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司法、税收法治与和谐社会——本土化语境下的中国税收司法改革
王桦宇
【学科分类】税收法
【关键词】税收司法税收法治和谐社会本土化语境下中国税收司法改革【写作年份】2006年
【正文】
目录
一、司法与法治：以税收的名义展开
（一）基于司法的法治
（二）税收司法与纳税人权利保障
（三）税收的司法保障与法治文明
二、税收法定与税收司法：理想与现实之争
（一）税收法定主义与法定主义的意义
（二）法定主义与税收司法
（三）形式的法定与实质的法定
三、中国税收体制改革：为什么不能进入司法？
（一）税收体制改革的法律意义
（二）税收进入司法的现实困境与法理困惑
（三）税收进入司法的必然性、可能性与步骤安排
四、从传统伦理到法律制度的变迁：中国税赋文化的法治进程
（一）探寻税收制度与现象背后的法理文化根源
（二）中国赋税文化的递进传承：为什么而变革？怎样变革？
（三）法治与和谐：税收司法在当下中国语境里的解读
五、和谐社会与全球治理：税收司法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目标暗合
（一）人权、司法改革与税收司法
（二）民本、和谐社会与税收法治
（三）善治、公民社会与税收的全球治理
一、司法与法治：以税收的名义展开
（一）基于司法的法治
司法，是国家权力通过法律适用形式在社会纠纷解决领域进行的活动，是国家“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不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法”。在法制健全的社会中,司法被视为救治社会冲突的最终、最彻底的方式。在西方国家，“司法（Justice）”在语词意义上是与“西方法”、“正义”相同的，即便是在古老的中国，法在本原意义上也是来自于司法审判的理解，并进一步延展到司法正义的角度。这样，“法”与“司法”本来是联为一体的，其最终的指向就是在社会实现基于司法的正义法治。
戴雪认为，“法治”（rule of law）有三层含义：一是法律至上，二是法律面前的平等，三是宪法作为通常法律的后果。这其中，后两者均是与司法有关，并通过司法来实现的。对于旨在实现法治的司法而言，这里有两个基本判断：首先是某种社会秩序或法律状态是否能够进入司法的范畴，尔后是这种司法的过程是否体现了社会公正。通常意义上所称的司法化改革，一般是指某类法律行为和事实是否需要和可以进入司法的渠道，而通过适用法律的过程来达到制约权力的目的。
现代性语境下的司法理念关注点逐渐从形式合理性过渡到了实质合理性，不仅政策、原则和社会影响补充到实体规则中来开始进入到司法判断的领域，同时结果公正和利益调适也继程序公正之后成为司法考量的重要依据。法治在这种情形下也有了特别的涵义，即法治的内在要求不仅只是纯粹从具体和狭隘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冲突中找寻协调救济之道，同时还衍生到影响主体规则治理和特定秩序约束的层面，对司法的对象和过程作出更进一层的价值评价。
（二）税收司法与纳税人权利保障
囿于我国的税收法律的缺失，当前的税收司法只可能是税务机关就行政法意义上的税收征收进行了些许的处罚。在比较严重的涉税案件中，则由法院依据刑法给予偷税人惩罚性的刑事责任。在这样的税收司法现状下，税收案件依然是层出不穷，大量涉税案件审理还受到当地行政机关的干涉，在涉及国有企业偷税、漏税、逃税等问题上尤为明显。这种税收司法的格局，不仅影响了国家的税收秩序和税收收益，而且还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其他纳税人包含平等纳税权、公平给付权在内的等各种合法权益。
税收作为连接公民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之间的纽带，理应成为法律设计和运行关注的重点。在国人的普遍认识中，税收成为国家获取财政的主要方式，所以税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浓厚的行政法和公法的形式意义。征收税款成为国家的一种权力，而依法纳税则成为公民的纯粹义务。而事实上，国家的税与公民的税的指向并不一致，国家税款的意义是从公民财产中取得并用于支配公共物品的部分，公民税收的意义则是表征完成国家二次分割后私人可以使用的部分。从法理意义上，公民财产权利的削弱一是基于民事上的侵权行为，二是基于税法上的授权侵害。而就普遍性和简易性而
言，对公民财产权利最正当的侵害者则是合法取得征税权力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税法实际上是侵权法或侵权控制法。
纳税者的权益保护不仅要求国家在实际的税收征收行为上合法，而且还需要在财产权利受到侵害时有公正的救济渠道。现行的税收行政复议，有着保护国家税款先行缴纳的规定，同时也规定了缴纳税款以外的复议程序。但行政复议仍然只是一种行政机关内部弥补行政瑕疵的行为，并不必然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得到独立性评价下的公正保障。税收司法的意义在于由独立的第三方国家机构——法院来介入，依据实体规范和程序规则来对征税的事实进行公平审理，并做出权威性的认定和裁判。同时，税收司法的意义还在于当事人应以同等机会和权利接受司法，纳税人也可以成为被告。
（三）税收的司法保障与法治文明
检视现代文明的进程，不难发现税收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从历史宏观层面上讲，无论是英国贵族与国王征税权的对抗还是法国大革命中平民的分权要求，税收在其中都是斗争的导火索和争议焦点。从制度微观层面上讲，无论是1919年《德国租税通则》的颁布施行，还是1924年美国税收法庭的形成，税收司法秩序的建立都可归结为对纳税人权利的最基本的救济保障。税收之所以在文明进程如此突出，一是由于私人财产权的先天重要性和对于公民的物质保障意义，二是法治文明的进化是在不断尊重人权的历史轨迹中渐次沉淀的。而税收司法则把这种终级关怀高度现实化，从权利救济的角度对财富分割秩序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和补充。
著名大法官霍姆斯有句名言：“税收是文明的对价（Price is civilization）”。所强调的就是税收对于公民而言只是为了自己利益的一种支付，明确体现了税收在文明社会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至今此种理念在盎格鲁萨克逊（Anglo-Saxon）传统的西方诸国中依然根深蒂固，并且成为社会法治的重要判准。而在这种基于契约文明的对价交易中，税收司法有效保障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力在符合既定规则里正当运行和平衡。不同国家依据各国独特的争讼文化和法治习惯建立不同的税收司法体系，比如德国荷兰的税务违法案件调查局制度、意大利俄罗斯的税务警察制度、美国法国的税收法院制度，等等。
文明是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构成，税收文明也成为税收文化中最先进的部分。税收文明的突出表现是税收文明的法治化，也即所有的立税、征税和纳税行为均应接受法律的评价和适用。被税收切割的公民财产权作为基本权是权利保护体系中的原初起点，是法治社会建构和维持的基本要素。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解，“税收法治是法治社会的突破口”。而权利保障作为法治文化的基础构成，使得税收司法成为实现税收法治的关键切入点。与税收相关的争议解决将从行政执行的单纯面相过渡到司法适用的保障体系，这样国家公权力和公民私权利的界限在公正裁判的基础上达到定分止争的法治图景。
二、税收法定与税收司法：理想与现实之争
（一）税收法定主义与法定主义的意义
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学者们一般不持异议。但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学者们却有不同的理解。按传统观点，税收法定主义大致包括税收要件法定原则和税务合法性原则。前者要求有关纳税主体、课税对象、归属关系、课税标准、缴纳程序等，应尽可能在法律中作明确详尽的规定。后者则要求税务机关严格依法征税，不允许随意简征、停征和免征，更不能超出税法的规定加征。但不管是传统的税收法定主义也好，还是现代的税收法律主义也好，税收法定主义的主要意旨在于税收各要素均应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并在税务实践中确实按法律规定来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讲，税收法定原则实际上是基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观念而对征税权施加的一种苛刻约束。
在法理意义上，税收法定主义包含四层意思：一是法律优位，即税收的取得、使用和持有均应符合形式意义上法律的规定，排除行政法规等下阶法源的越位适用；二是构成要件明确，即课税的各项要件均应明确具体，排除税法中概括条款和弹性规定；三是排除类推适用和溯及既往，在方法论上排除法律解释和法律补充的适用；四是法律保留，即税收法律中的特定事项须由法律予以规定，授权立法亦不得侵入此原则。税收法定主义体现对税及其课征机关的严格控制，目的在于更大限度的保护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也即税收行为的规制应当在法律严格授权的基础上方能进行。
税收法定主义的意义在于通过高位阶立法保障的形式拘束来对政府可能的权利
滥用进行预先性规制，同时使得税收立法进入民主统制的基本范畴，以防止政府单纯税收经济考量而给纳税人带来的不合理的负担。法定主义一方面是税收立法必须是以法律的方式明确规定各项税收的构成要件与具体条款，另一方面税法的执行、解释与适用实行最严格的行政拘束和纳税人保护原则，来实现通过对政府税收行为的正当性进行彻底法定。同时这种法定不仅具有实体法上的一般规制意义，需要对征税机关的权力、税收构成要素等作出明确规定，而且在程序法上也具有严格的约束性，对税款的征收程序、纳税人的缴纳程序也应有具体的条款。
（二）法定主义与税收司法
税收法定主义的思想渊源在于保护国民利益，限制政府恣意行权，其内涵和外延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日本学者北野弘久曾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传统的税收法定主义，第二阶段为现代宪政条件下涵盖立法、行政和司法全过程的税收法律主义，第三阶段则为基于维护纳税人基本权的财政民主主义的更广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也即，税收法定主义的价值已不仅限于税收立法和税收执法的基本范畴，而且还要求税收司法也能体现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税收司法也应秉持最严格的法定主义，在依据法律平衡政府与纳税人税收权益的前提下，对税法采用严格适用原则，在维护纳税人权益上实现司法公正。
任何一项法律原则，如果没有被立法者在立法内容和程序中采纳，或是没有被行政者在行政行为中严格执行，或是没有被司法者在法律适用中作为裁决的依据，那么这项原则只能是纸面意义上的一种观念宣示。对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理解，亦是如此。把税收法定主义特别限定或曰特别解释为税收立法范畴的时候，税收执法和司法中的法定主义则必然呈现相对次之的状况。不可否认，税收立法的法定主义是税收法治的先导和前提，但同时税收执法与司法特别是税收司法，应该是与税收立法一脉相承并
起到根本保障的意义。特别是税收司法在征税权力滥用时的控制功能以及在税收权利冲突时的救济功能，对税收法定具有补充性的秩序规范意义。
通过民主决策而制定出的税收法律，必然会是合理保护纳税人权利和有效维持国家税收秩序的良法。在纳税人的权利体系中，纳税人的权利分为基本权和非基本权，前者包括积极的立法参与权和消极的寻求救济权，后者则包括由前者衍生出来的各种权利，比如立法知情权、执法监督权，等等。而在纳税人的基本权中，立法参与权仅只在立法过程中才有实际意义，而对于众多权利受到侵害的日常生活中，寻求救济权则是一种可以经常化的基本保障权。从这个层面来看，税收司法是税收基本权保障的最佳方式，这也是由税收司法的特性所决定的。税收司法的特性在于：税收司法本身具有中立性和终级性，税收司法过程是建立在正当程序基础之上的，税收司法判决则是由合格的法庭和法官作出的。
（三）形式的法定与实质的法定
在严格的形式意义上，税收法定主义是针对税收立法的关注点而言的。税收法定原则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要求课税要素必须且只能由议会在法律中加以规定，即只能由狭义上的法律来规定税收的构成要件，并依此确定主体纳税义务的有无及大小。其二，课税要素明确原则。依据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课税要素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征税程序不仅要由法律作出专门规定，而且还必须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歧义。其三，稽征程序法定原则。课税要素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关涉纳税人权利义务的程序法要素均必须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税收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稽核征收，而无权变动法定课税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
