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山漫笔
栏目主持/史学成
只是大范围、粗线条勾画，捐赠款物是否全部用在刀刃上，尚存疑问。
慈善捐赠款物是真正“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甚至成了某些人权力寻租的工具？对任何事情，有人持怀疑态度都是正常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捐赠款物监管机制粗放，对捐赠款物的来源去向、监管使用等问题尚未形成刚性约束，难以保证捐赠钱物不跑冒滴漏。我国虽然制定了《红十字会法》与《公益事业捐赠法》，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两部法律也存在一些不足。
有道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不仅汶川地震捐款使用情况应公之于众，也应把所有善款去向都交代清楚。只有向社会全面公开善款去向，发动公众与传媒参与监督，用千万双眼睛盯紧捐赠款物的来源、去向，真正实现“阳光捐赠”，才能减少公众对慈善公信的怀疑，激活社会慈善热情。
“可行”与“不可行”
金海燕/文
日前有专家呼吁：在进行重大项目决策时，应该针对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技术、经济、环境和社会等方面进行反向论证，即进行“不可行性研究”；经不起不可行性研究，立项申请就不应该通过。
当前实行的对重大项目立项上马必须进行可行性研究论证的制度，是对靠少数领导人拍脑袋作决策的传统决策方式的一种否定，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基础上的决策科学化的一大进步。进行任何重大项目的决策时，必须经过有关专家、学者的可行性研究，没有经过专家论证，没有“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可行”的结论，立项申请就无法通过。
然而现实情况并不容乐观，虽然有了这样的程序，在一些重大项目上出现决策失误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譬如曾经在各地纷纷兴起的“豪华广场热”、“开发区热”，譬如有些地方的十万亩桔林建设、百万亩滴灌工程之类“政绩工程”，在决策时都进行过“可行性”研究，都有“可行性”的调研报告出炉，但其结果却大都是劳民伤财。究其本原，这些重大决策往往都是来自少数领导的想法，而为了实现领导的想法，经办者往往会请出那些持支持态度或至少不持反对态度的专家、学者，来进行“可行性研究”，最后总是能形成“可行”的结论。
假如建立了“不可行性研究”的制度，规定对重大决策还要进行“不可行性研究”，从“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找出各种可能隐藏着的“不可行”因素，就可以避免“可行性研究”的片面性。相信当初如果不是只进行单边的“可行性研究”，而是开展双边的“可行”和“不可行”研
究，很多被事实证明是“不可行”的决策就可以及时终止，就可以避免错误决策造成的巨大损失。
有人或说：事实证明我们绝大多数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决策，对正确的决策进行“不可行研究”，岂不是既浪费了人力财力，又可能贻误了时机，影响了办事效率？其实不然。即使“可行性研究”确实“可行”，但在实施这些重大项目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种种难以预见的困难，如果只研究“可行”的有利条件，而回避了可能存在的“不可行”因素，就可能对实施重大决策造成不必要的障碍。长江三峡工程的成功实施，那些主张工程上马的专家固然功不可没，但当初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专家，他们提出了很多工程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其实对三峡工程的顺利实施，也是一种十分巨大的贡献。
在进行重大项目决策时，让“不可行性研究”与“可行性研究”一样，都成为决策过程中制度性的重要一环，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失误。建立“不可行性研究”制度，很有必要。
杀虫灯走俏的启示
徐焕斗/文
据报道，每当夜幕降临，湖南省坳回县羊古坳乡14500多亩的超级稻、富硒特优稻田间，258盏诱蛾灯熠熠发光，这是该乡为实现水稻无公害生产采用的无害化灭虫新技术。这个乡在超级稻、富硒特优稻田间推广使用“绿灯”无害化灭虫，无毒安全环保低碳省钱，实现了粮食高产农民增收目标。
无独有偶。为了减少在瓜果蔬菜上喷洒农药，确保瓜果蔬菜达到绿色无公害的要求，山西省繁峙县繁城镇菜农选用便携式充电果蔬杀虫灯。这种杀虫灯移动方便，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安放，充分利用晚8时到10时这一虫害活动高峰期有效地消灭害虫。
杀虫灯的走俏，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其一，充分说明了农民的环境意识与食品质量安全意识从根本上有了提高。他们希望改变传统的喷洒农药习惯，采用更环保、更绿色的方法防治病虫害。其二，科学研究必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科学研究应当面向生产，面向实际，面向农民。杀虫灯的问世使农药使用有了替代产品，既环保，又卫生，更安全，因此受到农民的广泛欢迎。其三，企业与农民要实现“双赢”。杀虫灯固然走俏，但农民也有新的要求：一是杀虫灯质量好，亮度柔和，利于诱杀害虫；二是要价格公道，实行三包，便于维修；三是电池耐用，重量较轻，便于携带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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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５１