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
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
作者：雅嘉拉达(yajialada)
自从新时期以来，沈从文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虽然，它肇始于所谓的“沈从文热”，并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其它各种“热”先后发生，但同其它一些“热”相比，沈从文研究却具有明显的持久不衰的特征，并由此带来现代文学研究中其它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这一情势的出现，决非仅仅由于研究者个人偏好与热情所致，也不仅仅由于沈从文研究当时在政治层面上所具有的拨乱反正的价值。单凭个人的偏好与热情不可能使之持久，政治层面上的需求也只能是一时的“流行色”，沈从文研究的兴盛只能取决于沈从文及其创作本身所具有的文学研究的品位与内蕴。“沈从文现象”，是20世纪中国具有独特色彩与内涵的思想—文化现象。当然，沈从文研究并非起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沈从文先生其人其文的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概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为笔者即将展开的沈从文研究方向的论文储备资料、理清思路，并期望对今后的研究有
所帮助。
一
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研究的基石与铺垫，我们万不可忽视而应好好吃透好好利用。
早在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就开始为文坛所注意。到30年代，沈从文已经拥有广泛影响。但直到1949年前，对沈从文的研究却没有溢出文学评论的范围。当然，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在它尚未走完自己行程的时候，一切研究都很难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可是，在1949以前，对中国现代文学带有文学史色彩的研究文字却非绝无仅有。为后来的研究者不断称引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诸导言，其分文体对第一个十年文学过程的总结与描述，就分明具有文学史研究的特征。早在20年代，沈从文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所界定的“乡土文学”作家，但他却无缘进入《中国新文学大系》；30年代，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鲁迅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所作沈从文是“自新文学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1]之一的论断，是以史学眼光看沈从文的，但留下的也仅仅是一种结语似的判断，缺少具体的论述与阐释。而大量的评述沈从文的文字，或急于从政治上给沈从文定性，或仅就沈从文个别及部分
作品的创作倾向与特征作一般性评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一直被国民党视为异已，而左翼文学阵营亦将其看作陌路人。国民党的报纸称其“站在反革命立场”，而在沈从文卷入的文坛论争——“京派”与“海派”之争、“禁书问题”之争、“差不多”之争、“反对作家从政”之争中，沈从文又被左翼文学阵营视为“官的帮闲”之“京派大师”[2]、为统治者“越俎代谋”的“忠而获咎者”[3]、“对大多数应社会要求而写作的作家们”“作敌意的挑战者”[4]以及“停止抗战”[5]论的制造者。如果说，这些责难还仅是一种逻辑引伸而非政治属性认定的话，那么， 40年代，因其“民族自杀的悲剧”论与《芷江县的熊公馆》而引发的批判便突然升级。沈从文被界定为“一贯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6]，是“《鸿鸾禧》里的穆季”[7]、“地主阶级的弄臣”[8]……这些政治判决，显然与已知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带有明显的“左”的痕迹。也许，当社会变革以一种激进方式被推进时，任何与这种激进方
式不相粘附的言行都难免被怀疑为反对革命。而且，在上述种种场合，沈从文也并非没有可责难之处。好在这一
切都已成为过去，人们不必再为此作更多无谓的辩难。
在大量的沈从文文学作品评论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9]“没有思想的作家”[10]“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10]，几乎是众口一词的结论。因而，存在于沈从文早期创作中的“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11]。而这种对“思想”的要求，是以“暴露时代的苦难”——唯其如此，作品才有思想——为标尺的。有人据此将《会明》与《绅士的太太》相较，认为《绅士的太太》“那暴露的东西”“《会明》再增多十篇还抵不住。”[12]不能说这些批评毫无根据，当“湘西世界”在沈从文早期作品中雏形初露时，实在还谈不上什么深刻思想。然而，勿论那种“轻松”与“优美”的背后，也自有其思想情感的底蕴在，而仅以是否暴露时代的苦难为衡量作品“思想”有无的唯一标尺，也难免陷入偏狭。然而，这类批评由此出发，终于发展到对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真实性与典型性的质疑：“使人怀疑那不是中国”。
[12]最典型的莫过于这一段《边城》论：
这种善良的人是不是现实中人物呢?不错，在目前中国社会中，是有这样的人存在，但那是特殊的，
不是普遍的。[13]
虽然论者承认《边城》人物的真实性，但由于那“不是普遍的”，因而是非典型的。这显然是一种被简
单化了的社会学批评模式。
即便如此，在这类批评文字中，同样得到普遍承认的，一是沈从文创作呈现的独特风格。“风格的独异的奇趣”，“不变的独特作风”，是屡见不鲜的考语；二是沈从文对青年读者的广泛影响：“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到底引诱了许许多多的年轻的读者，照亮了通到文学之园的途径。”[11]
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较之上述评论，她的《沈从文论》显然高人一筹。她不再简单地指证沈从文的作品“没有思想”，而是第一个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老迈龙踵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引燃整个民族青春火焰。”然而，对沈从文作品里具象世界真实性的怀疑并未稍减：“叙述十之八九是靠想象来完成的。”[14]而对沈从文“文体作家”、“文字的魔术师”的界定，又堵塞了其进一步探究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底蕴之路。尽管如此，苏雪林对沈从文作品艺术特征概括——“第一是能制造一种特殊的风格’，“第二是句法短峭简练，富单纯的美”，“第三是造语新奇”，却颇有见地。其二、从艺术欣赏出发，忠实于自身的艺术感觉的批评模式，即所谓的艺术批评模式(既非形式主义批评，也非纯粹的感觉主义批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西渭的批评。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和评萧乾《篱下集》、芦焚的《里门拾记》(在与沈从文相互比照中进行)[15]的文字中，将沈从文的评论纳入他确立的一种理论前提下：在小说世界里有两种作家——伟大的小说家与自觉的艺术家。例如巴尔扎克，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然而，严格而论，不是一个艺术家。依照这种划分，沈从文是一位“渐渐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因为沈从文的艺术制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
阅读沈从文的作品，“感觉，想，回味，是不免的步骤。”因此，在论及《边城》时，刘西渭说：人世坏吗？不！还有好的，未曾被近代文明沾染了的，瞧!这角落不是，——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
有一个厚道而简单的灵魂。
在这里，刘西渭提供了对沈从文作品的另一切入角度。同时他在实际上提出了另一意义上的真实论，即所谓“真实”，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真实，而是艺术感觉上的真实。
尽管刘西渭给予《边城》以极高评价，但这种批评模式同样限制了对沈从文作品深层意蕴的理解，以至
沈从文自己在谈及刘西渭的批评时说：
“我的新书《边城》出了版，……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
点点哀乐的原因。[16]
以上是对早期沈从文研究简单大略的概说。
二
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如果掐“头”去“尾”(这“头”，是指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尾”，是指唐弢先生主编、成书于197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的是沈从文研究的空白。在此期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的研究文字发表，图书馆里，连稍稍象样一点的沈从文作品或研究资料目录也没有。虽然，随着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已被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继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又有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和林志浩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然而，在这两种文学史中，除了在有关文学运动的章节中，完全移用郭沫若、冯乃超等人在《斥反动文艺》、《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中对沈从文的政治批判外，在全部有关文学创作历史的描述中，则完全抹去了沈从文的踪影；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配套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上海教育出版社)中，沈从文及其相关言论，仅作为附录列入反面教材与反面人物榜。这种情势的出现，无论是当时编者的一种自觉认定，抑或另有不得已的苦衷，都同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现代文学史
即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相关。
唯有在作为这一阶段序幕的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及作为尾声的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还给予了沈从文及其创作一席之地。无论如何，这都是难得的。然而，作为文学史，对一个作家，无论是单独以章以节、还是与一些作家杂揉于一节之中叙述，都意味着对其历史地位的一种给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在这两种文学史中的地位，都只能属于“小家”之列。而且，或由于初创，或由于几十年沈从文研究留下的空白，这两种文学史有关沈从文创作的评述，都留下了明显的史料方面的错误或作品内涵把握上的偏失。例如，前者在评述了沈从文带传奇色彩的乡土作品如《黔小景》等之后说：“后来这些题材写穷了，就根据想象组织童话及旧传说了(如《月下小景》、《阿丽思中国游记》)。”(事实是《阿丽思中国游记》发表于1928年，尚属其早期创作，而更多成熟的乡土题材作品，包括《黔小景》，都发表于他的这些题材“写穷了”之后)，后者则将《边城》中的顺顺称为“团总”(其实并非团总，在小说中团总另有其人)，指《会明》、《新与旧》等篇“忽视了军队中严酷的等级制度以及他们和人民的尖锐矛盾，却去大量地描写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使人明
显感到对作品内涵理解的简单化倾向。
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藉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英文版初版、1979年中文版)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在这样三个方面，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一、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虽然，由于编写体例不同，二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中国现代小说史》采用列作家专章方式，《中国新文学史》则以不同时期各文体发展状况为原则设章，各章又集中介绍作者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数种作品集，但在这两种场合，能进入相关章、节的作家与作品集均屈指可数，具有明显可见的主观选择性。在夏志清那里，沈从文得以以上万字的篇幅被介绍，而在司马长风那里，沈从文的几乎所有代表作，包括《边城》、《长河》、《湘行散记》、《湘西》，先后七次进入相关章节。并且，在其阐释中，二者皆毫无保留地肯定了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二、极力将沈从文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前者认为，在道德意识方面，沈从文“是与华茨华斯、叶慈，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是中国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后者则推举沈从文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犹如莫泊桑之于法国，契诃夫之于俄国。三、作为上述判断的根据，则是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夏志清认为，沈从文肯定了“神话的想象力”是使人类“在现代社会中，唯一能够保全生命完整的力量”。在具体剖析《萧萧》、《会明》、《生》、《夜》等作品的基础上，指出构成沈从文小说人物世界的两个系列——乡村少女和老头子，“是沈从文用来代表人类纯真的感情和在这浇漓世界中一种不妥协的美的象征。”而在司马长风的笔下，无论是对《八骏图》主题的揭示：“无常的人性，无常的爱，无常的欲，这是《八骏图》所写的主题，人一堕无常之纲，便成为奴隶”，还是对相关作品的激赏：“沈从文将整个的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浓缩为心灵的哀欢”(关于((湘行散记》)；“……《长河》具有这些，但不止这些，还可以听到时代的锣鼓，鉴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悦，毁灭的哀愁，从而映现历史的命运”(关于《长河》)，都显示出一种对沈从文创作新的切入角度：沈从文对民族、人类人性流变的深层关怀。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夏志清自己申明的“反共”立场，导致他对沈从文政治面貌及相关作品内涵的曲解。一方面，他将沈从文政治上明显可见的中间立场及其与左翼文坛的距离武断为“反共”，另一方面，又有意淡化沈从文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批判即如谈及《长河》对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的嘲讽与批判，夏志清完全回避沈从文对国民党当权者苛扰地方以及国民党政府对湘西少数民族的政策“还是过去的继续”所引起的那份“沉痛感慨”，而将其普遍化为“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农民对政府的原始恐惧”；称“永恒与流变”是《长河》“固有的主题”——从哲学层面上说，这一判断并没错，但这一哲学思辨赖以存在的作品具象世界——由“湘西事变”引发的湘西少数民族与国民党政权的尖锐冲突及沈从文反国民党立场，则被这一哲学抽象完全消解了。又如，在谈及《萧萧》时，为了论证沈从文对“纯真与自然”人性的追求时说：“读者看完这小说后，精神为之一爽，觉得在自然之下，一切事物，就应该这么自然似的”，完全漠视了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对“乡下人”