学者们在谈到税收法定主义的时候，往往也会提及实质课税主义，意指税收征收不一定以形式上的要件为必要，需要采取实质考察的方法来确定是否需要征税和征税多寡。就税收规避的角度而言，税收规避产生于私法意思自治与税法形式理性之间的矛盾。公民之课税义务是以政府公共支出为一体两面之反映，但若私法上的这种不诚信或曰侵害行为影响了税收行为的一般秩序，那么法律上的实质约束和深层规制就成为非常必要。在事实上，税收筹划在各国均是合法有效的，但是什么样的税收规避行为成为法律许可的节税，什么样的税收规避行为又会触犯法律承认的范畴？其中的认定又应遵循什么样的标准？又有什么机关来完成此项职能呢？
对于税收法定主义和实质课税主义的理解和界分，是需要依靠税收法院和税收司法来完成的。在税收司法过程中，税收法官们需要依据法律的严格规定和有关税收的客观事实，作出专业的学理判断和价值考量，对某一项税款是否需要征收以及征收多寡的正当性等作出裁决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质上的税收法定最终是由法院来保障实现的。因为法律一旦制定以后，对于法律的理解和对法律事实的判断就应交由司法体系来监督和保障。一般而言，税收立法只能基本实现形式上的税收法定。如果在执法上遇有或曰也不可避免地遇有侵害纳税人的行为并产生争议时，没有一个独立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专业的权利救济渠道，那么这种形式上的法定将会没有任何实际的法律意义。
三、中国税收体制改革：为什么不能进入司法？
（一）税收体制改革的法律意义
税收体制改革首先是一个政治层面或曰实践层面上的命题，其次才会涉及到法律层面和学理层面上的解读。但是这种判断并不影响法律评价先行对政策变动进行指引，因为体制改革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制度变迁的范畴，而现代国家的任何制度变迁依然还是需要拘束在宪法与法律的轨道之内。理解税收体制改革的法理根基和目标指向，需要首先认知到以下四个基本问题：一是税收体制改革的运行层面是在于经济、政治还是社会？二是税收体制改革的着眼点是在于税收的财政经济利益还是在于国
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三是税收体制改革的原则是本身在法律的范围内运行还是以体
制改革促进法律的跟进性变更？四是配套的制度支持是否以税收体制改革的成功与
否作为判断制度对错的标志？
体制改革首先是一个思想意识的问题，然后才会进入实然操作的层面。税收体制改革运行若是仅仅陷于经济层面，那么不会涉及大的权力格局系统变更的问题。此种情形下的税收体制改革仅在于行政领域，并进而渗透到财税立法领域，而不会对司法领域造成冲击。若是体制改革涉及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特别是触及学界启蒙的公民权利范畴和宪政领域，那么相应的司法改革跟进必然是无法避免的。税收体制改革影响的不仅是财政经济利益，还进一步涉及到国家政治体制的层面，如中央地方的事权财权划分的问题，这些都是属于宪法统制和适用的范畴。从体制改革的意义而言，以税制、预算制度和财政体制三项改革为先导的政策为宏观税法拟定了方向，并在以后的税收立法实践中逐渐予以完善和补足。相应的配套改革制度则以税收体制是否成功作为基本评价判准，与此同时这些配套改革也会对体制本身的结构带来相关影响。
税收体制改革作为社会转型的重要方面，决定着宏观税收政策和税收法律的变迁指向。对于如何对税收体制改革进行法律评价，或曰税收体制改革的法律意义如何，是理解体制改革背景下税收法治的基本前提。申言之，税收体制改革涉及宏观改革和微观改革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改革主要涉及国家的大的财税体系和格局的重构，包括税制、预算及中央地方关系处理等方面；微观层面的改革则主要涉及具体的税收征收程序、纳税人权利保障、税收争议解决和税收案件的查处等方面。在税收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包括税收司法在内的微观改革暂时只能起到配套措施的作用，尽管纳税人权利保障和良好税收秩序的维持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构成。不过，对比晚近发展的中国司法改革进程和态势，税收体制改革在税收领域的宏观权重和覆盖面是更为大比例和深层次的。
（二）税收进入司法的现实困境与法理困惑
通常意义上所称的司法改革一般限于比较微观的视野，也即主要关涉税收本身是否可以进入司法和进入司法后如何处理的问题。至于更为高阶的宪政层面上的税收司法改革，则有待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在渐进的制度变迁中得以实现。当前税收司法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客观现实和法制环境上遇有方向性和框架性意义上的困境，比如当前推进税收司法是否有适格的法院和专业法官，如何对现行的税务稽征和调查系统进行整合，要对现行的司法体系进行什么样的革新，等等；二是在主观认知和法律意识上存有非常大的指导原则缺失以及对税收司法效果的不确定，比如税收司法的基础在于依法稽征税款还是依法保障人权，是采纳内在的司法化
努力抑或接受外在的司法权介入，税收司法的效果如何保障，等等。这些都是阻碍税收进入司法的基础性矛盾和体制性困局。
当前税收司法面临的困境首先是体制性的，而后又是法律性的。其一是司法权威的问题。与司法权威紧密相联的概念是法官独立、程序公正和裁决终局，这在当前的司法改革的背景下依然还是需要逐步实现。而这其中，专业而精通的税收法官的培养和储备并非一日之功，因为税收领域本来就是一个既复杂精细又需要经验积累的范畴。其二是司法所针对的范围的问题。司法不仅完成对各种行政、刑事方面涉税案件的审判，同时还可以对相应的行政规章和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文件首先就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但是这种专业性的审查由现行各级法院能进行吗？即便是不予适用的判断，法官们都不愿或难以作出。其三是面向税收的司法体系问题。税收司法也同样涉及组织体系的问题，税收法院如何与现行法院体系相衔接，是专门设立税收庭还是在行政庭下设税收庭，税收庭设到哪一级，等等。需要综合考虑税收案件的性质和多寡以及法官数量作出研判和选择。
即便是税收能够进入司法的范畴，相应的一些深层次的法律困惑同样困扰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比如，既然司法的属性和要求在于司法公正，那么是否需要完全强调当事人的平等地位，还是说在当前经济发展政策需要下保障税款不流失，或是倾斜性保障相对弱势的纳税人的税收权益？又如，现在世界各国都普遍设立税务警察、税务调查局和税收法院等机构，我国是否需要引进这些制度或曰怎样改进这些制度，这些制度的引入或改进与我国现行的相关组织法有无冲突的地方？另外，税收司法还涉及到权力格局重新配置的问题，诸多的具体税收司法权能毕竟需要从当前过于膨胀的税收行政权中抽取派生，如何保障司法权不被空置也是需要考虑的方面。最后，在税收法律领域，能否形成以税务代理人、税务律师、税务警察、税务检察官和税务法官为基础构成的税收司法共同体，以促进法治有序的税收司法格局的形成？等等。
（三）税收进入司法的必然性、可能性与步骤安排
税收进入司法的正当性已然十分明了，但是税收司法在我国特定语境下是否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可以认为税收司法在当下中国既具有理论和政策上的必然性，又具有技术上的可能性。从必然性上讲，包含三个方面的涵义层次。其一，在法理逻辑上，建设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使税收进入司法成为必然。现代国家均以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为追求法治的基本准向，税收进入司法符合法治的基本原理和思路，同时还可以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其二，在财经理论上，公共财政运行的内在需要使税收进入司法成为必然。公共财政理论要求国家税收应当用于公共物品的提供，并需要有效的秩序和规则来约束，司法约束即是继税收立法约束之后的有效的制度控制方式。其三，在社会政策上，转型社会的秩序考问也促使税收进入司法成为可能。转型社会中各种矛盾特别是关涉公民财产权利的冲突不断深化和突出，积极寻求正确妥适的调处方式也使得司法进入税收领域成为必然。
从技术可能性上讲，现行的司法改革方向和税收体制状况也为税收进入司法提供了初步的政策基础和实践平台。税收司法从根本意义上还是在于司法，司法改革一个重要的目标即是在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确保司法公正并维护人权，实现司法权威和社会法治。现行的司法改革中就有关于税收司法尝试的情形，并且有一定的实践效果。部分地方建立了司法组织，如与公安机关合办的“税务公安派出所”、“涉税犯罪侦察
室”，与检察机关合办的“税务检察室”，与法院合办的“税务审判庭”、“涉税案件执行室”等，在税收行政执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具备了专门的税收司法机构的某些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司法介入和相应制度保障的力度，在现有的法院系统中设立行政庭下的税收庭，在税收行政系统中设置税务警察等，均是在行政体制范围和法律制度所允许和具有可行性的。
税收司法不仅关涉司法机关的组织更迭问题，同时还影响到税收领域公权力的重新设置，所以实施税收司法的进程应当体现必要的稳妥和循序渐进。首先，需要在立法上对税收司法作出相对明确的规定，以使税收司法的立法理念、组织保障和程序公开等方面在法律上能有所遵循和依从。其次，税收司法宜从税收行政案件案件入手，在中级以上法院尝试设立税务庭，针对税收行政案件积累比较丰富的审判经验和培养后备法官。再次，对于涉税非行政案件，如税收犯罪等税收刑事案件、税收代理和税收担保所致的税收民事案件等，善于整理形成税收司法的审判脉络，并积极建立税收警察和检察官制度，利于以后形成比较完善的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能良好运行的税收司法体系。最后，对于理想化的税收司法图景而言，还需要国家司法权威重塑、税务法官专业性和独立性保障、税务律师空间上扬等体制性改革的渐次跟进和税收司法共同体的环境支持。
四、从传统伦理到法律制度的变迁：中国税赋文化的法治进程
（一）探寻税收制度与现象后面的法理文化根源
我国的税收文化历史悠久，“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司马迁语），说明随着中华民族第一个国家—夏朝的建立，为满足国家财政运转需要的赋税也随之出现。从税收制度的雏形（夏商周的贡助彻）到税收制度的确立（鲁国的初税亩），再到税收制度一系列变革（战国的租赋制，隋代的租调制，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传统税收的根本制度和主要精神基本保持不变，从而积淀成我国的税收文化传统。在我国几千年的税收文化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传统。有“富民强国”的民本主义思想，如“仁政惠民”、“与民休息”等；有强调税收促进生产发展的思想，如“轻赋薄徭、以农为本”等。中国古代虽不乏明君贤相，他们的财税主张和措施客观上或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供给国家财政，并进而维护统治阶层。税收立法和实施完全操纵在君主一人手中，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来实现赋税徭役的涉及范围与缓急轻重。
我国的传统税收文化植根于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上层
建筑之中，因此，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家国同构造成的政治伦理化倾向对传统政治文化影响颇深，也进而形成了我国传统税收文化的法理根基。首先，税收建立在权利与义务不平衡不对等的利益格局上。税收被认为是作为“子民”的臣民对作为“父母”的君主的无条件的供奉，是无权利的义务。其次，人治基础上的税收制度具有随意性和非规则性。与纳税人形成的“皇粮国税”非交不可的强制性义务观相反，对拥有立法权、征税权的权力者而言，法只是手中把玩的道具，因而出现所谓“人情大于王法”等现象。再次，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特性使得阶级生成的进程显为减慢并抑制了法治启蒙。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政治家的主流思想一直强调农业为本，工商为末。农本主义使商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也使得我国不能形成特定的资产阶级阶层。因此，作为西方各国普遍化现象的因税权轻重而生的代议法治发端在中国无以出现。
