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与特点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学术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类型与特点的诸种意见，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及主要特点。
教学难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及主要特点。
教学重点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类型与特点的诸种意见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及主要特点。
教学内容
第一节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
【类型】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
Type:1.person,thing, event, ect considered as an example of a class or group; 2.class or group considered to hav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梁启超对旧史学进行了激烈批判，其理论基石是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新史学》开宗明义标明史学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史学应是“学问最博大而切要”的一门，是“国民制明镜”，“爱国心之源泉”。
一、关于传统文化类型的诸种意见
中国人很早就对文化类型有所认识，古代人已将中原地区的华夏农耕文化与周边四夷的游牧文化或渔猎文化加以比较，两汉以后，又将本土以入世精神为特征的儒家文化与来自南亚出世精神为特征的佛教文化加以比较，近代以降
如严复、李大钊等人把中国文化归结为“农业－宗法型”，而1893－1988，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和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坚持讲真话，以1953年与毛泽东公开“争”而为人所知，对建国后一个时期内开展的阶级斗争也不完全赞同，1970
第一种意见是按地理环境区分文化类型，认为任何民族的文化，其产生、衍变、丰富和发展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和独特的经济社会土壤里完成的，因而大致分为河谷型、草原型、山岳型和海洋型，而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属于河谷型的。
第二种意见按照观念文化与一定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进行分类，将文化分为农业文化、工商文化和游牧文化等，认为中国文化属于农业文化的类型。
第三种意见，审视中国文化形成发展的走过的路程，认为儒、道、墨、法、佛等诸家思想学说，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内容和核心，在其形成期，是儒、墨、道、法并行，在其发展期，是儒、道、法、佛并行，虽然各家思想相通互补、互为关联，但儒家思想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第四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封建制文化。名田制是秦汉时期以军功爵制为基础的，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制定的有关土地管理和土地利用的制度。
1梁先生认为，“文化亦可以说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亦即“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其一，“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其二，“遇到问题并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的调和罢了”；其三，“遇到问题，他就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时他既不像第一条路向的改造局面，也不像第二条路向的变更自己的意思，只想根本上将此问题取消”，并认定西方人“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是走第二条路向”，“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是走第三条路向”。
唐龙朔元年（661），惠能在黄梅谒见禅宗五祖弘忍。五祖乃令其随从作务，劈柴踏碓八个多月。其时弘忍年事已高，急于传付衣法，命弟子作偈以呈。时神秀呈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弘忍以为未见本性，未传衣法。惠能口诵一偈，题于壁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见此，唤惠能到堂内为其讲《金刚经》，并传以顿教衣钵。
二、趋善求治的伦理政治型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成熟的伦理文化之一，两千多年前即已形成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和实用性、世俗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积极入世的功能。而道德总是与政治问题密不可分，总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所以通过伦理的方式达到政治的目的伦理政治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这在儒家的“德治”主张中得到鲜明的体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犹如北辰，居其所众星拱之”。认为道德人格力量是一种比法律更为重要、更为有效的统治手段，是一种无形然而强大的力量2，所以特别强调自我道德修养的功夫，不但提出了“内省”、“慎独”等方法，而且还指出通过此方法而进行修养的全过程3，其中“修身”是中心环节，“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其内容，“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目的，是个以内圣求外王、通过立德而立功、立言的过程。
“君子之事亲孝，故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以孝事君则忠”（《孝经·开宗明义》）发。
第二节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一、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诸种意见
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是世界三大思想传统之一。它既不同于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主要指向的是知识论的古希腊思想传统；也不同于注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主要指向的是宗教彼岸世界的古印度思想传统；中国的思想传统所注重的是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指向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做人之道”。中国思想传统中不是没有追求“自然之道”、“致知之道”、“终极关怀”等内容，只是由于她突出了“人间性”这个基本的特征，重视人间秩序的安排问题，而宇宙观和宗教观等则相对就次要一点。