在这种“自然”状态下因理性蒙昧而导致的悲剧处境的沉重反思，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曲解。
同夏志清相比，司马长风明显地表现出其政治上的中立及“纯文学”倾向。其批评模式，则是刘西渭批评模式的延续。这从他对刘西渭的推崇可见一斑：“到了刘西渭，中国才有从文学尺度出发的，认真鉴赏同时代作家和作品的批评家。”司马长风的批评也是“鉴赏”的。尽管在对沈从文作品整体“感觉”和局部描写的艺术体验方面，有许多精采之见，却缺乏对沈从文创作整体构架的完整的逻辑把握。
新时期，随着重新评价沈从文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内的沈从文研究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进入80年代后，不仅见于报刊的研究论文数量日丰，而且有多种研究专著问世，更遑论各种现代文体史如小说史、散文史、流派
史及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了；到90年以后，沈从文研究正越来越走向繁荣。这里，笔者将分两个时段对新时期以来的沈从文研究作简单综述，即八十年代的反思—重构期，九十年代以还的初步繁荣期。其中，关于后一时期的论述，将侧重对主要产生于九十年代的已经具备一定价值沉积的研究成果的介绍，同时简
单论及当前最新研究所得。
八十年代是沈从文研究的反思—重构期。新一代的沈从文研究者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因政治上的误解、创作阐释中理论的偏至造成的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的异读是如此之多，而这种读异在许多人头脑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又是如此严重。于是，直接回答这些责难或对过去已有的判断针对性地提出反命题，便成为一种必然之势。正因为如此，这一阶段的研究便不能不带上浓重的反思色彩。这种反思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作为最早研究成果的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17]。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18]皆以相当的篇幅，通过沈从文20-40年代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及其卷入的文坛论争的辨析，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而是一个既对历届军阀政府及国民党政府取批判态势，又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保持距离的民主主义者。——这种辨析在西方学者看来殊不可解，以至美国的金介甫怀疑这是不是文学研究。为了进一步提供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一些研究者还从沈从文创作中寻找其政治倾向的进步性，如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驳的湘西历史画卷》[19]一文中指出，沈从文看到了病态社会肤体上的各种毒瘤，强烈地要求改变那“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世界，这就使他的作品显示出不可否认的进步意义；吴立昌在他的论文[20]中，通过对沈从文作品的分析，指出其以全部热情，将摄取人性美的焦点，对着下层人民，甚至还对着革命者，这是对准了；凌宇在分析沈从文小说倾向时，也是从其作品对下层人民生活的逼真描写及对上流社会的暴露与批判两个方面立论的。二、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其始，就有人极力证明沈从文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特征。而董易在《自己走出来的路子》[21]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如《渔》、《龙朱》、《雨后》、《神巫之爱》等，是浪漫主义的，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他从具有自然主义倾向发展到按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进行创作。《丈夫》、《生》、《牛》、《贵生》、《大小阮》可称得起现实主义杰作：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臻于成熟之境，已经能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写出《萧萧》、《三三》、《新与旧》等短篇以及堪称最具有沈从文风格的代表作《边城》、《长河》这样的中篇和长篇小说；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当沈从文侧重表现“人生形式”时，其作品写实成份较重，当他侧重于寄托自己的美学理想时，其作品抒情色彩较浓。而最能体现他创作风格的，则是写“实”与“抒梦”二者的结合。三、从正面阐释沈从文美学理想的基石——人性的价值。几十年来，“人性”是一个为人忌讳的字眼，然而，它偏偏又是沈从文美学理想的基石。因此，在有限的程度上肯定沈从文作品探索“人性”的价值，便成为从这一角度研究沈从文的普遍特征。笛易、余永祥、吴立昌等人的有关论文[22]，都是如此。四、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角度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例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23]；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作品给人们提供了“既区别于古代的田园枚歌，又与鲁迅为代表的那批作家取得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24]而凌宇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25]则将沈从文置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历史演变的整体框架中，认定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边城》等以湘西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则“标志着抒情
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
上述这种“反思”与论辨，从现在看来，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一、以一种反命题代替原命题，也许同时就意味着对原命题赖以存在的理论模式的认同。以歌颂下层人民乃至革命者论证沈从文作品倾向的进步性，恰
恰是对一种简单化的理论前置——是否直接歌颂下层人民乃至革命，是判断文学作品进步性的必不可少乃至唯一的条件；而力图寻找沈从文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特征，则意味着研究者还没有走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独尊论的阴影，正如朱光潜批评的那样：“于今的文学批评家爱给作家戴些空洞的帽子，这人是现实主义者，那人是浪漫主义者，这人是喜剧家，那人是悲剧家，如此等等，我觉得这些帽子戴在从文头上都很合适。这种辨证的统一正足以证明从文不是一个平凡的作家”；在“人性”问题上对沈从文创作“复杂性”的阐释，如果不触及沈从文人性观建构的复杂性，便只能重复一种简单的两点论。其二、由此带来的，是研究者立论时无法挣脱的尴尬。例如，虽然，表现出沈从文关心现实政治、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品非止一篇，如《大小阮》、《三个女性》、《菜园》、《泥涂》、《腐烂》、《黑夜》、《过岭者》……等等，但相对沈从文创作全体，仍只是微弱的量，更何况其中对革命者的歌颂，其所关注的，只是表现在人物身上的道德与人格力量。与左翼文学要求于作家的不能不存在着某种距离。如《大小阮》在肯定小阮的“雄强”精神与其为“多数人”牺牲的品质的同时，仍保留着对其“盲动”色彩的暗讽与否定。而这后一面，却往往被论者忽略了。又如，在创作方法问题上，勿庸说断定沈从文运用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显得牵强附会，而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二者的结合这种阶段的截然三分，在作品归类时便不能不出现时序上的严重混乱。例如被论者归入第一阶段的《雨后》，在时间上属于第二阶段，被列入第三阶段的《萧萧》，在时间上属于第二阶段；而列入第二阶段的《贵生》、《大小阮》，在时间上又恰恰属于第三阶段。其三、以作家群体的创作共性代替沈从文创作个性。将沈从文的创作纳入“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的历史发展轨迹予以考察，固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但对其共性的概括必然以牺牲个性为代价。虽然，几乎所有论者都不忘指出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但这“独特性”究竟在哪里?既成的研究框架锁住了通往这“独特性”之门。其四、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质疑。既然人们如此强调沈从文对乡土风俗的描写及抒情艺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那么，从另一种眼光与角度看来，沈从文便只够得上一个“仅仅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本民族的狭隘界域之内，特别是把自己的视野仅仅局限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市俗范围内”[26]的作家，其作品中的浓厚感情色彩，正是来自小生产者在生活安定时的怡然自得或动摇激变时的忧愁感伤、不夸张也不剪裁的自然结构，恰恰是小农生活单调、呆滞、保守特点在形式上的反映，抒情性质的文学样式与风格，则来自小农经济的幻想、保守性，狭隘性，抒情性的散文化的文学样式，更圆满、更完美、更有效地表现小农经济社会的思想和生活
习惯。[27]
当然这一层面的研究并非没有意义。其意义在于：第一、提出了过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虽然，“问题”提出的方式仍未摆脱原有思维模式，但即便在原有的“游戏”规则下，已往的研究所得出的许多结论也是不公正的。而且，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时，这一层面的研究也不乏精采之见。第二、提出了全面地而非片面地、整体地而非割裂地把握研究对象，应成为沈从文研究中的基本原则。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可视为这种整体把握的第一次尝试。他对沈从文笔下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对立、互参的整体构图的描述、对沈从文作品中“乡下人”形象内涵——从道德形态与人格气质角度看，“乡下人”是“自然人”；从人的理性精神的状态看，“乡下人”是“蒙昧人”；而从其主休精神同已经变化了的生存处境的关系看，“乡下人”又是“陌生人”[28]——的揭示，以及从政治、历史(包括特定地域的乡土史)、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哲学、心理学等方面所作多角度的透视，已经越出了简单的“反思”范畴，带有明显的还原重构特征。其二、展示出对沈从文及其创作多角度透视的诱人前景。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从“乡土文学”、“抒情小说”角度考察沈从文创作的特征外，不少论者分别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29]、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略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30]以及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
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31]、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32]等等。虽然，这些研究并非处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却共同地拓展了沈从文研究的视野与思路，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及多棱面的色彩。
这一时期，所谓的沈从文研究格局的重新构筑与开拓，可以从一些关键的研究论文与专著窥见一斑。美国学者金介甫的《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凌宇的《从苗汉文化与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和赵园的《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以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33]，这三篇文章的写成发表，标志着一个沈从文研究新
阶段的到来。
这三篇文章，在两个主要方面，得出了差不多一致的结论：
一、从世界文学范围内，考察沈从文创作与世界文学共有的总体主题倾向、文化内涵及其内在品格——“问题”的地方性与主题的世界性并存、题材的原始性与思辨的现代性交织。金介甫的文章明确指出，沈从文的创作具有“地方文学”[34]特征，并通过与福克纳的比较，将美国对其南方文学复兴所作的阐释移用于沈从文营造的“湘西世系”：试图找出在“逐渐消失的乡村世界和热望投身其中的工业社会”二者价值观对立冲突的解决办法。尽管在沈从文那里，这种价值观的冲突只表现为一种地区冲突，并且只发生在作家的内心。沈从文创作的这一总体主题倾向，恰恰是“国际先驱派思想”影响的结果。于是，这个“乡下人”“一跃而成为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并越来越懂得了湘西粗俗的乡土文化带有人类更普遍的本性。”于是，一方面，沈从文对城市进行弗洛依德式的批判，另一方面，又从湘西地方文化中发现了文化的相对性和“野蛮人”固有的活力，并为自己家乡的典型人物——那位颇为自异的“乡下人”创造一部故事：所有被千百年来儒家伦理和官僚独裁所窒息扼杀的中国优秀民间传统，在他家乡的“乡下人”身上保留了下来。《边城》正是一部将“截然不同的现代和传统意识揉合一体”的名作。凌宇的文章仍然从他所概括的沈从文笔下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对立互参这一整体人生构图切入，却转换了对这一构图的阐释角度：这一构图是经由苗—汉文化与中—西文化双重撞击的产物。正是由于这种碰撞，才使沈从文获得了现代意识。源于西方的现代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并经由沈从文重新建构的“生命”哲学与民族忧患意识的交织，铸就了沈从文的现代品格。赵园的文章则认为，沈从文呼应了世界文学中共同的思考和探索：“城市文化”使“湘西文化”具有了理想化的形态，“湘西文化”则使“城市文化”真正呈现出病态。沈从文在“现代文明”与“原始文化”之间的困惑迷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怀旧”，而恰恰是“人类经历过而且仍在经历的精神矛盾”的反映。历史学家将奴隶制替代原始氏族社会坚定地看作历史进步，而文学家却往往采用另一尺度。沈从文创作中最基本的、最富积极意义的思想，则是他在“湘西世界”中寄寓的、经由“城市世界”与“湘西世界”反复对照而显示的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而对现代文明进程造成的“文化后果”的忧虑，则是属于不同于左翼文学的“另一思路”的“中国问题”。因此，“读沈从文而读不出现实感、现代文学魅力所在的使命感，也终不能