我国的传统赋税文化源自于农业社会和封建制度，迥异于西方各国税收传统来自于征税权的民主抗争史。国民政府时期的税制改革基本顺应了现代税制发展的需要，但是由于战乱纷飞、腐败丛生和国运不济，“民国万税”成了彼时税收畸重的真实反映。计划经济转型时期的税收制度，沿袭于“苏联模式”的财税体制使得我国长期把纳税“义务说”当作课税的理论依据，过多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特点，强调纳税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应尽的义务，而很少顾及纳税人应享有的权利，甚至产生了“纳税光荣”的道德义务。直至实行世纪之末税制改革以来以来，我国的税收制度变迁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税制改革内涵。税收首先被确认为基于提供公共物品的需要，也即税收不再被认为创造国家财富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基于公共财政理想的税收国家模式逐渐在我国确立，税收相关领域的政府行为也逐渐进入法律调整的范围。
（二）中国赋税文化的递进传承：为什么而变革？怎样变革？
税收文化传统既是历史的积淀和轨迹，又是未来的起跑线和瞭望台。今天的税收体制改革，税收法律的完善，吸纳人类税收文明优秀成果，都离不开这个基础。中国的集权文化对赋税文化和法治进程均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就赋税文化而言，中国历来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臣正统思想，税收历史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西周或是更早。并且在农业税的基本特征中不断调整国家与百姓的税负水平，并呈现重轻反复的总体态势，直至近代以来才有所转变。就法治进程而言，传统税收文化和中国争讼习惯并不必然的关联，由于税收为君主或阶级统治之工具和财源，不可能付之诉讼从而动摇或甚至是质疑赋税制度的合法性。不仅宏观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无以在上层建筑中立足和生根，而且微观意义上的税收司法进程也仅只是在当下才进入人们的视野。
税制作为一国基本制度是否进入或实际上进入宪法统制的视域，是税制是否经常发生变革的判断依据。税收立宪在很多国家均予以实现并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原则，但在相当长的中国税制史中，并未出现，甚至是被人们所意识到。即使是在中国现阶段，税制变迁的宪法基础依然付之阙如。美国税制本身即是与联邦宪法紧密勾连在一起的，任何人不得在宪法之外任意设计和改变现行税制。任何关于税制改革的法案，均须经由议会的广泛辩论和深入探讨。并且，这种法律至上的征税观念和纳税意识深刻植根如政府和普通民众心理中。学者们一般认为，在国家宏观层面上，税收法治化是国家法治化的突破口与合适起点。而司法公正是法律精神的内在要求，是法治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内容。就税收法治而言，司法审查制度则是构建宪法监督体系的基本方式。而对于微观层面的事关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税收争议而言，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保障即是税务纠纷解决能够进入司法化的轨道，税收司法成为人们税收争议解决的常态现象。
考察当代中国的司法变革过程，也是中国司法文化吸纳现代司法文明、超越自身司法传统，进而实现司法现代化的过程。概括地说：中国司法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呈现下列主要趋势：一是从传统的司法行政合一到现代的司法独立；二是从传统的诉讼法与实体法不分到现代的独立诉讼法体系的形成；三是从传统的“无讼”思想到现代的诉权理论；四是从传统的司法独断到现代的司法程序化。生长在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中的税收，进入司法需要面临许多观念的更新和制度的重设。比如税收司法与税收行政独立的取向，特别税收诉讼体系的设计，注重纳税人权利意识的凸现，确保税收
诉讼过程中的程序公正，等等。中国赋税文化的递进传承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税收在现代国家中进入司法实际上具有税收体制和司法改革的双重涵义，共同迈向逐渐法治化的转型中国。
（三）法治与和谐：税收司法在当下中国语境里的解读
法治与和谐是当下中国改革语境中重要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也主导了今后一个时期国家社会的发展走向。一个和谐的社会，应是以社会稳定为外部特征，以公平正义为内在精神，并具有健全的利益整合机制和矛盾处理机制的社会。“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的升华，是法治社会的最高阶段。” 如果将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谐社会则是实现法治的结果。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离不开法治。法治的形式价值提供着社会秩序的制度框架，规定约束社会运行的实体法律和程序规范；法治的实质正义塑造着和谐社会的内在精神，对和谐社会的公平和整体利益创造法理基础；法治的利益整合机制和冲突解决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保障正义、促进和谐。法治的功能与对正义价值的追求，能够通过立法来分配正义，通过执法来平衡正义，以及通过公正的司法来保障正义，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
法治是需要救济机制的。没有救济机制，法所确立的社会秩序就得不到保障。社会的不和谐经常来自于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社会关系被破坏，社会成员的合法权利被侵害。因此，一个和谐的社会，就应该具有一种中立的、权威性的法律救济机制，来解决权利纠纷，维护社会正义。权利救济机制的法律形式除了各类实体法之外，还包括各类诉讼法。因此，各类诉讼制度都要体现公正和效率原则，从而使失衡的社会关系迅速得以修复，使失和的人际关系重新达到和谐状态。在现代文明社会，必须树立起司法权威，社会大众不仅在理智层面上认同并接受司法权威，而且在情感层面上尊重并信仰司法权威；在权利救济机制中，公民体会到的不仅是实体公正，而且享受到程序公正。一个具有实体正义和形式正义，并且其正义价值有救济机制保障的社会，才是一个法治社会，才是一个内在和谐的社会。
在税收领域，应当形成适宜的税收纠纷通过法律解决的习惯和机制。社会的转型，价值的多元和财产利益的重新调整导致税收纠纷的多发，有效地解决纠纷是从法律角度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而要想有效地解决税收纠纷，首先应该强化税收司法的权威。目前在我国司法的权威性不够，司法在解决纠纷方面的主导地位尚未确立，极大地延缓了对纠纷的有效解决。形成纠纷主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的习惯和机制，特别是转型社会的历史时期，税收司法是实践证明维护社会和谐的有效手段。其次要确保税收司法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因而，只有司法公正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和具体权利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才能有效地消除威胁社会和谐的负面影响。第三，要平等地对待所有涉税主体，无论是对享有公权力的国家税务机关，还是作为纳税人的普通公民，都应一体对待，依法维护一切税法主体的合法权益。
五、和谐社会与全球治理：税收司法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目标暗合
（一）人权、司法改革与税收司法
人权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来源，公民基本权利是对人权的宪法化。现行宪法文本中所指“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即是国家实施人权保障的宪法依据，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
体是各国家机关。人权保障条款对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有赖于建立完善的宪政体制，而其关键在于宪政理念的转变、解决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的实施机制以及建立有效的宪法监督机制。而司法作为人权保障的一种公力救济方式，起到对人权最后保障和终极关怀的意义。“人权是无数国际条约的主题。” 加强人权的国际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大趋势。中国政府和人大已分别于1997年和2001年签署和批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我国政府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自此中国政府需要融于人权国际保护的大舞台，并会在法律环境方面推进人权保障的发展。
人权的意义在于人的尊重与自由，而司法改革的核心价值就是保障人权。司法改革就是要通过司法理念、体制和组织等方面的系统检讨来推进人权保障的完善。单是司法并不能解决维护人权的作用，而只有具有权威性的、独立的、公正的司法体系才能构成确实保护公民基本权的有效屏障。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结构性缺陷正在于公正的缺失，而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的目标定位之一则是为了重塑司法公正。而在司法公正的大前提下，司法改革的重要方面还在于体现人文关怀，也即在对社会公义的理解还应衍生出保障相对弱势的群体，比如相对于强势雇主的雇员、相对于强势公权力机关的纳税人，等等。这样才能实现实质意义上的社会公平，使得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意义更为深层。
公民基本权利可以归结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两种，其中人身权利遭受侵害不必然导致侵害方的权益增加，而财产权利的侵害往往以相对方的权益增加为后果的，所以从利益角度来看。财产权利的侵害往往会更为普遍。财产权的侵害又往往基于民事、刑事和行政三种，其中民事、刑事的财产权侵害往往为现行良好的诉讼制度所救济，而对于行政侵害的税款征收而言，往往很少进入诉讼的领域。税收司法的意义即在于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对作为纳税人基本权利的财产权进行更为严格的保护，通过对现行行政救济的渠道的进一步拓展，在增加纳税人公力救济方式的同时，又有效地促进了司法改革和人权保障的进程。所以，税收司法不仅对依法征税和保障纳税人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司法改革也是有着极为重要的示范和启蒙影响。
（二）民本、和谐社会与税收法治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乃是中国古代民本观念的典型表达和最早源头。当代中国的民本观念已经发生演化，已把以民为本的民本论转变为民之所本的民本论，把他本的民本论转变为自本的民本论，把以民为手段的民本论转变为以民为目的民本论。民本一个很重要的取向即是在于任何社会制度的设计和法律政策的制定，都应贯彻以民为本和民为所本的基本涵义。以首先重视民的价值和发展为基本内涵的民本，与和谐社会的指向是相生互通的。和谐社会讲求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公权与私权的共生与协调，所以政府权力与公民的权利应当形成对等的地位关系，并且在权利享有和义务承担方面存在大体映应。政府不能基于过于爱护公民的理念，而加大公权力的覆盖面和对私权利的影响程度，尽管这仍然是顺应传统意义上民本和仁政思想。
熊彼得曾经指出现代国家一般应为税收国家，一方面国家征税的目的在于满足公共需要，另一方面国家也只能以税收作为唯一的财政来源。在税收国家，政府取得用以承载机构运行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岁入，只能是全部的通过分割纳税人财产权利的税收方式正当取得。在当下中国，这里会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对于此，民本所指的民
为所本思想似乎应当反向回应，也即税收取之于民应当用之于民。这样，税为邦本也就必然可以理解为民为邦本。二是和谐社会的和谐理念在国家财政权与公民财产权的关系中，需要理解为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利益交换和协调。而上述所指的税收国家中的民本和和谐思想，在法治国家中实际上是以法律文化和司法观念形态出现的，并指引和调制两种观念在税收领域的进化与演变。
