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２００９年 第２３卷 第５期
?134?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传统文化观
张 超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要：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是由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一场革新旧文化的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脚步。一批有志之士不断探寻思想解放的道路，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其中陈独秀作为此次运动的领袖，他的思想动态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本文主要从陈独秀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儒家、古代教育、古代文学的态度来论述他的传统文化观，从而分析陈独秀在思想转型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分析他对近代思想启蒙的作用，并且透析出其传统文化观中的不足之处，来客观的分析评价陈独秀的传统文化观。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陈独秀；传统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Ｇ１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５４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１３４－０３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干将，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重要人物，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右”的错误而遭批判，之后，继续坚持投降主义，可以说他的一生经历是坎坷的。但他对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本文就主要客观的分析他的传统文化观，透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以对陈独秀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一、文化的概念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东亚大陆上创造的文化。“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陈独秀所作文章的对象——思想、文学、教育都是属于文化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对文化是有自己的见解的。他曾说：“文化是对军事、政治产业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由此我们可知，陈独秀认为文化是一个独立于军事政治之外的个体，而且它的内容是十分庞杂的，一个文化体系下是包含着诸多细之又细的分支的。
陈独秀生于１９世纪晚期，正当中国被步步分割，陷入水深火热之时。他少时苦读四书五经，习作八股考上秀才。在青年时期他接受的依然是传统的仕途教育。１９１５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开始创办《新青年》，在当时死气沉沉，风雨如晦的社会政治空气下开始了开创性的启蒙工作。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发表了多篇文章阐述自己的理想与对传统文化的观点。细分之，其文章不外从思想革新、文学革新、教育革新三大方向入手。革新就是要改革创新，而其对象便是传统的思想、文学、教育诸方面。
二、陈独秀的传统文化观
（一）对传统伦理及宗法制的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是富有伦理特性的，自周公制周礼，孔子提倡“克己复礼”至汉朝董仲舒提三纲五常，规定人伦，中国社会便形成了非常浓重的伦理色彩，尤其中国自古就推崇宗族制，这种伦理特性便日益重要，并被逐渐地贯穿于政治，形成了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的双向互动。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儒家学说就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到封建社会后期却日渐阻碍中国社会的转型，成为新文化运动首要推翻的对象。陈独秀在对比中西文化差异时，也明确指出了东洋民族的三大特性：即以安息为本位，以家族为本位，以感情为本位。同时指出：“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爱平和尚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东洋民族，何至处于今日之被征服地位？”由此可知，他首先是肯定中国文化是爱平和尚安息雍容文雅的，同时他把当时中国的被征服地位归咎于中国文化的这一特性，其中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宗法制度是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化而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有宗法型特征，它导致了中国文化形成了伦理型范式，这种范式所带来的正价值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强劲，注重道德修养，比较重视人际之间的温情，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它的负价值是使三纲五常的伦理
作者简介：张超，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２００７级研究生。
说教，存理灭欲的修身养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盲目排外心理等等，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法制，陈独秀也进行了犀利的分析，认为忠孝美谈是封建时代的道德，“未尝无可歌可泣之事”，但仍是有十分明显的局限的。“然律以今日文明社会之组织，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种种卑劣不法残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在此他十分明确的指出了宗法制在长期封建社会的发展中所积淀的陋习，并由此指出了种种卑劣不法残酷衰微之象的根源是那万恶的宗法制。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他这样评价儒学以及宗法制，论述是犀利的，他的这种勇气也是值得钦佩的。
（二）对儒家的态度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正统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学说，其创始人便是孔子，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综观儒学的发展历史，自先秦至明清的两千余年，始终是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的，那就是志存天下，积极用世。儒家是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的，最能体现这种意识的便是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那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由于这种忧患意识，使得儒家与宗教主张的离世脱俗大不相同。但是历来对于将儒家称为宗教总是有争论的，陈独秀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实道家之老子与儒家之孔子，均非教主。其立说之实质，绝无宗教家言。夫孔教之名词既不能成立……”在他那里孔子言说“不论生死，不语鬼神”，“儒以道得民，以六艺为教”。是与宗教相区别的。但是陈独秀要想在思想上解放人们，就必须首先打破人们对孔儒的崇拜，就要反孔。因而他论证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关系，从而提出了反孔的必要性。但陈独秀在反孔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孔子的价值。“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那么在陈独秀那里孔子的价值又何在呢？“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同时他还列举了些许孔子言论来说明孔子非宗教迷信的这一态度，诸如“子不语怪、力、乱、神。”“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原始儒家是远鬼神的。“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在陈独秀看来，孔子的这一价值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固然是一文不值，而且应当受到批判，但他并没有否认“孔子在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
（三）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态度
在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人生活秩序的深层设计。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由此中国传统文化便具有了一些伦理道德特性。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我们希望道德革新，正是因为中国和西洋的旧道德观念都不彻底，不但不彻底，而且有助长人类本能上不道德的黑暗方面的部分……”那么在陈独秀那里什么才是中国固有的旧道德呢？“忠、孝、贞节三样，却是中国固有的道德……”因为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要素都是这三样滋生助长的。诸如中国的礼教、纲常、风俗、政治、法律等都是从这三样道德中演绎出来的，它是阻碍中国进步的，要想使得人们思想解放，使中国完全从旧有腐朽的躯壳中解脱出来，就必须抛弃那万恶的旧道德。但要抛弃的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旧道德，却不是一切的道德。因为道德无论在什么社会都是必需的，只不过它是随着社会变迁而变迁的，陈独秀在《答淮山逸民》一文中便明确的提出了这一点：“然谓今之社会，无需道德，道德乃野蛮半开化时之名词，而非文明时代之所有物，诚愚所不解……无论人类进化至何程度，但有二人以上之交际，当然发生道德问题。”“愚固深信道德为人类之最高精神作用，维持群益之最大利器，顺进化之潮流，革新变故之则可，根本取消之则不可也。”即当前社会是需要道德的，它是随社会变迁而变迁的，是可以革新的，但无论怎样却是不可以抛弃的。