读懂沈从文”。
二、从不同角度阐释沈从文文学世界建构的独特性。“独特性”几乎是一致公认的沈从文创作的实在，也是解开“沈从文之迷”的核心问题所在。赵园的文章指出，沈从文创造物中包含的现实课题及其某种“现代”标记，以及由此体现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某种现代品格，都是以其“个人的方式”实现的。这“个人的方式”是什么?赵园是从沈从文的审美意识与道德意识、审美判断与文化价值判断、审美追求与社会历史思考之间的关系入手作出阐释的。即沈从文试图以审美意识统一伦理意识，将伦理判断与审美判断纳入更广泛的文化价值判断，而在其审美判断及文化价值判断中又寄寓了他对社会历史问题的思考。如果说，赵园偏重于从作家心.理意识的理性结构角度阐释沈从文的“独特性”的话，那么，凌宇和金介甫则侧重从地方史、地域文化和地方民族文化的角度揭示沈
认文文化心理的建构的独特性的。金介甫的文章用大量篇幅，阐述了湘西从18世纪到现代的历史演变过程、沈从文及其家族在这历史过程中的现实处境、他的苗族血缘，及其与沈从文心理建构的因果关系，进而论证沈从文“地方主义”的成因。然而，恰恰是这“地方主义”，使沈从文越来越关心中国的基本问题。没有任何一个现代中国作家认为其家乡从祖国分离出来会更好些，因此，沈从文作品中的“地域特征始终在整个中国特性这个大范围内形成”。凌宇的文章同样注意到湘西地方史及沈从文具有的苗族血缘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独特性”形成的重要意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罕见的具有自觉少数民族意识的作家，苗—汉文化冲突作为最活跃的因素，在沈从文“生命”哲学的建构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而中—西文化的碰撞这一20世纪中国的总体文化背景，又赋于这一“生命”哲学以现代特征。《边城》中反复出现的“走车路”—“走马路”、碾坊—渡船两组对立意象，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及其内蕴的情感走向，正是这一“生命”哲学的艺术显现。
上述三篇文章共同拥有的文化视角及其进入方式，不独消解了过去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阐释的尴尬，而且由于对沈从文“独特”性的把握，得以摆脱过去那种低层次的两点论，在更深的层次上面对沈从文的“复杂性”。即如赵园的文章谈及沈从文文化批判倾向时指出，把文化问题归结为文化本身，决定了沈从文思考的独特深度与独特弱点，其力图避免由政治方面而由文化方面评价历史，又暴露出沈从文历史意识自身的深刻矛盾。
与这三篇文章属于同一思路的，即从文化—心理建构角度入手探讨沈从文及其创作“独特性”的，还有后来出现的赵学勇的专著《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34]。在一些主要的命题与判断方面：沈从文文化心理形成的中外文化思想来源、其独特的建构方式及复杂性等等，与上述三篇文章基本一致。作为本书特色的首先是对支持这些命题与判断的现代世界与中国的思想—文化背景及其与沈从文的精神联结的考察，获得了深入与拓展。正是从这种联结中，作者发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互呼应的一面，又从中把握住沈从文特有的选择与建构方式。其次，是由此导致的对沈从文创作意蕴的某些独到的发现。例如，作者认为，《边城》所揭示的，是人生在其生命瞬间的不确定性。这既带有叔本华的悲剧哲学的印痕，又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悲剧哲学的基本音符，甚至似乎逼近赋予死亡以本体论意义的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但《边城》揭示生命意识的更撼动人心的文化力量在于，沈从文并非将这种人生命运的不确定性渲染到至高无上的境界，而是通过生命的不确定性挖掘出人性中更普遍更闪光的美——一种带永恒价值的并永远具有确定性的人生内容——人性美。
如果说，上述研究表明，沈从文文化—心理建构的独特性、复杂性及其创作意蕴所具有的内在魅力，已引起范围广泛的研究兴趣，那么，作为创作主体的沈从文的人格魅力，也同样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作家生平与传记研究，也开始成为沈从文研究中的重要侧面。差不多同时写成的两本《沈从文传》[35]，显示出这方面的实绩。这两本传记拥有的共同点与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各自的兴趣与叙述重点的偏差)异常明显。将沈从文的人生—心路历程作为20世纪中国独特而重要的思想—文化现象来把握，是这两部传记最大的契合点。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原名《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沈从文的奥德赛历程”或“沈从文史诗”）与凌宇《沈从文传》的副题——“生命之火长明”，标示着二者的共识（凌宇自己所言）。从总体布局及内在思辨脉路看，两部传记大体上承续了两位作者分别在《从苗汉文化与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和《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中的思路。沈从文文化品格的独特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命运的悲剧性与人生的孤独感，是两部传记共有的关注焦点。二者的差异不只是表现为叙述方式的差异：凌宇的《沈从文传》是带有某种文学性的、以叙为主的传记作品，但显然文字并不算优美动人；金介甫的《沈从文传》严格说来是一部夹叙夹议、将沈从文创作历程及其内涵的阐释作为重点的评传。金介甫的兴趣焦点，是沈从文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地方主义”立场、创作中的地域色彩及其二者间的联系，它们互为因果的关系，导致沈从文不同时期创作中地域色彩的浓淡及流变，以及这
种“地方主义”、地域色彩在表现形式上的先锋性，而凌宇所醉心的，是沈从文思想—文化性格独特的形成史及其人生的孤独感和悲剧意识——既是他个人的，又是他所属南方少数民族的，既来自政治上的误解，更源于其思想—文化性格的“不合时流”，以及沈从文对自己选择、建构的人生信念的坚执与始终如一的实践特征(无论如何评价这份“固执”，这种源于湘楚文化传统的九死不悔的精神气质，正是沈从文人格魅力所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金介甫在其全部论述中对沈从文早期创作特征的发现，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金介甫详尽论述了源于湘西民间生活、民间文学及地方传统的乡村情调、乡村诙谐与幽默、乡村智慧在沈从文早期创作中所拥有的特殊魅力。这也许是金介甫对异域风情所具有的特有敏感，而这一切，又建立在与其原有专业习惯(金介甫是学历史的)结合而对湘西历史、民俗所作大量考察基础上的，以致有关沈从文早期以湘西世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得出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结论：这些作品非但没有脱离现实，而且“可算过份忠于‘现实’”。就其“真实性”而言，福克纳反倒不如沈从文，而沈从文的想象则不如福克纳。惟其如此，沈从文早期乡土题材作品“在历史领域内具有广泛
的象征意义。”
以上是对八十年代沈从文研究的简单介绍，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下文，笔者将侧重对主要产生于九十年代的已经具备一定价值沉积的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和论述，同时简单论及当前最新研究所得。
（一）、以揭示沈从文的独特性为指归，以背景探源和思想剖析为主要方向——创作主体研究向纵深推进
1、背景研究
沈从文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生存的地域环境和家庭身世等，是形成其独特个性的背景因素，这已是研究者的共识。在研究中“背景”成为一个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广义概念，它既包括作家人生经历中具体可感的环境、事件，又包括作家精神世界中传统文化因子的凝聚以及外来文化思潮的撞击。
沈从文出生于湘西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沈宏富曾任贵州提督，其父也有过从军经历，其母则出身于当地的书香门第。沈从文早年成长阶段正处于这个世家式徽的时期。如何看待其家世给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关系，正是显赫家世养成了他的优越感，这作为一种心理积淀在作品中体现为“封建庄园式的牧歌图景”、“少爷形象”、“臣民”形象以及“梦中的爱情”，而他的整个创作都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被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3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由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主要是“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37]。而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则干脆说：“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徽，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书香门第。”总的说来，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是“五四”精神的余光烛照，这一观点在笔者即将展开的论文中也有初步涉及），但从生活基础到个性基因都为他准备了极其重要的土壤，于是结出的硕果也就自然带有了兼具光荣和失落的“述祖”意识，也表现出富有将门色彩的雄强气质。而笔者以为还远不止此。
新时期沈从文研究开端时，朱光潜先生便在《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一文中指出，沈从文的作品“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深优隐痛。”[38]的确，沈从文独特的民族背景(按照金介甫的记述，沈的祖母属苗族，母亲是土家族)是理解其创作的一把钥匙。较多的评论者
认为，民族意识(主要是苗族意识)对沈从文的一生都有影响：首先，他作品中悲悯、优郁的基调与历史上备受欺侮磨难的苗族深重的优患意识是和谐一致的；其次，苗族在长期遭受异族歧视下形成的强烈民族自尊心与回归愿望也影响到了沈从文，他不仅在作品中用苗语作标题和点缀，还热情地对苗族的生活极尽美妙铺陈，具体描写上，沈从文那种对灵肉结合的勇敢歌颂、对水与火的亲和也都得自于苗族的某些“集体意识”[39]。因此沈从文表现出一种“湘西式的孤独”，即“湘西少数民族面对‘现代文明’的暴力摧残、金钱腐蚀，‘神圣事物’被亵渎从而顽强维护自身文化传统的悲剧性抗争，它不仅体现了文明与自然的矛盾，历史进步与人的发展这一人类文明史的永恒课题，而且更以少数民族的悲惨命运昭示着独特的文化价值。”[40]但另一位学者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角度来考察，认为“沈从文只是一个乡土作家，实难称民族作家”，他在心态和立场上始终是站在他者的位置上看待苗族的。一方面，在确定自己族属时沈从文曾几度反复说明表现苗族文化只是他“在文坛中取得一席之地的强有力保证”和“作为湘西代言人与外界对话的依据和支撑”；另一方面，“在他的湘西世界里，紧迫的问题不是苗汉文化冲突，而是城乡差异”，他并不太关注“苗汉文化间极富潜在意义的对话”，[41]而是以地域特征消解民族文化特征，这在他后期创作中尤为明显。还有学者认为沈从文的文化源泉是一种以苗族文化为主的“小乡城”文化，它处于乡村与都市之间，是苗族文化、汉族封建文化以及后来侵人的资产阶级文化等的复合体[42]。但是，学者们都不否认沈从文作品中的民俗构成和原型意味[43]，这与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湘西文化因素乃至华
夏民族集体意识密切相关。
另外，与作家的民族背景相联系，研究界普遍认为沈从文坚持用以自称的“乡下人”这一概念带有明确的少数民族含义，有学者将其具体表述为“在中国社会压抑和蔑视之中形成的非汉族出身者的富于寓意性的存在表白”，并进一步认为“乡下人”又等同于沈从文在都市以创作为职业，而他从事这种职业是以让读者跨越“间隔城乡的深沟”为目的的，因此，作者自称“乡下人”这一概念就是希望在对立的“城市”和“乡村”二者之间作为一种“媒介体”而存在[44]。应当说，这种阐释在当时是颇有新意的。
若将视野扩大到沈从文整个的生活时代，可以发现他儿童时代接受的还是汉文化的私塾教育，生活创作又处于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化迈进的交替阶段，因此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更不可忽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从哲学层面上看，他一方面汲取了儒家那种积极入世、修身立人的精神，因此不断做着以文学改造社会、重建民族道德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汲取了庄子哲学中相对自由的观念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从而具有了强烈的自然观念和生命意识。从美学角度上看，沈从文一方面受到道家思想与禅宗学说的熏陶，注重宁静乡野的朴素和谐(当然也有个别论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沈从文的超脱纯粹为自然山水所哺育，并非来自庄禅)，另一方面对自由无羁、浓郁艳丽之屈赋风韵的继承，再加上楚巫文化之神秘气氛与浪漫情调的影响，又促成了沈从文对奇幻神圣的宗教美感的追求。杨义在《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一书中总结性地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可以看作北中国古都文化心态和西部中国初民文化遗留的审美凝聚物，看作南方的古楚文化遗风和北方远离政治旋涡的文化城中闲适职逸心
境的人性共鸣曲。”[45]
沈从文创作风格形成的时期，正处于中外文学剧烈碰撞、融合的文化背景下，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此书在前文已有论述）一书就从这个角度出发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而沈从文作为一位很有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的作家，他身上显现出的受外国文化影响或与外来思潮暗合的种种痕迹，更得到了90年代一部分学者的重视。如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就全面深人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关系，并结合作家的人性观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作家这种创作倾向的积极意义及片面局限之处做了客观的分析，这是本阶段引人注目的成
果之一。还有许多学者注意到沈从文对湘西的歌颂和对都市的批评中表现出反压抑反异化的倾向，谈到这一倾向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则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二者是相切合的，都从异化角度对文明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有人认为二者虽都对人性的扭曲和分裂进行解剖，但沈从文的自我意识是统一的，他缺乏西方现代派作家那种绝望和分裂的主体感受；还有人认为当时的中国都市还远未跨过工业化的门槛，因此沈从文并不像西方现代派作家那样表现出对工业社会异化现实的精神危机感，相反他正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而批判当时那种“带有很深的封建传统烙印和殖民文化寄生淫逸的气味”的都市文明[46]。另有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土生土长于中国的沈从文，其实也深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爱欲主题、社会批判、美与爱的文艺宗旨等方面