税收法治的建构是当前税收领域寻求有效治理的目标模式，也将会是复杂而又漫长的财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过程。社会意识形态的走向不仅需要被导向在公共财政的观念变迁背景中，同时还需要被指引在税收国家的政治启蒙意义上，而且还需要被置放于司法改革的宏观格局中。我国司法系统中存在的“程序价值取向偏重社会控制”
和“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形成”两种现象，对税收司法的影响尤为明显。无论是基于当代民本思想中民之自理观念的理解，还是对于和谐理念中相同群体共生协调的解读，税收司法中的司法中立意识和税收司法共同体均为非常必要。尽管“和谐与无讼”代表着传统中国人对诉讼司法目的的理想追求，但是在权利争议错落复杂的转型社会，追求包括税收司法在内的司法公正和法治似应是民本和和谐最切实的价值内涵。
（三）善治、公民社会与税收的全球治理
伴随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的政治生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政府主导的统治走向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向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转变。税收作为民族国家重大政治经济利益和跨国公司重要利润要件的表现载体，各国政府都特别重视国际税收争议的调处和解决，一系列涉外方面的诸多双边和多边的国际税收协定得以签订和通过。根据经合组织和联合国范本的制定税收协定范本的规定，国际税收争议主要分为三大类，即违反协定的双重征税、协定条款的解释与协定未规定的双重征税。这些税收争议的解决一般有法律和非法律方式两种，其中法律方式解决往往为仲裁和司法诉讼。对于国家间税收争议而言，提交第三方进行司法解决实际上等于放弃本国主权，所以一般会采取具有外交特点的协商方式。但提交司法解决相对能比较确定地处理税收争议，所以各国会在有关协定中签订仲裁条款。
而随着“人和公民的权利—国家权力”范式在启蒙时代的建立，民族国家与公民开始发生一种“直接面对面”的联系，民族国家循着“权利”和“形式法律”之名日渐深入到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公民的直接联系为社会权力中介所隔断、全球精英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公民依凭世界性力量反对国家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民族国家与公民“直接面对面”的模式。跨国公司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大部分跨国公司往往会基于母子公司或关联公司不在一国进行定价转移以规避税收征管。尽管一般法理认为，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即为公民可以合法活动的空间，但是明显的国家间的税收流失使得这种因规避税款而得的利润没有正当性。而这又需要有相应的国家间的司法体系，进一步法律解释和适用来作出相应的调整。国际公民社会的提出实际上是对国家间公民权利的一种拟制，而由非政府的社团或政府间组织进行的国际税收司法则是在国际公民社会中消释和匡正公民权利的滥用。
全球治理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
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国际税收领域，应当号召和引导各国在税收争议解决方面对政府征税权力和跨国公司的财产权利作出相应的规则制度，并要求征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普遍遵守并可以进入司法或准司法解决的渠道。对中国而言，则需要居于一种本土化的全球治理理论视角, 即在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具体而言，一是需要把税收的全球治理内化为本土的跨国合作；二是需要把税收的全球治理植根于本国税收法治意识的培育和税收司法体系的建设；三是努力形成与世界税收司法体系相融的税务警察、税务检察官和税务法官协调合作机制；四是注重更新纳税人保护和政府权力约束意识以及税收司法的公平价值取向。在税收司法进程中，政府应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并积极引领税收司法改革与全球化趋势相适应，向税收的全球治理的层面迈进。
【注释】
本文是《制度变迁与税收法治——法理语境下的中美税制比较》一文的姊妹篇。
（唐山一加一家教）13届高考政治备考：中国司法改革白皮书 一、【时事背景】 2012年10月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白皮书强调，中国司法改革始终坚持从国情出发，既博采众长、又不照抄照搬，既与时俱进、又不盲目冒进，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依法推进，坚持统筹协调、总体规划、循序渐进、分步推进。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就司法改革问题发布白皮书，全文约1.8万字，由前言、司法制度和改革进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强人权保障、提高司法能力、践行司法为民、结束语等内容组成。白皮书指出了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原则和进程。白皮书说，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保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可靠的司法保障。 二、【理论分析】 1、政治生活角度
（1）我国的国家性质。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积极、稳妥、务实地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践行司法为民，为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提供坚强可靠的司法保障，有利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2）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我国公民可以有序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进步，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对司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仅对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出了更为突出、更加紧迫的要求，更有利于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 2、生活与哲学角度 （1）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司法改革始终坚持从国情出发，在承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优秀成果、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中国司法改革的主导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 提高司法机构“公共产品”的出产能力和效益, 更有效、更充分、更完善地保护社会主体的正当权利, 创造、完善并维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法律秩序。与此相适应, 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内容在于重新配置并合理界定各种权力关系。由于中国司法改革受诸种条件约束, 因而改革具有复杂性, 必须进行整体设计、“由上而下”全面推行。 20 世纪末, 司法改革作为一项政治决策在中国共产党文献中正式提出。由此, 司法改 革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又一个热点。 中国现行司法体制下司法机构运作的全部资源, 即人、财、物, 基本来自于司法体制以外。司法自身创造的唯一资源———诉讼费收入在制度上也不能(或不应)由司法机构自由支配。更主要的问题是, 外部资源的供给, 既不充分, 也不稳定。包括司法职位任免在内的外部资源供给的实际状态, 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同级其他权力机构所能够提供的实际条件以及司法 机构与同级其他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磋商。司法机构过度依赖外部资源供给, 自洽机制不能形成, 这是当前司法机构抱怨最多的现实。 简略地说, 中国司法改革的主导任务在于:通过制度创新, 消除或减缓司法所面临的现实矛盾, 提高司法机构“公共产品”的产出能力和产出效益, 更有效、更充分、更完善地保护社会主体的正当权利, 创造、完善并维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法律秩序。这种表达或认识, 与以制度创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丰富社会主体物质生活为主导任务的经济体制改革颇为契合。 我认为, 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略为:围绕更有效、更充分、更完善保护社会成员正当权利的要求, 合理界定司法机构与其他相关主体的权力范围及相互关系, 逐步形成现代化的、且富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这一内容的关键是重新配置司法以及与司法相关的各主体的权力。作出这种概括的理由是:(1)司法体制的核心是司法机构与其他相关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恰当界定这种权力关系是创设合理的司法体制的关键所在。(2)根据法治国家政治建构的要求, 中国社会中现实权力结构关系整体上面临着进一步的调整。在这种调整中, 司法在政治建构中的定位具有基础性意义;而司法的定位正体现于界定司法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3)中国司法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至少是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都同司法与其他主体权力边界不清, 或权力关系不合理相关。重新合理配置权力是解决中国司法现实矛盾和主要问题的根本出路。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常常把司法描绘成不受政党任何影响的领域。然而事实上, 即便在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中,政党对司法的影响也是深刻的。美国法官的任命通常都带有一定的党派背景。据统计, 从克利夫兰到卡特共17位总统中, 有13 位总统任命本党成员为联邦法官, 本党成员的法官占他们任命的联邦法官总数的90 %以上, 其余4 位所任命的本党成员占任命总数的80 %以上。在依照选举程序而选举法官的情况下, 法官的产生仍然有深刻的党派背景。美国学者曾揭露道:在“党派选举”的州,“法官是作为一个政党的成员或候选人而选出的” ;在“非党派选举”的州,“不管选举过程和政治如何, 法官仍然可以带着一个政党所主张的社会准则来到司法机构”。不仅如此, 控制或制约司法机构往往正是美国两党激烈竞争的目标。参见陈其人等:《美国两党制剖析》, 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 第57 页。
