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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清代婚姻家庭史研究述评

百年来清代婚姻家庭史研究述评Ξ

毛立平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100872)

关键词:婚姻;家庭;百年;述评

摘 要:对近百年来清代婚姻家庭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进行总结,指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80年代至今的两次婚姻家庭史研究高潮中,清代婚姻家庭史研究的发展和研究重点的转移,以及研究的不足之处。

中图分类号:K249;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1)04-0101-05 Comment on the research w ork on marriage and family of the Q ing Dynasty in recent100years

MAO Li-ping(Hist roy of Qing Dynasty Research Institute,People’s U niversity of China,Bejing100872, China)

K ey w ords:marriage;family;a hundred years;commentary

Abstract: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research work on the marria ge and family of the Qing Dynasty in recent100years,pointing out the development in this field,the shift of the focus and the weak2 ness in the research during the two research climaxes,from1930to1940and from1980till now.

婚姻家庭史研究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及80年代至今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研究高潮的兴起与中国近代遭受一系列挫折和失败、西方思潮流入及归国留学生思想影响、特别是五四运动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剧烈冲击有密切联系,其特点重在批判传统婚姻家庭制度与观念,主张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彻底摆脱封建伦理的束缚。其后直至80年代,鲜见该领域的研究。8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及中国社会历史的关注,婚姻家庭史的研究再度出现高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一、清代婚姻问题的研究

1.婚龄

婚龄问题,涉及家庭结构、家庭规模、代际年龄间隔、婚姻的周期、育龄长短等,对研究清代的婚姻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高潮中关于婚龄的研究,较突出的有: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通常所论婚龄为成婚年龄,该书将婚龄分为订婚年龄、成婚年龄、夫妇年龄差异三个方

面;赵凤喈《中国法制史上之适婚年龄》(《现代评论》6卷154期,1927年1月),其对适婚年龄与成年年龄进行了区别,总结了中国历朝有关婚龄的法律规定,提出婚龄提高主要是教育问题、经济问题,不单单是法律问题;董家遵《论古代的结婚年龄》(《社会研究季刊》1卷2期, 1936年6月),通过考察孔、墨、杜佑等婚龄观、历代对婚龄的规定及各朝帝王婚龄等,得出我国古代盛行早婚的结论。这些研究,停留在法礼规定上,没有反映具体实际的情况,另外,研究对象偏重于社会上层,也势必影响其结论的普遍意义。而清代婚龄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尚属空白。

第二次高潮中,婚龄研究十分突出。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提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定婚龄总体上以宋代为界,前期逐渐降低,后期逐渐增高。清代婚龄研究有显著突破。王跃生《十八世纪婚姻家庭研究———建立在1781-1791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通过对大量初婚年龄个案的考察,得出女性平均为17.41岁;男性平均为22.15岁;夫妇年龄以

第30卷第1期Vol.30№.1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 nhui Normal U niversity(Hum&Soc Sci)

2002年1月

Jan.,2002

Ξ收稿日期:2001-05-25

作者简介:毛立平(1974-),女,山西太原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00级博士生。

男性大于女性(且上幅范围很大)为主要表现形式等结论,其认为:性别比高低对初婚年龄有重要影响,性别比普遍较高使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有利地位;夫妇年龄差异大会导致生育期降低、家庭规模缩小,而家庭经济条件是制约婚龄的主要因素。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通过对清代婚龄的法律规定及实际婚龄的探察,认为清代“聘”与“婚”的间隔期偏长,但仍有大量早婚者存在;婚龄高低与传统习惯有关、同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成正比;婚龄的变化趋势为由低向高;大抵士绅家庭婚龄男早于女,下层平民家庭女早于男。书中还对夫妇年龄差异的原因及后果做了简要论述。这些研究无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清代“士绅家庭婚龄男早于女,下层平民家庭女早于男”原因何在;婚龄逐渐增高的趋势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对婚姻家庭的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等,都需进一步深入思考和研究。