中国清末外交官，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近代最早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物之一，中国第一个驻英国也是第一个驻欧洲国家的大使――郭嵩焘考察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制度，他认识到民主政治是西方富强的基石，比较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郭嵩焘看到了明
2“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耕者,馁在其中矣;学者,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法和君子的关系）。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荀子·君道》:“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3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历来重视民众的力量，主张“爱民”“、重民”、“以德治天下”，它不仅要求君主要勤政爱民，力行仁政，而且要求臣子要敢于以圣君的德行为标准来为君主绳过纠错。孟子说：“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
显的差距。他把中、西政治制度进行了有意义的比较，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它的最大忧患是缺乏稳定性，一旦没有“明君贤相”，国家就会动荡不安。但是西方却和东方中国不同，它是一个法制社会，实行的是自由选举和民主政治，这种政治制度富有活力，能够促进国家繁荣富强。
在维新变法之时，严复已开始翻译西方学术著作进行“启蒙”，破除因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闭塞和愚昧，“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悉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论胥”。他把希望寄托于不当权的知识分子和平民，特别寄托于青年人，深刻地说明他满怀救国激情。为了找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严复打开人们的眼界，从宏观上进行中西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比较，认为：中国“好古忽今”，西方“力今胜古”，“中国最重纲常，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并进而总结西方各国强盛的根源，“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中国旧学的致命弱点，在于“无用”、“无实”，“师心自用，不实验于事物，抑笃信古人之说者”。他还猛烈抨击封建君主是“最能欺夺者”，是从民众手里窃取权柄的大盗贼！
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一个半封闭的北温带板块状大陆上滋生发展，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组织以宗法和专制政体为基本形态，周边为后进民族所环绕，这样一种特定生态环境，使中国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性格：1、以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发展出一种平实的经验理性；2、重视伦理规范和道德教化；3、尊君重民；4、崇尚中庸和谐；5、具有极强的内聚力。
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伦理政治型所决定，中国文化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观照人生和人心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人本主义，强烈的政治意识，重道轻器，崇尚传统，重视群体关系的和谐调适等不同方面。
还有一种观点，把西方作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较为全面彻底的探讨，把其特点归结如下：1、统一性的特点；2、连续性的特征；3、非宗教性或人文性；4、泛道德性，即道德对政治、法制、文学、艺术、哲学各领域的影响或指导意义；5、内倾性；6、深厚的乡土性。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礼”或“礼治”，近来又有一种代表性意见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和主要组成部分是“和合文化”，贯彻到社会领域，则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崇尚团结的价值观，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除了伦理政治型文化这一总特征之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1、统一性与延续性
作为世界上起源最早的文字之一，汉字虽然在产生年代上比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圣书字略晚，但是不管是楔形文字还是圣书字，都已经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只有汉字在经历了四千年的漫长历史以后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至今依然为我们所沿用，而且还将长期地使用下去。
以前的研究者大多把汉字和古埃及圣书字以及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一起视为表意文字。但是表意文字并不能完全概括汉字的全部性质。这是因为，占汉字80% 以上的形声字，是表意表音的文字。例如“婚”、“姻”二字，左边的“女”是表意的部分，右边的“昏”、“因”是表意的部分。更为重要的是，汉语中还有一部分词，本来没有专门记录它们的符号，而是借了一个音同或者音近的字来充当。例如用本义是胡须的“而”字，记录汉语中与之读音相同的连词“而”。在这种情况下，汉字已经完全是表音文字了。所以，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
半期，国内便有学者提出，汉字的性质应该是表意和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
东汉学者许慎提出的“六书”说，是最早从科学角度对汉字结构进行系统分析的理论。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系统地阐述了“六书”的条例，指出“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后人在阐述“六书”理论时，多采用许慎的“六书”名称。
形声字是最具造字能力的一种造字法。在《说文解字》所收的近万字中，80% 以上。在现代汉字中，形声字的比例已超过90%。