新形势下的司法改革 我国的司法建设工作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主要归功于我国能够根据国情的变动而不断地对陈旧的、不适合中国发展的司法规范、司法程序以及司法体制进行改革。在今后的法治建设进程中，司法改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而在司法改革的活动过程中，我国应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指导，寻求一条能够真正对人民有利的改革道路，充分重视陪审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让人民能够切实参与到司法工作中。 标签：司法改革；群众路线；陪审制度；人民；参与 司法改革，一直都是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问题，尤其是此次在结束不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对将来的改革工作做了整体部署，再次掀起了政界及学术界对司法改革的评论热潮。借此时机，本文通过对近几年司法改革取得的成就及出现的问题，进而阐述群众路线在司法改革领域的价值，以期在未来的司法改革中，党和政府能加注重对人民群众力量的挖掘和利用，将群众路线思想切实贯彻到司法领域。 一、司法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司法改革工作从未终止，一直以国家的重点工作持续进行着，并已取得了显著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司法规范的重建，使得司法有法可依，逐步实现了司法活动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我国的司法改革工作以对司法规范的重建为开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执政党和国家政府着手消除文革时期出现的“法律虚无主义”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在国家各个领域拨乱反正，恢复司法体系。而在这一进程中，不仅大量的司法规范被制定出台，如我国宪法中关于司法制度的规范、1979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我国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一系列司法规范的改革，使得我国的司法活动得以正常化、秩序化及规范化，并使我国的“司法制度逐渐充实、丰富和完整”[1]。 第二，司法组织体系改革，确立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90年代之前，司法机关一直是作为行政机关的从属机关而存在的，其工作往往要受到行政机关的干扰或约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司法程序的正当性以及司法审判的公正性。我国也逐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作为现代司法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参与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对行政权力的制约”[2]。随后，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规定确立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尤其是1990年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更是有助于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监督。由此，司法机关开始作为独立于行政机关并对行政机关起监督作用的机关而存在。
浅述我国司法改革现状 【摘要】司法被誉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在维护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受传统权力本为理念以及本土文化的影响，我国司法一直处于弱势和落后状态。本文主要从司法改革及其目标，司法改革15年来面临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这两个方面浅述司法体制改革的现状。 【关键词】司法改革；独立性；行政权利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的战略任务，至今已有15年时间。15年来，中央专门制定了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我国司法领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如法官法、检察官法的颁行，统一司法考试的确立，审判制度的变革。但仍存在着诸多不足。 1.司法改革意义及目标 司法体制改革是指国家司法机关（组织体系）和国家司法制度（法律制度），在宪法规定的司法体制基本框架内，实现自我创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司法体系和司法制度。司法体制改革的概念与内涵，涵盖了国家司法机关（组织体系）、国家司法制度（法律制度）、宪法规定的司法体制基本框架、司法体制的自我创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司法体系和司法制度等各项要素。[1] 司法改革主要有八个目标，一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司法机构的生命和灵魂，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关键和保障，同时追求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永恒主题。二是有较高的司法效率。只有公正而没有效率也是不行的，有人说：迟来的公正是不公正的。司法体制改革要注意提高司法效率。三是司法机构的设置应责权明晰，干净利落。建国以来，中国司法机构经过变革和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司法体系，机构臃肿，程序烦琐复杂。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根据精减、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四是周密，没有遗漏。司法体制改革中要注意对那些应有人管而因立法上的纰漏或机构设置中责权不清的问题造成的不完善加以改革，不能让群众告诉无门，周密与简明是一对相辅相成的问题，要处理好。五是要有先进性和创造性。敢于打破常规，敢为天下先，只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大胆地搞试点，求发展，标新立异，力争有所突破，对成功经验及时总结推广。六是扬弃，对古今中外的好作法、成功经验，加以继承、吸收，活学活用。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取精华弃糟粕，为我所用。把继承和移植相结合，立足本土、创造性借鉴外国司法体制，是中国司法体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七是便民。司法体制是为人民服务的，其改革设计应方便群众告诉，使群众真正享受到法律的保护。八是要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权组织形式及司法体制是在多年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其改革完
2020新司法改革细则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党的xx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就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圈定84项改革举措，为改革划定路线图和时间表。下文是小编收集的20xx最新司法改革细则，欢迎阅读!! 20xx最新司法改革细则：新司改启动十个月再啃“硬骨头”回顾以来的司法体制改革路线，在xx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后，去年6月中央深改组先后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以及《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自此，由中央牵头的新一轮司改全面启动，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贵州7地作为首轮司改试点，根据当地情况陆续推进司改试点。 上海率先启动司改试点至今已逾半年，据了解，截至目前，最高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在深圳、沈阳挂牌设立并开庭审理案件;有关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以及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等改革实施意见都已推出。 新华社介绍，此时推出《实施方案》，则是在协调衔接三中全会相关改革任务和四中全会改革举措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绘就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而《实施方案》中所列的84项改革举措，都是着眼于在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敢于啃硬骨头，突破利益格局的藩篱，逐项明确责任单位、工作进度和成果要求。 20xx最新司法改革细则：今年将推动制定社区矫正法据了解，《实施方案》特别就司改中社会各界尤为关注的如何防范司法“打招呼”、如何留住司法人才、如何启动错案倒查问责、如何建立立案登记制、检察机关如何提起公益诉讼、审判权与执行权如何分离、社区矫正如何走向法治化以及如何推动法制教育8方面焦点问题进行详细部署分工。
报告编号：YT-FS-2338-72 法院司法改革工作报告范 本(完整版) After Completing The T ask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Plan, A Report Will Be Formed T o Reflect The Basic Situation Encountered, Reveal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Future Ideas. 互惠互利共同繁荣 Mutual Benefit And Common Prosperity
法院司法改革工作报告范本(完整 版) 备注：该报告书文本主要按照原定计划完成任务后形成报告，并反映遇到的基本情况、实际取得的成功和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教训、揭露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今后设想。文档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和使用。 尊敬的***： 非常感谢市、县人大各位领导在百忙之中莅临**调研指导工作，我代表**法院党组，将我院司法改革工作汇报如下： 党的xx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法院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县人大及其会的有力监督、上级法院的精心指导、县政府、政协和社会各界的大力关心支持下，全面加强审判执行工作和自身建设，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顺利开展了多项司法改革工作和大量人、财、物上划省统管前期摸底准备工作。 **法院现设置政治部、纪检组、监察室、立案庭、
民一庭、民二庭、刑事审判庭、少年刑事审判庭、审判监督庭、执行局、**、**、**人民法庭、办公室、法警大队、书记员管理处、审判事务管理办公室等**个编制内机构外，还设立设立新闻办为内设机构。核定政法专项编制**人，现实有干警**人，空编**人。现有在职在岗**人中，党员干警**人，占干警职工总数的**3%，女干警**人，占干警总人数**%，少数民族**人，占干警总人数**%。30岁以下**人，31-35周岁**人，36-45周岁**人，46-55周岁**人，56岁以上**人。分别占干警职工总数的8.5%、23.4%、23.4%、42.6%、2.1%。全院干警平均年龄**岁，党组成员平均年龄**岁，各庭室负责人平均年龄**岁。高中以下学历**人，大专学历**人，本科学历人数**人，分别占干警职工总人数的**%、**%、**%。从职级情况看，现有在岗**人中，副处**人，正科**人，副科**人，主任科员**人，副主任科员**人，科员** 人，工人**人，分别占干警职工总人数的**%、**8%、*7%、*2%、*6%、*1%。现空缺副科**人。现有审判人员**人，占干警职