都有所体现[47]。
这一层面的研究，其成就是人所共见的，不再多说。然而，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当前的研究，倾向于从地域环境、家族背景、民族认同、文化底蕴等角度对沈从文的人格及文风作高屋建瓴式的宏阔大度的把握，这种系统性的架构也不失为一种可喜尝试和可观成就，但却往往忽视对沈从文身世、族属、生活经验等等具体层面的深入细致的研究考证，结果使得上述系统性的架构失之具体事实的支撑，并且错失发现身世、族属、生活经验中具体成分对沈从文性格和文风之形成造成更为直接、重大影响的可能。
关于少数民族方面的影响，许多学者将之草率地归为苗族影响，未免有失偏颇。从血统上说，沈从文的祖母是苗族人，他的母亲是土家族人，但是不能忘记，他的父辈祖父辈可都是汉族。要说苗族亦或土家族对沈从文血缘上的影响则未必比汉族的大。从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等方面对少时的沈从文的影响说，事实上，在沈从文从小长大的湘西凤凰石城区苗人或土家人并不占多数，且苗人生活习气的势力范围多在更为偏远的山寨村落，小时侯的沈从文并不能接触多少苗族事物[48]。至于将这种影响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证明沈从文文化审美心理对此的认同，亦可商榷。刘一友先生在《凤凰厅城的崛起和楚巫文化的张扬(上篇)——<沈从文与湘西>之二》[49]一文中就明确论证：这种影响既不是许多学者认同的来自苗族文化，也不是有些学者所说的来自巴文化（即
今天的土家族文化），而是来自一支与凤凰地方相结合，融会了汉族、苗族、土家族文化的楚巫文化。
2、思想研究
沈从文笔下的艺术世界之所以具有历久弥新的精神气韵，归根究底还在于其思想特质。90年代以来，思想研究在沈从文研究中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研究者们以其思想中的人性内涵与生命信仰为起点，从多侧面观照
和透视了作家的精神世界。
人性，是沈从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他一贯主张“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50]，因此，“人性”问题构成了沈从文研究的核心，也是正确认识和评价沈从文的基石。
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主要表现为讴歌健全人性和抨击人性扭曲这两方面的内容。由此我们可看到他作品中“一系列时空交叉、两相对应的思想和艺术世界的设置”，他以“被动式、逆向型思维方式”表达了对湘西社会健全人性、健康生命的爱，又以“防御性心理机制”表达了他对现代都市文明使人性扭曲、人的价值失落的憎[51]。正是从文学通过表现人性可以感化教育读者，鼓舞人们向上这一点出发，沈从文自称是“人性的治疗者”[52]（P115）。沈从文人性理想的核心是用农村原始淳朴的人性美来改变黑暗现实，恢复民族元气，重塑民族品格。因此他把人性看得超越于时代，避开文学在时代激流面前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道德选
择，这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了文化批判的深度。
关于作家这种“人性”观念的形成：有人认为是在东西方文化共同影响和熏陶的前提下，“沈从文对湘西
社会历史与现状的深刻认识作为一种外在经验条件而与他的主观政治思想(即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相结合而产生”[53]。但这种认识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沈从文对都市缺乏足够的理解，又太拘泥于对湘西文化的观照，于是只将湘西与都市作静态比较，而非从历史的发展演变角度作动态的对比；同时，往往以城乡矛盾掩盖阶级矛
盾，因而忽视了人性的阶级特征。
与他的“人性”思想相适应，信仰生命、探索生命是贯穿沈从文整个创作的基本主题。虽然他在这方面
的阐释并不系统，但研究者们还是概括出一些基本观点。
首先涉及到的是沈从文怎样看待人生的问题。他将人生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需要被超越的由现实功利得失构成的“生活形式”，一是应该追求的“生命形式”——后者又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动态提升过程，即：1、人的自在生命形式，“人在社会中的义利取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不为金钱、权势所左右。”2、人的自为生命形式，“经‘理性’与‘意志’认识并驾驭人生”，“使生命从自在上升为自为”。这种自为生命形式，还必须“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之外”，“粘附到这个民族的向上努力中”，“对人类远景凝目”。[54]
在沈从文看来，生命具有不可重复的一维性，而艺术是对抗死亡、延续生命的载体，艺术长青的本质在于表现生命之爱；生命具有自然性，应是人性的自然张扬，是强健生命力(即爱欲)的健康发展；生命又具有双重性，其短暂与永恒、爱与死、单纯与复杂都是艺术表现的内容；生命的根本内涵是情感和偶然，它决定了生命的形式和艺术世界的视野；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美的追求(真善美又是统一的)，即对种种形式(宇宙自然的形式和人的生命的形式)的疯狂与追求。总之，沈从文如此关注生命，都是为了表明他的艺术观：美在生命。同时，他所说的“生命”是一种以审美为核心而又不脱离生理和社会的三维结构体[55]。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沈从文一方面认识到文化与自然的二律悖反，而试图将文化教养与自然人性扭结起来为人类的远景铺就康庄大道；另一方面他反对战争，想用爱来弥合阶级之间的隔阂。这种从生命理想升发出来的人类之爱有其局限性，但也自有其永恒价值[56]。还有论者把沈从文的生命艺术观与泛神论思想相联系，作出了“‘神’是沈从文的艺术情结”的结论，认为沈并非虔诚信仰某种具体宗教，“神”对他而言只是一种美的抽象、艺术的迷狂和生命的崇拜。[57]
长期以来，沈从文执著于“人性追求”，强调生命力的张扬，又有意识回避政治表态，这都给人们理解作家政治的观点与态度蒙上了一层迷雾。韩立群认为沈从文的小说中“对于反抗力量和革命力量的同情，对于下层人民悲剧命运的探索，对于上流社会的批判以及对于启蒙主义理想的向往”都体现了他的思想倾向[58]
（P386-406）。吴立昌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态度出发，对有关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具体的辩证的论析：沈从文以“人性的治疗者”自居，致力于“民族精神的重造”，但同时又抱着既不轻视左翼、也不鄙视右翼，只信仰“真实”的“自由主义中间作家”的态度。在当时文学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现实中，这不可避免地使他陷人了力图摆脱政治而又无能为力的尴尬境地。于是在沈从文的“超政治文学观”中，“既有反对反革命政治错误干涉的成分，也有反对革命政治正确‘干涉’的内容；既有强调文学特点的合理因素，也有反对文学表现革命内容的偏见；既有主张文学远离政治的幻想，也有主张文学应该表现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52]（P113）。——这样的辩证考察不仅澄清了对沈从文的某种历史误解，也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与政治之间各种联系的一个
再认识。
9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禁区的不断被打破，对沈从文思想困境的正视和剖析逐渐成为研究的新动向。研究者们既不再像新时期以前几十年那样以“左”倾观点简单否定之，也避免了新时期以来一度出现的将其文学成就任意拔高的倾向，对沈从文及“沈从文现象”做了更加客观的探讨。人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沈从文肯定乡土批判都市的坚定立场中含有“超越自卑”的心理动因。沈从文作为一个有着深厚乡土生活基础的“都市闯人
者”，为了找回心理平衡进而获得文化优越地位，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把自己的劣势转化为优势(即以湘西世界的纯朴、静美来与都市文明抗衡)；二是将都市人的优势转化为劣势(即猛烈抨击都市的一切生存方式)[59]。基于这种心理动因而产生的以乡土为本位的文化观，就不可避免地隐含了一种反文明、反进化的倾向，而对乡村及都市两种文明的评价也因囿于道德立场而缺少一份历史理性，因此沈从文持有“以乡村改造都市”的主张，显然是不合历史逻辑的天真想法。但也有评论者认为，沈从文对湘西文化自身的弱点危机也并非没有丝毫认识，而这使他陷人了更深的文化困境：“当他感受到这种湘西的狭隘蛮俗时，他向往都市新的世界；当他生活于都市时，又发现都市文化残害自然的人性，于是反而向往湘西乡村；一旦沉浸于湘西文化之中，又意识到它致命的弱点。”这种“乡下蛮子”与文明教授的双重意识造成了沈从文作品中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的冲突，无法摆脱的文化困惑最终制约了他的艺术创造力，并导致了他艺术生命的终结[60]。另外，有的研究者还从沈从文的极言“忘我”中探究到作家灵魂深处对于人生抱有的恐惧感：他有着太多历史与现实的负累，仿佛身后有一片巨大的阴影在追逼着他。他的担忧与恐惧，不是“懦怯”、“怕死”，而是因为他不愿意将有价值的生命白白耗费于人为的风雨之中，这实际上又是不能“忘我”。对这种恐惧感不应单纯理解为对于政治境遇的反映，从更深一层看，它还是对民族以至人类目前生存状态的恐惧，对人不能“心与心相沟通”的恐惧。这也是理解沈从文道德理想的重要门径。
[61]
(二)、立足于作品分析，致力于文体探秘，并向作家作品纵横比较等层面拓展
——日臻全面而深入的作品研究使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得到公正的评价，从而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1、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
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正如同沈从文在作品中是将这两部分互为参照和说明一样，研究者也从未孤立地看待它们：他们或从乡村题材歌颂古老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现代文明入侵下的人心变异的内容入手，或从都市题材中暴露道德沦丧、生命力萎缩的意蕴出发，探索了作家的创作意旨、表现方式、内容构成等多方面内容，最后统一到作家信仰的人性、生命理想上来，统一到作家用民族“过去伟大处”来重塑民族形象、再造民族品德的热切愿望上来，同时也分析了作家的文化品格及其局限。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及谭贻楚的“情爱文学研究”，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探讨。总的来说，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
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则有一定深化。研究者积极展开论争，充分揭示了沈从文创作的丰富性，同时也进一步触及到文学作为人学、作为社会生活之能动反映的实质。
关于沈氏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62]，在这里另外补充两种说法：一是从《边城》创作与“水”这一表达孤独、隔离的原始意象的密切联系出发，认为表现人类孤独的痛苦是《边城》的内在意蕴[63]；一是把《边城》看作沈从文对优美恬静而又终不免悒郁破碎的农业文明意象的编织[64]。另外，还有研究者引人注目地提出：“《边城》远不是作家所认可的生命理想国，《三三》才完美地体现出作家的生命理想。”[55]但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牵强。而对于沈从文的其他小说，研究者也颇多争论。例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父权制文化意识?《阿金》是要借两个男人的心理战来验证人类的某种本性，还是对无法把握自己的生命舵桨的湘西人的深重忧虑?《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65]，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
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66]。这些争论都在
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气氛起到了积极作用。
2、文体研究
沈从文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以其多变的文字和体式而被称为“文体作家”。90年代以还的研究者又将“文体”看作“有意味的形式”，各有侧重地揭示了沈从文小说文体与他所表现的艺术世界的内在同构关系。
有的评论者认为，沈从文将独特的悲剧生命体验加以审美形式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沈从文文体”，其表现手法及范围是：1、以一种“突转”式的叙事结构来表达人无法自由掌握自身命运的悲剧感受；2、以“二元对立结构”的文体模式揭示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和这种理想人性在历史与现实中所受到的腐蚀；3、以外在表现与人物的真实意识之间的对立来揭示和暴露都市上层、知识阶层的虚伪腐朽，以对生活细节、人物言行的复制来表现都市下层平民的麻木涣散[67]。但这种分类似有标准不一、缺乏提炼和游离于文体考察之外的弊病，因此更多的研究者还是从整体上进行探讨：有人认为沈从文在文体上的成功得益于他在叙事形态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为独特的叙事视角(以内外视角的转换演进故事情节)和多样化的叙事结构(包括“分散一整合”的意蕴场结构，散文化、诗歌化的叙事结构，以及人格象征化结构)[68]；有人则将沈从文坚持在“写故事”的名目下进行小说创作视为他文体上的独创性，认为作品中由叙述人与听众相互穿插、对话组成的“故事场”是湘西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研究者从文体角度找到了沈从文笔下这一世界走向崩溃的原因：即湘西世界“因讲故事而确立，也因故事的消散而解构”，两次回乡摧毁了沈从文的湘西梦，近二十年的都市生活更让他脱胎换骨，立足于现实中的沈从文因此不再有创作的冲动。同时，“沈从文看好讲故事、强调小说叙事性、坚持客观原则、解构启蒙话语，这作为反思‘五四’的具体成果，为中国小说的进一步现代化开辟了道路。”[69]
3、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
沈从文的创作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他以富于个性的文学创作曾经活跃于中国文坛，并享誉世界，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起的作家。因此，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的作品与其他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理解沈从文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
关于沈从文与外国文学的联系，研究者们着墨最多的是他与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创作的相近之处。二者的艺术世界虽然存在着中西文化进程的落差，但都执著于“乡下人”的立场，坚持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和思索，通过对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双重批判来寻找现代人在文化困境中的出路，“追求人类文明的永恒价值——一种至善至美的人类共同需求的文化。”[70]。然而对于二者在美学境界、悲剧意识等深层次的差异，似还缺乏令人信服
