族与东进的羌族前进的路途的南侧,刚好是一个避风港,甚至可以说是民族迁徙洪流的蓄水池,肯定要有往来的迁徙者进入这个地区。相对闭塞的环境,农牧皆宜的自然地理条件,缓慢地孵化孕育着流存在这里的人民,氐族就是这样的幸存者。这也就是氐族与戎族虽然都受到东夷族的影响,而戎族率先走进中华文化圈的客观原因。
寺洼文化的东夷族成分对于解决古代三苗所迁徙的三危山所在地问题以及氐族族源问题都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佐证。另外,有研究者认为,西迁的东夷族进入西北地区以后又被史学家“史化”为“昆夷人”,即重新“命名”,而这部分“昆夷人”又南下四川,与从蜀山上下来的蜀人及当地土著濮人相结合,融合为“早期蜀人”。而早期蜀人也就是彝族的先民之一[11]。昆夷人从西北地区南下,首先翻越河西祁连山,进入青海,而后继续南迁,“沿岷江和大渡河发源地的横断山脉南下,居于成都平原与由蜀山而来的蜀人联姻后向滇、黔迁徙”[12]。就是这部分南下的昆夷人实际上也要经过甘南地区,部分昆夷人留在甘南乃至东行进入嘉陵江支流白龙江水系也是有可能的。换句话说,祖族东夷的昆夷人的一支进入甘肃陇南地区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们还可以推测,进入成都平原的昆夷人也可以向东北转进而沿着嘉陵江水系北上进入甘肃陇南地区。古人迁徙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设计周密的行动计划,本身也有随意性。需要说明的是,南下的昆夷人不会不对处在“民族迁徙孔道”上的甘肃陇南地区产生一定的影响。目前考古学可能还不能直接证明昆夷人对该地的影响,也许体质人类学能够对此提供帮助。
著名彝族史专家易谋远先生指出:“由于东夷族的不断西迁,大约在夏代或夏商之际以前,九夷中的畎夷部便开始西迁,在到达西北之后,其原在东方已有之畎夷的旧称仍就保留而未改。大约在商周之际或西周时西北昆夷的一支又越岷山而沿岷江河谷南下,在到达成都平原后,与早已从牦牛徼外入居于此的以黄帝为始祖的蜀山氏后裔接触、联姻、流入河融合为彝族先民`早期蜀人',在战国秦汉时期称为`昆明'。”[13]
在此,我们对于南迁的昆夷人是否成为彝族的先民之一不多加讨论,只是对于东夷族西迁的真实性以及西迁的路线感兴趣。同时,应该指出,昆夷人的南下,无论是沿着那一条路线南下,都有可能对甘肃陇南地区产生一定的影响。据易谋远先生论证,“公元前10世纪左右中国历史上曾经历了长达一至两个世纪的持久的寒冷和干旱的气候变化引起民族的迁徙……昆夷由西北南迁抵达成都平原的时间至迟不会晚于此时(指公元前9世纪初)[14]。事实上,甘肃陇南地区恰好就是一个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地方,寒冷的西北风对这里的影响比较小,其南部属于亚热带气候,绝对是逃避寒冷的好去处,南迁的昆夷人不会完全撇开这里而完全进入四川地区。对于北方民族来讲,甘肃陇南地区应该是一个容易接受的理想的“避风港”。
商、周时期西北地区的“昆夷”(春秋时期称“犬戎”)源于西迁的古东夷族的观点,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众多学者对其科学性、真实性也都加以论证[15]。西方存在三苗、东夷族势力对于理解氐族的族源有相当的启发作用。就氐族发祥地甘肃陇南地区来讲,三苗及东夷族的西迁肯定会对其产生影响,除非东夷族没有西迁。事实上,东夷族不但西迁,而且还南迁,进入了我国西南地区[16]。三苗、东夷族人西迁、南迁,自然要对新的居住地产生影响。
三
从目前来看,寺洼文化明显受到东夷族影响。西迁东夷族对甘肃陇南地区远古居民(可能是羌族东进的一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甘肃陇南地区不在东西方民族交通的中心孔道(渭河、汉水为主航道),而是略微偏南,无论是东进的羌人主力还是西迁的东夷族主力都不会直接进入这里,只会有或者说只可能有部分进入这个地区。所以,西迁东夷族的强势文化不会在这里发生作用,同样,东进的羌族强势文化也不会进入这里。进入这里的肯定是双方的比较温和