2.婚姻论门户与婚姻论财

婚姻论门户与婚姻论财是两种婚姻观或缔结婚姻关系的方式,二者相互对立却又同时存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次研究高潮中。一些学者认为,宋以后门阀世族衰落,婚姻不再论门户,清代主要是婚姻论财,如祝瑞开主编《中国婚姻家庭史》(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认为清代沿袭论财之风,买卖婚与包办婚相互结合,成为封建婚姻的重要形式;王跃生《十八世纪婚姻家庭研究———建立在1781-1791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从不同婚姻类型中财礼的数额与构成、财礼的制约因素、财礼对婚姻行为的抑制作用等几方面,探讨了婚姻论财如何在清代社会被推至极端,指出婚姻论财使男性娶妻的困难大大增加,加之清代性别比普遍高,女性父家长处于有利地位,买卖婚姻不可避免。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婚姻论门户在清代仍于较大的范围内存在,并在实践中与婚姻论财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认为婚姻论门第主要指中上等以上家庭,下等家庭除了高攀外根本谈不上门第;婚姻论财的风气是对门第婚姻和世婚制的冲击,造成了婚姻关系的新变化;清代婚姻论财超过前代,但并非完全压倒门第婚姻,婚姻论门户仍在相当范围内存在,二者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

以上研究,多偏重于对婚姻中财礼数额及论财对婚姻本身的影响等方面,对于婚姻论财形成的原因尚少探究。宋以后不仅贫穷人家婚姻论财,官商联姻也广泛存在,经济发展应该是婚姻论财风气兴起的主要根源之一。再有,财礼是受经济、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婚姻附属品,如将婚姻中对财礼的追求不加区别地解释为买卖婚姻,似不妥当。就清代而言,婚姻缔结主要包括繁杂的六礼和婚后庙见等内容和程序,论财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清代一些地区固然有“夸俗”的风气,但似不宜夸大论财在婚姻中的作用。

3.离婚与妇女再嫁

离婚与妇女再嫁是婚姻关系的终止与再产生,对社会和家庭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影响。中国传统社会中,离婚与妇女再嫁存在礼制、观念与实践的背离。两次研究高潮中,离婚与妇女再嫁都成为重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受西方婚姻家庭观念的影响,婚姻家庭的研究与妇女解放观念密切联系起来,离婚与妇女再嫁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论述了“七出”、“义绝”、“协离”三种婚姻解除的方法。黄乃汉《中国离婚发达史》(《社会学界》1933年第6期)对汉魏至民国的离婚状况,有关法律和历史背景等方面进行了简要考察,指出清代受外国法律、文化的影响,离婚法开始有所变化,但主要部分仍沿用明律,直到民国以后才完全改变。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将离婚视为婚姻的人为消灭,从离婚意义、离婚原因、离婚效力三个方面论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离婚观念、主体及方式的变化。婚姻消灭后即面临再婚问题,该书从礼教、习俗、律令三方面探讨了再嫁观念的演变,指出“程朱学说毒人之深,演成悲惨事实,不知几何焉!”聂崇岐《女子再嫁问题之历史的演变》(《大中》1卷4期,1946年4月)认为元代以前女子夫亡不嫁并不被视为天经地义,自明代设旌表之条,加以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至清代除下层偶有再嫁,士大夫阶层少有再嫁现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离婚与妇女再婚问题的研究全面展开。从离婚的不同形式到历代有关离婚的法律及其执行情况的考察,从离婚观念习俗的变迁到离婚主权人、离婚方式和程序的变更,从离婚的内部因素到社会环境、生活状况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都有论及。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将离婚分为四种形式:法定弃妻、协议弃妻、法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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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离异、官府断离。鲍宗豪《婚俗文化:中国婚俗的轨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指出寡妇再醮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易———难———易的过程;寡妇守节的陋习于清末民初受到冲击,使再嫁得到承认,但尚不普遍。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从离婚用语、离婚性质、历代离婚观念及概况、离婚主权人、离婚原因(包括违律为婚、义绝、七出、法定原因、政治原因、其他原因)、离婚程序、离婚效果等方面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历代离婚的情况、变化,以及离婚对家庭的影响。王跃生《十八世纪婚姻家庭研究———建立在1781-1791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通过对妇女再婚个案的分析,对再婚的直接原因、决定方式、再婚对象、政策规定等方面做了具体考察,探讨了再婚的社会环境、政府对再婚案件的处理特征等,认为清中期社会下层普遍存在妇女再婚现象,但大都在多重包办的情况下进行,由于性别比失调等原因,清中期妇女再婚极易实现。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分析了寡妇再嫁的动因,并通过对寡妇转房(