的论述。
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废名、艾芜的创作与沈氏创作的比较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废名与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均居于重要地位，他们的作品中存在着突出氛围、重视文体以及题材缺乏时代感等共同之处，但又表现出重“趣”与重“情”、重经验与重描写等不同之处[71]。而沈从文与艾芜在创作前都有一段与下层民众相结合的生活，描写的又都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下等人和大时代冲击圈以外的异样世界，这构成了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异性[58]（P143-156）。此外，一些研究者在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棋，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这种差异可用“优郁空
灵与明朗洒脱”做一个概括[72]；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他们都尽情展现地域风情，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试图择取农业文化中积极因素以抗衡封建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造成的弊端，因此在审美追求上都能与农业文化相适应[73]；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沈从文与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人点，但沈、张二人又毕竟存在着
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74]
4、文学史地位评价
评论者们普遍认为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金介甫更把他归入世界级大作家之列，认为他超过都德和弗朗斯，堪与契诃夫媲美[75]。同时，沈从文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范例，“少数民族的血液所形成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个人亲历的人生苦难使他的艺术悟性和直觉思维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他)坚持自己的‘偶然+情感’的创作追求，营造着一块引人注目、不可或缺的新鲜园地”[76]；“在沈从文独具异彩的文学创作背后，是他始终坚持的富有个性特征的审美理想……在寻找和建立理想的生命形式这一根本观念烛照下，沈从文钟情不已的其实是一项重造民族品德、重新弥合人与人关系的实实在在的事业。……(他)不仅没有忘怀过去，而且独辟一片‘湘西世界’，执拗地探求心中美好的人性，讴歌质朴雄强的人生，的确不失为一个兼具艺术才情、文化热肠与独立人格的优秀作家。”[77]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超越并发展了“五四”以来的乡土小说，被认为“是鲁迅所预期的那种真正的平民作家”[58]（P151）。但是沈从文的创作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他“还不能清楚地认识所谓都市‘文明病’是人类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的现象。“他还常常从男性角度看待女性美，虽发掘了她们重义守诚的一面，却忽略了她们内心凄苦的一面。在肯定淳朴的人性美的同时，沈从文也不知不觉地肯定了传统的奴性和愚昧。凡此种种都说明沈从文的思想还没有超越民主主义思想范畴。”[78]前面谈到过的关于“思想困境”研究也对此做了细致深人的挖掘与分析。
以上主要是就沈从文小说作品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分析，这是沈从文研究的主体部分。除此之外，对沈从文为数相对较少的散文、文学批评的研究也在逐步展开。王继志和韩立群在各自的《沈从文论》中对其散文创作进行了系统研究[79]。云冬《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研究述评》[80]一文，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部分发展概貌。同时，温儒敏、许道明两位先生在他们各自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81]中，又都将沈从文作为一位富有特色的批评家进行专门论述，把沈从文的批评实践归入“作家批评”、“风格批评”一类，艾光辉《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82]一文则沿着这一思路从批评原则、批评方法及批评特色等具体方面进行了极为深入翔实的分析，从而
表现出人们对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的重视与肯定。
以上是对九十年代以还的沈从文研究情况的简单概述。总的来说，近年来沈从文研究正从偏狭走向开阔，特别是对社会、历史、文化层面的透视，更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整个水平有了提高。但与此同时，有些问题也值得引起注意，例如，前面讲到的，忽视对沈从文个人生活经验和文学创作的基础研究和全面把握，致使沈从文文化——心理结构等研究成果缺乏有力支撑；研究方法的骤然增多有时会使部分研究者在眼花缭乱、急于借鉴的情况下，忽视乃至放松对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追求；研究成果的扩展有时会使后来者在感到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片面追新趋奇力求观点惊人而缺乏“小心求证”的严谨态度。另外，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与福克纳、马尔克斯等外国作家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
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沈从文对待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沈从文“生命学说”的心理学框架，以及母系血亲对沈
从文人格文风的重要影响等等。
在广大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沈从文研究必将取得更大成就，迎来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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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
[18]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
[19]余永祥：《一幅色彩斑驳的湘西历史生活画》，《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20]吴立昌：《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载《文艺论刊》第17辑。
[21]董易：《自己走出来的路子》，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
[22]见董易《试谈沈从文部分小说思想倾向的复杂性》，载《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余永祥《一幅色彩斑驳的湘西历史生活画》，载《湘潭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吴立昌的《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载《文艺论丛》
第17辑。
[23]载《复旦学报》1983年第2期。
[24]载《文学评论》1984年第5期。
[25]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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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l期。
[27]赵福生：《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l期。
[28]凌宇关于“乡下人”形象的分析，曾受益于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和澳大利亚普林斯的《沈从文的生活和
作品中的“乡下人”》。
[29]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2期。
[30]载《求索》1983年第2期。
[31]载《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32]金介甫的文章发表于1985年春季号《ModernChinseLita-ture》；凌宇的文章发表于《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写成于1985年春夏之交；赵园的文章发表于《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而写成的时间为1985年底。
[33][美国]金介甫：《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见台湾《联合文学》1987年3卷3期。
[34]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5]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金介甫《沈从文传》中文全译本，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
年版（中文译本还有另外版本），英文版出版于198 7年。
[36]黄献文：《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
[37]向成国：《自然的精灵》，《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3期。
[38]见《花城》,1980年第5期。
[39]吴曦云：《沈从文的创作与民族意识》，《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
[40]彭晓勇：《民族生命元气的执著追求—沈从文小说论》，《贵州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0年第4期。
[41]刘洪涛：《沈从文小说中的苗汉族形象及其背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一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
科版)1996年第1期。
[42]侯运华：《论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3期。
[43]这种意见比较集中地见于李继凯：《民间原型的再造——对沈从文<边城>的原型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4期；赵学勇：《沈从文创作的民俗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1994年第1期，等
文。
[44][日]今泉秀人：《“乡下人”究愈指什么——沈从文和民族意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3
期。
[45]参见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46]秦志希：《关于都市文化批判与乡村牧歌的质疑——沈从文文化困境描述》，《江海学报》1991年第1期。
[47]王学富：《沈从文与基督教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48]刘一友：《沈从文文化秉赋溯源研究中的误导现象——在“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上的发言》，《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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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见《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卷，1999年第3期。
[50]沈从文：《给志在写作者》，《大公报?文艺》1936年3月29日。
[51]杨洪承：《民族品格的重造与审美品格的追求——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贵州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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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郑战兵：《植根于湘西的肥沃土壤——作家沈从文成功原因初探》，《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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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江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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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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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有关问题的现状和动态，以及目前对主要问题争论的焦点等。前言一般200-300字为宜，不宜超过500字。正文，是综述的重点，写法上没有固定的格式，只要能较好地表达综合的内容，作者可创造性采用诸多形式。正文主要包括论据和论证两个部分，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比较不同学者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及其理论依据，进一步阐明问题 ___和作者自己的见解。当然，作者也可从问题发生的历史背景、目前现状、发展方向等提出文献的不同观点。正文部分可根据内容的多少可分为若干个小标题分别论述。小结，是结综述正文部分作扼要的总结，作者应对各种观点进行综合评价，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发展的方向和展望。内容单纯的综述也可不写小结。 2、文献综述规定 为了使选题报告有较充分的依据，要求硕士研究生在论文开题之前作文献综述。 2. 在文献综述时，研究生应系统地查阅与自己的研究方向有关的国内外文献。通常阅读文献不少于30篇，且文献搜集要客观全面 3. 在文献综述中，研究生应说明自己研究方向的发展历史，前人的主要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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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题。 开题报告的总述部分应首先提出选题,并简明扼要地说 明该选题的目的、目前相关课题研究情况、理论适用、研究方法。 开题报告是由选题者把自己所选的课题的概况(即"开 题报告内容")，向有关专家、学者、科技人员进行陈述。然后由他们对科研课题进行评议。亦可采用"德尔菲法"评分；再由科研管理部门综合评议的意见，确定是否批准这一选题。开题报告的内容大致如下：课题名称、承担单位、课题负责人、起止年限、报名提纲。报名提纲包括： (1)课题的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概况和有关文献资 料的主要观点与结论； (2)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各项有关指标、主要研究方 法(包括是否已进行试验性研究)； (3)大致的进度安排； (4)准备工作的情况和目前已具备的条件(包括人员、仪器、设备等)； (5)尚需增添的主要设备和仪器(用途、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价格等)； (6)经费概算； (7)预期研究结果； (8)承担单位和主要协作单位、及人员分工等。