“底线”与“红线”之间：中国司法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发表时间：2011-07-05T08:26:10.680Z 来源：《魅力中国》2011年4月下供稿作者：毛兴勤[导读] 中国司法改革在若干“红线”的制约下寸步难行，国际通行的普遍规则在中国备受责难。毛兴勤 （六盘水师范学院政法系，贵州六盘水 553004） 摘要：中国司法改革在若干“红线”的制约下寸步难行，国际通行的普遍规则在“中国特色”的幌子下备受责难。“西洋派”与“本土派”的争论不仅无益于司法改革的推进，反而徒增了问题的复杂性。以通行的“底线”为司法改革的指针才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出路。关键词：普遍规则；中国特色；司法改革 中图分类号：D415 D9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4-0099-01 一、“底线”与“红线”：一个现实的解读 中国司法改革的现状使只要有一点点时代感和责任感的国民担忧。“进一步，退两步”的司改进程让我们对中国司法改革的前程充满了迷茫和无望。具有司法普适性的原则和规律（我将其成为底线）因遥不可及而成了痴心妄想。郁闷与无奈充斥着本想有所作为的学人。于是，多数人选择了做聪明的傻瓜。说他们聪明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问题的所在，比谁都明白那些一碰便会有危险的“高压线”、“雷区” （我将其成为红线），所以他们宁愿做一个傻瓜——一个有躯壳却没有思想、有嘴却不能表示内心的木偶。只有极少数人，正是他们的大无畏引领着时代，在浑浊的世界为人们指明方向。也正是他们在极力阻止着那些真正的傻瓜企图返回历史的起点去寻找他们的“春秋美梦”。 二、“红线”挑战“底线”：中国司法改革的困境 司法的底线是我们衡量司法质量和品质的标杆。历史赋予了其检验过往“车辆”的资格和是否向它们发放“通行证”的话语权。凡是未能通过检验者，要么被彻底报废要么改良后再次受检。其实，中华民族何尝不是一辆滚滚行驶了几千年的重型卡车！？她满载过荣誉、也满载过屈辱；满载过富有，也满载过贫困。当她再次受检并准备以全新的姿态驶入快车道时却被一份份不甚满意的“体检表”困惑，在司法一栏更是如此。于是，有人不满于这种“不公平”标准而执着 过往历史，有人则疾呼必须对不合格“部件”进行改良以适应新的标准。由此，在法学界出现了“本土派”与“西洋派”之争。诚然，正如有人争辩的那样，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那套标准来衡量我们司法制度的优劣，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事实上，很久以来我们都是这么想并这么做的。但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的是：什么是司法？司法的底线是什么？否则，我们完全会误以为那种高度一体化的、被戴上一个“司法机关帽子“的便是司法。我们必须记住：“历史只为那些具备运行条件的车辆发放通行证。”［1］被誉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其任务在于通过公平、正义的审判来保障人权并实现社会秩序的井然。常见借口一：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不允许。中国的传统确实缺乏现代社会所需的法治理念和制度设计，中国的现实纷繁复杂、矛盾重重。笔者认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倍加的努力，博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上帝（如果真有的话）是公平的，当其赋予中华民族绝好发展契机的时候也给予了别人厚爱。我们能不能抓住机遇、乘势而起赶超先进在于我们的认识和行动。如果说“激情年代”的“超英赶美”只是一个神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却已真真实事的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而且是有尊严地存在。但历史一再表明，任何囿于过去和现实的思想、举动都是危险的。现实也表明，不勇于创新和改革就不可能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提供内在活力。常见借口二：打击犯罪的现实不容过多的人权关照。中国高居不下的基尼系数表明社会分层、社会治安形势的严重——有人在监督体制外游走，有人在“社会之外”漂泊，有人在利益面前徘徊……所以，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必然以部分人的牺牲为代价。无数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便成了此等牺牲品。老实说，这种牺牲对受害者（此处之受害者并非犯罪的受害者）是不公平的。无罪推定原则告诉我们任何人未经审判不得被当做犯罪人。在“扫黄打黑”的一片欢呼声中有多少人在关注人权？在激情的“严打”运动中又有多少人权被漠视？我们常常不是以一种“冷眼看世间情”的炎凉来解读社会就是以“冷嘲热讽”来奚落那些脚戴镣铐、身穿囚服的人。其实，我们真应该想想：他们到底有没有罪？是不是应该多给他们一些照料？此话听起来有为“犯罪分子”打抱不平的味道，但请别忘了，也许你今天还在幸灾乐祸，明天就和他们一样，即便你是无辜的。正如有学者所言，不是你是否愿意成为被告而是有人/机关把你变成被告，在一个公权力不受制约的社会，任何人都可能被当做罪犯而被打击的潜在风险。 三、“底线”超越“红线”：中国司法改革的出路 以司法底线为标准来改革我国的司法体制是必要的，按照司法规律来建设司法是必须的。但问题接踵而来，要保证司法底线则会面临敏感话题即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认为，中国的司法改革能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关键在于突破“红线”的勇气和程度。有没有勇气去改变公、检、法的现有宪法定位？有没有决心将法院由监督的客体建设成监督的主体？有没有魄力将一切公权力置于法院的审查之下？目前，至少以下两点是应该做的：一、广开言论，包容批判。现在的“一言堂”现象仍然明显和严重。除了一些“胆大妄为”之士外，很多人都习惯于沉默。正如在第一段提到的那样，他们更愿意把自己装扮成聪明的傻瓜。想到西方国家法学流派之多、法学大师之广，思想交锋之利。我们不禁感到一丝丝的悲凉。而我们除了“官方派”以外好像找不出与之不同更遑论对立的“门派”。诚然，这与“以吏为师”、“法无二解”的传统文化有关，也与政治的宽容度不够有关。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批判应当得到鼓励，因为有了批判才会有进步。在英语词汇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critical”一词兼有“批判的”和“决定性的”之意。也许这是偶然，但这也是事实，因为对任何事物的发展来说，批判性总意味着决定性。 二、应该逐步突破现有的制度甚至政治制度。我们不能 “毕其功于一役”但却不能固步自封、畏首畏尾。司法应当回归它本来的面相，司法规律不容许我们对其进行任意的曲解。我认为，目前进行得可谓如火如荼的审判管理改革就是曲解了司法规律。审判管理改革说白了就是通过加大法院行政权对审判权的制约来实现对法官的监督。对此种改革居然有人为其辩护，说是通过法院内部行政权与审判权的相互制衡来达成司法的协调运作！马克思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2］“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是，从事法庭法庭审判的人员在进行审判活动和制作司法裁判方面拥有独立性和自主性，除服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外，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预。”［3］回至主题，中国司法改革中的“底线”与“红线”已出现了极为紧张的状态。是要突破“红线”而保“底线”还是为守“红线”而牺牲“底线”？答案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1]龙宗智：《上帝怎样审判》，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版.第1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6页
我国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一) 司法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司法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建立于五十年代初期，适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我国现行司法制度，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影响了司法功能的正常发挥，不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因此，自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后，我国司法机关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司法改革运动。现在刚刚闭幕的十六大又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司法改革的前景令人鼓舞。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有必要对五年多来的司法改革进行总结和反思，并根据党的十六大的要求作出新的部署。一、司法的涵义和当代司法制度的主要特征所谓司法，是指国家适用法律解决社会纠纷的活动。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司法是国家“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不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法”。（参见张文显《西方法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司法方式解决纠纷，相对于人类早期社会中采用“自力救济”方式解决纠纷，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它属于“公力救济”的范畴。所谓公力救济，即凭借国家和社会的力量，而不是凭借纠纷当事人自己的力量，对受到侵害的权利进行救济。司法活动是一种国家活动，它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公正性、终局性等显著特点。国家规范司法活动的制度，便是司法制度。司法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只要有国家存在，就必然有司法制度。同时，司法制度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又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它必将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完善。所谓当代司法制度，是指“二战”以后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符合司法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体现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种比较先进的司法制度。一般认为，当代司法制度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司法的统一性。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国家的司法权统一由法律规定的机关行使，其他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均无权行使司法权；二是指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时，必须适用统一的国家法律，不能各行其是；三是指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同样的事实适用同样的法律，不同的事实适用不同的法律。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独立作为当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为联合国核准认可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所规定。在我国，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不仅早已载入1982年的宪法，成为一项宪法原则，同时也被执政党的正式文件所确认。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按照西方国家的理解，司法独立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立审判，只服从宪法和法律，不受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的干涉；二是指每个法院的独立审判，只服从宪法和法律，不受上级法院和其他法院的干涉；三是指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宪法和法律，不受其他因素左右。马克思早就说过，“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在我国，司法独立