我国文字源远流长。所谓远古时代伏羲和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出我国文字产生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发现，与汉字起源有关的资料，一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仰韶、良渚、马家窑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刻画记号；一是原始社会晚期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的象形符号。古文字学家以前以为大汶口遗址（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2500年之间）出土陶器的刻画图像该
已是一种较为成熟的
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刻辞。甲骨文是指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代都城遗址殷墟出土的一种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又称殷墟甲骨文字。它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被曾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首先发现并收集的，经当时的学者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研究，确定这是殷代的一种文书，记录着殷王朝的许多事迹，是研究殷代历史的珍贵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安阳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有二十多万片。
对过去的“中国”拿破仑曾说：“不要唤醒酣睡的巨人”。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马上就发动了鸦片战争，使中国苏醒了。
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部毫无逊色。……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英)阿诺德．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11月第1版，第291—295。）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是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同上书，第289页）
这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部长、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阿诺尔德·汤因比和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在探讨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问题时讲的几段话。
中国文化具有连续的统一性特征，又具有一元的连续性特征。中国文化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同时汇聚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能够不受外部的影响，独立地发展，具有极大的空间和时间的连续性。具体表现如下：
（1）政治的统一
广川儒生董仲舒以深厚的儒学修养起而应对，献“天人三策”，系统阐述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的天人感应理论，他在《举贤良对策三》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治制数变，
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段话迎合了汉武帝的政治需要，直接促成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行，从而实现了儒学从诸子向经学的飞跃。
从政治方面看，中国文化经历了持久的统一过程。夏朝建立之前，虽然也存在着许多各自独立的部落古国（传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但经尧、舜、禹三代的经营，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原一带已趋于统一。而殷周时期，统一的势力不断扩大，特别是西周王朝通过分封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奴隶制国家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通过兼并战争已完成了地区性的统一，国家领土不断扩展，国家权力也不断集中，为秦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秦作为第一个统一的王朝，正是以“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而功垂千古的。之后，虽也屡有分裂局面出现，但都是短暂，也是不得人心的，统一始终是历史主流，在这一点是没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分的。
（2）民族的融合与凝聚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就有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之说，各民族在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中，其凝聚力不断加强，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融合息息相关，中国文化的发展即境内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的结果。历史上的南蛮、北狄、东夷、西戎各族文化经过唐、虞、夏、商、周2000多年的融合，逐渐华夏化，秦文化吸收与融合了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的因素，才形成了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拥有二三千万人口的稳定共同体，到了汉代，中华民族的建构最终完成。十六国北朝时，早期内迁的北方各少数民族，到北魏后期，其民族特征已逐渐消失。隋唐的统一，又加强了与周边各族的融合，之后，这种趋势就一起没有停止过。所以中国境内各民族都以其聪明智慧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成为中华古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魏太武帝的目标为“扫六合,定宇内,第一个混一中华的始皇帝”。而身为契丹族人的耶律楚材的治国理论：行“汉法”用“儒臣”“以儒治国”
（3）文化传统的承袭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前代文化遗产的价值，充分宣扬传统本身存在和流传的合理性，自宋以降，其质的规定性已基本形成，之后虽几经跌宕，面临多次挑战，但始终表现出巨大的再生能力，成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从未中绝过的古老文化。
2、人文精神与民本主义
古语道：“欲求生快活，须下死功夫”。
《水浒传》中描写了梁山英雄群体和个人大量的劫富济贫、扶弱锄强的行动，就是这方面的表现：政治上，人人平等，不论身份地位，三教九流“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经济上平均，“皆一样的筵笼欢乐，无问亲疏”；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才智，各安所业，“真是随才器使”。用阮小五的话说，他所羡慕的生活是：“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第十五回)这是建立在小农业生产基础上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代表了农民和下层社会人们要求摆脱剥削和压迫的愿望。所以，起义队伍生死同心，忠信无差，共同用“替天行道”的办法，打土豪，攻州府，铲不平，济饥寒，来解决现实社会上的贫富悬殊、贵贱对立问题。