关于商业片植入式广告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研究——受众心理的关注及营销策略、传播方式的使用 文献综述 姓名：王丹 20090257 曾艳 20090261 杨斯琦 20090259 唐梦佳 20090256 余颂庆 20090260 张文 20090262 吴霜 20090258 班级：市场营销03班 指导老师：杨代福 时间：2012-03-10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行业竞争加剧等原因，商业片植入式广告异军突起，事实上，这种广告模式由来已久，也并非中国特色。植入式广告源于欧美，发展较为成熟，我国的植入式尚处萌芽阶段，负面问题频发，饱受舆论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植入式广告不但比传统硬广告更有优势，而且也是快速收回投资成本、降低商业风险急加速媒介产业循环的好方法，作为产业链上重要一环，其存在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具良好的发展前景。那么，如何使商业片的植入式广告快速的进入其下一个发展阶段成为现阶段的重大问题。因此，对于影响植入式广告效果的重要因素（营销手段、传播方式以及受众心理），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思考我们。 【正文】 一、植入式广告的文献研究现状 植入式广告于上世纪20年代至20年代末开始萌芽、2000年以后才真正进入蓬勃发展期，虽然相对于传统传播形式的广告，植入式广告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但是以商业片植入式广告为代表的植入式广告已经成为广告发展的一股不可抵挡的趋势，而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植入式广告发展的方方面面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呈现出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理论学说及典型案例，对于植入式广告产业发展发挥了作用。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看，对于植入式广告的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对于植入式广告的理论体系依据研究 关于植入式广告所依据的理论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学理论的体现与运用；张金海在《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一书中指出，植入式广告在现代广告业的发展中越来越引人注目，体现了现代广告逐渐将目光放在广告传播的社会文化关注，而巧妙地利用传播学中的归因理论和“说服性传播”的效果理论，则可以将这种关注的社会化效果扩大；而吕善锟在其论文《电影中植入式广告的理论依据》中则明确提出，植入式广告之所以比传统的商业广告有更好的说服效果，正在于其运用了传播学中的归因理论、两级传播理论、“说服性传播”的效果研究、经典条件反射理论以及模仿理论等。
如何做文献综述 首先需要将“文献综述（Literature Review) ”与“背景描述(Backupground Description) ”区分开来。我们在选择研究问题的时候，需要了解该问题产生的背景和来龙去脉，如“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历程”、“国外政府发展半导体产业的政策和问题”等等，这些内容属于“背景描述”，关注的是现实层面的问题，严格讲不是“文献综述”，关注的是现实层面问题，严格讲不是“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是对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整理。其次，文献综述是评论性的（Review 就是“评论”的意思），因此要带着作者本人批判的眼光(critical thinking) 来归纳和评论文献，而不仅仅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堆砌”。评论的主线，要按照问题展开，也就是说，别的学者是如何看待和解决你提出的问题的，他们的方法和理论是否有什么缺陷？要是别的学者已经很完美地解决了你提出的问题，那就没有重复研究的必要了。 清楚了文献综述的意涵，现来说说怎么做文献综述。虽说，尽可能广泛地收集资料是负责任的研究态度，但如果缺乏标准，就极易将人引入文献的泥沼。 技巧一：瞄准主流。主流文献，如该领域的核心期刊、经典著作、专职部门的研究报告、重要化合物的观点和论述等，是做文献综述的“必修课”。而多数大众媒体上的相关报道或言论，虽然多少有点价值，但时间精力所限，可以从简。怎样摸清该领域的主流呢？建议从以下几条途径入手：一是图书馆的中外学术期刊，找到一两篇“经典”的文章后“顺藤摸瓜”，留意它们的参考文献。质量较高的学术文章，通常是不会忽略该领域的主流、经典文献的。二是利用学校图书馆的“中国期刊网”、“外文期刊数据库检索”和外文过刊阅览室，能够查到一些较为早期的经典文献。三是国家图书馆，有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出版的社科图书，学校图书馆往往没有收藏，但是国图却是一本不少（国内出版的所有图书都要送缴国家图书馆），不仅如此，国图还收藏了很多研究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外文书籍，从互联网上可以轻松查询到。 技巧二：随时整理，如对文献进行分类，记录文献信息和藏书地点。做博士论文的时间很长，有的文献看过了当时不一定有用，事后想起来却找不着了，所以有时记录是很有必要的。罗仆人就积累有一份研究中国政策过程的书单，还特别记录了图书分类号码和藏书地点。同时，对于特别重要的文献，不妨做一个读书笔记，摘录其中的重要观点和论述。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到真正开始写论文时就积累了大量“干货”，可以随时享用。 技巧三：要按照问题来组织文献综述。看过一些文献以后，我们有很强烈的愿望要把自己看到的东西都陈述出来，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洋洋洒洒，蔚为壮观。仿佛一定要向读者证明自己劳苦功高。我写过十多万字的文献综述，后来发觉真正有意义的不过数千字。文献综述就像是在文献的丛林中开辟道路，这条道路本来就是要指向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是直线距离最短、最省事，但是一路上风景颇多，迷恋风景的人便往往绕行于迤逦的丛林中，反面“乱花渐欲迷人眼”，“曲径通幽”不知所终了。因此，在做文献综述时，头脑时刻要清醒：我要解决什么问题，人家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说的有没有道理，就行了。
机器视觉技术发展现状 人类认识外界信息的80%来自于视觉，而机器视觉就是用机器代替人眼来做 测量和判断，机器视觉的最终目标就是使计算机像人一样，通过视觉观察和理解 世界，具有自主适应环境的能力。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同时也是一个交叉学科，取“信息”的人工智能系统，其特点是可提高生产的柔性和自动化程度。目前机器视觉技术已经在很多工业制造领域得到了应用，并逐渐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机器视觉是通过对相关的理论和技术进行研究，从而建立由图像或多维数据中获机器视觉简介 机器视觉就是用机器代替人眼来做测量和判断。机器视觉主要利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视觉功能，再现于人类视觉有关的某些智能行为，从客观事物的图像中提取信息进行处理，并加以理解，最终用于实际检测和控制。机器视觉是一项综合技术，其包括数字处理、机械工程技术、控制、光源照明技术、光学成像、传感器技术、模拟与数字视频技术、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和人机接口技术等，这些技术相互协调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机器视觉系统[1]。 机器视觉强调实用性，要能适应工业现场恶劣的环境，并要有合理的性价比、通用的通讯接口、较高的容错能力和安全性、较强的通用性和可移植性。其更强调的是实时性，要求高速度和高精度，且具有非接触性、实时性、自动化和智能 高等优点，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1]。 一个典型的工业机器人视觉应用系统包括光源、光学成像系统、图像捕捉系统、图像采集与数字化模块、智能图像处理与决策模块以及控制执行模块。通过 CCD或CMOS摄像机将被测目标转换为图像信号，然后通过A/D转换成数字信号传送给专用的图像处理系统，并根据像素分布、亮度和颜色等信息，将其转换成数字化信息。图像系统对这些信号进行各种运算来抽取目标的特征，如面积、 数量、位置和长度等，进而根据判别的结果来控制现场的设备动作[1]。 机器视觉一般都包括下面四个过程：
博硕士研究生怎样写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在硕士、博士论文写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论文中的一个重要章节。文献综述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论文的成功与否。 文献综述是文献综合评述的简称，指在全面搜集、阅读大量的有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对所研究的问题(学科、专题)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问题以及新的发展趋势等进行系统、全面的叙述和评论。“综”即收集“百家”之言，综合分析整理；“述”即结合作者的观点和实践经验对文献的观点、结论进行叙述和评论。其目的并不是将可能找到的文章列出，而是要在辨别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论文来综合与评估这些资料。一个成功的文献综述，能够以其系统的分析评价和有根据的趋势预测，为新课题的确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论证。 一、文献综述的作用与目的 文献综述要针对某个研究主题，就目前学术界的成果加以探究。文献综述旨在整合此研究主题的特定领域中已经被思考过与研究过的信息，并将此议题上的权威学者所作的努力进行系统地展现、归纳和评述。在决定论文研究题目之前，通常必须关注的几个问题是：研究所属的 领域或者其他领域，对这个间题已经知道多少；已完成的研究有哪些；以往的建议与对策是否成功；有没有建议新的研究方向和议题。简而言之，文献综述是一切合理研究的基础。
大多数研究生并不考虑这些问题，就直接进行文献探讨，将在短时间内找到的现有文献做简略引述或归类，也不作批判。甚至与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必要性也无关。 其实回顾的目的就是想看看什么是探索性研究，所以必须主动积极地扩大研究文献的来源。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增加研究的假设与变量，以改进研究的设计。 文献综述至少可达到的基本目的有：让读者熟悉现有研究主题领域中有关研究的进展与困境；提供后续研究者的思考：未来研究是否可以找出更有意义与更显著的结果；对各种理论的立场说明，可以提出不同的概念架构；作为新假设提出与研究理念的基础，对某现象和行为进行可能的解释；识别概念间的前提假设，理解并学习他人如何界定与衡量关键概念；改进与批判现有研究的不足，推出另类研究，发掘新的研究方法与途径，验证其他相关研究。 总之，研究文献不仅可帮助确认研究主题，也可找出 对研究的问题的不同见解。发表过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就是重要的问题来源，对论文的回顾会提供宝贵的资料以及研究可行性的范例。 二、文献综述中常见的问题 文献综述可以帮助新研究者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所以撰写此章节时，要向读者交代论文不同于先前研究之所在。它是一个新的有关此类研究主题方面的重要的学术研究。但是研究生在撰写文献综述过程中易犯以下四种错误：
论文开题报告可行性分析 篇一：可行性研究开题报告 毕业设计（论文） 开题报告 题目XXXXX 指导教师 XXXXX 日期 XXXX 院、系(部)管理学院工程管理系 专业及班级工程管理专业XX级 01 班 姓名及学号 XX XXXXXXX 工程管理系 XX届毕业设计（论文）开题审查表 西安科技大学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 篇二：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1]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这种文字体裁是随着现代科学研究活动计划性的增强和科研选题程序化管理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开题报告一般为表格式，它把要报告的每一项内容转换成相应的栏目，这样做，既便于开题报告按目填写，避免遗漏；又便于评审者一目了然，把握要点。
开题报告包括综述、关键技术、可行性分析和时间安排等四个方面。开题报告作为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对学生答辩资格审查的依据材料之一。 由于开题报告是用文字体现的论文总构想,因而篇幅不必过大,但要把计划研究的课题、如何研究、理论适用等主要问题。 开题报告的总述部分应首先提出选题,并简明扼要地说明该选题的目的、目前相关课题研究情况、理论适用、研究方法。 开题报告是由选题者把自己所选的课题的概况(即"开题报告内容")，向有关专家、学者、科技人员进行陈述。然后由他们对科研课题进行评议。亦可采用"德尔菲法"评分；再由科研管理部门综合评议的意见，确定是否批准这一选题。开题报告的内容大致如下：课题名称、承担单位、课题负责人、起止年限、报名提纲。报名提纲包括： (1)课题的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概况和有关文献资料的主要观点与结论； (2)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各项有关指标、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是否已进行试验性研究)； (3)大致的进度安排； (4)准备工作的情况和目前已具备的条件(包括人员、仪器、设备等)；