心得体会 在当前社会，改革工作进入攻坚时期，内部问题、外部环境都存在对我国我党的考验和挑战，树立全民法制观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奠定我国更好发展之基础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在反腐工作中，以法治推进反腐，建立健全反腐败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并使其刚性运行，才能实现国家治理腐败体系和治理腐败能力的现代化，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才能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 建构法治反腐机制要做到促进官员“不愿腐”。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治官。只有依法治官，促进官员自觉树立法治理念，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使权力，模范遵守党纪党规和国家法律，提高依法办事能力，才能保证官员廉洁自律。依法治官必须从严管理好党员、干部队伍。只有从严管理好党员、干部，才能使党员、干部成为全社会的表率。 建构法治反腐机制要做到促进官员“不能腐”。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治权。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要行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
系，由此推进实现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 建构法治反腐机制要做到促进官员“不敢腐”。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惩治腐败。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共产党和人民政权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中国共产党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决不姑息。
反思司法改革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一项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工程。建设一个权威而公正的司法制度，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条件，是公民权利免受非法侵害的重要屏障和受到非法侵害时获得救济的有效而最后的途径，也是立法和行政武断、短视、偏差不可愈越的阻碍。当前，没有权威而又不公正的司法，已经严重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使群众看不到法治的好处，从而逐渐丧失对法治的信心和追求，也给那些肆意破坏法治的人以借口：以其你胡来，还不如我胡来。因此，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近年来，各方面为推进司法改革作了许多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可以说，“司法改革”已成为目前法学界的强势话语。但总体上讲，司法改革似乎有些内冷外热、上冷下热，虽然学界沸沸扬扬，声势很大，但实际进展却非常缓慢和有限，甚至可以说真正意义的司法改革还没有真正开始。究其原因，是推进司法改革的思路很值得认真反思。 一、谁是司法改革的推动者：立法？司法？民众？ 司法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改革实际上是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离不开立法、司法、民众各个方面的参与。 立法的优势是拥有丰富的权力资源，既有制度创设权，又有物质分配权，可以调动强大力量来推进司法改革，但有三个方面的局限：一是对社会改革要求的反应比较迟缓。因为任何一项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的决定，必须先有社会共识，在对一件新事物还没有形成社会共识之前，试图依靠民主作出决定，是比较困难的，这是民主比较不易走极端和较少失误的重要原因，但由于形成社会共识需要一个过程，因此立法对社会改革愿望的回应往往比较滞后。二是对推进司法改革缺乏内在动力。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落实和推进司法独立，但司法独立的落实，既有利于立法、司法共同制衡行政专横，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立法对司法的影响，因此，立法在司法改革方面总是显得犹豫不决，在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还没有严重到威胁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时，往往缺乏进行改革的内在动力。三是对如何推进司法改革缺乏理性认知。司法制度是一项精巧而复杂的政治制度，需要在理性指引下精心设计，而这方面恰恰不是由民选产生的立法者之所长。 司法的优势是对如何进行司法改革有比较清晰的思路，对落实和推进司法独
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 □建国之初的废除“六法全书”、司法改革运动和“五四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司法体制与制度的基础。 □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当代中国司法制度进入了恢复与重建的历史新时期，也由此揭开了司法改革的序幕。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当代中国司法改革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以审判方式改革为主导的司法改革，逐步深入到体制性的司法改革。 □公丕祥 建国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经历了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行程。在建国之初的司法发展进程中，有至关重要并且影响深远的三件法制大事，奠定了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历史基础。一是废除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即在人民大革命胜利前夕，中共中央于1949年2月发出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确立了废除“六法全书”之后新的人民民主政权司法活动的原则；二是建国之初的司法改革运动，进一步肃清了司法系统中“六法全书”的旧法观点的影响，划清新旧法律的原则界限；三是“五四宪法”确立了新中国的司法体制与司法制度基本框架。 然而，在后来的历史岁月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法律与司法革命进程遇到了严重挫折。从1957年开始，法律与司法虚无主义思潮广泛蔓延，直至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使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与司法制度遭到了全面摧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代中国法制与司法得到全面恢复与重建。1982年的宪法、1979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
《法治中国》专题片观后感500字三篇 国无常强，无常弱。众观中国五千年历史，各个王朝更迭交替不断，而对于当下，全面依法治国，则是破解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的利剑。 古今中外，人们都会选择用法律来进行社会治理，一些统治者甚至会采用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比如明朝，大明律法对于贪腐整治可谓是严苛至极，但是依然难以杜绝贪腐行为，在嘉靖之后甚至严重影响到国家的正常运行，问题就在于仅仅重视了法治，而忽视了德治。十八大以来，通过兼收并蓄、修订和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使法律法规日趋完善，运用法律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对全面从严治党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凸显，使广大党员干部将法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权力装进笼子里面。在市场经济市场中，让改革在法治的框架下推进，攻坚克难，可以更好的解决民众的切身需求、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而中国自古以来又是礼仪之邦，礼法并施，德法兼容也是中国长期以来探索所形成的社会治理模式。既要重视法律的强制规范作用，也要利用好道德的教化作用，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逐渐让道德变成内心的一把尺。 法治建设不可以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奉法者强，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也需要不断地创新，要结合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借鉴其他国家优秀的法治理念，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法治之路。 《法治中国》专题片观后感500字三篇 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在央视隆重上映。这不是一部普通的专题片，而是对一种治国方略的重申和肯定，是一种增强人民法制和道德观念的宣传向导，更是对依法治国的制度自信。 纵观历史，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鉴于这个规律，我国坚决地选择了依法治国这一伟大策略。我们就是要通过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规范经济活动的各个主体，进而引导市场经济的良性竞争;要通过依法治国实现政治清明，进而实现人民民主自由;要通过依法治国巩固改革发展成果，进而铺就小康社会建设大道，实现“中国梦”。 从新中国建立到小康建设的新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我们 制定了有关政治生活、民事活动、经济活动、生态保护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使国家管理有了一整套有章可循的法律依据。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兴领域的法律空白也不断被填补，整个法律体系不断健全。同时，全面深化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的司法实践活动不断得到全国人民的肯定，我国依法治国的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依靠国家法律规范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也不断增强! 时代的需求、发展的需求，铸就了依法治国理念的形成，