中国文化既不是自然主义的，也不是僧侣主义的，而是真正人文主义的。这种人文精神理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基本的内容是“天人合一”，特征是内在与超越的结合，自然与人文的结合，道德与宗教的结合。
（1）人文传统即非宗教性
商周时期开始，中原农业经济逐步占据主流，农业文化同化、融合其他文化，从而促成了人们重视现世人事的实用理性精神4。所以从西周开始，人本的宗教意识开始取代神本的宗教意识，故《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祀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孔子也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历史上虽也曾有神和宗教，但都是一定条件和范围内的信仰，一旦神权超过君权，则会受到无情剿灭。所以中国文化注视的是人间的是非，追求的是人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及道德法则，对于来生，很少加以关注，所以古代文明初期，即没有经历过神权国家阶段，进入中世纪以后，也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基督教神权统治。
（2）尊君重民的民本思想
殷周之际，中国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5，周公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孔子提出了重民富民的观点，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老子也有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的倾向。《华严经》“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
《左传》通过人物言行所表现的进步思想是很显著的。首先是民本思想，例如卫人逐其君，晋候以为太甚。师旷说：“或者共君实甚。……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十四年)，表面上似乎没有摆脱天道鬼神的观念，但实际上却是根据人民利害来发表他的政见的。这正如他论石言一样(昭八年)，都是借题发挥，给统治者敲了一下警钟。然明对子产问为政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如鹰之逐角鸟雀也。”(襄二十五年)逢滑对陈怀公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哀元年)
3、重群体轻个体
中国社会的最大特征是家庭本位，家既是人生活的依归，也是人格生长的母胎，血缘在中国伦理中，不仅是一种基本的人伦关系，也是其他一切关系的前提，个体首先是家庭的成员，然后才是社会的公民，在处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时，往往把家庭看得比个人更重要，特别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注重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即“尽伦”。对家族的热爱，进一步延伸为对国家的忠，当不能两全时，则忠为重，即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在家尽孝，在外尽忠。
（2）宗法集体主义原则
（3）追求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往往把人作为与牲畜、动物相对待的整个的“类”来理解6，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因而把人的个体价值归结为社会价值，以社会标示个人，强调人的社会义务与责任，强调人对社会的服从。因而强调推己及人，强调个人对社会的奉献与牺牲。
4先伊尹的“天难堪，命靡常”（《咸有一德》）之说，后来的周统治者也据此得出了“天不可信，我道唯宁王德延” （《君奭》）的结论。荀子,“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5《尚书》所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6荀子《王制篇第九》中说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
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
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多力，多力则
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
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君者善群也，君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
皆得其命”
4、重人伦轻自然
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不把外在的自然界作为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来研究，而作为一个具有人伦情感的整体来体验，结果是不注重探求自然规律，只重注履行人伦关系、道德义务。
5、崇老尚古
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是以上古的“黄金时代”为价值取向，以恪守宗法伦理道德作为最高的人格理想，以宗法社会传统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人们总是回头过去寻找社会理想，法先王之道，复“三代”之礼，把上古三代时期氏族社会的生活图景，当作最高的社会追求和理想境界。所以儒、墨、道、法各家皆法先王以重其说，借先王以推行其政治理想。所以不但《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理想是假托孔子之口对孔子以前社会的追叙，孟子亦曰：“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而且先秦诸子中，儒家的其他人物也是言必称尧、舜，道家言必称黄帝，墨家言必称大禹，农家言必称神农，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说，“他们穿着古衣裳，说着古言语，而企图说明未来世界的自己的憧憬与梦想。”7不仅如此，即使是秦汉以降，《吕氏春秋》言及“公则天下平”的社会理想，仍托始于“昔先圣王之治天下”的时代8，《列子·黄帝篇》中虚构的“华胥氏之国”也被说成是黄帝昼寝而梦的神游之地，阮籍同样也是把自然主义的理想遥寄于“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养生”9的洪荒之世，鲍敬言所提出“无君无臣”的理想更被置于“襄古之世”
?认为自己的居住地就是世界的中心的观念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是古人由于受交通条件和地域分割的限制，所必然产生的结果。这种观念，不仅中国有，其它的民族也是如此。如“如法显《佛国记》称印度为…中国?，而以中国为边地，古希腊、罗马人写书各以本土为世界中心。”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包含着无知，慢与偏见。
?