可行性研究文献综述 一、可行性研究简介 可行性研究一词源于英语feasibility study,字义就是行得通,有可能成功的意思。自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种组织管理方法对工程项目进行评价,使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项目获得成功之后,可行性研究这种仅限于经济评价的报告在工业发达国家成为建设项目开发程序的一个环节。 工业项目可行性研究就是投资工业项目决策前的活动,就是在事件没有发生之前的研究,就是对事务未来发展的情况、可能遇到的问题与结果的估计,具有预测性。因此,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的占有资料,运用切合实际的预测方法,科学的预测未来前景。 对于投资额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内外协作配套关系较多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工作期较长,为了节省投资,减少资源浪费,避免对早期就应淘汰的项目做无效研究,一般将可行性研究分为机会研究、初步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有时也叫详细可行性研究)与项目评价决策四个阶段。机会研究证明效果不佳的项目,就不再进行初步可行性研究;同样,如果初步可行性研究结论不可行,则不必再进行可行性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市场经济与管理科学的高度发展,在不断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可行性研究理论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至今已成为世界公认的项目评价方法。在项目投资决策之前进行可行性研究,不但有助于减少或避免项目投资失误,而且有助于项目的顺利实施与推进,总的说来,可行性研究对于项目投资决策有着以下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项目建设立项的依据,作为向银行申请贷款或筹资的依据,作为工程设计与建设的依据,作为向当地政府与环保部门申请建设执照的依据,作为本工程建设补充基础资料的依据,作为项目与各有关部门签订合同或协议的依据,作为核准采用新技术、新设备研制计划的依据,作为企业安排项目计划与实施的依据。 二、国外可行性研究的发展历史 西方最早推行可行性研究方法的就是美国,通过采用这套方法,实现了对河流流域地区良好的开发与综合利用,二战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管理科学的高度发展,技术经济问题越来越复杂,为了开发新产品,减少投资风险,需要采用科学方法对项目实施进行预测、分析、论证。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来,可行性研究迅速成为投资决策前的一个普遍工作阶段,并且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理论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在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或援助项目中迅速推广。 在19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外主要就是运用简单的财务评价方法通过对项目的收入与支出进行比较来判断项目的优劣。随着社会的发展,简单的财务评价已不能满足社会、政府与企业对项目投资决策的多元化需求。于就是,法国工程师让尔·杜比提出了“消费者剩余”的思想并在1844年发表了“公共工程效用的评价”一文。之后英国经济学家A·马歇尔正式提出了“消费者剩余”的概念,这种思想发展成为现在费用-效益分析的基础,构成了
研究生如何写文献综述 一、什么是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是研究者在其提前阅读过某一主题的文献后，经过理解、整理、融会贯通，综合分析和评价而组成的一种不同于研究论文的文体。文献综述是在全面搜集与课题有关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对一定时期内某一学科或专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综合叙述和评论。 综述的目的是反映某一课题的新水平、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发现。从其历史到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发展趋势等，都要进行全面的介绍和评论。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预测技术的发展趋势，为选题和开题奠定良好的基础。好的文献综述，不但可以为下一步的学位论文写作奠定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提供某种延伸的契机，而且能表明写作者对既有研究文献的归纳分析和梳理整合的综合能力，从而有助于提高对学位论文水平的总体评价。 二、为什么要写文献综述 （1）有利于更新专业知识、扩大了知识面 文献综述能够反映当前某一领域或某一专题的演变规律、最新进展、学术见解和发展趋势,它的主题新颖、资料全面、内容丰富、信息浓缩。因此,不论是撰写还是阅读文献综述,都可以了解有关领域的新动态、新技术、新成果,不断更新知识,提高业务水平。通过搜集文献资料过程，可进一步熟悉科学文献的查找方法和资料的积累方法；在查找的过程中同时也进一步的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
(2)有利于选择科研方向 综述通过对新成果、新方法、新技术、新观点的综合分析和评述, 查找文献资料、写文献综述是科研选题及进行科研的第一步，能够帮助科技人员发现和选取新的科研课题,避免重复，因此写文献综述也是为今后科研活动打基础的过程。 (3)有利于查阅相关资料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文献产生,要全部阅读这些文献,时间和经历都是不够的,通过阅读综述,可以在较短的 时间内了解有关领域的发展情况、发展趋势,节省大量的时间。总之有利于提高你的独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 三、文献综述的一般结构 一般而言，做研究之前，肯定要进行文献综述的。许多人为了展开自己的研究，也看了很多文章，但在写文献综述时却往往不知道从何下手，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把自己看的文章整理出来。其实，论文就是八股文，是有“套路”的，按照“套路”打，文献综述的思路就很清晰了，离一篇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作品就不远了。在进行文献综述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概念的基本含义 做研究你得首先告诉读者让你寝食难安的是什么东西啊，不仅是日常生活概念，学术上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也得说清。所以综述的第一步往往是论文核心概念的阐述。比如，你的研究主要与“学习动机”相关，你就得告诉人家什么是“学习动机”。有的人去查资料，有的
选题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状况、文献综述文档 (一)选题地缘起和意义 引言 1．选题缘起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政府将大量地精力投入到如何更快地促进经济增长上，对就业难问题、收入分配不均问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和医疗等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地关注力度不够，政府职能地缺位、错位、越位现象严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地发展和完善，尤其是国有经济结构地战略性调整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地改革，政府过去传统地管制型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地现实情况，迫切需要进行全面地政府体制改革，转变 出：“. 南) 等现象严重，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实现经济高速增长造成了大规模生态环境被破坏和环境污染，社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地这些严重失衡，说到底与政府制定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同时期地方针政策，与政府地管理方式、管理手段，与政府地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公共行政管理能力，有着密切地、甚至决定性地关系④.要解决发展失衡问题，关键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地职能定位，合理界定政府管理经济地范围，切实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变到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有效地公共服务上来，建设以公平、公正、社会经济和谐发展为目标地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切实改进地方政府某些不良状态地迫切要求.由于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停留在管制型政府地官本位、权力本位地理念之下，地方政府地“单边主义”和信用缺失现象比较严重.由此导致地政府官僚主义、衙门作风使得
政府与公众之间地关系渐行渐远.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以发展经济、经营城市地名义进行圈地、兴建开发区，以公共利益地名义强行拆迁民房，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现象.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地政策缺少连续性，缺乏协调性和整体配套，让公众无所适从，“这些信号意味着在原有地制度路径下地改革所带来地额外收益地增加已接近临界值，不进行制度创新，就难以出现所谓地帕累托改进"@，就难以把中国地改革事业推向一个新地阶段，甚至政府地合法性也会遭到一定程度地挑战.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社会地全面转型，广人群众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而有保障地公共产品和有效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广人群众越来越期望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没有腐败地政府. 2．研究意义 从实践方面讲，对我国目前服务型政府建设地现状与改进进行研究，有利于贯彻落实党地十 @，1．2 (--) 1 国外( 化地 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中阐述了企业家政府理论这一新公共管理地理想实践模式，主张政府在公共服务中地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①.治理理论成为改革公共服务地～个重要理论.治理理论地创始人是詹姆士·N·罗回[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周敦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3⑧＼：一，硕士学位论文MASTER’S THESIS西瑙.他在《没有政府地治理》一书中提出全球治理地思想.奥斯特罗姆夫妇在《公共事物地治理之道》、《多中心与地方公共经济》等著作中提出多中心制度设计地理念.他们认为，高度地多中心与分化不会导致公共服务成本地提高.对此他们开 列了公共服务多种提供途径地清单：经营自己地生产单位、与私营公司签约外包、确立公共
题目：面向多领域物理系统统一模型的求解引擎研究 学号： 姓名： 专业： 指导教师： 院（系、所）： 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制
根据CAD中心目前的发展方向，以课题为驱动，结合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发展趋势，确定本人研究论文题目为“面向多领域物理系统统一模型的求解引擎研究”，具体研究面向多体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求解引擎和面向多领域物理系统统一模型的求解引擎。 下面，从计算多体动力学和多领域物理系统建模与仿真两个角度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进行总结，进一步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发展方向。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计算多体系统动力学 1.1.1 多体系统动力学数学模型 计算多体系统动力学的概念首由E.J.Haug[1]提出，是指用计算机数值手段来研究复杂机械系统的静力学分析、运动学分析、动力学分析以及控制系统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计算多体系统动力学中所研究的多体系统，根据系统中物体的力学特性可分为多刚体系统、柔性多体系统和刚柔混合多体系统[2]。多刚体系统是指可以忽略系统中物体的弹性变形而将其当作刚体来处理的系统，该类系统常处于低速运动状态；柔性多体系统是指系统在运动过程中会出现物体的大范围运动与物体的弹性变形的耦合，从而必须把物体当作柔性体处理的系统，大型、轻质而高速运动的机械系统常属此类；如果柔性多体系统中有部分物体可以当作刚体来处理，那么该系统就是刚柔混合多体系统，这是多体系统中最一般的模型。 对于多刚体系统，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航天和机械两个领域分别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数学建模方法[2][3]，分别称为拉格朗日方法和笛卡尔方法，这两种建模方法的区别在于对刚体位形描述的不同。 航天领域是以系统每个铰的一对邻接刚体为单元，以一个刚体为参考物，另一个刚体相对该刚体的位置由铰的广义坐标（又称拉格朗日坐标）来描述。这样开环系统的位置完全可由所有铰的拉格朗日坐标阵q所确定。其动力学方程的形式为拉格朗日坐标阵的二阶微分方程组，即 (1) q B t q A (t , ), q ( ), q 这种形式首先在解决拓扑为树的航天器问题时推出。其优点是方程个数最少，易转化
文献综述 近十年白居易诗歌平淡美研究综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近十年来关于白居易的研究也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趋势。主要集中在白居易的诗歌研究、散文研究、思想研究、生存哲学研究等4个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关于白居易研究的著作大致有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5年再版）、付兴竹《白居易散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维，焦淑清《白居易传》（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蹇长春《白居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4部；研究论文达4500多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余篇、博士学位论文余篇。研究领域得到很大的拓展，研究视角和方法更加多元化，研究观念也较为开放自觉。近十年来白居易研究主要的研究方向体现在白居易的诗歌研究、散文研究、思想研究、生存哲学研究等4个方面。 在白居易研究的多个方面上，成就较为突出地是关于诗歌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十年来关于白居易诗歌方面研究的著作有乔立智《白居易诗歌词汇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付兴林，倪超《<长恨歌>及李扬题材唐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张中宇《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中华文史新刊，2005年版》、胡奇光《中国古代语言艺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4部；研究论文达200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50余篇，博士学位论文达4篇。涉及的研究范围很广泛，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呈现多样性，在观念上也比先前更为开放自觉。