婚)这一特殊再婚形式的研究,得出清代尽管在相当范围内存在这一特殊再婚形式,但已非制度性形式。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探讨了入关前后满族寡妇再嫁观念及制度的演变,认为八旗寡妇再嫁的原因多出于生计问题。

离婚与再婚是社会问题,势必对社会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各种婚姻形式(包括离婚与再婚)如何在整个社会运行中保持动态的平衡,是上述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

4.婚俗

婚俗的形成与区域文化、历史传统、政治制度等因素具有内在的联系,各地婚俗的异同表现出婚姻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接受文化、传统、政治等因素影响的不同程度。婚俗研究是第一次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阶段的研究侧重于对各种婚俗历史根源的探究。婚俗的整体性研究,陈怀桢《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社会学界》1934年6月)探讨了中国婚俗的根据或发端为“礼”,特别是朱子家礼。该书将中国分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关外区域四大风俗区,并对各区域婚俗的异同进行了比较。杨江松《中国婚俗之民俗学研究》(《东方杂志》31卷11期,1934年6月)通过对掠夺婚、服务婚、私奔婚、交换婚、买卖婚、中表婚、自由婚等多种婚姻形式中婚俗的研究,得出中国婚俗主

要为掠夺婚与买卖婚两种形式的遗留。婚俗的具体研究。刘万章《烧猪———广州婚俗之要件》(《民俗》1921年第10期)中介绍了近代广州烧猪婚俗及其历史意义。费孝通《亲迎婚俗之研究》(《社会学界》1934年第6期)探究了亲迎风俗的形成经过和地理分布状况,并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了风俗的传播与移民之间的关系。董家遵《中国收继婚之史的研究》(见董家遵著《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原稿完成于三四十年代)对清代满族及其他民族收继婚的沿革及地理分布状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察。

第二次高潮中,婚俗研究将婚俗与政治制度、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王志强《清代的丧娶、收继及其法律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通过对丧娶和收继这两种非礼制婚俗的分布状况及其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的研究,得出两种婚俗在各地虽略有差别,但普遍存在于全国范围内,而法律与习惯对于丧娶、收继婚俗的态度既存在差别又相互影响。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对满族入关前后收继婚俗的延续及消亡过程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收继婚作为一项与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制度,曾在满族社会普遍流行,它的延续和消亡与满族社会变革同步,在清入关前后的性质不同。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指出清代普遍存在童养婚,对童养媳的领养原因、领养仪式、领养年龄、童养期间的身份地位、婚姻质量等方面做了深入研究。王跃生《十八世纪婚姻家庭研究———建立在1781-1791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分析了童养媳的实际年龄、童养夫妇的婚姻特征、童养婚存在的社会和家庭背景、政府有关童养媳政策等,指出童养婚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独特的婚姻现象,是正规婚姻的重要补充形式,官府对之采取认同态度;其存在与贫穷和男女比例失调密切相关;虽然童养婚存在许多消极因素,但对溺女婴的抑制有积极意义。

二、清代家庭问题的研究

1.家庭的结构、规模和功能

婚姻的目的是组成家庭,在传统家国同构体系下,家庭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的结构、规模和功能是我们了解某一时期家庭存在形态的入手点。

第一次高潮着重于对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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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 毛立平:百年来清代婚姻家庭史研究述评