中国当今司法体制改革的宪法审视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司法改革举措的相继推出，从全局谋划、注重顶层设计、解决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第八届第四次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在促进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战略的高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要求。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制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司法制度的改革已经紧锣密鼓地推进。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问题，结合中共其他领导人与司法官员的谈话，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法检省级统管；2、司法预算独立；3、法官统一任免；4、行政区与司法区适当分离；5、法官与公务员分类管理；6、法官职业养成；7、法官职业保障；8、法官审判权的内部保障。应当说，中共这次会议为司法改革描绘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蓝图，也迎合了近几年来的各方呼吁，尤其是法律界所期望的。司法制度的改革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依法治国的现实需要。 司法体制的改革必须遵循我国的《宪法》，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在宪法的路径下展开，偏离了《宪法》规定的一切改革都是缺乏合法性的，实践证明，打着“良性违宪”的幌子进行的改革对法治社会的建构的危害性是及其严重的。司法体制改革能否保障社会公平、维护社会正义、优化司法环境，能否能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能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最关键、最重要的在于是否依据宪法、是否以宪法作为最高的指导准则；依宪治国，首先作为宪法保障的司法运行本身要以宪法为依据。 一、改革方案之行政区与司法区适当分离 在当前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的大潮之中，司法权相对独立问题始终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主题之一。影响司法权相对独立的因素有很多，但与行政区与司法区不分离，司法权与行政区域一致配置是影响其独立性的最重要方面。影响司法权威，与行政区域一致配置的司法机关影响司法权依法行使的主要因素有：一、司法权的行政化。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行政化的领导模式习惯和传统及思维模式让司法人员的价值追求不是法律和人权只能是行政化的，从而直接影响了司法权的行为和结果。二、司法人员的区域化。社会传统“人情”关系让区域化的司法人员在行使职权时避免不了熟人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2月26日发布的一份文件明确，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其改革内容之一就是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 我国宪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
司法改革与政法新思维 司法改革与政法新思维 近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这是我国政府首次就司法改革议题发布系统性的官方论述。它彰显了官方对于司法改革的高度重视，也回应了普罗大众、社会舆论对当下司法问题的认知和期待；而从白皮书的具体内容看，不仅明确提出了“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独立行使检察权，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的司法改革目标，亦专门阐述了司法运行中的人权保障问题，显见官方对于司法改革的认识深度正在不断进步。诚如白皮书所言，司法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因此，讨论司法改革就、无法回避政治改革问题，或者说，只有在政改的语境下，才能更为清晰地思考司改。当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两者的根本区别是：革命党的目标是夺取政权，因此着重强调敌我斗争和政治色彩，而较少从社会正义、法律秩序的角度考虑司法问题；执政党的目标则是长期执政，故而必须尊重包括司法规律在内的执政规律，在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过程中，实现执政权力的合法性认同和正当性建构。 要达致这一执政目标，就须从执政党的立场确立政法工作的新思维。所谓新，是相对于革命党立场的政法思维而言。革命党的政法思维，通常强调的是政治立场、敌我对抗和专政管制，以“政治正确”适应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与之相对的执政党的政法思维，所强调的则应是法治框架内的权力运作、社会治理和司法实践，立足于个体公民的人权保障，尤其是明确执政权力的行使亦不能超越法律界线，执政党亦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具体到司法领域，政法新思维的基本要求应该是：将司法从革命思维下的工具论桎梏中解放出来，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基础上建构现代司法的体制和机制。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司法中立和司法独立。所谓司法中立，意味着司法必须是克制的，不能主动介入和干预社会生活，而应在各种社会纷争和利益纠葛间保持超然中立的地位，这是司法权
法院司法改革情况汇报 篇一：司法改革汇报材料 *****改革工作汇报材料 2015年8月日 根据会议安排，下面将我院开展*****改革试点工作情况作简要汇报，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这句话既阐释了改革由何处来，又指明了改革往何处去——解决问题才能使改革举措的落到实处。我们实行***改革的出发点就是解决***中行政化和权责不清的问题，最大限度调动干警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回归审判人员职业尊严，最大限度提升干警责任感和使命感，真正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从而提高审判质效，树立司法公信力。为此，我们按照高院的总体安排和部署，从去年12月份开始在
中院、***院和***法庭开展了上下联动、系统性的改革试点工作。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为顺利推进＊＊＊运行机制改革，我们认真组织干警学习领会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司法改革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高院关于司法改革的总体要求和安排部署，切实将全市法院干警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司法改革精神上来，把智慧力量凝聚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决策部署上来。同时，我们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 举办司改征文、组织司改建言献策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进行学习宣传，进一步加深了广大干警对司法改革的理解和认识，营造了浓厚的司改氛围。另外，为使改革有序健康推进，我们成立了一把手院长任组长、院领导班子成员任组员的***改革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改革的设计决策、组织协调、分析研判等重大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中院研究室，专门负责改革的日常工作。还组织召开了***改革启动会议，集中强调了开展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具体阐述了改革的总体要求和重点环节，进一步统一了广大干警的思想认识，为实施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深入分析研判，摸清问题底数 为准确掌握全市法院审判运行基本情况和存在主要问题，改革实施之前，我们采取听、查、看、问、谈的方式，派专人深入全市**个基层院和**个法庭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将调研情况逐一梳理总结，认真分析研判，找准摸清了问题底数。经归纳整理，目前，全市法院***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工作机制不够完善，运行不够合理。 （一）权责配置失衡。实践中存在的单纯追究审判长责任或承办人责任等不合理的合议责任追究制度，使得合议庭其他成员处于有权无责的状态。缺少了责任约束，合议庭成员履行合议职责
十六大提出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实际上指明了我国司法改革的努力方向和未来目标。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实际上指明了我国司法改革的努力方向和未来目标。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已经发展成为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又一个社会热点。 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司法的“四化”现象，即司法的等级化、司法的行政化、司法的商业化和司法的地方化。第一，司法的等级化。司法的等级化，反映的是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过程中，按照上下等级结构和模式运作的一种司法异化现象。司法的等级化主要表现为司法机构成员之间关系的等级化，即法官和检察官的等级化。司法等级化，不仅违反了司法活动的内在规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空间。第二，司法的行政化。这里所说的司法行政化，主要是指法院和检察院体制的行政化，即法院和检察院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来建构和运行。其主要表现是：司法机关的设置与行政机关相对应，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确定行政级别以及司法机关按行政决策模式裁判案件。司法行政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依赖性和附属性，不利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裁判案件，违反了司法规律的内在要求。第三，司法的商业化。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背景下，司法活动呈现出浓厚的商业化色彩。其主要表现是：司法机关利用职权兴办经济实体，司法机关在征收诉讼费过程中的商业化以及司法机关利用职权随意收费。司法与金钱相联系，使司法失去了公正和正义性。第四，司法的地方化。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司法地方化倾向。其突出表现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管理的地方化和司法财政管理的地方化。司法地方化的严重后果在于：一是全国法律适用的不统一，二是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三是加重了司法不公，使得司法腐败这一社会毒瘤长期得不到根除。 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实现司法体制的现代化。其基本要求是：建构符合司法内在规律的法官和检察官管理制度，实现法官和检察官制度的现代化；改革诉讼体制，由职权主义诉讼体制向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转换，形成诉讼体制的根本转型；改革和完善司法执行体制，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执行机制。 （一）建构现代法官和检察官管理体制 法官和检察官是司法体制的实践者和操作者，法官和检察官制度是司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的法官和检察官制度正面临着划时代的变革与发展机遇。建立现代化的中国法官和检察官制度，必须克服法官和检察官大众化的思想倾向，以法官和检察官职业化为目标，形成严格的法官和检察官准入制度和选任制度。 参照国外在法官准入和选任方面的成功经验，改革我国现行的法官和检察官准入制度和选任制度的基本思路是：一是明确规定担任法官和检察官必须首先具备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的条件。这样规定的理由是，只有经过正规法律院校培养的学生，才能具备宽厚的人文素养和扎实系统的法学理论功底。二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只有通过司法统一考试的才能被任命为法官和检察官。三是建立一元化的严格司法训练制度。四是建立充分体现法官和检察官国家荣誉和尊严的法官和检察官任免体制。五是建立合理的法官和检察官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