的部分,所以,东夷族的文化特征以及羌族的重要文化特征都不曾在这里留下。虽然如此,在考古文化方面,我们还是在陇南地区氐族传统的居住区找到了证明东夷族特征的寺洼文化的广泛分布[17]。
氐族这个农牧兼营的独特民族就存在于以牧为主的羌族的“边缘”地带,不与羌同;站在东夷族西进“道路”的前面(偏南一点),而没留下东夷族的明显痕迹。寺洼文化虽然留有羌族、东夷族的文化痕迹,甚至被认为是氐羌文化,但是,氐族似乎也没有将寺洼文化发扬光大。就其原因来讲,主要是因为氐族先民后来在这里遇到了生存方面的困难,特别是因为气候的变化所带来的灾难。
氐族与东夷族连接的桥梁就是带有东夷文化特征的寺洼文化。寺洼文化除了向东推进,到达渭水流域,也有部分进入甘肃陇南地区,一部分寺洼先民也进入了这个地区,而成为氐族先民。杨铭先生指出:“西周中后期,中国历史上确曾经历了长期的寒冷和干旱的过程。这一持久的气候变化,引起了民族的迁徙和变化……这正是寺洼居民演变为氐人的关键所在。这一方面,尽管在文献和考古材料上还没有找到证据,但从我们调查得到的口碑材料中,却找到了重要的线索。”[18]杨铭先生所说的口碑材料是指甘肃陇南地区西和县至今还盛传的“立眼人”的故事。他们对“立眼人”的描述是:立眼人的眼睛和常人不一样,除了横列的两个眼睛外,在前额中间还有一个纵立的眼睛,共有三只眼。天下雨时,立眼人的纵眼因为无眉骨睫毛遮护,雨水就会侵激眼球。因此,他们就生病绝种了。立眼人即“离年人”。西和口音,眼与年同,读作n i a n。“离年”,就是天年已尽的意思。他们还说,在仇池山附近出土的寺洼文化器物,就是立眼人用过的东西。特别是其中呈马鞍形的双耳侈口罐,双耳垂直,像立眼状,就是立眼人的形象。
杨铭先生推测:“所谓立眼人就是寺洼文化的居民;立眼人因为受自然灾害的侵袭而绝种,间接反映了西周中后期气候变化对寺洼居民的影响。而立眼人的传说,又与氐人有密切的联系。今陇南、川西北盛传二郎神杨戬的故事,杨戬的形象就是三只眼。”[19]据李思纯先生考证,二郎神杨戬就是氐族的狩猎神[20]。今天生活在甘肃陇南文县、四川西北平武一带的“白马藏人”,他们自称是氐人的后裔,他们在岁腊祭祀祖先时,所敬的氐族祖先,就是三眼天王[21]。因此,可以通过立眼人的故事,可以发现寺洼文化的居民演变为氐人的基本线索[22]。
显然,杨铭先生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寺洼居民进入陇南地区也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寺洼居民进入到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陇南地区,实现了胜利大逃亡,或者说部分实现了胜利的大逃亡,而有相当一部分则没能躲过天气突然变冷的灾难。如此,寺洼居民就成为了氐族先民。由于寺洼文化中存在外来的东夷族文化,那么寺洼居民显然也就有东夷族人(不排除三苗人),寺洼居民很可能就是羌戎与东夷族的联合体或者是混合体。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氐族先民中存在东夷族成分。氐族绝对是早期民族融合的结果。因为,寺洼居民可以进入陇南地区,那么,西迁的三苗人后裔以及羌族、戎族某些部分,不也都可以进入相对温暖的陇南地区吗?总之,甘肃陇南地区由于地处东西方交通的孔道附近,又是北方的“暖棚”,所以,西北地区部分民族进入到这个地方是完全有可能的。
甘肃陇南地区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小熔炉,熔铸了我国历史上一个不朽的民族———氐族。这里也是民族融合的温床,羌族、东夷族就是在这里孕育、孵化出了氐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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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王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