?苶亲王奕訴决定设立同文馆后，北京就有作对子就讽刺，说“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有家子弟拜夷类为师。”其他一些对子如，“为同而言，其伦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都是说，虽然打着孔孟之道，实际上走的是歪门邪道。总之，反对派的意见可以归结为大学士倭仁的一句话，“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
?1906年被迫新政时，慈禧说这立宪不立宪涉及到的政治，政治原理她都不懂，她说我只关心四件事情：第一，君权不可轻损，皇帝的权力，皇家的权力不能受到侵犯和任何的损失；第二，服制不可更改；第三，辫子不能剪；第四是皇家典礼不能变。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
7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页。
8《吕氏春秋·贵公篇》。
9《大人先生传》。
艰难的留学之路
1901年庚子赔款后，美国利用赔款资助中国留学，直到此时中国人仍把留学看作一件很丢人，很可怕的事儿。第一批留学生计划招收120人，但很少有人报名，所以只好作为一项政治任何分配到各地，即使如此，也难以招到学生，只好又到东南沿海等一些思想相对开放的地区招收，最后又从香港招收一些学生才勉强完成任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害怕留学，据传说，留学生出国后要剥皮，然后换成狗皮，以便展览。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工程师师詹天佑是在谢姓邻居答应将女嫁给天佑时，詹父才答应儿子出国的。
所以中国长期以来，只有理藩院而无外交部，和六部中的“礼”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直到明朝还保有“四夷馆”，负责外交翻译等一些事务，即使如此，仍难满足需要，清朝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就是请二位传教士作翻译。清朝五口通商后，才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也并非专职，先由两广总督兼任，后由两江总督兼任，而北方与沙俄的关系则由伊梨将军与黑龙江将军兼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帝仍拒绝英法在京设立公使馆，最后，万不得已才依照俄国的方式设立“留学生馆”，指示外国公使“不必年年跋涉”。1860年，外国人攻入北京后咸丰帝逃往热河后，恭亲王奕訴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处理“外交事务”时，咸丰帝仍建议“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但仍为临时性机构，长官也由军机大臣兼任，而与之并存的还有南北洋大臣，其办公场所也较其他六部简陋，直到义和团运动以后，1901、2、24才在英国设立常驻的对外机构，建立驻外使馆。
林则徐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仍然认为英国人腿不能屈，所以只要中国士兵每人手握一根竹杆，就可打败英军；而杨芳认为英国的人所用炮船为“邪术”，主张“以邪制邪”，就扎上竹排，内放各种秽物，特别是女性用品以破敌。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虽是第一批介绍四方情况的书籍，以“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仪”而受到人们的批评，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仍称人为“夷”，也仍有人批评他们有“用夷变夏”之嫌。
义和团称传教士为“大毛子”，中国的“教徒”为“二毛子”，用洋货的人“三毛子”等，以至于“十毛子”，认为通过练拳可以刀枪不入，慈禧太后竟也信为以真。