判,忽视了对家庭结构、规模和功能的研究。

第二次高潮中,家庭史的研究趋向具体化、深入化。家庭的规模、结构和功能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冯尔康《清代的家庭结构及其人际关系》(《文史知识》1987年第11期)将我国古代的家庭分为核心家庭、直系家庭、联合家庭、家族家庭、残缺家庭,并指出各种家庭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不断的转化之中。张研《清代家庭结构与基本功能》(《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将家庭分为个体家庭、直系家庭、家族家庭,其中个体家庭是清代基本的家庭组织形式。影响和制约清代家庭结构的因素有经济、生理、伦理道德、传统习惯等方面,但经济因素起主要作用。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指出由于分家析产制的盛行,可能导致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因此要对家庭进行动态分析。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认为五六口之家是近代中国家庭的主体,但有由大而小的趋向,且有地域的不平衡性。王跃生在《十八世纪婚姻家庭研究———建立在1781-1791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通过对二千余件档案资料进行单独分析和汇总归纳,指出清代家庭平均4.5人上下。

这些研究较为直观地展现了清代的家庭规模,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对家庭规模、结构的制约和推动作用。但是,对于个体家庭如何同社会发生联系、如何在社会运行中保持平衡并发挥作用、社会因素通过怎样的环节影响家庭等问题,研究比较薄弱。

2.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包括父子关系、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等)对家庭的结构和规模都有相当的影响,是家庭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环节。

第一次高潮中,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如姚慈蔼《婆媳冲突的主要原因》(《社会学界》1933年第6期)将婆媳间的冲突归结为经济上、心理上、教育上、思想上、迷信上、性情上、习惯上与嗜好上的冲突等。

第二次高潮中,冯尔康《清代的家庭结构及其人际关系》(《文史知识》1987年第11期)揭示了清代夫妻间的不平等和清人对父权的神化。张树栋、李秀领《中国婚姻家庭的嬗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将家庭关系概括为:父慈子孝的父子关系,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的夫妻关系,姑常怒、妇常泣的婆媳关系,兄仁弟悌的兄弟关系。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将家

庭关系分为横向和纵向两方面,认为中国近代宝塔形的家庭关系明显表现出重男轻女、嫡庶有序、夫权与神权紧密结合等特点。赵世瑜《冰山解冻的第一滴水———明清时期家庭与社会中的男女两性》(《清史研究》1995年第4期)通过探析同辈与异辈之间、性生活中、社会生产分工上男女两性的不同地位及矛盾冲突,指出明清女性在生活生产中地位的相对提高,并没有改变她们依附、从属性质的家庭社会地位。

清代家庭关系的研究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由于中国传统家庭构成的复杂性,家庭成员的关系有时非常微妙;而统治者理想中或礼制规定下的家庭关系与实际生活存在差异,因此进一步的研究似应是有区别、有针对的具体考察。另外,晚清时旧的婚姻家庭观念受到民主思想的猛烈冲击,家庭关系中各种矛盾日趋尖锐,

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问题。

三、婚姻家庭史的区域性研究

婚姻家庭史的区域性研究出现于第二次高潮,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华北、西北、东南、东北等地区。

徐永志、吕炳丽《近代华北民间婚姻述论》(《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指出近代华北民间婚姻呈现新旧交替、中西杂糅、多元发展的过渡形态特征,总体呈复杂曲折的动态演进过程。陈亚平、徐景庶《近代华北农村的论财婚姻》(《学术论丛》1996年6月)论述了近代华北婚俗中财礼增加的现象、原因及影响。张晓虹《清代陕西婚俗地域分布的初步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根据自然、经济、移民、行政区划等因素,将陕西划为关中、陕北、陕南三个婚俗区。岳珑《近代陕北女子早婚与生育健康》(《人文杂志》1999年第4期)探讨了近代陕北早婚习俗的不良后果。唐力行在《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探讨了明清徽州家庭———宗族结构,认为该结构富于弹性和流动性,对社会经济具有反作用力,有利于徽商经营并强化对佃仆和妇女的压迫。郑振满《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若干特点》(《台湾研究集刊》1989年第2期)指出,不完整家庭与绝嗣家庭、不稳定的大家庭与多元的大家庭、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与经济结构的共有化是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特点。陈伟民《明清时期岭南少数民族的婚俗文化》(《中国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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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2000年第4期)指出明清时期岭南地区瑶、壮、黎等少数民族婚俗文化保留了不少较为原始的文化遗风,自由开放、简单朴素并有明确的地域特色,反映了该地区社会历史状况。康文林、李中清《中国东北地区分家的原因和结果》(李中清等编《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根据清代辽宁地区皇庄户口册登记的人口资料,以纵向性分析法对东北地区分家原因和结果进行了深入考察,并指出18-19世纪辽宁复合家庭普遍存在,这些家庭内部等级森严,分家是旁系亲族得以控制部分家产的唯一途径。