（四）对传统教育的态度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便已然开始注意中国的教育问题，并表了多篇文章来表达自己关于教育改良的意见。“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陈独秀在给安徽著名教育家胡晋接（号止澄）先生的信中说：‘吾国今日之教育界之现象，上焉者为盲目的国粹主义，下焉者为科举之变向耳，此先生所谓伪教育也。现代西洋之真教育，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观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东洋式之伪教育胥反乎此。欲求竞进，乌可得哉？’（《答胡子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认为中国旧有的教育模式是僵硬的，是只注重历史与记忆的，是灌输式的，这对于中国教育的长远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随后陈独秀在《近代西洋教育》一文中强调了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而且他认为这是一个严正的“道理的是非问题”，是具体教育方法的技术性改良的根本保证。面对当时中国旧有的旧有体制问题，在有些方面向西方学习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但陈独秀把它定性为“道理的是非问题”却是值得商定的。
（五）对古代文学的态度
陈独秀是有着很深的文学功底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大力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文学革命。他提出要进行文学革命，并提出了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在这里，陈独秀非常明确的提出了文学革命的目标和要建设的方向。他认为“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 中国传统文学只重形式追求华丽的作风让陈独秀深痛恶绝，因而把中国传统文学讲的一文不值。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发出过极具诱惑力的文学革命的鼓动：“吾国文学界豪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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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有自负为中国之雨果，左拉，歌德，卜特曼，狄更斯，王尔德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的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躯！”胡适与陈独秀两位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在思想解放的时代引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聚集一批文学斗士，终于开出了一个“新文化”的新天地，新气象，奠定了七十年来我国现代文学的基石。
对于我国自古流传下来的经典著作，陈独秀在那个年代曾提出自己大胆而略带偏激的观点。他指出：“《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两汉赋家……雕琢阿谀”，“昌黎之变古，乃时代使然，于文学史上，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观也。”他大大贬低古代优秀著作的价值，片面强调了它们的缺陷，而作中国古代文学无价值之论。对小说来说，陈独秀认为中土小说出于稗官，意在善述故事，还认为“中国小说底内容和西洋小说大不相同，这就是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底缘故。”小说家和历史家两者的相互渗透不分，使得两者两败俱伤。同时他还指出“中国小说有两大毛病：第一是描写淫态过于显露；第二是过贫冗长。”这些都是中国小说所存在的弊病。陈独秀对于中国古代优秀著作的评定应当说是有些道理的，八股取士以来，中国文坛便一成不变，文章模式也显得呆板无力，陈独秀大胆的对其加以否定，对于开拓文坛新气象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他因此而把中国古代著作视为无用之物，不免是带有偏激色彩的，没有正确的衡量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没有公正的给它们一个正确的评价。
（六）对传统戏曲的态度
对中国传统的具有民族特性的戏曲，陈独秀对其的态度大体来说也是贬低的。他指出：“至于‘打脸’‘大把子’二法，尤为完全暴露我国人野蛮暴虐之真相，而与美感得艺术立于绝对相反之地位。”新文化运动是要摒弃一些旧有因素，进行革新的，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弊病，陈独秀一针见血的指出来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胡适曾归纳过陈独秀对文学革命的三大贡献；“一，把文学改良变成了文学革命，立出三大主义；二，把新文学运动与政治伦理、道德的革命结合成一个大运动；三，他的冲锋陷阵，一往无前的精神使文学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大成功。”
三、结语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前，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是值得肯定的。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首先提出了“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他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人权论和民主主义思想为武器，向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文化思想发起猛烈的攻击。他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所以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发表多篇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提出了对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学，教育的看法，从它们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阻碍作用出发，大力批判古代旧有的伦理道德，提倡民主与科学，对中国近代新文学，新思想，新教育的应该革新的方向，陈独秀曾指出要摒弃自己，仿效西方。
陈独秀——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重要领袖，在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奠基中起到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在当时社会，犹如晴天霹雳，警醒了新一代的青年，并带领他们为民主与科学而奋斗。从２０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陈独秀的观点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需要。因为，这１００年中，陈独秀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发扬光大，其间经历了异常的艰难曲折，至今仍然是中国人一项未竟的事业。“五四先贤为我们所树立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就是对于处在２１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五四”的方向仍然是我们前进的方向，‘五四’的目标仍然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说，陈独秀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先驱者结合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大张旗鼓地张扬“科学与人权并重”的现代理念，唤醒了几代中国人，推动中国文化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折。但由于“陈独秀注意力的转移，启蒙运动力量的削弱，使得轻视人、压抑人的传统观念并没有被根本消除，高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现代人学理念也没有得到普及。因此，在五四退潮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不论在理论界还是广大国民的头脑中，一直缺乏一种清醒的自觉的人的意识，特别是尊重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意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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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陈独秀：《孔子与中国》，《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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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冯惟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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