总的来说，春秋时的众多民族，有的与华夏融合，如东夷；有的则急剧壮大，和华夏诸国分庭抗礼，如楚国，就是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称霸一方的。若从这一时期民族斗争的总体趋势来看，以北狄和楚对华夏的影响最大。北狄南侵中原，楚向中原扩展，构成了春秋时期中原华夏诸侯国的两支强大的对抗力量，为此，《春秋公羊传》记载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春秋是中国各民族第一次大融合时期，各民族的融合是以华夏族为主体，以各大国为中心而实现的。中国民族在经过春秋两百四十余年的发展后，进入战国时代。之后，中国各民族及其相互的关系又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有的强大，有的消亡，有的与他族融合，有的沿袭旧称，有的启用新名，但无论怎么变化，各民族仍在中国大地上交错共居，互相依存，迁徙往来，逐渐融合。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回纥人壮健、善骑射，“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
女真族“出则为兵，入则为农”，
傈僳族，在明代只是彝族的一个支系，过着“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的生活。
西方传教士张诚与徐日升以翻译身份参加中俄尼布楚谈判，最后促成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对于这件事情，参加谈判的中方大臣索额图非常满意，就向这两个传教士表示说，一定要尽力帮助他们。康熙帝因为这件事也对传教士更有好感。有一天，索额图向康熙帝奏
道：“徐日升等效力阙廷，皆系奋不顾身之人。至其所传之教，果有乱行不轨之处，陛下自宜严禁。然臣细察教理，毫无妄谬。且于治国安民，大有裨益。禁其传授，似属不合。”康熙帝说：“朕意本欲庇护教士，奈各省大员皆恶其人，而禁其教。朕亦无如之何。”康熙觉得他自己没有办法改变那些（地方官吏）。索额图又奏道：“陛下人君也，赏罚分明，何妨乾纲独断，乃受制于群下耶。”
西学的传入受到皇帝个人兴趣的影响，符号代数在中国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据法国学者詹嘉玲研究，1712年夏天，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为康熙帝写了一篇文章题，名为《阿尔热巴法》（代数新法）。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介绍符号代数，它说明了“新”“旧”代数之间的不同之处，强调了“新代数”的一般性和实用性以及用符号进行四则运算的基本法则等等，傅圣泽认为这个代数新法很容易，康熙帝和几个皇子研习后却认为比旧法更难，晦涩难懂，就专门对这件事有一道谕旨，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里头有这一道谕旨。詹嘉玲因此感叹道：“一门新学科由于康熙帝个人的好奇就得以介绍，而由于他自己不懂又定为无用”，“在科学制度组织上康熙帝是科学问题的最高法官，也就是说科学家们主要根据康熙帝的观点和权力来行使自己的职责，这就没有为科学的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
?法国大革命通过的《人权宣言》中：“没有比法律权利更高的权利，国王只能依据法律治理国家。”
?美国的《独立宣言》是杰斐逊起草的，它主要依据洛克的政治思想阐述了独立的理由：人是生而平等自由的，政府是人民为了保护他们的这些与生俱来的权利，经人民同意而组成的，如果政府违反了人民的意愿，人民便可以改变、脱离或废除政府。
?美国内战时期，以卡尔霍恩为首的一些人为奴隶制进行了充分的理论上的辩护。首先，赞成奴隶制的人抓住了天赋权利理论的弱点，强调实际上人生来一向是不平等的，一切人生而平等的主张只是一种冠冕堂皇、感情用事的哲学；没有什么自然或天赋权利，按照权利的原意，权利都是社会和法律所给予和保护的，即都是人为的。而且，人不仅是生来不平等的，而且这种不平等还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条件之一。他指出，个人或种族之间的不平等是政府的基础，物种之间的不平等是宇宙和谐的根源。他断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只能由他的才能来决定，人的自由和权利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经过争取最终才能实现的目标。也就是说，自由不是人人可以享受的普遍权利，而是每个人要用事实来证明他是否有资格享受的一种权利。黑人“不仅完全没有资格享受理性的自由，而且完全没有资格实行任何种类的自治”因而，奴隶制是在管理黑人，并没有侵犯他们所没有的权利；白人和黑人的关系是保护与被保护，而不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南方完全不必为奴隶制而感到惭愧，相反，应该自豪地宣布奴隶制是南方“自由大厦的基石”。
作业：
1、对于中国文化的类型学术界有哪些主要观点？
2、关于中国文化的特点学术界有哪些主要的意见分歧？
3、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