婚姻家庭史的区域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地区尚未涉及。即使涉及较多的华北、福建等地,也仅为该地婚姻家庭中某一问题的研究,尚少对整个地区的婚姻家庭进行横向、纵向、全面的分析。此外,婚姻家庭史的区域研究似应从整体上把握,加强各区域间的比较。

四、清末婚姻家庭观念的变革

清末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变革导致婚姻家庭观念的转变。

批判旧的婚姻家庭观念早在第一次高潮中即已展开。王舍鱼《中国古代婚姻思想之检讨》(《新东方》1卷5期,1940年6月)从中国古代性生活意识、婚姻的历史过程、婚姻思想的基础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中国婚姻思想的根源和发展,批判了重男轻女、以续嗣为重、非爱情相结合等思想。许地山《现行婚制之错误与男女关系之将来》(《社会学界》1927年第6期)批判了旧婚姻的多妻倾向、无真正恋爱、夫妇终身制等,认为其皆由男女不平等引起,只有从生理和社会两方面尊重女性,才能改变。

第二次高潮中对于近代婚姻家庭变革的研究,已不单局限于批判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危害、呼吁妇女解放等方面,而是将婚姻家庭变革与社会制度变迁、民主进程发展、时代观念交替联系起来。陈振江《清末民初婚姻家庭变革运动的趋向》(《南开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认为近代婚姻家庭变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伴随着改良运动和政治革命发生发展,对思想启蒙和社会文明进步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徐建生《近代中国婚姻家庭变革思潮述论》认为近代婚姻家庭的变革,包括对旧式婚姻的批判和对新式婚姻的探索两方面。婚姻自主作为近代婚姻观念的创见贯穿于婚姻家庭变革思潮中。然事实证明,婚姻变迁显示出总体的缓慢和不平衡性。行龙《清末民初婚姻生活中的新潮》(《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介绍了以“去土求洋”为特点的清末民初婚姻生活中主婚权力、媒介形式、择偶标准与范围、离婚再嫁等方面的开放性转变。同时指出这些变动表现出严重的不平衡性、时代局限性。梁景和《论清末的“家庭革命”》(《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指出家庭革命包括祖宗革命(即冲破宗法观念)、纲纪革命(即打破三纲五常)。

上述研究将婚姻家庭观念的转变与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民主思想的发展联系起来,揭示了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然尽管许多学者都提到这种变革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却并未作出明晰的解释。晚清婚姻家庭观念变革的影响的确存在着地域和阶层上的不平衡。受变革思潮影响的多为城市或商业、交通发达的地区,即便这些地区,传统婚姻家庭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尚未发生根本的转变;而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三纲五常”仍然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有些地区直至解放后婚姻家庭观念才发生彻底转变。不同的社会阶层受婚姻家庭变革影响的程度也不同,类似文明婚礼及离婚诉讼的现象绝大多数发生在上层家庭或知识分子阶层,广大中下层家庭仍采用旧式的婚礼和婚俗。另外,第二次高潮中,学者们对“废婚、毁家、大同思想”等思潮多持批判态度,认为其消极影响很大,有民族虚无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我想,似应将这种思潮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思考。“废婚、毁家”等过激主张是在具有几千年积淀的旧的婚姻家庭制度的重重包围下,人们的思想在累世传承中保守得近乎顽固、惟有彻底打破才有可能建立新的制度观念的情况下提出的,对其产生的根源和发挥的作用应进行具体分析,不应全盘否定。

回顾百年来清代婚姻家庭史的研究,既有喜人的成果,又有许多尚需深入开拓的领域,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收集更加广泛的史料,构筑更加合理的理论框架,一定能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责任编辑:肖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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