近十年来白居易诗歌研究的主要内容多体现在诗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研究、诗歌语言词汇研究、诗歌意象研究、诗歌对外翻译研究、审美研究等5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都取得了相应的成果，50多篇硕博学位论文对白居易诗歌的相对应之处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整体上对全面了解白居易及其诗歌做出了较大贡献，对白居易集的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中英自由贸易区可行性分析 材料来源情况： 本文参考文献的来源主要来自于市场上正式出版的各种关于自由贸易区的专著以及各种关于国际贸易、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等方面的专业经济学杂志、学报、报纸报道，经及从互联网上获得相关的数据库资源。此外还参考了部分高校的硕士、博士的毕业论文；相关数据的获得主要来自市场上出版的各种年签以及商务部等国家政府网站上向社会公开公布的统计数据。 文献综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多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贸总协定（GATT）及其随后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全球范围的多边贸易体制和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并驾齐驱，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构成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二者互相促进，共存共荣，却不能相互替代。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既可能作为经济全球化必不可少的先行步骤，促进世界经济的逐步融合，又可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巨大障碍。GATT/WTO在确立自身全球贸易领导者位的同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监督和引导的重任，通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宽容与规范更好地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自身的消极影响，使之在不偏离贸易自由化的轨道上快速前行，成为对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有益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讲，GATT/WTO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关税同盟理论则奠定了现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基础，以此为蓝本先后出现了大市场理论、协议性分工理论，从定性到定量，从静态到动态，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日趋多样化。 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是指两个或两上以上的国家/地区（包括单独关税区）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国外学者对自由贸易区的研究比较多，成果也很丰富，FTA对区域内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由于区域内成员方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所产生的各成员方贸易发展的直接效果，二是缔结FTA后由于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所导致的各成员方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果；二者也分别被称为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前者以维纳（Jacok Viner）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为主，这也是现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核心；后者则相对较为复
文献综述的主要方法 文献综述抽取某一个学科领域中的现有文献，总结这个领域研究的现状，从现有文献及过去的工作中，发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角度。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课题、问题或研究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分析综合当前该课题、问题或研究专题的最新进展、学术见解和建议，从而揭示有关问题的新动态、新趋势、新水平、新原理和新技术等等，为后续研究寻找出发点、立足点和突破口。 文献综述看似简单．其实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在国外，宏观的或者是比较系统的文献综述通常都是由一个领域里的顶级“大牛”来做的。在现有研究方法的著作中，都有有关文献综述的指导，然而无论是教授文献综述课的教师还是学习该课程的学生，大多实际上没有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到了真正自己来做研究，便发现综述实在是困难。 约翰W.克雷斯威尔（John W. Creswell）曾提出过一个文献综述必须具备的因素的模型。他的这个五步文献综述法倒还真的值得学习和借鉴。 克雷斯威尔认为，文献综述应由五部分组成：即序言、主题1（关于自变量的）、主题2（关于因变量的）、主题3（关于自变量和因变量两方面阐述的研究）、总结。 1. 序言告诉读者文献综述所涉及的几个部分，这一段是关于章节构成的陈述。在我看也就相当于文献综述的总述。 2. 综述主题1提出关于“自变量或多个自变量”的学术文献。在几个自变量中，只考虑几个小部分或只关注几个重要的单一变量。记住仅论述关于自变量的文献。这种模式可以使关于自便量的文献和因变量的文献分开分别综述，读者读起来清晰分明。 3. 综述主题2融合了与“因变量或多个因变量”的学术文献，虽然有多种因变量，但是只写每一个变量的小部分或仅关注单一的、重要的因变量。 4. 综述主题3包含了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的学术文献。这是我们研究方案中最棘手的部分。这部分应该相当短小，并且包括了与计划研究的主题最为接近的研究。或许没有关于研究主题的文献，那就要尽可能找到与主题相近的部分，或者综述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提及的与主题相关的研究。 5. 在综述的最后提出一个总结，强调最重要的研究，抓住综述中重要的主题，指出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个主题做更多的研究。其实这里不仅是要对文献综述进行总结，更重要的是找到你要从事的这个研究的基石（前人的肩膀），也就是你的研究的出发点。 在我看来，约翰.W.克雷斯威尔所提的五步文献综述法，第1、2、3步其实在研究实践中都不难，因为这些主题的研究综述毕竟与你的研究的核心问题有距离。难的是第4步，主题3的综述。难在哪里呢？一是阅读量不够，找不到最相
文献综述的写法 一、什么是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是在确定了选题后，在对选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对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主要学术观点、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争论焦点、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等）、新水平、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发现、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而写成的一种不同于毕业论文的文体。它要求作者既要对所查阅资料的主要观点进行综合整理、陈述，还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进行比较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论述和相应的评价，而不仅仅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堆砌”。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别的学者已经很完美地解决了你提出的问题，那就没有重复研究的必要了。 二、撰写文献综述的好处 要求同学们学写文献综述，至少有以下好处： 1.通过搜集文献资料过程，可进一步熟悉科学文献的查找方法和资料的积累方法；在查找的过程中同时也扩大了知识面； 2.查找文献资料、写文献综述是科研选题及进行科研的第一步，因此学习文献综述的撰写也是为今后科研活动打基础的过程； 3.通过文献综述的写作，有利于提高归纳、分析、综合能力，有利于提高独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 4.毕业设计（论文）的文献综述，要结合课题的性质进行撰写。 三、文献综述的结构 文献综述要求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再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作。 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 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
撰写文献综述的技巧与方法 张丽华王娟苏源德 摘要：阐述了文献综述的目的与作用，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如何撰写好文献综述的概念、框架以及步骤，指出了写作文献综述一般常犯的错误，并推荐介绍了文献综述的四个基本步骤:概述(归类)、摘要、批判、建议。 文献综述在硕士、博士论文写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论文中的一个重要章节。文献综述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论文的成功与否。 文献综述是文献综合评述的简称，指在全面搜集、阅读大量的有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对所研究的问题(学科、专题)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问题以及新的发展趋势等进行系统、全面的叙述和评论。“综”即收集“百家”之言，综合分析整理;“述”即结合作者的观点和实践经验对文献的观点、结论进行叙述和评论。其目的并不是将可能找到的文章列出，而是要在辨别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论文来综合与评估这些资料。一个成功的文献综述，能够以其系统的分析评价和有根据的趋势预测，为新课题的确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论证。 一、文献综述的作用与目的 文献综述要针对某个研究主题，就目前学术界的成果加以探究。文献综述旨在整合此研究主题的特定领域中已经被思考过与研究过的信息，并将此议题上的权威学者所作的努力进行系统地展现、归纳和评述。在决定论文研究题目之前，通常必须关注的几个问题是:研究所属的领域或者其他领域，对这个间题已经知道多少;已完成的研究有哪些;以往的建议与对策是否成功;有没有建议新的研究方向和议题。简而言之，文献综述是一切合理研究的基础。 大多数研究生并不考虑这些问题，就直接进行文献探讨，将在短时间内找到的现有文献做简略引述或归类，也不作批判。甚至与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必要性也无关。 其实回顾的目的就是想看看什么是探索性研究，所以必须主动积极地扩大研究文献的来源。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增加研究的假设与变量，以改进研究的设计。 文献综述至少可达到的基本目的有:让读者熟悉现有研究主题领域中有关研究的进展与困境;提供后续研究者的思考:未来研究是否可以找出更有意义与更显著的结果;对各种理论的立场说明，可以提出不同的概念架构;作为新假设提出与研究理念的基础，对某现象和行为进行可能的解释;识别概念间的前提假设，理解并学习他人如何界定与衡量关键概念;改进与批判现有研究的不足，推出另类研究，发掘新的研究方法与途径，验证其他相关研究。 总之，研究文献不仅可帮助确认研究主题，也可找出对研究的问题的不同见解。发表过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就是重要的问题来源，对论文的回顾会提供宝贵的资料以及
完成课题的可行性分析 【参考文献】: 1.学校管理新视野丛书——学校文化赵中建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４年2．学校文化管理孙鹤娟教育科学出版社２004年 3.教育管理学基础吴岩清华大学出版社2０05年 4.学校文化新论俞国良湖南教育出版社１999-0６ 5.学校文化自我诊断季苹主编.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４ 6.学校文化创新，李金初主编中国教育出版社，香港九龙,２０03年7月第一版７.《现代课程论》(新版)钟启泉上海教育出版社20０3年1０月第１版 8．《教育文化学》郑金洲人民教育出版社20０0年1１月第1版 9．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学校文化苏鸿《课程·教材·教法》２003年第7期10.课程改革与学校文化重建马延伟马云鹏《教育研究》２００4年第3期 1１．重建学校文化：优质学校建构的主要任务谢翌、马云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５年第1 期． 12.价值取向:课程文化的观点丁钢《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０3年第１期 １3.课程改革与学校文化重建个案马延伟马云鹏教育研究，20０４年25 卷３期 １４．知识社会与学校文化的重塑钟启泉 15．学校文化与领导丁钢《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4期 １6.关于校园文化的思考陈奎彦《教育研究》1９92年第2期 17.学校文化建设：学校发展的精神动力课题组《教育研究》2004 年．第25 卷第12 期．页80 – 85
1８.学校精神文化建设的新视野薛晓阳《教育研究》2０03 年 .第２4 卷第3 期．页26 - 31 １９.构建具有学校文化特征的拓展型课程王志刚《上海教育科研》2003年第3期 20.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与“学校文化”的重塑钟启泉《教师博览》20０1．9 21.寻求“课程文化”的再造钟启泉《全球教育展望》200３年第8期 22．学校发展与现代学校文化建设程红兵 负责人和主要成员曾完成哪些重要研究课题；科研成果的社会评价；完成本课题的研究能力和时间保证；资料设备;科研手段。 （一)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完成的重要研究课题 ①２001年主持浙江省年度规划课题“把探究式学习纳入高中正常教育过程的实践与研究”，以撰写论文及其实验报告的形式结题（论文发表，报告获奖) ②200３年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子课题课题“信息技术下凸显学生主体的课堂教学设计”,以撰写论文及其实验报告的形式结题（论文获全国教学一等奖） ③20０4年主持浙江省规划课题“以成“人”为目标的德育管理模式的研究”，以撰写论文及其实验中期报告的形式研究进行中。 ④20０5年主持的浙江省重点课题“高中新课程下的探究式教学研究”正在研究之中。 以上研究成果均获得了不同部门的奖励,产生了较深远的社会影响。 (二）完成本课题的研究能力及资料设备保障 1、人力保障: 本课题由浙江省名师名校长培养对象、温州市名校长、温州中学校长胡海帆负责，胡校长曾负责过的两项省级规划课题研究，《把探究式学习纳入高中正常教育过程的实践与研究》、《以成“人”为目标的德育模式研究》都已经顺利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